加入WTO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取向

一、入世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陈文玲^[1]（2020）在《辞章：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文中研究指明新课标明确提出建构以语言、思维、审美、文化为核心的语文学科素养。文言文作为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需要实现语文课程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更需要坚定文言文课程的“文化取向”以充分实现其语言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当前文言文阅读教学普遍困守于古今字词释义、文意疏通,忽视文本辞章。为解决该问题,本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课堂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深化研究:本论文基于辞章视角探寻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并将其细化,以期为文言文阅读教学提供可供参考的策略。本论文先通过课堂观察和文献整理,全面地分析和把握当前文言文阅读教学在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建构、教学方法选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顺承而下,系统地梳理文言文辞章理论,明确其构成和价值,并指出以辞章为文言文阅读教学的路径既有利于准确把握文本要害,又有利于深入探究文本旨趣。在此基础上,基于辞章视角审视文言文阅读课程,提出文言文阅读教学需要坚定课程“文化取向”,明确以素养为本位的课程价值。再者,基于上述分析论证,探讨文言文阅读辞章鉴赏可供参考的维度,分别从“体制”、“章法”、“语言”三个方面展开:一则循“体”读文,涉及文体类别、体貌风格;二则依“章”读文,包括认题立意、取材剪裁、谋篇布局;三则缘“语”读文,即“炼字”、“炼句”。最后,由辞章走进文言文阅读教学,从“辨体性”—“晓文意”—“考章法”—“炼字句”四个环节探讨教学路径:一则明辨体性以定其风格,涉及着眼体裁特征,探知文章风格;关注作者文风,完整文章风格。二则沟通字句以晓其文意,包括适时点拨,重点突破;语境推断,整体感知。三则考究章法以析其文理,包含把握要害,破题寻理;探源明性,析“材”得理;精研布局,谋篇窥理。四则锤炼语言以品其情致,即“炼字”以鉴文;“炼句”以悟文。本论文致力于建构辞章视角下文言文阅读教学的有效路径,力图从文本阅读和教学实施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但由于笔者研究功底不够深厚、实践经验相对不足,本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本研究是笔者求学生涯的终点,也将是笔者职业生涯的起点,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笔者将以此为方向,继续研究,不断改进和完善。

蒋冬双^[2]（2018）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文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和德性互化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如何厘定?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对于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中、西方学术界思考、把握和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形成对其不同的思考方式的原因是什么?能否用知识与德性互化作为概念和范畴来梳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逻辑?这些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从知识教育与德性教育的关系以及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问题入手,对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关于知识和德性的关系问题的思考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进而确定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当代尺度。论文第一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结合西方和中国思想家关于知识、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史流变,寻找新时代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思想史的资源。通过知识、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史考察,为进一步研究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内在机理和机制提供思想史基础。论文第二部分,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问题给予理论说明,进而确定知识与德性有效融合和互动的理论支撑。具体来讲,一是对知识的指向进行说明并对知识的意义进行探寻,为德性的出场提供学术理路基础;二是通过知识意涵所指向的德性出场,分析知识教育过程中德性的迷失,并基于对德性本相的确定,梳理知识与德性的内在关联;三是立足于知识与德性关系的明晰,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原理进行概括,即知识是德性的载体:知识为德性的养成提供可能;德性是知识的灵魂:德性为知识的使用提供方向;知识与德性关系的明晰:知识与德性互化一般原理确定的原则。论文第三部分,依据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思想史考察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问题的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维度进行厘定。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梳理和归因,明确了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情境、问题表现和问题原因;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进行了反思,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的维度进行了厘定,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了语境分析、矛盾分析和向度分析。论文第四部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求解策略,并结合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基础和依据进行阐释。一是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知识教育求解策略,对从知识教育视角求解知识与德性互化提出了基本思路和问法的转换;二是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德性教育求解策略,提出基于人的整体性和生命的整全为目标的知识与德性的互动的指向;三是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基础和依据,为进一步剖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机理和机制提供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论文第五部分,基于知识与德性互化一般问题的概括和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的审视以及知识与德性互化求解策略的阐释,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机理和机制进行建构。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内在机理建构,确定了内在机理的基础和逻辑前提;第二,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原则和价值取向;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机制进行建构,指出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改善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良性互动,并对多样化价值诉求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汤浩^[3]（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认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李丹丹^[4]（2018）在《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大书,200多年,卷帙浩繁的各类研究,已经成功的推动“红学”以学科之名跻身20世纪三大显学行列。本论题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超越红学内、外部研究的新理论范式,本论题首先将《红楼梦》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性别意识、思想价值流通、交汇、融合、辩论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家族意识与虚构话语共生,父权规范与性别反抗并举,对伦理秩序的眷恋和反抗共在,儒家正统意识与异己边缘话语交错,价值认同危机与救赎意识并存,使文本呈现出各种文化结构因子与不同思想价值取向之间的交错扭结和相互牵制。概括地说,在这个文本构成的张力场中,一边是来自社会现实语境固化的规范性力量,一边是曹雪芹试图拒绝、对抗并完成救赎的本真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具体呈现为男性/女儿、现实/理想、污浊/真纯、礼/情（欲）、儒/道、虚无/存在等方面的对抗,小说一方面展开了这种反抗,但更重要的是呈现了这些力量之间的争斗、拉锯与妥协。这反映了曹雪芹在各种价值规范之间的挣扎和徘徊,而此正是其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故而,本论题选择“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一方面是纵向的贯穿,试图用“身份认同”统领上述各个话题,使之在“身份”的问题上呈现一定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追问,旨在具体考察曹雪芹如何体感上述互相矛盾的重重“意义”/“价值”?如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中确定自我的“身份”和“立场”?并继续追问为何《红楼梦》能够容纳多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又为何能同时并存于精细繁复的叙述之中?其对于繁复多样的叙事策略的调用,是否源自于他对各种身份价值选择的犹疑和徘徊?同时,小说文本显现出来的多重复调特征（包括美学与价值）是否也正来自于曹雪芹在各种身份立场之间保持的张力?本论题正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从学界关于“何为红学、红学为何”的论争和红学当前纷繁复杂的学术场域现状出发,清理不同论争话语背后的理论立场和思维模式,具体阐释“身份认同”问题如何卷入红学的语境、作者、文本与意义阐释之综合研究中,进而提出并阐释在红学中启用新方法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可行性,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进行阐释。第一章: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重点考察曹雪芹满汉的双重身份（既是贵族世家又是包衣仆人）和曹家在清代政治上的独特恩宠/失宠的兴衰经历,如何构成曹雪芹创伤心理的来源和书写的动机。另外,家族史实在文本中的进入,如何造成了《红楼梦》研究中独特的文学、历史（自传说）分殊对立的研究立场?从小说虚构理论的视角来看,自传说为何不能成立?又该如何认识《红楼梦》作为小说虚构的本质?虚构叙事的技巧是如何将具有自传性的经验转化为普遍性的经验?从自传说向自传性小说的生成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第二章:从性别身份的视角来考察曹雪芹如何调用各种性别配置和符号来安排和展示清代的性别规则。在《红楼梦》中,性别不仅仅是一种区分生物性男女的简单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符号,一种展示性别特权的方式,一种“纯洁”美学的修辞,一种对伦理秩序的颠覆力量,以及一种对明清“情欲”叙事传统的承接方式而存在。本章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具体清理《红楼梦》对性别话语以及性别认同的复杂呈现。一方面展示微妙的性别配置如何成为作者型塑小说文本结构、主题内容和情欲复杂的诸多技巧之一?另一方面也考察小说中所用的多重性别符码同伦理秩序的建构/颠覆之间有何复杂关联?第三章:从思想价值认同方面,也即是将《红楼梦》放置在清中叶儒、佛、道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一方面清理儒学发展至理学,原本具有思想活力的儒家文化如何陷入僵化的危机,曹雪芹对待儒家的矛盾态度,是否形象的反映了清初儒学内部从程朱理学开始的内在性裂变?另一方面清理儒学的制度化与皇权的高涨造成了士人怎样的心理创伤?学而优必须仕,但当入仕无途时,士人该如何选择?《红楼梦》如何反应了其在儒道佛各家思想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徘徊?隐入佛道为何不能?与此同时,回到小说文本中,具体考察“补天石被弃”的神话如何隐喻了贾宝玉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败,在抛“母”入“父”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双重背叛（一是对母性代表的混沌天然性灵的背叛,一是对父系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背叛）。进而考察因这种背叛产生的自我忏悔、矛盾、犹疑、痛苦能否与中国精神思想演变史中“士”阶层（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进行连接?而贾宝玉在文化取向上选择的女儿纯洁论或者说审美诗意,如何被文本赋予“形而上”的意味?这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思想救赎的尝试?第四章:将身份认同上升至“终极关怀”的层面,分别从叙述策略、乌托邦叙事动机几个层面,来探讨《红楼梦》对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索。一方面,借助叙事学分析小说的神话结构、谶纬模式铺叙出的“宿命论”如何与小说主体、人物角色的自主意识构成叙事张力?另一方面,通过将《红楼梦》放置在中国精神史的流变中,去考察《红楼梦》提出了怎样的终极价值认同难题,其对大观园乌托邦式的设计能否成为在价值虚无中确定价值的一种尝试?最后,借助昆德拉对小说存在意义的解读,认为《红楼梦》在终极价值认同上的贡献,即是以回忆书写本身完成对自我、读者创伤的疗治,完成对荒诞虚无的对抗,完成对诗性价值的肯定。

赵同良^[5]（2017）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力求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的结构框架是,先从基本理论开始,从整体上辨别厘清文化、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介绍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然后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归纳、总结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不同特点、内容及变化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并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几个关键因素;然后概括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整体特色和价值取向;由此进一步展开分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最后基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现状,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建设路径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束语三个部分,正文由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国内外本专业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框架、论文的研究难点重点和创新点等。第一章主要阐述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政党文化、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基于“文化研究”的方法,本文从多学科、多维度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解读。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性的整合概念,从内部看它是习得的、共识的意义符号体系,从外部识别上可以从“符号表征”、规范、价值观三个层面去分类。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从外部视角看它就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组织的“标识”、规范、价值观等,从内部视角看它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成员达成的意义共识体系。通过与党性、党风、中国共产党精神等一些相似概念的比较,更为清晰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和内容。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对其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从历时性的纵向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历史变化过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显着特征,概括每一时期的不同内容,并分析了每一历史时期“文化何以如此”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层面,考察对于形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几个关键因素,主要是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的主体性贡献、对外来文化资源的批判借鉴等。第三章在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取向进行论述。笔者从政治性、实践性、民族性、人民性、革命性等维度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个塑造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树立和弘扬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价值观体系过程中,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的。笔者从根本价值取向、基本价值取向、整体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取向、终极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概括和阐述。第四章主要在具体层面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丰富多样的,论文从三个层面分别列举了部分内容作为例证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所使用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表达的语言特色;通过一个建筑风格的举例,解释了潜藏于其中的规则和价值观。对于党内规范,论文不仅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党内规范体系,而且还对党内非正式规范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在列举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外,还分析了那些不易被发现却又发挥巨大影响的隐蔽的“深层次文化结构”。第五章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主要困境和难题,并根据当前的具体现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应对思路。笔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要继承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需要进行价值观建设,除了要弘扬与引导,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实际状况激发人们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分析阐述政党文化建设的三个重点,即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和贯彻群众路线。结束语部分,以加强政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主线,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给予进一步思考。

唐善梅^[6]（2017）在《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养成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的养成。现代文化人格这一概念的提出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鉴于中国当代国民素质的现状以及研究条件便利,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大学生。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内涵架构的立意基础是汲取中西方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养成对策虽然涵盖社会、家庭、学校等各个系统,重点研究高校的可为之处。首先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发现背后的问题本质,并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研究中列举了十种大学生群体性问题行为。透过这些群体性问题行为暴露出的国民性问题有:理性思维缺乏、公共意识淡漠、创新行为缺少、超越精神缺失、诗意情怀丧失。其次分析了造成这些国民性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因素有:尊德性尚权威的思维方式、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意识、懒于革新的守旧行为模式、积极入世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庸俗低俗粗俗的草根文化。进而通过三个角度的社会比较:东西方文明比较、不同社会形态比较、不同社会制度比较,论证了这五种传统文化因素存在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国民文化人格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造成这些群体性问题行为的背后原因就是国民文化人格中的前现代因素。并根据这个研究结论,建构了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内涵包括:理性思维、公共意识、创新行为、超越精神、诗意情怀。再次以现代文化人格作为核心概念,参照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性测量问卷对南审大学生样本进行了人格现代化水平测量,分析了 13种变量对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现代化水平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对大学生文化人格现代性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喜欢阅读人文书籍,其次重要的有:社会阅历丰富、有文艺特长、父母关系好、非独生子女、生活在南方、女性。以南京审计大学书院制文化育人为实验研究,介绍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创新方向,以书院为载体,整合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功能,养成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具体分析了学院、书院、导师、辅导员、学生自治组织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最后论述了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的养成对策。按照影响力从小到大顺序,依次包括:社会环境浸染、家庭环境熏陶、教育环境塑造、教育主体自主选择。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后面两个因素,如何围绕激发主体选择设计教育环境。

俞祖华^[7]（2014）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研究指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三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三大思潮是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三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三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三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三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指出“三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三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三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三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三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三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三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三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三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周宏^[8]（2013）在《论大学德育的文化属性 ——基于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层次视角》文中指出道德、教育和大学均与文化之间存在确实而直接的关联,那么“大学德育具有文化属性”在逻辑上无疑地是成立的。但现实情况是,在我国的德育理论和实践中,大学德育的文化属性并没有恰当地被重视和尊重,并在不够重视和片面对待的偏颇中逐渐式微。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研究回热的影响,大学德育的文化属性也只是被有限地关注和发生有限的复归。“大学德育具有文化属性”这一判断本身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可是在现实的社会运行、教育运行甚至文化运行的环境中,就往往遭遇消解。究其根本,处在困境中的,并非大学德育文化属性本身,而是大学德育属性中双方面内容的制衡关系,确切地说,是大学德育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外在的、非本质的工具性属性所遮蔽的大学德育作为“价值文化”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属性。所以,大学德育文化属性问题研究的关键并不在于对其成立与否的讨论,也不在于对其存在性的确证,而在于对大学德育文化属性存在状态的审视,对大学德育文化属性中工具性与主体价值性之间关系失衡的检讨与反思。本文对大学德育文化属性研究的重点就在于文化属性中价值性相对于工具性的失重以及其价值性的复归。在本文中,德育概念采取“守一而望多”的思路,即德育的核心或基础应该是道德教育,但不排除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排斥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的概念取文化哲学的界定思路,倾向于精神方面的内涵,指从人类历史的哲学、艺术、宗教、语言和逻辑、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教育、文化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中抽象出来的精神成分及其过程,也包括非精神成分在历史发展中的精神性和意识性过程。从文化一般中抽象出来的文化特性包括整体性、规律性和进步性、主体性和精神性,以及就文化相对形态而言的历时性文化传统中的民族性和共时性文化主题中的时代性。大学德育的文化属性指大学德育对文化的归属及其所具有的与文化一般特性相一致的特质,以及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文化主题客观体现与必要回应的性质。结合当前大学德育文化属性失重的情况,首先通过考察德育实效评价中人的主体缺位和德育逻辑起点确定中人的本质失真,找到德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人”的认识和定位的误区；然后对我国大学德育文化属性中的文化功用过度开发下的泛政治化问题所集中表征的德育文化属性中工具性对价值性的侵占和贬损进行反思,从我国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两方面寻找了德育文化属性失重的历史渊源；进而在探析文化自身的特性、文化与人的实质同一性以及从德育本体立场上阐释大学德育内在范畴的文化本性的基础上,点明大学德育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性；最后,从文化结构和文化发展的双重维度探讨我国大学德育基于文化主体性和价值性维度的必要文化回应,联系大学德育的现实意识形态引领职能,指出即便从大学德育政治社会化作用的客观要求和大学德育权威维护的主体需要考量,文化进路也是一种理性和切适的选择。依照文化属性的规约,大学德育要坚持基本的文化持守至少包括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平衡,价值整全和文化包容的统一,理性与人文的融合,大众意识与精英精神的兼具。

汪洋^[9]（2012）在《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研究 ——以云南丽江为例》文中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①文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实在、又抽象,既清晰、又模糊,既久远、又陌生,既柔软、又有力的概念。文化就是“人化”,文化是人和动物的分水岭,动物界中有了文化的动物便成为了人。人类社会的高尚与卑鄙、伟大与渺小、先进与落后靠文化鉴别。不论经济组织、社会团体,还是政党建设,短期靠强制力约束,中期靠制度维系,长期靠文化凝聚。文化分三层,人们可直接感触的言行举止等器物范畴的东西即为表层文化,如酒文化、服饰文化、语言文化；中层文化是指人们通过学习、实践、总结而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如制度文化,它源于对表层文化的积淀和反思；深层文化是文化的中枢,属于文化的核心层,较为成熟而稳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即为党员的深层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包括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质、民族语言文字、民族风俗习惯,等等。②民族文化为民族传承着共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精神遗产,在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向心力,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民族文化是我国团结和凝聚各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内核,是党执政的文化资源。近年来,丽江从实际出发,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实效。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了云南丽江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工作。2011年9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指出“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加强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研究具有紧迫而现实的意义。当前,有的地方党建工作存在文化缺失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创新机制多僵化教条,缺文化激活；二是少春风化雨多空泛说教,缺文化滋润；三是少信仰建设多形式主义,缺文化凝聚。在民族地区,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党建工作根基浅薄、形式单一、内容陈旧、载体虚无、效果不佳。丽江地处滇、川、藏大香格里拉核心区,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彩、特色各异、底蕴厚实的民族文化。丽江紧挨藏区,有11个世居民族,宗教俱全,但多年来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究其原因,就是丽江市在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工作中,用民族干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民族语言讲解党的方针政策,用民族文化诠释党的方针政策,用民族团结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用民族发展检验党的方针政策,使丽江党建工作充满活力,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彰显,党的基层组织成为更加坚实的战斗堡垒。从丽江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成功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的活力所在、是民族地区党建工作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实现了民族地区党建和文化的优化选择,增强了民族文化的政治性,确保了民族文化的先进性,体现了党建工作的群众性,浸透了党建工作的文化性,维护了民族地区的稳定性。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其实质就是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党的建设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遵循先进文化的生发规律,让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抓好党的建设的组织资源。这启示着我们,解决党建工作缺创新缺活力的问题还得靠文化。抽了文化这根筋,党建工作必然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必然缺生机活力,呈现僵化教条；必然缺乏各族群众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必然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背道而驰。实践的紧迫需要是推进理论研究的强劲动力。在民族地区开展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既要善于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看问题,更要善于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巩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看问题；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既要会抓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更要会抓反分裂反渗透的工作；既要会从思想、纪律、作风等方面抓好党的组织建设,更要会从民族宗教的深层文化结构上抓好党的信仰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民族地区不可绕开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要使民族文化与党建工作做到真正结合、有机结合,就必须破除“三论”,即：认识不到位的“怀疑论”、结合不起来的“空虚论”、落实不到位的“漂浮论”,具备四种心态,即：感恩的心态、开放的心态、和谐的心态、健康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化作用,实现以文化创新推进党建创新,以党建创新激发党建活力,以党建活力促进文化繁荣,以文化繁荣引领民族发展,以民族发展保障民族团结,以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陈奇娟^[10]（2012）在《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纵贯其一生,不论是学术思想还是社会实践,皆不出儒家“内圣外王”这一模式。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从道德观、教育观和乡村建设运动三个方面对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深入的剖析,并且挖掘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道德观是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的基础。在道德观上,梁漱溟致力于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解决现代性危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在新儒学心性论上,他主张人性本善,指出了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途径：只有生命灵通,个体才能向善；只有复兴礼乐,建设伦理本位的社会,才能使社会至善。在对道德的界定上,他突破了一般人把道德视为枯燥、拘谨、远离生活的看法,而是认为“道德是生命的和谐,是人生的艺术”；在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上,他认为道德虽无宗教之体却有宗教之用,因此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的构想。在道德层次上,他作出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划分,认为一时一地的道德是“道德之俗”,本乎内心自觉自律而行事的道德才是“道德之真”,这是道德自由的最高境界。在道德修养问题上,他认为儒家之学是修养之学,道德修养是从自然人到道德人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重视慎独、反求诸己等修养方法。梁漱溟的道德观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内圣”的一面。教育是梁漱溟从“内圣”走向“外王”的重要路径。在教育观上,梁漱溟以生命哲学为基础,认为教育之本在于启发人心向上；通过对中西教育之比较,他认为西方知识教育是用,中国情志教育是体,整全的教育应该是两者不可偏废的教育,教育“要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通过对新式教育的批评,他认为教育既要合于教育的道理,又要合于人生的道理,反对教育脱离社会、教育贵族化、教育商业化、教育制裁化等取向。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梁漱溟“内圣”走向“外王”的过程中,乡村教育起了十分重要作用。梁氏尤其重视对广大乡村居民的人生教育与道德教育,他试图以此提高广大乡村居民的道德水平,培育他们的理性精神,为乡村现代性找到价值依托,最终实现化成天下的理想。因此,乡村教育集中体现了梁漱溟“内圣”思想与“外王”实践的有机结合。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的实践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问题说到底是文化问题,文化复兴即是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质是“老根发新芽”,在他看来,这是改造中国的有效途径。在乡村建设的依据上,他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独到分析——“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乡村建设的进路上,他选择“从理性求组织”。他通过对传统“乡约”的创造性转化,建立了新的组织构造——村学乡学,作为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载体。村学乡学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既富有西方文化的团体精神,同时又容纳了中国两大长处——伦理主义和人生向上。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原则上,他设想“以礼俗代法律”,认为法律只适合于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而礼俗才是中国伦理社会的最佳选择。在乡村建设的目标设计上,他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礼俗社会。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集中体现了是他学术思想“外王”的一面。总之,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学说蕴藏着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实质。而且,梁氏的“内圣外王”之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相通之处,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德性生命、对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等皆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入世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辞章：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2）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养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8）论大学德育的文化属性 ——基于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层次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研究 ——以云南丽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入世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辞章：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D]. 陈文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2]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D]. 蒋冬双.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3]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4]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D]. 李丹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5]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D]. 赵同良. 武汉大学, 2017(06)
• [6]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养成研究[D]. 唐善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7]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8]论大学德育的文化属性 ——基于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层次视角[D]. 周宏. 云南大学, 2013(11)
• [9]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研究 ——以云南丽江为例[D]. 汪洋. 云南大学, 2012(10)
• [10]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研究[D]. 陈奇娟. 南京理工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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