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近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姜迪[1]（2021）在《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根植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历史时期,调解一直是官方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甚至被置于高于正式司法审判的地位。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正是生发于这种法制传统根脉的一片崭新枝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对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及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和现实两种因素的所用: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自治模式、民间千百年来的“无讼”和“惧讼”观念以及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均对仍处于乡土社会中的陕甘宁边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其在纠纷解决模式的设计和选择中不得不予以考虑;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造过程中,导致纠纷大量增加,这与边区本就孱弱的司法供给能力产生了极强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资源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注定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急于探求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缓解社会治理压力。所以,在充分吸收借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盘活根据地现有社会治理资源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是采取社会团体、司法机关、政府、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引导人民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边区政府将边区人民组织起来,激发了人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避免了国民党政府权力下沉中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在这一对边区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精英,培育了众多的新式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新式精英取代了旧式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榜样的力量,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新式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削弱了宗族组织和家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完成了边区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新式精英与新式基层组织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推动新式基层组织与新式乡村精英积极参与纠纷调解,极大地拓展了共产党在边区社会的治理空间,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最广泛覆盖,使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中最受众多学者关注的就是人民司法的象征—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调解中,马锡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缓解了法律理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客观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蕴含多重治理技术,拓展了司法的功能,它打破了司法审判的固有模式,其所表征的“身体在场”、“司法广场式”司法治理策略和理念,被作为典型树立起来。模范的塑造和符号资源的生产进一步塑造、凝结了司法认同,构筑了政治合法性。正式借由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推广,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悄悄发起了一场心灵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立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司法模式的诞生。调解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是弥补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纠纷冲突的有效手段,更成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改造边区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武器,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意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时代,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影响力仍在,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浙江永康的“龙山经验”,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大调解”,在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纠纷解决模式中仍然能够看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潜在影响。我们应充分挖掘其社会治理的精髓,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原则。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
黄佳[2]（2020）在《乡村治理中组织化新乡贤参与研究 ——以浙江省X村乡贤参事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举国之力进行工业化建设,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跻身工业化强国之列,城镇化率在2019年突破60%。与工业化取得的瞩目成就相比,作为“曾经被发展牺牲掉”的农业农村,已然滞留在了社会发展的末梢,经常与衰败落后、封建愚昧联系在一起,至今“农民”的说法还带有歧视意味。可是,作为国家发展的大后方,只有农村稳,才会天下安,只有把中国粮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才会有国家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21世纪以来,为进行强农惠农富农建设,国家先后采取了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三保”、土地“三权分置”等一系列措施。尤其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的2018年和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以乡村振兴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当年的政策核心。足以可见,新时代下乡村发展已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农村千差万别,仅靠国家一方支持,显然不足于应对各式各样的乡村建设,而作为站在历史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交汇点的乡贤,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非常熟悉且又经历过现代社会的洗礼,因此,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应该看到,如今的乡村发展是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如果只依靠单一职业背景的乡贤,无法应对基层社会的复杂情况,于是纵观各地的新乡贤建设实践,常以乡贤参事会的形式展开。研究立足于乡村治理,以乡村治理中的“乡贤参事会”为着眼点,探讨了组织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性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地区获得极大发展,但受城乡二元经济和税费改革的影响,现代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农民物质文化需求难以满足、基层政权难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内生基础式微引发乡村共同体日趋消散等困境,在现实因素的强烈驱动下,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可能。与传统的“乡绅之治”不同,现代乡贤参事会以“乡村发展”的视角参与了乡村治理的多个领域,扮演了资源引流、文化赋能、纠纷调解、沟通协调多种角色。乡贤参事会通过在乡村治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发力,助力了乡村振兴,实现了乡村的跨步发展。但任何治理方式都存在局限,因此在发挥参事会正效应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新乡贤异化、基层治理对其过度依赖、新乡贤短暂参与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弊端影响。对乡贤参事会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分析以及效应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得出三点结论:乡贤参事会的引入使得乡村治理结构由“二元”走向“多元”;乡贤参事会能够将原子化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乡贤参事会建设的可复制性有待考量。
孟健辉[3]（2020）在《混混介入下的乡村秩序探究 ——基于河北省F乡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学术界针对乡村社会中的混混群体开展了相关研究。在乡村社会经历变迁过程之中,混混作为乡村中的特殊群体,成为理解乡村秩序的一个抓手。作为一种介于正常社会组织与黑社会组织之间的社会力量,村落中的混混群体已经对当前的乡村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河北省F乡的个案调查,考察了混混群体介入下的乡村秩序。本文主要考察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和嵌入秩序,即人际关系秩序和基层治理秩序。研究发现混混群体的介入改变了原有乡村秩序,一方面改变了乡村人际关系秩序,另一方面改变了乡村的基层治理秩序。混混群体的介入改变了乡村原有以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秩序,导致传统熟人社会发生改变,农村社会差序格局呈现理性化态势。混混群体的介入改变了乡村原有的正式基层治理秩序,导致了基层治理灰色化现象,进而造成了村民对基层政府的认同感衰减。从乡村人际关系秩序角度来看,乡村混混以“不讲人情讲暴力”和“暴力胁迫得面子”的方式介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直接冲击了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交往逻辑,造成了人情秩序的断裂和面子功能的弱化。乡村混混的介入不仅造成了熟人社会交往逻辑的改变,更导致了村庄道德的改变。混混们暴力行事的作风扰乱了村庄舆论的生产秩序,使得村庄舆论功能进一步弱化;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冲击了乡村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对“礼”的价值追求,受混混影响的村民们日益重视讲究实际利益,差序格局日益呈现理性化趋势。从乡村基层治理秩序角度来看,乡村混混以“俘获正式权力”和“截流项目资源”的方式介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扰乱了基层治理原本的正式秩序。乡村混混通过“干扰选举”、“经济贿赂”手段俘获正式权力,在“项目争取”、“项目推进”中实现对项目资源的截流,介入基层治理,扰乱正式的治理秩序,攫取灰色利益。另外由于乡村混混本身具备的暴力特征,他们也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手段被纳入治理过程之中,以灰色治理的方式介入乡村的基层治理。混混对基层治理秩序的介入,导致了基层治理出现灰色化现象,损害了基层政府的实际治理效果,进而导致了村民对基层政权的认同感衰减。
石伟伟[4]（2020）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困境和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命题被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被赋予新的战略要求。乡村社会不断呈现新活力的同时,也在面临新的挑战。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末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性在决定乡村场域“五位一体”发展水平的同时,展示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延伸性。乡村治理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推动其现代化、科学化一直以来被党视为“三农”工作的重心和抓手。乡村治理的难点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道德文化约束力弱化等方面;重点在于思考振兴乡村经济的“法子”,在于探索建设可靠乡贤队伍的“路子”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呈现治理主体由“多元混治”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变、治理目标由管制向实现高质量供给转变、治理过程由权威服从向民主协商转变等特点;面临村庄集体行为动力缺失、主体责任边界模糊、治理体制与村规民约相冲突、乡贤作用发挥无力等困境。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强化以农民利益保障为中心,强调主体自治权利与高质量的供给服务,引导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监督。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构建新型利益共同体等途径提升村民集体行为能力;通过重新界定合适治理单元,为乡贤治村清除空间障碍。结合村庄实际,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推进乡村治理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宜化。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相互关联,通过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县域向善治理,推动新时期城乡中国的建设。应着重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现实环境,结合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整合研究与分类指导并重,梳理新形势下推动我国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思路与路径措施,乘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之势,决胜乡村社会全面建成小康,为国家治理研究领域贡献乡村建设方案,为社会治理研究领域贡献中国方案,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何阳[5]（2019）在《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以河南周山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一种极富价值的探索,这种探索既为广大留守村民提供了切合需求的服务、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与平台,又帮助政府节省了动员村民参与以及村庄维稳工作的大量成本,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崭新的思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主要立足于解决“乡政村治”结构中存在的理论悖论与实践困境,集中体现在基层政府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等。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则关注较少,文献相对零散,且大多研究囿于乡村社会精英视角并呈现单一问题的分析,如分析乡贤理事会、老年协会与政府合作的运行模式等等。在其参与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方面,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农村社会组织提供乡村公共服务、维护村庄秩序以及发展乡村公共精神的作用,而对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所引起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治理方式、治理内容的变化研究甚少。本研究基于河南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试图展示农村社会组织推动村庄实现自治的图景。因此,本研究以周山村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分析,具体阐述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周山村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二是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领域与方式;三是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有益经验。周山村社会组织是由村民自愿成立,兼具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社会组织,呈现出组织成员主体意识强、公益性与互助性凸显、村民参与程度高、注重性别平等的特点,在农村社会组织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自我管理与运行过程中,周山村社会组织采取“同心圆”式的组织结构实施管理,并以宣传、激励、说服和服务等动员方法动员村民参与,同时采用不同互动形式与社会多元主体进行互动,构建起政府、村两委、媒体、专家团队、其它组织等在内的社会支持网络,形成了较为完整且高效的内在运行机制。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周山村社会组织积极变革文化风俗,推进乡村性别平等,促进乡村德治;培育乡村行为规则,依法修订村规民约,促进乡村法治;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探索社会经济,促进乡村自治。实证分析其产生的影响发现,在治理主体结构方面,周山村治理主体的结构已由乡镇政府村两委村民,逐渐向乡镇政府村两委、农村社会组织村民转变;分配规则方面,集体资源分配制度与规则注重性别公正,已落实出嫁女群体的合法土地权益;治理方式方面,治理主体间更加强调民主协商、互助合作、共同参与。故此,基于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本研究归纳出三条有益经验,一是性别平等视角应当纳入到乡村治理进程,二是采取民主协商促进民主与法治相统一,三是正视与发挥老人与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向鑫[6]（2019）在《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利益协调作为现代政党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能,既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也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利益矛盾和社会风险加剧,如何正确处理好不同阶层成员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都有满意的获得感,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党遇到的现实挑战。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从深层次分析来看,可理解为利益问题。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促进利益共享和利益均衡,促使2020年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民心基础和执政道义。利益协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中心”、利益共享和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把握主体要素（谁来协调）、客体要素（协调谁）、价值要素（为何协调）、环境要素（在哪协调）和过程要素（如何协调）之间的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利益协调内在的对立统一性,从分析、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利益协调观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协调观中为新时代的利益协调提供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是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扶危济困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以及积极吸收、辩证借鉴国际减贫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时代实践。以利益协调为切入点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战略,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要求,也是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利益协调先后经历了（1978年——1985年）以体制改革推动的大规模扶贫救济阶段、（1986年——1993年）以区域瞄准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年——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专项推进的扶贫攻坚阶段、（2000年——2011年）以整村推进为主的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2012年——2020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阶段,取得了世界性成就,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脱贫攻坚与利益协调的全球贫困治理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了多种协调手段,正确处理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种利益关系,积累了利益协调相关经验。当前,我们还面临主体因素（党作为利益协调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足、多元利益协调主体融合难、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客体因素（贫困群体制衡主义、贫困户对扶贫的心理依赖）、价值因素（“零和博弈”思维、权益共谋心理、利益扩张心理、传统私德观、乡村公共精神削弱）、环境因素（利益协调与农村社会、政治格局融合难）、过程因素（贫困群体利益诉求表达低效、党员干部利益协调方式不当、利益协调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利益保障机制较滞后）等现实挑战,制约着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有序推进。如何改进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成为新时代我们党必须面临和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我们必须坚持党对扶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实现利益协调的全面领导,着力形成“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的合力效应;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问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监督机制,促进利益协调方式的科学化、规范化;加强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促进党的利益协调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增强利益协调的实效性;竭力构建“表达—分配—评估—保障”的系统化运行机制,促进利益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刘颖[7]（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张良[8]（2017）在《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16年作为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改革任重而道远。农村新型社区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优化农村新型社区的协调运行与良性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村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有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灵魂要求的核心要旨。税费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境下,农村社区的治理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逡巡不前,经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桎梏。“处低谷而力争,迎高潮而快进”,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匮乏之际,迎来新型城镇化实质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与“善”治,成为挣脱桎梏牢笼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涵括六个板块的内容。绪论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简要阐发了研究的背景,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的困境,恰巧引来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问题,并界定了经济资源、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概念。笔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资源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着力点、研究方法、选址依据、研究意义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乡镇基层政府发挥整合功能,整合财政资金、项目、土地、企业等经济资源输入社区,给社区治理提升增量资源。社区基层组织发挥维持功能,支配和控制社区的经济资源,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改善办公设施,包括物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维持社区的治理正常运转。社区村民具有目标获取功能,既有基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理性选择”,也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复杂目标取向的参与,甚至有基于趣缘的各类自组织协会、志愿者参与,归根结蒂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经济资源嵌入下的可交换资源导向。而企业、个体经营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则具有适应功能,创造出的经济资源规模、效益、速度适应社区治理的运行幅度和频度。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自身系统整合程度低,以上各治理主体的功能效用缺乏经济力的支撑无法彰显,各治理主体出现角色紧张、行为偏差,无法在社区内凝聚,走向离散。第三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一方面,“风险”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蕴育着社区治理机制运行当中的风险。风险一,经济资源嵌入下带来的乡政村治运行机制风险。经济富庶的农村社区所在的基层政权职能由“服务”转向“汲取”,存在亲手断送繁荣的风险。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所在乡镇政权“悬浮”于农村社区,受经济资源束缚带来保姆型政权的风险。风险二,货币快速升值经济理念主导下的小农盲目投机行为蕴育潜在风险,市场机制嵌入下政府、社会反向保护机制缺失促使潜在风险转向显在风险,二者于农村社区场域渗透、交叠、撞击带来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机遇”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创造了社区治理机制运行优化的机遇。机遇一,经济资源嵌入提升了社区选举机制的稳定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选举机制可以平稳运行。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容易引发选举秩序震荡。机遇二,经济资源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提供了降低社区纠纷调解过程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家族结构与正式结构复合程度高。机遇三,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社会关联度高,群体内聚力强,进而经济资源扩大了社区权力资本纵向运行半径。横向非体制精英“高大威猛”并与社区体制精英合作共治,经济资源促进了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的生成。而经济资源匮乏社区纵向权力资本运行半径小,一旦超越社区边界,其边际效应无限趋向于零,权力资本被禁锢、封冻在刚性科层制下的社区层级,没有与上级进行讨价还价、折冲樽俎以及相互调适的余地。非体制精英“细小琐碎”与体制精英有走向对立、离散趋势,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遭损噬。机遇四,经济资源嵌入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活力。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合作网络强劲有力。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信任缺失,互惠规范破坏以及合作化网络难以建构。机遇五,经济资源嵌入与社区文化资本构成了“培育”与“反哺”的利益关联链条。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支撑下“培育”文化资本,如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社区的知名度。而培育出的大学生村官、志愿者下乡支助,服务农村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政府整合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嵌入社区。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培育文化资本的支撑力量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反哺”功能更是无从谈起。第四部分是经济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笔者通过效率、公平性、回应性三个维度对经济资源差分的两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作出评估,直观地展现出了经济资源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显着影响,经济资源充沛足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从效率维度来看,社区经济资源充沛,则可以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治理效率始终在低水平线徘徊。从公平性维度,笔者设计三个指标来检测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再分配标准以及帕累托标准分析,社区治理均符合评估标准,经济资源充沛,社区治理公平性充分。但是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则受经济资源总量约束、分配暗箱化、差序化、碎片化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到以上三个评估标准,公平性表征不充分。从回应性维度分析,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从年度目标制定到层级沟通再到述职评议这一闭路循环的过程彰显了治理的回应性。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根本不具备形成这一闭路循环的充分条件,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差,社区治理的弹性不足。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进行因应政策探讨。结论:第一,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第二,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第三,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为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笔者针对性的进行了政策探讨:第一,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渠道;第二,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第三,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第五,经济资源嵌入增强社区居民对正式机构的认同,进而促进双重法律制度整合化解纠纷调解机制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的复合难题。
马兰[9]（2017）在《治理语境中的村霸治村现象研究 ——基于宁西北、鄂东南两村的驻村调查》文中提出村庄的和谐发展离不开村民对自主权利的充分掌握。然而,从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来看,少数村庄存在村霸势力控制村庄权力话语的情形,他们横行一方,成为村庄无人敢管的狠角色。一方面,村霸以其暴力与财力,干扰村庄选举得到了乡村治理权力;另一方面,村霸所赢得的乡村治理权力又加深了他们的暴力与财力,使其成为村庄中的“土皇帝”。村霸掌权使乡村治理出现了“以毒攻毒”的恶性循环、基层民主衰退、村庄价值观偏离、村规民约失序等负面影响。村霸治村现象不仅与我国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目标相背离,使村庄的民主法治进程遭到阻碍,而且使村民对政府的信任感逐步降低,国家稳定发展的根基受到严重侵蚀,因此,终结村霸治村现象势在必行。本文是基于“礼治、理治、力治”的农村治理形式为理论背景的思考和研究。“礼治”即以家族为共同体的礼俗之治,“理治”则是依托于社会理想,并以论证社会理想是否合理所进行的乡村治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礼治”资源减少,“理治”的理想社会也被质疑,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力治”的农村治理形式得到了发展,其具体表现为权力、能力、暴力。本文以文献研究方法、质性访谈法、参与观察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选取宁西北X村与鄂东南Y村为研究对象,收集大量的一手资料,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核心概念与样本、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村霸治村的现状描述。就宁西北X村与鄂东南Y村村霸的成长历程、以及其掌握治理村庄的公共权力后的权力运行两个维度对村霸治村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并指出村霸治村现象导致“以毒攻毒”的恶性循环,破坏基层民主、误导村民价值观、打破村规民约的负面影响。第三部分为村霸治村的原因探究。随着村庄的“礼治”资源的减少,“理治”传统的消退,村庄走向“力治”的治理形式。“力治”治理形式所表现出的权力、能力、暴力成为村霸治村现象的孵化器。第四部分为终结村霸治村现象的路径构建。由“力治”治理形式走向“法治”治理形式是终结村霸治村的根本之道,其实现路径有治理主体依法办事、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构建村庄良风美俗、培育公民四个方面。首先,本文以公共管理学学科角度出发对村霸治村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实现了选题的创新。其次,本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深入到宁西北与鄂东南两村收集一手资料,更加真实的反映出了村霸治村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最后,本文运用徐勇教授提出的农村治理形式,从理论视角对村霸治村现象予以细致与全面的分析,使理论与现实相融合,实现了理论工具的创新。
万志昂[10]（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当下回应社会正义的民生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话语体系体现了鲜明的以人为本的德性向度和人文关怀。文章以农民在党的政治斗争、国家建设和发展战略中的历史功能定位为经,以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民生改善的基本思想和实践模式为纬,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政治实践的历史坐标中,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改善农民民生不仅是社会发展之必需,也是中国共产党文明执政、科学执政和人文执政的重要体现。因此,集中研究党的农民民生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破除“三农”危机、构建农民政治认同、解决农民民生短板和维系社会公正都离不开其理论指导。所以,党的农民民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将对工农联盟的民生关怀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从而把民生问题定位于与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的土地革命,并把民生改善和革命力量的组织动员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农民阶级最大程度的、有效的政治动员,改善农民民生发挥着服务于革命的工具性价值。党的农民民生思想总体上表现为“农民民生为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成为重要的政治主题,农村民生建设总体上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尽管此阶段农村民生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误,但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民生思想在曲折中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农民民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基于对中国农村过度贫穷的深刻反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民生思想,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线、以解决人民温饱为基本导向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运动,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最大规模的民生改造。此时的农民民生,是决定党的“三步走”战略中第一步能否实现的关键。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才是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改善和发展农民民生的根本途径就是改革,“改革农村求温饱”成为这一阶段最典型的农民民生思想。20世纪末21世纪初,改善农民民生成为实现“总体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随着改革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危机逐渐升温,民生改善成为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江泽民将民生关注的重点聚焦在农村,尤其以调整农村经营结构、治理“三乱”以减轻农民负担、打响“扶贫攻坚战”为代表。“治理农村保小康”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典型的农民民生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两极分化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负担聚焦着社会不公。在此背景下,胡锦涛站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指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缓解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相继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并集中力量启动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关乎农民民生的里程碑式的改革。“多予、少取、放活”成为此时最重要的农民民生思想。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四个全面”成为新时期的重大战略布局。民生越来越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农村的滞后更是制约社会公正的短板。所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三农”新战略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以及“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战略主题,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篇章。其“三农”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主动适应新常态,以一系列新的战略安排和政策部署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着力改善农民民生。在实践层面就是要按“五位一体”的要求,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积极探寻农业转型的新途径,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强化创新驱动、精准扶贫脱贫和农村生态治理等新的方面。在理论创新上就是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等“四化”同步,实现“绿色”民生。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是在总结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大创新,标志着党的农民民生思想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发展农村实现现代化”。
二、走近农村税费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近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沿革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 二、抗日战争时期 |
| 三、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
| 一、边区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 |
| 二、边区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
| 三、抗战前边区落后的社会文化 |
| 四、边区政府对边区社会文化的改造 |
| 五、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对纠纷解决的影响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传统中国社会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萌芽 |
| 三、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形成 |
| 四、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类型 |
| 一、民间社会调解 |
| 二、群众团体调解 |
| 三、边区政府调解 |
| 四、司法机关调解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一、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二、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原则 |
| 一、尊重双方意愿 |
| 二、非诉讼前置程序 |
| 三、遵守政府法令、兼顾善良习惯 |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历史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 |
| 一、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模式的影响 |
| 二、传统“无讼”和“惧讼”观念的影响 |
| 三、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一、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增加 |
| 二、土地政策调整导致纠纷大量增加 |
| 三、婚姻制度变革导致社会失序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形式化不足 |
| 一、边区司法干部长期短缺 |
| 二、边区司法干部专业能力欠缺 |
| 三、诉讼程序不能满足边区民众的需要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大力推广 |
| 一、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的推广 |
| 二、边区领导人的推动 |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组织网络与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国民党基层社会的整合困境 |
|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的确立 |
| 二、国民党权力下沉及其内卷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治动员的探索与新式调解权威 |
| 一、推进民主选举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
| 二、吸纳农民先进分子参与政权管理 |
| 三、开展社会教育植入新的政治理念 |
| 四、“内生型”精英与新式乡村调解人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
| 一、边区民众团体的政治基础 |
| 二、边区民众团体的规范发展 |
| 三、边区民众团体与社会组织化 |
| 第四节 调解组织网络的形成与治理功能 |
| 一、新式乡村精英、民众团体与调解的组织化 |
| 二、调解组织网络的治理功能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治理策略与权力技术 |
| 第一节 革命、婚姻与法律——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困局 |
| 一、陕甘宁边区建立前的封建婚姻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表达 |
| 三、陕甘宁边区婚姻治理的积极影响 |
| 四、婚姻治理中的革命理想与实践困局 |
| 第二节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婚姻治理中的司法调解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法环境 |
|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三、封捧儿婚姻案——婚姻治理实践的个案解析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与个别化的权力技术 |
| 一、塑造典型与符号资源的再生产 |
| 二、“身体”在场的司法治理 |
| 三、“司法广场”中的革命教化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一、国民党司法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困境 |
| 二、司法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司法新传统的形成 |
| 第六章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精神血脉 |
| 第一节 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必然性 |
| 二、坚持司法为民的核心理念 |
| 三、通过司法实践推进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培育新式乡村精英实现多元治理 |
| 一、“悬浮”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
| 二、新乡贤的理性塑造 |
| 三、纠纷解决中的新乡贤 |
| 第三节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
| 一、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纠纷治理 |
| 二、建立社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多元化调解组织网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乡村治理中组织化新乡贤参与研究 ——以浙江省X村乡贤参事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拟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一、乡村治理 |
| 二、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
| 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及适用性 |
| 一、多中心治理 |
| 二、精英理论 |
| 第五节 概念界定 |
| 一、新乡贤 |
| 二、新乡贤“新”在何处? |
| 三、乡村治理 |
| 第二章 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背景 |
| 第一节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难题 |
| 一、农村税费改革前“集体供给”模式 |
|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乡村”供给模式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共同体日益消解 |
| 一、现代工业化消解了乡村共同体的存在基础 |
| 二、公共文化原子化弱化了乡村共同体的精神寄托 |
| 三、矛盾纠纷多元化陌生了乡村共同体的社会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贤治理回归:立足于X村案例的分析 |
| 第一节 X村乡贤参事会的基本情况 |
| 一、作为个案的X村概况 |
| 二、X村乡贤参事会之成立源起 |
| 三、乡贤参事会之统计分析 |
| 四、乡贤参事会之运作机制 |
| 第二节 乡贤参事会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
| 一、资源引流:参与到村庄发展建设 |
| 二、纠纷调解:参与到村庄秩序治理 |
| 三、文化赋能: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
| 四、沟通协调:参与到“村两委”与“村民”之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效应检视 |
| 第一节 助力乡村振兴:乡贤参事会的成效 |
| 一、政治方面:促进“三治”融合 |
| 二、经济方面:夯实发展基础 |
| 三、文化方面:培育文明乡风 |
| 四、社会方面:辅助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异化及困境:乡贤参事会的限度 |
| 一、权威异化:道德属性消失 |
| 二、过度依赖:基层治理乏力 |
| 三、短暂参与:乡贤参事会的激励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乡贤参事会参与下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由“二元”走向“多元” |
| 二、乡贤参事会能够将原子化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
| 三、乡贤参事会建设的可复制性有待考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混混介入下的乡村秩序探究 ——基于河北省F乡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2 研究设计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乡村秩序 |
| 2.1.2 乡村混混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理性选择理论 |
| 2.2.2 结构化理论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资料收集 |
| 2.3.2 资料分析 |
| 2.4 创新之处 |
| 3 田野概况 |
| 3.1 河北省F乡区域概况 |
| 3.2 河北省F乡乡村混混概况 |
| 3.3 河北省F乡乡村混混介入下的乡村秩序 |
| 4 混混介入下的乡村人际关系秩序 |
| 4.1 熟人社会之变 |
| 4.1.1 人情秩序的断裂 |
| 4.1.2 “面子”功能的弱化 |
| 4.2 村庄道德之变 |
| 4.2.1 村庄舆论的弱化 |
| 4.2.2 差序格局理性化 |
| 5 混混介入下的乡村基层治理秩序 |
| 5.1 基层治理灰色化 |
| 5.1.1 混混共谋与权力俘获 |
| 5.1.2 项目资源截流与利益分摊 |
| 5.2 基层政权认同感衰减 |
| 6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访谈人员信息表 |
| 致谢 |
（4）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困境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治理 |
| 二、乡村治理 |
| 三、现代化进程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治理理论 |
| 三、国外研究者的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
| 一、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 |
| 二、1949-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 |
| 第二节 1958-1984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一、政社合一时期 |
| 二、政社分开时期 |
| 第三节 1978-2004年改革开放时期 |
| 一、农村基层实践探索:村民自治 |
| 二、中国特色农村治理格局:乡政村治 |
| 第四节 2005-2013年新农村建设时期 |
| 一、农业税费改革 |
| 二、乡村治理结构巨变 |
| 三、后农业税时期,国家与社会共治 |
| 第五节 2014 年至今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时期 |
| 一、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
| 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三、克服乡村衰退局面 |
| 第四章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的必要性 |
| 一、优化治理格局、重塑乡土秩序的现实要求 |
| 二、把握历史方位、融合治理振兴的战略定位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相关的主要治理难题 |
| 一、长期累积的乡村贫困状况 |
| 二、市场化冲击,乡村分化日益严重 |
| 三、资本流动,村民利益行为意识增强 |
| 第三节 组织发展相关的主要治理难题 |
| 一、乡土文化对集体行为价值取向的引导力弱化 |
| 二、人口流动中的治理主体缺位 |
| 三、乡村管理体制与理念过时 |
| 第四节 生态发展相关的主要治理难题 |
| 一、生态保护意识欠缺 |
| 二、生态治理主体缺位 |
| 三、相关设施与法治体系欠缺 |
| 第五章 推动我国乡村治理有效运行的现实规划 |
| 第一节 贯彻顶层设计政策脉络 |
| 一、新时期中国城乡的进一步融合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全面治理振兴 |
| 三、决胜中国特色精准扶贫开发战略 |
| 四、完善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 |
| 第二节 立足量化选择与现实路径 |
| 一、发展适宜产业,避免产业空洞 |
| 二、培育多元组织,强化自治功能 |
| 三、发掘文化底蕴,提升集体行动力 |
| 四、构建新型共同体,重塑治理单元 |
| 五、支持规模经营,推动人口转移 |
| 六、突出主体地位,优化人地关系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致谢 |
（5）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以河南周山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 |
| (二)社会组织与农村社会组织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关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二)国外关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四、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互动理论 |
| (二)社会性别理论 |
| (三)人的主体性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情境 |
| 第一节 当前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与特征 |
| 一、当前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
| 二、当前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 |
| 一、乡村社会发展呈现新特征 |
| 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制度与行动支持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 |
| 一、运行低效:村民参与程度低 |
| 二、依附性强:依赖政府与村庄能人 |
| 三、意识淡薄:性别平等意识相对缺失 |
| 四、定位模糊:公益性与互助性不明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山村社会组织概况及特点 |
| 第一节 周山村及其社会组织概况 |
| 一、周山村的基本情况 |
| 二、周山村社会组织概况 |
| 第二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的特点 |
| 一、组织成员主体意识强 |
| 二、公益性与互助性凸显 |
| 三、村民参与程度高 |
| 四、性别平等观念注入 |
| 第三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生长的动力 |
| 一、周山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 |
| 二、周山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推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周山村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 |
| 一、有机性组织结构的内涵 |
| 二、“同心圆”式组织结构 |
| 三、“同心圆”式组织结构的特征 |
| 第二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 |
| 一、周山村社会组织骨干:社会动员的主导力量 |
| 二、周山村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策略 |
| 三、周山村妇女:社会动员不可或缺的群体 |
| 第三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的社会互动 |
| 一、周山村社会组织与社会互动 |
| 二、周山村社会组织与内外主体的互动 |
| 三、周山村妇女的发展与社会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领域 |
| 第一节 推进性别平等 |
| 一、性别平等的风俗变革 |
| 二、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 |
| 第二节 修订村规民约 |
| 一、参与修订村规民约的过程及方式 |
| 二、促进村规民约的深化与完善 |
| 三、推动村规民约的全面落实 |
| 第三节 探索社会经济 |
| 一、社会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
| 二、周山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理念 |
| 三、周山村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影响 |
| 一、拓宽民主政治的参与途径 |
| 二、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
| 三、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 |
| 第二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影响 |
| 一、丰富乡村经济的发展理念 |
| 二、促进乡村集体资源公正分配 |
| 第三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文化影响 |
| 一、推进乡村性别文化的重构 |
| 二、培育乡村集体意识与公共精神 |
| 第四节 周山村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社会影响 |
| 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
| 二、丰富乡村社会公共服务 |
| 小结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结论 |
| (一)农村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 |
| (二)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并完善着乡村治理主体的格局 |
| 二、本研究的启示 |
| (一)正视老人、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
| (二)性别平等视角应当纳入乡村治理进程 |
| (三)民主协商促进民主与法治相统一 |
| 三、可能的拓展研究 |
| (一)对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研究 |
| (二)对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规范性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周山村社会组织成员及部分村民调查问卷 |
| 附录2:周山村社会组织部分采访提纲 |
| 致谢 |
（6）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分析及必要性 |
| 第一节 利益协调理论分析 |
| 一、利益协调的概念 |
| 二、利益协调的原理 |
| 三、利益协调:政党的内在职能 |
| 四、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协调理论 |
| 第二节 脱贫攻坚理论分析 |
| 一、贫困理论 |
| 二、传统扶危济困文化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 |
| 第三节 脱贫攻坚视阈下党利益协调的必要性 |
| 一、全球贫困治理的时代趋势 |
|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 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在要求 |
| 四、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 |
| 第二章 利益协调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扶贫救济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78 年——1985 年) |
| 一、以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 |
| 二、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
| 三、以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 四、以工代赈扶贫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
| 第二节 扶贫开发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86 年——1993 年) |
| 一、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 |
| 二、建立专项区域帮扶计划 |
| 三、确立贫困县为扶贫瞄准单位 |
| 第三节 扶贫攻坚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94 年——2000 年) |
| 一、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综合扶贫攻坚 |
| 二、以多元互促模式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
| 三、重新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
| 第四节 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党的利益协调(2001 年——2010 年) |
| 一、在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中形成大扶贫格局 |
| 二、在“一体两翼”战略中建立农户参与式扶贫 |
| 三、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四、在“两轮驱动”中提高贫困人口生活保障 |
| 第五节 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党的利益协调(2011 年——2020 年) |
| 一、主要措施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主要成绩 |
| 四、主要经验 |
| 第三章 利益协调的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主体因素:利益协调主体单一化 |
| 一、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足 |
| 二、多元利益协调主体融合难 |
| 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 |
| 第二节 价值因素:共享式利益协调难度增大 |
| 一、“工具理性”思维 |
| 二、传统私德观 |
| 第三节 客体因素:贫困群体对利益的争夺 |
| 一、贫困群体制衡主义 |
| 二、贫困户虚荣心理 |
| 第四节 环境因素:与农村格局的融合较难 |
| 一、与农村社会格局的结合较难 |
| 二、与农村政治格局的融合较难 |
| 第五节 过程因素:利益协调过程运转不畅 |
| 一、利益表达低效 |
| 三、利益协调方式不当 |
| 四、利益评估机制不健全 |
| 五、利益保障机制较滞后 |
| 第四章 利益协调的路径指向 |
| 第一节 着力形成“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利益协调合力 |
| 一、充分加强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
| 二、强化政府责任,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 |
| 第二节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
| 一、形塑党员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 |
| 二、增强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 |
| 三、树立贫困群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公德观 |
| 第三节 加强利益协调制度建设 |
| 一、问责机制 |
| 二、容错纠错机制 |
| 三、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利益协调与农村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 |
| 一、加强党组织对新乡贤的领导 |
| 二、增强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 |
| 三、切实践行群众路线 |
| 第五节 竭力构建“表达—分配—评估—保障”的系统运行机制 |
| 一、健全多元、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 |
| 二、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塑造多元、动态的考核评估机制 |
| 四、建构人人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三) 已有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理论基础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问题 |
| (四)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涵义与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充足:源于美国基础教育对教育结果公平的追求 |
| (二) 财政充足原则有适用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概念探讨 |
| (一) 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概念探析 |
| (二) 教育财政公平:源于美国的公共教育财政公平框架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内涵与外延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效率的本义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关系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不必然呈现二元对立 |
| (二) 过分追求公平和效率会造成另一价值的缺损 |
| (三) 学前教育领域能实现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的有机统一 |
| (四) 以公平为先,努力实现二者共同改善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与公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公平状况影响财政充足的真正实现、持续稳定 |
| (二) 财政充足状况关系到财政公平的现实意义 |
| (三) 财政充足与财政公平并重,二者不可偏废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与充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充足的真正、长期实现依赖技术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保障 |
| (二) 结构效率的实现需要一定水平的投入提供保障 |
| (三) 规模效率与财政充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
| (四) 财政充足对财政技术效率的作用,依赖于政府角色与监督问责体系 |
| (五) 寻求财政效率与财政充足的最优平衡,以财政充足原则为先 |
| 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关系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理论视角下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共同价值 |
| 第一节 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儿童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
| (二) 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保障儿童的权利 |
| 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以儿童为本,儿童利益最大化 |
| (二) 强调充足,保障学前教育权利的落实 |
| (三) 突出公平,努力实现学前教育权利人人享有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能带来持久和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
| (二) 学前教育是最具有经济效率的人力资本投入项目 |
| (三) 面向处境不利群体的学前教育项目能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 |
| (四) 迟滞性、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
|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关注充足,提高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 |
| (二) 注重公平,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处境不利群体 |
| (三) 强调有效,支持和引导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 第三节 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是具有异质性的准公共产品 |
| (二) 学前教育的“市场失灵”界定公共财政作用的前提 |
| (三)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失灵” |
| 二、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
| (二) 确保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遍惠及与弱势倾斜 |
| (三) 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 |
| 第四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体系建构 |
| 一、将公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
| 二、将效率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补充性价值目标 |
| 三、将充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性价值目标 |
| 四、将“以儿童为本”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纲领性价值目标 |
| 第五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 |
| 一、政策范式理论:政策范式鉴别和范式转移的分析框架 |
| 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范式识别 |
| 三、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范式转移路径 |
| (一) 第一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确立和发展 |
| (二) 第二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的式微和市场化范式的兴起 |
| (三) 第三阶段:社会投入范式的萌芽 |
| 四、不同时期政策价值取向在充足、公平和效率维度的表现 |
| (一) 第一阶段:财政充足的缺失、公平的扭曲和效率的缺损 |
| (二) 第二阶段:财政充足的弱化、不公平的延续、效率的扭曲 |
| (三) 第三阶段: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渐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评价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评价 |
| 一、财政充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财政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二) 以省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三) 以县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状况评价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评价 |
| 一、财政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横向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 财政纵向公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选取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四) 机会公平的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二、财政公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横向公平的现状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纵向公平状况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状况 |
| (四)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状况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评价 |
| 一、财政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 财政结构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财政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现状的实证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三) 宏系统:价值观、信念的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讨论和政策涵义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影响因素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财政资源在公办园中分配公平的制约因素 |
| (二) 财政资源在公民办园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三) 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四) 宏系统: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的总体性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地区经济人口状况 |
| (三) 宏系统:“信任半径”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精神 |
| 二、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政策实践 |
| 第一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国际经验 |
| 一、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实践 |
| (一) 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建立最广泛的政策倡导者联盟 |
| (二) 确立学前教育法定权利,立法保障学前教育财政预算投入 |
| (三) 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比例,保证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 |
| (四) 建立稳定的生均拨款机制,按需进行公式拨款 |
| (五) 拓宽筹资渠道,扩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来源 |
| 二、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实践 |
| (一) 提供全面及(免费)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 |
| (二) 提供弱势优先的公共学前教育项目 |
| (三) 强化弱势补偿的拨款机制,考虑弱势地区和群体的需求 |
| (四) 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费用减免、资助 |
| (五)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责任的层级,加强财政统筹 |
| 三、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实践 |
| (一) 在预算过程当中明确投入的目标 |
| (二) 整合重点项目资金,统筹协调部门内和跨部门的资金 |
| (三) 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结构效率 |
| (四) 追踪资金流向,加强公共资金监管,防止资金滥用 |
| (五) 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地方探索 |
| (一) 地方立法明确学前教育性质地位以及政府财政投入职责 |
| (二) 提供政治和财政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
| (三）分项目、按比例确定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确保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
| (四) 将学前教育进行预算单列,规定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占比 |
| (五) 建立稳定增长的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
| (六) 拓宽筹资渠道,扩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来源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地方探索 |
| (一) 提供全面普及的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
| (二) 完善弱势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
| (三) 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扶持力度 |
| (四) 推行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建设农村公共学前教育体系 |
| (五) 加强省级统筹,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以缩小省内差异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 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
| (二)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更多社会投入 |
| (三) 实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 (四) 健全学前教育财务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预算和执行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 |
| 一、基本立场 |
| (一) 明确学前财政政策应遵循充足、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 |
| (二) 在“以儿童为本”价值的引领下实现三者的改善 |
| 二、权衡框架:核心原则 |
| (一) 遵循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回应儿童发展的诉求 |
| (二) 考虑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约束条件 |
| (三) 承认我国既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影响 |
| (四) 处理好制度变迁的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建议 |
| (一) 合法性:立法赋权、预算单列、确立底线 |
| (二) 意愿:内外部监督结合,政治与经济激励并行 |
| (三) 能力: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政府间分担比例 |
| (四) 技术合理性:成本核算,明确政府分担,按需定标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建议 |
| (一)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弱势优先” |
| (二)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惠及人人” |
| (三) 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惠及人人”与“弱势补偿”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 提高人员经费占比到65%以上,保障幼儿园教师有尊严的薪资待遇 |
| (二) 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财政投入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
| (三) 加强学前教育预算民主,完善预算管理和监督 |
| (四) 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四、同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措施 |
| (一) 加强对学前教育政策的中长期系统规划 |
| (二) 采用以生均拨款为基础的公式拨款 |
| (三) 明确支出责任,适度提升支出层级 |
| (四) 加强财政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 |
| 后记 |
（8）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税费改革以降的乡村治理经济基础困境 |
| 2. 城乡非均衡到城乡统筹的发展契机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概念界定 |
| 1. 经济资源 |
| 2. 农村新型社区 |
| 3.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 |
| (四) 文献综述 |
| 1. 国外研究 |
| 2. 国内研究 |
| 3. 文献评述 |
| (五) 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 |
| 2. 实地观察 |
| 3. 深度访谈 |
| (六) 两农村新型社区概况及选择依据 |
| 1. M社区概况及选址 |
| 2. Z社区概况及选址 |
| (七) 研究意义 |
| (八) 创新点与不足 |
| 1. 创新点 |
| 2. 不足 |
| 二、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镇政府的“激进”与“守旧” |
| 1. M社区所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激流勇进” |
| 2. Z社区所在L镇的“裹足不前” |
| (二) 社区组织的“奥迪”与“奥拓” |
| 1. M社区: “奥迪”——“比肩接踵” |
| 2. Z社区: “奥拓”——“门可罗雀” |
| (三) 社区群众参与“锣鼓喧天”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1. M社区群众民主参与“锣鼓喧天” |
| 2. Z社区群众参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四) 物业服务的“兴盛”与“撂荒” |
| 1. M社区物业服务“兴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 |
| 2. Z社区物业“撂荒”——沦为亲族利益输送“管道” |
| (五) 小结: 经济资源提升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
| 1. 纵向关联——乡镇政府实力对经济资源嵌入影响显着 |
| 2. 横向关联——增强基层自治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群众参与度 |
| 三、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政村治“新”机制 |
| 1. “权力带来繁荣”后的异化走向“国家型经纪” |
| 2. “保姆型”政权看守“留守型”社区 |
| (二) “金线的突然折断”与“粮食的瞬间蒸发” |
| (三) 选举机制的“和平过渡”与“秩序震荡” |
| 1. M社区选举“和平过渡” |
| 2. Z社区选举“秩序震荡” |
| (四) 纠纷调解机制:复合程度的高低 |
| 1. M社区复合程度低 |
| 2. Z社区的复合程度高 |
| (五) 经济资源与权力、社会、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 |
| 1. 经济资源与权力资本互动机制比较 |
| 2. 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3. 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六) 小结: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1. 经济资源变量引发“乡政村治”机制变迁风险——“权力断送繁荣”风险、“悬空”风险的两个表征 |
| 2. 经济理念嵌入带来小农投机与反向保护机制缺失的叠加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选举机制运行的稳定性 |
| 4. 经济资源的多寡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 |
| 5. 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 |
| 6. 经济资源刺激下社会资本活力迸发 |
| 7. 经济资源“培育”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反哺”社区 |
| 四、经济资源嵌入对于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 |
| (一) 效率 |
| 1. M社区“窗口”的高效与Z社区“蜗居”的杂乱比较 |
| 2. M社区“双向转诊”制度的应用与Z社区地下室的门诊比较 |
| (二) 公平性 |
| 1. 帕累托标准衡量比较 |
| 2.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衡量比较 |
| 3. 再分配标准衡量比较 |
| (三) 回应性 |
| 1. M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2. Z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四) 小结: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五、结论与政策探讨 |
| (一) 结论 |
| 1. 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 |
| 2. 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二) 政策探讨 |
| 1. 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 |
| 2. 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 |
| 3. 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 |
| 4. 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 |
| 5. 经济资源强化居民对正式结构认同,化解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难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治理语境中的村霸治村现象研究 ——基于宁西北、鄂东南两村的驻村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 研究缘起 |
| 1. 问题的提出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3. 综述简评 |
| (三) 核心概念及样本说明 |
| 1. 核心概念 |
| 2. 样本说明 |
| (四)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 研究创新点 |
| 2. 研究不足 |
| 二、现状深描:村霸治村纪实 |
| (一) X村的“李瘸子” |
| 1. “李瘸子”的成长历程 |
| 2. “李瘸子”治村的权力运作 |
| (二) Y村的“严老大” |
| 1. “严老大”的成长历程 |
| 2. “严老大”治村的权力运作 |
| (三) 村霸治村的负面影响 |
| 1. 作风强硬:“以毒攻毒”的恶性循环 |
| 2. 揽权专制:村民民主的衰退 |
| 3. 重利轻义:村民价值观的偏离 |
| 4. 个人独大:村规民约的失序 |
| 三、原因探究:村霸治村的“力治”逻辑 |
| (一) 农村治理形式的演变 |
| 1. “礼治”资源的减少 |
| 2. “理治”传统的消退 |
| 3. 个体利益至上的“力治” |
| (二) “力治”孕育而生的村霸治村 |
| 1. 村委行政化:自上而下的权力之治 |
| 2. 个人能力:利益驱动下的强者生存 |
| 3. 以暴制暴:乡土社会的失范和失序 |
| 四、“力治”走向“法治”:村霸治村的终结 |
| (一) 乡村法治的必然 |
| 1. “力治”的不足 |
| 2. “法治”应运时代要求 |
| (二) 多路径构建乡村“法治” |
| 1. 推进治理主体依法办事 |
| 2.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
| 3. 构建与“法治”匹配的良风美俗 |
| 4. 实现公民有法必依 |
| 五、反思与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价值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价值 |
| 1.2 核心概念与研究对象解析 |
| 1.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必要性 |
| 1.2.3 党的农民民生思想与中共民生思想的辩证关系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创新 |
| 1.5.3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历史回顾 |
| 2.1 中共农民民生思想的萌芽 |
| 2.1.1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农民民生思想 |
| 2.1.2 萌芽阶段中共农民民生思想的理论价值 |
| 2.2 形成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民生思想 |
| 2.2.1 认识论基础：毛泽东的工农革命观 |
| 2.2.2 实践模式：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
| 2.2.3 价值模式：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
| 2.2.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内核：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民生观 |
| 2.2.5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历史贡献 |
| 2.3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曲折发展 |
| 2.3.1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农民观的转变 |
| 2.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农民民生思想的曲折发展 |
| 2.3.3 对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中共农民民生思想的总结和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1978—2012) |
| 3.1 温饱导向下的农民民生：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民民生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
| 3.1.1 农民贫困：邓小平农村民生改造前的时代之痛 |
| 3.1.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民生改善的革命性起点 |
| 3.1.3 继承与创新：中共农民民生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性起步 |
| 3.2 总体小康的农民民生：江泽民对农民民生改善的关键性贡献 |
| 3.2.1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三农问题”的形成及表现 |
| 3.2.2 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三乱治理”到扶贫攻坚战 |
| 3.2.3 江泽民对农民民生改善的关键性贡献 |
| 3.3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胡锦涛对农民民生改善的重大贡献 |
| 3.3.1 总体小康后“三农”问题的新表现和新矛盾 |
| 3.3.2 农民减负：十六大以来党的农民民生思想发展的核心 |
| 3.3.3 对党的“多予、少取、放活”农民民生思想的评价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最新发展及创新 |
| 4.1 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创新 |
| 4.1.1 “强富美”的“三农”新战略 |
| 4.1.2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
| 4.1.3 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4.1.4 十八大以来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理论创新 |
| 4.2 新常态下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实践展开 |
| 4.2.1 新常态下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理论特色 |
| 4.2.2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当前农民民生改善的系列举措 |
| 4.2.3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对改善农民民生的重大战略规划 |
| 4.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理论演进、实践成就及挑战 |
| 4.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民生改善的认识论、方法论路径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生改善的总体成就 |
| 4.3.3 当前农民民生改善过程中的风险和挑战 |
| 第五章 中共农民民生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发展趋势 |
| 5.1 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历史地位 |
| 5.1.1 它是推动中国农民民生改善事业的重要理论武器 |
| 5.1.2 它是一份与中国农民权益保障共生互进的思想宣言 |
| 5.1.3 它是助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思想力量 |
| 5.2 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趋势 |
| 5.2.1 中国农民民生改善将具备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 |
| 5.2.2 农民民生问题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将更加明显 |
| 5.2.3 农民民生改善与中共执政伦理的契合度会逐渐加深 |
| 5.2.4 对农民民生利益的关注和调整将会更加具体化和制度化 |
| 5.2.5 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将直接关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四、走近农村税费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D]. 姜迪.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乡村治理中组织化新乡贤参与研究 ——以浙江省X村乡贤参事会为例[D]. 黄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3]混混介入下的乡村秩序探究 ——基于河北省F乡的考察[D]. 孟健辉.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4]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困境和路径研究[D]. 石伟伟. 江苏大学, 2020(05)
- [5]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以河南周山村为例[D]. 何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D]. 向鑫.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D]. 张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治理语境中的村霸治村现象研究 ——基于宁西北、鄂东南两村的驻村调查[D]. 马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D]. 万志昂.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