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职工如何看（论文文献综述）
张丽[1]（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高云虹,张彦淑,杨明婕[2]（2020）在《西部大开发20年：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对比》文中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来,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对外开放、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的变化对比,及其内部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差距分析,全方位梳理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发展质量、开放水平、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任务仍然艰巨。因此,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生态优先,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拓展区际互动合作,重视西北、西南地区联动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地区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张华[3]（2020）在《西部大开发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断点回归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作为重要的区位导向性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至今已二十年,准确评估其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200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断点回归的方法估计了西部大开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相比于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县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县区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提升1.60～1.68,超过样本均值的30%,意味着西部大开发显着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在城乡收入差距最悬殊的25%的样本中,西部大开发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效应。从年份动态效应上看,西部大开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形曲线。机制分析表明,西部大开发显着提升了城镇居民收入,却显着降低了农村居民收入,表明农村居民并未享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红利。因此,未来西部大开发政策应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健全城乡协调发展机制,提高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
卢飞,刘明辉,孙元元[4]（2019）在《“两个比照”政策是否促进了中部崛起》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理论推演和PSM-DID方法对"两个比照"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和估测。理论分析部分将政策干预纳入CES生产函数,推演得出以要素供给和提质增效为基本路径的分析框架,并结合中部崛起的发展规划提出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比照东北振兴"战略实施效应的发挥具有时滞性,但其仍使处理组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对照组有显着的提升,且"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目标基本达成,然而该政策没有对处理组城市经济转型和提质增效产生明显作用。"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评估结果也支持了该政策各项战略着力点的基本落地,但其未能给县域经济规模或发展水平带来"净效应"。此外,"两个比照"政策导致农业区经济规模以及市域职工工资和县域农民收入的相对下滑,对地区软实力的提升也十分有限,还可能诱发县域的"粘绳纸效应"及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需要在打造"一中心、四区"战略新定位的过程中给予关注。
宋红团[5]（2018）在《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迫于周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亟需在具有战略纵深的中西部地区建立稳固的大后方。于是,一场以军工企业建设为主体的三线建设浩浩荡荡的拉开了序幕,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成了一大批包括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核等多个行业的骨干企业,生产出一大批支撑国防安全的武器装备,保证了当时复杂国际局势下的国防安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主要内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三线军工企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贡献、社会责任及经验教训的解读;二是对三线军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三是对三线军工企业顺应时代发展应对策略的探讨。本文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回顾了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历史沿革,分析了“备战备荒”、“军转民”、“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发展历程中的五个阶段。围绕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决策历史背景、形成、实施及特点,分析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三线军工企业五十多年来的历史贡献,总结其经验教训并进行当代反思。从社会责任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同时运用“SWOT”工具,系统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分析了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探讨三线军工企业积极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对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在大量数据印证、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力求全面对整个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面貌进行勾勒,使我们对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深入分析三线军工企业历史特点、现实环境,借鉴先进的理论与模式来丰富实践,系统阐述三线军工企业的阶段性特点、历史贡献、发展经验、正反两方面启示和未来发展战略。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军工企业建设的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得失,为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提供系统理论体系和全面路径规划,对助推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改革创新和快速发展有较大的正面价值。三线建设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军工体系建设,而且对地方经济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反映了我国政治国防、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几十年来的命运变迁。鉴古而知今,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历史及发展演变,探讨其形成发展及其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战略思考,从中提升出相关理论,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发展两个维度,探索三线军工企业顺应时代发展的对策,希望对新形势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有所助益。
季永宝,吴辉航,刘潇,豆建民[6]（2018）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财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诸多文献对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但鲜有研究提出并解释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财税政策效应,以及财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而达到"落地"效果的微观机制。本文从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TFP的角度切入,将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企业TFP的作用机制总结为财政补贴效应和税收优惠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解释了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界线西部企业TFP反超之谜。使用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采用边界匹配的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明显提升了政策边界线西部市（县）企业的TFP,平均提升西部市（县）企业的TFP达7%（12.2%）;机制识别检验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政策具有"补贴诅咒"效应,直接性财政补贴并不能增加企业TFP,而减税政策则对TFP提升具有显着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吸引了更多的民企和外企,使得国企盈利能力下降;最后,通过各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认为加强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的重点在于减少企业税负,优化财政支持方式,以企业生产率提升为契机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张世俊[7]（2018）在《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已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阻力。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别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统筹推进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四大发展板块,以有序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时期,在众多的发展战略中,于2000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18年,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深入挖掘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8年来,虽然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组织推进政策落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区域发展失衡的现象仍然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所推出的政策设计问题还是政策的执行问题值得探讨,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角度切入,探讨问题背后的原因。本论文以西部地区为例,在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各经济子系统发展现状和政策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总结现有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的弊端;进一步运用计量模型考察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子系统内部运行状况;最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PSM-DID方法,分别从宏观经济子系统内部协调运转、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绩效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效益和缺陷,进而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绩效有所回落,持续性、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力度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而明显提高,但这种增长状态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从社会消费能力看,西部各地区之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并没有明显改善这一局面;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维持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2012年以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地区之间的投资差异依旧较大。（2）政策运行体系与政策工具体系是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两个重要维度,存在政策纵向失真、横向孤岛、工具错位、效果虚化等问题。首先,政策运行体系主要由中央部委和省级机关的相关职能构成,并具有层级性和多属性,政策实施目标在中央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战略实施的目标约束较多,不同目标分别指向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多元参与者的复杂网络关系。其次,无论是中央部委、西部地区省市还是对口支援西部的省市,均综合运用了自愿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和强制性政策工具这三类政策工具的组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由于央地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诉求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运行体系上表现出纵向失真和横向孤岛的现象,政策工具选择上则表现出工具错位与效果虚化的现象。（3）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经济、投资、财政三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子系统的协调运转情况并不理想,处在明显的失调状态,西北地区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明显低于西南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三大子系统发展,但这一推动作用有限,甚至出现了片面性的发展趋势。（4）通过运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法的双重差分模型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绩效进行检验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但对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的影响却并不显着,甚至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抑制效应。本文进一步检验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各经济子系统的作用,发现这一战略仅提升了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由于战略实施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存在诸多弊端,这一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贸易、财政和社会消费购买子系统的推动作用并不显着。
郑佳佳[8]（2017）在《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文中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却并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改善或提升。采用30个样本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地区经济趋同的同时,也使得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尤其是人均碳排放）与其他地区相比增长更快,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如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未得到显着改善。在既有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下,西部大开发初期着力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开发,忽视教育事业、市场化改革、技术创新等软环境建设,导致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相对增加。因此,在今后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当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软环境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提升市场化水平,才能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
郭存存[9]（2017）在《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线建设是新中国为了防御国际威胁、调整国内布局而展开的一场以备战为核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四川省由于其深处内陆却沟通四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丰富多样的优质自然资源以及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四川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5月攀枝花钢铁基地规划筹备开始到三线建设规划尾声的“四五”计划结束,历时12年之久,期间几经波动,有过高潮、有过低谷,建设在取得不菲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在充分梳理全国三线建设、西南三线建设的背景、决策、过程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之上,对四川三线建设发展脉络的大体走向进行描述。同时,将四川三线建设与大三线核心的西南其它省份、西北地区以及中南部分地区加以横向上的细致比较,从而对四川三线建设的功过是非进行理性分析,为当今四川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经济圈以及“长江经济圈”中的良性发展提供经验教训,以供借鉴。全文主要分为五部分,对四川三线建设展开研究。第一部分绪论,概述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论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文中涉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四川三线建设的兴起,论述三线建设的国际局势、国内情形,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全国、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布局情况、四川省被列为三线建设核心的客观条件以及建设的开端。第三部分四川三线建设的发展,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建设高潮、文革时受阻停滞、续建收尾情况。第四部分四川三线建设的独特性,将四川三线建设与西南、西北、中南的大三线省份通过投资规模、项目的布局安排、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建设成就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四川三线建设在全国的独特性。第五部分四川三线建设的评价与现实启示,客观分析四川三线建设的成就与不足,为目前三线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提供部分建议以及其对现今西部大开发、区域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现实启示。
金德谷[10]（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西部大开发职工如何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大开发职工如何看（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西部大开发20年：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
| 1.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第一，GDP总量成倍增长。 |
| 第二，GDP增速持续提升。 |
| 第三，人均GDP加速增长。 |
| 第四，地方财政收入逐年提高。 |
| 第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 |
| 第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
| 2. 城乡收入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极大改善 |
|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
| 第二，居民消费水平显着提高。 |
| 第三，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 |
| 3. 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外向程度不断提高 |
| 第一，外贸依存度平稳上升。 |
| 第二，实际利用FDI迅速扩张。 |
| 4.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都市圈作用开始显现 |
| 第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 |
| 第二，交通条件日益改善。 |
| 第三，都市圈作用开始显现。 |
| 5. 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成效显着 |
| 6. 公共服务水平极大提升 |
| 第一，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
| 第二，医疗卫生体系日渐完善。 |
| 第三，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
| 三、西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1.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
| 2. 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仍需持续提升 |
| 3. 对外开放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 |
| 4.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还需大力加强 |
| 五、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思考 |
| 1.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2.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西部高水平开放 |
| 3. 坚持生态优先，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
| 4. 拓展区际互动合作，重视西北、西南地区联动发展 |
（3）西部大开发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断点回归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政策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政策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2 实证设计 |
| 2.1 识别策略 |
| 2.2 样本与变量 |
| (1) 被解释变量: |
| (2) 核心解释变量: |
| (3) 驱动变量: |
| (4) 控制变量。 |
|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1 图分析 |
| 3.2 基本回归 |
| 3.3 断点回归的有效性检验 |
| 3.4 异质性分析 |
| 3.4.1 收入差距的区域异质性 |
| 3.4.2 政策效应的年份异质性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参数方法 |
| 3.5.2 驱动变量的重新测算 |
| 3.5.3 排除国家贫困县的样本 |
| 3.5.4 考虑政策外部性 |
| 3.5.5 考虑中部崛起战略的影响 |
| 3.5.6 安慰剂检验 |
| 4 机制分析 |
| 4.1 西部大开发对城乡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
| 4.2 拓展分析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4）“两个比照”政策是否促进了中部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政策解读与理论分析 |
| (一) “两个比照”政策解读 |
| (二) 理论分析 |
| 三、 研究设计 |
| (一) 模型选取 |
|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
| (三) 模型设计 |
| 四、 模型估计与结果说明 |
| (一) 倾向得分匹配 (PSM) |
| (二) “比照东北振兴”政策影响效力及作用机制 |
| (三) “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影响效应检验及作用机制分析 |
| (四) 稳健性检验 |
| 五、 结论与启示 |
（5）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 |
| 1.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下的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发展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历史沿革 |
| 2.1 企业、军工企业和三线军工企业 |
| 2.1.1 企业的特点与分类 |
| 2.1.2 军工企业及其存在样态 |
| 2.1.3 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存在样态 |
| 2.2 三线军工企业的特殊性 |
| 2.2.1 独特的地域布局 |
| 2.2.2 以奉献为核心的三线文化 |
| 2.2.3 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行业 |
| 2.2.4 以国家优势资源构成主体 |
| 2.3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沿革 |
| 2.3.1 以“备战备荒”为目标的创建与发展阶段 |
| 2.3.2 以“军转民”为调整改造核心的再创业阶段 |
| 2.3.3 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为标志的大发展阶段 |
| 2.3.4 以逐步完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为依托的发展新阶段 |
| 2.3.5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三线军工企业生产力 |
| 第三章 三线军工企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3.1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 |
| 3.1.1 国际局势 |
| 3.1.2 国内政治局势(备战为主) |
| 3.1.3 国内经济发展的导向 |
| 3.1.4 工业布局调整 |
| 3.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 |
| 3.2.1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 |
| 3.2.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部署 |
| 3.2.3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实施 |
| 3.3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特点 |
| 3.3.1 以国家安全目标为基础 |
| 3.3.2 以均衡发展战略为目标 |
| 3.3.3 以领导集体对形势的洞察为判断 |
| 3.3.4 以强有力的体制为支撑 |
| 第四章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反思 |
| 4.1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贡献 |
| 4.1.1 三线军工企业历史贡献的界定准则 |
| 4.1.2 三线军工企业历史贡献 |
| 4.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经验教训 |
| 4.2.1 三线军工建设的经验 |
| 4.2.2 三线军工建设的教训 |
| 4.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启示 |
| 4.3.1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遵循时代规律 |
| 4.3.2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 4.3.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 |
| 第五章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当代反思 |
| 5.1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基本原则 |
| 5.1.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发展 |
| 5.1.2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与范围 |
| 5.1.3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5.2 三线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 |
| 5.2.1 三线军工企业的政治及国防责任 |
| 5.2.2 三线军工企业的社会发展责任 |
| 5.2.3 三线军工企业的工业布局及科技经济发展责任 |
| 5.3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启示 |
| 5.3.1 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新内涵 |
| 5.3.2 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
| 第六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SWOT分析 |
| 6.1 市场经济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
| 6.1.1 市场经济的含义 |
| 6.1.2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典型特征 |
| 6.1.3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6.2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的优势 |
| 6.2.1 环境和资源的优势 |
| 6.2.2 技术和人才优势 |
| 6.2.3 精神和文化优势 |
| 6.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劣势 |
| 6.3.1 地域方面的劣势 |
| 6.3.2 政策机制方面的劣势 |
| 6.3.3 管理方面的劣势 |
| 6.3.4 历史方面的劣势 |
| 6.4 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6.4.1 国家经济总体布局调整的机遇和挑战 |
| 6.4.2 国家发展经济新举措实施的机遇和挑战 |
| 6.4.3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七章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战略思考 |
| 7.1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对策 |
| 7.1.1 多种所有制混合发展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2 社会主流价值观变迁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3 改革开放利益共享背景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4 区域差异背景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2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
| 7.2.1 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 |
| 7.2.2 探索军民融合的新思路 |
| 7.2.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7.3 三线军工企业面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思考 |
| 7.3.1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 |
| 7.3.2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 |
| 7.3.3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制度 |
| 7.3.4 积极探索适应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分类改革 |
| 第八章 三线军工企业改革发展实践案例研究—以黎阳公司为例 |
| 8.1 历史沿革 |
| 8.1.1 独立分散的合作机制 |
| 8.1.2 统一的行政指挥机制 |
| 8.1.3 松散的公司制管理机制 |
| 8.1.4 统一的现代化企业机制 |
| 8.2 公司基本状况 |
| 8.2.1 总体人员状况 |
| 8.2.2 产品基本情况 |
| 8.3 公司社会责任发展实践与探索 |
| 8.3.1 利益相关方责任 |
| 8.3.2 地区发展责任 |
| 8.4 未来改革发展探讨 |
| 8.4.1 把握两机重大专项机遇,牢固中小推力的地位 |
| 8.4.2 把握军民融合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 |
| 8.4.3 把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机遇,加快梳理非航空产业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6）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财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西部大开发与企业生产率 |
| (一) 西部大开发政策背景 |
| (二) 西部大开发与企业TFP:机制分析 |
| 1. 财政补贴效应 |
| 2. 税收优惠效应 |
| 三、模型、数据与方法 |
| (一) 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
| (二)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检验结果 |
| (一) 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企业TFP的初步检验 |
| (二) 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企业TFP影响的动态效应分解 |
| (三) 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企业TFP的机制检验 |
| (四) 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TFP的异质性分析 |
| (五) 稳健性检验 |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
（7）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 |
| 2.2 市场 |
| 2.3 公共政策 |
| 2.4 政府与市场关系 |
| 2.5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
| 2.6 西部大开发政策绩效评价 |
| 2.7 西部大开发研究评述 |
| 3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理论 |
| 3.1.1 政府与市场关系范式 |
| 3.1.2 系统论 |
| 3.1.3 公共政策理论 |
| 3.1.4 博弈论 |
| 3.2 基于博弈均衡视角的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分析 |
| 3.2.1 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均衡分析 |
| 3.2.2 政府、市场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特征事实 |
| 3.3 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架构 |
| 3.4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构建 |
| 4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分析 |
| 4.1 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文件回顾 |
| 4.2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运行体系 |
| 4.2.1 高位推进:党委领导下的纵向与横向高位推动机制 |
| 4.2.2 纵向维度: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层级性 |
| 4.2.3 横向维度: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多属性 |
| 4.3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体系 |
| 4.3.1 强制性政策工具 |
| 4.3.2 混合性政策工具 |
| 4.3.3 自愿型政策工具 |
| 4.4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
| 4.4.1 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纵向失真与横向孤岛 |
| 4.4.2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选择:错位与效果虚化 |
| 5 西部大开发前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
| 5.1 经济总量 |
| 5.2 财政收支 |
| 5.3 社会商品购买力 |
| 5.4 固定资产投资 |
| 6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系统运行计量分析 |
| 6.1 经济发展子系统计量分析 |
| 6.1.1 生产模块 |
| 6.1.2 劳动力模块 |
| 6.1.3 工资收入模块 |
| 6.2 投资、消费与贸易子系统计量分析 |
| 6.2.1 投资模块 |
| 6.2.2 消费模块 |
| 6.2.3 对外贸易模块 |
| 6.3 财政与金融子系统计量分析 |
| 6.3.1 财政收入模块 |
| 6.3.2 金融模块 |
| 7 西部大开发宏观政策绩效评估分析 |
| 7.1 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宏观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
| 7.1.1 宏观经济子系统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 7.1.2 宏观经济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 |
| 7.2 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各子系统运转的经济绩效 |
| 7.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2 经济增长视角 |
| 7.2.3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
| 7.2.4 PSM-DID与宏观经济子系统政策绩效的检验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性与针对性有待提升 |
| 8.1.2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政策运行体系和工具存在复杂多样化利益冲突现象 |
| 8.1.3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子系统的协调运转效率需要提高 |
| 8.1.4 多层级的政策运行体系引发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间出现“过滤”机制 |
| 8.2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思路 |
| 8.2.1. 政府层面 |
| 8.2.2. 市场层面 |
| 8.3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构建的政策建议 |
| 8.3.1 推动地方政府自身改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
| 8.3.2 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推动宏观经济子系统协同发展 |
| 8.3.3 提升西部政府认知能力,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体系 |
| 8.3.4 构筑法制思维和信用体系,化解层级政府间利益制衡博弈困境 |
| 参考文献 |
（8）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 |
| 三、实证分析思路、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1. 实证分析思路 |
|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1. DID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2. 稳健性分析 |
| 五、结论与启示 |
（9）四川三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案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四川三线建设的兴起 |
| 第一节 全国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背景 |
| 一、六十年代初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建国后的国内情况 |
| 第二节 全国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与布局 |
| 一、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 |
| 二、全国三线建设的布局 |
| 三、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布局 |
| 第三节 四川三线建设的客观条件 |
| 一、历代经验 |
| 二、地理环境 |
| 三、工业基础 |
| 第四节 四川三线建设的开端 |
| 一、内迁企业 |
| 二、新建工厂 |
| 三、扩建老厂 |
| 第二章 四川三线建设的发展 |
| 第一节 四川三线建设的历程 |
| 一、文革时建设受阻 |
| 二、第二次建设高潮 |
| 三、调整改造 |
| 第二节 三线建设的实施项目 |
| 一、机构与制度保障 |
| 二、主要项目 |
| 第三章 四川三线建设的独特性 |
| 第一节 在西南地区的特殊地位 |
| 一、投资规模大 |
| 二、布局广 |
| 三、人力投入多 |
| 四、生产效益高 |
| 第二节 与中南各省的显着差异 |
| 一、组织领导力强 |
| 二、建设起步早 |
| 三、开展范围广 |
| 四、投入及成就差异显着 |
| 第三节 与西北各省的明显不同 |
| 一、战略目标 |
| 二、先期工作侧重点 |
| 三、投入规模 |
| 四、生产效益 |
| 第四章 四川三线建设的评价 |
| 第一节 历史评价 |
| 一、建设成就 |
| 二、不足与问题 |
| 三、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
| 第二节 现实意义 |
| 一、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
| 二、对当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10）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西部大开发职工如何看（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2]西部大开发20年：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对比[J]. 高云虹,张彦淑,杨明婕. 区域经济评论, 2020(05)
- [3]西部大开发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断点回归的证据[J]. 张华. 经济学报, 2020(02)
- [4]“两个比照”政策是否促进了中部崛起[J]. 卢飞,刘明辉,孙元元. 财贸经济, 2019(01)
- [5]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D]. 宋红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6]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财税效应研究[J]. 季永宝,吴辉航,刘潇,豆建民. 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 2018(01)
- [7]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D]. 张世俊. 浙江大学, 2018(07)
- [8]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J]. 郑佳佳. 西部论坛, 2017(04)
- [9]四川三线建设研究[D]. 郭存存. 西华师范大学, 2017(02)
- [10]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