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实行“一日一报”制，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论文文献综述）
黄柏涛[1]（2018）在《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导致人口流入地政府管理的相对弱化,给当地社会治安管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加强人口流入地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是有序促进人口流入地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着力提高人口流入地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水平,引导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从“重打击”到“重预防”、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方向转变,对于进一步提升人口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指数和人民的幸福指数,促进人口流入地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人民安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安吉县12万之多的流动人口,是建设安吉“美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安吉人文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安吉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如何有效的把握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是有效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动力。通过对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现状的分析,对其流动人口地实际情况有一个较为客观理性和全面深入的认知,以最大程度的处理好流动人口、当地居民和社会和谐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实改进和提升流动务工人口的管理,做到服务与管理的一体化,加大公共基础服务的配套投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流动人口,让他们在行使义务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积极引导流动人口的正面作用与积极效应,不断实现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协调、共融的统一发展。通过对安吉县典型区域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实地调研分析,对其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的现状、治安管理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入深入剖析,以便更好地进行治安管理,犯罪预防和引导,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切实提高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水平,为真正解决安吉县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问题探寻一条科学合理的道路,让安吉的“美丽事业”更美丽,让美丽中国永裕发展。本研究以人口流入地安吉县为研究点,在对安吉县公安局进行二手资料收集和关键信息人访谈的基础上,选择两个主要的人口流入地递铺街道和孝丰镇进行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等调研,对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现状进行具体剖析,结合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理论内涵,探讨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期成因。结果表明,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流动人口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流动人口底数不清且情况不明。其成因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因素、人力因素、思想因素、缺乏系统的整合和政府与企业及社会组织缺乏紧密合作。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创新管理理念,构建治安管理新模式;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治安管理长效机制;构筑信息共享平台,融入科学管理理念。
王可园[2]（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鄢进波[3]（2016）在《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上海因为商业的兴盛逐渐发展为远东地区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也曾被中共看作“罪恶的都市”与“革命的堡垒”1的集合体。建国初期政权新建之时,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国内城市人口最多、社会成分最为多样、工商业最为兴盛的上海,开展了面向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从历史视角厘清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情背景下,面对上海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党的群众工作经历了从重构、整顿到巩固的特殊发展阶段,针对不同阶层采取了统战、组织、宣传等体现中国特色的工作路径,为现时代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特大型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提供历史借鉴。导言指出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群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成为国内各政党的执政根基和争取对象,党群关系的好坏更是左右了政权更替。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群众思想异质多元,是考验执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场域;建国初期,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这样一座特别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对党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章论述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的缘起。首先,本章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角阐释群众路线及群众工作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革命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群众工作是中共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宣传、组织、教育等实践活动,是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其次,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经历了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成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对象、方式存在差异,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理论奠定了基础。再次,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治理方式鲜明体现了旧中国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中共在建国初期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与上海城市的特殊实际情况结合,重新确立上海发展方向,这必然要求党的群众工作从上海实际情况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大城市实际情况的典范。第二章分析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从重建到强化阶段的不同特征。首先,中共接管上海后,面临原国民党政权与群众关系疏远的不利局面,为争取各阶层群众支持,中共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整顿纪律,以恢复生产为核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原则有序接管城市政权,探索构建新型党群关系途径;其次,面对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复杂的社会心态,中共动员“单位”与“非单位”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加强对社会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城市政权的合法化地位,体现了特殊时代环境下新型党群关系;再次,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共根据上海私营工商者集中、利益关系复杂的格局,以多种方式动员公私合营,强化了在工商界的群众基础。第三章从实践角度分析对各阶层群众开展的统战、组织和宣传工作。本章分析中共与旧职员、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等群体的合作方式,认为统战政策是党在特殊时代环境中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商界灵活运用的体现;同时,宣传教育作为改造群众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共通过“反投机运动”、“镇反运动”教育社会各阶层群众,并借助报纸、图书馆等宣传载体加强思想渗透,增强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共发挥人民代表会议、工会、工商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协助作用,将社会各阶层群众纳入组织体系,为联系群众提供了多样化渠道。由此可见,中共在上海城市采取了立体化、全方位的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城市实际工作中的体现。第四章分析群众工作的制度建设。稳定的宣传、组织工作制度有利于城市政权的巩固;为了转变宣传工作薄弱的局面,中共根据上海工商企业众多的实际情况,以单位为主要对象进行宣传网制度建设,在基层培养联系群众的宣传员,强化了宣传教育在群众中的作用。同时,针对党与上海无组织里弄群众之间的松散关系,中共领导各里弄居民建设自治性组织制度,在服务居民生活的同时承担了组织、教育居民的责任,是特殊时空环境下中共在城市市民生活空间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益尝试。第五章考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及效果。本章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角度分析建国初期上海城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取得的历史成就,认为中共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形成了符合当时上海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群众工作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紧张,是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引以为鉴的地方。
田先红[4]（2010）在《息访之道 ——国家转型期的桥镇信访治理研究，1995-2009》文中研究说明1990年代中后期至税费改革之前,乡村社会出现维权型上访主导的信访小高潮,不过,此时期的农民上访问题并没有对基层治理构成太大威胁,主要原因是间接治理模式的维系给乡村基层政权有效应对农民上访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税费改革之后,在国家的推动下,乡村治理逐渐从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换,个体的权利意识被调动起来,而乡村集体权力遭到削弱,乡村干部在干群关系中由原先的优势转为弱势。与此同时,从乡村集体解放出来的农民个体理性过度伸张,谋利型上访在农民上访类型中逐渐凸显,基层政权因无法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进行区分而影响了信访治理的绩效,农民上访出现新高潮。出于稳定与秩序的考虑,国家通过压力型的信访治理体制强化地方和基层政府的维稳责任,督促其重视信访治理工作,却使得地方和基层政府日益被动,基层信访治理陷入困境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谋利型上访不断蔓延,并形塑出越来越多的上访专业户,上访产业初现雏形。在这个意义上,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随着信访治理压力的加大,基层政府不得不疲于应对,并将信访维稳工作提升到政治高度。发展与稳定构成当前基层政府的两大任务,二者共同形塑了当前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基层政府不得不以降低合法性为代价,牺牲治理能力。这表明,国家试图通过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行直接治理模式的改革措施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监控,却导致了国家基础权力弱化的意外后果。基础权力的弱化掣肘了专断权力的行使和运用,使得专断权力与基础权力呈现出并弱的局面。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而这又要求从根本上增强基础权力的同时,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总之,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依然面临着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问题,只是这种进入不是简单的权力下沉,而是如何与乡村社会有效对接的问题,亦即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问题。
蒋巍[5]（2010）在《世纪大冲撞——多难兴邦:撬动历史的杠杆》文中认为"灾难史和文明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蒋巍用宏阔而敏锐的目光,扫视了自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大灾大难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大国家行动、社会事件、文化思潮,在深入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时事观察"的基础上,向读者奉献出了这部"断代史"式的纪实文学作品,警示世人要居安思危,常怀忧患。
唐斌[6]（2010）在《《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的话语再现》文中研究指明农民工是指具有农业户口身份却在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群体,农民工既是我国传统户籍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身份标识,也是中国社会变迁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已经逐渐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然而,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却使得这一特殊群体遭遇到了许多尴尬和麻烦,问题日渐凸现。近年来,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学者们也分别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法律、管理、新闻、大众传媒、教育等各个不同角度对农民工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刘芳,2005；周大鸣、秦红增,2004）,尽管有许多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跨学科的研究,但却极少从语言学角度来对他们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二十年中（1987-2007）农民工在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中的话语再现及潜在的意识形态。具体地说,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1）《人民日报》中（1987-2007）有关农民工报道的哪方面主题是最频繁的?报道主题是否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2）《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是如何通过话语进行构建和再现的?是否随着社会变迁而有所不同?（3）探讨《人民日报》中（1987-2007）这些报道表现的潜在意识形态是什么?本研究方法是基于与话语、社会认知和社会三方面相关的多学科理论框架。由于目前尚未有现成的可用于探讨上述研究问题的系统的和适用的分析框架,本研究目的之一便是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分析中国话语中的社会主体的话语再现和潜在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该框架结合了（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具体地说,该研究框架是基于van Dijk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模式（1988a,1988b,1991,2001a,2001b,2001c,2006a,2006c）,Johnson和Lakoff的认知隐喻理论（1980,1999）,Fauconnier和Turner的概念合成理论（1998,2002）以及van Leeuwen的社会主体和社会行为的话语再现方式的分析工具（1993b,1995,1996）。本研究是基于自建的语料库,通过关键词在《人民日报》网上数据库和图文数据库中搜索1987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之间历时二十年、与农民工主题相关的报道共2076篇,本研究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语料进行了跨时期（1987-2002；2003-2007）的分析和比较,旨在较全面地描述农民工在中国主流媒体中的话语再现,并为政府和媒体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研究结果表明,新闻报道体裁和主题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一方面,2003-2007年期间的新闻报道的体裁比1987-2002年期间的更加多样；另一方面,虽然绝大部分报道都是有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态的,但是前一时期有更多有关农民工犯罪、生产安全问题的负面报道,而后一时期这类报道大大减少,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保险、医疗、子女生活和教育等方面的报道增多。新闻报道的体裁和主题折射了中国社会和社会认知在二十年中所经历的历史变革过程。语料中的指称和索引分析结果显示,在二十年中,农民工从“盲流”、“乡下人”、“乡巴佬”、“包袱”变为“朋友”和“兄弟”,从城市的“麻烦”转变为了城市“不可或缺的主力军”,社会的变化为农民工带来了许多变化,对语料进行的历时分析结果表明了新闻工作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从负面态度向积极态度的转变。然而,尽管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们的身份依旧,他们仍然被标记和再现为不同于当地城市居民的“外来人”、“异乡人”,他们仍然属于地位卑微的“他们”而不能完全融入“我们”之中,“欠薪”是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困扰农民工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他们被构建和再现为无名的、无声的、边缘化的、无根的、飘忽不定的、需要帮助、关爱和保护的弱势群体。分析显示了语料库中五组较突出的概念隐喻,即（1）水的隐喻；（2）商业的隐喻；（3）容器的隐喻；（4）房屋的隐喻；（5）战场的隐喻。这些隐喻反映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以及作者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人们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和立场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改变,在他们眼中,农民工从过去给社会和城市带来许多麻烦的“无序的盲流”转变为现在推动城市和社会发展的“有用的水力资源”或“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的阻碍,他们只能是手握暂住证的城市“过客”,农民的身份一时还无法改变,还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待遇,还无法在身体和心理上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对新闻标题的抽样对比分析和抽样新闻报道分析结果显示,尽管这二十年中农民工受到很多关注,然而他们通常被再现为归类的群组而非独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则大都再现为被动和不对他者产生影响的非及物性行为。由此可见,农民工被再现为没有权力、社会地位较低、急需政府和社会关爱和帮助的社会主体。本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可以为政府和媒体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政府和社会应该齐心合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遇到的问题,同时媒体也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话语权。本研究只是抛砖引玉,尝试建立一个融（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为一体的互补型研究方法,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方面需要改进,期待今后会有更多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今后还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开展对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
陈鹏[7]（2004）在《云南实行“一日一报”制，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华社昆明1月3日电（记者陈鹏）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冯志成3日郑重承诺：从即日起，云南省实行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一日一报”制度，春节前将全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保证当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百分之百发放，让农民工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到2006年年底前
二、云南实行“一日一报”制，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实行“一日一报”制，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论文提纲范文）
（1）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社会学角度的流动人口管理研究 |
| 2.2 基于经济学角度的流动人口管理研究 |
| 2.3 基于人口学角度的治安管理研究 |
| 2.4 研究述评 |
| 3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流动人口 |
| 3.1.2 治安管理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人口迁移理论 |
| 3.2.2 社会融合理论 |
| 3.2.3 犯罪成因理论 |
| 4 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现状 |
| 4.1 研究点概况 |
| 4.2 安吉县流动人口的现状 |
| 4.2.1 来源地分布 |
| 4.2.2 受教育程度 |
| 4.2.3 经济收入 |
| 4.2.4 居住状况 |
| 4.3 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现状 |
| 4.3.1 注重对流动人口的剖析 |
| 4.3.2 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 |
| 4.3.3 完善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机制 |
| 4.3.4 强化对高危流动人口的管理 |
| 4.4 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成效 |
| 4.4.1 流动人口的登记等管理工作加强 |
| 4.4.2 初步实现了高危流动人口的分类管理 |
| 4.4.3 建立完善了安防设备体系 |
| 5 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 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 |
| 5.1.1 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社会化程度不高 |
| 5.1.2 流动人口底数掌握不及时 |
| 5.1.3 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比率上升且类型复杂化 |
| 5.1.4 流动人口违法犯罪主体趋于低龄化 |
| 5.2 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问题的原因剖析 |
| 5.2.1 治安管理体制机制因素 |
| 5.2.2 民警警力资源因素 |
| 5.2.3 管理者思想观念因素 |
| 5.2.4 政企社合作因素 |
| 6 完善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对策 |
| 6.1 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治安管理长效机制 |
| 6.1.1 探索“一证多能”的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 |
| 6.1.2 优化就业环境，提升流动人口就业层次 |
| 6.1.3 打造信息体系、注入现代科技元素 |
| 6.2 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建立先进高效的警务机制 |
| 6.2.1 改进警务模式，优化警力资源 |
| 6.2.2 加强警员培训，推行科技强警 |
| 6.2.3 加强警民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
| 6.3 创新管理理念，构建治安管理新模式 |
| 6.3.1 形成“服务为主、管理为辅”的管理观念 |
| 6.3.2 内外结合细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
| 6.3.3 构建多元化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
| 6.4 加强政企社合作，构建合作共治共享共赢管理体系 |
| 6.4.1 完善流动人口的居住生活管理制度 |
| 6.4.2 完善社区服务管理制度 |
| 6.4.3 完善绩效考核和社会监督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资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样本 |
| (二)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
|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
|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
|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
|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
| 附录 |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3）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因商而兴：上海精神与上海人 |
| 三、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 五、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中共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阐述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 |
| 二、1949至1956年的时段内涵 |
| 第二节 中共群众路线的起源及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一、中共群众路线的提出及群众工作实践历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群众工作的探索过程 |
| 三、上海解放前中共接管城市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 |
| 一、上海城市发展促使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等上升为精英阶层 |
| 二、上海城市发展为工人阶级壮大创造了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城市发展为底层边缘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 |
| 四、上海城市发展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的四重变奏与发展定位 |
|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 |
| 二、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到海防前沿和国际友好交流平台 |
| 三、民间社团组织从散漫到有序化 |
| 四、人口结构从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 |
| 第二章 重构到强化：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重构：中共在上海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1949-1950） |
| 一、劫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上海群众关系恶化 |
| 二、集训：中共部队接管上海前的筹备工作 |
| 三、接管：中共密切上海群众关系的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调整：“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党群互动（1950-1953） |
| 一、抗美援朝运动前上海各阶层群众的社会心态 |
| 二、中共领导上海各阶层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过程 |
| 三、上海各行业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阶段群众的道路选择（1953-1956） |
| 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利益各方的复杂关系 |
| 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会的作用及工作方式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协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 |
| 一、留用与改造：中共对原政府机构人员的工作方式分析 |
| 二、协商：中共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中共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合作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宣传教育：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
| 一、反投机活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及作用分析 |
| 二、群众性运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分析 |
| 三、宣传载体联系群众的作用与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组织协助：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部门机构 |
| 一、人民代表会议是党和政府沟通群众的渠道 |
| 二、工会是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的助手 |
| 三、工商联合会是协助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 |
| 第四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群众工作的宣传制度分析 |
| 一、宣传网制度初建阶段宣传员的发展方式分析 |
| 二、宣传网制度巩固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作用分析 |
| 三、宣传网整顿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方式分析 |
| 第二节 群众工作的组织制度分析 |
| 一、里弄临时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二、里弄常规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三、里弄群众组织制度的案例分析——以宝兴里为例 |
| 第五章 历史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与效果考察 |
| 一、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分析 |
| 二、走向社会主义：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效果考察 |
| 第二节 历史经验与启示 |
| 一、历史经验分析 |
| 二、评价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4）息访之道 ——国家转型期的桥镇信访治理研究，1995-200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人物一览表 |
| 1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2 国家基础权力:乡村政治研究的新框架 |
| 1.3 从社会中心到国家中心: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 |
| 1.4 田野、方法与概念 |
| 1.5 篇章结构 |
| 2 1990年代至税改前的基层信访治理 |
| 2.1 间接治理模式的式微 |
| 2.2 维权型上访主导的信访小高潮 |
| 2.3 波澜不惊:1990年代末至税改前的基层信访治理 |
| 2.4 小结 |
| 3 税费改革后的基层信访治理 |
| 3.1 直接治理模式的兴起 |
| 3.2 基层政权治理能力的弱化 |
| 3.3 谋利型上访的凸显与农民上访新高潮 |
| 3.4 基层信访治理转型及困境 |
| 3.5 小结 |
| 4 基层信访治理中的纷争与共谋 |
| 4.1 信访治理中的县乡关系 |
| 4.2 乡镇内部的信访治理机制 |
| 4.3 信访治理中的乡镇政府与司法所 |
| 4.4 信访治理中的乡村关系 |
| 4.5 小结 |
| 5 治理上访钉子户 |
| 5.1 上访钉子户的日常治理 |
| 5.2 包保责任制:通过身体的监控 |
| 5.3 特殊时期的信访治理 |
| 5.4 谋利型上访的蔓延与"上访产业"的雏形 |
| 5.5 小结 |
| 6 发展与稳定的张力:基层政府的平衡术 |
| 6.1 发展主义取向的乡镇政府 |
| 6.2 发展主义的后遗症:稳定的隐患 |
| 6.3 混混的渗透与基层政权合法性的流失 |
| 6.4 小结 |
| 7 结论 |
| 7.1 乡村治理转型与基层信访治理困境 |
| 7.2 重新找回意识形态 |
| 7.3 技术治理的困境 |
| 7.4 并弱的专断权力和基础权力 |
| 7.5 国家转型的政治学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附录2 2007年余陵区信访工作考评细则 |
| 附录3 矛盾纠纷事项排查表(一事一表) |
| 附录4 桥镇领导接访登记表 |
| 附录5 桥镇2007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 |
| 附录6 关于农村退职妇女干部请求晚年生活补助等的 |
| 附录7 贯彻落实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会议精神 |
| 附录8 桥镇信访工作责任制 |
| 附录9 桥镇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 |
| 附录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 |
| 附录11 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 |
（6）《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的话语再现（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Content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
| 1.2 The Migrant Worker |
| 1.2.1 The Definition and Features of Migrant Worker |
| 1.2.2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grant Workers |
| 1.3 Research Purpose and Research Question |
| 1.4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
| 1.5 Summary |
|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
| 2.1 Introduction |
| 2.2 The Studies on Migrant Workers |
| 2.3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
| 2.3.1 Discourse,Society,Critical and Ideology |
| 2.3.2 Analyzing News as Discourse |
| 2.3.3 The Methodological Profile of(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 |
| 2.3.4 (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a |
| 2.4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
| 2.5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
| 2.5.1 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 |
| 2.5.2 Regained Missing Links |
| 2.6 Summary |
| Chapter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
| 3.1 Introduction |
| 3.2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
| 3.2.1 Van Dijk's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
| 3.2.2 Lakoffian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
| 3.2.3 Fauconnier's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
| 3.2.4 Van Leeuwen's Analytical Tools: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ors and Social Action in Discourse |
| 3.3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 for the Diachronic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ople's Daily |
| 3.4 Data |
| 3.4.1 The People's Daily |
| 3.4.2 Data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
| 3.5 Summary |
| Chapter Four Diachronic Analysis of News about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ople'sDaily |
| 4.1 Introduction |
| 4.2 Textual Macro Level Analysis |
| 4.2.1 Genres |
| 4.2.2 Topics |
| 4.3 Textual Micro Level Analysis |
| 4.3.1 Referential Strategies for Migrant Worker |
| 4.3.2 US-group and THEM-group |
| 4.3.3 Concordance Analysis and Collocation Analysis |
| 4.4 Summary |
| Chapter Five The Analysis of Cognitive Metaphors in the People's Daily(1987-2007) |
| 5.1 Introduction |
| 5.2 Metaphor,Thought and Ideology |
| 5.3 Charteris-Black's Critical Metaphor Approach |
| 5.4 Data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
| 5.5 Summary |
| Chapter Six Actor Description |
| 6.1 Introduction |
| 6.2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Headlines(1987-2007) |
| 6.2.1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
| 6.2.2 Nomin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
| 6.2.3 Activation and Passivation |
| 6.3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Social Action in the Sample Texts |
| 6.3.1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ample Texts |
| 6.3.2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ample Texts |
| 6.4 Summary |
|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 |
| 7.1 Introduction |
| 7.2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
| 7.3 Contributions of the Study |
| 7.4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
| 7.5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
| 7.6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
| Notes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ces |
四、云南实行“一日一报”制，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论文参考文献）
- [1]安吉县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D]. 黄柏涛. 浙江农林大学, 2018(06)
- [2]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3]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D]. 鄢进波. 上海大学, 2016(02)
- [4]息访之道 ——国家转型期的桥镇信访治理研究，1995-2009[D]. 田先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5]世纪大冲撞——多难兴邦:撬动历史的杠杆[J]. 蒋巍. 中国作家, 2010(08)
- [6]《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的话语再现[D]. 唐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07)
- [7]云南实行“一日一报”制，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N]. 陈鹏. 新华每日电讯,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