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发展“拐点”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刘茜[1](2021)在《基于财务分析的人人网战略决策研究》文中提出
鲁伊思[2](2021)在《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 ——基于不同类型贷款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中小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2017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些主体为我国创造了六成以上的GDP,纳税额占据国家税收总额半数以上,但是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信息阻碍和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二元结构都使其在获取贷款上面临着一定的阻碍,而持续稳定的外部投入正是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可或缺的。在我国,银行贷款仍是中小企业获取信贷支持的主要方式,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不仅能满足企业临时性、季节性的的资金需求,还有利于企业扩张规模、开展新项目及研发新产品,长期来看中小企业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银行业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银行间的竞争愈演愈烈,那么银行业愈加激烈的竞争会对中小企业贷款带来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尚未取得一致结论。并且国内外学者集中于研究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关系型贷款的影响,忽略了交易型贷款受到的影响。但是,这两种形式的贷款都是企业获得资金的重要形式,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银行业竞争的现实背景,拓展了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不同类型贷款影响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贷款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以地市级层面的银行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银行竞争程度,以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次数来衡量企业两种类型的贷款,对银行竞争和中小企业不同类型贷款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先结合信息假说和市场力量假说,分析了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假设。随后根据贷款时间和贷款银行详情这两方面的属性将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分为交易型贷款或关系型贷款这两类,并对这—方法的合理性进行了阐述。接下来利用中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金融许可证数量信息来构建地市级层面的银行业竞争指数,设定为解释变量。最后以上市中小企业2012-2019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回归分析,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在全国层面上,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不同类型贷款并非存在一阶效应,而是存在着拐点效应,即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一开始对中小企业获得的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有抑制作用,但是当其越过一定范围后,中小企业获得的这两种贷款都会随着银行竞争程度的进一步上升而增加;(2)进一步比较这两种不同贷款受到的影响发现,在影响程度上,银行竞争对关系型贷款的促进作用强于交易型贷款,在影响时间上,关系型贷款的拐点出现得更早。(3)银行业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作用具有显着的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及地区差别,上述拐点效应在小型规模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及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中更为显着。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政府角度和银行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王殿武[3](2020)在《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成就的背后是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2013年,严重的雾霾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改善生态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迫在眉睫。2015年末,中国对世界做出了关于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承诺。“总量”方面,中国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强度”方面,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而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又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更指出“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贷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贷支撑和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面对行政手段无法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2002年,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EPs)问世,绿色信贷由此诞生。“十三五”规划中指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是“十三五”时期着重推进的关键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将全局基准技术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并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考虑能源消费清洁化结构的同时,将非期望产出中引入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分解得到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收敛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不存在收敛现象,反而是显着发散的,即我国各地区间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这一发现与国内学者有关收敛性的研究结果大都不同,也不契合技术进步后发优势理论,为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打开了窗口。第二,构建了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之间呈现显着的“U型”关系,即绿色信贷水平低时会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随着绿色信贷水平的提高,超过一定数值后会促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信贷水平低时的抑制作用,是由于绿色信贷的投向不仅仅限于特定产业方向与环保标准,更重要的是绿色信贷从资金源头对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绿色约束,这使得绿色信贷发展初期,抑制了各省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提高。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处于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阶段,但中国应以更大的力度推广实行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提升绿色信贷水平,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以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第三,构建两部门模型,演绎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空间杜宾双向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这说明绿色信贷并未有效提升各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同时,绿色信贷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着为负,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对周围地区产生了“不好”的示范效应。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绿色信贷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绿色信贷初期会给经济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国情决定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表明某一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未形成良好的技术外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他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认为这是由于“马太效应”,即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在当前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发展目标的导向下,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政策的引导,会将其周边地区优秀的相关行业、人才吸引过来,造成其周边地区发展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由于政策导向等因素,一般会存在将一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较低的行业进行地区转移,而转移的地点往往是周边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周边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发展。第四,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门限特征。然后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否存在基于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吸收、转化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不论门槛变量是研发资本、人力资本,还是环境规制,不论是在门槛变量低于门槛值时,还是在门槛变量高于门槛值时,结果都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抑制作用。存在这种效应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水平较低,不足以充分发挥以绿色信贷为主体的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导。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经济效应的门限特征,表明想要充分发挥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作用,需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资源禀赋做出合适的决策。
霍露萍[4](2020)在《大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关系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文中提出我国大城市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了疏散化趋势,如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其行政区划内都出现了所谓郊区化的现象。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这是构成完整的城市发展历史过程的一个必然阶段。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这种具有“逆城市化”特征的疏散化现象,与传统的、经典的城市化现象,二者之间在时间交集上存在着什么关系;或者说,疏散化现象出现在城市化的什么时间节点或区间。从我国大城市地区已有的现象或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探讨,有利于揭示出我国的城市发展是否已经进入(或者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为城市发展战略是否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对于这个主题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困难在于:作为本文主要用语的“疏散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十分复杂,至少涉及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两类现象。比如就北京市而言,何为“郊区化”、何为“逆城市化”,何时为“郊区化”、何时为“逆城市化”,就很难确认一个界限,因而学界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观点。为解决这个难题,本文提出“动态中心-外围”理论,以不同时期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划清了北京市域内“中心”与“外围”之间界限的变化。即以2004版城市总体规划为界,之前的中心区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其余为郊区(包括近郊和远郊);之后的中心区为东城(包括原崇文区)、西城(包括原宣武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其余为外围地区。以此为基础,2004年以前,由中心城区向外部的扩张,本文称为“郊区化”(疏散化Ⅰ型);2004年以后,由更大中心城区向外部扩张,本文称为“逆城市化”(疏散化Ⅱ型)。这样,不但便于对北京市疏散化阶段进行研究,而且使学术上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两个关于疏散化的用语在实践中能够落实到一个区域的空间变化上。基于上述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以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为研究基础,试图提出“动态中心-外围”理论。基于此,分析我国大城市地区城市发展和疏散化的特点、城市拐点及其影响因素;比较我国与美欧日等国外疏散化发展的差异;根据中心区划定范围的不同,采用两段法探讨北京疏散化历程以及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分时期、分阶段实证检验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之间的数量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具有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后,北京城市发展经历了快速增长时期、较快发展时期及稳定发展时期。同时,疏散化经历了相对分散阶段和继续分散阶段。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研究发现,1992年至2003年,北京城市发展呈现出以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四区为中心区向近郊区疏散的“郊区化”特征;2004年至2018年,北京城市发展呈现由东城(包括原崇文区)、西城(包括原宣武区)、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六区为中心区向外围远郊区疏散的“逆城市化”特征。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迁移方法得出,北京市呈现扩张式发展趋势。从空间旋转角的变动情况看,因各乡镇、街道的地理位置及与中心区之间的通勤成本等差异,北京城市发展的中心向东北方向迁移。第二,我国大城市地区出现疏散化趋势。从城市发展的特点看,中心区繁荣与郊区发展并存;城市发展迅速,周期短,波动大;城市疏散化现象较为显着。从大城市地区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判断,不同大城市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拐点具有差异性。从大城市地区疏散化的特点看出,通勤距离延长;中心区职住比偏高;郊区人口增速大于中心区人口增速;外来人口主要聚集在郊区。第三,国内外城市疏散化发展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从时间上看,国外发生时间早于国内,国外疏散化阶段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我国则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从体制机制上看,国外大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则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城市发展道路上看,我国注重大中小城市全面协调发展;国外注重大都市区的发展。从动力机制上看,国外大多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病”的出现等促使疏散化的发展;我国主要是由政府牵头推动城市的向外扩张。从产生的结果看,国外疏散化发展会导致中心区的衰落;我国是中心区繁荣与疏散化发展并存。从郊区功能看,国外的郊区由单一功能向综合性功能发展;我国郊区的基础设施落后,郊区综合性功能发展较慢。第四,分时期、分阶段探讨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数量关系看出,1992至2003年,城市发展与疏散化之间具有显着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城市发展对疏散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关系,并通过产业结构转变、人口外流以及住房外迁的方式促进疏散化发展。2004至2018年,北京城市空间由中心向远郊区疏散。城市发展对疏散化影响不具有长期但具有短期均衡关系,并通过商业、办公业外迁以及就业外流的方式促进疏散化发展。此外,疏散化现象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地区。对最早出现疏散化现象的北京市观察得到的判断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统计人口城镇化率接近30%时,开始出现“郊区化”现象(疏散化Ⅰ型);当统计人口城镇化率超过40%时,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疏散化Ⅱ型)。因而,在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已经出现的疏散化现象,因势利导地发挥逆城镇化的积极作用。
张小威[5](2020)在《房地产上市企业债务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投资活动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是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因为房地产企业主要通过投资活动来实现自身的高速发展。而投资效率则是直接衡量投资活动有效性的关键指标。近年来受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影响,我国房地产企业不断增加债务杠杆提高负债率水平,以至于房地产行业整体负债率远超其它行业。与此同时随着负债率水平提高,我国房地产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反而更加严重。在债权人监督和债务契约限制的双重作用下,债务融资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内部控制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手段可以通过强化预算控制、规范内部报告和优化审批流程的方式提升债务治理作用,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来抑制过度投资和减缓投资不足,最终提升投资效率。因此,论文从内部控制视角去研究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讨论了在内部控制调节作用下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论文以2003年—2018年期间的上市房地产企业为样本,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内部控制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在内部控制调节作用下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债务治理无法抑制房地产企业非效率投资,反而会降低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同时加剧过度投资现象导致债务治理作用对房地产企业失效。(2)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债务治理存在一个拐点使其治理作用在拐点前后发生了显着性变化。(3)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越高。同时相较于投资不足,内部控制对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要更显着。(4)在内部控制调节作用下,债务治理能够抑制房地产企业非效率投资减少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相较于投资不足,内部控制更能显着提升债务治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引入债务治理拐点后,在内部控制协同作用下拐点后的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从无效变得显着有效,但拐点前债务治理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显着加强。论文从不一样的视角研究了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了债务治理作用在我国房地产行业中的特殊体现,丰富了内部控制理论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影响关系的研究。从企业微观角度研究了影响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因素,为完善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参考。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同时降低债务融资水平至合理区间的方式,能够最有效的提升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为房地产企业如何利用自身条件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现实思路。
白倩楠[6](2020)在《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欧美较强技术产业平台的压迫,中国传统的制造业企业生存和竞争优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指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以及服务化等多种道路,其中服务化是使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效率改善的重要手段,服务化指导传统制造业走向价值链的高端,即微笑曲线的两端。因此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学术界,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尚且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另一方面现有的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研究鲜有基于企业内部价值活动路径进行的,且技术创新又是企业一条必不可少的创造价值的路径。因此,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理论方面,本文就制造业服务化、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的过程中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同时也发现以往的文献中尚未有人就技术创新这条价值创造路径进行研究。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2012-2018年我国7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共4984个研究样本,引用Edwards&Lambert(2007)、温忠麟等(2014)、杜运周等(2012)对“U”型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对制造业服务化、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首先,为了探讨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先基于全样本企业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然后,为了探讨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产业环境异质性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全样本按照所有制类型的不同分为国企和非国企,按照区域的不同划分为东中西部,分别探讨了所有制类型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接着,基于全样本企业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同时加入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创新之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通过前面的回归结果进行总结,判断技术创新在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起到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对于全样本企业来说,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U”型,这表明当制造业服务化处于较低水平(小于0.0302)时,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会导致企业绩效下降;当制造业服务化处于较高水平(大于0.0302)时,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而导致企业绩效上升。第二,在企业所处产业环境异质性中,国企和非国企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是“U”型,但国企制造业企业的拐点要早于非国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U”型;中部地区的企业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第三,全样本企业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创新产生“U”型影响,即在“U”型拐点左侧时,制造业服务化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在“U”型拐点的右侧时,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在全样本中,技术创新在制造业服务化→技术创新→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余恬恬[7](2020)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早已在本国大部分区域广泛出现,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的恶劣影响,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不容耽搁。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提高了,而不仅仅是追求GDP的增长量,这里涉及到环保和产品质量。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别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在进行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的过程中,构建了线性与非线性模型、门槛效应模型,进行了理论机制的探索。在实证分析方面,采用综合指标取代单一指标法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比如:环境规制强度(ERS)是对单位产值“三废”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整合成综合指标;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是从创新性、规模性、协调性、开放性和共享性五个维度进行衡量,运用因子分析整合成综合指标。首先,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解释变量,使用Eviews做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做线性与非线性回归分析,在分析本国30个省区的同时,就东、中和西部区域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差异。最后得出结论:在其他变量稳定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国30个省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对东部区域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也呈现正向“倒U型”曲线关系;对西部区域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正U型”曲线关系,与“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吻合;中部地区没有呈现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全国乃至东、中部地区,就目前情况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显着正相关,而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其次,用Stata进行门槛效应分析。这里分两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第二部分是以“创新技术”和“污染治理”作为创新驱动的门槛效应分析。关于门槛效应分析,可以得出不同区域的资源、规模以上国有企业占比率、创新投入的人员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等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根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制度。基于以上结论可知:本国应按照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各区域的环境情况、经济发展情况等等,合理恰当的采取环境规制措施,有效的促进企业高质量的发展,进而改善各区域的经济状况。
贾箫扬[8](2020)在《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中国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增长动能转换和满足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机遇和必然选择。在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史上,中国工业凭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加快推进工业规模扩张和建立健全工业生产体系,为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则逐步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创新”为载体,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技术差距,建立起了世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然而,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工业发展内外部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环境约束、人口红利消退和国际贸易争端频发等问题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工业“大而不强”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是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关键因素,技术密集程度和污染密集程度不同的各类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来源选择具有差异性,因而探究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并探索相应的提升对策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将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分为绿色技术研发、国外绿色技术引进、国内绿色技术引进和绿色技术改造四类,并选取技术密集程度和污染密集程度两个指标将工业行业划分为低技术低污染、低技术高污染和高技术低污染三类,在此基础上考察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就资源禀赋不同的工业行业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不同技术创新渠道有效提升行业绿色技术水平和绿色绩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不同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研发和国内绿色技术引进与工业绿色绩效之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关系,且研究期内以促进作用为主;国外绿色技术引进与工业绿色绩效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但线性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国外绿色技术引进能够持续促进工业绿色绩效提升;绿色技术改造与工业绿色绩效之间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期内以抑制作用为主。第二,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得出:绿色技术研发与工业全行业、低技术低污染行业和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都呈“U”型曲线关系,与高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呈单调递增关系;国外绿色技术引进与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工业全行业、低技术低污染行业和高技术低污染行业呈单调递增关系;国内绿色技术引进与工业全行业和低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对低技术高污染行业和高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无明显影响;绿色技术改造与工业全行业、低技术低污染行业和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都呈倒“U”型曲线关系,对高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无明显影响。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相关对策建议:低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提升的主要途径在于国外绿色技术引进和增强绿色技术研发能力,提高研发投入要素优化配置,加强对绿色技术引进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提升的重点在于增强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通过政府的适度引导与政策支持,扶持和培养行业绿色技术研发能力。高技术低污染行业应继续增加知识资本存量和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水平,发挥国外绿色技术引进和企业绿色技术研发的协同作用,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工业行业的有效实施。
刘炳荣[9](2020)在《企业金融化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背景下企业金融化趋势对企业投资产生重要影响,给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性产业,日趋凸显的“脱实向虚”趋势将如何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投资,又将如何影响其创新效率?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概念、理论进行简要梳理和总结;其次,分析并阐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和创新发展现状;接着,探究企业金融化影响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投入、产出和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实证计量方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进行论证;再次,从规模、技术、产权以及区位等异质性视角进一步探究企业金融化影响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差异;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观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微观企业融资约束三个层面探索企业金融化影响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投入和产出具有显着地抑制效果,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倒U型”作用效果,即适度的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蓄水池”效应,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但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并逐渐跨越“拐点”后,企业金融化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2)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大规模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作用,小规模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倒U型”作用并不显着;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均呈现“倒U型”效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均呈现“倒U型”效果;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均呈现“倒U型”效果;(3)宏观层面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机制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抑制效果更为突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倒U型”效果影响依旧显着;(4)中观层面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受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调节机制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倒U型”效果影响显着;(5)微观层面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受融资约束调节机制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效果更为显着,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效果并不显着,同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倒U型”效果影响显着,且企业金融化拐点值进一步缩减,其隐含的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制造业实体企业应该进一步削减金融资产比例,增加创新投资,避免过度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挤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付瑶[10](2020)在《环境规制下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然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给环境带来沉重代价,亟待寻找新的增长模式以打破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钢铁产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通过合理设计环境规制工具改变其发展模式势在必行。本文以钢铁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各省(直辖市)2008-2017年数据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钢铁产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成果如下:(1)利用拓展的索洛模型探究产业绿色转型的数理机制。模型推导结果表明:钢铁产业必须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使其超过资本对产业产出的贡献,最终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在资源环境压力下,政府应逐步建立促进绿色转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在此基础上,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提出本文五个假设。理论分析为后文研究提供支撑,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2)构建考虑能源投入和污染物产出的RAM模型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累积增长值,以此度量产业绿色转型水平。结果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水平逐年提高,技术进步是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依次递减。(3)构建环境规制影响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计量模型,通过系统GMM法检验模型。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差别,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钢铁产业绿色转型之间呈“U”型关系,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其呈倒“U”型关系;中介效应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中介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中介效应,自愿参与型环境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三类环境规制均通过技术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应参考模型的拟合曲线、拐点,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研究结果为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控制提供参考。(4)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得出强弱规制地区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组合模式。结果表明:强规制地区的一致性值远高于弱规制地区,组合模式更具有解释力,强规制地区各组合模式均强调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弱规制地区无明显特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各类组合模式中存在差别,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总是同时出现,且出现在产业规模较小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总是单独发挥作用,出现在产业规模较大地区。绿色转型组合模式的分析为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类型选择提供参考。
二、企业发展“拐点”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发展“拐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 ——基于不同类型贷款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创新点与不足 |
1.3.1 创新点 |
1.3.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银行与不同类型贷款的关系研究 |
2.1.1 小银行优势与关系型贷款 |
2.1.2 大银行优势与交易型贷款 |
2.2 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影响的研究 |
2.2.1 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有抑制作用 |
2.2.2 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有促进作用 |
2.2.3 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有拐点效应 |
2.3 银行竞争的测度方法研究 |
2.4 贷款类型的测度方法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基础 |
3.1.1 信息假说 |
3.1.2 市场力量假说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2.1 基准回归研究假设 |
3.2.2 异质性分析研究假设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 变量 |
4.2.1 被解释变量 |
4.2.2 解释变量 |
4.2.3 控制变量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 |
5.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5.3 企业异质性分析 |
5.3.1 不同规模企业的实证分析 |
5.3.2 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实证分析 |
5.3.3 不同区域企业的实证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2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2.3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 |
2.4 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2.5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评述 |
第3章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与收敛性研究 |
3.1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收敛性的理论分析 |
3.2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理论 |
3.3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与收敛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总体检验 |
4.1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基础 |
4.2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设定 |
4.3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研究 |
5.1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传导理论 |
5.2 空间计量分析模型的构建 |
5.3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空间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
6.1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非线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6.2 模型设定与估计 |
6.3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门限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大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关系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关于城市发展中的疏散化现象 |
1.1.2 关于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两种流动趋势 |
1.1.3 关于两种流动趋势在不同地区的表现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案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4 技术路线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1 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1.4.2 疏散化的相关研究 |
1.4.3 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时空关系研究 |
1.4.4 我国大城市地区疏散化的相关研究 |
1.4.5 文献述评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1.5.1 理论上的创新 |
1.5.2 方法上的创新 |
第2章 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关于城市、大城市与大城市地区的概念 |
2.1.2 关于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的概念 |
2.1.3 关于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的概念 |
2.1.4 关于疏散化的界定 |
2.2 理论依据 |
2.2.1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
2.2.2 城市发展与空间结构理论 |
2.2.3 城市与区域发展理论 |
2.2.4 城市社会发展理论 |
2.2.5 疏散化的进程理论 |
2.2.6 借鉴意义 |
第3章 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理论解释 |
3.1 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关系 |
3.1.1 城市化与疏散化 |
3.1.2 工业化与疏散化 |
3.1.3 城市发展与疏散化 |
3.1.4 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发展 |
3.2 疏散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3.2.1 关于疏散化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
3.2.2 关于疏散化影响因素的规制分析 |
3.2.3 关于疏散化影响因素的现实条件 |
3.3 本文理论框架的构建 |
3.3.1 我国体制约束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特点 |
3.3.2 关于“动态中心-外围”的假设 |
3.3.3 基于“动态中心-外围”假设的两种疏散化形式 |
3.4 城市发展阶段的拐点分析 |
3.4.1 城市发展阶段的拐点 |
3.4.2 拐点的计算方法 |
3.4.3 提出假说 |
3.5 小结 |
第4章 大城市发展阶段与疏散化分析 |
4.1 大城市发展阶段讨论 |
4.1.1 大城市的区域划分 |
4.1.2 研究指标及方法 |
4.1.3 大城市发展趋势特征 |
4.2 大城市发展阶段的特点 |
4.2.1 中心区繁荣与郊区发展并存 |
4.2.2 城市发展迅速,周期短,波动大 |
4.2.3 疏散化现象显着 |
4.3 大城市发展阶段的拐点 |
4.4 大城市疏散化的特点 |
4.4.1 通勤距离延长 |
4.4.2 中心区“职住比”较高 |
4.4.3 外来人口主要向郊区聚集 |
4.5 小结 |
第5章 中外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比较 |
5.1 我国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讨论 |
5.1.1 城市发展阶段 |
5.1.2 疏散化阶段 |
5.2 国外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 |
5.2.1 美国城市发展与疏散化 |
5.2.2 欧洲城市发展与疏散化 |
5.2.3 日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 |
5.3 中外疏散化发展的对比 |
5.3.1 中外疏散化路径的宏观特征 |
5.3.2 中外疏散化过程的微观机理 |
5.4 小结 |
第6章 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及空间现状 |
6.1 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阶段 |
6.1.1 北京城市发展阶段 |
6.1.2 北京疏散化阶段 |
6.2 北京疏散化阶段的空间现状 |
6.2.1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
6.2.2 北京疏散化阶段的空间演变 |
6.3 小结 |
第7章 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
7.1 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关系:“疏散化Ⅰ型” |
7.1.1 指标测算、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7.1.2 实证检验与讨论 |
7.1.3 结论 |
7.2 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关系:“疏散化Ⅱ型” |
7.2.1 实证检验与讨论 |
7.2.2 结论 |
7.3 北京市各乡镇、街道的检验估计 |
7.3.1 回归估计 |
7.3.2 稳健性检验 |
7.4 进—步讨论:城市发展的非线性 |
7.4.1 城市发展的拐点 |
7.4.2 拐点的特征 |
7.5 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具有阶段性特征 |
8.1.2 我国大城市地区出现疏散化趋势 |
8.1.3 国内外城市疏散化的特点差异显着 |
8.1.4 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交互作用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房地产上市企业债务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文献综述 |
1.2.1 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综述 |
1.2.2 债务治理对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综述 |
1.2.3 内部控制与债务治理对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综述 |
1.2.4 房地产行业投资效率相关研究综述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1.5 论文创新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内部控制 |
2.1.2 债务融资 |
2.1.3 投资与投资效率 |
2.2 理论基础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自由现金流理论 |
2.2.4 债务杠杆治理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衡量方法比选与检验 |
3.1 投资效率衡量方法比选 |
3.1.1 常见衡量方法 |
3.1.2 方法选取 |
3.2 模型设计 |
3.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设计 |
3.2.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2 回归拟合结果 |
3.3.3 残差的描述性统计 |
3.4 本章小结 |
4 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4.1.1 债务治理与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 |
4.1.2 不同来源与不同期限的债务治理 |
4.1.3 债务治理在房地产行业中的拐点现象 |
4.2 研究设计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4.2.2 变量设计 |
4.2.3 模型构建 |
4.3 实证过程与结果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4.3.2 回归结果分析 |
4.3.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内部控制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5.2 研究设计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5.2.2 变量设计 |
5.2.3 模型构建 |
5.3 实证过程与结果 |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5.3.2 回归结果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6 内部控制与债务治理对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6.2 研究设计 |
6.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6.2.2 变量设计 |
6.2.3 模型构建 |
6.3 实证过程与结果 |
6.3.1 描述性统计 |
6.3.2 回归结果分析 |
6.3.3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及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6)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目标 |
二、主要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制造业服务化 |
二、技术创新 |
三、企业绩效 |
第二节 制造业服务化、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现状 |
一、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现状 |
二、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现状 |
三、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现状 |
四、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一、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 |
二、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创新 |
三、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
第二节 变量测量 |
一、被解释变量 |
二、解释变量 |
三、中介变量 |
四、控制变量 |
第三节 模型设定与实证方法 |
一、模型设定 |
二、实证方法 |
第四节 数据来源与处理 |
一、数据来源 |
二、数据处理 |
第四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讨论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检验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
第二节 基准回归分析 |
一、基于全样本制造业企业的基准回归分析 |
二、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异质性的基准回归分析 |
三、基于企业所属区域异质性的基准回归分析 |
第三节 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检验 |
一、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创新的回归分析 |
二、制造业服务化、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实证结果与讨论 |
一、对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的思考 |
二、对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U”型关系存在产业环境异质性的思考 |
三、对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企业绩效有效中介机制的思考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影响呈U型关系 |
二、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 |
三、技术创新在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企业角度 |
二、政府角度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2.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环境规制的概念 |
2.1.2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 |
2.2 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理论 |
2.2.3 波特假说 |
2.3 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探索 |
3 环境规制与企业的发展现状 |
3.1 环境规制的发展现状 |
3.1.1 我国目前采用的环境规制政策 |
3.1.2 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分析 |
3.2 企业的投入产出现状 |
3.2.1 企业发展的投入状况 |
3.2.2 企业发展的产出状况 |
3.3 环境规制强度(ERS)的测量 |
3.3.1 模型介绍 |
3.3.2 环境规制强度(ERS)指标选取及来源 |
3.3.3 数据处理及ERS的计算 |
3.4 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量 |
4 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应分析及区域异质性效应 |
4.1 变量选取 |
4.2 模型设定 |
4.3 实证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单位根检验 |
4.3.3 综合效应分析 |
4.3.4 区域异质性效应分析 |
5 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
5.1 门槛模型的设定 |
5.2 门槛模型的估计和检验原理 |
5.3 区域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 |
5.3.1 门槛效应的存在检验 |
5.3.2 门槛效应的具体表现形态 |
5.4 创新治污下的区域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 |
5.4.1 区域异质性门槛效应的存在检验 |
5.4.2 区域异质性门槛效应的具体表现形态 |
6 结论与建议 |
6.1 总结 |
6.2 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中国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 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1.2.1 研究目标和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技术路线及内容安排 |
1.3.1 研究结构框架 |
1.3.2 研究内容安排 |
2 文献综述 |
2.1 工业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2.1.1 工业绿色发展内涵 |
2.1.2 绿色发展路径探索 |
2.1.3 工业绿色发展评价研究 |
2.2 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2.2.1 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
2.2.2 绿色技术创新的评价及动力机制 |
2.3 技术创新来源与工业绿色绩效 |
2.3.1 技术进步与工业绿色绩效 |
2.3.2 研发创新与工业绿色绩效 |
2.3.3 非研发创新与工业绿色绩效 |
2.4 本章小结 |
3 研究基础与假设提出 |
3.1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的选择 |
3.2 工业行业类别划分 |
3.3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研究假设 |
3.4 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研究假设 |
3.5 本章小结 |
4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现状分析 |
4.1 工业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国际比较 |
4.1.1 工业技术创新的国际比较 |
4.1.2 工业绿色发展的国际比较 |
4.2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行业对比 |
4.2.1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行业对比 |
4.2.2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行业对比 |
4.3 本章小结 |
5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5.1 模型构建 |
5.2 变量度量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3 数据来源 |
5.4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
5.5 指标描述性统计 |
5.6 多重共线性检验 |
5.7 本章小结 |
6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经验检验 |
6.1 基本回归结果 |
6.1.1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回归结果 |
6.1.2 稳健性检验 |
6.2 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回归结果 |
6.2.1 各类行业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回归结果 |
6.2.2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
6.2.3 稳健性检验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3 不足之处及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9)企业金融化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金融化相关研究 |
1.2.2 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
1.2.3 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论文可能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企业金融化的界定 |
2.1.2 企业创新效率的界定 |
2.1.3 制造业企业的界定 |
2.2 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理论 |
2.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理论 |
2.2.2 企业创新的相关理论 |
第三章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及创新现状 |
3.1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现状 |
3.1.1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总体现状 |
3.1.2 差异性视角下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现状 |
3.2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现状 |
3.2.1 企业创新投入现状 |
3.2.2 企业创新产出现状 |
3.2.3 企业创新效率现状 |
第四章 企业金融化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理论基础与假设分析 |
4.1.1 适度的金融化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 |
4.1.2 过度的金融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提升 |
4.2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4.2.1 实证模型设计 |
4.2.2 变量选取 |
4.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1 数据来源 |
4.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 实证检验分析 |
4.4.1 相关性检验分析 |
4.4.2 实证结果检验 |
4.5 异质性检验分析 |
4.5.1 规模异质性分析 |
4.5.2 技术异质性分析 |
4.5.3 产权异质性分析 |
4.5.4 区位异质性分析 |
4.6 稳健性检验 |
4.6.1 替代变量法 |
4.6.2 替换计量模型 |
4.6.3 内生性检验 |
第五章 企业金融化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影响的调节机制分析 |
5.1 宏观层面调节机制 |
5.1.1 理论基础与假设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 |
5.1.2 实证结果检验 |
5.2 中观层面调节机制 |
5.2.1 理论基础与假设分析-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机制 |
5.2.2 实证结果检验 |
5.3 微观层面调节机制 |
5.3.1 理论基础与假设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机制 |
5.3.2 实证结果检验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10)环境规制下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案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思路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
2.1.2 市场失灵理论 |
2.1.3 绿色经济理论 |
2.2 绿色转型研究综述 |
2.2.1 绿色转型水平度量 |
2.2.2 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研究 |
2.3 环境规制研究综述 |
2.3.1 环境规制强度测算 |
2.3.2 环境规制异质性研究 |
2.3.3 环境规制影响效应 |
2.3.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绿色转型 |
2.4 文献评述 |
3 环境规制对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分析 |
3.1 产业绿色转型的实现机理 |
3.1.1 产业绿色转型的数理机制 |
3.1.2 产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 |
3.2 环境规制类型及发展历程 |
3.2.1 环境规制类型 |
3.2.2 环境规制发展历程 |
3.3 环境规制影响机理 |
3.3.1 直接影响 |
3.3.2 间接影响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测算分析 |
4.1 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测算方法 |
4.1.1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 |
4.1.2 RAM模型 |
4.1.3 Malmquist指数 |
4.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4.3 基于RAM模型的效率分析 |
4.3.1 效率整体趋势分析 |
4.3.2 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
4.4 基于全局Malmquist指数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4.4.1 Malmquist及其分解指数 |
4.4.2 Malmquist累积值及其分解指数 |
4.5 本章小结 |
5 环境规制对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分析 |
5.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5.1.1 环境规制指标选取与说明 |
5.1.2 其他指标选取与说明 |
5.2 环境规制强度的聚类分析 |
5.3 模型构建与估计 |
5.3.1 基本检验模型构建 |
5.3.2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构建 |
5.3.3 模型估计 |
5.4 结果分析 |
5.4.1 基本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5.4.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
5.4.3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 环境规制下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组合模式分析 |
6.1 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组合模式研究方法 |
6.1.1 研究方法选择 |
6.1.2 研究步骤介绍 |
6.2 单因素的充分必要性分析 |
6.3 多因素的组合模式分析 |
6.3.1 全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组合模式分析 |
6.3.2 强规制地区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组合模式分析 |
6.3.3 弱规制地区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组合模式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中国各省(直辖市)钢铁产业效率相关数据 |
附录B 中国各省(直辖市)钢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数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企业发展“拐点”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财务分析的人人网战略决策研究[D]. 刘茜.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 ——基于不同类型贷款的实证研究[D]. 鲁伊思. 山东大学, 2021(02)
- [3]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D]. 王殿武. 吉林大学, 2020(03)
- [4]大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关系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D]. 霍露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20
- [5]房地产上市企业债务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D]. 张小威. 重庆大学, 2020
- [6]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D]. 白倩楠.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 [7]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D]. 余恬恬.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1)
- [8]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中国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D]. 贾箫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9]企业金融化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影响研究[D]. 刘炳荣.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10]环境规制下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研究[D]. 付瑶. 北京科技大学,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