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郑观应及《盛世危言》史料一则（论文文献综述）
哈恩忠[1]（2021）在《《历史档案》刊发档案史料综述》文中认为《历史档案》杂志创刊于1981年,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学术刊物,也是全国独家专门公布明清档案文献兼以刊发明清史学论文的学术刊物,集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为一体。从创刊至今已40余年,共出刊164期,总计4100多万字,其中刊发档案史料约计920余个专题,约1700万字;刊发文章约计2500余篇,约2400万字。多年来,《历史档案》杂志严守国家政治宣传纪律,
汪强[2]（2017）在《从域外新知到朝中实践——晚清议会知识史研究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议会最初是作为一种域外新知于鸦片战争前借由传教士的出版物进入中国并在士人中传播,鸦片战争后议会知识的主要传播方式为一些官员的作品。总理衙门成立后,域外游记成为传播议会知识的重要载体,同时一些口岸知识分子在他们生产的议会知识中注入一些中国元素。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设计的制度局制度是议会知识经过"社会化"后与行动的初次结合的产物。在晚清新政到立宪的过程中,资政院开设、开议,议会由知识进入具体实践。晚清的议会,从一种域外新知到朝中实践,经历了知识传播、重构、改造并实践的过程。晚清议会的研究,在知识的生产、传播、阅读、实践方面仍需进一步思考。
覃亢节[3]（2017）在《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方面皆是如此。德国亦不例外,1871年,德意志联邦完成了统一,德国正式诞生,此后,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颇高,对于德国的国家形象、与德国相关的重要政治事件或是德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等,中国人多会关注并加以分析评论,是为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近代中国关注德国的人群中,不仅包括李鸿章、张之洞等政界要员,张德彝、刘锡鸿等外交使节,梁启超、章太炎等学界精英,孙中山、宋教仁等政治精英,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小知识分子、报刊记者、杂志编辑等,也在关注着德国,并把自己对德国的看法或评论写成文字,供知识界讨论,供政府参考。当然,中国人评论德国,其目的还是在于试图从德国寻找可供中国汲取、借鉴的经验,故而,基于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诸多影响,其包含思想层面的影响与物质层面的影响两方面,对于物质层面的影响,前人研究颇多,本文主要以研究思想层面的影响为主。本文以18701920年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即研究从普法战争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以及基于这些认知而产生的思想层面的影响。论文分为三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从普法战争到德占胶州”。基于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优异表现,诸多中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战胜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主要是因为其军备优越,故而,中国应该大力引进德国军备,这样的观点声援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洋务派。当然,较之于同时代之人,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王韬对德国的看法更加全面、深刻,他看到了德国强大军事力量背后优越的政治、军事制度。除了王韬之外,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着名外交使臣张德彝以及《申报》学人也对该战争有自己的见解。19世纪80年代,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人把德国当作良师益友,师法于德国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德认知的主流。刘锡鸿、李凤苞等驻德公使提倡从军事上学习德国;外交使臣张德彝在其大作《五述奇》中详细介绍了德国诸方面的情况;而以郑观应、薛福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则是希望中国全面学习德国,包括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中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急转直下,知识界大力谴责德国,但同时却苦于实力不足,不敢主张对德国宣战,而且,知识界认识到,德国占领胶州,乃是蓄谋已久,并非是教士被杀使然,德占胶州事件开启了列强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的先例,将会引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故而,中国必须改革维新,方可避免亡国之祸。“第二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因素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中国知识界相当活跃的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纷纷汲取外国的经验,为中国之未来献言献策。康有为对德国素有好感,而1904年的德国之行,使得康氏对德国之好感进一步加深,他认定德国的君主立宪制较之于法国的民主共和制更加适合中国,因此,康氏坚决主张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一度对民主共和抱有好感,但当他阅读了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与波仑哈克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分析之后,改变了其固有主张,转而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开明专制。杨度在俾斯麦“铁血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金铁主义”说。除此之外,在“民族主义”话语形成过程中,德国因素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先是德国的单一民族建国方式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后来,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再次启发了梁启超,使得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论,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章、欧战期间知识界对德国的认知及影响”。欧战爆发之后,中国知识界分析了德国挑起欧战的原因,认为德国之所以挑起欧战,有其思想根源,具体而言,乃是大日耳曼主义、军国主义、进化论思想使然;有其经济根源,是为了本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有其现实根源,德国长期以来同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欧战前期,基于德国在战场上的优势,知识界承认德国的优势并分析德国取得优势的原因,乃是基于其军国主义,对于德国的军国主义,知识界赞扬者较多,而理性分析者亦有之,在分析德国军国主义的同时,知识界也提出了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除此之外,知识界还对战事未来走向进行预测,绝大多数论者的分析较为客观,并不因为德国前期占优便认为德国能取得最终胜利。欧战中后期,知识界分析评论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讨论了中国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的问题。欧战结束后,知识界为德国的战败而欢呼,认为这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同时也反思德国的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先前对军国主义的赞扬荡然无存,代之以对军国主义的愤怒声讨与谴责。另外,知识界还对德国战后的走向进行预测,有人认为德国将洗心革面,抛弃军国主义,有人则是认为德国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窥见,在晚清民初这一时段内,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评价之中亦有不少真知灼见,这体现了先辈们的智慧。基于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不少重要影响,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另外,中国人关注德国、思考德国问题的落脚点仍在中国,任何对于德国的分析评价,都是围绕着如何能使中国富强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因此,救亡图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主旋律,它始终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知识界的核心任务。
秦进才[4]（2014）在《《劝学篇》与“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文中提出张之洞的《劝学篇》作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体西用"思想,既有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博采众长,也有对自己在湖北推行新政经验的总结升华,成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等重大问题的一家之言,适应了晚清社会的需要,挟朝廷之力广泛传播于海内,成为钦定的维新教科书,促进了"中体西用"思想空前广泛的传播,使"中体西用"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
涂静[5]（2014）在《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研究》文中指出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自此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名人档案,本文即对1949年以来的晚清名人档案编纂出版物的研究。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论述了1949年以来晚期名人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从起步阶段、相对停滞阶段、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四个时期来研究出版情况；第二个部分论述了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机构,对大陆和台湾编纂机构分别展开论述；第三部分论述了1949年以来的档案编纂成果的类型,从档案形成者、档案编纂的内容、档案成果的展现形式、档案成果的载体划分、档案成果的加工程度五个方面划分成果类型；第四部分论述了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工作的主要特点和编纂中存在的不足；第五部分对晚清名人档案编纂工作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及对策。
张瑞雪[6]（2014）在《从“条约制度”看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古代中国,华夏族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即中国居于中央,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则处于四方,共同组成了天下。这种观念的演变逐步形成了华夏文化优越于夷狄文化,形成了一种孤高自居的民族心理,轻视四方的民族尊卑的华夷之辨。并逐步衍生为深植人心的华夏中心意识。18世纪后半叶,英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场革命不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革命,更是社会、文化、政治的大变革。清政府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使其不知西方文明的世代变迁,仍沉湎于“天朝上国”之中,堵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输入,加重了天朝人的蒙昧与无知。中国被裹胁进入近代,签订一系列条约后,“条约制度”确立。使中国发生了深刻而艰辛、痛苦的转变,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关税总协定、割地、赔款等,致使天朝体制的崩溃,中国传统天下观逐渐衰落。随着条约地签订,一次重于一次的割地赔款,主权一步步的丧失,这刺激国人的觉醒以及反抗,迫使清政府对条约的认识由不知到有一定的认知,再到开始应用“条约制度”来维护国家利益,使国人有了维护主权的意识；随之近代主权意识形成；传统民族意识也随着对西方国家及东亚各国（尤其日本）的认识,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万国之一”,朝贡制度最终的瓦解,外交方面逐步走向了近代化,使得近代民族意识逐步形成。近代中国国家意识正是伴随着“条约制度”在中国的不断完备,刺激了国人对国家主权与独立意识的高涨,及近代民族意识的萌生从而逐渐形成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中华民国,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确立。因此,本文通过“条约制度”对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的作用进行浅析。
陈明远[7]（2013）在《中国租界史的再认识（之五）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文中指出"买办"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国家（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今为第三世界）的共有现象,但程度不一。百年租界史中,中国特色买办阶层长期存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中国租界（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近代化,是在外贸洋商侵入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近代化是由欧美本身的产业革命得来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由此,买办的生命线首先是受西方列强雇佣的"商",前者是辅助洋商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其次的生长点才是"产"即引进科技产业、厂矿实业,以催生民族经济。中国买办阶层在五口通商后逐步发达,到1920年,买办人数超过10万。本文指出一个参照系——以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日本租界及买办阶层的嬗变历史作为借鉴,揭露和分析中国买办固有的封闭性、虚荣性、懦弱性,指出这些特性导致大多数买办富豪家族在20世纪中繁荣奢华之后,必然走向衰亡。行贿成为洋商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大量腐败案件与外贸有关。洋商通过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中国的官僚买办为私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此外,本文对"买办研究第一人"——Pao Kuang Yung（包培之即包光镛）做了考证。
游江海[8]（2012）在《郑观应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复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其思想的形成并丰满的基础，而其经济思想在他的全部思想理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在经济方面的思考与实践，系统而全面，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学人。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对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的阐述和分析，围绕此目的，具体介绍了郑氏的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与历程，以及财政思想，金融货币思想，行业发展思想和社会保障思想四大板块主要内容，从本末关系，义利观，奢俭论，以及市场观念等方面解读其经济思想的价值体系，并介绍其经济思想超越保守，全面系统，务实求新，人文关怀的四大特点，最后总结了其对后世的影响。同时他的经济思想留下反思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理论先行，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是发展的前提；二是现代经济发展依然依托于一个良好宽松政治环境与市场环境。以此为今日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
王璐[9]（2013）在《施善与神明 ——清代江南民间儒生的劝善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江南地区素来有着乐善好施的传统,自明清以来,江南的慈善事业高度发展。随着朝廷官方和儒家精英的提倡,加之整个社会“上行下效”的共同努力,有清以来,善书及其所宣扬的儒家通俗伦理与感应果报的信仰非常迅速地在社会各个阶层得到推广渗透。伴随着善书的大量出现,善会善堂的兴起,清代的江南儒者士人逐渐形成了一条劝善谱系。在中华帝国晚期,王朝的统治基础日趋动摇,呈现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乱世景象,不仅身为上层精英的士大夫们纷纷寻求拯救危局之策,居于“中层”的地方士绅也以经世救民为己任。甚至可以说,地方士绅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重整道德秩序方面,较之上层士大夫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在明清善士的思想中,儒家伦理与经世济民之理想是和超自然的感应信仰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在挽救世道人心的过程中亦注重积累自身功德。通过研究彭绍升、潘曾沂、余治、严辰、经元善等江南善士的劝善活动与思想信仰,对于我们了解鬼神信仰、感应果报等宗教因素在清代儒者生活世界中所占比重,考察儒家世俗化的进程以及民间劝善运动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邵建[10]（2012）在《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历史人物的人际交往与人际网络逐渐开始成为史学界诸多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这与以往主要关注历史人物的人生历程、政治经历、思想建树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此类研究更加注重从一个社会的人的角度来还原真实的、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文以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作为研究对象。论文详细介绍了郑观应在亲缘、地缘、业缘、神缘等方面的个人关系网络,分析了他构建和维护人际关系网络的做法和风格,并以此探究其情感与个性,总结其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以及对他人生历程和事业发展产生的诸多影响。为了更好地深入研究郑观应的个性特点,本文专门进行了郑观应与经元善、盛宣怀等人关系的个案研究,重构了他与这些人物交往与关系演进的过程。本文还对郑观应的官场经历和修道历程及相关人际网络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郑观应的内心世界。
二、有关郑观应及《盛世危言》史料一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关郑观应及《盛世危言》史料一则（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档案》刊发档案史料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历史档案》杂志回顾 |
| 二刊发档案史料概况 |
| 三刊发档案史料几点特色 |
| 一、选题灵活多样 |
| 二、选材切合需求 |
| 三、编排拟题断句 |
（2）从域外新知到朝中实践——晚清议会知识史研究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一、议会知识在中国的初步传播(1840～1860年) |
| 二、议会知识注入中国元素(1860～1894年) |
| 三、议会知识“变形”实践(1895～1904年) |
| 四、议会知识的朝中实践(1905～1911年) |
| 五、结语 |
（3）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意义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几个关键词的界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中德关系史研究回眸 |
| 二、“中国人之德国观”研究及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从普法战争到德占胶州 |
| 第一节 中国人眼中的普法战争 |
| 一、王韬、郑观应与张德彝眼中的普法战争 |
| 二、《申报》对普法战争的译介及评论 |
| 第二节 19世纪70至 90 年代中国人的师德观 |
| 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驻德公使的德国观 |
| 二、全面介绍德国——张德彝与《五述奇》 |
| 三、全面学习德国——早期维新派的德国观 |
| 第三节 中国人对“德占胶州”事件的舆论反响 |
| 一、谴责德国的侵略暴行 |
| 二、讨论对德国和战问题 |
| 三、揭露德国阴谋与野心 |
| 四、呼吁中国改革以图强 |
| 第二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
| 第一节 知识界对德国政治制度、学说的认知及其影响 |
| 一、康有为对德国的崇拜与仿效 |
| 二、梁启超对伯伦知理、波仑哈克学说的吸纳与受容 |
| 三、杨度的“金铁主义”说 |
| 四、康、梁、杨三人对德国政治认知的合离 |
| 第二节 德国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
| 一、从“种族”、“宗族”到“国族”——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 |
| 二、知识界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初步构建 |
| 三、知识界围绕民族建国问题的争论 |
| 四、“五族共和”论的确立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
| 第三章 欧战期间知识界对德认知及影响 |
| 第一节 德国缘何挑起战争 |
| 一、思想根源：大日耳曼主义、军国主义与进化论思想 |
| 二、经济根源：资本主义发展之必须 |
| 三、现实问题：德国与其它国家的矛盾 |
| 第二节 欧战前期知识界对德国的认知 |
| 一、对德国前期战局的分析 |
| 二、对未来战事走向的预测 |
| 三、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论说 |
| 四、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 |
| 第三节 欧战中后期知识界对德国的思考 |
| 一、对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评论 |
| 二、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的议论 |
| 三、对德国后期境况的分析 |
| 四、对军国主义的反思 |
| 第四节 欧战结束后知识界对德国的评论 |
| 一、对德国战败之意义的认知 |
| 二、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声讨与反思 |
| 三、对德国强权政治的批判与思考 |
| 四、对德国战败原因的探析 |
| 五、对德国战后境况的认知及未来走向的预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劝学篇》与“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一、《劝学篇》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 |
| 二、空前广泛的《劝学篇》传播 |
| 三、《劝学篇》促进了“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 |
（5）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0.2 研究概念的界定 |
| 0.3 研究现状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 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 |
| 1.1 起步阶段(1949—1965年) |
| 1.2 相对停滞阶段(1966-1976年) |
| 1.3 恢复发展阶段(1977—1990年代) |
| 1.4 快速发展阶段(1990年代—至今) |
| 2 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的机构 |
| 2.1 大陆地区有关机构 |
| 2.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 2.1.2 各级地方综合档案馆 |
| 2.1.3 各级各类图书馆与博物馆 |
| 2.1.4 科研机构和高校 |
| 2.2 台湾地区机构 |
| 2.2.1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2.2.2 文海出版社 |
| 2.2.3 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
| 2.2.4 台湾商务印书馆 |
| 2.3 其他机构 |
| 3 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成果的类型 |
| 3.1 按档案形成者划分 |
| 3.1.1 帝王后妃类 |
| 3.1.2 清政府名臣类 |
| 3.1.3 农民起义领袖类 |
| 3.1.4 维新、革命先驱类 |
| 3.1.5 其他类 |
| 3.2 按档案编纂的内容划分 |
| 3.2.1 公文类 |
| 3.2.2 作品类 |
| 3.2.3 书信类 |
| 3.2.4 日记类 |
| 3.2.5 年谱类 |
| 3.2.6 其它类 |
| 3.3 按编纂成果的展现形式划分 |
| 3.3.1 书籍类 |
| 3.3.2 期刊类 |
| 3.4 编纂成果的载体划分 |
| 3.4.1 纸质类 |
| 3.4.2 缩微类 |
| 3.4.3 电子资源类 |
| 3.5 按档案编纂的加工程度划分 |
| 3.5.1 一次文献 |
| 3.5.2 二次文献 |
| 3.5.3 三次文献 |
| 4 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的主要特点及其不足 |
| 4.1 编纂的主要特点 |
| 4.1.1 编纂主体联合化 |
| 4.1.2 编纂选题多元化 |
| 4.1.3 编纂地区普遍化 |
| 4.1.4 编纂载体多样化 |
| 4.1.5 编纂成果层次化 |
| 4.2 编纂的不足之处 |
| 4.2.1 编纂缺乏宏观统筹规划 |
| 4.2.2 不同级别机构间成果数量差异明显 |
| 4.2.3 缩微制品编纂成果的法律效应欠缺 |
| 4.2.4 档案数字化编纂进程缓慢 |
| 4.2.5 二、三次文献成果数量有限 |
| 4.2.6 大陆与台湾地区交流合作不足 |
| 5 新时期晚清名人档案编纂的建议及对策 |
| 5.1 加强各级档案行政部门的宏观指导 |
| 5.2 协同中央和地方相关机构的编纂工作 |
| 5.3 认可缩微制品编纂成果的法律地位 |
| 5.4 重视档案编纂数字化成果 |
| 5.5 引进市场化编纂理念 |
| 5.6 推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合作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从“条约制度”看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研究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盟约时代的国家意识 |
| 第一节 “天下”与“四方” |
| 第二节 华夏与蛮夷 |
| 第三节 盟誓与朝贡 |
| 第二章 “条约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条约背后的不平等 |
| 第二节 传统国家意识的动摇 |
| 第三章 新旧国家意识的交替 |
| 第一节 国家意识的新旧交替 |
| 第二节 早期维新派对条约的认知 |
| 第三节 清政府修约意识的萌生 |
| 第四节 近代边界意识的萌生 |
| 第四章 近代国家意识的萌生 |
| 第一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维新派对条约的认知 |
| 第四节 近代国家概念的输入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条约的认知 |
| 第二节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科研成果情况 |
（7）中国租界史的再认识（之五）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论文提纲范文）
| “买办”的来龙去脉及对其不同看法 |
| 买办的雇主:从事贸易的洋行 |
| 另一种雇主:金融机构—银行 |
| 五口通商后“买办”在中国形成特殊阶层 |
| 雇佣买办必须签订合同 |
| 对于“买办”的不同看法 |
| 笔者的观点 |
| 买办阶层的历史作用和代表人物 |
| 清末“四大买办” |
| 广东香山帮唐廷枢 |
| 广东香山帮徐润 |
| 江苏东山帮席正甫 |
| 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 |
| 天津租界四大买办 |
| 汉口大买办刘歆生 |
| 奢华的买办家族必然走向衰亡 |
| 【附考证】关于“买办”研究第一人——包培之的考证 |
（8）郑观应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引入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历史背景 |
| 2.1 中国近代时代背景 |
| 2.1.1 晚清封建统治逐步崩塌 |
| 2.1.2 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 |
| 2.1.3 传统文化遭受剧烈冲击 |
| 2.2 个人生平 |
| 2.2.1 地主出身，洋行买办经历 |
| 2.2.3 绅商着述，投身实业历程 |
| 第3章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 财政思想 |
| 3.1.1 预算思想 |
| 3.1.2 税赋思想 |
| 3.1.3 国债思想 |
| 3.2 金融货币思想 |
| 3.2.1 货币改革思想 |
| 3.2.2 发展银行业思想 |
| 3.2.3 发展保险业思想 |
| 3.3 行业发展思想 |
| 3.3.1 重“商”思想 |
| 3.3.2 发展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的思想 |
| 3.4 社会保障思想 |
| 第4章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价值体系 |
| 4.1 “本”、“末”认识的转变 |
| 4.2 “义”、“利”关系认识的转变 |
| 4.3 兴“利”除“弊”的经济思考 |
| 4.4 “奢俭论”的消费思想 |
| 4.5 市场机制与民族保护相统一 |
| 4.6 经济思想背后的民权思想 |
| 第5章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特点 |
| 5.1 超越与保守的时代特征 |
| 5.2 全面而系统的经济思想体系 |
| 5.3 学习西方，倡导实业，务实求新 |
| 5.4 人文关怀和爱国热忱 |
| 第6章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施善与神明 ——清代江南民间儒生的劝善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预期目标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劝善运动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传统思想中的“善”与“报” |
| 第二节 三教归于劝善 |
| 第三节 由“善与人同”到“圣与凡同”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江南善士的下层经世活动 |
| 第一节 “善士”概说 |
| 第二节 同善会与“儒门功过格运动” |
| 第三节 阴鸷观与儒者社会关怀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经世思潮与江南的劝善谱系 |
| 第一节 乾嘉以来的经世主张与劝善运动 |
| 第二节 清中后期江南的劝善谱系 |
| 第三节 儒释之辨与果报信仰：以彭绍升与潘曾沂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代危机与善士个人抉择 |
| 第一节 鬼神救国论与劝善运动 |
| 第二节 劝善救劫：以余治为例 |
| 第三节 清末善士严辰的宗教体验 |
| 小结 |
| 结语 |
| 论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事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 |
| 1. 生平简介 |
| 2. 事业发展与成功因素 |
| 3.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特点 |
| 4. 郑观应的处世风格 |
| 第二章 亲缘网络 |
| 1. 郑观应弃学从商的缘由分析 |
| 2. 父母与兄弟 |
| 3. 妻妾与子女 |
| 第三章 地缘网络 |
| 1. 同乡与同乡会 |
| 2. 与江浙士绅 |
| 3. 郑观应与经元善关系研究 |
| 第四章 业缘网络 |
| 1. 买办岁月与洋商关系 |
| 2. 晚清商界的千手观音与洋务派官僚网络 |
| 3. 官场沉浮与政界关系网 |
| 4. 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 |
| 第五章 神缘网络 |
| 1. 郑观应的道缘与修炼 |
| 2. 郑观应与万启型及其道界关系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
| 一.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大事记 |
| 二. 郑观应主要人脉关系名录 |
| 三. 郑观应主要任职一览表 |
| 四. 《盛宣怀档案》中郑观应、盛宣怀往来函、电目录 |
| 五.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有关郑观应及《盛世危言》史料一则（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档案》刊发档案史料综述[J]. 哈恩忠. 历史档案, 2021(04)
- [2]从域外新知到朝中实践——晚清议会知识史研究论纲[J]. 汪强. 金陵法律评论, 2017(01)
- [3]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D]. 覃亢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4]《劝学篇》与“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J].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3)
- [5]1949年以来晚清名人档案编纂研究[D]. 涂静. 云南大学, 2014(01)
- [6]从“条约制度”看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D]. 张瑞雪. 宁夏大学, 2014(08)
- [7]中国租界史的再认识（之五）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J]. 陈明远. 社会科学论坛, 2013(10)
- [8]郑观应经济思想研究[D]. 游江海. 湘潭大学, 2012(01)
- [9]施善与神明 ——清代江南民间儒生的劝善思想研究[D]. 王璐. 南京大学, 2013(01)
- [10]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D]. 邵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