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职考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一、对高等职业院校考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陈元元^[1]（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王美^[2]（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宝勒尔图雅（Erdenebileg Bolortuya）^[3]（2020）在《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全球激烈的竞争以及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培养学术能力高以及创新能力强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对于中蒙两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的研究中,以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课程论和教学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发展现状,对比分析了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在设置、实施以及管理方面的异同。在SWOT分析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课程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威胁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相互学习借鉴的建议。由于两国教育管理体制不同,蒙古教育社会化程度越来越深,蒙古国强调的是硕士教育的过渡性和职业性,而中国强调的是学术性,因此蒙古国的课程价值取向以社会为主,而中国以学科为主。同时,蒙古国教育学课程设置的优点是课程设置比较灵活,重视方法论课程和研究方法课程,以及重视课程设置的社会价值取向,然而其课程设置过于灵活影响了培养质量。中国教育学课程的主要优点则是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建立以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课程体系。然而,选修课的数量和类型还不够丰富;课程内容陈旧;有些课程与本科课程没有合理的联系;课程内容不够实用;教育学课程没有人文学科课程。总之,基于中国的经验或者说优点,建议蒙古国在改进课程方面,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及教师课程实施办法三个方面出发,具体而言,需要强调选修课的重要性,要强调实践教育,要提高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更新教师课程实施理念,改进教师课程实施办法,同时综合考虑确立课程目标,正确合理进行课程评价;而就中国而言,基于蒙古国的有点与经验,需要重视并增加方法论的课程,强调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与科学性,注重跨学科的设置,合理调整课程结构,突出课程设置的个性化,加强课程的国际化研究,以及改进课程实施的取向与策略,并且优化课程目标与评价。总之,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发展可以借鉴对方优秀的经验,从而弥补自身的不足。

徐瑛^[4]（2020）在《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就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聚焦于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仍较为缺乏。本研究选择对2000年以来CNKI收录的高教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对20年来高教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做出回顾梳理,以期为今后选题提供借鉴和参考。本研究首先在从数理统计的（学位点分布、学位授予年度、学位授予单位）三个维度分析选题的整体趋势。其次从可视化分析的（关键词共现分析、热点前沿分析、研究主题的分类）三个层面分析选题的特点、热点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学位论文以“高等教育”为研究领域、以“大学生”、“研究生”、“教师”等为研究对象,以“大学”、“高校”、“地方高校”“高职院校”、“民办高校”等场所机构为依托,以“现状——问题——影响因素——对策建议”为一般逻辑,研究内容贯穿制度、机制、模式、管理、课程、教学、评价以及比较教育等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与之相关的主题也成为高教硕士学位论文广泛和深入讨论的对象。最后基于既定框架,立足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背景,讨论高等教育政策对学位论文选题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政策可以为学位论文选题提供依据,一方面,高等教育政策本身直接成为选题内容;另一方面,政策内容通过映射在实施过程中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间接为学位论文选题提供依据。同时,学位论文作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部分,也可能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反馈和参考。

陈玄玄^[5]（2020）在《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研究十分必要。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是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在学历相互弥补的基础上,为了实现高等教育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目标不断调整研究生层次教育、本科层次教育和专科层次教育之间比例关系的一系列过程。相较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中,普通高等教育承担着大众化的主要职能,尤其是普通本科教育,而成人高等教育逐渐没落。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较大,但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高,研究生教育占7.16%左右,普通本科教育占44.52%,且高等教育发展地区差距明显。为进一步分析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本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普及化地区”（毛入学率≥50%）、“后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40%-50%）、“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15%-40%）。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低的地区对普通高等教育的依赖性越强,其研究生教育越不发达,进而高等教育发展层次越低,同时高等学校质量越低,也就是新建本科院校越多;本科教育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贡献基本没区别,专科教育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贡献较大;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的地区的成人高等教育越发达,尤其是网络本专科教育,而“后大众化地区”和“大众化地区”的网络高等教育有较大发展潜力。为进一步研究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本研究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三个维度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上海、北京、天津、湖北、江苏、浙江、陕西、吉林、辽宁、山东等省份具有较高的匹配层次,匹配状态也整体中等偏高;福建、黑龙江、湖南、重庆、安徽、广东、宁夏、四川、河北、山西等省份呈现出中等层次的中、低度匹配状态。此外,部分省份属于低层次的不同匹配状态,包括河南、江西、海南、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西藏、甘肃、贵州11省份。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匹配层次整体上高于毛入学率低的地区,匹配状态则不尽相同。由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是必然的、客观的。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好,差异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它使得高等教育结构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比较分析,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其最终目的在于明了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距,对高等教育的差异发展要实施必要的控制。不追求绝对均衡,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与地区的经济、人口、科技等发展协调一致。

李季^[6]（2020）在《教育供给侧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结构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高等教育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重要使命。党的十九大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高等院校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人才输出地,高等教育人才结构是构筑我国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市场人才需求与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的人才结构转型升级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旨在更好的适应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运行活力。为实现良好的高校与市场之间供需动态平衡,增强优质供给,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必须适应国家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本研究将从教育供给侧的视角,探究我国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与人才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分别从人才个体结构、人才群体结构和人才社会结构三个大方面切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结构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归因,针对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人才结构存在的问题,探究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改革的实践路径,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避免或减少高校毕业生一岗难求、用人单位无人可招等供需错位现象的发生,确保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人才结构与社会人才市场实际需求的适应性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撑力更强。

张艳超^[7]（2019）在《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可持续发展观正在引领全球教育的前进方向,“全纳、公平、优质、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的核心发展理念。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如何创新办学模式,改善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办学空间,已成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办学院校以及劳动力市场普遍关切的问题。本论文以生态系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框架,探索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数学建模法、情景预测法和访谈法,研究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演变过程及综合发展水平;探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现实困境、办学空间及发展趋势;关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改革发展路径。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系统演变是外部环境与办学群落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先后经历“一枝独秀”“双雄并举”“三足鼎立”等三个发展阶段,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群落整体发展处于生态失衡状态,不能有效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同时,我国不同地区人力资源存量、继续教育机会、继续教育资源的差距较大,导致办学群落区域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滞缓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推进步伐。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即将来临,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将逐步进入“融合统一”的发展阶段。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我国31个省（区、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演化形成三个发展方阵,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而发生演变。结合生态学规律可知,解决供需矛盾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教育政策主导下的异发演替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演变的主要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追求的办学目标,新时期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改革任务是提高质量、促进公平、改善环境、优化结构。综合分析,本文提出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发展建议:一是提升各省（区、市）办学自主权,采取区域推进方式进行差异化改革,第一方阵重点探索教育引领创新,拓展办学发展空间,第二方阵重点聚焦教育质量保障,提升院校办学水平,第三方阵重点推进信息技术应用,改善现有办学生态;二是明确系统整体办学生态位,生源输入环节建立基于师生比的规模生态位,办学群落优化结构生态位和质量生态位,资源输出环节形成基于多维评价的效益生态位;三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可持续发展模型,不断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陈沛酉^[8]（2019）在《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严峻。这一情形使得“转型”成为各类组织解决危机、谋求生存的不二法则。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亦是如此。但转型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建构,须是站在已有积淀上的优化与完善。因此,亟待从组织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高职院校转型的过程、要素及逻辑。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考察法、历史研究法以及延伸个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伯顿·克拉克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围绕着高职院校组织的诞生与转型所形成的场域关系、转型要素及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等多方行动体的核心利益考量,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变化及解决作为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核心议题”,从而确立了高职院校组织从升本导向到就业导向再到生涯导向的转型历程:（1）升本导向阶段（1980年～2003年）。1980年,“收费、走读、短学期、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蹒跚起步。而后经由1996年“三改一补”、1997年规范命名、1998年“三教统筹”、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0年管理权下放等等正式制度供给,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科为组织形式的高职院校组织种群获得了数量上的跨越式发展。（2）就业导向阶段（2003年～2010年）。2003年,在扩招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之际,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基于此,中央政府部门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转型目标,并综合运用择优项目引领示范与人才培养评估等举措,引导建立“地方政府主责、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实施”的组织转型场域关系。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对“高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高职应该如何办”达成多项规范性共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等办学观念深入人心。（3）生涯导向阶段（2010年至今）。就业导向组织转型带来了就业率显着提升,但以数字为单一表征方式的一次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反映各高校的就业情况。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等指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新危机引起高职院校组织场域中的行动体围绕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式转型策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顶层设计推动下,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制度化,高职院校组织亦与四年制大学重新建立起合作交流。同时,高职院校组织自身开始强调职业素养教育。其次,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在升本导向阶段,受国家政策分层歧视与升格诱导、市场生源选择偏好以及大学理性神话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力量等多重逻辑制约下的高职院校选择了模仿本科院校学科教育,即把升为本科院校当做规划目标,把大学课程进行“压缩饼干式”删减、把毕业生“专升本”率高低当做招生噱头的“漂移性”组织生存策略。在就业导向阶段,支配组织场域行动体实现就业导向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有:“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国家逻辑,“项目驱动”的科层制逻辑,“生源充盈”、“满足企业需求”的市场逻辑以及“职业主义”的教育逻辑。在生涯导向阶段,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受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的科层制逻辑以及“生源危机”、“产业转型升级下的企业新需求”的市场逻辑和教育“成人”逻辑的共同支配。

滕曼曼^[9]（2018）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高校教学绩效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关键观测点。然而,由于国情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各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差异显着,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困惑性,而这不利于探究大学本科毕业率所反映的真正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放眼全球,大学本科毕业率表现出三点特征:国别差异、院校差异和个体差异。例如,美国与法国的大学本科毕业率（学制内）不到40%,英国与日本（学制内）则达到80%,而这些国家同属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国家内部,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学生个体在大学本科毕业率上同样存在差异。与世界经验不同的是,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现状呈现整体偏高（98%的平均值超过任何一个OECD成员国）且院校间差异不大（不同类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率不存在明显差异）的特征。目前,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高的现状遭到多方质疑,为了追溯根本问题所在,首先需要揭示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及其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探究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直面问题解决之道。从理论层面探究发现,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及其与高等教育质量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本质上,大学本科毕业率,即学生群体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而高等教育质量体现为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满足程度。因此,客观地说,大学本科毕业率和高等教育质量之间存在“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并可能引发矛盾。所谓“一元”,指的是大学本科毕业率仅意味着学生达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程度,评价者仅为大学;“多元”指的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期望,评价者为多元利益主体。“一元”与“多元”关系可能引发的矛盾是,大学评定“合格”的毕业生未必为其他利益主体所认可,由此可能会出现大学本科毕业率高,但高等教育质量低的现状,反之亦然。因此,不能简单线性地使用大学本科毕业率的高低来判断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关键是要看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是否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严守大学学业要求,达成人才培养目标;二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多元需求,而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则是首要的一项;由此来看,以上两个条件是密切相关,首尾相合的。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一元与多元”的关系,要求以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视角对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借助“系统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及“院校影响理论”,从大学的外部系统环境和内部管理两个维度入手,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机制进行探究。在“大学本科毕业率质量内涵分析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外部力量对高等教育提出自身价值期望,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同程度的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大学。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管理思维和方式仍然支配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表现为教育行政部门简单划一的刚性评价制度和绩效性教育经费分配机制;就业市场上对“学历本位”的推崇仍然牵制着高校的办学行为,体现为各类社会企事业单位对“双证”的要求;我国社会传统的文化观念依然强有力的“浸润着”大学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呈现为社会对大学生不毕业的无法接受。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大学不得不追求高的本科毕业率,甚至于采取了一些明知是错和自损质量的措施,例如“清考”制度。因此,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的复杂过程,而且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可预见的是,如果不采取相关的改革措施,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未来仍将保持高走位趋势。在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一元与多元”的逻辑关系下,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多元影响因素,表明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表层问题”——大学内部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严格性不足”或“灵活性不够”,造成部分学生未达到大学的学业要求或者人才培养目标而毕业,造成毕业率的“虚高”,违背了大学本科毕业率的“一元”本质;而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则是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计划性”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性”的多元需求,造成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需求。应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表层问题”和“问题本质”,需“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学坚守学术标准并不畏艰难地进行相关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二是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社会的各方力量的协调和支持,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简政放权”。基于质量视角,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解决的根本在于,协调好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达到互融共生。

解瑞红^[10]（2018）在《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进入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社会转型打破了国立大学原有的内外部治理模式,使国立大学具有了新时期治理的新特点。新时期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治理体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外部治理方面,国家逐渐增加对国立大学的控制力度,通过加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主导实施了一系列国家项目和计划,增加国家对大学的影响力,也保证使大学的发展符合国家的各种战略。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国立大学的治理体系是当前俄罗斯外部治理变革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社会逐渐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大学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局面。市场和社会对国立大学增加影响的同时,也增加了国立大学的市场化行为,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立大学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使国立大学拥有了更多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大学中如质量下降、短期效应等问题的出现,为此,国家不得不通过加强政策和法规建设进行引导。外部治理体系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同时,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大学的自主权增加,在教学、科研、行政、财务等方面享有比较宽泛的自主权;大学内部机构的职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集体制和一长制的治理体系中,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在增加,国立大学中科研职能的重要性超过教学职能;国立大学基层组织中,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仍然是主要的管理者,但教师、学生、企业主、社会利益群体等主体也有机会参与到国立大学的共同治理中来,形成了一种协同治理的模式。本文比较系统、详实的阐述了俄罗斯国立大学从1992年俄罗斯独立以后的发展历程和治理体系的变革过程。总结出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转型的历史时期国立大学治理的特点以及呈现的问题。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系统理论、治理理论、法人治理理论从俄罗斯文化和意识形态入手,揭示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的原因,总结发展特点,对俄罗斯国立大学未来治理模式变革的方向进行展望。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如下:1、国立大学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的主体,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俄罗斯教育消费者而言,国立大学是首要的选择。国立大学代表着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和实力。2、俄罗斯独立后,国立大学治理的变革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之间是呈线性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转型会直接影响国立大学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的转型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国立大学治理在每个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都是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所决定的。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治理体系中充满了国家主义的特征,政府力量自上而下的对国立大学进行约束和控制,包括国立大学的市场化行为都是政府引导和控制的结果。国立大学的发展方向是由国家战略和政府需求来确定的,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引导国立大学的发展方向,使国立大学和政府利益诉求保持一致。在国立大学的外部治理体系中,政府仍然处于主导的强势地位,强行将国家战略和国立大学发展目标捆绑在一起。相对的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在国立大学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比较弱势。3、在当前社会,由于人口危机、非国立大学崛起、国立大学自身问题的存在使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有挑战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机遇,国立大学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接触社会中的其它组织。这个过程中国立大学更加开放和多样化、更加富有活力。4、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是外部治理模式的缩写,当前,民主化、分权化等理念也促使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改变,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正成为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改革的主要方向。

二、对高等职业院校考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高等职业院校考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3）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教育供给侧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高等职业院校考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D]. 宝勒尔图雅（Erdenebileg Bolortuya）.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D]. 徐瑛. 苏州大学, 2020(03)
• [5]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D]. 陈玄玄.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教育供给侧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结构研究[D]. 李季.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7]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D]. 张艳超.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D]. 陈沛酉. 天津大学, 2019(01)
• [9]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D]. 滕曼曼. 厦门大学, 2018(06)
• [10]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研究[D]. 解瑞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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