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70万行政村路该怎么走?(论文文献综述)
苏瑞珍[1](2020)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及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项应对疾病风险冲击的制度安排,医疗保障制度从两个方面发挥减贫效应,一是提供财务保护,避免或减少因医疗费用支出而陷入贫困,二是促进医疗服务利用,避免或减少因健康人力资本损害而陷入贫困,因此,发挥减贫效应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内在功能。2003年以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型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模式,农村地区已被普惠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特惠性医疗救助制度所覆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的三重保障制度安排,在减轻农村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改善健康、增进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减贫效应。进一步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不仅是当前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托底保障之一,同时也是2020年后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减贫战略转向、健康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所必须依赖的重要制度路径之一。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减贫的路径和方式面临可持续困境。一是资源约束下通过提高制度保障水平增强普惠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减贫效应的实现路径面临边际效应递减困境。二是特惠性医疗救助制度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济贫效应,但是也面临补偿水平提升困境。三是对贫困人口的倾斜政策有利于改善医疗保障制度的亲贫性,但是也产生了“悬崖效应”,引致新的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矛盾。基于此,首先,本文在分析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机理的基础上,界定了我国农村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在减贫中的功能定位,并阐述了发挥减贫效应的传导机制。其次,基于功能定位及传导机制,分别对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分析。再次,在分析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国际经验借鉴基础上,提出了增强减贫效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包括: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意义,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目标、思路、方法及内容,指出了研究重点、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和不足,认为深入研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第二章是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理论分析。首先,从历史视野下的贫困研究和新时代我国减贫战略的转向两个方面,分析了增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背景。其次,阐述了医疗保障减贫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国家干预的再分配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并指出这些理论的启示意义。再次,从内在机理、亲贫性及基本依据、逻辑动因、制度条件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一般机理。最后,从功能定位和传导机制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一是界定了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在减贫中的功能定位,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应在改善亲贫性中增强减贫效应,医疗救助在减贫中应发挥“平整竞技场”保障效应和托底保障效应。二是分析了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济贫”和“防贫”机制。第三章是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一是在阐释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基础上,分析了其在农村减贫中的重要贡献。二是深入阐述了社会医疗保险发挥减贫效应的再分配实现路径,提出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要在改善亲贫性中增强减贫效应的观点,并运用实证方法评估了制度变迁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亲贫性改善,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中亲贫性趋恶化,筹资和偿付环节都加剧了逆向再分配,不利于推进公平减贫,而农村医疗救助并未发挥有效的“平整竞技场”效应。三是利用CFPS(2016)数据测算了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缺口,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中的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并未有效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但是降低了非低收入群体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而且社会医疗保险补偿后,农村低收入家户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依然高达30%到50%,比非低收入家户高10到20个百分点。第四章是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一是分析了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应不断增强的实现路径。二是基于减贫目标实证评估了我国农村医疗救助的减贫效果。结果显示,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对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的覆盖缺口率分别高达58.02%和47.66%,而总体保障水平远未到实现减贫目标的保障需求,即减贫目标下应该有80.46%的医疗救助农村家户获得的医疗救助补偿资金占家户自付医疗费用支出的比重应在60%以上,而实际上只有19.75%的医疗救助农村家户在这一比重范围内。三是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村家户医疗救助需求的因素,指出实际救助对象识别中可能存在问题。四是测算了减贫目标下农村医疗救助的资金需求规模。测算结果显示,以2016年为例,减贫目标下全国低保户需要医疗救助资金805亿元、低保边缘户需要446亿元、因病致贫户需要1000亿元,如果把医疗救助支出占政府医疗保障财政支出比由当前的5%提高到10%,则可以实现对低保户的充分保障。第五章从医疗资源非均衡配置导致的医保利用困境、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逆向收入再分配困境、农村医疗救助的补偿不足及结构性困境、农村补充医疗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发展困境以及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困境五个方面分析了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现实困境。第六章基于医疗保障制度模式,深入分析了典型国家医疗保障发挥减贫效应的制度特征,并总结出经验教训和方法启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医疗保障制度的筹资累进性、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力度、提高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以及改善医疗保障制度治理水平。第七章从明确减贫功能定位,增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协同效应;统筹医疗卫生与医疗保障改革发展,助力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改善社会医疗保险的亲贫性,增强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加大救助资金投入并优化结构,增强医疗救助的托底保障功能;发展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壮大农村医疗保障减贫力量五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以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安排,创新性地梳理和探索了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分析了医疗保障制度“济贫”和“防贫”的功能差异及其不同传导机制,并尝试拓宽医疗保障减贫效应的研究视域。论文通过对当前基于灾难性医疗支出设计的农村医保制度所做的评估,发现现行农村医疗保障的减贫效应对低收入群体是不敏感的,可能存在对低收入群体的挤出现象,即减贫有限、亲贫不足。因此,引入医疗保障的“亲贫”概念,建议把改善亲贫性作为医疗保障制度优化的方向,以实现惠及更广泛群体的防贫减贫目标。第二,提出社会医疗保险要在改善亲贫性中增强减贫效应。本研究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存在逆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因此仅具有“涓滴”减贫效应。应把改善亲贫性作为增强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减贫效应的实现路径,并据此对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第三,基于减贫目标,利用微观数据对农村医疗救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本研究利用CFPS(2016)数据,对充分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医疗救助的覆盖缺口、保障水平、资金需求规模进行了测算,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家户医疗救助需求的因素,特别是从政府医疗救助支出与政府医疗保障支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并未体现出良好亲贫性的观点。
何治民[2](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指出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杨振生[3](2017)在《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镇化历程表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不能回避城镇化。目前,全世界73亿人口中已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的时代。但是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人口总数仅有10亿人左右。除了在"冷战"背景下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以外,还没有其他国家成功的例证。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有些国家甚至因过度城镇化陷入动乱而造成政权的更迭。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人左右,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将超过目前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城镇化规模之宏大,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之严峻,在世界城镇化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课题。因此,对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进行梳理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汲取教训,探求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丰富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并提出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历程背后的思想和政策根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城镇化思想如何决定国家的城镇化政策,进而如何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其中有哪些基本经验和问题教训。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城镇化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主体结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部分,包括第一至五章,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视角,以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和政策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选取地级德州市作为研究案例,梳理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重点对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对策和建议。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指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思路。本文将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划分为政治型、经济型和新型城镇化三个历史阶段。从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城镇化实践三个方面,对各阶段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论证。本文认为,只有对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中国城镇化实践效果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刻分析,才能厘清中国城镇化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准确研判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从而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可行路径。因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世界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探索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经验,修正失误,才能创造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对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政治型城镇阶段,德州地区城镇化在曲折徘徊中艰难前行。城市乡村在强大的政治控制力之下,基层政权得到巩固,社会高度稳定,呈现出低水平稳固的城乡关系。尽管这一时期德州地区工业化水平有一定提高,但是农业生产低位徘徊,缺乏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能力,导致政治型城镇化战略下的"贫困"城镇化。"生产性"功能优先的城市理念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最直接的原因,"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运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既要肯定这一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更要深刻反思其中的惨痛教训。在经济型城镇化阶段,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1992年开始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潮,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拉动德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的禁锢和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繁荣和人民的富裕。但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经济型镇化本质上也是一种粗放式城镇化.资源透支、环境污染、社会心理失衡等问题接踵而至,倒逼经济型城镇化模式向新型城镇转型发展。2004年以来,德州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结合本地实际,德州创造了一种"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型城镇化两个视角对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以农村城镇化为重点,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路径,同步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和新型社区建设,并将新型社区纳入全市城镇体系来规划和管理,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社区城镇化协同发展。"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是在国家新型城镇战略指引下,基于"自下而上"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探索,为如何引导李克强总理提出的"1亿农民"实现就近城镇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范例。本文对"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将德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实践经验上升到城镇化理论高度。总结出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所遵循的党的领导、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等基本原则,归纳出这一基于地方实践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的主要经验,同时对"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面临的机遇、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和教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社区化、强化产业支撑、重视文化城镇化、侧重就近城镇化等对策和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六个基本结论:一是执政党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决定着一个国家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政策与城镇化实践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发现中国共产党关于城镇化思想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中国城镇化的顺利或曲折发展。二是世界各国国情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既要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更要遵循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三是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统筹解决城镇化和"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新型城镇化思想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城镇化提供了地方实践范例。四是城镇化是中国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所承载的意义远非经济领域本身,不能夸大城镇化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治理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因此要有风险和忧患意识,走稳健的城镇化的中国道路,避免"激进"城镇化。五是在符合国家城镇化战略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地方城镇化的创新做法,实践中即使存在失误,也要持包容的态度。六是要构建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对城镇化的研究,要从城市规划学、区域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高度,上升到哲学高度,构建中国学术界自己的城镇化理论体系,然后提升到国家层面上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增强中国城镇化的理论自信,用理论指导实践,创造城镇化的"中国式"模式,为世界城镇化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典范。
冯亮[4](2016)在《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这一点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基本共识并凝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而农村环境治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展开的。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由点到面的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从实践层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与深入,然而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本文针对这一现状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宏观上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阶段、政策脉络及其治理理念进行分析;微观上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并广泛搜集案例素材,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丰富内涵以及治理成本与治理结构之间的联系予以阐释,并指出了治理结构的优化路径。本文研究表明,2005-2006年是中国环境治理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中国的环保部门开始将农村环境从实质上纳入治理的范围,中国环境治理中“重城市、轻农村”的格局开始朝“城乡并重”的方向扭转。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呈现出阶段性推进的特征。2005-2008是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时期;2008-2010期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强化;2010-2013期间,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2013年以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政府部门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新的推进器。根据2005-2015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实践,本文首次从理念层面上对“环境整治”和“环境治理”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区分界定:环境整治侧重于间歇性的项目投入,单向运作即可实现,带有暂时性的特点;而环境治理则兼顾间歇性的项目投入和连续性的日常运行,需要双向互动才能持续,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本文依据调研素材建构了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性的微观分析框架:即村内矛盾-产业结构-环境治理-外部力量四者之间的关联性互动。在农村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考察对象与公共治理领域的大师奥斯特罗姆所研究对象的相对封闭性不同,因此必须将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介入纳入分析范围,进而实现对既有公共治理理论的丰富。这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突破既有的关于公共产品的供求分析。良好的农村环境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一般认为是政府部门,消费主体是村民。与一般的供求分析有所不同的是,本文的分析并未停留在简单的供求模式以及效率探讨上,而是依据案例从两个角度予以了突破:一方面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阐明了“有效监督”是确保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巩固的关键点,这样一来就通过监督成本将治理成本引入了供求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和村庄内部结构的考察,阐明了同时激发多方参与者的积极性进而降低治理成本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亦即需要从政府供给切换到了多方联合供给。监督成本的高低往往因治理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通过对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同治理内容的比较分析表明,“有效监督”的难题在日常运行相对较难的农村垃圾治理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简单依靠外部力量来解决垃圾治理中的监督难题,面对点多面广的农村其成本往往非常之高,而高成本的治理必然是难以持续的。随着消费观念与生活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及资源约束趋紧,垃圾资源化可以说是不二选择,而垃圾分类则是垃圾资源化的关键环节。垃圾分类关系重大,但其成效则取决于分类过程中监督水平。为了降低监督成本,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加强农村社会的组织建设,发展农村社会的集体经济。本文案例研究表明,日常监督需要依靠本土性组织才能降低治理成本。组织资源和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在组织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即使资金投入相对较少也同样能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而集体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提高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最根本的途径,它能大大增强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并通过内部监督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水平。对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表明,既有的那种认为政府部门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供给主体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这种看法忽略了政府内部系统的协作程度对产品供给的重大影响;其次,从治理费用角度来看,单单依靠政府部门来作为供给方是不可能持续的。正如政府内部有着横向的层级和纵向的部门划分一样,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公共事务,其内部的责任体系也必须进行切割分配。然而,责任体系的分配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府系统内部,而应该在包括政府机构、村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下进行分配。因此,需要突破那种认为政府才是农村环境治理供给主体的既定认识,按照降低治理成本、优化治理结构的目标,形成合理的责任分配体系。这种合理的责任分配体系将有助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独特价值、激发多方参与者的动力,并增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提高治理项目的效益。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环境冲突事件的分析表明:由于“邻避冲突”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将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外源性污染,当前的法律带来的困境、基层社会变迁带来的困境以及政商一体化带来的困境,使得受害圈的农民在体制内难以找到申诉的渠道,因而最终可能走向体制外暴力抗争。需要通过社会环保组织的培育、环保法律法规的细化完善,使得农村环境抗争中的受害者能够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力量,约束和引导政商一体化的发展冲动,使得经济发展更加环境友好。总的看来,对于农村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可以从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内容、城乡关系、参与主体在内的不同维度加以理解,每一个维度都为治理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而根据制度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的理论,治理结构的优化才是提高治理成效、降低治理成本根本之道。
杨贵桥[5](2015)在《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当前最大的法律问题依然农民权利问题。因为,农民作为我国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多年来一直处于经济剩余分配序列中的最末端,这是资本主导下经济剩余以市场机制进行积累与分配的必然结果。因此,当前的“三农”困局,其核心是经济剩余的积累与分配问题。作为农业合作化的重要组织形式,农民资金互助社是对金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的矫正。不过,农民资金互助社绝不是商业金融市场机制排斥“三农”的直接衍生物,而是农业合作化条件下以农民为主导的一种新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是农业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信用形式——互助信用,从而是农业剩余积累的一种新机制。自2008年爆发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主要靠商业金融支持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体系逐渐进入生产相对过剩阶段,几十年高增长的工业资本积累模式逐渐凸显困境,农村经济关系随之面临一场深刻变革,与此相应的金融法律制度也将由此出现重大调整。本文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从资本、身份、契约、金融异化等维度对农民资金互助社得以产生、演变的基本脉络和法律困境进行分析与研判,并结合调研,对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本文认为,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源于互助资金资本化,因为互助资金资本化产生了社员之间基于剩余索取权的利益冲突,民间法调整失灵,因而需要引入国家立法予以规制。而从法理上讲,互助是身份之上的契约,身份与契约的对立统一是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内在机制,也是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以资金互助权为核心的原因所在。而资金互助权的具体状况及其实现程度,又最终取决于农业经营方式。当前,立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民组织化成本较高的难题,因为高组织化成本是农民资金互助社内部治理机制难以运行、资金互助严重异化的关键因素。由此,农民资金互助社存在两个基本趋势,即合作金融趋势抑或异化了的商业金融趋势。目前,多数农民资助互助社实际上是以“资金互助”为名的商业性吸存放贷公司。这导致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困境,而此种困境与农业的家庭分散经营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在法律制度设计上,应该在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权基础上优先发展村级农民资金互助社,利用村庄既有治理机制,降低农民组织化成本,构建我国多元化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基层主体制度。同时,从市场准入、法人产权、内部治理、风险防范以及政府监管等方面完善相应立法。除此,农民资金互助社必然成为资本主导下的一场实质上排斥农民的商业金融运动,甚至演变为非法集资工具或高利贷组织,从而存在被取缔的可能。除导论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阐释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内涵、性质及其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成、生成基础等问题。在法律性质上,农民资金互助社应定性为互益性法人。相应地,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是以资金互助权为核心的,因而其构成可以从资金互助权的基本内容、实现机制等角度进行解构。在经济根源上,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与农业自身特点、家庭经营方式以及商业金融对“三农”的排斥相关,更与农业合作化紧密相联。同时,从身份与契约的关系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治理阐释了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产生的法理基础,认为“身份之上的契约”是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内在机制,也是其以资金互助权为核心的根本原因。第二章是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域外考察。从比较分析的角度,介绍了域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的演变,揭示了域外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一般规律、新趋向以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三章是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及其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本章从纵向角度梳理了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及其法律制度演变的基本规律,重点考察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经验与教训,介绍了农民资金互助社以及法律制度演进的十年历程,特别推介了“赫堂经验”。第四章是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现实困境。本章结合调研,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前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法律困境,分别从法律性质、内部治理、信用机制、风险防范以及政府监管等方面予以分析,认为金融本位主义、商业金融本位主义、监管本位主义以及市场放任主义是导致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第五章是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完善。本章以上述四章为基础,对第四章涉及到的法律制度困境进行了回应,从建立农民资金互助社主体制度、重构法人产权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互助融资法律制度、健全风险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完善监管法律制度等方面对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设性的完善框架。其中,特别论述了三点主张:一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权为基础,重点发展村级农民资金互助社,并鼓励村集体参股设立村级农民资金互助社;二是构建国家农业合作银行制度,为国家信用支持农民资金互助社发展提供制度平台;三是允许设人力资源股,借鉴乡村治理以及公司治理制度中的激励机制,促进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良性发展。最后对全文主要观点、可能的创新点及研究不足进行了简短总结,并对农民资金互助社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朱海强[6](2014)在《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与西部中小城市带动城乡一体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根本要求。进入新世纪,我国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进步慢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突破,城镇化严重滞后,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纠正,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尚未形成。在占我国全部人口四分之一、国土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七十的广大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广大西部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发展基础薄弱、体制机制创新不足,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西部民族地区能否顺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能否实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为指导,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思想的发展,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以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玉林模式”为个案,比较分析“玉林模式”与“成都模式”的异同,总结玉林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基本规律,为进一步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7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有5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站在理论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第二章从普遍意义出发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与特殊性。全章首先探讨了“城乡一体化”在我国提出的时代背景;继而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和特殊性,并结合玉林的具体情况,说明玉林面临着与西部广大地区同样的发展困境。第三章从长时段的角度探讨当代玉林城乡关系演变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本章首先从百年前的近代追溯了当代玉林城乡关系的演变发展的历史源流;其次介绍了建国之后玉林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玉林城市经济与城乡关系的发展情况,;第三是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玉林先后经历了“玉林经济体制改革”到“农民办市”再到“县域经济发展”,最后是“玉林模式”的形成。第四章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上探索了“玉林模式”作为西部民族地区“小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的成功模式所具有的内涵、特点、实效,以及与以“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的“成都模式”之间的异同点。第五章从理论的高度对“玉林模式”之于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裔兆宏[7](2013)在《美丽中国样本》文中研究指明引子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这是屈原在《天问》中几句关系治水的诘问。我始终相信苍天有眼。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任何对大自然的犯罪行为,都将会受到惩罚,只有顺应自然,利用规律,才能趋利避害。
高顺伟[8](2011)在《论村书记及其领导力生成 ——基于对象山县四位“惠民好书记”的调查研究》文中认为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力是党最基层的领导力,也是最根本的领导力。从党力布局来看,我国60.4万村党支部书记统御着60.4万个村庄,近8亿人口。然而,根据作者的调查,不敢说有50%,保守估计,至少有30%的村书记在“混日子”,他们不是在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忙,而是在为个人的“小金库”在忙;有10%-20%的村主任和村书记“比大小”,此情况在东部沿海先富地区及村主任“海选”竞争比较充分的地区尤其突出;村主任中不乏黑恶势力。一言以蔽之,村党支部书记及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严重弱化,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提升村书记领导力重要而迫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之基,必须着力提升村书记领导力。首先,科学认识“村书记”是前提。本文在理论反思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出村书记在日常工作中所扮演的10种角色、9种风格类型;从村书记的职业生命周期、心理发展、社会化、“关注”点、自我更新以及施加于村书记的综合影响六个视角出发,分析并建构了各个视角下的村书记职业发展框架,力图清晰、全面呈现“村书记”的形象。村书记领导力提升的根本在于执政惠民,富民才是王道。但关键在于民何以富?本文首先对西方经济与财富增进的理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国外农业农村发展路径进行了梳理,试图分析出增进财富、克服贫困恶性循环的规律与发展路径;其次本文重点描述了象山县农民(渔民)、村书记在发展集体经济与特色个私经济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供借鉴;最后,在领导科学视角下,审视村书记在村庄经济发展中的应然自我定位。村书记领导力提升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个人魅力有多高,更重要的是村书记要有凝心聚力的胸怀,要有打造“团队集体战斗力”的才能。论及村书记如何增强团队凝聚力与战斗力,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团队细分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当前村书记领导的团队类型特点;其次,基于实践的调查研究,梳理并分析了当前村书记在村级团队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及创新性的应对措施;最后,基于领导学的理论基础,对村书记如何提升村级团队的集体领导力给出了对策建议。最后,本文对村书记的角色与领导力生成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村书记领导力三角”理论,并针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如何提升村书记领导力的问题,依据村书记的生命发展框架,给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谷珊[9](2010)在《动态平衡中的和谐调控 ——从关中地区两个县域村庄布局规划谈起》文中指出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村庄是人类最原始的聚居地,也是最早显示出文明形态的地方。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些村庄逐渐演变为城市,有些村庄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不得不重新选址或逐渐走向消亡,而更多的村庄则是延续了原有的文化、环境、组织格局、建筑形态等,并在村庄分布上没有太大的改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一些现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文明的渗透等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过程势必会造成农民的生活载体(农村)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造成了诸多矛盾的产生。如“空心村”的出现,村庄体系不明确、村镇结构不合理、村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建设滞后等问题日趋明显,所有这些矛盾都表明研究新时期的村镇布局规划势在必行。基于新时代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首先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入手,并结合对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相关理论的解读,分析我国关中地区县域村庄布局的现状、特征、问题及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实例评价关中地区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的影响因子以及其作用机制,再结合理论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与途径,提出规划目标、构建规划框架及分析方法。本文所采用的规划方法是基于对农村空间经济系统运行机制和结构优化的研究,以此构成了本文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的理论依据。县域村庄布局规划涉及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点等级结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产业与人口分布、支撑体系等各项内容。本文最后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渭南市澄城县村庄布局规划的实践探索,说明已构建的规划方法的应用。基于笔者曾参与过的陕西省两个关中地区县域村庄布局的实地调研、方案制定等,本文以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与临渭区村庄布局规划案例分析为主,思考笔者从两个县市域村庄布局现状里发现了什么?矛盾产生的原因在哪?村镇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以及阐述解决问题的对策及途径等。其中,人口、土地、产业是本文相对着重考虑的因素,也是贯穿本文的线索。论文根据两个区县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确定合理的目标和任务,统筹规划村庄布局,以使渭南市两个县域的村庄发展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关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张荣超[10](2009)在《张荣超日记1992-2009》文中研究指明1992年5月23日,晴天今天乡里布置工作,要求全乡要完成300吨油菜籽订购任务,全乡7000户种油菜,凡是春订合同上有油菜任务的,按每亩200斤交售,完不成订购任务的,每斤油菜籽罚5毛钱。县、乡考虑到农户食用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70万行政村路该怎么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70万行政村路该怎么走?(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及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2 研究现状评价 |
1.3 研究目标、思路、方法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1.3.2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2.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理论分析 |
2.1 医疗保障减贫效应研究的背景 |
2.1.1 历史视野下的贫困问题研究 |
2.1.2 新时代我国减贫战略的转向 |
2.2 医疗保障减贫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2.2.1 国家干预的再分配理论 |
2.2.2 可行能力理论 |
2.2.3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2.2.4 社会公平正义理论 |
2.3 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一般机理分析 |
2.3.1 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内在机理 |
2.3.2 医疗保障制度的亲贫性含义及基本依据 |
2.3.3 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逻辑动因 |
2.3.4 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的制度条件 |
2.4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分析 |
2.4.1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功能定位 |
2.4.2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传导机制 |
3.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 |
3.1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 |
3.1.1 “旧农合”的历史演进与制度特征 |
3.1.2 “新农合”的历史演进与制度特征 |
3.2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贡献 |
3.2.1 构建起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的制度框架 |
3.2.2 整体上减轻了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负担 |
3.2.3 纵向上改善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 |
3.3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亲贫性及对减贫的影响 |
3.3.1 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减贫的再分配实现路径 |
3.3.2 实证评估的分析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
3.3.3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亲贫性评估与分析 |
3.4 减贫目标下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缺口评估 |
3.4.1 评估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缺口的必要性分析 |
3.4.2 评估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缺口的基本方法 |
3.4.3 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缺口分析 |
4.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减贫实现路径及政策效果分析 |
4.1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应不断增强的实现路径 |
4.2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果的实证评估分析 |
4.2.1 评估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应的方法 |
4.2.2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减贫效果的评价 |
4.3 农村医疗救助需求的影响因素及适度资金规模 |
4.3.1 农村家户医疗救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2 减贫目标下农村医疗救助的适度规模与资金缺口 |
5.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减贫效应面临的现实困境 |
5.1 医疗资源非均衡配置导致的医保利用困境 |
5.2 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逆向收入再分配困境 |
5.3 农村医疗救助的补偿不足及结构性困境 |
5.3.1 农村医疗救助的补偿困境 |
5.3.2 农村医疗救助的结构困境 |
5.4 农村补充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充足性困境 |
5.5 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性困境 |
6.典型国家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分析及经验启示 |
6.1 美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与效果评价 |
6.1.1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 |
6.1.2 美国弱势群体的公共保险计划 |
6.1.3 美国医疗保障减贫的效果评价 |
6.2 印度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与现实困境 |
6.2.1 印度医疗卫生的基本情况 |
6.2.2 印度的医疗健康保险体系 |
6.2.3 印度医疗保障减贫的困境 |
6.3 欧洲部分国家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与评价 |
6.3.1 德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 |
6.3.2 法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 |
6.3.3 英国医疗保障减贫的制度安排 |
6.3.4 制度优势与现实困境 |
6.4 国外医疗保障减贫实践的经验启示 |
6.4.1 增强医疗保障的筹资累进性 |
6.4.2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力度 |
6.4.3 提高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
6.4.4 改善医疗保障制度治理水平 |
7.增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的政策建议 |
7.1 明确减贫功能定位,增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协同效应 |
7.1.1 功能定位协同 |
7.1.2 保障项目协同 |
7.1.3 管理服务协同 |
7.2 统筹医疗卫生与医疗保障改革发展,助力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 |
7.2.1 加强医疗保障制度与其它基本卫生制度统筹 |
7.2.2 加强医疗保障制度与突发重大卫生事件统筹 |
7.2.3 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农村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
7.3 改善社会医疗保险的亲贫性,增强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 |
7.3.1 增强公共筹资累进性,改善筹资环节的亲贫性 |
7.3.2 强化医保利用公平性,改善偿付环节的亲贫性 |
7.4 加大救助资金投入并优化结构,增强医疗救助的托底保障功能 |
7.5 发展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壮大农村医疗保障减贫力量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2)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四、研究框架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第一节 S村概况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二、S村概况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一、富饶的资源 |
二、贫困的经济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一、S山泉水项目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三、S村蔬菜产业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一、孤儿LXL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类 |
二、着作类 |
三、论文类 |
四、网络文献类 |
五、外文文献类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3)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依据 |
(二) 研究意义 |
二、有关概念的界定 |
(一) "城市"和"城镇"的概念界定 |
(二) 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界定 |
(三) 传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涵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城镇化政策梳理与评价 |
(二) 国外城镇化研究述评 |
(三) 中国城镇化研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主体结构 |
五、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方法 |
(二) 实地调查方法 |
(三) 比较分析方法 |
(四)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和政策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型城镇化的思想和政策(1949—1977) |
一、均衡回复时期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1949—1957) |
二、剧烈波动时期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1958—1965) |
三、低迷徘徊时期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1966—1977)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经济型城镇化的思想和政策(1978—2004) |
一、松绑加速时期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1978—1984) |
二、稳步发展时期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1984—1991) |
三、快速推进时期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1992—2005)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新型城镇化的思想和政策(2005年至今) |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
二、科学发展观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方针 |
三、新型城镇化政策导向促进了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
第二章 政治型城镇化背景下德州的城镇化实践 |
第一节 政治型城镇化的内涵界定 |
一、政治型城镇化的概念 |
二、政治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第二节 德州地区概况及建国前城市建设情况 |
一、德州地区概况 |
二、解放前德州城市建设情况 |
第三节 、政治型城镇化视域下德州的城镇化实践 |
一、建国初头七年德州的城镇化实践(1949年10月—1956年9月) |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德州的城镇化实践(1956年9月—1966年5月) |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德州的城镇化实践(1966年5月—1978年12月) |
第四节 关于德州政治型城镇化的评价与启示 |
一、关于德州政治型城镇化的评价 |
二、德州政治型城镇化的启示 |
第三章 经济型城镇化背景下德州的城镇化实践 |
第一节 经济型城镇化的内涵界定 |
一、经济型城镇化的概念 |
二、经济型城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经济型城镇化背景下德州的城镇化实践 |
一、农村体制改革时期的城镇化实践(1978年12月—1984年10月) |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城镇化实践(1984年10月—1992年1月) |
三、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城镇化实践(1992年1月—2003年10月) |
第三节 关于德州经济型城镇化实践的评价与启示 |
一、关于德州经济型城镇化的评价 |
二、德州经济型城镇化的启示 |
第四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德州城镇化的初步实践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界定 |
一、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
二、新型城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德州城镇化的初步实践 |
一、农村城镇化的探索:2004—2008年新农村建设 |
二、2004—2008年德州市新型城镇化探索 |
第三节 关于德州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与启示 |
一、德州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教训 |
二、德州新型城镇化初步探索中存在的问题与教训 |
三、德州新型城镇化初步探索的启示 |
第五章 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实践 |
第一节 "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概述 |
一、"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概念 |
二、"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原则 |
三、"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历程 |
第二节 德州市"两区同建"模式的经验总结 |
一、创建了一种基于地方实践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
二、夯实了城镇化体系中的底层支撑 |
三、拉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
第三节 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面临的战略机遇、困难和问题 |
一、战略机遇 |
二、困难和问题 |
第四节 德州市"两区同建"模式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
一、实现新农村建设社区化 |
二、强化产业支撑作用 |
三、重视文化城镇化 |
四、侧重就近城镇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现实背景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述评 |
二、公共事物治理相关理论述评 |
三、新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变迁的述评 |
四、农村环境治理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与分析框架 |
一、案例研究与多元方法 |
二、农村环境治理的内容 |
三、基本分析框架 |
第四节 创新与展望 |
第一章 可持续性:环境问题的根本性阐释维度 |
第一节“传统”与“现代”视角下的环境问题 |
一、农耕文明:可持续的传统经验 |
二、工业文明:负外部性及环境破坏 |
第二节“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 |
一、一点哲学的反思 |
二、我们有几个地球? |
第三节 未来社会的重构与环境问题 |
一、资源分类·技术匹配·社会演进 |
二、传统重构与环境问题化解思路 |
小结: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
第二章 问题聚焦:中国农村环境治理 2005-2015 |
第一节 数量检阅 |
一、从CNKI看农村环境治理 |
二、从《中国环境报》看农村环境治理 |
三、从《人民日报》看农村环境治理 |
第二节 政策脉络 |
一、治理视域中的“农村环境”变迁 |
二、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发展 |
三、政策的阶段性与数量印证 |
第三节 理念剖析 |
一、宣传话语中的“整治”与“治理” |
二、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 |
第四节 治理内容划分 |
一、初始投入维度 |
二、日常运行维度 |
三、治理结构简析 |
小结:多角度透视农村环境治理 |
第三章 制度选择:从“门前三包”到“雇保洁员” |
第一节 案例概述:京郊兴北村的环境治理 |
第二节“门前三包”阶段 |
一、基于经验的解释 |
二、两个假定及推论 |
第三节 村集体雇保洁员阶段 |
一、由“分”到“统”的新办法 |
二、囚徒困境及其推论 |
第四节 村集体内部垃圾换日用品阶段 |
一、有效的激励机制 |
二、垃圾的商品化尝试 |
第五节 国家介入雇保洁员阶段 |
一、垃圾源头分类并未复制成功 |
二、兴北村与邻村的对比 |
三、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性 |
小结: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归纳 |
第四章 有效监督: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自组织力量 |
第一节 自组织: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要素 |
一、农村环境问题的特点 |
二、政府介入的困境 |
三、市场参与的局限 |
第二节 村社建设: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村内矛盾 |
一、农村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
二、村内矛盾是理解内部监督的关键 |
三、村社建设的多重意义 |
第三节 嵌入性:内在于地方社会关系的农村环境治理 |
一、嵌入性的观察视角 |
二、垃圾池的故事:自组织的成功运作案例 |
三、“垃圾池”背后的两种逻辑 |
小结: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呈现 |
第五章 治理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村垃圾分类解析 |
第一节 农村垃圾源头分类的必要性 |
一、农村垃圾的产量与构成 |
二、垃圾处理的费用及其技术选择 |
三、微观例证之管窥 |
第二节 试点剖析:京郊王平镇的垃圾治理 |
一、王平镇的新办法及其理念 |
二、试点的效益-成本分析 |
三、地方政府试点的推动措施分析 |
第三节 农村环境治理与政府行为 |
一、“试点”的局限性分析 |
二、农村环境治理中的项目制及其异化 |
三、村镇环境治理的日常逻辑 |
第四节 绩效考核及治理结构 |
一、农村环境治理的考核 |
二、农村环境治理目标的偏离 |
三、农村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困境 |
小结: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几个误区 |
第六章 环境事件: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冲突及其结构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抗争的总体分析 |
一、环境抗争的数量与趋势 |
二、邻避冲突与城乡二元结构 |
第二节 农村环境事件剖析 |
一、案例:三个农村环境事件 |
二、剖析:农村环境抗争的类型与步骤 |
第三节 多重困境:农村环境抗争难以成功 |
一、法律带来的困境 |
二、基层社会变迁带来的困境 |
三、政商一体化的发展结构 |
小结:走出结构性困境 |
第七章 路径探寻:实践者的经验分析及其启示 |
第一节 广西横县的探索 |
一、横县探索的内容 |
二、横县垃圾分类的历史脉络 |
第二节“绿十字”的实践 |
一、行走在中国的乡村 |
二、五山模式 |
第三节 横县、五山与王平之比较及启示 |
一、农村环境治理的动力生成 |
二、农村环境治理的多方协同 |
三、农村环境治理中的项目管理 |
小结:在实践中前进 |
第八章 总结 |
一、宏观方面: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变迁与治理理念 |
二、微观方面:村内互动模型与治理内容 |
三、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真正难题与治理结构优化 |
附录 1:农村垃圾产量与组分参考 |
附录 2:农村垃圾处理费用数据参考 |
附录 3:图表索引 |
附录 4:农村环境治理相关政策索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及获奖 |
致谢 |
(5)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关于合作金融组织的研究 |
(二)关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研究 |
(三)相关研究的不足 |
三、研究立场及研究方法 |
(一)研究立场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
一、农民资金互助社的一般性考证 |
(一)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内涵 |
(二)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分类 |
(三)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性质 |
(四)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功能 |
(五)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基本特征 |
(六)农民资金互助社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的定位 |
二、以资金互助权为核心的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构成 |
(一)资金互助权 |
(二)资金互助权若干维度与相应法律制度 |
(三)资金互助权类型与相应法律制度 |
(四)资金互助权实现与相应法律制度 |
三、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经济基础 |
(一)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 |
(二)农业资源由市场配置的局限 |
(三)商业金融对农业的排斥 |
(四)农业生产社会化 |
(五)资金互助 |
四、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 |
(一)互助是身份之上的契约 |
(二)互助资金资本化及其法律规制 |
(三)金融异化与法律制度的形成 |
五、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 |
(一)自由价值 |
(二)秩序价值 |
(三)效率价值 |
(四)公平价值 |
第二章 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域外考察 |
一、欧美典型国家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
(一)德国 |
(二)法国 |
(三)美国 |
二、东亚典型国家或地区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
(一)日本 |
(二)我国台湾省 |
三、南亚典型国家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
(一)印度 |
(二)孟加拉 |
四、非洲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 |
五、域外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法律制度演变的新趋势 |
(一)放宽服务对象的身份限制 |
(二)允许经营商业金融业务 |
(三)民主管理和自治原则被消弱 |
(四)分配呈现由资本主导的倾向 |
六、域外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一)法律制度要与农业发展状况相适应 |
(二)以合作制和服务社员为立法宗旨 |
(三)以明确政府责任为立法重点 |
(四)以构建互助信用机制为立法主线 |
第三章 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及其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一、1949年前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
(一)我国悠久的民间资金互助传统 |
(二)国民党推动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
(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
二、1949年后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的变迁 |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及其法律制度 |
(三)农村合作基金会及其法律制度 |
(四)钱会的发展及其法律规制 |
三、2004年至今农民资金互助社及其法律制度的历史变迁 |
(一)三个发展阶段 |
(二)相关法律制度的演变 |
四、历史经验总结 |
(一)法律制度要以尊重农民自治为前提 |
(二)以构建契合于村社共同体的信用机制为立法核心 |
(三)以明晰政府权力边界为立法主线 |
(四)以保障合作性质为立法目标 |
第四章 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现实困境 |
一、对F县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 |
(一)F县农民资金互助社发展概况 |
(二)F县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运营方式 |
(三)F县农民资金互助社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当前我国农民资金互助社立法概况 |
(一)基本法律 |
(二)部门法规 |
(三)地方性规范 |
三、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困境 |
(一)“营利”与否的性质认定困境 |
(二)多重制度约束下的融资困境 |
(三)“三会一层”形同虚设的内部治理困境 |
(四)经营风险的内部控制及管理困境 |
(五)立法滞后背景下的监管困境 |
四、法律制度陷入困境的若干原因 |
(一)金融本位主义 |
(二)商业金融本位主义 |
(三)监管本位主义 |
(四)市场放任主义 |
第五章 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的完善 |
一、法律制度要体现的基本原则 |
(一)自愿参与原则 |
(二)民主管理原则 |
(三)产业导向原则 |
(四)谋求社员共同利益原则 |
(五)特别保护农民社员原则 |
(六)法律救济与道德救援相结合原则 |
二、完善农民资金互助社主体法律制度 |
(一)构建多元化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基层主体制度 |
(二)构建农民资金互助社联合主体制度 |
(三)探索建立国家农业合作银行法律制度 |
(四)完善区域性或全国性行业协会制度 |
三、完善农民资金互助社法人产权制度 |
(一)财政资金以股权形式构成法人产权 |
(二)村集体入股重塑法人产权 |
(三)准许设立人力资源股 |
(四)实行差别股权制 |
(五)完善公积金制度 |
四、完善农民资金互助社内部治理结构 |
(一)农民资金互助社内部治理的高成本 |
(二)严格实行“一人一票” |
(三)理事会人员任职应以从业相关为条件 |
(四)优化监事会人员构成 |
五、构建农民资金互助社融资法律制度 |
(一)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贷款责任 |
(二)放宽商业融资限制条件 |
(三)构建互助融资法律制度 |
六、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法律制度 |
(一)贷款保证制度 |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 |
(三)社员信用评级制度 |
(四)信贷决策制度 |
(五)贷款回收责任制度 |
七、完善政府监管法律制度 |
(一)明确监管主体 |
(二)健全监管机制 |
(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
(四)拓宽市场准入渠道 |
(五)建立外部审计监督制度 |
结论 |
(一)基本观点 |
(二)主要创新点 |
(三)研究不足 |
(四)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与西部中小城市带动城乡一体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二、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一) 城乡融合 |
(二) 城乡统筹 |
(三) 城乡一体化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的梳理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融合”思想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 |
(二) 列宁的城乡融合思想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的发展 |
(一) 毛泽东的城乡融合思想 |
(二) 邓小平的城乡融合思想 |
(三) 江泽民的城乡融合思想 |
(四) 十六大以来党的城乡融合思想发展 |
第二章 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和特殊性 |
一、“城乡一体化”在我国提出的时代背景 |
(一)两个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 |
(二) “三农”问题的凸显 |
(三)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较为沉重 |
(四) 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
(五) 农村发展滞后,与城市的差距拉大 |
二、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特殊性 |
(一) 地理环境的恶劣 |
(二) 生产生活方式相对滞后 |
(三) 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 |
(四) 封闭性自给经济导致先天基础不足 |
(五) 制度机制创新任务艰巨 |
三、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 |
(一) 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
(二) 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能否顺利推进 |
(三) 是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第三章 近现代以来玉林城乡关系变迁的长时段考察:从历史到现实 |
一、近代玉林城乡关系变迁的历史考察:1840-1949年 |
(一) 近代玉林城乡的空间架构:村——镇——城 |
(二) 近代玉林的城市人口 |
(三) 近代玉林地区圩镇的崛起 |
二、改革开放之前玉林城乡发展:1949 -1978年 |
(一) 建国初期玉林城乡行政建制的变化 |
(二) 计划经济时期的玉林城乡人口的起伏变化 |
(三) 计划经济时期的玉林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 |
三、改革开放以来玉林城乡关系的新发展:1978-2012年 |
(一) 1978-1992的玉林城乡体制改革 |
(二) 1992-2002的“农民办城市” |
(三) 2002-2009年玉林城乡关系的变革 |
(四) 2009至今“玉林模式”的形成与完善 |
第四章 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玉林模式”分析 |
一、“玉林模式”的内涵 |
二、“玉林模式”的基本特点 |
三、“玉林模式”与“成都模式”的比较分析 |
第五章 “玉林模式”对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
一、以中小城市的发展带动广大农村,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 |
二、以工扶农,带动农业结构升级和农村人口转移 |
三、以商促农,逐步实现城乡经济两旺 |
四、加强城乡各方面的对接联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
五、加强制度创新,破解城乡一体化发展难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后记 |
(8)论村书记及其领导力生成 ——基于对象山县四位“惠民好书记”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定位 |
三、样本选择 |
四、技术路线 |
五、研究价值 |
六、几个基本概念界定:村、村书记与村书记领导力 |
七、各章简述 |
第一章 学术回顾:村书记领导力 |
一、关于村书记领导情境的研究:村庄 |
(一) 村庄类型细分 |
(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探究 |
二、农村书记领导下的干部团队构成 |
(一) 农村政治结构 |
(二) 关于农村干部团队研究的热点 |
三、领导力与农村书记领导力 |
(一) 领导力研究概览 |
(二) 农村书记领导力 |
四、研究方法 |
本章结语 |
第二章 1998年-2011年乡村治理当中的制度创新 |
一、自下而上的村级治理探索与创新 |
(一) 选举创新 |
(二) 决策创新 |
(三) 管理创新 |
(四) 监督创新 |
二、自上而下村级治理探索与创新 |
(一) 智力支持:大学生村官 |
(二) 加大财政反哺与物力支持力度 |
本章结语 |
第三章 村书记的角色、工作特点、职务类型与发展阶段 |
一、村书记在工作中所担任的角色 |
(一) 多元角色论:党支部书记所担任的10种一般角色 |
(二) 村书记在领导情境中的的差异性比较角色 |
(三) 应然状态下的理想角色 |
二、农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特点 |
(一) 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共性特点 |
(二) 农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个体差异性特点 |
三、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生活与职务类型 |
(一) 村书记的领导生活 |
(二) 村书记职务的九种类型 |
四、多视角下的村书记职业发展阶段探究 |
(一) 村书记职业/生命周期视角及框架 |
(二) 村书记心理发展视角及框架 |
(三) 村书记社会化视角及框架 |
(四) 村书记"关注"视角及框架 |
(五) 综合视角及框架 |
(六) 村书记"自我更新"视角及框架 |
本章结语 |
第四章 农村经济的新发展与村书记的自我定位 |
一、关于“经济与财富”的理论回顾 |
二、象山农民个体的创业实践与评析 |
(一) 村庄先进制造业的困境与突破 |
(二) 农民特色种植业品牌化的路径探索 |
三、象山县村级集体经济的新发展 |
(一) 讨钱:争取项目扶持资金 |
(二) 搞活:村级财政收入增进的新发展 |
四、村书记的经济自我经营 |
(一) 叶显进的创业之路 |
(二) 陈杏成的创业之路 |
五、领导科学与村书记在村庄经济发展中的自我定位 |
(一) 村党支部书记的魅力构成 |
(二) 村书记的魅力生成:角色表演目标分类 |
本章结语 |
第五章 村书记团队建设实践中的困境与出路 |
一、团队类型细分 |
(一) 国外学者关于团队的分类 |
(二) 国内学者关于团队的分类 |
(三) 村书记领导下的村级组织中的团队划分 |
二、农村党支部书记团队建设的困境 |
(一) 村庄选举中的各方博弈 |
(二) 村主任与村书记比大小 |
(三) 村书记"混日子" |
(四)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 |
三、村级团队建设中的村书记实践创新 |
(一) 集体凝聚力 |
(二) 集体战斗力 |
四、领导学视角下村书记对村级团队的提升路径探究 |
(一) 村书记的气质 |
(二) 村书记的领导风格 |
(三) 村书记领导权变 |
(四) 村书记领导交易 |
(五) 村书记领导变革 |
(六) 村书记要正确看待魅力:魅力有时是毒药 |
本章结语 |
第六章 结论 |
一、村书记领导力特质 |
二、学术调研的创新 |
三、象山实地调研发现 |
四、大学生村干部领导力薄弱 |
五、村书记领导力发展的三角模式 |
六、本文的几点建言 |
参考资料 |
后记 |
(9)动态平衡中的和谐调控 ——从关中地区两个县域村庄布局规划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框架 |
1.4 本章小结 |
2 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相关理论的解读 |
2.1 相关概念的理解 |
2.1.1 村镇体系的构成及其相关概念 |
2.1.2 县域村庄布局规划 |
2.2 主要相关基础理论的观点、局限和借鉴意义 |
2.2.1 乡村地理学 |
2.2.2 中心地理论 |
2.2.3 乡村社会学理论 |
2.2.4 农村经济学理论 |
2.2.5 区域增长极理论 |
2.3 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
2.3.1 美国的城乡发展 |
2.3.2 欧盟的村庄布局建设 |
2.3.3 韩国新村运动 |
2.3.4 日本的村镇开发计划 |
2.3.5 印度的"乡村综合开发运动" |
2.4 国内农村地区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 |
2.4.1 江苏省村庄布局规划 |
2.4.2 浙江省村庄布局发展 |
2.4.3 北京市村庄布局规划的思路 |
2.5 本章小结 |
3 关中地区县域村庄布局的现状、特征、问题及发展趋势 |
3.1 关中地区县域村庄布局现状 |
3.1.1 关中地区区域现状 |
3.1.2 临渭区村庄布局现状 |
3.1.3 澄城县村庄布局现状 |
3.2 村庄布局的特征 |
3.2.1 综合概况特征分析 |
3.2.2 农村人口现状的特征分析 |
3.2.3 村庄空间布局现状的特征分析 |
3.2.4 村庄土地利用现状特征的分析 |
3.2.5 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
3.3 村庄布局的问题分析 |
3.3.1 村镇职能特色弱 |
3.3.2 行政村基础设施较薄弱 |
3.3.3 村镇间的横向联系薄弱 |
3.3.4 产业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的统一规划和发展后劲 |
3.3.5 县域发展条件差异较大 |
3.4 村庄布局的发展演进趋势 |
3.4.1 动态变化中,失去平衡 |
3.4.2 产业结构改变和产业规模化发展 |
3.4.3 基础服务设施规模需扩大 |
3.5 本章小结 |
4 县域村庄布局的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及理论思考 |
4.1 县域村庄布局的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制 |
4.1.1 自然条件 |
4.1.2 社会人文因素及经济发展水平 |
4.1.3 群体意识 |
4.2 对村庄布局规划理论基础的思考和运用 |
4.2.1 基于空间经济系统分析及结构分析理论 |
4.2.2 基于个体行为分析框架 |
4.3 对策与途径 |
4.3.1 规划目标 |
4.3.2 规划重点 |
4.3.3 规划的主要内容 |
4.3.4 规划步骤 |
4.3.5 规划框架 |
4.4 村庄布局规划设计的实践探索—澄城县县域村庄布局规划 |
4.4.1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预测 |
4.4.2 合理的村庄等级结构 |
4.4.3 村庄布局规划策略及支撑体系规划 |
4.5 本章小结 |
5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5.2.1 村镇体系规划的多元性选择 |
5.2.2 发展阶段及发展趋向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研究生学习阶段发表论文和参加的项目 |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70万行政村路该怎么走?(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贫机理及政策效果研究[D]. 苏瑞珍.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2]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3]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D]. 杨振生. 天津师范大学, 2017(08)
- [4]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D]. 冯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5]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研究[D]. 杨贵桥.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8)
- [6]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与西部中小城市带动城乡一体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D]. 朱海强.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 [7]美丽中国样本[J]. 裔兆宏. 中国作家, 2013(20)
- [8]论村书记及其领导力生成 ——基于对象山县四位“惠民好书记”的调查研究[D]. 高顺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9)
- [9]动态平衡中的和谐调控 ——从关中地区两个县域村庄布局规划谈起[D]. 谷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0(11)
- [10]张荣超日记1992-2009[J]. 张荣超. 安徽文学, 2009(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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