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着作德译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世（论文文献综述）
胡为雄[1]（2021）在《毛泽东与《宇宙之谜》》文中提出毛泽东与海克尔及其《宇宙之谜》的思想关系,即毛泽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海克尔思想的影响,我们以前知之甚微。细心挖掘史料,具体剖析《宇宙之谜》自传入中国后如何与毛泽东结下书缘、怎样得到毛泽东重视,可以大致了解它怎样扩展了毛泽东的宇宙视野、改善了其知识结构,增益了其看待事物的方法,推动毛泽东成为无神者、唯物论者进而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细析毛泽东同访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密特总理"谈哲学"的话语,亦可澄清德国学者梅奈特的推测及海克尔的相关概念与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关系,亦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在怎样的语境中提及海克尔和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革命学说,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构成;海克尔的宇宙进化论不可能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只是同其中唯物主义辩证法有一致之处。毛泽东并没有将海克尔同马克思相提并论。
许天虎[2]（2019）在《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理念的转变,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民众的关注。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而同时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中的信号（或讯息）会受到外界各种干扰的影响,要想提高传播效率,就要努力去消除这些干扰,即“降噪”。本文以传播学中的“降噪”为研究视角,以传播学中施拉姆的“经验场”观点和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研究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医药文化英译中如何降低读者阅读难度和消除误解即翻译“降噪”的问题。本文选取了《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到了译本的翻译年代、读者对象、翻译风格与策略等各方面的因素,确保了研究对象比较的有效性。在文本分析中,笔者从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性、学科专业性和翻译准确性等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为中医药文化的外宣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在中医药文本的英译研究中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文字处理问题或仅从宏观战略视角对中医药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全面探讨“降噪”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思路,为中医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二是以“经验场”和“视域融合”度为衡量标准,不再拘囿于笼统的“归化”和“异化”探讨,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案例向读者呈现各译者的“降噪”策略与不足,为中医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在我国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让译文以更加“亲近”读者的方式准确阐释中医药文化已成为摆在我国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愿笔者的拙作能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贺团卫[3]（2018）在《《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主要版本研究》文中认为《哥达纲领批判》成书于1875年4、5月间,公开发表于1891年。《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一部纲领性文献。这部着作中马克思彻底批判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经济、政治观点和策略思想,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产生过重大作用。本选题通过《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摘译、片段、全译本的形成为轨迹,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哥达纲领批判》零星传播进行重点梳理,全面系统地对《哥达纲领批判》几个主要全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对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对于深化经典着作研究、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1899年以来与《哥达纲领批判》有关的多达22种文本或译者对《哥达纲领批判》译介文献的详细查阅、梳理,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1995年版、2012年版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传播过程中“左倾”意识形态逐渐扭转,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译法逐渐回归原文。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哥达纲领批判》形成、发表的历史过程,总结其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意义。《哥达纲领批判》形成和发表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准确地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和特征做出了判断,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整阐述了共产主义阶段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第二章对《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早期零星传播的梳理。清末民初,《译书汇编》拉开了《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开始零星传播的序幕。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哥达纲领批判》被连续以摘译、释译、评析等传播模式出现,再次表明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一重要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影响日益笃厚。第三章梳理和考察1922年至1925年主要全译本及刊布情形。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真正传播。1922年至1925年,《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译介达到了高潮。革命人士熊得山、李达、柯柏年等人在国内主要刊物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了全译。四大全译本所收录的《哥达纲领批判》内容逐渐丰富、结构安排趋于合理,符合了中国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为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理论武器,极大促进了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第四章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版本变迁情况。全译本通过对几个主要文本精细的对读,概括出有以下几个特点: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着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达到了一个高潮,特别是1939年何思敬、徐冰译本,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片段、零星传播、再到全译本;文本的转换经过了日译本为主,到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等平分秋色时期,再到俄译本为主,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着作原始文字的回归;从早期的期刊杂志露面,到单行本的出现、专题言论集、笔记、摘要、手稿,再到大部头马克思、恩斯全集、选集、文集的编译出版,标志着中国人自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争取话语权的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被某些人将其理论阉割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扭曲的意识形态被教条化和狂热化所代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些人“左倾”的口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倾”意识形态逐渐扭转,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核心概念译法逐渐回归原文第五章对《哥达纲领批判》不同版本中核心概念的变迁研究。《哥达纲领批判》不同版本中“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权利”“高级阶段”“过渡时期”的核心概念的变迁,表明了概念变化受译本来源、内容选择、政治、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译者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在翻译过程中被歪曲、误解、误读等情况的发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在理解和实践上不断得到深化和提高。
高查清[4]（2017）在《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个世纪末起始,翻译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否定忠实之风。不少人以谈忠实为耻,说“叛逆”为荣,似乎不说“叛逆”就不“学术”,不行“叛逆”就非“翻译”。从本质上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或文字忠实地表达出另一种语言或文字所说或写的内容,其终极目的是要完成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言语之间的沟通,促成双方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于源语信息的扭曲或损伤,都会影响交流的质量和效率,甚至导致交际失败。职是之故,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本的忠实至关重要。不管是研究翻译理论还是从事翻译实践,都离不开对忠实翻译原则的理解、把握和坚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忠实翻译原则乃马之缰、船之舵。有了它,翻译才有一定的参照标准,译者也才有一定的追求方向;反之,如果没有或者否定忠实翻译原则,那么,翻译实践势必变成了译者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实验场甚至游乐场,读者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所阅读的所谓“译作”中哪句话为作者所说、哪句话乃译者杜撰,到最后,可能连作者的“真话”读者都难信其真了。这不仅仅是读者的不幸,更是译者乃至翻译本身的不幸。所以,对一定忠实翻译原则的遵循与坚守是一件必然也是必须之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译文质量的高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说到底还是要取决于译者,所以,对于译者正确的忠实观教育,是保证翻译质量、发展翻译事业的源头和起点。在翻译教学中,必须让译者明白,不管是从翻译的本质和功用来说,还是从伦理和目的的角度来看,忠实是翻译的生命线,是翻译须臾不可离的灵魂。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不管是“归化”翻译法还是“异化”翻译法,不管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都始终不能丢开“忠实”这一根本原则。抛开忠实,就等同于否定翻译本身。正因如此,在跨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仍且成为教育领域一种常态的今天,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所有外语教育工作者,为了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关注翻译活动对于“忠实”原则的遵循与坚守,必须要在翻译人才教育培养的源头和起点加强译者忠实观教育。这也是撰写本文的主因。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陈述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与该研究关系密切的文献并分析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明了作者的研究思路、运用理论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从翻译的本质、功用谈起,以翻译史上出现的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等重大争论皆因译文是否忠实而起为例,教育译者忠实乃翻译的本质要求。第二章“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从译者伦理的角度,教育译者作为“中间人”,有忠实传达委托人信息的义务。虽然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要面临忠实于作者、读者、委托人,或者是自己翻译理想的选择,但从根本上说,这几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归化”与“异化”翻译方式同样也是辩证统一,只要秉持忠实原则,二者之间就可以相互促进。第三章“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论述了不同性质的文本对于忠实翻译的不同要求（比如文学性文本要求译出文本中的“美”,而非文学性文本则对译文的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从文本特征的角度教育翻译人才要以“文（本）”为“本”,树立正确的“文本意识”,培养熟练分析文本类型并将不同文本的不同特点体现于译文之中的能力。第四章“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阐释了影响忠实翻译的文本外因素,说明政治、民族、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会对忠实翻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育译者要排除外界干扰,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追求自己的翻译理想,拒绝做“线牵木偶”。第五章“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从分析译者主体性的本质入手,批驳国内外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译者主体性的一些错误认识,重点驳斥翻译理论界宣扬“叛逆”思想的相关论调,论证它们对于翻译的危害,教育译者要正确理解并合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为忠实翻译服务。第六章“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论证了翻译批评对于忠实翻译的保障作用。忠实翻译不能完全依靠译者的自觉性,而是要有健康、严肃的翻译批评,要在翻译界形成一种批评氛围。教育译者不仅要虚心、诚恳地接受翻译批评,并且也要积极地参与翻译批评,惟其如此,忠实翻译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译者忠实观教育进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肯定正确的翻译忠实观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于翻译事业、对于译者教育与成长的重要价值,并对如何更好地进行译者忠实观教育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和建伟[5]（2016）在《马克思与西方经典作家关系研究 ——以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终生喜爱文学。不论是西方古典文学,还是同时代的作品,马克思都十分熟悉并有精辟见解。不仅如此,在阅读大量文学书籍之余,马克思还创作过许多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马克思对文学主要秉持实用主义观点,文学作品是其科学研究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马克思善于将阅读过的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运用到新闻通讯、政治评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例如《资本论》就不仅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其理论叙事同时也呈现了一个内涵丰富而色彩鲜明的文学世界。马克思十分青睐现实主义文学。马克思赞同以"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观察和评价作家与作品,兼顾了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与审美属性。马克思理想中的作家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洞察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对现实具有深刻理解。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巴尔扎克就是马克思心仪的经典作家,他们不仅为马克思所熟悉,更直接参与了他几乎所有的重要着述。马克思或引用他们辅助说理,增强论战,或改善文风,表露情感,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文艺和美学观点,也造就了他具有鲜明文学特质的政治经济学叙事。马克思的着述因大量文学因素而洋溢人文精神。熊彼得曾称赞《资本论》将经济理论冰冷的事实"用大量热气腾腾的言辞表达出来",而读者感受最为强烈的或许也正是那些"充满热情的语言、和对’剥削’与’贫困化’的强烈控诉"。"热气腾腾"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特点,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言,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的明显特征之一在于:"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它不仅陈述客观事项,而且要影响读者的态度,"要劝说读者并期望改变他的想法。"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人身心畸形的关注,到《资本论》中对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批判,马克思的语言始终"热气腾腾",其经济学论着始终蕴含饱满的人文情怀。经典作家是马克思人文精神的重要来源。马克思的人文情怀自然与其人生际遇、哲学素养以及思维方式有关,然而,它更与文学经典的滋养密不可分。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于从哲学视角对马克思的精神世界进行观照,却往往忽视文学经典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本论文认为,但丁为马克思提供了地狱般的恐怖黑色,以及"下地狱"的激情红色,莎士比亚帮助马克思勾勒出从自耕农到旧贵族人文精神衰落的线条,歌德增添了"女英雄"甘泪卿与浮士德精神的温暖色调,巴尔扎克则以《农民》和《玄妙的杰作》为马克思构筑了贵族道德与艺术家精神的背景。四位经典作家之于马克思,在阅读的愉悦之外,更有心灵的沟通、情志的激励。马克思在文学经典中深化了对当代社会人文精神沦丧的体会与感悟,文学因此提升了他的批判激情,丰富了他的批判内涵。马克思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乃至其共产主义理想中人文精神世界的构想,都与文学经典的滋养密切相关。文学经典不啻马克思人文精神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莫小红[6]（2014）在《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文中提出弗里德里希·席勒（Schiller1759—1805）是德国伟大的诗人、戏剧家、美学家,他与歌德并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世界戏剧史上的“并峙双峰”,在美学史上,他创造性地使用了“美育”的术语,开启了审美现代性批判之先河,被誉为“现代美育之父”。早在20世纪初,席勒的美育思想就随王国维、蔡元培、张君劢、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传入我国,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推动了中国美育思潮的形成、发展。本文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从发生学的视角去审视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的关系,考察近现代中国接受席勒思想的历史缘由与具体史实,清理席勒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发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影响的方式,并选择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郭沫若、田汉作为典型个案研究,探讨这一文化事件所呈现出的思想资源和基本规律。全文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写作的缘起、意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对美育、美育思潮进行概念界定；并从人性与人格完善的角度阐述席勒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席勒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席勒进入中国是在传统文化现代转换、旧式教育体制革新、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历史语境下,近现代中国的席勒译介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发轫期、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的繁荣期、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沉寂期三个阶段；席勒接受表现出选择性过滤、中国式改编、镜像式想象三种倾向；席勒美育思想伴随着中国美育思潮兴起、发展、流变的全过程,改变了中国传统美育的从属地位,张扬了审美的自由理念,并将美育引向对现实人生的观照、对理想社会的构建。第二章考察王国维、蔡元培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尊为“吾国之希勒（即席勒）”,早在1903年他就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美育理论,挖掘中国传统美育理念,确定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倡导美育独立。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深受席勒的影响。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自学西学,了解了席勒的美学、美育思想；后来担任《教育世界》杂志主编,他多次撰文介绍席勒美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席勒的美育目的论、价值论等；王国维还以席勒“游戏说”为理论基石,肯定艺术的游戏本质,强调文艺功能的“无用之用”,批判传统“文以载道”思想；依据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对艺术创作手法的区分,解读中国古典诗词,创新传统意境论。蔡元培是中国的“现代美育之父”,他以毕生精力推行美育。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他将美育写入国家的教育方针,第一次确立了美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作为北大校长,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美育实践。在蔡元培的倡导和引领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育思潮得以形成并迅速发展。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深受席勒的影响,他接受席勒以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美育目的论、以情感教育为内涵的美育本质论、以中介调和为功能的美育价值论、以艺术教育为手段的美育实施论,构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体系。蔡元培的接受在本土化过程中又呈现出创新发展之势：他赋予美育启蒙性,较之席勒更重视美育实践,强调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的整体美育观,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王国维、蔡元培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启蒙的大背景下,他们试图通过美育培养“完全之人物”、养成“健全人格”,改造国民劣根性,使美育成为了“立民新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考察朱光潜、宗白华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朱光潜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他的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思想。作为席勒美学、美育思想的重要中国译介者,朱光潜的美育思想也受到了席勒的影响。他吸收席勒的人本主义美育观,重视美育“怡情养性”的功能,将人生的最高价值指向美,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命题。宗白华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他在研究席勒美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构建理想人格的救世方案,并将境界的研究与人格的探求结合起来,提出了“艺术生命化”与“生命艺术化”的课题。朱光潜、宗白华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并峙双峰,他们都关注苦难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试图以美育解除人生的烦闷,人内心的压迫感、寂寞感、空虚感,提升人的美感修养,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视鄙俗的社会生活为艺术品,以实现生命的活跃,生活的情趣化,心灵的自由解放,赋予了美育“救赎”的功能。但是,朱光潜、宗白华的“审美救赎”论又不同于之前的王国维,王国维认为人生的苦痛源于“欲”,解脱之道便是“拒绝生活之欲”,呈现出悲观厌世的情调。在朱光潜、宗白华的视野中,人生的最终目标不是“超脱”而是积极地“参与”,培养“出世的精神”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入世的事业”,超脱现实仅仅是在恶劣环境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手段。第四章探讨郭沫若、田汉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在戏剧、诗歌等领域成绩斐然。郭沫若曾与田汉以“中国的歌德和席勒”相期许,虽然郭沫若被文艺界视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但是,郭沫若是席勒戏剧《华伦斯坦》的中译者,他早期曾接受席勒“游戏说”,强调艺术的无目的性；接受席勒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手法的区分,将“摹仿的艺术”与“表现的艺术”相对立。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也呈现出“席勒式”倾向：宣传时代精神、遵循“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表现殊死斗争的悲剧精神。田汉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代宗师”,曾立志做“中国的席勒”,早在日本留学时,田汉就曾介绍席勒的美育思想、接受席勒“游戏说”、审美调和论,此时的席勒是他心中崇拜的“浪漫主义诗人”；回国之后,他译介了席勒戏剧《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的故事梗概,称席勒是“为自由而战的人”；1950年代,他又将席勒视为“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大加赞赏,田汉的席勒接受凸显出我国时代精神的演进。田汉的历史剧创作也同席勒一样表现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主题、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遵循“诗意真实性”创作原则、在剧中大胆融入自我形象抒发自我情感。郭沫若、田汉是4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他们接受了席勒通过美育改造社会、实现政治自由的理想,但是忽视了艺术的“中介”形式,让艺术直接为集团吼叫,为政治呐喊,中国的美育由此失去了形而上的慰藉功能,走向了服务政治之路。结语部分主要总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席勒接受的特点并展望未来的席勒接受方向。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席勒接受呈现出美育启蒙、审美救赎、政治诉求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今天,科技迅速发展,机械化大生产带来了分工的精细化、专门化,这种工具理性的统治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生命的主体性丧失,自由个性遭到扼杀,如何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提升人的生存质量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课题,席勒的美育思想必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成为解救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危机的思想资源。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席勒将美育视为一种而向未来的和解力量,席勒的美育思想在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的建设中定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毛小红[7]（2014）在《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197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德语文教育是我国外国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1861至1976年间的德语文教育历史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政策、实施主体及教材编写与出版三个维度来考察我国晚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三个阶段的德语文教育历史演变过程，梳理并分析各阶段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中有关德语文教育的规定，探究实施德语文教育的主体特征和办学动因，挖掘历史上与德语文教育相关的人和事，点面结合，还原德语文教育在各历史阶段的原貌，勾勒出该时段我国德语文教育从基础教育阶段为主逐步向高等教育阶段迁移的过程，为我国今后德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借鉴。本文分六个章节，除绪论和结语两个章节外，主体部分包括四个章节。第二章论述晚清时期德语文教育实施主体——我国自主创办的官办方言学堂、洋务军事学堂、技术实业学堂和晚清大学堂以及德国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技术学校、德华学校和高等学堂，分析其办学背景、办学动机、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法及办学特色，追溯德语文教育在中国的起源，并从教材编写与出版方面来进一步推测当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第三章在梳理民国时期我国德语文教育政策的基础上，论述已延伸至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层面的德语文教育实施主体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分析其办学背景、办学目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方法等，探讨民国时期开展德语文教育所希冀满足的各类需求，重点考察德文系作为独立系科在高校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以及德语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语言所处地位的演变。此外，通过对民国时期的德语文教材出版物的统计与分析来进一步获得对该时期德语文教育更为深刻的认识。第四章将焦点放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期间的德语文教育，结合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分析我国中学外国语学校开展德语文教育的社会背景、办学动机及办学特色等，再现德语文教育在综合性大学、外语院校、外贸院校及师范院校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过程，分析政治环境及苏联模式给德语文教育所带来的制度、内容、方法和手段上的变化，梳理该时期我国在德语师资队伍建设、德语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词典编纂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阐释教材中所折射的“外语学习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归纳出这一时期德语文教育的特色、成绩与不足。第五章再一次从教育政策、实施主体和教材编写与出版三个维度对晚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三个历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进行纵向对比与分析，阐明各历史阶段德语文教育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勾勒出我国德语文教育从晚清至“文革”结束的百余年间的发展脉络。本文最后指出，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对我国今后德语文教育发展有着丰富的启示，从教育政策的整体规划、中等教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三个方面予以展开，建议从国家战略和人才需求出发对我国德语文教育进行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在规范中学德语文教育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学德语文教育和高校德语文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探索高校德语文教育分类别、分层次、多元化的培养模式，促进我国德语文教育事业良性健康发展。
施瑛[8]（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研究指明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孟德楷[9]（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表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魏毅[10]（2014）在《“发现”欧洲：《世界广说》（’Dzam gling rgyas bshad）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文中指出《世界广说》（’Dzam gling rgyas bshad）是藏人以藏文撰写的首部完整的世界地理着作,在藏族文化史与史学史上的地位毋庸赘言,作者敏珠尔四世藉此着作被誉为藏族“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世界广说》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问世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略早,在中国地理学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亦为一部不容回避的重要文献。针对以往学术界对《世界广说》的研究偏重于藏地部分的情况,本文择取《世界广说》欧洲部分文本为研究对象,意在揭示藏人如何以自身的佛教观念和地理框架为“发现”西方世界,而新地理知识的传入又对其自身的“背景书”施加何种影响。本文分为“研究篇”和“文本篇”两部分。在“研究篇”,笔者针对学术界较少论述或论述有误的若干专题进行阐述,内容涉及《世界广说》的写本与流传、作者生平与交游,《世界广说》的成书年代和知识来源以及相关的词源考证等六个部分。在“文本篇”,笔者利用三种写本的《世界广说》进行对勘研究,整理出《世界广说》欧洲部分的精校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汉译和注释。在“文本篇”的末尾,收录《世界广说》欧洲部分的词汇表和写本影印件。
二、郭沫若着作德译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着作德译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世（论文提纲范文）
（2）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医药文化英译的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2.1 研究理论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中医药” |
| 2.1.2 “中医药文化” |
| 2.1.3 “降噪” |
| 2.2 中医药文化英译史简述 |
| 2.2.1 17—18世纪：中医英文译介的起步阶段 |
| 2.2.2 19世纪：传教士中医英文译介的发展阶段 |
| 2.2.3 20世纪初—文革前：中国译者开始参与译介的阶段 |
| 2.2.4 文革—80年代末：中医译者广泛参与及中医翻译理论初探阶段 |
| 2.2.5 90年代初—今：理论争鸣阶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医药文化英译“噪音”源及“降噪”策略研究 |
| 3.1 传播学中的“降噪”理论 |
| 3.1.1 传播学发展概述 |
| 3.1.2 “噪音”概念的跨学科演化 |
| 3.2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与“降噪” |
| 3.2.1 宏观“噪音”源 |
| 3.2.2 宏观“降噪”策略 |
| 3.2.3 微观“噪音”源 |
| 3.2.4 微观“降噪”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帝内经·素问》9译本的英译“降噪”策略对比 |
| 4.1 《素问》英译现状简述 |
| 4.1.1 20世纪70年代以前 |
| 4.1.2 20世纪70年代以后 |
| 4.2 各译者翻译“降噪”策略分析 |
| 4.2.1 伊尔扎·威斯的“以介为主,贴近读者” |
| 4.2.2 文树德的“保留文化元素,遍列各家观点” |
| 4.2.3 李照国的“译古如古,求同存异” |
| 4.2.4 罗希文的“简化医理,面向大众” |
| 4.2.5 吴氏父子的“注重医理阐释” |
| 4.2.6 倪懋兴的“大胆增删,为我所用” |
| 4.2.7 吕聪明的“尊重传统,适度阐释” |
| 4.2.8 朱明的“通俗阐释,精简内容” |
| 4.2.9 杨明山的“保留古体风格,注重结构对应” |
| 4.3 各译本“降噪”策略的综合对比分析 |
| 4.3.1 增译—充分运用文本的阐释功能 |
| 4.3.2 省译和改译—避免译文产生理解“噪音” |
| 4.3.3 考证—中医文本准确翻译的重要手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本研究的内容总结 |
| 5.1.1 翻译的本质 |
| 5.1.2 可译性问题 |
| 5.1.3 如何译的问题—“降噪”与“视域融合” |
| 5.1.4 文本分析所得结论 |
| 5.2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5.2.1 创新 |
| 5.2.2 局限 |
| 5.2.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主要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哥达纲领批判》国内研究 |
| 二、《哥达纲领批判》国外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重点、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一、重点和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哥达纲领批判》的形成和发表 |
| 第一节 《哥达纲领批判》的形成 |
| 一、19世纪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与拉萨尔主义的形成 |
| 二、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合并 |
| 三、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主义的原则分歧 |
| 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和哥达纲领大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 |
| 一、《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 |
| 二、恩格斯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 |
| 第三节 《哥达纲领批判》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意义 |
| 一、《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准确地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和特征作出了判断 |
| 二、《哥达纲领批判》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 第二章 《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零星传播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译书汇编》对《哥达纲领批判》的零星介绍 |
| 一、《译书汇编》转译《近世政治史》 |
| 二、《社会党镇压及社会政策》与《哥达纲领批判》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传播 |
| 一、蔡和森《共产党之重要讨论》中“无产阶级专政”与“过渡时期”的思想 |
| 二、李达在《新青年》连续撰文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与“政治过渡时期”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哥达纲领批判》的翻译和传播 |
| 一、陈独秀对《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
| 二、施存统对《哥达纲领批判》传播的贡献 |
| 三、周佛海对《哥达纲领批判》内容的部分引用 |
| 四、郑振铎对《哥达纲领批判》中重要思想的论述 |
| 五、赭选译《马克思学说之两节》中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引用 |
| 六、胡南湖撰文《马克思传》对《哥达纲领批判》的介绍 |
| 七、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哥达纲领批判》段落的摘译 |
| 八、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翻译的贡献 |
| 九、吕一鸣在《新民意报副刊》中摘译《哥达纲领批判》 |
| 第四节 大革命时期《哥达纲领批判》在国内的传播(1924-1927) |
| 一、《孤军》和《哥达纲领批判》的关系 |
| 二、王首春《近世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一文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引用 |
| 第五节 土地革命时期《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传播(1927-1937) |
| 一、费觉天着作《阶级斗争原理》中引用《哥达纲领批判》 |
| 二、熊得山着《社会问题》一书对《哥达纲领批判》内容的评析 |
| 三、着作《大众政治经济学》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译述 |
| 四、罗敦伟着《马克思主义评论之评论》对《哥达纲领批判》内容的释译 |
| 第三章 1922年—1925年间《哥达纲领批判》的主要版本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的主要全译本 |
| 一、熊得山第一个全译《哥达纲领批判》 |
| 二、李达《哥达纲领批判》全译本 |
| 三、彭学霈全译《德意志劳动党党纲栏外批评》 |
| 四、柯柏年与《哥达纲领批判》 |
| 五、柯柏年译本在历史上的意义 |
| 第二节 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各种译本的历史特点 |
| 一、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四大全译本比较 |
| 二、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全译本的历史特点 |
| 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的版本变迁 |
| 第一节 1930年李一氓译本 |
| 一、李一氓译本结构 |
| 二、李一氓译本评价 |
| 第二节 1939年延安解放社译本 |
| 一、何思敬、徐冰《哥达纲领批判》译本 |
| 二、1939年何思敬、徐冰译本 |
| 三、1939年何思敬、徐冰译本的整体评价及影响 |
| 第三节 成仿吾重新校订《哥达纲领批判》 |
| 一、成仿吾重新校订《哥达纲领批判》 |
| 二、成仿吾小组校译本结构 |
| 第四节 20世纪30年代以来版本对读 |
| 一、20世纪30年代全译本结构方面异同 |
|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哥达纲领批判》文本变化 |
| 三、1972年版、1995年版、2012年版引文、注释删减、译文结构等变劝 |
| 四、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版本变迁的特点 |
| 第五章 《哥达纲领批判》不同版本中核心概念的变迁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变迁 |
| 一、不同版本中的翻译 |
| 二、从“资产阶级法权”到“资产阶级权利”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不同翻译 |
| 一、不同全译本中对“高级阶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不同译法 |
| 二、解释史视域下“高级阶段”的研究 |
| 第三节 “过渡时期”概念的变迁 |
| 一、列宁对“过渡时期”认识的深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对“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和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工具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 |
|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 |
| 一、翻译的概念 |
| 二、“翻译就是翻译” |
| 三、忠实是翻译的本然要求 |
| 第二节 文质之争乃“形”“义”之争 |
| 一、文质之争的缘起 |
| 二、文质之争的本质 |
| 第三节 直译、意译与忠实原作之辨 |
| 一、直译、意译之界定及争论 |
| 二、逐字译、字面译与直译都必须以忠实为准绳 |
| 三、翻译层次论与“直译”“意译”之调和 |
| 四、“信、达、雅”须以“信”为先 |
| 第二章 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 |
| 第一节 伦理与翻译伦理 |
| 一、伦理 |
| 二、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 |
| 三、对译者的忠实伦理教育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思想保证 |
| 第二节 “忠实”与“叛逆”的博弈 |
| 一、忠实历来是译者的追求 |
| 二、应该抵制翻译中叛逆思想及行为 |
| 第三节 忠实取向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
| 一、作者取向 |
| 二、读者取向 |
| 三、委托人取向 |
| 四、译者取向(理想取向) |
| 第四节 归化与异化—忠实取向的不同选择 |
| 第三章 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 |
| 第一节 文本乃翻译之“本” |
| 一、何谓文本 |
| 二、文本内涵的“异化”与回归 |
| 三、已译文本与待译文本 |
| 第二节 体裁(文体)与忠实翻译的关系 |
| 一、体裁的内涵 |
| 二、体裁的分类 |
| 三、体裁与文体、风格 |
| 四、文本体裁分析对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服务于翻译的文本分类 |
| 一、以主题/话题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二、以文本的功能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第四节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及翻译 |
| 一、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三、区别对待两类文本的翻译 |
| 四、忠实翻译没有“特区” |
| 第四章 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 |
| 第一节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符转换 |
| 第二节 翻译相关方对翻译进程的影响 |
| 一、委托人的“指挥”与赞助人的“召唤” |
| 二、读者的审美和阅读偏好 |
| 第三节 影响译者的目的语交际环境因素 |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 二、政治因素的“遥控” |
| 三、民族主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
| 四、民族文化是翻译的“滤网”与“染色剂 |
| 五、宗教信仰的另类“投射” |
| 第四节 译者不是线牵木偶 |
| 一、语言文学“规范”不能丢 |
| 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
| 第五章 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 |
| 第一节 译者的角色 |
| 一、译者角色在中国 |
| 二、译者角色在西方 |
| 三、译者身份与社会地位 |
| 第二节 译者主体性及其与译者忠实观的碰撞 |
| 一、主体性释义 |
| 二、译者主体性 |
| 三、译者丧失主体性了吗 |
| 四、“译者主体性”有别于“译者主体性研究” |
| 五、如何看待译者主体性 |
| 六、“叛逆”不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
| 七、“译者主体性”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 |
| 八、发挥“译者主体性”不等于鼓励译者“显形” |
| 九、解构主义否定不了忠实之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保障因素 |
| 一、提高翻译能力是充分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技术保障 |
| 二、树立忠实翻译观是正确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
| 第一节 忠实翻译需要翻译批评 |
| 一、翻译批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 二、翻译批评概念的内涵 |
| 三、翻译批评的任务、目的、价值和功能 |
| 四、翻译批评所处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二节 翻译批评主体之争 |
| 一、普通读者批评 |
| 二、专家批评 |
| 三、译者批评 |
| 第三节 译者应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翻译批评 |
| 结语必须坚持和加强对翻译人才的译者忠实观教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马克思与西方经典作家关系研究 ——以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马克思美学研究现状 |
| 二、马克思人文精神(人道主义思想)研究现状 |
| 三、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本论文构成及提要 |
| 第二章 马克思着述中的但丁 |
| 第一节 《神曲》与《资本论》的"地狱"意象 |
| 一、《神曲》中的"地狱"意象 |
| 二、《资本论》的"地狱"意象 |
| 三、两种"地狱"意象的比较 |
| 四、关于马克思的"下地狱"精神 |
| 第二节 马克思与但丁的人文精神比较 |
| 一、但丁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
| 二、但丁与马克思的理想主义 |
| 三、但丁和马克思对人的关注 |
| 第三章 马克思着述中的莎士比亚 |
| 第一节 从"骄傲的英国自耕农"到"农业短工"——马克思关注莎士比亚的一个视角 |
| 一 莎士比亚笔下"骄傲的自耕农" |
| 二 《资本论》中的"农业短工" |
| 三 莎士比亚与马克思的人文理想 |
| 第二节 莎士比亚与马克思之间的"福斯泰夫"——从荒唐爵士到恶的代表 |
| 一 莎剧中的荒唐爵士福斯泰夫 |
| 二 马克思笔下的"现代福斯泰夫" |
| 三 "福斯泰夫"形象的演变 |
| 第四章 马克思着述中的歌德 |
| 第一节 马克思人文精神世界中的"女英雄"——燕妮与甘泪卿的比较 |
| 一 "精神力量不比马克思差"的女性 |
| 二 遭遇"暗礁"的坚贞女性 |
| 三、"柔弱"的女英雄与人文精神 |
| 第二节 马克思对浮士德精神的承传与超越 |
| 一 马克思对浮士德精神的承传 |
| 二 马克思对浮士德精神的超越 |
| 三 马克思何以能超越浮士德精神 |
| 第五章 马克思着述中的巴尔扎克 |
| 第一节 马克思何以高度赞扬巴尔扎克——以《农民》为例分析 |
| 一 "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 |
| 二、"了不起的革命的辩证法" |
| 三、"富有诗意的裁判" |
| 第二节 "值得玩味的讽刺"——马克思何以推荐巴尔扎克《玄妙的杰作》 |
| 一 《资本论》艺术风格与弗朗霍费绘画的相似 |
| 二 《资本论》创作精神与弗朗霍费追求的相似 |
| 三 《资本论》的遭遇与"玄妙的杰作"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美育与美育思潮 |
| 四、审美游戏与完美人性的生成——席勒美育思想一瞥 |
| 第一章 席勒在中国：译介、接受与影响 |
| 第一节 席勒在中国的译介 |
| 一、席勒传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 |
|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席勒译介概况 |
| 第二节 席勒在中国的接受 |
| 一、席勒在中国广为接受的缘由 |
|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席勒接受取向 |
| 第三节 席勒与中国美育思潮 |
| 一、中国美育思潮发展概况 |
| 二、席勒对中国美育思潮的影响 |
| 第二章 美育启蒙：王国维、蔡元培与席勒 |
| 第一节 王国维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王国维的席勒情结 |
| 二、“游戏说”的中国式改造 |
| 三、“境界说”中的席勒元素 |
| 第二节 蔡元培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蔡元培的席勒渊源 |
| 二、美育理论的接受与创新 |
| 三、“以美育代宗教说”溯源 |
| 第三章 审美救赎：朱光潜、宗白华与席勒 |
| 第一节 朱光潜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朱光潜的席勒述评 |
| 二、人本主义美育观的吸纳 |
| 三、“人生艺术化”追寻 |
| 第二节 宗白华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宗白华的席勒渊源 |
| 二、理想人格的构建 |
| 三、艺术境界的追求 |
| 第四章 美育流变：郭沫若、田汉与席勒 |
| 第一节 郭沫若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郭沫若与席勒的结缘 |
| 二、郭沫若的席勒式书写 |
| 三、危机时刻的美育转向 |
| 第二节 田汉美育思想与席勒 |
| 一、田汉的席勒情结 |
| 二、田汉的席勒式创作 |
| 三、审美与政治的游离之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197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动机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2 晚清时期的德语文教育（1861-1911） |
| 2.1 德文教育在中国的起源 |
| 2.1.1 外文教育的起源 |
| 2.1.2 德文教育的起源 |
| 2.2 教育政策 |
| 2.3 实施主体 |
| 2.3.1 我国自主创办的学校 |
| 2.3.1.1 以培养外交及翻译人才为主要目的的官办方言学堂 |
| 2.3.1.2 为学习德国军事而创办的洋务军事学堂 |
| 2.3.1.3 实业教育的先行者——技术实业学堂 |
| 2.3.1.4 晚清大学堂设立德语语言文字科 |
| 2.3.2 德国在华创办的学校 |
| 2.3.2.1 教会组织的办学活动 |
| 2.3.2.2 为殖民地服务的技术学校 |
| 2.3.2.3 殖民地之外的德华学校 |
| 2.3.2.4 谋求完备的在华办学体系——高等学堂 |
| 2.4 教材编写与出版 |
| 2.4.1 总体概述 |
| 2.4.2 个案分析 |
| 2.4.2.1 教科书 |
| 2.4.2.2 工具书 |
| 本章小结 |
| 3 民国时期的德语文教育（1912-1949） |
| 3.1 教育政策 |
| 3.1.1 中等教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政策 |
| 3.1.2 高等教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政策 |
| 3.2 实施主体 |
| 3.2.1 中等教育 |
| 3.2.1.1 中学德文教育的重镇——同济大学中学部 |
| 3.2.1.2 具有影响力的教会学校 |
| 3.2.2 高等教育 |
| 3.2.2.1 语言文学教学 |
| 3.2.2.2 第一外国语教学 |
| 3.2.2.3 专用语教学 |
| 3.2.2.4 第二外国语教学 |
| 3.2.2.5 “德语语言文学+自然科学专业”教学 |
| 3.2.3 社会教育 |
| 3.3 教材编写与出版 |
| 3.3.1 总体概述 |
| 3.3.2 个案分析 |
| 3.3.2.1 工具书 |
| 3.3.2.2 教科书及教辅 |
| 3.3.2.3 学习期刊 |
| 本章小结 |
| 4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的德语文教育（1949-1976） |
| 4.1 教育政策 |
| 4.1.1 中学德语教育政策 |
| 4.1.2 高校公共德语教育政策 |
| 4.1.3 高校德语专业教育政策 |
| 4.1.3.1 宏观政策 |
| 4.1.3.2 教学大纲 |
| 4.2 实施主体 |
| 4.2.1 中等教育 |
| 4.2.2 高等教育 |
| 4.2.2.1 综合性大学 |
| 4.2.2.2 外语院校 |
| 4.2.2.3 外贸院校 |
| 4.3 教材编写与出版 |
| 4.3.1 总体概述 |
| 4.3.2 个案分析 |
| 4.3.2.1 教科书及教辅 |
| 4.3.2.2 工具书 |
| 本章小结 |
| 5 三个历史阶段：德语文教育的对比考察 |
| 5.1 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 |
| 5.2 实施主体的变迁 |
| 5.2.1 办学主体与模式 |
| 5.2.2 办学动因 |
| 5.2.3 师资力量 |
| 5.2.4 教学内容及方法 |
| 5.3 教材编写与出版成果对比 |
| 5.4 对今后德语文教育的启示 |
| 6 结语 |
| 附录 |
| 晚清至“文革”结束德文出版物总表（1861-1976） |
| 参考文献 |
（8）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建筑教育本体研究 |
| 1.2.2 建筑教育发展历程 |
| 1.3 研究范围 |
| 1.3.1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华南地区 |
| 1.3.2 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华南理工大学 |
| 1.3.3 研究的时间范围---（1932 年-1966 年） |
| 1.4 华南建筑教育研究现状 |
| 1.4.1 相关着作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 |
| 1.4.2 期刊文章研究 |
| 1.4.3 其他研究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与架构 |
| 1.7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 1.8 研究价值 |
| 1.9 研究成果 |
| 1.10 研究创新之处 |
| 1.10.1 研究对象的创新 |
| 1.10.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10.3 研究成果的创新 |
| 1.11 文章结构 |
| 1.12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2.1 学院派 |
| 2.1.1 布杂学院（巴黎美术学院） |
| 2.1.2 宾夕法尼亚建筑学系 |
| 2.1.3 苏联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
| 2.2 现代主义设计教育 |
| 2.2.1 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r Werkbund) |
| 2.2.2 包豪斯 |
| 2.3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
| 2.4 TEAM X-反思国际现代主义建筑 |
| 2.5 日本早期的现代建筑教育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3.1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
| 3.2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
| 3.3 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开设建筑课程 |
| 3.4 中华民国教育部大学令 |
| 3.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
| 3.6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7 东北大学建筑系 |
| 3.8 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
| 3.9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系 |
| 3.10 国立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11 私立之江大学建筑系 |
| 3.12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
| 3.13 香港早期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14 解放后的中国建筑院校早期“老八校” |
| 3.14.1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3.14.2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
| 3.14.3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
| 3.14.4 天津大学建筑系 |
| 3.14.5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
| 3.14.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7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8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
| 3.1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华南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时期 |
| 4.1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学系（1932-1933） |
| 4.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1.2 教学体系 |
| 4.1.2.1 教学思想 |
| 4.1.2.2 教学计划 |
| 4.1.2.3 师资情况 |
| 4.1.2.4 学生情况 |
| 4.1.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1.3.1 开启华南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4.1.3.2 广东全省教育展览会 |
| 4.2 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33-1938） |
| 4.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2.2 教学体系 |
| 4.2.2.1 教学思想 |
| 4.2.2.2 教学计划 |
| 4.2.2.3 教材建设 |
| 4.2.2.4 教学方法 |
| 4.2.2.5 教学条件 |
| 4.2.2.6 师资情况 |
| 4.2.2.7 学生情况 |
| 4.2.3 学术科学研究 |
| 4.2.3.1 科研论文与着作 |
| 4.2.3.2 教授演讲 |
| 4.2.3.3 对外交流 |
| 4.2.4 建筑工程实践 |
| 4.2.4.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校园建筑设计 |
| 4.2.4.2 勷勤大学石榴岗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 4.2.4.3 其他建筑实践 |
| 4.3 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抗战时期（1938-1945） |
| 4.3.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3.2 教学体系 |
| 4.3.2.1 教学思想 |
| 4.3.2.2 教学计划与教材建设 |
| 4.3.2.3 教学方法 |
| 4.3.2.4 师资情况 |
| 4.3.2.5 学生情况 |
| 4.3.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3.3.1 举办展览 |
| 4.3.3.2 中英文论文竞赛 |
| 4.3.4 建筑工程实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华南建筑教育定位与起步时期 |
| 5.1 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广州复课（1945-1952） |
| 5.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1.2 教学体系 |
| 5.1.2.1 教学思想 |
| 5.1.2.2 教学计划 |
| 5.1.2.3 教材建设 |
| 5.1.2.4 教学方法 |
| 5.1.2.5 教学设施建设 |
| 5.1.2.6 师资情况 |
| 5.1.2.7 学生情况 |
| 5.1.3 学术科学研究 |
| 5.1.3.1 论文着作 |
| 5.1.3.2 举办、参与展览 |
| 5.1.3.3 访问交流 |
| 5.1.4 建筑工程实践 |
| 5.1.4.1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 |
| 5.1.4.2 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工学院图书馆） |
| 5.2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建筑学系）（1952-1966） |
| 5.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2.2 教学体系 |
| 5.2.2.1 教学思想 |
| 5.2.2.2 教学计划 |
| 5.2.2.3 教材建设 |
| 5.2.2.4 教学方法 |
| 5.2.2.5 师资情况 |
| 5.2.2.6 学生情况 |
| 5.2.3 学术科学研究 |
| 5.2.3.1 科研机构 |
| 5.2.3.2 展览会 |
| 5.2.3.3 调查测绘 |
| 5.2.3.4 民居调查与研究 |
| 5.2.3.5 举办校内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 |
| 5.2.3.6 科学报告会 |
| 5.2.3.7 学术论文与着作 |
| 5.2.3.8 设计竞赛 |
| 5.2.3.9 对外学术互访和交流 |
| 5.2.4 建筑工程实践 |
| 5.2.4.1 生产实践的机构 |
| 5.2.4.2 人民公社规划与建筑设计 |
| 5.2.4.3 典型工程实践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成就和特色 |
| (一) “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华南建筑教育理念 |
| (二) 教学成就与特色 |
| （1）创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大学级别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
| （2）建立起以“全面型”建筑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标准 |
| （3）建立了注重基础训练、重视建造技术、知识结构完备的课程体系 |
| （4）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专业人才 |
| （5）为华南建筑教育的后续发展积蓄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
| (三) 学术研究成就与特色 |
| （1）开启了华南建筑教育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2）树立了注重调查，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传统 |
| （3）确立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学术研究方向 |
| （4）取得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建筑降温措施研究的丰硕成果 |
| (四) 建筑实践成就与特色 |
| （1）坚持功能实用、合理经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 |
| （2）广泛运用适应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降温措施 |
| (五) 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文化特质 |
| (一)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呈现的开放多样性 |
| （1）师资的开放性 |
| （2）对外交流的开放性 |
| （3）学科建设的多样性、全面性 |
| (二)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包容并蓄性 |
| （1）教学思想的包容性 |
| （2）教学内容的兼容性 |
| (三)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务实性 |
| （1）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的务实性 |
| （2）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性 |
| (四) 华南建筑教育的锐意创新性 |
| （1）“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 |
| （2）基于地域特色的学术科研创新性研究 |
| 三、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历史沿革 |
| 附录.2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大事记 |
| 附录.3 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谭天宋生平 |
| 附录.4 调研访谈录 |
| 附 4.1 金振声访谈 |
| 附 4.2 陆元鼎、魏彦钧访谈 |
| 附 4.2.1 第一次访谈 |
| 附 4.2.2 第二次访谈 |
| 附 4.3 何镜堂访谈 |
| 附 4.4 蔡德道访谈 |
| 附 4.5 邓其生访谈 |
| 附录.5 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之历届系主任、院长 |
| 附录.6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之历届毕业生名单 |
| 附录.7 教师担任历界中国建筑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93 年以前）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发现”欧洲：《世界广说》（’Dzam gling rgyas bshad）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篇 |
| 一、作者敏珠尔四世生平研究 |
| 1、敏珠尔活佛世系及驻锡寺院简述 |
| 2、敏珠尔四世之生平履历 |
| 附：敏珠尔四世年谱 |
| 参考文献 |
| 二、《世界广说》诸写本及书名释义 |
| 1、版本对勘之必要性 |
| 2、早期写本综述 |
| 3、晚近写本综述 |
| 4、《世界广说》书名释义 |
| 参考文献 |
| 三、《世界广说》成书年代研究 |
| 1、学术史梳理与方法辨析 |
| 2、甘托克本非1820年成书 |
| 3、新德里本、拉萨本非1830年成书 |
| 4、《世界广说》之渐成与最终成书年代 |
| 5、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四、《世界广说》与《职方外纪》文本关系研究 |
| 1、研究现状及相关线索辨析 |
| 2、《世界广说》对《职方外纪》之引录 |
| 3、《世界广说》对《职方外纪》之改编与扩充 |
| 4、本章小结 |
| 附 |
| (1)《世界广说》中源自《职方外纪》的地名、人名及物名 |
| (2) 西班牙托莱多大教堂圣体龛图 |
| (3) 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内的六位犹太王塑像图 |
| 参考文献 |
| 五、敏珠尔四世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交往研究 |
| 1、俄罗斯的“驻京喇嘛” |
| 2、《世界广说》中的俄罗斯布道团人物考 |
| 3、文本所见之交流内涵 |
| 4、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六、《世界广说》之Me-pa-ra-dza考 |
| 参考文献 |
| 文本篇 |
| 转写、校勘与译注凡例 |
| 欧洲地图(1815年) |
| 一、欧洲总论 |
| 二、西班牙 |
| 三、法国 |
| 四、葡萄牙 |
| 五、意大利 |
| 六、德国 |
| 七、奥地利 |
| 八、匈牙利 |
| 九、东南欧诸国 |
| 十、波兰 |
| 十一、俄罗斯 |
| 十二、普鲁士 |
| 十三、丹麦 |
| 十四、荷兰 |
| 十五、英伦三岛及其西北诸岛 |
| 十六、瑞典和挪威 |
| 十七、格陵兰岛 |
| 十八、冰岛 |
| 附录 |
| (一) 词汇表 |
| (二) 写本影印件(暂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郭沫若着作德译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世（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与《宇宙之谜》[J]. 胡为雄.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02)
- [2]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D]. 许天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3]《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主要版本研究[D]. 贺团卫.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4]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D]. 高查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5]马克思与西方经典作家关系研究 ——以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中心[D]. 和建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2)
- [6]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D]. 莫小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8)
- [7]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1976）[D]. 毛小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8]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9]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10]“发现”欧洲：《世界广说》（’Dzam gling rgyas bshad）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D]. 魏毅. 复旦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