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足资源优势 走多元化经营之路——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赖世贤[1]（2020）在《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说明工业建筑作为中国近代新兴建筑类型及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中国的最初载体之一,承载着当时中国较为先进的建筑理念,充当中国近代建筑追赶世界建筑潮流的不自觉历史工具。本文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含括规划选址、大跨技术、标准化、结构发展等内容,分类探讨木材、砖、水泥等材料技术,同时关注工业建筑设计师。研究以调研过程中大量实物例证结合图纸资料、近现代建筑期刊文献及厂史资料进行,比对同时期西方先进技术,重视技术来源与技术真实性问题。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分期方案。第二章以工厂的选址与布局入手,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萌芽阶段工业建筑营建前期技术性问题,选址和布局贯穿工业建筑建设全过程,涉及宏观地区选择、中观地点选择、微观厂址选择及具体厂区布置等层面。第三章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起步阶段,由于生产方式和动力技术改变引起对于大空间厂房即大跨度技术的迫切需求,重点关注西式木屋架。西式木屋架技术在材料和施工技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展现出对于力学等结构概念的理解,意味着中国建筑近代转型开始。第四章则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加速增长阶段,工业建筑由于大量快速建设带来对于高质量、标准化建材需求等问题。以砖的工业化生产及工业建筑用砖变化,探讨工业化时代下中国传统建筑材料在引进西方建筑材料后的各方面技术发展。第五章则聚焦中国近代工业稳速增长阶段如何解决工业建筑营建所要求的安全舒适、结构持久等问题,关注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水泥生产技术引入与发展。第六章将专业人才视为技术实施保障予以讨论,关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对工业建筑营建规范化、经验化起关键作用的设计师及代表作品、设计师群体组成等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各时期不同阶段,基于建设目标需求及技术水平不同,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亦不相同。对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而言,部分营建关键技术与当时世界先进技术相比并不逊色,但技术推广和实现受社会环境及观念意识影响甚大;技术要与当地资源、经济及社会体制相适应,社会需求会强有力改变技术的运用及传播;由于材料观念缺失,其在营建过程中重外观轻建造,重模仿轻创造;技术属于文明范畴,由初级走向高级是趋势,中西方建筑技术融合也是趋势。
陈亮[2]（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杨富[3]（2017）在《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存在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特别是民族地区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低谷”。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现象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对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问题研究,既可以揭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发展问题,也可以一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研究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因素,揭示西藏上市公司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系列问题,提出改善和提升企业绩效的对策建议。研究从文献研究入手,对企业绩效相关理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及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等相关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对研究现状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文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特别是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存在显着的绩效区域差异现象,西藏地区上市公司具有典型的绩效区域差异特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绩效理论脉络进行梳理,重点分析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平衡计分卡等理论方法。对企业绩效内涵、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与绩效评价指标进行了理论探究,着重研究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层级划分及作用机制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依据西藏上市公司2010年-2014年的财务报告、企业公开信息、现有研究成果、企业调研资料,对西藏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管理绩效进行评价。为充分说明西藏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情况,对纵向比较财务指标相对较好的医药类上市公司,进行了行业年度财务指标水平的横向比较。绩效评价发现,西藏药业、奇正藏药、海思科、灵康药业、西藏5100等五家上市公司绩效状况相对较好。在通过绩效评价科学观测西藏上市公司绩效表现的基础上,确定调研方向和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使用对偶加权法查找确定了技术与创新、区域环境、人力资本、企业文化四个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分析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技术与创新、区域环境、人力资本、企业文化的特殊性,重点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在西藏区域环境、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和企业发展中表现出的特殊特征。在对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的过程中,对绩效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层级划分,研究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构建了单因素作用机制模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西藏上市公司绩效的一级影响因素、二级影响因素和三级影响因素,结合对各层级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提出各层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并构建西藏上市公司关键影响因素综合作用机制模型。针对西藏上市公司样本量小、样本差异度大的实际,研究使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产业聚集度高、样本差异度小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对西藏医药类上市公司进行多案例研究,形成研究结论:一是对各层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假设进行检验,回应了前述对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的研究。二是发现、论证了各层级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鉴于政府行为影响因素有较强的特殊性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力,把政府行为影响因素列为二级影响因素。三是发现验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特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相互作用,共同发挥作用。四是在案例研究进行假设检验和形成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完善并构建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研究发现,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和作用企业绩效,一条路径是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关键影响因素构成企业核心能力,通过核心能力影响企业绩效;另一条路径是企业文化影响企业成员的个人行为,进而作用企业绩效。同时,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文化都受西藏区域环境影响。五是揭示了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的原因,地域环境是决定因素,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文化是重要的关键影响因素。在西藏上市公司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西藏上市公司发展与企业绩效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结,主要问题为:企业“外化”严重、企业绩效区域差异明显、核心能力不足、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绩效管理水平偏低。针对西藏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发展质量的指导思想,分别基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了宏观层面的具体对策与微观层面的具体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对推动上市公司发展至关重要,政府要改善和加强上市公司发展的人才、融资、技术与创新、市场等区域环境建设,为上市公司培育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上市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微观层面:上市公司要重点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在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创新方面构建竞争优势,借助西藏地区的产业政策,实现特色发展。西藏地区具有典型性,区域特征明显,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极为显着。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研究为例,揭示了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现象,深入揭示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西藏上市公司研究中所揭示的问题和对策建议,民族地区上市公司要重点分析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从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及其作用机制入手,深刻认识引起企业绩效区域差异的核心问题,有的放矢,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和提升企业绩效水平,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丁柏峰[4]（2017）在《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两省区的辖境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域相邻、自然环境相似、主体民族相同、文化上的趋同等原因,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对两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地缘角度来看,对于内地而言,青海是连接西藏的边疆;对于西藏而言,青海又是沟通中原的内地。对青海的治理始终是历代中原王朝控制西藏的的一个重要环节,青海、西藏两地之间的互动一方面受青藏高原区域地理环境及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能力及统治政策。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基本处于一种不能驻军,不能派驻机构,政令不能畅达的不正常的状态。受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影响,青海、西藏两地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内容,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本论文以民国时期青海、西藏间的重要政治互动为主线,重点探讨了以下问题。首先探讨青藏关系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任何区域的历史发展都有受制于地理环境的一面。因此,研究青海、西藏两地的历史发展与互动往来,首先必须分析了解青海、西藏所在的青藏高原这一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区位特征。民国时期的青海、西藏关系是古代青藏关系的延续,因此也对民国以前的两地互动关系进行了简单概括。其次,对西姆拉会议前后青藏间的互动、青海建省及青藏战争、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的活动、在青海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等重大历时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所提出的“内外藏划分”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直接触及青海行政当局的具体权益。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回复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艳电”,是在青海玉树地区被划入内藏,青海行政当局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发出的。但“艳电”全文站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高度,有理有据地力争主权,表明了马麒等人对于青藏一体、唇亡齿寒特殊地缘的清醒认识。西姆拉会议以后,在马麒建议及组织下,甘青使团成功入藏,这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次派员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入藏沟通,成功突破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不正常关系的僵局。朱绣、古浪仓等青海籍人士入藏后与西藏各界进行了有效沟通,在某种程度弥合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隔阂,密切了双方的关系。1929年青海建省既是青海行政当局多年追求与谋划的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实施的重大治藏措施。青海建省以及西康建省,使得西藏与青海、西康等地的行政边界在国家层面得以明确划定,西姆拉会议上以划分内、外藏来分裂中国的图谋得以彻底破产。青海建省是青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青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青藏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内容。“欲挽回藏局之危亡,当必自青海入手”成为执政者的共识。青海成为国民政府在制定治藏方略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青藏关系也成为当时政治时局的晴雨表。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后在青海的活动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的寻访与认定等这一时期青藏间政治互动的重大事件均反映出青海对于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所发挥的作用。第三,探讨了民国时期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青海与西藏之间,地域毗连、部落交错杂居,加之宗教上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历来商旅往还,和睦相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一个缩影。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了两地间的物资互补,丰富了两地的文化内涵,双方在交流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推动了各自区域内的发展。
舒莺[5]（2016）在《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是一个自然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城市在自然环境中产生,其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的扩张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位处西南的山地城市重庆,从中央王朝的边陲小城逐渐成为长江上游核心城市和国家战略布局中影响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城市,自诞生之初就深受长江水岸与山地自然环境影响。流域内各城市在具体的城市选址、范围拓展、空间布局乃至经济地位、社会分工、文化进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差别而独具特色。为此,本文选取具有二千多发展历史的重庆主城区作为代表性的扩展变迁分析样本加以研究。本文以重庆城市历史发展时间为依据,把主城空间拓展模式按时间进程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时代城市起源期、沿江拓展的传统山地城市期、跨江拓展的商业城市发展期、分散扩张的战时首都建设期和组团拓展的都会城市期。从研究本体——主城产生、拓展过程出发,针对各时期的扩张特点,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追溯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影响,综合分析各种环境影响因素,进而对其演变规律加以分析,剖析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综合环境机制的影响及其表现,最后对当代重庆城市建设持续规模扩张与拓展的方式再加以探讨。古代重庆地区所处的川东平行岭谷是孕育早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沿长江及其支流诞生了巴人族群及其城邦。巴人聚居和城市文明的形成过程非常缓慢,脉络并不十分清晰。考古与史料记载表明巴国在长期征伐中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依靠自然地理环境据险自守,建立早期城市作为散点定居的聚合,成为后世城市空间拓展的策源地。在巴人江州城市基础上,主城半岛经历了秦汉到明代中央王朝管辖下的四次大规模筑城,再经清代数次补筑,塑造出了独特的山水城市轮廓。从拓展方向上看,主城在渝中半岛沿两江拓展,最初主要在嘉陵江、长江散点布局,城市修筑在地形优势更为突出的长江北岸,此后逐渐从长江沿岸扩展到越过大梁子,延伸到嘉陵江,最终形成九开八闭环江而成的上下半城。这个时期军事防御一直是古重庆城修筑、拓展的主要动力,张仪与戴鼑筑城巩固政权、维护稳定和宣扬王权在城墙构筑中体现尤为明显,三国时期李严与宋代彭大雅修筑城市则是出于更加直接迫切的军事防御目的。与之相映照的是,隋唐到宋之间近千年间,渝州主城未见大兴土木,主要源自渝州军事优势地位下降,不具备迫切的防御需要,所以城市空间不见拓展。这一时期,主城拓展的方式主要是沿江发展。近代重庆城市拓展的动力不再是政治军事防御,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跨江扩张。封闭的城门城墙与狭隘的旧城空间、艰难的山地交通限制了社会经济发展,从清末开埠通商到军政时期的九年市政建设,逐渐繁荣的码头经济推动半岛之外的江北、南岸城区发展,城市开始出现板块结构。同时,西方技术与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理念进入重庆,军政时期的管辖使重庆城市的发展进一步走上正轨。拆除城门、整治街道、修建公路码头、兴建近代邮政、电灯、自来水工程等公用设施使传统时代的旧城内部结构逐渐被改变。近代交通技术使渝中半岛新旧城区、南北江岸核心区域得到开发。近代重庆城市突变时间不长,但五十多年的时间却对传统城市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具有二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古城沿江扩展的自然模式在近代商业社会背景下被打破,人为规划对自然山地环境的自主掌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得到实现,跨江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最关键的时期。八年多的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范围得到急速扩张,同时促进了城市在两江四岸的深入发展,是重庆从半岛为中心的小城市走向大型都会城市的开始。日寇大轰炸对旧城区带来了严重破坏,但客观上为老城区的街区重构提供了重建机会。出于战时安全防御需要的消防安全、火巷构造、街区拓宽等工作对旧城街区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战略防御政治经济需要的战时迁建极大的改变了重庆的经济性质和结构,同时对重庆空间范围的扩张和整体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开启了重庆乡村扩展和城市化新模式,近远郊区各具特色的新街区与新片区中心形成,在两江四岸地区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散点拓展,奠定了建国后重庆城市建设的空间与物质基础。现当代重庆城市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强大作用推动下,城市规模大幅度扩张。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在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下大调整,从“梅花点状”散点分布到“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格局的最终成形与“二环时代”的来临,政策决定、经济推动,文化影响,分别在建国后几个重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城半岛独荣成为跨越两江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直辖后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城区再度扩张,山水阻隔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城市核心区和周边地区都获得了爆发式增长,市内外联通交流变得方便快捷,越来越强大的社会需求与现代技术还在不断的改变传统的自然环境。重庆从山水城市变为高楼城市,众多现代桥梁、隧道交通贯通江水、山地,成为重庆新的城市景观。当代重庆正逢“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城市继续保持着快速规模扩张,主城的概念正在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含义。宜居城市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词,同时就对尊重自然环境、尊重历史传统和地方文化提出了要求。未来城市的扩张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自然环境和城市文化采取具有保护性和前瞻性的拓展规划。
王振[6]（2016）在《晚清“蛮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依据文明开化程度不同,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便将居住在华夏民族周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其中,“南蛮”主要是泛称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各个民族。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民族融合趋势的推进,先秦的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与南方的“蛮族”逐渐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中趋于融合,部分“蛮族”的生产方式、价值认同、文化生活在与汉族的频繁交流中逐渐趋同,且在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视野中获得等同华夏的地位认同,成为华夏民族和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因此,“蛮”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存在的地域范围也处于历史性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整体来说,“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在中原王朝文明开化的主动努力和“蛮”自身的自主归化中不断缩小。春秋时期,晋文侯始设行政机构管辖“蛮”地。秦并天下,威服蛮夷,设桂林、南海、象郡开拓岭南,逐步加强对“蛮”的统治。战国以至秦汉,历朝历代对长江以南“蛮疆”的控制持续加强,然长江流域之江左和江右诸地经济开发水平依然不高,“蛮”的分布范围仍然非常广大。魏晋以来,江南一带开发因中原动荡和汉人南迁明显加速,开启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自北向南转移的发展进程。宋廷南迁后,江南一带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堂奥的地位得到确立。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如向属“蛮”地的福建在宋代因文化学术昌盛而有“海滨邹鲁”之称。在此背景下,“蛮”在江南的分布范围迅速萎缩,而到明清时期,“蛮”的具体分布范围则主要局限在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除腹里①以外的边疆和偏远地区。“蛮”在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上与中原王朝存在区别,且属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但历朝历代对“蛮”的统治多属羁縻安抚,故对“蛮”的统治与防范一直共同存在,“蛮防”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容规避的客观现象。在清王朝的天下观念中,“蛮”既指王朝版图以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也包括传统习惯线以外的缅甸、越南等藩属国。因而,“蛮防”既包括对境内之“蛮”的设防,也包括对境外藩属之“蛮”的设防,主要包括内防和边防两个层面。其中,清代“蛮防”之边防主要是指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在内防层面上,为控制“蛮疆”,汉唐以至明代分别实行过边郡制度、羁縻州制度和卫所制度,对“蛮”的控制虽持续加强,可一直未超脱羁縻安抚的政策窠臼。清初,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卫所制度,致力于恢复“蛮疆”经济,使滇桂两省之腹里范围显着扩大。为加强“蛮疆”控制,清政府不仅在滇桂驻防大量绿营,而且将内地的基层行政体制和控制模式在“蛮疆”推广开来。平定“三番之乱”后,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支持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蛮疆”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以流官之设、绿营布防和汛塘体系将清政府在“蛮疆”的统治推进到腹里以外的边疆偏远地区。与明代的卫所制度相比,清代在“蛮疆”设置的汛塘数量相对较少,分布范围却更为广泛,对“蛮疆”偏远地区的控制也更为有效。“改土归流”将清政府对“蛮疆”的控制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上构建起相对稳定的良性互动机制。过去内地民人绝敢擅入的“蛮疆”腹地成为长江中下游诸省流民移民垦殖、开矿设厂的沃土,“蛮疆”腹里之外在内地移民经营下得到开发,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开化程度上甚至等同腹里,齐同内地。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开始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对“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与此同时,英法等国为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相继将“蛮疆”纳入侵略视野。英国依托印度侵占缅甸后,希望经由云南联通长江流域。法国侵占越南后,在企图经红河沟通云南的同时,还积极要求修建自越南到云南或广西的铁路。在此背景下,英法两国对“蛮疆”的渗透和侵略逐步加强。1840年以前在“改土归流”后形成的“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渐在“蛮疆”地缘安全危机和清政府的控制颓势中趋向失灵。受此影响,“蛮疆”内防危机频发。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蛮疆”爆发了杜文秀等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此时,云南绿营经乾嘉年间裁减,数量大为减少,且战斗力低下。杜文秀起义的熊熊烈火虽被清政府扑灭,却使其对云南“蛮疆”的控制能力大为消弱。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所裁广东兵勇大量流入广西。加之,广西天灾不断,民生萧条,匪患频发。咸丰皇帝甫登基,广西各地多如牛毛的会匪、土匪及流匪便引起了清政府最高层的重视。在对广西各地匪患围追堵截近一年后,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逐渐发展壮大,遁出广西成长为强烈撼动清政府统治乃至与之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直到清朝灭亡,广西匪患未得肃清。尤其是在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在练勇及后来的新军建设中大量裁减兵勇,因安置不当,导致大量被裁兵勇流落各地,就地为匪,成为“蛮疆”内防安全的重要隐患。相比1840年后“蛮疆”日益恶化的地缘安全局势及由此带来的外防危机,“蛮疆”内防危机虽较此前严重,却非关乎清政府生死存亡的肘腋之患。1840年后,清政府“蛮防”安全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英法两国对越南、缅甸等邻国的侵略及由此带来的边防危机。在边防层面上,1840年前,清政府依靠宗藩体制将越南、缅甸等邻国纳入“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宗藩关系下,清朝作为“天朝上国”,本着“以大事小”的原则,可应藩属国请求出兵帮其平定叛乱,而越南、缅甸等属国则本着“以小字大”的原则,定期向清朝朝贡,请求册封。一般情况下,清朝不干涉越南、缅甸内部事务,双边边界纠纷也能在宗藩体制内得以妥善化解。即便如此,中越、中缅之间依然存在一条相对明晰的传统习惯线。清政府在传统习惯线内侧依托有利地形构建了一条由边关、边卡、边隘和边峒等防御要塞构成的军事边防线。在宗藩体制下,中越边防和中缅边防的主要任务并非防御对方军事入侵,而是更加侧重查禁私越等边境管理事务。1840年后,随着英、法等西方势力开始介入越南、缅甸等邻国。中越、中缅边防的地缘安全局势、边防对象和边防任务都发生明显变化。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保护。随后,英国宣布吞并上缅甸。中越、中缅宗藩关系事实终结,清王朝依托宗藩体制构建的“以藩为屏”的边防体系在“蛮疆”方向彻底瓦解。随着中越、中缅勘界工作的进行,清政府不得不面对以强为邻的地缘安全现实。为此,1885年前后,清政府依靠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封疆大吏开始在“蛮疆”推进绿营裁整,编练练勇及新军,购置新式枪械,修整边防炮台,开办军事学校,以近代边防建设增强“蛮疆”边防。另外,清末,清政府还在“蛮疆”大力推进边疆新政,通过移民实边、兴办近代工业、振兴商业、举办近代教育、筹建铁路、完善电报通讯网络,将“蛮疆”的开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蛮防”安全应当构建在蛮防建设、蛮疆控制和“蛮疆”开发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1840年后,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中构建的蛮防安全机制在内忧外困的国家颓势及由此带来的地缘安全危机中出现问题后,又在1885年后的蛮防建设、蛮疆新政和蛮疆开发中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进入到一个艰难的重建和调适过程中,对“蛮防”安全和“蛮疆”稳定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熊元彬[7]（2015）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着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
姚大怀[8]（2015）在《民国传奇杂剧史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以及戏曲史的演变为背景,以民国传奇杂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新戏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全面考察该时段传奇杂剧的发展、变化以及消亡历程,重点分析重要作家群体的思想艺术倾向以及各时段作品的思想主题、艺术风貌、剧本体制的传承与新变,总结民国传奇杂剧的价值与地位,反思其在剧烈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尴尬的处境。为此,本文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属于“史”的范畴,即以时间为线,审视民国传奇杂剧的演变过程,共四章内容。第一章为民国传奇杂剧概述,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民国传奇杂剧的界定。笔者拟从时空、文体以及学科等三个角度为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界定,从而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二是民国传奇杂剧的整理统计。该部分将从作家的籍贯分布、年龄分布、作品创作（刊发）的时间分布、作品刊发的地域分布以及传播载体等角度对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统计,从而从总体上把握民国传奇杂剧的作家、作品情况。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民国初期、中期与后期的传奇杂剧创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不同时段作品的发展背景,探讨其兴盛与衰亡的外部原因,并从时代主题、传统主题等两个角度梳理各阶段的创作情况,宏观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发展历程及其兴盛、沉潜与消亡的规律。本文认为,推动传奇杂剧继续前进的外部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梁启超及其小说界革命对于传奇杂剧的启示,其二是现代报刊业与出版业以及文化市场的强烈刺激,其三是不同类型剧作家的勉励坚守,其四是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与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除剧本体制以及剧作质量等内部因素外,致使传奇杂剧走向衰亡的外部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远离戏曲舞台,其二是新文学与现代话剧的冲击,其三是大批作家的纷纷淡出,其四是现代报刊业以及文化市场与传奇杂剧的疏离。通过梳理民国不同时期的剧作内容与主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击现实、服务读者、紧随时代主题需求,是民国传奇杂剧的主旋律与主要特色；抒情言志、自娱自乐、与时代需求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是民国传奇杂剧的重要特点,但与民国以前的此类剧作相比,同样融入了相应的时代色彩。下篇属于“论”的范畴,即抓住民国传奇杂剧发展与消亡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加以论述,并涉及对其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共分五章。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以报人作家、遗民作家、学者作家等主要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展现不同群体的思想倾向、创作观念、艺术贡献以及相应的教训等,从微观上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兴衰得失。本文认为,受思想、经历、职业、修养等要素的影响,上述三类作家在担负起民国传奇杂剧创作主力的同时,均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传奇杂剧的发展进程,并给后世留下迥异的经验与启示。报人作家主要在民初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在政治与市场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其剧作明显指向政治时事与文化市场。在延续清末传奇杂剧的兴盛局面并收获可贵的艺术经验的同时,报人作家也在思想、艺术以及文体形式上暴露出明显的硬伤,从而透支了传奇杂剧的生命。遗民作家的创作高峰也在民国初期。特定的成长环境与生平经历,决定了遗民作家多在剧作中表达特有的遗民思想,表现出与民国政权以及新文化的截然对立。就艺术而言,遗民剧作在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具有较为明显的文人化与学术化的倾向,客观上加速了传奇杂剧的衰亡进程。学者作家在民国中后期成为传奇杂剧创作的主力。深重的民族危机、特殊的学者境遇与扎实的曲学造诣,使得学者作家一方面大声疾呼,号召民众勇赴国难,另一方面将传奇杂剧当成抒情写心的载体以及学术尝试的平台,表现出与报人作家、遗民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在艺术方面,学者作家注重曲律、文采与布局,创作了一批兼顾案头与场上的佳作,堪称民国传奇杂剧领域艺术造诣最为深厚的群体,其创作对于探索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不无启示意义。第八章通过与元明清以来的戏曲进行比较,以及综合比较民国各阶段的创作情况,揭示民国传奇杂剧在思想内容、艺术方面以及剧本体制等方面的传承与新变。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剧作家们一方面承袭了既有的戏曲传统,在传统题材领域收获颇丰,在书写传统主题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吸收了清末以来戏曲发展的经验,在题材开掘与主题开拓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就艺术风貌而言,民国传奇杂剧在吸收传统戏曲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以及戏语言风格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新旧兼备的特色；在剧本体制方面,传承即意味着对文体个性的坚守,而新变则意味着挣脱束缚,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对于民国传奇杂剧而言,无论是传承,还是新变,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九章一方面将民国传奇杂剧分别放在民国与当下,揭示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将其置于戏曲史与文学史领域,总结其无法替代的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本文认为,作为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孕育出来的艺术成果,传奇杂剧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下亦具有重要的认识、审美与借鉴价值,较之于鼎盛时期的传奇杂剧,亦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还在重点梳理其艺术贡献的基础上,审视民国传奇杂剧在传奇杂剧史、民国戏剧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认为,民国传奇杂剧是元明清戏曲史的延续,是传奇杂剧史的殿军与终点,是民国戏剧史的旁枝与支流,并与其他文体一道,共同构筑起斑斓多姿的民国文学,堪称中国戏曲史与民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余论部分将以政治文化转型为切入口,综合分析民国传奇杂剧的功能定位、创作手法以及传播方式等关键问题,从而探讨与反思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本文认为,在政治文化剧烈转型之际,民国传奇杂剧只能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无论如何抉择,都无法摆脱逐渐消亡的命运。
杜雪明[9]（2015）在《中国矿业权空间布局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全球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已不再是刺激全球生产和消费的唯一源泉,未来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应通力合作改变全球政治和贸易形势。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典型代表,发展势头强劲。但发展带来的矿产资源消费量大幅上涨,全球矿产品市场、矿业投资环境的变化和矿业结构的调整,这一系列变化将对我国矿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矿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矿政管理的核心是矿业权管理。国家以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的身份,通过矿业权管理,实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的基本要求。我国的矿业权管理历来是以政府管理为主体,在不同的时期,政府的定位不同。矿业权管理的重心在于矿业权布局的研究。目前为止国内涉及矿业权的文献也较多,但绝大多数都是研究矿业权（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性质、矿业权立法、矿业权管理的规范文件、矿业权制度改革、矿业权价值评估及我国矿业权市场,而有关矿业权布局的文献少之又少。然而对于矿业权如何进行合理布局、如何进行科学分区,如何把矿业权科学而已定量化,诸如此类问题的相关研究不多。本文通过对现有矿业权布局相关文献的分析,认为矿业权布局领域有以下科学问题需要解决:（1）究竟什么样的矿业权布局不合理?——要解决这个科学问题,则须对矿业权布局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归类。（2）如何解决矿业权布局不合理的问题?——要解决这个科学问题,则须对矿业权布局不合理的典型类型提供优化方案和模式总结。（3）如何把矿业权布局定量计算?——要解决这个科学问题,则须对矿区中影响矿业权布局的因素进行探讨,并把矿业权布局定量化。（4）什么样的矿区需要优化布局?矿业权布局较好的矿区又需要注意些什么?——要解决这个科学问题,则须根据矿业权布局等指标对矿区进行分类,明确各类矿区在矿政管理中的重心和主要任务。本文将围绕上述科学问题,对矿业权布局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由于笔者水平及论文篇幅有限,有些问题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留作下一步研究。矿业权布局考虑的因素过多,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矿业权布局”均指矿业权究竟布局。
王鹏辉[10]（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二、立足资源优势 走多元化经营之路——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立足资源优势 走多元化经营之路——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界定 |
| 1.2.2 时间概念界定 |
| 1.2.3 空间范围说明 |
| 1.3 文献综述及前期分析 |
| 1.3.1 中国近代建筑的相关研究 |
| 1.3.2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相关研究 |
| 1.3.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相关研究小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难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论文研究整体框架 |
| 第2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厂选址规划与厂区布局的探索 |
| 2.1 技术载体: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的典型性 |
| 2.2 宏观布局:地区选择——初期规划缺位与后期调整乏力 |
| 2.3 中观布局:地点选择——初期运输依赖与后期全面平衡 |
| 2.4 微观布局:厂址选择——初期因地制宜与后期逐步合理 |
| 2.4.1 江南制造局——两次选址失误 |
| 2.4.2 金陵制造局——邻护城河建厂 |
| 2.4.3 福州船政局——风水择地典型 |
| 2.4.4 天津机器局 |
| 2.4.5 广东机器局——近海到近铁路 |
| 2.4.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结合祭祀文化 |
| 2.4.7 吉林机器局——资源优于运输 |
| 2.4.8 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多个方案比较 |
| 2.5 厂区布局:总平面设计——“幼稚时代”的想象与探索 |
| 2.5.1 江南制造局——功能重叠引起流线混乱 |
| 2.5.2 金陵制造局——自由布局适应生产流程 |
| 2.5.3 福州船政局——分区明确兼顾礼制秩序 |
| 2.5.4 天津机器局 |
| 2.5.5 广东机器局——传统合院影响厂区布局 |
| 2.5.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缺乏规划下一事一建设 |
| 2.5.7 吉林机器局——完全独立自主设计 |
| 2.5.8 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比邻建设带来资源共享 |
| 2.6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选址布局及建设特点 |
| 2.6.1 结合传统风俗观念择地因地制宜利用旧有建筑 |
| 2.6.2 有目的规划设计偏少与有控制的建设过程缺乏 |
| 2.6.3 自由生产流线与传统等级秩序制约的平面布局 |
| 2.6.4 功能复合下空间布局及建筑形式的本土化改良 |
| 2.7 国内外工业发展早期工厂规划设计及理论的发展 |
| 2.7.1 国外早期工厂建筑规划选址及设计 |
| 2.7.2 国内近代工厂选址设计理论的发展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西式木屋架技术发展与中西互鉴 |
| 3.1 中西木屋架技术之别及西式木屋架体系传入 |
| 3.1.1 中西技术差异——基于力学原理的形式差异 |
| 3.1.2 知识引介普及——《建筑新法》及书中所载木屋架类型 |
| 3.1.3 名称反应认知——西式木屋架及各构件名称演变 |
| 3.1.4 需求引发变革——工厂建筑西式木屋架应用概况 |
| 3.2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业建筑木屋架技术应用 |
| 3.2.1 洋务运动中的机器局兵工厂 |
| 3.2.2 民族工业发展下的工业建筑 |
| 3.3 构造技术发展与木材使用 |
| 3.3.1 整体性补强与抗震技术构件增加 |
| 3.3.2 木构架之间结合方式与位置选择 |
| 3.3.3 木屋架与墙体及柱子间结合方式 |
| 3.3.4 进口木料与国产木材的使用偏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制砖工业化与工业建筑用砖技术 |
| 4.1 建材生产方式的改变——近代制砖工业技术发展 |
| 4.1.1 传统制砖技术延续 |
| 4.1.2 制砖技术的机械化 |
| 4.1.3 制砖工厂规划建设 |
| 4.2 建材生产变革的深入——产品类型变化与质量标准推行 |
| 4.2.1 产品及原料的多样化 |
| 4.2.2 规格与质量的标准化 |
| 4.3 建材生产变革的影响——制砖技术传播与砖瓦产业勃兴 |
| 4.3.1 制砖技术传播 |
| 4.3.2 制砖工业分布 |
| 4.4 工业建筑用砖技术的改变 |
| 4.4.1 “青”“红”之变——观念改变与技术改变之辩 |
| 4.4.2 砌筑方式——规格统一带来的改变 |
| 4.4.3 粘合材料——对应砌体改变的变化 |
| 4.4.4 特殊构造——回应工业生产的处理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水泥引进与工业建筑混凝土应用 |
| 5.1 从落后到超越——中国近代水泥工业发展 |
| 5.1.1 大量建设保障——中国近代水泥产量提升 |
| 5.1.2 窑体技术变革——国际水泥生产技术提升 |
| 5.1.3 后发外生优势——中国近代水泥技术提升 |
| 5.1.4 多样企业类型——中国近代着名水泥企业 |
| 5.1.5 曲折前进及多样技术来源 |
| 5.2 营建技术提升——近代混凝土工业建筑技术应用 |
| 5.2.1 西方近代钢筋混凝土技术发展及其在工业建筑的应用 |
| 5.2.2 “过渡型”的结构——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引入与应用 |
| 5.2.3 中国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工业建筑的技术应用 |
| 5.2.4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钢筋混凝土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特征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工业建筑设计专业化 |
| 6.1 西方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 |
| 6.2 从“工匠”到“建筑师”——身份认同与地位转变 |
| 6.2.1 主业之外兼营副业——洋行发展与设计类洋行(机构)产生 |
| 6.2.2 华洋混合来源复杂——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师产生 |
| 6.2.3 工业建筑审批制度——《建筑工厂审核法》颁布 |
| 6.3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机构与设计师 |
| 6.3.1 经验建设与跨界参与——非建筑专业人员的设计 |
| 6.3.2 以施工带入建筑设计——营造厂(施工方)的设计 |
| 6.3.3 执业特点与专业设计——专业建筑设计师设计 |
| 6.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过程特征 |
| 6.4.1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特点 |
| 6.4.2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建筑设计专业化加速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主要成果及结论 |
| 7.1.1 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方案 |
| 7.1.2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探讨 |
| 7.1.3 技术的适应性及技术选择 |
| 7.1.4 营建技术观念及文化抗争 |
| 7.1.5 技术真实性及其重要意义 |
| 7.2 研究创新 |
| 7.2.1 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建造技术史 |
| 7.2.2 分类研究建筑材料及其生产流程和技术应用 |
| 7.2.3 尝试对技术实现保障的制度和建筑师的研究 |
| 7.3 未竟之处 |
| 7.3.1 和海外的技术关联性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 |
| 7.3.2 和遗产物证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延伸拓展 |
| 7.3.3 研究营建技术发展尚未深入结构力学分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随文附表 |
| 附录B:随文附图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2）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 |
| 2.2 企业绩效区域差异研究 |
| 2.2.1 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 |
| 2.2.2 地域环境与企业绩效 |
| 2.2.3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 |
| 2.3 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研究 |
| 2.3.1 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 |
| 2.3.2 西藏上市公司研究概述 |
| 2.4 文献研究结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相关理论 |
| 3.1 企业绩效理论 |
| 3.1.1 企业绩效理论脉络 |
| 3.1.2 企业绩效相关理论 |
| 3.2 企业绩效评价方法 |
| 3.3 企业绩效影响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对象的描述分析 |
| 4.1 西藏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 4.2 绩效测量目的和方法 |
| 4.3 财务绩效评价 |
| 4.3.1 财务绩效评价方法 |
| 4.3.2 财务绩效评价 |
| 4.3.3 西藏医药类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行业横向比较 |
| 4.4 管理绩效评价 |
| 4.4.1 管理绩效评价方法 |
| 4.4.2 管理绩效评价 |
| 4.5 研究样本的选取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假设与模型 |
| 5.1 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的选取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关键影响因素的选取 |
| 5.2 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研究 |
| 5.2.1 区域环境因素特殊性研究 |
| 5.2.2 企业文化因素特殊性研究 |
| 5.2.3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因素特殊性研究 |
| 5.3 关键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及作用机制模型 |
| 5.3.1 关键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 |
| 5.3.2 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案例研究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6.1.2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6.2 案例选择 |
| 6.3 数据收集 |
| 6.3.1 研究的问题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数据收集方法 |
| 6.3.4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 |
| 6.4 数据分析 |
| 6.4.1 三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 |
| 6.4.2 二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 |
| 6.4.3 一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 |
| 6.5 研究结论 |
| 6.5.1 关键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检验结果 |
| 6.5.2 各层级影响因素间的主要作用关系 |
| 6.5.3 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特征 |
| 6.5.4 西藏上市公司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 |
| 6.5.5 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的原因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对策研究 |
| 7.1 制约西藏上市公司绩效的主要问题 |
| 7.2 提升西藏上市公司绩效的对策 |
| 7.2.1 指导思想 |
| 7.2.2 宏观对策研究 |
| 7.2.3 微观对策研究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 |
| 8.4 研究展望 |
| 8.5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各省（区、市）生产总值表（2004 年—2013 年） |
| 附录2 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2004 年—2013 年）情况表 |
| 附录3 西藏上市公司2010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情况表 |
| 附录4 西藏上市公司2011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情况表 |
| 附录5 西藏上市公司2012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情况表 |
| 附录6 西藏上市公司2013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情况表 |
| 附录7 西藏上市公司2014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情况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文的研究意义 |
| 二、本论文研究的基本资料 |
| 三、本论文涉及问题的学术研究概况 |
| 四、本论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及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的历史地理基础 |
| 第一节 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的地理环境基础 |
| 一、地势高亢,山脉纵横 |
| 二、河湖众多,谷地宽广 |
| 三、草原辽阔,牧业基础良好 |
| 四、气候严酷,气候类型多变 |
| 第二节 民国以前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的发展 |
| 一、唐代吐蕃帝国在青海地区的扩张 |
| 二、宋代青海地区的唃厮啰藏族政权 |
| 三、元代蒙古族进入青海对青藏关系的影响 |
| 四、清代青海蒙藏分布格局变化对青藏关系的影响 |
| 本章的几点结论 |
| 第二章 西姆拉会议前后的青海西藏政治互动 |
| 第一节 西姆拉会议前后的青海及西藏政局 |
| 一、清后期的回族反清起义 |
| 二、马家军阀的崛起及控制青海政权 |
| 三、马麒对青海藏族部落的武力征服 |
| 四、清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治理 |
| 五、英国对西藏的觊觎与侵略 |
| 六、辛亥革命对西藏局势的影响 |
| 本节的几点结论 |
| 第二节 西姆拉会议前后青海与西藏的政治互动 |
| 一、西姆拉会议的召开 |
| 二、马麒的“艳电”以及青海行政当局的努力 |
| 三、李仲莲、朱绣等人的进藏沟通及其成效 |
| 本节的几点结论 |
| 第三章 青海建省与青藏战争的爆发 |
| 第一节 青海建省的过程 |
| 一、清末青海建省建议的提出 |
| 二、民国时期的青海行政当局的建省努力 |
| 三、青海建省的实现 |
| 第二节 青藏战争的爆发 |
| 一、青藏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
| 三、青藏战争爆发的原因及过程 |
| 四、青藏战争的解决及影响 |
| 五、青藏战争中青军获胜原因分析 |
| 本节的几点结论 |
| 第四章 九世班禅在青海的活动及转世灵童寻访 |
| 第一节 九世班禅在青海的活动 |
| 一、九世班禅的离藏出走 |
| 二、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活动 |
| 三、九世班禅就任西陲宣化使后的返藏准备工作 |
| 四、九世班禅返藏及在青海的活动 |
| 第二节 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 |
| 一、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 |
| 二、九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的青、藏之争 |
| 三、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 |
| 本节的几点结论 |
| 第五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 |
| 第一节 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 |
|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及黄慕松的入藏准备 |
| 二、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及致祭 |
| 三、黄慕松与噶厦政府的磋商及分歧 |
| 第二节 在青海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过程 |
|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 |
| 二、灵童入藏的波折 |
| 三、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 |
| 本节的几点结论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青藏间的经济交流 |
| 一、青藏间的交通发展 |
| 二、湟源的藏商与藏客 |
| 三、玉树地区的青藏贸易 |
| 四、马家军阀操控的对藏贸易 |
| 本节的几点结论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青藏间的文化艺术交流 |
| 一、喜饶嘉措对青藏文化交流的贡献 |
| 二、根敦群培的西藏历史研究 |
| 三、青海巡礼团的入藏交流 |
| 四、青海、西藏间的艺术交流 |
| 本节的几点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对重庆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第三节 重庆主城空间拓展与环境影响研究相关问题 |
| 一、研究定位 |
| 二、研究地理空间的界定 |
| 三、关于环境的定义 |
| 四、重庆主城空间拓展的历史分期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城市起源：巴国城市萌芽（远古-公元前316年） |
| 第一节 巴国城市产生的历史地理环境 |
| 一、传统重庆地区地理环境综述 |
| 二、先秦巴国城市产生的环境综合分析 |
| 第二节 先秦巴人建城活动 |
| 一、早期巴人建城遗址 |
| 二、巴子五都与城垣建构的讨论 |
| 第三节 巴子江州城址范围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沿江拓展：传统军事城市扩张（公元前316年-明清）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江州城修筑与变化 |
| 一、秦代张仪江州城的修筑 |
| 二、汉代江州城南北之治 |
| 第二节 三国战争背景下的江州城空间拓展 |
| 一、三国时代江州筑城的社会环境 |
| 二、沿江而筑的李严大城 |
| 第三节 隋唐时期渝州城市扩展停滞 |
| 一、社会人口变化与城市发展迟滞 |
| 二、军事地位不振导致城市扩展迟滞 |
| 三、经济发展缓慢与城市发展迟滞 |
| 第四节 宋蒙战争背景下的重庆城区拓展 |
| 一、两宋社会经济与宋末军事大局 |
| 二、彭大雅沿两江扩展筑城 |
| 第五节 明清时期环江上下半城格局成型 |
| 一、明清时期的重庆城市发展 |
| 二、戴鼎筑城与明城环江空间格局 |
| 三、清代城墙补筑与上下半城空间格局完善 |
| 小结 |
| 附图 |
| 第三章 跨江拓展：商业中心城市扩张（清末-1937年） |
| 第一节 半岛主城区商业化背景下的拓展 |
| 一、开埠通商推动重庆城市商业化进程 |
| 二、开埠通商刺激半岛城区扩展 |
| 三、军政时代的主城扩展规划 |
| 四、旧城改造与新市区扩建 |
| 五、交通与市政建设对城区扩展的推动 |
| 第二节 跨嘉陵江扩展：江北城的兴起 |
| 一、古代江北城发展 |
| 二、传统商业推动与近代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江北城拓展 |
| 第三节 跨长江扩展：南岸城区的兴起 |
| 一、南岸城区自然环境与早期概况 |
| 二、开埠及军政时期的南岸城区扩展 |
| 小结 |
| 附图 |
| 第四章 分散扩张：战时首都建设（1937年-1946年） |
| 第一节 抗战首都的选择与城市的机遇 |
| 第二节 战时首都战略防御与旧城空间重构 |
| 一、战时城市防空体系的构建 |
| 二、城区火巷建设与主城交通的完善 |
| 三、战时首都城市空间改造 |
| 第三节 战时首都辖区扩张与疏散迁建空间的展拓 |
| 一、战时首都市辖区的扩张 |
| 二、战时疏散迁建带来的城区扩展 |
| 三、市郊疏散迁建区基础性建设 |
| 第四节 战时疏散迁建促进周边城区范围扩展 |
| 一、战时各类机构疏散迁建选择及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 |
| 二、战时迁建与南岸周边地区的扩展 |
| 三、战时工业区建设与江北城区扩张 |
| 四、疏散迁建背景下的沙坪坝地区发展 |
| 五、兵工厂迁建对大渡口地区的发展推动 |
| 六、疏散迁建对北碚城区建设的促进 |
| 第五节 重庆城市首部自主规划：《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
| 一、对城市建设不足的针对性解决方案 |
| 二、对建国后重庆城市建设的借鉴意义 |
| 小结 |
| 附图 |
| 第五章 组团扩张：现代都会城市建设（1949年-今） |
| 第一节 现代重庆城市的规模扩张 |
| 一、建国初期的重庆主城区建设 |
| 二、三线建设时期的重庆城市拓展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的建成 |
| 第二节 现代主城“多中心、组团式”空间发展 |
| 一、“多中心、组团式”格局的当代主城扩展新特征 |
| 二、渝中半岛母城格局演变与空间增长 |
| 三、都市核心区其他城区建国至今的拓展 |
| 四、都市功能拓展区相关区域的拓展演变 |
| 小结 |
| 第六章 长江流域三地城市空间拓展及影响因素对比 |
| 第一节 重庆主城扩张历史演进综述与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视野中的重庆城市 |
| 一、长江流域城市群发展环境概述 |
| 二、当代重庆城市拓展与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的关系 |
| 第三节 重庆与长江流域三地城市空间拓展对比 |
| 一、重庆与宜宾城市空间拓展及环境比较 |
| 二、重庆与武汉城市空间拓展及环境比较 |
| 三、重庆与南京城市空间拓展及环境比较 |
| 小结 |
| 第七章 重庆主城空间拓展规律及对当代城市建设的启示 |
| 第一节 重庆主城空间拓展演进模式与环境影响分析 |
| 一、影响重庆主城空间拓展演进的环境因素 |
| 二、重庆主城空间拓展的环境综合作用 |
| 第二节 重庆当代主城空间扩张新特征与未来发展思考 |
| 一、当代重庆主城空间规模扩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
| 二、当代重庆主城空间拓展未来发展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晚清“蛮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时间界定 |
| (二) 空间界定 |
| (三) “蛮”与“蛮防”界定 |
|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分析 |
| (一) “苗防”研究 |
| (二) 中越划界研究 |
| (三) 中缅划界研究 |
| (四) 晚清“蛮疆”开发研究 |
| (五) “蛮疆”边防建设研究 |
| 三、基本思路、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1840年以前“蛮防”问题的简要回顾 |
| 第一节 1840年以前“蛮疆”统治的加强 |
| 第二节 1840年以前的“蛮疆”驻防体系 |
| 一、1840年以前的“蛮疆”安全形势 |
| 二、绿营驻防的“蛮防”价值 |
| 第三节 1840年以前的“蛮疆”边防 |
| 一、明代的卫所军制与“蛮防” |
| 二、1840年以前的中缅边防 |
| 三、1840年以前的中越边防 |
| 第四节 1840年以前的“蛮疆”开发 |
| 第二章 1840年后宗藩体制下的“蛮防” |
| 第一节 “以藩为屏”的中越边防 |
| 一、中越宗藩关系溯源 |
| 二、宗藩体制下的中越边防 |
| 第二节 1840年后广西的“内防”危机 |
| 一、道光、咸丰年间广西的“剿匪”活动 |
| 二、清政府对“金田会匪”的早期围剿 |
| 第三节 中法战争前的中越边境管理事件 |
| 第四节 中缅宗藩关系下的中缅边防 |
| 一、中缅宗藩关系溯源 |
| 二、1840年后中缅宗藩关系的终结 |
| 三、1840年后云南的“内防”危机 |
| 第三章 1840年后“蛮防”对象的转变 |
| 第一节 1840年后中越边防对象的转变 |
| 一、法国对越南与“蛮疆”的战略意图 |
| 二、清政府对中越宗藩关系的新定位 |
| 三、“保藩固圉”边防政策的确定 |
| 四、清政府对中越边防问题的讨论 |
| 五、地缘安全危机中的阮朝 |
| 第二节 1840年后中缅边防对象的转变 |
| 一、英国对缅甸的地缘战略意图 |
| 二、地缘安全危机中的雍籍牙王朝 |
| 三、清政府对英侵缅甸的反应 |
| 四、滇缅边防压力的出现 |
| 第四章 1885年后“蛮疆”国界线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越边界的勘划 |
| 一、清政府对中法议界的讨论 |
| 二、桂越边界的勘划 |
| 三、滇越边界的勘划 |
| 四、粤越边界的勘划 |
| 第二节 滇缅边界的勘划 |
| 一、滇缅分界概况 |
| 二、滇缅北段边界争议 |
| 三、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 |
| 第五章 1885年后广西的“蛮防”建设与“蛮疆”开发 |
| 第一节 中法战后广西“蛮防”的地缘安全形势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广西的陆路边防建设 |
| 第三节 中法战争后广西的“蛮疆”开发 |
| 一、桂南边防与龙州近代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
| 二、清末广西铁路筹建中的边防考量 |
| 三、广西电报事业的举办 |
| 四、桂西南“蛮疆”的移民实边 |
| 第六章 1885年后云南的“蛮防”建设与“蛮疆”开发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后云南的地缘安全局势与边防建设 |
| 一、训练练军、勇营,充实内外驻防 |
| 二、构建近代化边防及管理机制 |
| 三、后岑毓英时代的云南边防 |
| 第二节 滇越铁路及其“蛮防”影响 |
| 一、滇越铁路带来的地缘安全压力 |
| 二、滇越铁路的近代化效应与边防价值 |
| 第三节 晚清云南的“蛮疆”开发 |
| 一、风光难再的滇铜业 |
| 二、异军突起的个旧锡业 |
| 三、其他近代事业的相继开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档案、资料类 |
| 二 专着、译着类 |
| 三 学术论文类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7）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方法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运用 |
| 二、学界的研究现状与主要分歧 |
| (一) 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宏观研究 |
| (二) 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区域和行业性研究 |
| (三) 海外学界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研究 |
| (四) 学界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调查和研究 |
| (五) 学界的主要观点及其问题 |
| 三、文章的内容及其结构安排 |
| (一) 文章的主旨、主线及重点、难点、创新 |
| (二) 文章的篇章结构及其大致内容 |
| 四、文章相关概念的辨析及界定 |
| (一) “工厂”与“手工业”概念的阐述 |
| (二) “云贵高原”空间及其“近代”时间的界定 |
| (三) “近代工业”与“近代手工业”内涵的辨析 |
| (四) “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理论的诠释 |
| 第一章 云贵高原传统手工业的变与不变 |
| 第一节 传统棉纺织业 |
| 一、棉纺织原料的来源 |
| 二、棉纺织生产及其市场 |
| 三、蚕桑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
| 第二节 冶矿业的开采及其市场 |
| 一、云贵冶矿业的开采 |
| 二、矿业资源对客民的吸引及其影响 |
| 三、矿产的销售及其市场 |
| 第三节 其它特色手工业及商贸的变动 |
| 一、其它特色手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客商对云贵手工业的带动及本地商人的成长 |
| 三、传统贸易的联动与整合 |
| 第二章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鸦片与机制洋纱的整合及客商与市场的联动 |
| 一、带动因子：鸦片种植与近代商人的成长 |
| 二、市场联动：鸦片贸易与外地市场及客商的关系 |
| 三、资源整合：“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 |
| 第二节 机制洋纱的输入与云贵高原手工业的变动 |
| 一、“土纱业中引起了一个革命”：机制洋纱对传统棉料来源的取代及其影响 |
| 二、机制洋纱的助推：织布业的发展与不足 |
| 三、同床异变：云贵与成渝近代棉纺织兴起与变动的差异 |
| 第三章 工业化的兴起与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化工厂的创办 |
| 一、政府主导型：机械化工厂的创办 |
| 二、商人自动型：民营企业的创办 |
| 三、政府与商人联合型：集资创办的新式工业 |
| 第二节 手工业与工业化的相互影响 |
| 一、机器生产对手工业的带动作用 |
| 二、新式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
| 三、手工业专业区的传承与变动 |
| 四、手工工具及技艺的相对提高与不足 |
| 第三节 工业化背景下经济的变化 |
| 一、并存中的发展：传统集市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出现 |
| 二、商品化的相对提高与不足 |
| 三、资金及新型人才的缺乏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云贵高原典型手工业的传承与变动 |
| 一、云贵高原动物资源的利用：皮毛制革业的生产及其市场 |
| 二、云贵高原植物资源的开发：制茶业的生产及其市场 |
| 三、食品加工业的传承与变动：酿酒业与制糖业的发展 |
| 第四章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 |
| 第一节 列强在联动与整合中的表现 |
| 一、外向的投入：列强资金与技术的投入及其影响 |
| 二、市场的占领：列强机制工业品向云贵高原的倾销及其影响 |
| 三、资源的掠夺：列强对云贵高原工业资源的占领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边陲贸易的发展与商贸中心的形成 |
| 一、国外市场：云贵高原边陲贸易的变动及其影响 |
| 二、中心市场：云贵高原商贸中心的形成及对手工业的影响 |
| 三、国内市场：区域问工业原料及半成品的整合 |
| 第三节 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
| 一、人力桥梁：交通不便下马帮的作用及其影响 |
| 二、口岸联动：云南及云贵周边商埠对云贵手工业的影响 |
| 三、新旧联动：传统商路的变动与新型商路的出现及其影响 |
| 第五章 政府与商人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表现及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与商人的引领及手工业的发展 |
| 一、棉纺、染织的倡导及其影响 |
| 二、蚕桑业的鼓励及其影响 |
| 三、其它手工业的推动 |
| 第二节 商帮、商号的发展及对手工业的推动 |
| 一、商帮、商号的形成及其发展 |
| 二、商帮、商号在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中的运作 |
| 第六章 云贵高原近代于工业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
| 第一节 手工业与经济结构的变动 |
| 一、女性工人的出现及其影响 |
| 二、人口变动对手工业的影响 |
| 三、组织变迁：传统经营组织与经营体制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手工业与社会风尚习俗的联动 |
| 一、消费观念的变革：奢侈化与传统勤俭之风的并存 |
| 二、生活方式的变动：社会习俗的变与不变 |
| 第三节 手工业与消费结构的多元化 |
| 一、西式服饰与“：土式”服饰的并存 |
| 二、中西合璧式建筑与新旧式交通的并存 |
| 结语 |
| 一、云贵高近代原手工业的特点 |
| 二、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启示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民国传奇杂剧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论题的提出与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上篇 |
| 第一章 民国传奇杂剧概述 |
| 第一节 民国传奇杂剧的界定 |
| 一、民国传奇杂剧的时空界定 |
| 二、民国传奇杂剧的文体界定 |
| 三、民国传奇杂剧的学科界定 |
| 第二节 民国传奇杂剧的整理统计 |
| 一、作家整理统计 |
| 二、作品整理统计 |
| 第二章 民国初期(1912-1919)的传奇杂剧 |
| 第一节 民初传奇杂剧的发展背景 |
| 一、梁启超及其小说界革命对于民初传奇杂剧的启示意义 |
| 二、现代化报刊业与出版业对传奇杂剧的支持 |
| 三、作家队伍的壮大对传奇杂剧的推动 |
| 四、结语 |
| 第二节 民初传奇杂剧的时代书写 |
| 一、民初传奇杂剧中的“革命”与“民国” |
| 二、社会问题的展现与剖析 |
| 三、结语 |
| 第三节 传统主题的传承与变异 |
| 一、主题多样的历史文献剧 |
| 二、文学市场化背景下的儿女风情剧 |
| 三、结语 |
| 第三章 民国中期(1920-1931)的传奇杂剧 |
| 第一节 五四风潮下传奇杂剧面临的困境 |
| 一、新文学的崛起与旧文体的衰落 |
| 二、现代话剧的崛起与旧剧的衰落 |
| 三、主流报刊与传奇杂剧的疏离 |
| 四、作家数量的锐减 |
| 五、结语 |
| 第二节 时代主题的延续与开拓 |
| 一、政治乱象的书写 |
| 二、民族存亡的思考 |
| 三、社会问题的反思 |
| 四、结语 |
| 第三节 传统题材剧的主题建构 |
| 一、历史文献剧中惆怅情绪与历史意识 |
| 二、儿女风情剧的自我书写与时代意识 |
| 三、结语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1932-1949)的传奇杂剧 |
| 第一节 民国后期传奇杂剧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
| 一、战争的创伤与文化的劫难 |
| 二、民族精神的高扬与抗战文艺的勃兴 |
| 三、结语 |
| 第二节 时代意识的空前高涨 |
| 一、抗战题材剧的勃兴 |
| 二、其他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书写 |
| 三、结语 |
| 第三节 传统主题的延续与深化 |
| 一、历史感慨与惆怅情绪的抒发 |
| 二、女性问题与爱情生活的呈现 |
| 三、传统文化观念的解读与反思 |
| 四、结语 |
| 下篇 |
| 第五章 民国传奇杂剧作家群体(上)——报人作家群体与民国传奇杂剧 |
| 第一节 云集与星散：报人作家的戏曲创作历程 |
| 一、民国以前报人作家的传奇杂剧创作概况 |
| 二、民国报人作家的传奇杂剧创作历程 |
| 第二节 政治与市场：报人作家的主要创作指向 |
| 一、文人论政与政治意识 |
| 二、卖文为生与市场意识 |
| 第三节 经验与教训：报人剧作的艺术得失 |
| 一、报人剧作的艺术经验 |
| 二、报人剧作的艺术教训 |
| 三、结语 |
| 附：民国报人作家一览 |
| 第六章 民国传奇杂剧作家群体(中)——遗民作家群体与民国传奇杂剧 |
| 第一节 喧哗与平静：遗民作家的思想倾向与创作概况 |
| 一、遗民群体的思想倾向 |
| 二、遗民作家的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现实与传统：遗民作家的主要创作指向 |
| 一、否定现实与反思前朝 |
| 二、抵制新学与弘扬传统 |
| 第三节 定性与反思：遗民作家的艺术表现 |
| 一、遗民剧作的案头化倾向 |
| 二、遗民剧作的教训 |
| 三、结语 |
| 附：遗民作家一览 |
| 第七章 民国传奇杂剧作家群体(下)——学者作家群体与民国传奇杂剧 |
| 第一节 沉默与崛起：学者作家的戏曲创作历程 |
| 第二节 民族与个体：学者作家的主要创作指向 |
| 一、民族危机与呼唤抗争 |
| 二、学者境遇与惆怅感怀 |
| 三、学术兴趣与创作尝试 |
| 第三节 案头与场上：学者作家的艺术造诣 |
| 一、曲律谨严,南北兼擅 |
| 二、文词精雅,本色自然 |
| 三、脉络清晰,布局妥帖 |
| 四、结语 |
| 附：学者作家一览 |
| 第八章 民国传奇杂剧的传承与新变 |
| 第一节 思想内容的传承与新变 |
| 一、延续与起伏：题材类型的消长 |
| 二、单一与多元：剧作内容的拓展 |
| 三、传统与现代：戏曲主题的嬗变 |
| 四、结语 |
| 第二节 艺术风貌的传承与新变 |
| 一、借鉴与创新：情节结构的设置 |
| 二、延伸与拓展：人物形象的塑造 |
| 三、典雅与通俗：语言风格的变迁 |
| 四、结语 |
| 第三节 剧本体制的传承与新变 |
| 一、回归与解构：剧本结构的变革 |
| 二、再现与扭结：音乐体式的因替 |
| 三、结语 |
| 第九章 民国传奇杂剧的价值与地位 |
| 第一节 民国传奇杂剧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 |
| 一、民国传奇杂剧的历史作用 |
| 二、民国传奇杂剧的当代意义 |
| 三、结语 |
| 第二节 民国传奇杂剧的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 |
| 一、民国传奇杂剧的艺术贡献 |
| 二、民国传奇杂剧的戏曲史地位 |
| 三、民国传奇杂剧的文学史地位 |
| 四、结语 |
| 余论 政治文化转型下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及其反思 |
| 一、关于功能定位：是面向大众还是面向小众 |
| 二、关于体制规范：是突破创新还是传承坚守 |
| 三、关于传播方式：是静态传播还是动态传播 |
| 四、结语 |
| 附录一：晚清民国曲家曲目摭补 |
| 附录二：民国传奇杂剧目录 |
| 附录三：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丛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国矿业权空间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矿业权管理研究综述 |
| 1.4 矿业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1.5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6 主要工作量 |
| 第2章 中国矿业权管理现状 |
| 2.1 中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 |
| 2.2 现有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 |
| 第3章 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探析 |
| 3.1 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的推行 |
| 3.2 矿业权管理统计分析 |
| 3.3 对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思考 |
| 第4章 矿业权布局研究 |
| 4.1 矿业权设置方案与矿业权管理 |
| 4.2 矿业权布局案例分析 |
| 4.3 矿业权布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4 矿业权整合模式探讨 |
| 4.5 矿业权设置的原则总结 |
| 4.6 矿业权整合合理性边界模型 |
| 4.7 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优化布局的功能实现 |
| 第5章 矿业权布局模型初探 |
| 5.1 矿区布局模型（ML模型）简介 |
| 5.2 矿区管理综合模型（REL）中的重要系数 |
| 5.3 矿业权布局模型中各坐标的内涵讨论 |
| 5.4 矿业权布局模型的建立 |
| 5.5 基于矿业权布局综合模型（REL模型）的矿区分类 |
| 第6章结论 |
| 6.1 论文的主要结论和成果 |
| 6.2 论文的创新点 |
| 6.3 下一步研究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背景说明和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核心史料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时代回应 |
| 第一节 重整陆海边疆—以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为中心的考察 |
|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
|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
| 三、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
| 一、国际视野下的东北边疆 |
|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 |
| 三、维新变法新政中的边疆因素 |
| 四、边疆为重心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 |
| 五、清末民初之际边疆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 |
| 六、未来大同世界中的中国边疆 |
| 第三节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
|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
|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
| 三、边疆危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 |
| 四、东三省、蒙古与西藏、新疆:西北陆地边疆轴向的危局 |
| 五、边疆残局与共和国:从帝国遗产到现代国家政略 |
| 第二章 吴禄贞的东南革命 |
| 第一节 晚清革命党人的边疆与革命方略—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中心 |
| 一、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 |
| 二、黄兴的边疆革命实践 |
| 三、章太炎的边疆舆地知识与排满革命 |
| 第二节 吴禄贞东游日本与东南的革命聚义 |
| 一、吴禄贞投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
| 二、吴禄贞在日本东京的武备留学生生涯 |
| 三、吴禄贞投身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共谋的自立军起义 |
| 四、吴禄贞受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 五、吴禄贞在两湖的革命聚义 |
| 第三章 吴禄贞的内蒙古东四盟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吴禄贞入职中央练兵处 |
| 一、吴禄贞在练兵处的职事活动 |
| 二、吴禄贞随理藩院尚书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 |
| 第二节 吴禄贞的内蒙东四盟调查 |
| 一、清王朝治下的内蒙东四盟社会政治制度 |
| 二、内蒙东四盟社会的生计与资源配置 |
| 三、内蒙东四盟社会的风俗民情 |
| 四、内蒙东四盟的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吴禄贞的蒙古经营方略 |
| 一、内蒙东四盟的边疆危机 |
| 二、内蒙古政治和军事的改革方案 |
| 三、内蒙古宗教与教育改革方案 |
| 四、内蒙古经济与民生改革方案 |
| 五、塞北边疆的近代国家建设 |
| 第四章 吴禄贞的西北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穿越古中原的边疆感怀 |
| 一、吴禄贞有志于边疆 |
| 二、吴禄贞在中原的边疆怀古与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甘肃境内的沿途调查 |
| 一、吴禄贞所见兰州以东的社会经济风貌 |
| 二、吴禄贞在兰州遭遇的政治陷害 |
| 第三节 俄日军官视野中的中国新疆 |
| 一、马达汉、日野强呈现的新疆内外危机 |
| 二、马达汉与日野强对新疆省府乌鲁木齐的调查 |
| 三、马达汉考察所见西北边疆的多元族群 |
| 第五章 吴禄贞的东北边疆建设 |
| 第一节 日本在东北边疆制造的"间岛问题" |
| 一、吴禄贞任职东北边疆 |
| 二、吉林延吉厅与"间岛问题" |
| 三、日本对延吉厅的特殊调查 |
| 四、日本侵占延吉厅政策的酝酿 |
| 第二节 吴禄贞对延吉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证成—以延吉边务调查为中心 |
| 一、中国历史体系中的延吉历史空间 |
| 二、清王朝对延吉厅的政权建设 |
| 三、延吉厅的地理空间 |
| 四、韩民在延吉厅的越垦历程和"垦民"的入籍中国 |
| 五、中国和朝鲜关于吉韩界务交涉的历史分期 |
| 六、吴禄贞对日本"间岛问题"的纠谬 |
| 七、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和领土的政策 |
| 第三节 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 |
| 一、吴禄贞与吉林边务公署的设置 |
| 二、吴禄贞面对日本越境延吉的筹谋 |
| 三、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外交为重心 |
| 四、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内政为重心 |
| 五、吴禄贞参与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延吉交涉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立足资源优势 走多元化经营之路——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D]. 赖世贤. 天津大学, 2020
- [2]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3]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例[D]. 杨富. 吉林大学, 2017(09)
- [4]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D]. 丁柏峰.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5]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D]. 舒莺. 西南大学, 2016(12)
- [6]晚清“蛮防”研究[D]. 王振.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7]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D]. 熊元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8]民国传奇杂剧史论[D]. 姚大怀.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9]中国矿业权空间布局研究[D]. 杜雪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5(10)
- [10]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