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济南市天桥区食品行业预防性卫生监督资料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徐帮祥[1]（2021）在《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政府关注、公众关心、家庭关切,已成为事关民生福祉的热点话题之一。特别是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都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放眼全球,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起步早、重视高、发展快、均衡好、效果佳,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为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济南市是山东省省会城市,常驻人口有望破1000万,人流、物流、资金流比较集中,是极具潜力和活力的城市。近年来,济南市高度重视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不断加大公办、民办托育机构资金投入力度,扎实推进公益性、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以济南市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现状,特别是推进过程中在投入、师资、监管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均等的问题,亟需进一步加快破题。本文整体按照“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形式,全面了解掌握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主要方式、对政府提供托育服务满意度、各区县托育机构布局等基本情况,回顾了济南市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家庭为主、政府重视、多元推进”三个阶段主要历程,总结了济南市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主要做法。在这基础上,通过横向对比,提出了在投入、分布、师资、政策、管理等5个方面的不均等,即当前济南市在推动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均等化主要存在的问题,深度分析了问题背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的主要原因,结合国内南京、上海、北京等3个先进地区以及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3个国家的典型经验,立足实际提出了机制均等、供给均等、服务均等、师资均等、监管均等5个方面的可行性建议,并作了总结和展望。
纪维宠[2]（2021）在《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底,为进一步刺激人口增长,我国开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政策实施初衷并未实现,全国人口无论是在出生总量还是出生率,都呈现下滑趋势,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人口井喷式爆发增长并未出现,政策效果不够明显。之所以这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不敢生”“生不起”两个方面。这暴露出了我们国家在托育方面存在短板,部分家长对于婴幼儿照料成本、照料时间等存在顾虑,所以生育意愿不够强烈,人口增长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定了系列相关政策,提高托育服务水平。党的十九大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文件,都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提出了相关要求。可以说,0-3岁婴幼儿托育问题,已经成为了国家层面统筹考虑的问题。为此,该研究对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选择济南市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寻找目前制约托育服务正常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解除托育服务困境。研究首先对全面二孩背景下城市托育服务的背景及意义进行了研究,对国外以及国内在城市托育服务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内容概括分析,对文章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总结。同时,分析了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在概念界定方面,主要对托育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生育友好环境建设总结;理论基础上面,从公共物品理论、儿童福利、社会公平等角度论述;在本部分还梳理了我国托育服务的历史,为下文打下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济南市为研究对象,从济南托育服务兴起、服务机构、规模、数量、主要措施等方面对济南的现状进行了概括,并深入一线托育机构展开调查,对全市在托育服务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为更好的总结、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在0-3岁托育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国外方面,主要以美国、日本为例,国内则以武汉、上海两个城市为例,对相关经验及做法进行了总结提炼和对比评价。针对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当前我国城市托育服务工作整体水平,提出了系统性的对策建议。
李宁[3]（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表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石萌[4]（2020）在《基于生活圈理论的济南市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城镇公共资源的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各地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尤其对于中心城边缘区域的城郊型乡镇来说短板更为凸显。随着城郊型乡镇在城市空间、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心城区逐步融合、趋同,现行乡镇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关配置标准及导则已不再完全适用。生活圈理论作为我国推进网格化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得以快速地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领域推广开来,多地政府已发布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并在城市规划管理中广泛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这一理论的实践还较少地应用于乡镇规划中,多数地区尚未将城郊型乡镇纳为生活圈的实践对象。本文拟通过对济南市城郊型乡镇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全样本数据分析,总结归纳现状特征及主要问题,并对现行乡镇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国家标准及导则进行归纳整合,此基础上运用生活圈理论提出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建议,并将济南等城市制定的生活圈规划导则中较为新颖、实用的内容纳入其中。同时,结合三类生活圈圈层的划定对各圈层需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界定。此外,文章还将以济南为例,对不同功能类型的城郊型乡镇分别提出具有针对性配置建议,以期填补生活圈规划导则在城郊地区的空白,并为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及导则的更新修订提出合理化建议。
张锐[5]（2020）在《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条件下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和社会承担了巨大的养老压力;同时由于老年人易患各种慢性病、老年病,众多高龄、患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生活照顾问题亟需解决,养老问题面临着重重压力。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模式,医养结合可有效改变养老和医疗双轨分离的状态,有助于老年人“看病难”和“养老难”问题的解决。近年来,一些地区积极推动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实现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的整合,各级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予以支持。然而,由于我国的医养结合服务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供需矛盾突出、服务质量不高、形式主义严重等多种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解决。本文以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案例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的政策设计和实践探索。结合济南市实际,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完善专项政策强化‘人’‘物’补助”、“实施大健康战略培育老年市场”三方面的建议。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不断优化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医养结合服务的质效。文章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理论基础。绪论对文章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进行介绍,梳理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指出论文的研究思路、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然后是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的分析,对医养结合、社区养老、社区医养结合概念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积极老龄化理论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进行介绍。第二部分是对济南市医养结合实践的介绍。其中第三章是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政策设计分析。对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分析,梳理国家和济南市出台的政策,并总结济南市开展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政策举措。第四章是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实践探索介绍,总结为“历下模式”、“槐荫模式”、“章丘模式”三种形式。第三部分是对问题进行分析并寻求解决思路。其中第五章围绕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五个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第六章是对济南市全面推行和完善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论文最后总结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反思了研究的不足之处。
程露莹[6]（2020）在《济南市天桥区城市社区调解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各类纠纷多发频发,法院立案数量逐年递增,出现“诉讼爆炸”的现象。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调解作为凝聚着东方智慧、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解纷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研究的城市社区调解是伴随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而形成的,属于人民调解范畴。因调解社区内部的纠纷,还具有增强社区治理、加强社区建设、维护社区稳定的社会功能,被称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第一道防线”。本文以济南市天桥区为例,通过实地走访天桥区有代表性的8个城市社区,重点发掘3类典型的做法,运用访谈法对济南市天桥区调解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结归纳天桥区城市社区调解措施及成效。通过分析现状找到现存问题,有社区调解队伍专业专职程度低、社区矛盾纠纷复杂多样、社区调解效率低、社区调解成果强制力不足。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归纳为调解经费保障不足、历史遗留问题和困难群体多、部门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合力、法规制度保障不健全。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提出在增强社区调解队伍的专业性、加强社区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宣传、提升社区调解运转效率、增强社区调解法律行政保障等方面需进一步优化,以期为天桥区城市社区调解水平的提高提供建设性意见。城市社区调解一方面要保持人民调解的群众性、自治性,另一方面要吸引专业力量加入,完善纠纷多元参与、协调联动的工作体系,才能为我国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和国家长治久安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陈坤[7]（2020）在《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机构服务供给现状研究 ——以济南市城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之一。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不仅对各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冲击,也对家庭和个人产生着巨大影响。向老年型社会过渡的转变始于欧洲和北美洲等富裕地区,随后出现于日本等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传递。我国在1999年就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下降,“421”家庭结构的普遍出现,传统“子女养老”模式的退出,社会分工的变化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造成了日常照护需求的巨大缺口,导致老年人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为我国养老服务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为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机构养老服务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现状和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国外学者对机构养老服务的利用、供需之间的差距、养老机构管理体系和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地较多也较为深入。研究发现,国外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供需错配、服务效率水平不高、服务质量评价不规范等过程,研究结果对我国机构养老服务发展具有较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由于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从现有研究看,关于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多数缺乏理论模型的支撑,对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也缺少科学的分类分析,关于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的研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少,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使用的方法易受非服务性因素的影响,导致服务评价与服务实际绩效不一致,完善以上研究不足有助于更好地分析机构养老服务供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以山东省济南市作为研究现场,通过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的使用,力求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揭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破解养老机构发展困境提供参考和依据。研究目的本研究从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机构服务供给两方面出发,研究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机构养老服务供需之间存在的矛盾,为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需求,破解养老机构发展难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内容1.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济南市为例,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系统调查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情况和认可程度。以Andersen行为模型为基础,对老年人机构养老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分析,从影响老年人需求的使能因素、倾向性因素和需求性因素三方面为改进养老机构服务提供参考。2.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养老机构的服务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人力、财务、设施等方面的投入,结合以上数据对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养老机构改善运行状况提供实证参考。3.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对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进行现场调查,使用基于粗糙集方法的数据挖掘分析济南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通过属性约简的方式减少数据采集过程中的“噪声”,突出影响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核心因素,再进一步通过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的重点需求进行比较,得出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有关评价,为养老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依据与建议。资料与方法本研究通过文献复习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收集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定性分析资料,使用现场调查法收集社区居住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和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的定量分析资料,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养老机构服务供给的定量分析资料。文献复习的内容主要包括政策文件、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统计报表等信息。焦点小组访谈法主要通过与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机构养老服务利益相关者进行细致深入访谈,了解各方对机构养老服务现状的认识和意见建议,在信息概括的基础上,对养老机构服务供给及存在问题进行定性分析。本研究共访谈38人。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调查主要采用现场调查的形式,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共在上述5个区的18个社区中发放现场调查问卷1436份,回收有效问卷1389份,回收有效率为96.73%。以Andersen行为模型为基础,对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养老机构服务供给的调查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济南市城区按照最优分配原则随机抽取5～15家养老机构,共抽取48家养老机构进行调查。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养老机构服务效率进行分析。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调查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从上述48家养老机构中选择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共39家,对入住其中且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人进行现场调查,共发放现场调查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88份,回收有效率为98.50%。基于粗糙集（Rough Sets）方法,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分析。本研究对回收问卷进行编码后,使用Epidata3.1录入数据,采用EXCEL2010建立数据库,通过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研究结果1.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1）本研究在济南市城区18个社区中抽取1436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389份,回收有效率为96.73%。（2）社区居住老年人基本情况呈现呈现受教育程度偏低、丧偶程度较低、高收入老年人较少的特点,虽然大部分老年人可以实现自我照料,但老年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弱,且普遍为带病生存,对机构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潜在需求,女性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高于男性老年人。（3）社区居住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知晓度较高（71.06%）,机构养老服务需求水平较低（40.03%）。（4）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项目的需求呈现较为集中的特点。（5）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子女数和生活自理能力、慢性病患病情况、衰弱程度和抑郁程度。2.养老机构服务供给情况:（1）养老机构以公建民营和民办养老机构为主,平均营业年限较短,硬件设施较为全面。（2）养老机构中医生和护士配备较为普遍,养老护理员呈现获得资质与参加培训的比例低、年龄偏大、女性比例高的特点。（3）服务项目相对多样,能够给入住老年人提供较好的选择。（4）养老机构服务效率水平总体较低,其中公办养老机构服务效率有效比例最高,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有效比例最低;床位规模小于100张的养老机构服务效率有效比例最高;养老机构入住率是服务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5）各养老机构间入住率差别较大,公办养老机构入住率最高且之间的入住率差异不明显,民办养老机构之间入住率差异较明显。营业年限、是否有中医保健服务、工作人员费用支出是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影响因素。3.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情况:（1）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呈现文化程度偏低、丧偶程度高、健康状况较差和收入较低等特点。（2）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水平差别较大。与生活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服务、社会参与服务维度相比,医疗服务和安全保障维度评价结果明显偏低。（3）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文化程度差异、婚姻状况差异、生活自理能力差异、子女状况差异、收入状况差异、患慢性病数量差异分维度分析结果显示,养老机构应根据老年人群不同特点对相关服务质量进行改善。研究结论本研究基于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机构服务供给及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机构养老服务存在供需错配矛盾,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巨大需求与机构养老服务利用不足并存的现象,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不能得到老年人的充分认可,部分养老机构在服务方面达不到老年人的要求,使得有入住养老机构需求的老年人却并未选择入住养老机构,造成了巨大需求与利用不足并存的现象。2.年龄、子女数、生活自理能力、慢性病患病情况、衰弱和抑郁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高龄、子女少、生活自理能力差、患慢性病数多、衰弱和抑郁程度高的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较多。3.养老机构服务效率水平较低,入住率是养老机构服务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通过增加入住老人数量来提高养老机构服务效率。4.工作人员费用支出较多、能够提供中医保健服务、营业年限较长的养老机构入住率较高,工作人员费用支出对养老机构入住率影响最大,营业年限对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影响最小。5.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总体偏低,应重点加强医疗服务和安全保障服务,积极关注女性、文化程度较高、有配偶、有子女、收入较高的老年群体的服务需求,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政策建议1.建设关爱老年人环境,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通过制定维护老年人权益措施,消除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权,营造支持健康老龄化的政策环境,建立老年医疗卫生综合服务制度、长期照护体系、老年人健康评估监测系统,促进关爱老年人环境建设和健康老龄化的实现。（包含本部分内容的文章已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加强养老机构的自身建设与利于养老机构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营造。通过创新和完善支持养老机构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增强机构养老服务的人文关怀色彩,科学规划养老机构建设和加强“智慧养老”建设,提高养老机构建设和管理水平,解决机构养老服务供需错配矛盾。通过加大行业监督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等措施,充分发挥制度监管和舆论引导作用,推动形成有利于养老机构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3.重点发展老年人需求集中的服务项目,全方位优化机构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医疗和养老资源整合,实现中医与养老的深度对接,大力发展中医医养结合服务。通过增强服务的响应度,提高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质量,提高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通过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加强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改进老年学通识课程设计,推动职业学院与养老机构合作,完善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等方式,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改善养老服务供给质量。创新与不足创新点1.本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建立多变量的研究模型,从服务需求、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对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了解当前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现状和养老机构的发展现状,对于破解养老机构发展困境以及后续研究的开展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2.本研究使用了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较好地增强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如首次基于粗糙集的数据挖掘法,对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提高了服务质量评价的客观性;引入Andersen行为模型分析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科学分类,这将有利于为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的改善提供分类指导。3.本研究探讨了济南市养老机构基本情况、机构设施、人员配置、服务项目和财务状况等因素与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入住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多数养老机构存在投入和产出不匹配的情况,同时揭示了养老机构入住率是服务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些研究结果将为促进养老机构发展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研究不足1.本研究选择济南市城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但未开展与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获取不同城市的机构养老服务调查数据,进行市域甚至省域间的横向比较,进行更为全面的现状调查。2.本研究为避免选取单一的结果性指标对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进行评价,特别纳入了结构和过程性指标。这样规范的评价方式虽然避免了参差不齐的评价标准导致的随意性结果,但“一刀切”式的评价指标不能满足对不同等级养老机构评价的需求,今后可以设立不同等级的评价指标进行更为细致全面的评价。3.由于本次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研究数据无法反映各变量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规律和发展动态。今后,可以注重对数据进行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收集,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和潜在规律奠定基础。
薛峰[8]（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研究指明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谭安富[9]（2018）在《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综合执法（综合行政执法）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主题,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基本面向。在市场监管领域,由于传统市场监管模式陷入对“碎片化”体制、“官本位”思想和“人治化”方式的路径依赖,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相对弱化,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制度性成本,抑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剧了市场失灵风险,难以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三中全会先后作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部署。然而,在这场中国式“整体性治理”运动过程中,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为何综合?”、“综合什么?”和“如何综合?”三个基本问题的把握依然不够清晰。本文基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的三重现实背景,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在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生成动因、基本面向、实践基础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三维+三向”模式并提出模式优化的进路,力图为改革实践提供模式遵循和对策建议。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及综合执法模式的基本面向。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具有二重性,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和市场监管供给侧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时代诉求。于监管执法来说,高效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的诉求;服务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民本行政、公正行政和开放行政的诉求;法治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的诉求。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在满足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需求上存在比较突出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在监管供给效率方面,由于执法体制“碎片化”,以及“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执法重心“错位”,致使监管执法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相对较低;在监管服务供给方面,传统市场监管服务的均等化、精准化和开放度不够导致监管执法服务质量提升不足;在法治监管方面,市场监管执法的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职责法定弱化,致使市场监管法治水平和法治能力相对较低。因而,要解决市场监执法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必须抓住综合执法改革这个“牛鼻子”,推动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执法体制由“碎片”到“整体”、执法理念由“官本”到“民本”、执法方式由“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提升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建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构建的实践基础,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探索过程中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得到了一定整合和优化,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系统推进缺失,表现为“顶层设计”不够、“全面改革”不足、“统筹联动”缺位;二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内容深度缺乏。各地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在职能整合、机构设置、流程设计方面虽然发生了“物理结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改革深度,深层的结构性调整缺位,并未产生“化学性质”的改变,难以实现提质增效;三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配套协同缺乏,表现为法制建设配套协同、事业单位改革协同和社会共治机制协同不足,制约了综合执法改革的整体进程。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地方改革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动因理解不深、内容把握不全、进路认识不清,导致缺乏应有的改革广度和深度。因而构建基本模式和明确改革进路是深化市场监管执法改革的迫切要求。为准确把握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关键点,本文实证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理论整合和解释。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监管法制类因素、监管职能配置类因素、监管机构设置类因素和监管流程设计类因素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影响显着。实证结果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受制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是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过程,是执法职能、执法机构、执法流程三个结构要素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基本模式构建要全面统筹上述结构要素,是对市场监管制度结构、权力结构、组织结构、流程结构四个层次的系统性调整过程。本文以地方改革探索为实践基础,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论为实证支撑,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行政自制理论,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构建并论证了“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从整合维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维”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整合”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主是对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的结构性调整。从整合向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向”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要素均应沿着纵向、横向和纵深三个基本方向进行“整合”。“纵向”整合是“三维”要素在纵向政府间的结构性调整;“横向”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同一行政层级政府职能部门间以及职能部门内部的结构性调整;“纵深”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间的结构性调整。本文对“三维+三向”整合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为综合执法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从理论规范上回应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要“综合什么”的命题。本文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基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研究发现的问题,以“三维+三向”模式为遵循,提出了“全面→纵深→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进路。一是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要牢固树立全面推进改革的理念,完善细化全面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强化全面推进改革的央地联动。二是纵深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精细地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职能转变、机构调整和流程优化。三是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协同推进市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共治体制机制完善。沿着上述三条优化进路,文中对深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一是审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角度具有创新性。本文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放在更宏观的视角加以定位,研究了综合执法模式与效能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综合执法改革分别放在职能、机构和流程三个结构层次进行了微观研究。这相对于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理解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视角更加具有系统性。二是解析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动因与面向有创新性。本文认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是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强烈诉求而进行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并指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要实现“三个面向”。这一观点与单纯从行政体制改革（供给侧）分析综合执法改革的动因有所不同,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自身变革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执法模式的价值面向也具有多元性。三是构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模式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将综合执法视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结构性调整过程。这与传统研究将综合执法模式仅仅是视为职权合并或者简单拆并机构的观点不同。四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优化进路具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全面、纵深、协调”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进路。这不同于将综合执法改革仅仅理解为在区县级政府层面进行单纯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不考虑改革的体制内外协同）的观点。
李春晓[10]（2017）在《济南市天桥区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一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关注的民生重点之一,关系到千万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随着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与确立,山东省济南市通过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征地补偿金标准、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并轨、大力开展就业助力行动等一系列积极举措,陆续化解了很多一直被专家学者非议的失地农民就业矛盾和问题,成效显着。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老问题还没得到充分解决,而区（县）、街（镇）在逐级落实政策、助推失地农民就业的实践过程中又遇到了若干新情况、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情况更加复杂,亟待进一步理顺思路、查缺补漏,加快推进政策融合。本文中,笔者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阐述了 2011年之后山东省和济南市失地农民就业相关领域的新政新规,对新时期开展失地农民就业工作的研究背景进行了理顺和说明,明确了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以及现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其次,笔者以天桥区失地农民及其就业现状为研究对象,开展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对比分析,进而发现天桥区失地农民"四少"的就业问题现状。再次,笔者从经济社会、政策设计、失地农民自身三个层面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后,从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角度提出了针对性、可行性、可操作性更强的意见建议,进而为"十三五"时期,东部老工业区做好失地农民就业安置、防范因失地致贫提供了更加科学合理前沿的改革蓝本。
二、2000年济南市天桥区食品行业预防性卫生监督资料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济南市天桥区食品行业预防性卫生监督资料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1.1 对发达国家托育服务发展的研究 |
| 1.2.1.2 对我国先进省市托育服务的研究 |
| 1.2.1.3 对托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案例分析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3.4 访谈法 |
| 第2章 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托育服务 |
| 2.1.2 三岁以下婴幼儿 |
| 2.1.3 托育机构 |
| 2.1.4 均等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 第3章 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基本情况 |
| 3.1 济南市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历程 |
| 3.2 济南市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措施 |
| 3.3 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分析 |
| 3.3.1 区县分布情况 |
| 3.3.2 三岁以下婴幼儿主要托育方式 |
| 3.3.3 对托育机构了解情况 |
| 3.3.4 对三岁以下托育机构期待及要求 |
| 3.3.5 政府在推动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中的满意度 |
| 第4章 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不均等的表现及原因 |
| 4.1 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不均等的表现 |
| 4.1.1 投入不均等 |
| 4.1.2 分布不均等 |
| 4.1.3 师资不均等 |
| 4.1.4 政策不均等 |
| 4.1.5 管理不均等 |
| 4.2 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不均等的原因 |
| 4.2.1 思想重视程度不够 |
| 4.2.2 缺少系统顶层设计 |
| 4.2.3 专业托幼机构审批程序繁琐复杂 |
| 4.2.4 育婴队伍培养力度不够大 |
| 4.2.5 日常监管力度不大 |
| 第5章 国内外典型经验借鉴 |
| 5.1 国外典型经验借鉴 |
| 5.1.1 日本典型经验做法 |
| 5.1.2 澳大利亚典型经验做法 |
| 5.1.3 英国典型经验做法 |
| 5.2 国内典型经验借鉴 |
| 5.2.1 南京市典型经验做法 |
| 5.2.2 上海市典型经验做法 |
| 5.2.3 北京市典型经验做法 |
| 5.3 经验小结 |
| 第6章 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均等化对策建议 |
| 6.1 以机制均等为前提强化顶层设计 |
| 6.1.1 建立科学管理机制 |
| 6.1.2 建立高效协调机制 |
| 6.1.3 建立成果分配机制 |
| 6.1.4 建立动态优化机制 |
| 6.2 以供给均等为基础打造多方平台 |
| 6.2.1 推进公办托育机构建设 |
| 6.2.2 鼓励企事业单位建立幼托服务机构 |
| 6.2.3 培育社区托育服务 |
| 6.2.4 拓宽早教机构服务领域 |
| 6.3 以服务均等为重点规范审批程序 |
| 6.3.1 坚持审批横向整合 |
| 6.3.2 坚持审批纵向联接 |
| 6.3.3 坚持审批方式优化 |
| 6.4 以师资均等为抓手强化队伍建设 |
| 6.4.1 拓宽师资引进模式 |
| 6.4.2 拓宽师资培养模式 |
| 6.4.3 拓宽师资交流模式 |
| 6.4.4 拓宽师资晋升模式 |
| 6.5 以监管均等为手段提升发展水平 |
| 6.5.1 持续推进备案管理 |
| 6.5.2 持续加大综合监管 |
| 6.5.3 持续加强奖惩力度 |
| 6.5.4 持续健全监管体系 |
| 结论 |
| 附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托育服务 |
| 2.1.2 基本公共服务 |
| 2.1.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2.1.4 生育友好环境建设 |
| 2.2 相关理论依据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儿童福利理论 |
| 2.2.3 社会公平理论 |
| 2.2.4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3章 济南市托育服务现状和问题探索 |
| 3.1 我国托育服务历史和现状分析 |
| 3.2 济南市托育服务的现状 |
| 3.2.1 济南市托育服务发展背景 |
| 3.2.2 济南市托育服务行业发展现状 |
| 3.2.3 济南市托育服务保障措施 |
| 3.3 济南市托育服务制约因素调研 |
| 3.3.1 市场层面 |
| 3.3.2 师资方面 |
| 3.3.3 地方政府层面 |
| 第4章 国内外0-3 岁托育体系建设的实践比较 |
| 4.1 国外托育服务历史和政策内容体系 |
| 4.1.1 美国托育服务历史和政策内容体系 |
| 4.1.2 日本托育服务历史和政策体系 |
| 4.2 国外托育服务比较 |
| 4.2.1 国外托育服务共性 |
| 4.2.2 国外托育服务差异 |
| 4.3 国内托育服务的模式及经验 |
| 4.3.1 武汉市托育服务措施 |
| 4.3.2 上海市托育服务措施 |
| 4.4 国内托育服务比较 |
| 4.4.1 国内托育服务共性 |
| 4.4.2 国内托育服务差异 |
| 4.5 国内外托育服务优秀经验总结 |
| 4.5.1 树立先“兜底”再“普惠”理念 |
| 4.5.2 鼓励多元参与 |
| 4.5.3 完善服务规范 |
| 4.5.4 理顺管理机制 |
| 4.5.5 改变“重教轻保理念” |
| 第5章 完善城市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
| 5.1 完善政策法规提供制度性保障 |
| 5.1.1 建立健全管理体制 |
| 5.1.2 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
| 5.1.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
| 5.1.4 规范托育服务监管机制 |
| 5.1.5 丰富创新运作机制 |
| 5.2 协同发展托育服务 |
| 5.2.1 推动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建设 |
| 5.2.2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托育建设 |
| 5.2.3 探索政府购买托育服务建设 |
| 5.3 明确托育服务的标准指标体系 |
| 5.3.1 明确人才培育标准 |
| 5.3.2 明确托育机构安全建设标准 |
| 5.3.3 明确托育服务的课程标准 |
| 结论和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生活圈理论的济南市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公共服务设施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2.1.1 公共服务设施的概念 |
| 2.1.2 关于公共服务设施理论的国外研究综述 |
| 2.1.3 关于公共服务设施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 |
| 2.1.4 关于我国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相关标准和导则综述 |
| 2.2 生活圈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2.2.1 生活圈的概念 |
| 2.2.2 关于生活圈理论的国外研究综述 |
| 2.2.3 关于生活圈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 |
| 2.2.4 关于我国城市相关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的综述 |
| 2.3 相关概念 |
| 2.3.1 乡镇的概念 |
| 2.3.2 城郊型乡镇 |
| 2.3.3 公共服务设施 |
| 2.4 小结 |
| 第3章 济南市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
| 3.1 济南城郊型乡镇界定 |
| 3.1.1 界定原则 |
| 3.1.2 济南城郊型乡镇界定 |
| 3.2 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
| 3.2.1 设施空间分布 |
| 3.2.2 设施类型及数量分析 |
| 3.2.3 现状特征及问题总结 |
| 第4章 基于生活圈理论的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 |
| 4.1 对现行相关乡镇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和导则内容的梳理整合 |
| 4.2 对《济南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内容的梳理 |
| 4.3 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内容建议 |
| 4.3.1 配置类型 |
| 4.3.2 配置原则 |
| 4.3.3 配置内容 |
| 4.4 基于生活圈圈层的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内容建议 |
| 4.4.1 生活圈圈层的划分 |
| 4.4.2 基于生活圈圈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内容 |
| 第5章 不同类型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 |
| 5.1 北部产业型乡镇 |
| 5.2 南部旅游型乡镇 |
| 5.3 西南农副型乡镇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主要不足 |
| 6.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及科研情况 |
（5）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医养结合 |
| 2.1.2 社区养老 |
| 2.1.3 社区医养结合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2.2.2 积极老龄化理论 |
| 2.2.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第三章 济南市推进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政策设计 |
| 3.1 发展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 3.1.1 发展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必要性 |
| 3.1.2 发展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重要性 |
| 3.2 医养结合服务政策梳理 |
| 3.2.1 医养结合服务的顶层政策设计 |
| 3.2.2 济南市关于医养结合服务的政策梳理 |
| 3.3 济南市推进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政策措施 |
| 3.3.1 加强医养结合统筹谋划 |
| 3.3.2 推动机构实现医养结合 |
| 3.3.3 发展社区医养结合服务 |
| 3.3.4 强化政府社会资金投入 |
| 3.3.5 加快医养领域队伍建设 |
| 3.3.6 推进“互联网+”健康养老 |
| 第四章 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实践探索 |
| 4.1 济南市历下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探索 |
| 4.1.1 以医带养:以大型医院为依托的历下模式 |
| 4.1.2 “历下模式”小结 |
| 4.2 济南市槐荫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探索 |
| 4.2.1 养中设医:以养老机构为依托的槐荫模式 |
| 4.2.2 “槐荫模式”小结 |
| 4.3 济南市章丘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探索 |
| 4.3.1 以点带面:以医养机构为中心辐射周边社区的章丘模式 |
| 4.3.2 “章丘模式”小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存在问题 |
| 5.1.1 服务主体动力不足 |
| 5.1.2 服务客体缺乏界定 |
| 5.1.3 服务内容较为简单 |
| 5.1.4 结合方式形式主义突出 |
| 5.1.5 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
| 5.2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2.1 老龄社会观念尚未形成 |
| 5.2.2 市场消费潜力有待挖掘 |
| 5.2.3 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
| 5.2.4 监督管理机制没有建立 |
| 5.2.5 政府管理体系需要理顺 |
| 第六章 济南市完善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对策和建议 |
| 6.1 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体制机制 |
| 6.1.1 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规划建设 |
| 6.1.2 建立协调机制 强化部门协同 |
| 6.1.3 建立监管机制 强化督查调度 |
| 6.2 完善专项政策 强化“人”“物”补助 |
| 6.2.1 完善医保制度 优化长护险制度 |
| 6.2.2 加强政府补贴 鼓励项目创新 |
| 6.2.3 破解职称瓶颈 培养医护人才 |
| 6.3 实施大健康战略 培育老年市场 |
| 6.3.1 树立老龄社会理念 实施预防为主战略 |
| 6.3.2 设立引导资金 吸引社会力量 |
| 6.3.3 发展智慧医养 推动融合发展 |
| 结论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济南市天桥区城市社区调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Chinese Abstract |
| ABSTRACT |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
| 1.1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
| 1.2 Literature review |
| 1.2.1 Literature review of foreign countries |
| 1.2.2 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 |
| 1.3 Research framework and research ideas |
| 1.4 Research methodology |
| 1.5 Innovation and deficiencies |
| Chapter 2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
| 2.1 Basic concepts |
| 2.1.1 Urban community |
| 2.1.2 Urban community disputes |
| 2.1.3 Urban community mediation |
| 2.2 Theoretical basis for urban community mediation |
| 2.2.1 Good governance theory |
| 2.2.2 Conflict theory |
| Chapter 3 Analysis of Urban Community Mediation in Tianqiao District ofJinan City |
| 3.1 Basic inform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mediators in Tianqiao District |
| 3.2 Basic information on mediation objects in urban community in TianqiaoDistrict |
| 3.3 Measures for urban community mediation in Tianqiao District |
| 3.3.1 Community mediation leverage the influence of people's mediators |
| 3.3.2 Consolidation of resident unit resources to enrich community mediationefforts |
| 3.3.3 Creating community culture to reduce community disputes |
| 3.4 Effectiveness of urban community mediation in Tianqiao District |
| Chapter 4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of Urban CommunityMediation in Tianqiao District of Jinan City |
| 4.1 Existing problems of urban community mediation in Tianqiao District |
| 4.1.1 Low professional level of community mediation |
| 4.1.2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community conflicts |
| 4.1.3 Community mediation is inefficient |
| 4.1.4 Insufficient enforcement of community mediation results |
| 4.2 Cause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urban community mediation in TianqiaoDistrict |
| 4.2.1 Inadequate mediation funding |
| 4.2.2 Historical problems and difficult groups |
| 4.2.3 Fragmentation of sectors is difficult to create synergies |
| 4.2.4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
| Chapter 5 Improving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UrbanCommunity Mediation in Tianqiao District of Jinan City |
| 5.1 Enhanced professionalism of community mediation teams |
| 5.1.1 Promoting community mediators |
| 5.1.2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forces |
| 5.2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ethics and rule of law advocacy |
| 5.2.1 The role of ethics in community mediation |
| 5.2.2 Enhanc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war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
| 5.3 Improved efficiency of community mediation |
| 5.3.1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tion subjects |
| 5.3.2 Building intelligent community mediation platform |
| 5.4 Enhanced legal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for community mediation |
| 5.4.1 Improvement of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ss for mediationagreements |
| 5.4.2 Administr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diation outcomes |
| Conclusion |
| Appendix |
| References |
| Acknowledgement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机构服务供给现状研究 ——以济南市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机构养老服务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目的 |
| 五、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章 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
| 一、样本地区与样本概况 |
| 二、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三、讨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养老机构服务供给分析 |
| 一、养老机构服务供给定性分析 |
| 二、养老机构服务供给定量分析 |
| 三、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 四、养老机构入住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五、讨论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粗糙集方法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分析 |
| 一、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概况 |
| 二、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量表构建 |
| 三、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单项指标属性约简 |
| 四、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及分析 |
| 五、讨论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结论 |
| 二、建议 |
|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 一、监管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总体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的文献述评 |
| 一、研究相关的国外文献回顾 |
| 二、研究相关的国内文献回顾 |
| 三、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的评价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的概念界定 |
| 一、市场监管的概念界定 |
| 二、行政执法的概念界定 |
| 三、综合执法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交易成本理论 |
| 三、行政自制理论 |
| 第二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动因及面向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历史逻辑 |
| 一、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阶段分析 |
| 二、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二重动因 |
| 三、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路径依赖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需求侧动因 |
| 一、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效监管的需求 |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服务监管的需求 |
| 三、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监管的需求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供给侧动因 |
| 一、市场监管的整体效能提升不够 |
| 二、市场监管的服务质量改进不够 |
| 三、市场监管的法治能力提升不够 |
| 第四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基本面向 |
| 一、市场监管执法体制:“碎片”到“整体” |
| 二、市场监管执法理念:“官本”到“民本” |
| 三、市场监管执法方式:“人治”到“法治” |
| 第三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样本来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样本来源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的进展分析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配置分析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分析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优化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的局限分析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系统设计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内容深度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配套协同 |
| 第四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一、市场监管效度的衡量标准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假设 |
| 一、法律法规因素 |
| 二、权力配置因素 |
| 三、权力运行因素 |
| 四、执法保障因素 |
| 五、执法干扰因素 |
| 六、风俗文化因素 |
| 七、企业行为因素 |
| 八、社会诉求因素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样本描述 |
| 第四节 因子分析及理论解释 |
| 一、因子分析概述 |
| 二、原始数据处理 |
| 三、因子分析的过程 |
| 四、公共因子的理论整合及解释 |
| 第五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三维+三向”模式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整合维度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转变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优化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整合向度 |
| 一、综合执法改革整合向度的理论基础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纵向整合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横向整合 |
| 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纵深整合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一、统筹协调 |
| 二、精简高效 |
| 三、权责一致 |
| 四、行政法治 |
| 第六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进路优化 |
| 第一节 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牢固树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理念 |
| 二、完善细化全面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 |
| 三、着力强化全面推进改革的央地联动 |
| 第二节 纵深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转变 |
| 二、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 |
| 三、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设计 |
| 第三节 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协同推进市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 |
| 二、协同推进市场监管事业单位改革 |
| 三、协同推进社会共治体制机制改革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济南市天桥区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现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失地农民 |
| 二、就业状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天桥区征地现状与失地农民就业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天桥区人口情况及征地现状 |
| 一、天桥区人口基本情况 |
| 二、天桥区征地基本情况及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天桥区失地农民就业"四少"问题 |
| 一、老龄化潜在问题明显,适龄劳动力少 |
| 二、灵活就业比重过高,人均收入少 |
| 三、教育水平偏低,持证上岗人数少 |
| 四、消费偏好大于投资偏好、自主创业少 |
| 第三章 天桥区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形势引发的问题 |
| 一、产业转型阵痛影响 |
| 二、企业用工需求萎缩 |
| 第二节 政策设计漏洞引发的问题 |
| 一、技能培训新政策执行标准"一刀切" |
| 二、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出现户籍概念矛盾 |
| 三、对失地农民终身教育支持不到位 |
| 第三节 失地农民自身存在的问题 |
| 一、高额的征地补偿金导致失地农民就业"守株待兔" |
| 二、终身教育理念缺失导致失地农民"厌学" |
| 第四章 促进天桥区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政策设计角度的对策建议 |
| 一、转变政策设计思路,探索差异化的技能培训标准 |
| 二、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惠民政策全覆盖 |
| 三、发挥行业分布优势,探索分区集中就业安置策略 |
| 四、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完善失地农民终身教育顶层设计 |
| 五、养老保险"先保后征",继续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
| 第二节 倡导社会"多元共建"的对策建议 |
| 一、增强优势企业社会责任感 |
| 二、倡导社会团体参与共建 |
| 三、引导失地农民自身觉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位论义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2000年济南市天桥区食品行业预防性卫生监督资料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济南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均等化研究[D]. 徐帮祥. 山东大学, 2021
- [2]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D]. 纪维宠.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4]基于生活圈理论的济南市城郊型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研究[D]. 石萌.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2)
- [5]济南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研究[D]. 张锐. 山东大学, 2020(10)
- [6]济南市天桥区城市社区调解问题研究[D]. 程露莹. 山东大学, 2020(10)
- [7]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机构服务供给现状研究 ——以济南市城区为例[D]. 陈坤. 山东大学, 2020(12)
- [8]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9]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D]. 谭安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济南市天桥区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调查研究[D]. 李春晓. 山东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