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与英语教学（论文文献综述）
赵轶哲[1]（2021）在《论汉英习语的时空性差异 ——习语的内在组构、超常规语法结构及其变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目前对汉英习语的内在组构、超常规语法结构及其变异的共性和殊性,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采用“英汉时空性差异观”,基于自建的习语与习语翻译语料库,并从汉英大型平衡语料库与汉英口语语料库中获取真实的习语使用数据,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探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汉英习语内在组构有何异同?第二,汉英习语的超常规语法结构有何共性与个性?第三,汉英习语变异有何相同与相异之处?根据以上三个问题,本文从“块状拼接与勾连延续”“空间聚合关系与时间线性关系”以及“内生性与外生性”三个维度分别对汉英习语内在组构特征、汉英习语超常规语法结构以及汉英习语变异展开探讨。主要发现有四:第一,汉英习语组构方式均具非均质性,均可大致分为词组式习语、单句式习语与复句式习语三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汉语偶对式习语与英语成对式习语的内在组构特征展开探讨。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其英译文与汉译文,揭示汉英对称式习语的本质特征及其个性差异产生的根源。汉语偶对式四字格习语是“汉有英无”的语言现象,在语言表征上无需任何关联词或语法标记,仅凭前后部分块状对称拼接便可理通意合,造就出词组及更复杂的语法单位,这与汉民族的强空间性思维密不可分。然而,英语成对式习语与之相去甚远,其成对词、成对短语与成对句分别由两两相对的词、短语以及句子构成,受制于其时间性特质,必须采用外显的连接手段,明示其内在组构关系。第二,对汉英习语超常规语法结构的对比研究,发现主要有三:其一,汉语的超常规四字格习语超越了汉语四字格习语的常规语法结构类型,简约而不简单,内部组构关系复杂,可大致分为潜隐与缩合两类。而英语的超常规习语,虽然其内部组构关系也表现出复杂性,然而其数量非常有限且使用频率较低;其二,汉语的超常规四字格习语在形式与内容之间构成张力,但其内生性可以消解张力,而张力与内生的深层根源在于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而英语的超常规习语受制于英语的强时间性特质,具有外生性,只能凭借外在形式来消解张力,一旦违反语法结构的要求,其张力就难以消解;其三,汉语的超常规四字格习语与汉语的强空间性表征具有同质关系,是汉民族强空间性思维的典型表现,昭显出汉语的个性特质;而英语的超常规习语与英语的强时间性的语言表征之间具有异质性,其语言形式通常被视为违反语法结构而难以成立。第三,“固定”与“变异”是汉英习语既矛盾又洽和的两大特征。基于汉英口语语料库,对汉英习语组构成分的变异,即替换与嵌入,进行实证性考察。研究发现,汉英习语组构成分的变异类型中嵌入型变异最多,其次为替换型变异。汉语习语变异在偶对嵌入、逻辑嵌入及临时性替换等方面表现出强空间性,其变异方式不受外在形式的约束,变异之后仍保持以意驭形、语义内生的强空间性特质。而英语习语组构成分的变异,无论是替换变异还是嵌入变异,通常都须借助于外在有形的手段才可得以实现,具有强时间性特质。第四,对汉英习语异序的实证研究发现,汉语仅靠次序的变换便可实现异序,而英语习语偏好由形态句法引发的异序。同时,基于现代汉语语料库（BCC）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本文聚焦于汉英对称式习语的异序现象,旨在揭示其异同及其背后的深层缘由。发现主要有三:首先,在语言使用中,汉英对称式习语虽具固定性,但多数习语也存在异序形式。然后,较之英语对称式习语,汉语对称式习语的结构更为复杂,其异序形式也更为多样。再者,汉英对称式习语存在差异的根源在于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与英语的强时间性特质。概而言之,本文针对汉英习语的内在组构、超常规语法结构及其变异,分别从汉语习语的块状拼接、空间聚合关系以及内生性和英语习语的勾连延续、时间线性关系以及外生性展开探讨,研究证明了汉语习语的强空间性特质与英语习语的强时间性特质。以上这些研究,对汉英习语研究、英汉对比研究以及词典编撰等方面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蒋知洋[2]（2020）在《《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意义即概念化,是基于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心智现象,是主客互动的结果。Langacker（1987:183）依据语言表达式语义标示实体的性质,将语义分为名词性和关系性两种类别。用例事件即特定语境中的语言表达式,是语义的载体。有据于此,本研究将用例事件细化为名词性用例事件和关系性用例事件,关系性用例事件又包括“过程”和“非时间性关系”,“过程”体现为动词,“非时间性关系”体现为形容词、介词等。为使研究发现更系统清晰,本文将名词性用例事件从“具象”和“抽象”的视角进行了分类。《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瑰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霍译本是举世公认的传世佳译。翻译即译意,但纵览文献,对《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的分析多以西方翻译理论为指导,聚焦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探讨,研究发现停留在翻译体会的感悟和经验总结的层面上,鲜有对概念化过程和方式的探讨,因而难有实质突破。因此,本研究依据语言对比“形式入手,语义为本,思维为标”的纲要,遵循“广泛观察——充分描写——合理解释”的路径,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理论,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理论,综合运用了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和反溯推理法,对前八十回相关例证语料进行了穷尽性搜索,继而对语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旨在发现《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并解释其异同的深层认知机理。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1）“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是怎样的?（2）《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3）《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4）《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本研究对“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事件E”是语言运用意识活动发生的依据,“用例事件S”则是意识活动对“事件E”的描摹。译者基于“用例事件S”通过体验心智对“事件E”进行还原,但因为译者和作者体验心智的固有差异,重现“事件E”成为无法实现的美好期许,只能达至接近“事件E”的“事件E’”。译者基于“事件E’”,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生成“用例事件T”。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与用例事件S的生成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关于两者之间共性与差异的探讨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在本研究中,“用例事件S”即“用例事件C”,“用例事件T”即“用例事件H”。“用例事件C”和“用例事件H”并非是对“原文”和“译文”简单的标签替换,而是在心智哲学理论观照下对语言表达生成过程和方式的深入探讨。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本研究从文化的视角进行论述,按照奈达对文化的五种分类展开,即“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具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异指类人称代词”,依据是Langacker（1987:242）指出代词完全满足认知语法对名词词类的定义。研究发现,C/H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形式表征相似;（2）C/H语义指向相似;差异主要有:（1）在气象文化方面,C完备明晰,H隐略婉曲;在地理文化方面,C一语双述,H表里取一;（2）在建筑文化方面,C兼蓄深隽,H简约平实;在茶酒文化方面,C主观茶酒表征隐晦,H主观茶酒表征直观;（3）在社会文化方面,C重主观人情,H重客观事情。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在“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语言文化名词”论述了“矛盾用例事件”和“仿拟用例事件”。研究发现,C/H在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原型义表征相似;（2）C/H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神仙”的专指程度均较低;（3）C/H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无事忙”表层形式的相悖性和深层语义的和谐性;差异主要有:（1）在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方面,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2）在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仿拟”方面,C重语义相邻,H重音形相似。本章基于对比所得的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本研究首先从“真实位移SV”和“虚拟位移S’V”的角度探讨了“过程性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然后从“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和“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角度探讨了“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本研究发现C/H在关系性用例事件上的共性主要有:（1）在过程性用例事件方面,C/H真实位移表征中位移动词V均不可或缺,虚拟位移表征中位移主体S’本质上是静态的;（2）在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方面,C/H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具有超常性;（3）C/H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不完备性及评价义建构的相似性;差异主要有:（1）在真实位移表征方面,C重动词点位标记,H重介词点位标记;在虚拟位移表征方面,C重静态描写,H重动态刻画;（2）在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方面,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3）在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方面,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关系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本研究通过归纳提炼发现,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和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均可以通过统一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即认知主体C/H在语言表达的意识活动过程中,在主观意向性的主导下,在客观语境的制约下,以“事件E”/“事件E’”为关指的意向内容,基于心物随附性的心智体验,以类似或不同的心理状态、心理取向和心理估量对意向内容进行表征,进而生成映现当下语境中“事件E”/“事件E’”的恰切“用例”。这一解释过程即认知主体C/H基于“事件E”/“事件E’”获得原初意识感觉,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进而生成反思意识感受的过程。格式塔转换包括由相邻律、相似律和显隐律等生成的效应。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相邻律对应转喻思维机制,相似律对应隐喻思维机制,属于建构语义的概念化方式;显隐律则体现为语形表征手段,关系到用例事件中成分的呈现方式,如前置、后置、突显或隐略等。由此用以支撑本研究的心智哲学理论下意识、意向性、心物随附性和感受质四个维度便实现了有效联动,本研究也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心智哲学视域下《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概念化方式和经验标记形式的系统性认知对比研究还很鲜见,而此类研究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实体现。本研究遵循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进路,基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果”,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通过反溯其概念化过程推导出用例事件的“因”,契合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可以为“红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可以从更深层次的心智层面揭示《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成为不朽经典的原因,可以服务于外汉语言对比和教学研究,可以为汉语经典着作的解读和中国丰赡文化的传播做出切实的贡献。
戴拥军[3]（2020）在《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典籍术语是典籍文本中核心概念的语言表达,它们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维习惯。典籍术语具备专业术语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性。典籍术语的翻译是中华典籍思想对外译介的关键所在,也是典籍文本翻译实践的重要内容。典籍文本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多重特质,其翻译实践的复杂性不言而喻。这其中,典籍术语既是承载典籍文本思想内容的知识单位,也是构建典籍文本思想话语的语言单位,更是影响典籍文本思想传播的交际单位。典籍术语翻译的实质是跨语言文化的知识交互与思想传播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译者对源语文本术语内涵的充分解读与其在目标语文本中的术语再命名。在典籍术语翻译过程中,术语在其概念、语符和交际层面的特殊复杂性,对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储备与文化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跨语阐释典籍文本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知识与文化内涵,以术语为切入点,开展相关翻译研究尤为重要。典籍术语翻译绝非语词层面的简单转换,它更有赖于译者的“研究型翻译”。实际上,关于典籍翻译实践的研究型特质,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然而,对于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而言,相关理念仍有待厘清,具体方法也需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聚焦典籍翻译中的术语“研究型翻译”特殊性,尝试探究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旨在为典籍术语的“研究型翻译”提供相应理据和具体方法,从而有助于典籍文本总体翻译质量的有效提升。关于“研究型翻译”的实践理念,现有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并未明确界定,而且还有包括“学术型翻译”、“厚重翻译”及“思想翻译”等类似术语并存的情况。由此,本文作者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依据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探讨。本研究借鉴了现代交际术语学理论,从典籍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出发,结合翻译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源,构建了考察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文本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该分析框架,本文作者对所选择的代表性中国典籍文本《吕氏春秋》及其三个英译本展开了有关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具体特征的对比分析与研究。本论文所选取的《吕氏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较高思想文化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汉语典籍在英语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相关译介活动更加活跃,先后有三个不同全译本问世。这其中,由于译者自身教育背景及职业身份不同,《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在核心术语的翻译处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体现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点与方法也有所不同。通过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本研究对于《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对比,并对其中术语翻译方面最具研究型实践特点的译本进行了评析,同时结合相关副文本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最后,本研究基于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有所参考。本论文围绕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的研究主题,对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术语翻译实践特征展开了文本对比分析与研究,重点考察了四个方面问题:（1）《吕氏春秋》中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的文本特征如何?具体在术语的概念、语符和交际维度如何体现?（2）与《吕氏春秋》原文本的术语及其系统特殊性比较,《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术语翻译各有何特点?哪一个译本中的术语翻译结果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的基本特征?（3）《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核心术语翻译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特征的译本具体受到哪些研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术语翻译以及典籍文本的翻译质量?（4）基于《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英译的研究,如何确立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针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吕氏春秋》的术语概念系统围绕“君道治术”这个最大“场”,衍生出若干术语概念系统的次生场域。在每一个次生概念场域中,虽然表达核心思想的术语形式多样,但整体上构建了一张概念、知识与思想之网。核心术语中,“君”、“臣”、“民”出现得最为频繁,其下是关于“地”、“事”、“理”的具体术语和类术语,术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吕氏春秋》很多核心术语是诸子百家具体思想的体现,有的只在形式上稍加变动,有的则直接加以引用或借用,这使《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在概念系统上具有复杂的网络化关联。《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术语中既有通用于各种先秦典籍的单字术语,也有借自诸子百家或对之进行改造的双字复合术语,还有整齐凝练的类术语或准术语。这些不同类型的术语尽管具体运用上比例不一,各有侧重,但在构建《吕氏春秋》治国理政话语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使用还具有交际语境特殊性,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宇宙、社会、国家运行与治理的根本看法,具体受到包括《吕氏春秋》文本语境、文本创作相关的情境语境以及战国时期文化语境的多重复杂影响。（2）在《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汉学家诺布诺克和里格尔的合译本能较好地表现出“研究型翻译”的特点,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清晰自然;中国学者翟江月译本文本形式“厚重”,但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比较模糊;资深翻译家汤博文译本则简洁精致,在翻译中注重术语及其系统性特征的“凸显”。同时,虽然三个英译本在概念系统性上都具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合译本和汤译本对应意识较强,程度较高;在语符表征的系统性一致性方面,合译本整体上效果较好,而汤译本和翟译本则有所欠缺,尤其是翟译本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语符表征的系统性,对重要术语的表征缺乏一致性;而在交际适应性方面,合译本和汤译本均有较好的表现,而翟译本的交际适应意识不足,仍有较大完善空间。（3）《吕氏春秋》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总体上可概括为文本内（即所译典籍文本内部）、文本外（即与所译典籍文本相关的平行文本）和跨文本（即所译典籍文本在不同时期或与之同类译本）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同译本在某一因素上所受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作为译者,其自身的素养决定了在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自觉意识到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考虑到典籍术语特定功能的基础上,从概念认知、语符表征及语境交际等多维角度加以综合研判。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者重视与所译文本同时代其他文本术语之间的关联性,也会考虑到与所译文本不同时期相同或相关文本中的典籍术语翻译,因此其翻译过程较之一般类型的翻译实践过程更加复杂。典籍术语翻译不仅与具体所属文本紧密相关,还涉及具体翻译实践所需的对其它相关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而这些调查与研究对于所译文本中术语翻译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综合上述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探讨和对《吕氏春秋》不同文本核心术语及其英译实践的具体对比分析,本文作者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进行了初步构拟。首先,翻译前要进行必要的研究思考和计划,这个阶段侧重于对源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解读研究,涉及到文本产生背景、文本构成、主要思想特征、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术语的收集等。其次,翻译中对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进行仔细斟酌,侧重译语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重构研究,包括核心术语的收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和跨文本因素的研究等。最后,翻译后要进行必要的评价和完善,主要是对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翻译的自我评析,涵盖术语翻译的概念系统性、语符一致性、语境适应性等方面的斟酌和推敲。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深入探讨,以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吕氏春秋》三个不同英译本中的术语翻译为例,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对比,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较全面地阐述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并兼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作为上述研究的总结与提炼,本论文最后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实践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赵宁[4]（2020）在《面向母语为英语留学生的汉语感谢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感谢语常用于对他人表达谢意和认可,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言语行为。由于文化差异,汉文化和英文化中人们对感谢语的选择倾向、使用习惯各有不同,表达形式和语言使用场景等方面不可一一对应。因此我们的研究从汉语感谢语教学的有效性出发,分析汉英感谢语在表达和使用过程中的特点,通过比较研究两种语言中感谢语在表达形式、功能及使用场景等方面异同,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为后续提高留学生表达得体性、准确性,教学者展开针对性的教学活动等项目的研究提出建议。论文的第一、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英感谢语在表达及使用等方面的特点进行梳理,结合实际语料从表达方式、使用对象的社会关系及交际场合等角度出发比较研究汉英感谢语的异同。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汉英感谢语在表达方式和使用的场景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我们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在第二章中站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尝试分析这些差异可能给教材、教学内容、教师和学生带来的压力或影响,后文主要围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展开。因此论文的第三、四章主要借助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大纲、教材中感谢语的教学安排情况、留学生感谢语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并在第五章中以调查为基础围绕前文提出的问题提出建议、加以解决。留学生汉语感谢语选用方面的问题同两种语言中感谢语的差异、教材处理、学习者掌握、教学内容及方法存在较大对应关系,所以我们在最后一章中结合专业知识从教材、教育者、学习者几个角度就留学生如何地道得体地使用感谢语、提高课堂效率提出建议,希望为以英语为母语留学生的汉语感谢语教学提供一定思路。
裴红幸[5]（2020）在《汉越俚语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俚语（Slang）是指民间非正式、较口语化的词语,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通俗易懂顺口的具有地方色彩的词语。长期以来,汉、越俚语对比并未得到语言学者的应有关注,关于汉、越俚语研究的书籍、资料目前仍然比较稀缺。正因为如此,本人以“汉、越俚语比较研究”为题开展分析和研究。汉、越俚语的共同点有:首先,从语音来看,汉、越俚语的音节结构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汉、越俚语的音节结构都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等几种主要形式;其次,从分类来看,汉、越俚语的分类都有音节构成分类和内容分类;最后,在表达方面,越南俚语借鉴了大量汉语因素,融合到自身的文化血脉与基因当中,使之发展出全新的自我特色。汉、越俚语的不同点有:首先,在语法结构方面,汉语俚语里很多不好的事物都可以变成骂人的载体,如:书呆子、垃圾、贼等。但是越南语俚语的结构是“??+X”（东西+X）（其中X指被骂者的缺点）;其次,在分类方面,汉、越俚语的分类大致一样,但是小类里面的内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再次,在构成方面,汉语俚语中的大部分来源于社会方言和社会流行语,而越南语俚语中的大部分来源于原有词语的词义改变;最后,在语义表达方面,汉语俚语的语义表达主要有字义与实义、本义与喻义、并义与偏义的特点,而越南语俚语的语义表达的主要特点是多义性和转义性。汉、越俚语之间之所以有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俚语产生于现实的生活,是人类思维的表现。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在历史上有过频繁的人类活动交往和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另一方面,俚语是各自国家的历史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的真实反映,有各自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历程,从而产生了各自的特色。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汉越俚语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为相关学者和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素材、线索和思路,以便揭示中国和越南的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习汉语的越南学生进一步了解汉语俚语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排除使用俚语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减少文化冲突,使他们能够增强学习汉语的兴趣,并自如地运用汉语俚语。
梁鹏程[6]（2020）在《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学习者翻译能力的培养成为我国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当今,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已被纳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作为评估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一直存在师资短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教学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这其中,面向翻译学习者的学习资源建设亟待加强。双语学习词典是二语学习的重要辅助工具,而翻译学习词典对翻译学习者的帮助更具针对性。为更好地满足翻译学习者的需求,双语翻译学习词典应具备辅助翻译过程中的语言理解与产出的双重功能。然而,就国内外双语词典编纂情况而言,专门面向翻译学习者设计的专项类汉英翻译学习词典并不多见。因此,我国翻译学习者大多使用的是通用型汉英语文词典,而它们在适用性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我国汉英词典编纂实践大多是依据汉语单语词典为蓝本,以汉英词汇单位之间的语义译释为主,未能充分考虑用户翻译学习的特殊需求。其次,我国汉英词典编纂与出版多限于传统纸质媒介,未能充分对接当下信息时代学习者词典使用电子化的新需求。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双语电子词典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滞后。事实上,国内有关汉英电子词典或汉英词典电子化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更不用说是面向翻译学习者的汉英翻译电子词典方面的研究。因此,研究如何设计一款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对于翻译学习者的能力发展和双语词典编纂设计模式创新,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研究就面向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创新编纂设计做初步探索,旨在探索目标词典的设计原则,具体包括三个研究问题,设计什么样的词典?这样的词典如何设计?词典设计效用如何?针对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路径。理论研究法主要用来厘清目标词典的设计特征,构建目标词典的设计框架及设计原则,实证研究主要用来测试词典设计效用。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为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设计特征、设计框架及设计原则,和设计效用的测试方法。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设计特征主要体现在其编纂设计的关键要素,主要涉及词典类型定位、媒介功能和用户需求三个方面。其中,类型定位明确了词典类型特征,媒介分析有助于确定词典媒介在存储和呈现信息方面的特殊性,用户需求探讨可帮助确定词典内容选择和结构设计特征。我们的探讨结论是目标词典在类型上属于专项类学习词典,服务于非英语专业翻译学习者,应具备翻译学习过程中的解码与编码双重功能。作为电子词典,该类词典具有储存空间大、呈现界面灵活、交互性强的特点,以及便于其他学习工具进行集成的特性,能够形成一部集成多类词典的翻译学习系统或学习工具箱。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及原则是本研究的最主要研究发现,这方面的探讨主要基于设计学的场景化设计理论,词典功能论和词典交际论。本研究的结论是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必须采用场景融合设计路径,即词典使用场景和设计场景进行融合的设计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目标词典设计要以词典应有设计特征和现有类型相近的词典为起点,设计一个初始词典并对该词典在翻译过程中的使用场景进行调查和分析。在分析词典使用场景的基础上,归纳翻译学习场景中的词典使用过程模型。由此,结合词典设计视角和词典使用视角提炼出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使用特征,即该类词典功能的过程复杂性和词典交际的人机交互性。目标词典的场景使用特征则进一步催生了词典内容设计和结构设计中的基本原则,即词典内容设计方面的可学性、适用性和系统性原则,以及词典结构设计方面的灵活性、层次性和交互性原则。在这个设计框架中,词典设计始于翻译学习场景中目标用户词典使用过程之初,词典使用场景观察阶段就有了设计的介入,是一种过程性融合设计。在词典设计效用测试过程中,设计场景和使用场景的融合保证了词典设计评价的完整性。词典效用测试方法是本研究的第三个研究发现。根据场景融合设计框架,本研究提出词典原型的形成及词典设计可用性细则的确定要采用迭代设计方法,即设计-测试-再设计-再测试的过程。因此,效用测试包括了词典使用过程和结果的观察与分析,来自用户的外部评价与来自编者的词典设计主体知识,这就保证了效用评价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研究的多重启示体现在理论、实践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引进了设计学中的场景化设计理论,对词典用户研究、词典功能理论和交际理论进行了有机整合,提出了一个基于词典设计场景和词典使用场景融合的创新设计框架,对于丰富（双语）词典设计研究理论有积极贡献。在实践方面,本研究确立了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原则,具有鲜明的应用指向。本研究针对设计原则的效用测试为词典编纂实践应用提供了一种可操作路径,而代表性样条设计则对电子词典编纂实践中的词典结构和内容设计也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将基于设计者视角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路径和基于词典使用场景的“自下而上”的设计路径相结合,两种设计路径扬长避短、有效互补,具有设计方法创新优势。本研究还借鉴了设计学、词典学和翻译教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这种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将对其他类型词典设计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彭琳[7]（2020）在《英汉亲属称谓语对比研究》文中提出称谓语具有系统性和民族性,它不仅仅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与文化现象。作为标记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人际关系的语言现象,亲属称谓语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上各民族语言的称谓语都担当着重要的社交礼仪作用,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汉语的亲属称谓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称谓系统中对于直系与旁系、父系与母系、血亲与姻亲、男性与女性、年长与年幼等所有亲属关系都精确描述,一一区分,其语义功能如此细密,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称谓系统无法比拟的。英语亲属称谓系统不仅称谓词数量少,而且指称宽泛,语义模糊,除区分性别与辈分外,内外、长幼、亲疏都不区分。英汉亲属称谓系统存在很大的差异,对英汉亲属称谓系统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不同语言的称谓语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折射,通过对英语和汉语亲属称谓的系统梳理,并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分析,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英汉民族文化,为今后英汉亲属称谓语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为语言学习与教学,语际的翻译研究提供帮助。本文以既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视角为指导,结合笔者收集的英语和汉语的称谓语资料,详细比较了英汉亲属称谓系统、英汉亲属称谓的构词和词义、英汉亲属称谓系统的面称和背称、英汉亲属称谓的泛化现象、英汉亲属称谓系统的性别差异以及英汉亲属称谓系统的文化差异。汉语亲属称谓语的面称和背称以及泛化是汉语称谓语的独具特色的现象,当今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现象特别突出。本文通过对比考察英汉亲属称谓的面称和背称以及泛化现象,充分展示英汉文化的差异,民族价值观的不同。着眼语言和社会的共变,探索隐藏于亲属称谓语背后的深层文化,这是本文的特色创新之处。本文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英汉两种语言的亲属称谓语系统各层面的异同,希望本项研究能对英汉文化与语言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实践等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丁艳[8]（2020）在《汉语植物词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植物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较大的语义场。众多植物词语在传达自身的概念意义之外,还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富含民族文化意义的“能指”词。植物词语不仅是解读民族文化的一种媒介,也成为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出口。本文选择汉语植物词语（包括用来称说植物的名词和以植物名为构词语素构造的词语）为研究对象,以汉语相关权威字典、词典及综合性语料库中的植物词语为语料,依据传统语言学、文化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知识对植物词语从命名、语义等语言层面以及认知、文化等角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章对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理据、意义构成、意义衍变特别是具有文化义的植物词语的语义特点及表现、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植物词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微观的描写与宏观的分析,深入探讨语言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在植物词语意义及植物隐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揭示植物词语一般特点的同时探索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勾勒出汉语植物词语系统的基本面貌;并希望借助某一类词语聚合的研究,从词汇层面上探讨一个民族的语言现实与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论文的研究目标为:从植物名出发,分析植物词命名理据的类型和命名的特点,探讨植物概念获得名称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它们在词义特征中的具体表现;分析植物词语的意义构成和语义特征,探讨社会文化对语义产生及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认知角度分析隐喻在植物词语词义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词义的演进与隐喻的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汉语植物词语的命名理据多源,它们多方面揭示出植物词的词义特征并反映出植物的某种特点,呈现出类比性和具象性等比较突出的文化特征。汉语植物词语的词义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既有客观词义,也有主观词义,是植物概念义和深层附加义的双层叠加,词义蕴涵的民族文化色彩浓厚。植物词语文化涵义的产生和理解是建立在植物自身的特征属性和文化模式（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形式、习俗生活形式、心理文化形式）与认知模式（隐喻或转喻）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信息。隐喻的认知机制是植物命名的重要依据和途径,植物的隐喻命名从属于与植物相关的基本概念隐喻,反映出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和规律;隐喻也是植物词语词义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植物词语的语义,以相似性（或相关性）为联结点,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途径实现了语义的衍生和拓展。汉语植物隐喻涉及的层面极广,模式多样且特色鲜明。这些独具特色的植物隐喻模式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适应。植物词语词义的演进与隐喻（包括转喻）的认知方式及其被用于语言交流的社会文化三位一体、密不可分。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对汉语植物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论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说明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一章汉语植物词的命名。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植物词的命名理据进行分析和归类;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特点,同时对植物词中的异名同名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并从语言的内外部因素分析产生植物词异名现象的深层原因。第二章汉语植物词语的语义分析。植物词语的语义构成包括理性义、语法义和文化义。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重点分析植物词语理性义和文化义两个方面。通过索解植物词语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植物词语理性义的直接性、间接性的语义表现和产生原因;阐释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特征,指出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来源和产生途径;通过对比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语义模式,探讨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意义对应模式,分析引起这种语义模式差异的原因。第三章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认知。隐喻是植物命名的一种重要依据,也是用来描述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植物隐喻化认知表现在植物名的隐喻化上,也表现在借植物的隐喻含义来映射反映非植物域的某一概念上。论文从两个方面即汉语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来分析植物词语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指出在植物词语语义演变的过程中,隐喻起着重构、联想和转移的认知作用。同时,文章在深入考察植物隐喻特点的基础上也指出了汉语植物隐喻生成的动因。第四章汉语植物词语的物质文化映射。意义作为一种概念系统,基于人们的认知模式而存在,词义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人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的限制,也受到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章从文化的物质层次挖掘植物词语反映的古代生产生活以及植物词语对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映射,通过词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的微观解读,探讨词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五章汉语词语的精神文化观照。植物词语不仅可以反映物质文化,有些更是精神文化下的言语结晶。植物词语蕴涵着独特的礼俗文化色彩,并烙有礼俗文化的鲜明印迹。蕴含于植物词语中的大量礼俗事象,折射出汉民族的一些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植物词语也映照出民族价值观念,人们以花草树木为载体,抒发了对高尚精神人格的赞美与追求,彰显出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情感体验与共鸣,也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结语。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今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杨安文[9]（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刘欣[10]（2019）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汉语译成英语或英语译成汉语时,如何实现表达准确,即用词“达意”,是困扰我国广大英语学习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中,“达”是关键。所谓“达”,即通达,明达,就是把想要传递的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而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具体指对英语思维方式不了解,或者掌握不准确的英语学习者）,在汉译英时往往存在英语表达不准确、不恰当、不流畅的问题。在英译汉时,也常常很难把握英语语句准确的含意,无法用清晰顺畅的汉语表达出来。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隐蔽的因素是这些英语学习者没有自觉意识到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了以汉语和英语为母语者的思维活动的不同结构和特征,这种差异会从根本上影响汉英互译的质量和效果。对许多英语学习者而言,由于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汉英互译往往停留在文字之间含义的直接转换上,缺乏对由思维方式决定的语句的思想背景、意义判断、价值取向、文化形态的整体理解。这里实际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哲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要解决汉英互译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在汉译英时,自觉地调适到要用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反过来,在英译汉时自觉地调适到用汉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因此,学习者需要同时熟悉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调适机制,在汉英互译中对思维方式自觉地进行调整,而这是以往语言学习和教学中不大重视的。显然,从哲学视角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如何调适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提高汉英互译水平和文化交流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哲学视角展开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问题的研究,可以提出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汉语和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的各自特征是什么?两者的差异在汉英互译中引发了哪些具体的哲学问题?如何通过思维方式调适来消解这些影响?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综合运用中西哲学比较和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充分利用认知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针对汉英互译实践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将抽象的哲学理论分析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哲学思考方面,本论文采用中西哲学比较的理论和方法,指出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的差别;在认识对象上,表现为“取象”与“抽象”的差别;在认识途径上,表现为“直觉导向”和“逻辑导向”的差别;在知识形态上,表现为“强调意会”与“强调建构”的差别;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变通”与“注重规定”的差别。这五个方面,存在着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内在逻辑线索。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汉英互译实践中,受到语言迁移、理解障碍和视域演变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忽略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将母语中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地渗透到对目标语的理解和表达中去,这就造成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追溯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理解目标语的过程中,由于意义向一切可能的理解敞开大门,如果在思维“前结构”中缺乏目标语之所蕴含的思想背景和观念体系,目标语意义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很难抵御来自基于母语思维方式的曲解,难免出现对目标语意义的误读。因此,汉英互译需要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视域融合,这就需要发现英语学习者以往存在的某些思维方式上的固有弱点,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本论文针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根据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指出他们以往存在思维方式上的如下弱点,这就是“主体性不突出”、“隐喻能力不足”、“例证分析能力不足”、“层级建构能力不足”和“’是’概念不发达”,进而讨论了这些弱点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认知特征。英语学习者通过适当的思维训练,可以比较自觉地建构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通道,即在分析汉英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基础上,找到各自包含的思维结构的对应关系,使得一种思维结构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顺畅地转换成另一种思维结构。这里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利用“思维前结构的调整”、“逻辑追问”、“逻辑反演”、“现象学还原”等方法,促进思维方式的调适,从而消解汉英互译中由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提升汉英互译的能力和水平。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本论文指出英语教学改革应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转向通过思维方式的调适提升语言表达的能力。这需要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加强对哲学、比较文化、认知科学相关知识的必要了解。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应当培养翻译人才充分了解汉英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实现不同思想文化的准确和顺畅的交流。本论文有助于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更广泛、更充分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想文化成果。
二、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与英语教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与英语教学（论文提纲范文）
（1）论汉英习语的时空性差异 ——习语的内在组构、超常规语法结构及其变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术语界定 |
| 1.3 问题提出 |
| 1.4 研究方法与语料选取 |
| 1.5 研究意义 |
| 1.6 论文结构 |
| 2 研究综述 |
| 2.1 汉英习语的对比基础 |
| 2.1.1 汉英习语的界定 |
| 2.1.2 汉英习语的规约性 |
| 2.1.3 汉英习语的字长偏好 |
| 2.1.4 汉英习语的文体差异 |
| 2.2 汉英习语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2.1 汉语习语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2.2 英语习语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3 汉英习语变异的相关研究 |
| 2.3.1 汉语习语变异的相关研究 |
| 2.3.2 英语习语变异的相关研究 |
| 2.4 汉英习语对比的相关研究 |
| 2.4.1 汉英习语对比的相关研究 |
| 2.4.2 英汉习语对比的相关研究 |
| 2.5 小结 |
| 3 英汉时空性差异观 |
| 3.1 引言 |
| 3.2 英汉时空性差异观 |
| 3.3 汉英习语的时空性差异 |
| 3.3.1 块状拼接与勾连延续 |
| 3.3.2 空间聚合关系与时间线性关系 |
| 3.3.3 内生性与外生性 |
| 3.4 小结 |
| 4 汉英习语的组构方式 |
| 4.1 汉英习语组构方式的非均质性 |
| 4.1.1 汉语习语组构方式的非均质性 |
| 4.1.2 英语习语组构方式的非均质性 |
| 4.1.3 汉英习语组构方式的非均质性对比 |
| 4.2 从汉语偶对式习语的组构方式看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 |
| 4.2.1 汉语偶对式习语的组构方式 |
| 4.2.2 从汉语偶对式习语的组构方式看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 |
| 4.2.3 从汉语偶对式习语的英译看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 |
| 4.2.3.1 从汉语偶对式习语的词组式特征看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 |
| 4.2.3.2 从汉语偶对式习语的单句式特征看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 |
| 4.2.3.3 从汉语偶对式习语的复句式特征看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 |
| 4.3 从英语成对式习语的组构方式看英语的强时间性特质 |
| 4.3.1 英语成对式习语的组构方式 |
| 4.3.2 从英语成对式习语的组构方式看英语的强时间性特质 |
| 4.3.3 从英语成对式习语的汉译看英语的强时间性特质 |
| 4.4 小结 |
| 5 汉英习语的超常规语法结构 |
| 5.1 引言 |
| 5.2 汉语超常规习语与强空间性表征的同质性 |
| 5.2.1 汉语四字格习语的常规语法结构 |
| 5.2.2 汉语四字格习语的超常规语法结构 |
| 5.2.3 汉语超常规四字格习语与汉语强空间性表征的同质性 |
| 5.3 英语超常规习语与强时间性表征的异质性 |
| 5.3.1 英语习语的常规语法结构 |
| 5.3.2 英语习语的超常规语法结构 |
| 5.3.3 英语超常规习语与英语强时间性表征的异质性 |
| 5.4 小结 |
| 6 汉英习语组构成分变异现象 |
| 6.1 引言 |
| 6.2 汉英习语变异现象概观 |
| 6.2.1 汉语习语的变异现象 |
| 6.2.2 英语习语的变异现象 |
| 6.3 汉英习语组构成分变异现象 |
| 6.3.1 研究问题 |
| 6.3.2 语料与研究方法 |
| 6.4 从汉英习语组构成分变异看汉英的时空性差异 |
| 6.4.1 汉英习语组构成分变异的定量考察 |
| 6.4.2 从替换变异看汉英的时空性差异 |
| 6.4.3 从嵌入变异看汉英的时空性差异 |
| 6.5 小结 |
| 7 汉英习语异序现象 |
| 7.1 引言 |
| 7.2 汉英习语异序现象 |
| 7.3 汉英对称式习语异序现象 |
| 7.3.1 术语界定 |
| 7.3.1.1 对称式习语 |
| 7.3.1.2 对称式习语的异序 |
| 7.3.2 研究问题 |
| 7.3.3 语料与研究对象 |
| 7.4 汉英对称式习语异序现象的定量考察 |
| 7.4.1 汉英对称式习语的异序形式 |
| 7.4.2 汉英对称式习语异序现象的语域分布 |
| 7.4.3 汉英对称式习语的异序程度 |
| 7.4.4 汉英对称式习语的类型对比 |
| 7.4.4.1 汉语对称式习语的类型 |
| 7.4.4.2 英语对称式习语的类型 |
| 7.5 汉英对称式习语异序现象共性与个性溯源 |
| 7.5.1 共性溯源 |
| 7.5.2 个性溯源 |
| 7.6 小结 |
| 8 结语 |
| 8.1 主要发现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汉语成语九用词典》与《中华成语大词典》结构对比(节选) |
| 附录2 超常规四字格习语: 缩合型(节选) |
| 附录3 超常规四字格习语: 潜隐型(节选) |
（2）《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 |
| 2.2 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 |
| 2.3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
| 2.4 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研究 |
| 2.5 心智哲学与翻译研究 |
| 2.6 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心智哲学理论 |
| 3.1.1 意识 |
| 3.1.2 意向性 |
| 3.1.3 心物随附性 |
| 3.1.4 感受质 |
| 3.2 构式语法理论 |
| 3.2.1 构式的界定 |
| 3.2.2 构式的基本特征 |
| 3.2.3 构式语法的优势以及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四章 心智哲学视域下用例事件S/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 用例事件S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1 现实世界与原初感觉:事件的本体性 |
| 4.1.2 反思感受与语言表达:用例事件的摹状性 |
| 4.2 用例事件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2.1 理解阶段 |
| 4.2.1.1 从用例事件S到事件E’还原 |
| 4.2.1.2 从事件E’原初感觉到事件E’反思感受 |
| 4.2.2 表达阶段:从事件E’反思感受到用例事件T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5.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5.1.1 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1.1 C/H风向表征相似 |
| 5.1.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1.1.3 C的完备明晰与H的隐略婉曲 |
| 5.1.2 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2.1 C/H均以“虚幻”表征“真实” |
| 5.1.2.2 C的一语双述与H的表里取一 |
| 5.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 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1 C/H形式表征相似 |
| 5.2.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2.1.3 C的兼蓄深隽与H的简约平实 |
| 5.2.2 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2.1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似突显 |
| 5.2.2.2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异突显 |
| 5.2.2.3 C主观茶酒表征的隐晦性与H主观茶酒表征的直观性 |
| 5.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 异指类自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1 C/H人称异指均鲜见 |
| 5.3.1.2 C/H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2 异指类对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2.1 C/H数异指均无 |
| 5.3.2.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2.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3 异指类他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3.1 C/H数异指均无 |
| 5.3.3.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3.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4 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6.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 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1 C/H原型义表征相似 |
| 6.1.1.2 C/H引申义表征相异 |
| 6.1.2 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2.1 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 |
| 6.1.2.2 C/H的低专指性 |
| 6.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6.2.1 矛盾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1.1 C/H表层矛盾义的相异表征 |
| 6.2.1.2 C/H深层和谐义的相似建构 |
| 6.2.2 仿拟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2.1 C/H相似的形式表征 |
| 6.2.2.2 C的语义相邻性与H的音形相似性 |
| 6.3 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7.1 过程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1.1 真实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1.1 V的不可或缺性 |
| 7.1.1.2 C的动词点位标记与H的介词点位标记 |
| 7.1.2 虚拟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2.1 S’的静态本质 |
| 7.1.2.2 C的静态性与H的动态性 |
| 7.2 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2.1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的共性和差异 |
| 7.2.1.1 A’N的超常性 |
| 7.2.1.2 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 |
| 7.2.2 非对称类介词用例事件“我把你这+NP”的共性和差异 |
| 7.2.2.1 C/H处置义表征均不完备 |
| 7.2.2.2 C/H评价义的相似建构 |
| 7.2.2.3 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 |
| 7.3 关系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1 过程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2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3 C/H非对称处置构式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发现和创新 |
| 8.2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典籍术语 |
| 2.1.2 术语翻译 |
| 2.1.3 研究型翻译 |
| 2.2 术语翻译方法研究述评 |
| 2.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述评 |
| 2.4 “研究型翻译”相关研究述评 |
| 2.5 《吕氏春秋》术语英译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交际术语学理论概述 |
| 3.2 典籍术语翻译的交际特征 |
| 3.2.1 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实质 |
| 3.2.2 典籍术语翻译的多元功能 |
| 3.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维度的分析框架 |
| 3.3.1 典籍术语的概念系统研究 |
| 3.3.2 典籍术语的语符特征研究 |
| 3.3.3 典籍术语的交际语境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数据收集 |
| 4.2.1 《吕氏春秋》古汉语原文本及三个英译本的收集 |
| 4.2.2 《吕氏春秋》汉英双语平行文本语料库的构建 |
| 4.2.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提取 |
| 4.3 数据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总体特征描写 |
| 5.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概念系统性 |
| 5.1.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构成 |
| 5.1.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层级关系 |
| 5.1.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关联网络 |
| 5.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 |
| 5.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境特殊性 |
| 5.3.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本语境 |
| 5.3.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情境语境 |
| 5.3.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化语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吕氏春秋》英译本的术语翻译特征对比分析 |
| 6.1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概念维度比较 |
| 6.2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语符维度比较 |
| 6.3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交际维度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 |
| 7.1 文本内因素及其影响 |
| 7.1.1 文本内因素 |
| 7.1.2 对单个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1.3 对相关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影响 |
| 7.2 文本外因素及其影响 |
| 7.2.1 文本外因素 |
| 7.2.2 对相同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2.3 对同类相关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3 跨文本因素及其影响 |
| 7.3.1 跨文本因素 |
| 7.3.2 对较早时期术语翻译的模仿 |
| 7.3.3 对同类文本术语翻译的参照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模型构建 |
| 8.1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译本特征 |
| 8.2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内涵 |
| 8.3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要求 |
| 8.4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9.2 本研究的不足 |
| 9.3 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与专着 |
（4）面向母语为英语留学生的汉语感谢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汉英感谢语概述 |
| 第一节 汉语感谢语概述 |
| 一、汉语感谢语的定义 |
| 二、汉语感谢语的分类 |
| 三、影响使用汉语感谢语的因素 |
| 四、汉语感谢语的语用功能 |
| 第二节 英语感谢语概述 |
| 一、英语感谢语的定义 |
| 二、英语感谢语的分类 |
| 三、影响使用英语感谢语的因素 |
| 四、英语感谢语的语用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汉英感谢语对比及其差异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汉英感谢语表达方式的对比 |
| 一、汉英感谢语表达方式的相似之处 |
| 二、汉英感谢语表达方式的差异 |
| 第二节 汉英感谢语语用功能的对比 |
| 一、汉英感谢语语用功能的相似之处 |
| 二、汉英感谢语语用功能的差异 |
| 第三节 汉英感谢语使用对象及场合的对比 |
| 一、汉英感谢语使用对象及场合的相似之处 |
| 二、汉英感谢语使用对象及场合的差异 |
| 第四节 汉英对比下的汉语感谢语特点归纳 |
| 一、汉英对比下汉语感谢语表达方式的特点 |
| 二、汉英对比下汉语感谢语语用功能的特点 |
| 三、汉英对比下汉语感谢语使用对象及场合的特点 |
| 第五节 汉英感谢语使用差异形成的原因 |
| 一、形成汉英感谢语差异的思维方式因素 |
| 二、形成汉英感谢语差异的价值观念因素 |
| 三、形成汉英感谢语差异的社会关系因素 |
| 第五节 汉英感谢语的差异及其对汉语感谢语教学的影响 |
| 一、汉英感谢语表达方式差异对感谢语教学的影响 |
| 二、汉英感谢语功能差异对感谢语教学的影响 |
| 三、汉英感谢语使用对象及场合差异对感谢语教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外汉语教学大纲及教材中感谢语的考察与分析 |
| 第一节 大纲中的感谢语考察与分析 |
| 一、《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感谢语考察与分析 |
| 二、《新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中感谢语考察与分析 |
|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材中感谢语考察与分析 |
| 一、对外汉语教材的选择及原因 |
| 二、《新目标汉语口语课本》中的感谢语考察与分析 |
| 三、《汉语会话301句》中的感谢语考察与分析 |
| 第三节 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汉语感谢语的考察总结 |
| 一、《新目标汉语口语课本》中对汉语感谢语编排的优点 |
| 二、《汉语会话301句》中对汉语感谢语编排的优点 |
| 三、教材中对汉语感谢语编排存在的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感谢语的使用情况考察 |
| 第一节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感谢语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
| 一、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感谢语使用情况调查问卷的基本说明 |
| 二、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感谢语使用情况调查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感谢语使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感谢语使用存在的问题 |
| 二、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感谢语使用存在问题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以英语为母语留学生的感谢语教学建议 |
| 第一节 对对外汉语教材中感谢语的编写建议 |
| 一、结合学生实际需求,适当增加无标记感谢语表达形式 |
| 二、增加对其他功能类型无标记感谢语的课下注释 |
| 第二节 对教学者汉语感谢语教学的建议 |
| 一、教学者应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敏感,进行对比归纳教学 |
| 二、教学者可以综合运用教学方法实施显性教学 |
| 三、教学者要善于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
| 四、教学者要关注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及汉语使用情况 |
| 第三节 对母语为英语留学生的汉语感谢语学习建议 |
| 一、留学生要及时理解教学内容,制定学习计划 |
| 二、留学生要关注间接学习方式,善于观察生活中的语言事实 |
| 三、学生要培养移情能力,了解汉语感谢语的特殊之处 |
| 四、留学生要增加实践机会,利用好身边资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英语国家留学生感谢语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感谢语语料 |
| 附录三 |
| 致谢 |
（5）汉越俚语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内容与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中国俚语研究现状 |
| 二、越南俚语研究现状 |
| 三、汉语与其他语言的俚语比较研究现状 |
| 四、汉、越俚语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理论、研究方法、语料来源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语料来源 |
| 第四节 俚语的界定、研究范围及目标 |
| 一、俚语的界定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目标 |
| 第五节 选题理由、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一、选题理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俚语的概况、形成机理及其与其他词语的联系 |
| 第一节 俚语的性质和特点 |
| 一、俚语的性质 |
| 二、俚语的特点 |
| 三、俚语的特殊性 |
| 四、与汉语俚语对应的越南语俚语 |
| 第二节 俚语在词语中的功能 |
| 一、文化认同功能 |
| 二、交际改善功能 |
| 三、情感宣泄功能 |
| 四、禁忌回避功能 |
| 五、时尚展现功能 |
| 六、其他功能 |
| 第三节 俚语的分类及传播方式 |
| 一、俚语的分类 |
| 二、俚语传播与扩散的方式 |
| 第四节 汉越俚语的产生与形成机理 |
| 一、俚语的缘起 |
| 二、俚语的形成机制 |
| 三、汉越俚语形成机理的对比 |
| 第五节 俚语与俗语、行话、黑话、詈词及流行语的联系 |
| 一、俚语与俗语的异同 |
| 二、俚语与行话、黑话、詈词与流行语的不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越俚语的结构对比 |
| 第一节 汉越俚语构成方式比较 |
| 一、汉越俚语的结构对比分析 |
| 二、汉越俚语的句法功能对比分析 |
| 第二节 汉越俚语的语音结构对比 |
| 一、单音节词 |
| 二、同音词比重差异 |
| 三、声调差异 |
| 四、叠词 |
| 五、语素重组带来的音节差异 |
| 第三节 汉越俚语构造形式的异同 |
| 一、汉语俚语构造形式 |
| 二、越南语俚语构造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越俚语的修辞方式对比 |
| 第一节 俚语中的修辞方式 |
| 一、汉语俚语的修辞方式 |
| 二、越南语俚语的修辞方式 |
| 三、汉越俚语修辞方式的对比 |
| 第二节 俚语修辞的来源分析 |
| 一、来源一——颜色 |
| 二、来源二——动物 |
| 三、来源三——植物 |
| 第三节 俚语修辞方式在口语表达中的效果 |
| 一、适配环境 |
| 二、结合对象 |
| 三、注重内容 |
| 第四节 俚语修辞方式在文学作品中的举例说明 |
| 一、汉语俚语在文学作品里的例句 |
| 二、越南俚语在文学作品里的例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汉越俚语文化内涵对比 |
| 第一节 汉越俚语的思维方式 |
| 一、辩证思维 |
| 二、意象思维 |
| 第二节 汉越俚语展现的人民思想意识对比 |
| 一、汉、越俚语所反映的世界观与宗教信仰 |
| 二、汉、越俚语所反映的价值观 |
| 第三节 俚语中的生活哲理 |
| 一、社会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 二、经济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 三、政治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 四、文化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 第四节 汉越俚语中的民族风俗 |
| 一、风俗介绍 |
| 二、例子说明 |
| 第五节 汉越俚语中的农业民俗 |
| 一、俚语中表达相似的农业意象 |
| 二、俚语中含有不同的农业意象 |
| 第六节 汉越俚语中的数字文化 |
| 一、文化内涵相同的表达 |
| 二、文化内涵不同的表达 |
| 三、文化内涵相近或相近的表达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作者统计的汉越俚语对应的表达形式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6）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词典设计 |
| 2.1.2 场景融合 |
| 2.1.3 电子词典 |
| 2.1.4 翻译学习者 |
| 2.2 电子词典研究述评 |
| 2.3 翻译学习词典研究述评 |
| 2.4 汉英词典研究述评 |
| 2.5 学习者翻译能力研究述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关键要素 |
| 3.1 词典类型的场景化定位 |
| 3.1.1 词典类型定位的复杂性 |
| 3.1.2 词典目标定位与场景融合设计 |
| 3.1.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类型定位 |
| 3.2 词典媒介功能的场景化实现 |
| 3.2.1 存储功能与场景化的信息集成 |
| 3.2.2 动态特征与场景化的交互界面设计 |
| 3.2.3 媒介功能与场景化设计的挑战 |
| 3.3 词典用户需求的场景化锚定 |
| 3.3.1 使用场景中的用户需求 |
| 3.3.2 设计场景中的用户需求 |
| 3.3.3 场景融合设计中的用户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4.1 场景化设计理论概述 |
| 4.1.1 场景化设计的概念及优点 |
| 4.1.2 场景化设计的理论框架 |
| 4.2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的特殊性 |
| 4.2.1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考察 |
| 4.2.2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相关分析 |
| 4.3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中的词典使用特征 |
| 4.3.1 翻译学习场景中词典功能的过程复杂性 |
| 4.3.2 翻译学习场景中词典交际的人机交互性 |
| 4.4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构建 |
| 4.4.1 场景化设计理论对词典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
| 4.4.2 词典场景化设计的实践可行性 |
| 4.4.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 |
| 5.1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适用性原则 |
| 5.1.1 语言知识的适用性 |
| 5.1.2 翻译知识的适用性 |
| 5.1.3 帮助信息的适用性 |
| 5.2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可学性原则 |
| 5.2.1 语言知识的可学性 |
| 5.2.2 翻译知识的可学性 |
| 5.2.3 语言和翻译知识的整合 |
| 5.3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系统性原则 |
| 5.3.1 语言知识的系统性 |
| 5.3.2 翻译知识的系统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 |
| 6.1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灵活性原则 |
| 6.1.1 检索结构的灵活性 |
| 6.1.2 存储结构的灵活性 |
| 6.1.3 呈现结构的灵活性 |
| 6.2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层次性原则 |
| 6.2.1 检索结构的层次性 |
| 6.2.2 存储结构的层次性 |
| 6.2.3 呈现结构的层次性 |
| 6.3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交互性原则 |
| 6.3.1 检索结构的交互性 |
| 6.3.2 存储结构的交互性 |
| 6.3.3 呈现结构的交互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的效用测试 |
| 7.1 场景融合设计的电子词典样条示例 |
| 7.1.1 样条的内容设计 |
| 7.1.2 样条的结构设计 |
| 7.2 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的有效性测试 |
| 7.2.1 测试目的 |
| 7.2.2 测试材料 |
| 7.2.3 测试用户 |
| 7.2.4 数据收集 |
| 7.2.5 测试过程 |
| 7.2.6 结果和讨论 |
| 7.2.7 词典设计效用测试总结 |
| 7.3 修正后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及样条示例 |
| 7.3.1 修正后的电子词典设计框架 |
| 7.3.2 修正后的词典样条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8.1.1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关键设计特征 |
| 8.1.2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8.1.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样条的效用测试方法 |
| 8.2 本研究的主要启示 |
| 8.2.1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
| 8.2.2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
| 8.2.3 本研究的方法意义 |
| 8.3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 |
| 8.4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英汉亲属称谓语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考察范围与研究现状 |
| 1.2.1 考察范围 |
| 1.2.2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特色与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称谓语的性质和类型 |
| 第一节 称谓语的性质 |
| 2.1.1 称谓的概念 |
| 2.1.2 称谓语与文化 |
| 第二节 英汉亲属称谓语的类型 |
| 2.2.1 汉语亲属称谓语的类型 |
| 2.2.2 英语亲属称谓语的类型 |
| 2.2.3 英汉亲属称谓语分类的异同 |
| 第三章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 |
| 第一节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概观 |
| 第二节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比较 |
| 3.2.1 英汉基本亲属称谓系统 |
| 3.2.2 英汉直系血亲称谓系统 |
| 3.2.3 英汉兄弟姐妹及其子孙称谓系统 |
| 3.2.4 英汉父系兄弟姐妹及其子孙称谓系统 |
| 3.2.5 英汉母系兄弟姐妹及其子孙称谓系统 |
| 3.2.6 英汉祖父之兄弟姐妹及其子孙称谓系统 |
| 3.2.7 英汉祖母之兄弟姐妹及其子孙称谓系统 |
| 3.2.8 英汉丈夫及其直系血亲称谓系统 |
| 3.2.9 英汉妻子及其直系血亲称谓系统 |
| 第三节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的差异 |
| 3.3.1 血亲和姻亲的差异 |
| 3.3.2 宗族内外的差异 |
| 3.3.3 长幼和辈分的差异 |
| 第四节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差异的原因 |
| 3.4.1 社会性质的不同 |
| 3.4.2 宗族观念的不同 |
| 3.4.3 等级观念的不同 |
| 3.4.4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
| 第四章 英汉亲属称谓的构词和词义 |
| 第一节 英汉亲属称谓的构词特征 |
| 4.1.1 汉语亲属称谓的构词特征 |
| 4.1.2 英语亲属称谓的构词特征 |
| 第二节 英汉亲属称谓的词义比较 |
| 第三节 英汉亲属称谓的构词词义的异同 |
| 4.3.1 相同点 |
| 4.3.2 不同点 |
| 第五章 英汉亲属称谓的面称和背称 |
| 第一节 面称与背称 |
| 第二节 英汉亲属称谓的面称系统 |
| 5.2.1 直系血亲称谓(同姓) |
| 5.2.2 旁系血亲称谓(同姓) |
| 5.2.3 外亲称谓语(异姓) |
| 5.2.4 姻亲称谓语(异姓) |
| 5.2.5 夫妻系称谓 |
| 第三节 英汉亲属称谓的背称系统 |
| 5.3.1 直系血亲称谓(同姓) |
| 5.3.2 旁系血亲称谓(同姓) |
| 5.3.3 外亲称谓语(异姓) |
| 5.3.4 姻亲称谓语(异姓) |
| 5.3.5 夫妻系称谓(异姓) |
| 第四节 英汉亲属称谓语面称背称的异同 |
| 5.4.1 相同点 |
| 5.4.2 不同点 |
| 第六章 英汉亲属称谓语的泛化 |
| 第一节 亲属称谓的泛化现象 |
| 第二节 汉语亲属称谓泛化 |
| 第三节 英汉亲属称谓泛化的比较 |
| 6.3.1 英汉亲属称谓语泛化的表现 |
| 6.3.2 英汉拟亲属称谓语的应用 |
| 第四节 英汉亲属称谓泛化的特点 |
| 第五节 英汉亲属称谓泛化的语义语法特征 |
| 6.5.1 英汉亲属称谓泛化的语义特征 |
| 6.5.2 英汉亲属称谓泛化的语法特征 |
| 第六节 英汉亲属称谓泛化的异同 |
| 6.6.1 相同点 |
| 6.6.2 不同点 |
| 第七节 英汉亲属称谓泛化的成因 |
| 6.7.1 传统社会结构及民族价值观念的影响 |
| 6.7.2 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
| 6.7.3 社会发展的需要 |
| 6.7.4 语言符号的多义性和模糊性 |
| 第七章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的性别差异 |
| 第一节 亲属称谓语与社会语言学 |
| 第二节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性别差异的表现 |
| 7.2.1 英汉核心亲属称谓的性别差异 |
| 7.2.2 英汉父系母系称谓的性别差异 |
| 7.2.3 英汉夫妻之间称谓的性别差异 |
| 7.2.4 英汉从他亲属称谓的性别差异 |
| 7.2.5 英汉亲属称谓排序的性别歧视 |
| 第三节 英汉亲属称谓系统性别差异的原因 |
| 7.3.1 宗法观念与家庭结构 |
| 7.3.2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的影响 |
| 第八章 英汉亲属称谓语的文化差异 |
| 第一节 英汉亲属称谓与文化 |
| 第二节 英汉亲属称谓文化差异的表现 |
| 8.2.1 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 |
| 8.2.2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
| 8.2.3 中西方经济制度的不同 |
| 8.2.4 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基本认识 |
| 9.2 本文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本文中的图与表 |
| 致谢 |
（8）汉语植物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植物词语的界定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植物词语的界定与选取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传统训诂学对植物词语的研究 |
| 二、植物词语文化内涵研究 |
| 三、植物词语隐喻认知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汉语植物词的命名 |
| 第一节 汉语植物词命名理据的探求方法与类型 |
| 一、植物词命名理据的探求方法 |
| 二、植物词命名理据的类型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命名的特点 |
| 一、理据多源,但命名单一 |
| 二、选取事物最典型的特征进行命名 |
| 三、命名具有类比性 |
| 四、命名具有鲜明的具象性 |
| 第三节 汉语植物词的异名与同名 |
| 一、植物词的异名同实 |
| 二、植物词的同名异实 |
| 第二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语义分析 |
| 第一节 植物词语的理性义 |
| 一、理性义的直接性及其表现 |
| 二、理性义的间接性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植物词语的文化义 |
| 一、文化义的语义特征 |
| 二、文化义的语义来源 |
| 三、文化义的产生途径 |
| 第三节 植物词语语义对应模式及成因 |
| 一、植物词语的语义对应模式 |
| 二、植物词语语义对应模式差异成因 |
| 第三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认知 |
| 第一节 汉语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 |
| 一、植物概念与植物隐喻命名的认知形成 |
| 二、汉语植物名称的隐喻类型 |
| 三、汉语植物名称的隐喻认知分析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 |
| 一、植物基本层次概念为基础的隐喻模式 |
| 二、植物构成部分概念为基础的隐喻模式 |
| 三、“人是植物”“事(物)是植物”概念隐喻为基础的隐喻模式 |
| 第三节 汉语植物隐喻的特点及生成动因 |
| 一、汉语植物隐喻的特点 |
| 二、汉语植物隐喻的生成动因 |
| 第四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物质文化映射 |
| 第一节 汉语植物词语与古代的生产生活 |
| 一、植物词语与古代的农业生活 |
| 二、植物词语与古代的社会生活 |
| 三、植物词语与古代其他生产活动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语与饮食文化 |
| 一、植物词语与饮食生活 |
| 二、植物词语与食事规仪 |
| 第三节 汉语植物词语与中医药文化 |
| 一、植物词语与药学典籍 |
| 二、植物词语与药学理论 |
| 三、植物词语与医食保健 |
| 四、植物词语与涉医文学 |
| 第五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精神文化观照 |
| 第一节 植物词语的礼俗文化 |
| 一、植物词语与古代传统礼仪 |
| 二、植物词语与民风民俗 |
| 第二节 植物词语的价值观念 |
| 一、“君子之风”理想人格的赞颂与追求 |
| 二、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情感体验与共鸣 |
| 三、“德容兼备”古代社会的审美要求与反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汉英互译中思维差异的影响 |
| 1.1.2 汉英互译中思维差异引发的哲学问题 |
| 1.1.3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有关汉英语言差异的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外有关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语言与思维的跨学科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哲学思考 |
| 2.1 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1.1 作为哲学范畴的关系与实体 |
| 2.1.2 汉英语句结构上的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1.3 汉英语句功能上的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2 取象与抽象 |
| 2.2.1 作为哲学范畴的“象”与“现象” |
| 2.2.2 汉英语言中取象与抽象的不同路径 |
| 2.2.3 汉英语言中取象与抽象的不同效果 |
| 2.3 直觉与逻辑 |
| 2.3.1 汉语中的直觉与逻辑 |
| 2.3.2 英语中的直觉与逻辑 |
| 2.3.3 汉英互译中的认识路径转换 |
| 2.4 意会与建构 |
| 2.4.1 汉语中的意会 |
| 2.4.2 英语中的建构 |
| 2.4.3 立象尽意与意向性的反差 |
| 2.5 变通与规定 |
| 2.5.1 汉语中变通的表征与模式 |
| 2.5.2 英语中规定的表征与模式 |
| 2.5.3 变通与规定的矛盾与协调 |
| 本章小结 |
| 3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产生的哲学溯源 |
| 3.1 语言迁移引发的思维方式冲突 |
| 3.1.1 语言迁移的含义及特点 |
| 3.1.2 思维方式对语言迁移的影响 |
| 3.1.3 影响语言迁移的具体因素 |
| 3.2 理解障碍引发的冲突 |
| 3.2.1 汉英互译中的理解障碍 |
| 3.2.2 文化传统造成的影响 |
| 3.2.3 生活世界造成的影响 |
| 3.3 视域演变引发的冲突 |
| 3.3.1 汉语表达中的视域扩展 |
| 3.3.2 英语表达中的视域收缩 |
| 3.3.3 视域演变冲突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4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暴露的认知弱点 |
| 4.1 主体性不突出 |
| 4.1.1 中国文化中的“互倚型自我” |
| 4.1.2 西方文化中的“独立型自我” |
| 4.1.3 两类“自我”的转换 |
| 4.2 隐喻能力不足 |
| 4.2.1 文化背景知识的匮乏 |
| 4.2.2 抽象思维不发达 |
| 4.3 例证分析能力不足 |
| 4.3.1 对“象”的特殊偏好 |
| 4.3.2 中西思维中“想象”的差异性 |
| 4.4 层级建构能力不足 |
| 4.4.1 “树式”结构与“竹式”结构的差异 |
| 4.4.2 名词与动词关系的差异 |
| 4.5 “是”概念不发达 |
| 4.5.1 汉语中的“是” |
| 4.5.2 英语中的“是” |
| 本章小结 |
| 5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路径 |
| 5.1 关系思维与实体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1.1 思维前结构的调整 |
| 5.1.2 关系思维向实体思维的调适 |
| 5.1.3 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的调适 |
| 5.2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2.1 直觉与逻辑认知特征对比 |
| 5.2.2 直觉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调适 |
| 5.2.3 逻辑思维向直觉思维的调适 |
| 5.3 变通性思维与规定性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3.1 变通性思维向规定性思维的调适 |
| 5.3.2 规定性思维向变通性思维的调适 |
| 本章小节 |
| 6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应用研究 |
| 6.1 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
| 6.1.1 在英语教学中开设比较文化课程 |
| 6.1.2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
| 6.1.3 英语人才哲学素养的培育 |
| 6.2 对汉英文化交流的启示 |
| 6.2.1 注重汉英文化交流中的思维方式差异 |
| 6.2.2 加强文化交流中理解和解释的研究 |
| 6.2.3 优化汉英文化交流中的对话关系 |
| 6.3 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 |
| 6.3.1 基于思维方式调适角度的思考 |
| 6.3.2 基于人才培养角度的思考 |
| 6.3.3 基于文化发展战略角度的思考 |
|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与英语教学（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汉英习语的时空性差异 ——习语的内在组构、超常规语法结构及其变异[D]. 赵轶哲.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D]. 蒋知洋.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D]. 戴拥军. 南京大学, 2020(12)
- [4]面向母语为英语留学生的汉语感谢语研究[D]. 赵宁.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汉越俚语比较研究[D]. 裴红幸.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8)
- [6]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D]. 梁鹏程. 南京大学, 2020(04)
- [7]英汉亲属称谓语对比研究[D]. 彭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汉语植物词语研究[D]. 丁艳.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10]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D]. 刘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