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转型时期的义利之辩（论文文献综述）
李新潮[1]（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胡长海[2]（2020）在《唐宋社会转型视域下的重义轻利思想传统重构》文中提出唐宋转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引发了重利的社会思潮,集中体现在家庭生活、基层社会、政治关系、士人观念等方面,冲击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传统。针对重利的社会思潮,理学家以天理论义利,维护儒家义利观,实现了儒家道义的社会化。同时理学家还推动理学义利观理论,通过书院教育、帝王教育、家训、乡约、蒙童教育等实现社会化,重构重义轻利的社会思想传统。以家训为例,重义轻利思想传统体现在重道德轻富贵、以道义指导经济经营、以道义维护家庭和睦、婚姻轻资财、重农轻商等方面。
黄宁宁[3]（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杨杨[4]（2020）在《关圣帝君崇拜与名份信任 ——基于湖北某地关老爷崇拜的田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关圣帝君崇拜及其与名份信任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讨论传统文化信念中的神圣崇拜、圣人崇拜与圣人信任的内在关系,由此提出“名份信任”这一值得深入探讨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中对圣人的崇拜实际上是尊人为神圣。在此过程中,人们会因为圣人崇拜转而发展出一种建立于其上的信任机制——神圣信任,即一个拥有非常地位、名份、声望的崇拜对象才能成为人们信任的基础或核心。作为传统文化信念中超社会崇拜的一种观念与仪式,圣人具有常人所不能及的超凡品质,也正是由于这些超凡的个人禀赋为其成神、成圣奠定了社会基础,且凭借着这一超凡的能力与影响为人们敬奉与崇拜。正是这种圣人往往成为人们最值得信任的大人物与对象,甚至可以演化成人际信任建构的核心纽带。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以湖北某地的关圣帝君祭拜方式为个案,通过对该地区的关圣帝君崇拜现象的具体分析,以关羽从三国时代的着名战将如何被奉为神圣,进而又逐渐被祭拜为财神的过程、实践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论述圣人崇拜基础上所渐次呈现的“名份信任”问题。本文以关圣帝君成神、成圣的路径为基本脉络,论述个人的身份、人格、业绩在传统社会中如何得以神圣化的具体机制。将关圣帝君崇拜置于传统的文化信念背景下,探讨朝廷敕封、儒释道三教信奉、民间追随者尊崇的过程,以及如何把这种神圣崇拜转换成为以关圣帝君为核心、武财神祭拜为具体表征的名份信任。以此对比研究当代地方社会中关圣帝君信奉者之间在对待关羽、财神信俗上呈现出来的信任问题。本文认为:关圣帝君被视为圣人进行祭拜的神圣化机制可谓传统文化信念中超社会力量崇拜的方式之一。此类神圣崇拜与名份信任的内在关联何以建构成功,是因为圣人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具备个体人际交往的属性和特征,在中国信俗崇拜的背景之下,表现出明显的庇护感、依赖感、乃至信任感。其次,关圣帝君崇拜能够从一个被朝廷敕封的圣人,演化为民间的财神崇拜,这一过程本身就包涵了追随者基于关羽本人的个体人格而形成的神圣信任,进而衍生为人际信任关系结构中的名份信任。因而,就神圣崇拜与名份信任而言,关圣帝君崇拜通过对关羽的祭拜产生名份信任,这种名份又基于崇拜过程中所形成的庇护感、依赖感、信任感之上的神圣信任。再者,本文将基于神圣信任而形成的“名份”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依赖某个大人物的个人名份成为日常生活中主体自我建构信任网络时的有效资源。由于关圣帝君崇拜的特殊性,所以依赖其所建构起的名份信任也先验地具备特殊信任的特征。这就会从名份信任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观,促使崇拜者在追求个人财富、祭拜财神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武财神关羽作为名份信任之符码,将对关圣帝君的名份信任转化为个体自身的符号资本,表现出私我化的利益需求,从而导致了当下信任关系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乃至出现公私不分的社会现象。
金天彪[5]（2020）在《孟子王道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孟子的王道不仅是一种理想信念,也是一种对现实社会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政模式。孟子处于乱世之秋,各国诸侯犹如赌徒,汲汲于巩固权力,扩张领土,至于人民的苦痛则不系于心。由于霸道政治的挑战和崇尚功利风气的影响,要实现“王天下”理想社会秩序就必须实行王道。这样,王道成为儒家努力追求的价值标准和理想状态下的治国理念、治国方针。孟子对王道与霸道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价值理念进行了梳理和评判。经孟子的阐发,王道就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和伦理意蕴,成为先秦儒家理想政治和道德诉求的集中表达。孟子的王道思想以“民”为根本立足点,以“王天下”为终极旨归,故而民心向善的结果就是王道的实现。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建立在民众认可、拥护的基础之上,孟子对政权合法性和王权来源的思考也是相当深刻的。孟子的王道由“天命”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由“先王之道”为其提供历史依据和论证手段;由“性善论”为担保,为王道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孟子一生之中信仰王道,而王道以仁义为基础,为人之道在此,为政之道亦在此。“仁义”是孟子王道政治的核心,仁爱原则和道义原则成为孟子王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仁与义并立而二德,表明它们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功能。王道之仁的内涵不仅体现了社会伦理要求的最高道德,而且包含着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律和精神价值指向;王道之义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实践准则,对自我完善和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有着导向作用。孟子的王道思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展开,提出了实践路径。其一,“物质担保”为其经济之策。经济之策是孟子王道思想的重点,孟子强调实行道德教化的前提是解决人民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其二,“以民为本”为其政治之措。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民贵君轻”思想的主导下,孟子对“君”和“臣”的行为准则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而君与臣的行为都应当以造福于民为宗旨。德才兼备之明君贤相,是孟子王道政治贯彻的必要保证和有效措施。其三,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孟子把“修身”当做治国平天下之开端,由个人而家、国、天下,由身修到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过程。
乌岚[6]（2020）在《道家理想人格及现代人格塑造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驻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由于社会转型期、生活节奏快以及西方功利主义影响等原因,现如今社会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工作压力、欲望引起的焦虑等令人们陷入困境,难以自拔。为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们出现的各种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对道家理想人格进行合理的吸收与借鉴,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抵御错误思潮、帮助人们树立积极的思想、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导向等。对儒家等诸家理想人格进行了探索,并找出各自的缺陷,用道家理想人格来进行补偿。同时,本文也找出了道家理想人格的不足。从道家理想人格中得到了诸多人格塑造启示,如适度原则、福祸相依的辩证思维,用来缓解甚至消除现在人们遇到的各种困扰。当然,也从道家理想人格的不足中得到启示。通过介绍道家理想人格对于处世、做人的观点和诠释,以及“圣人”思想的基本特点,最终阐述道家理想人格思想对人格全面发展的指导意义以及对构筑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张莹莹[7]（2020）在《现阶段我国大学生的义利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义利观,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人们关于“义”、“利”以及“义利关系”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义利之辨”,历久弥新,但不同历史时期对“义”、“利”的强调和侧重程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对义利观的研究仍具时代性和价值性。此外,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与国家、社会、高校的未来休戚相关。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正进入攻坚期和关键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成长于建设期,同时社会问题也到了矛盾频发的窗口期,社会转型、多元文化、网络催化等因素不断冲击着现实社会固着的道德传统和现阶段我国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因此,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强化大学生的义利素养,笃实大学生的义利践行,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培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中国传统义利观、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义利观的理论基础,结合新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现实要求,依托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理论内核,重新解读现阶段义利观的义利内涵、义利关系、义利取向,尝试剖析义利观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为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大学生义利观的现状特点,文章通过发放问卷对大学生的国家观、金钱观、求学观、择业观、择友观、处世观等方面进行现状调查,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大学生义利观现状的原因。最后,文章从大学生义利观的培育方向、教育内容、培育环境和素养实践四方面提出培育对策,试图为大学生正确义利观的树立,提供正能量的航标和可信仰的力量。
石莹[8]（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陈政[9]（2020）在《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生活美学研究日益兴盛的背景下,探究中华美学精神中蕴含的生活美学思想,以中国话语与中国经验介入到当代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的价值建构之中,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学人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从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发展历程看,宋代生活美学是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典范形态,既承接中唐以来中国古典美学的“内在转向”,又开启明末以来生活审美的奢靡之风,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开启了中国古典审美的新风貌。实践层面,宋代士人在文玩鉴藏、士人园林、山水悠游、雅集交游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审美化趋向。理论层面,一批具有生活美学理论着作雏形的书籍在此时大量出现,为晚明涌现的《闲情偶寄》、《长物志》、《考盘馀事》等生活美学着作奠定了基础。宋代审美主体范围急速扩大,从宫廷到民间,其中士人阶层在宋代理学思辨精神影响下,对日常生活审美实践进行自觉反思并形成理论表述,其生活观念、生活审美观念、生活审美实践,对于建构当下中国话语的生活美学理论,回应西方日常生活美学理论,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宋代士人生活美学问题的由来和研究意义,进行了文献综述,阐明了研究的思路、方法。第二章分析生活美学的理论语境,从中西方哲学、美学生活论转向出发,梳理当代生活美学的理论演变,认为“生活美学”中的“生活”指日常的活生生的生活状态,“生活美学”可具体区分为生活美学观念和生活经验中的审美两部分内容,主要分析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审美观念、审美经验与审美方式。以此,本文进行的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主要是指对中国古代现实生活中审美观念与活动的研究。第三章从“生活”概念的词源学分析开始,通过“生”与“活”及其二者的词义构成关系来对中国古代“生活”观念进行思考。从“生生”到“日用”,古人使用了两套言说话语来表现东方式的生活观念与理想,从而让中国古人的生活既有超越性的生命之思,亦有形而下的生活之用,在生活审美层面同时形成了感性维度与超越性维度的共存。第四章从审美观念角度出发,着重考察闲、情、理、欲、物等范畴,分析宋人对于快感（欲）、美感（情）的价值判断。从宋人生活审美中的“物欲”关系入手,以苏轼“寓意于物”思想为视角,考察宋人日常生活审美中的价值论维度与伦理关怀。第五章从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出发,阐释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的情境营造与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经验的实现方式。宋人以生活物象为载体,以居室、园林为空间依托,在雅集交游中营造审美氛围,构筑审美化的生活情境。以西方日常生活美学为参照,将宋人生活审美方式划分为艺术审美式、参与式和自然环境认知式三种,呈现生活审美经验的多维面向。第六章总结宋代士人生活美学对晚明文人生活美学思想的影响,并阐述宋代生活美学的当代意义。宋代士人超越有限物欲羁绊而通达精神世界的无限,在实践层面为当代日常生活审美主体性丧失问题、精神内涵弱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反思的资源,在理论层面为美学走向生活审美,走出纯粹的理论性研究,面向真实的审美实践提供参照。第七章,论文认为,宋代士人生活美学是一种精英主义美学,是具有理性精神的生活美学,以此区别于六朝尚逸的生活美学,以及明代重情的生活美学。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重视大众文化而忽视精英文化,对宋代生活美学研究也有利于弥补此类研究的不足。基于宋代士人生活观念,论文认为宋人在“超越性”与“生存性”的互融互生中为现实生活带来张力,实现生存状态的情理谐和。立足宋代士人生活审美观,认为宋人以“心统性情”、“吟咏性情”观肯定生活审美的感性特征,以“寓意于物”、“玩物适情”观确立生活审美的价值指向,在感性审美中实践诗意生活理想。以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为范例,反思当代生活审美经验,认为生活美学是一种亲近和尊重生活的价值之学、幸福之学。通过宋人生活美学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分析,反思当代生活美学理论发展,认为中国生活美学不同于西方日常生活美学,应着重在审美价值论、境界论等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话语理论。生活美学与传统西方美学并不完全对立,生活美学的回归感性学主张并不是与艺术为敌,而是打破美学研究中的唯艺术论,将生活审美的情感经验纳入美学研究视域,彰显生活的审美品质。
张娟[10]（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义利之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转型时期的义利之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2）唐宋社会转型视域下的重义轻利思想传统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唐宋转型视域下的重利轻义社会思潮 |
| 二、理学对重义轻利思想的理论重构 |
| 三、理学重义轻利思想社会化的基本途径 |
| 第一,书院教育促进理学义利观向士人阶层的传播。 |
| 第二,帝王教育促进了理学义利观为君主接受。 |
| 第三,理学义利观在民间的推广,主要通过家训、乡约、蒙学教育等方式。 |
| 四、重义轻利思想传统的体现——以家训为例 |
（3）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关圣帝君崇拜与名份信任 ——基于湖北某地关老爷崇拜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意识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义利伦理与关系信任 |
| 二、自我主义与私人信任 |
| 三、关圣帝君与财神崇拜 |
| 第四节 理论视角及概念界定 |
| 一、理论视角:神化自我机制 |
| 二、核心概念:神圣信任 |
| 三、基本概念:名份信任 |
| 第二章 “圣人崇拜”与“信任关系” |
| 第一节 圣人与信任:圣人信任的根源 |
| 一、关圣帝君崇拜起源 |
| 二、关圣帝君崇拜中的“名”与“份” |
| 三、儒释道对关圣帝君的推崇 |
| 第二节 圣人等于信任的行动机制 |
| 一、身份与信任的关联结构 |
| 二、以“私己”为原型的信任关系 |
| 三、私我信任及行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关圣帝君崇拜的文化心理 |
| 第一节 关圣帝君崇拜的文化基础 |
| 一、总体主义的英雄观 |
| 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
| 第二节 关圣帝君崇拜的神圣化机制 |
| 一、朝廷赐封的圣人崇拜 |
| 二、民间信俗的崇拜需求 |
| 三、崇拜与忠信的双重建构 |
| 第三节 当代圣人崇拜中的信任断裂 |
| 一、地方信任:对关公文化的弘扬 |
| 二、私人信任:对关公文化的忽视 |
| 三、“信任链条的断裂” |
| 小结 |
| 第四章 圣人崇拜下的“义”、“利”观 |
| 第一节 “以义制利”的道德伦理 |
| 一、“义”、“利”之辩 |
| 二、从“子罕言利”到“以利制义” |
| 三、关圣帝君崇拜下的义利观 |
| 第二节 追求财富与人际信任 |
| 一、追求财富过程中的个体行动 |
| 二、家本位主导下的关系信任 |
| 三、流动现代性下的信任转变 |
| 第三节 诚信与财富的获得方式 |
| 一、诚信: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
| 二、个体获得财富的行动逻辑 |
| 小结 |
| 第五章 关圣帝君崇拜的信任悖论 |
| 第一节 高私德的“大公无私” |
| 一、作为公众信任的符码 |
| 二、模糊的崇拜界限 |
| 三、以“公”代“私” |
| 第二节 圣人崇拜:自我行动的内在逻辑 |
| 一、自我崇拜的仪式建构 |
| 二、信任网络:以私人关系为导向 |
| 三、信任关系与利己主义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讨论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对象信息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后记 |
（5）孟子王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孟子王道思想之缘起 |
| 第一节 孟子之时代背景 |
| 一、春秋无义战 |
| 二、杨、墨之言盈天下 |
| 第二节 王道之思想渊源 |
| 一、敬天保民 |
| 二、为政以德 |
| 第三节 王道与霸道的分野 |
| 一、原始王道 |
| 二、王霸之辨 |
| 第二章 孟子王道思想之根据 |
| 第一节 天人之际:王道思想的终极根据 |
| 一、孟子之“天” |
| 二、天命与王道 |
| 第二节 古今之变:王道思想的历史根据 |
| 一、先王之治国之道 |
| 二、先王之人格典范 |
| 第三节 人性之善:王道思想的人性根据 |
| 一、人禽之辩 |
| 二、性善与王道 |
| 第三章 仁义之道:王道思想的核心 |
| 第一节 王道之仁 |
| 一、仁与恻隐之心 |
| 二、仁民而爱物 |
| 三、仁者无敌 |
| 第二节 王道之义 |
| 一、义与羞恶之心 |
| 二、道义为政 |
| 三、义,利之本也 |
| 第四章 孟子王道思想之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物质担保:经济之策 |
| 一、制民恒产 |
| 二、用民以时 |
| 三、取民有制 |
| 第二节 以民为本:政治之措 |
| 一、民贵君轻 |
| 二、欲为君,尽君道 |
| 三、欲为臣,尽臣道 |
| 第三节 修身是治国平天下之本 |
| 一、修身的内容 |
| 二、修身的方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6）道家理想人格及现代人格塑造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技术路线 |
| 2 理想人格及道家理想人格概述 |
| 2.1 理想人格概述 |
| 2.1.1 理想人格 |
| 2.1.2 传统理想人格 |
| 2.1.3 现代理想人格 |
| 2.2 道家理想人格概述 |
| 2.2.1 道家理想人格 |
| 2.2.2 道家理想人格缺陷 |
| 2.2.3 现实生活中的道家理想人格 |
| 3 道家理想人格对其他诸家理想人格的补偿 |
| 3.1 道家理想人格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补偿 |
| 3.1.1 儒家理想人格 |
| 3.1.2 儒家理想人格缺陷 |
| 3.1.3 道家理想人格对儒家理想人格缺陷的补偿 |
| 3.2 道家理想人格对墨家理想人格的补偿 |
| 3.2.1 墨家理想人格 |
| 3.2.2 墨家理想人格缺陷 |
| 3.2.3 道家理想人格对墨家理想人格缺陷的补偿 |
| 3.3 道家理想人格对法家理想人格的补偿 |
| 3.3.1 法家理想人格 |
| 3.3.2 法家理想人格缺陷 |
| 3.3.3 道家理想人格对法家理想人格缺陷的补偿 |
| 4 现代人格塑造启示 |
| 4.1 道家理想人格中人生观的现代启示 |
| 4.1.1 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 |
| 4.1.2 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
| 4.1.3 坚决维护生态环境 |
| 4.2 道家理想人格中辩证思维的启迪 |
| 4.2.1 追求宠辱不惊的境界 |
| 4.2.2 了解知足知止的适度原则 |
| 4.2.3 要有福祸相依的思想准备 |
| 4.2.4 消极不争带来的思考 |
| 4.3 道家理想人格中自由思想的启发 |
| 4.3.1 不为物役的价值取向 |
| 4.3.2 欣然向往精神自由 |
| 4.3.3 不断探寻独立人格 |
| 5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7）现阶段我国大学生的义利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义利观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义利观 |
| 2.1.2 社会主义义利观 |
| 2.1.3 大学生义利观 |
| 2.1.4 义利观教育 |
| 2.2 主要理论概述 |
| 2.2.1 中国传统义利观 |
| 2.2.2 马克思主义义利观 |
| 2.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义利观 |
| 3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义利观的现状调查分析 |
| 3.1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义利观主流向好 |
| 3.2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义利观存在的问题 |
| 4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义利观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1 社会转型对义利观的冲击 |
| 4.2 多元文化对义利观的冲击 |
| 4.3 互联网的催化对义利观的冲击 |
| 4.4 家庭环境对义利观教育的影响 |
| 4.5 学校教育对义利观教育的影响 |
| 4.6 大学生自身发展特征对义利观教育的影响 |
| 5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正确义利观的培育路径 |
| 5.1 把握义利观的培育方向 |
| 5.1.1 从人的本质角度把握观念冲突的方向 |
| 5.1.2 从社会转型的客观角度疏导认知冲突的理性 |
| 5.2 完善义利观的教育内容 |
| 5.2.1 加强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 |
| 5.2.2 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
| 5.2.3 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 |
| 5.2.4 加强马克思唯物主义物质利益观教育 |
| 5.3 优化正能量的培育环境 |
| 5.3.1 健全法律制度,扞卫公正信仰 |
| 5.3.2 整合教育环境,塑造教育合力 |
| 5.4 强化大学生的义利素养 |
| 5.4.1 加强通识教育,提高全面素质 |
| 5.4.2 利用思政教学,强化培育实效 |
| 5.4.3 重视学生实践,笃实道德践行 |
| 5.4.4 提升自我管理,培养自律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义利观现状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既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性 |
| 1.4.1 研究的重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性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道德 |
| 1.5.2 道德教育 |
| 1.5.3 君子人格 |
| 第2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演进及特征 |
| 2.1 历史演进 |
| 2.1.1 上古三代君子观念的萌芽 |
| 2.1.2 春秋孔子对君子概念的确立 |
| 2.1.3 战国孟子、荀子对君子观念的发展 |
| 2.2 基本特征 |
| 2.2.1 人文性 |
| 2.2.2 实践性 |
| 2.2.3 普遍性 |
| 2.2.4 内在超越性 |
| 第3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3.1 融入的必要性 |
| 3.1.1 有助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3.1.2 有助于化解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
| 3.2 融入的可能性 |
| 3.2.1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相连通 |
| 3.2.2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育人理念相契合 |
| 3.2.3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 |
| 第4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 |
| 4.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内容 |
| 4.1.1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个体道德 |
| 4.1.2 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系 |
| 4.1.3 治平天下,仁民爱民的家国情怀 |
| 4.2 德育内容融入 |
| 4.2.1 和合之美与大学生社会公德涵养 |
| 4.2.2 敬业乐群与大学生职业道德完善 |
| 4.2.3 孝悌为本与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 |
| 4.2.4 仁礼存心与大学生个人品德提升 |
| 第5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 |
| 5.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教育方法 |
| 5.1.1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道德教化法 |
| 5.1.2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自我修身法 |
| 5.2 德育方法融入 |
| 5.2.1 立德树人,明确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 |
| 5.2.2 克己内省,强调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化过程 |
| 5.2.3 言传身教,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示范引导 |
| 5.2.4 知行合一,夯实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基础 |
| 第6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原则和路径 |
| 6.1 基本原则 |
| 6.1.1 方向性原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 |
| 6.1.2 时代性原则,推动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科学性原则,遵循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 |
| 6.2 实施路径 |
| 6.2.1 融入育人主渠道,发挥课程德育主阵地作用 |
| 6.2.2 构建立体化传承体系,创设良好德育环境 |
| 6.2.3 推动道德主体性生成,塑造时代“新君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生活美学的理论语境与概念辨析 |
| 2.1 生活美学发生的西方语境 |
| 2.1.1 西方哲学的生活论转向 |
| 2.1.2 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 |
| 2.1.3 西方生活美学的理论进路 |
| 2.2 中国美学语境下的生活美学 |
| 2.2.1 美学在中国 |
| 2.2.2 生活美学的理论前奏 |
| 2.2.3 中国生活美学的兴起 |
| 2.3 生活美学的概念界定 |
| 2.3.1 中西美学界对生活美学的界定 |
| 2.3.2 “生活”与“美学”—对生活美学概念的分析与界定 |
| 2.3.3 宋代士人生活美学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4 本章小结 |
| 3 宋代士人生活观念与生活美学 |
| 3.1 生存与超越——理解中国古代“生活”观念的两条路径 |
| 3.1.1 中国古代哲学对“生活”论证的两种路径 |
| 3.1.2 基于超越性的“生”—“生生”哲学 |
| 3.1.3 作为具体存在的“活”与“生存” |
| 3.2 宋代士人生活观念的双重维度 |
| 3.2.1 超越维度:宋代士人关于“生”的宇宙本体论 |
| 3.2.2 生存维度:宋代“生”范畴的“日用”转向 |
| 3.3 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的双重维度 |
| 3.3.1 日常感性之“情” |
| 3.3.2 超越境界的日常生活之“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观念诉求 |
| 4.1 闲适 |
| 4.1.1 “闲人得自由”——闲适与生活审美 |
| 4.1.2 “心充体逸”——宋代士人的休闲身心论 |
| 4.1.3 “心中闲而义理自出”——宋代士人的休闲体道之境 |
| 4.2 性情 |
| 4.2.1 宋代“理”本生活美学——心统性情,玩物适情 |
| 4.2.2 宋代“情”本生活美学——性命自得,吟咏性情 |
| 4.3 物欲 |
| 4.3.1 存理制欲——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价值观念 |
| 4.3.2 寓意于物——宋代士人在审美层面对“物”与“欲”的超越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表现 |
| 5.1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的情境营造 |
| 5.1.1 “玩物以适情”——生活物象的审美展开 |
| 5.1.2 “不可居无竹”——生活空间的审美场域 |
| 5.1.3 “宾朋交错,游赏其中”——生活事象的场景营造 |
| 5.2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实践的实现方式 |
| 5.2.1 “静中之乐,以为清玩”——生活审美的艺术模式 |
| 5.2.2 “抚摩谛玩,清谈洒洒”——生活审美的参与模式 |
| 5.2.3 “精研物性,求真尚理”——生活审美的科学认知模式 |
| 5.3 本章小结 |
| 6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影响与当代意义 |
| 6.1 宋代至晚明生活审美观念的嬗变 |
| 6.1.1 从尚雅到雅俗共赏 |
| 6.1.2 从格物到燕居闲赏 |
| 6.1.3 从吟咏性情到感官享乐 |
| 6.2 宋代士人生活审美的当代价值 |
| 6.2.1 生命主体地位的提升 |
| 6.2.2 生活审美价值的复魅 |
| 6.3 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的理论意义 |
| 6.3.1 研究领域:由艺术走向生活 |
| 6.3.2 研究方法:理论美学与实证美学的互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结语 |
| 7.2 本文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社会转型时期的义利之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2]唐宋社会转型视域下的重义轻利思想传统重构[J]. 胡长海.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20(11)
- [3]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4]关圣帝君崇拜与名份信任 ——基于湖北某地关老爷崇拜的田野研究[D]. 杨杨.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孟子王道思想研究[D]. 金天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6]道家理想人格及现代人格塑造启示[D]. 乌岚.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2)
- [7]现阶段我国大学生的义利观研究[D]. 张莹莹.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9]宋代士人生活美学观念研究[D]. 陈政. 大连理工大学, 2020(10)
- [10]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