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改革问题探究（论文文献综述）
樊晓民,唐娟莉,陈俊亚[1]（2021）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和作用——以陕西省为例》文中认为在回顾总结农村税费改革背景及历程的基础上,从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视角,评价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深入探讨其所起的作用和时代意义:理顺了农村分配关系,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保护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村市场活力;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做法,丰富了农村改革实践与探索,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杜春林[2]（2021）在《制度变迁、财力变化与乡镇治理能力提升——兼论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转型》文中研究指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本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体制变迁对乡镇财力、乡镇治理能力以及乡村关系的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体制经历了从强制性变迁到诱致性变迁的转变过程,进而直接导致乡镇财力和乡镇治理能力的变化。乡镇财政体制的强制性变迁使乡镇财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支撑乡镇政府职能发挥,乡镇治理能力显着下降,乡村关系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汲取"转向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悬浮"。但在乡镇发展和绩效考核压力下,乡镇干部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不断争取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资金、发展乡镇企业以及落实"村财乡管",客观上实现了乡镇财政体制的诱致性变迁,乡镇财力逐步增强,支撑乡镇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关系从"悬浮"向"服务"转型。
秦国庆[3]（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李青[4]（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韦锋,徐源琴[5]（2020）在《农业税减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证据》文中提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制度变迁尤其是税收体制变革深刻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本文将农业税费改革视为政策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运用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央全面废除农业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全面废除农业税会显着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提升机制更多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贡献相对较小。（2）废除农业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和地区差异性,具体而言,农业税费改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持续1～3年,且该作用在非西部地区和非农业大省表现更为明显。（3）究其原因,主要是上述地区具备较好的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和政府财政自给率等配套软环境。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回答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通过识别农业税减免所需要的市场化条件、政府作用等配套软环境,也为乡村振兴中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政策建议。
严宏[6]（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王露[7]（2020）在《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十八届三中全确定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覆盖范围最基础的地方,也是我国政府最能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政权组织。乡镇治理的效果好坏关系着我国能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本文主要探讨了当前作为城乡结合部的X镇,在乡镇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乡镇治理的现实路径。第一部分对乡镇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研究,首先了解清楚乡镇治理的内涵:乡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系统的主体,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次是对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主要从纵向时间线索对X镇的乡镇治理进行梳理,理清在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这三个时间段我国乡镇治理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在全国乡镇治理的背景下,找到X镇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乡镇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第三部分主要在新时代时期,分析X镇在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问题分析原因。首先是X镇在机构设置中的合理性,政府充分带动村支两委并与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其次在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存在着管党治党向基层不够延伸、服务需求供给不够精准和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不够。最后是乡镇政府对于乡镇青年人才保有量不够这四个问题。其主要原因在村两委班子建设、现代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的欠缺以及人才吸引力不强。第四部分主要是从提高干部素质,优化队伍机构;创新治理模式,丰富服务供给;“三治融合”加强乡镇治理能力和完善激励机制,预防青年人才流失这四个方面对X镇在乡镇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合理建议。本文结合重庆市南岸区X镇乡镇治理现代化实例,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逻辑进行研究,希冀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加快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政策思路。
梁琦[8]（2020）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三提五统”的资源提留方式向农村提取资源,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完成资源汲取,村级组织具有强制度性权威,村级组织代表国家的行政意志直接和村民打交道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2003年国家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从农业资源中汲取工业化建设资本转为向农村输送公共品资源,大量资源下乡,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的收益基础发生了改变,由此也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资源,而不是关心村庄中的资源、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政权走向“悬浮”。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治权开始衰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和动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村庄走向私人治理路径。在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村庄治权衰落的背景下,许多资源稀疏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其村级组织的配置性权威丧失,村干部只能靠在村内“表面公平潜在的利益攫取”、“针对性的私人动员”、“拉关系、套近乎、讲感情”的私人协商方式抑或是“消极作为”、“不出事逻辑”、等私人治理逻辑来积累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管控也使得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没有培育起来,乡村共同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发生改变,村级组织没有培育起治理能力,造成了动员困境、项目落地困境、公共性萎缩困境等问题,此外,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并没有培育村庄公共性而仅构成村庄私人关系的聚合,这些因素在村庄内的合力就构造了该村的私人治理,应该看到该村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去权威生成机制”而无法生产出农村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体系与能力。基于此,本文运用深描和比较的手法,运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分别从两个村庄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小组、普通村民、钉子户等不同村庄力量的行动逻辑、参与过程以及扮演角色来呈现同样为资源稀疏的农业型村庄,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和结果,以及竹村在私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河村的制度公共性激活村级治理。具体来说,竹村村级私人治理逻辑主要存在着制度权威衰落困境、治理资源缺乏困境、村庄利益分化困境等,而河村主要动用了“制度动员、价值动员以及舆论动员”、“村—组—湾"三级治理架构”、“五议两公开”等再造公共性的规则,通过对两个村庄治理逻辑的对比,从而探讨私人治理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冲击、村级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及激活村庄治理公共性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对资源禀赋上相近但治理逻辑相异的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私人治理的运用在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并试图通过针对性的动员逻辑再造村庄公共性,其目的主要有:其一、在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绝对衰落以及治责结果化导向下,私人治理治理过程中不仅大量耗散村庄资源增加治理成本并进一步压缩治理的空间,还割裂了村庄的完整性和村治主体之间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治理困境。其二、探讨如何发挥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促成国家资源与村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再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进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动员与激活村民主体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其三、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国家大量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占主体的农业类型村庄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四、对再造村庄公共性的意义与对国家-农村社会-农民关系之间的探讨,并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点经验之谈。其五、结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解读以期能成为有价值的参考。
王博[9]（2020）在《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农田灌溉系统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振兴的重要保障,其运行效率直接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然而,实际上多数农业灌溉区的灌溉系统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造成这一农业生产困境的主要原因归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失灵。由于农田灌溉系统所具有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与农户生产经营私人性之间的冲突,造成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等供给无效及偷水和抢水等灌溉用水无序问题是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失灵的主要表现,也是阻碍其功能发挥的症结所在。面对这一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无效事实,很难有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对其做出有力解释。作为一种惠顾者所有、民主管理并受益的非营利性村庄经济合作组织,农田灌溉系统在农户相互关联的自组织管理模式下,其治理必然受到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因素的影响。村庄制度能力可以为农田灌溉事务提供一种适合的治理舞台,使不同农户主体能够有效协作,达到灌溉资源整合目的,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可以演化出趋于降低组织内部人际间冲突的自发灌溉秩序,为农田灌溉系统运行提供一种融洽的组织环境。因此,将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概念引入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基于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双重视角。依据公共事务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和制度能力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系统综述的基础上,利用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和山东6省（自治区）1042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剖析了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现状及问题;构建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的表征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和解析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指数。进一步,使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跨层次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和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等多种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探究了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两大关键因子对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灌溉用水秩序和综合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并结合实证研究结论指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改进的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主要包括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和农田灌溉用水秩序两方面,分别表征了农田灌溉资源系统供给和资源占用维度的治理情况。数据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在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有55%的农户对其所在村组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供给满意,有72%的农户认为村组中大部分农户会遵守村组的农田灌溉用水秩序,说明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效果一般,用水秩序良好,黄河灌溉农业生产区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2）村庄制度能力体系包括了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个层次。在知识资源层次,农户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相互帮助程度最高,说明在以互帮互助为传统美德的农村社会,村民之间互帮互助是村庄制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系资源层次,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最高,说明相比较于关系性资源中的其他因素,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是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村庄农田灌溉事务自我品牌建设的关键。在动员能力层次,村庄管理组织联户促进集体行动的能力最高,说明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是村庄动员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3）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是由农户对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响应程度和农户相互之间在农田灌溉过程中的协调程度两方面构成。在农户对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响应方面,农户积极参加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召开的相关会议程度最高,说明农户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之间的纵向合作形式主要是通过会议决策方式展开。在农田灌溉过程中农户相互之间的协调程度方面,农户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保障集体行动成功最高,说明农户相互之间的合作水平主要体现在能否团结一致实现共同目标。（4）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显着。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层次的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有显着促进作用,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越强,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投资或投工村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的程度越大。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纵向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有促进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越高,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投资和投工村庄农田灌溉系统设施建设和管护的程度越大。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除了单方面影响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外,还存在交互效应,二者的交互项对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均有显着作用。（5）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用水秩序影响显着。村庄制度能力是通过作用于农户的灌溉行为并进一步影响农田灌溉用水秩序,农户灌溉中的偷水行为减少、用水纠纷降低和用水满意程度提高是制度能力作用于农田灌溉用水秩序的重要媒介。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是影响制度能力促进农户产生积极灌溉行为的重要因素,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正向调节制度能力与农户用水行为和村庄灌溉秩序之间的关系。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越容易促进制度能力对农户灌溉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村庄制度能力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灌溉行为而保障农田灌溉系统用水秩序的维持,是解释农田灌溉用水秩序自组织管理何以有效的一条关键路径。（6）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有显着正向作用。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表征村庄制度能力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层次因素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正向关系,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越强,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越高。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因素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秩序维度绩效和综合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正向调节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维度绩效的关系,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水平也正向调节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秩序维度绩效的关系。
倪小帆[10]（2020）在《三重维度下典型形象的生产 ——基于对小岗村的历时性考察（1978-2018）》文中指出典型形象的生产来自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共同作用,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典型形象的生产问题。试图探析新闻场域、政治场域和文学场域,三重场域的作用下是如何对小岗村典型形象进行生产,进而赋予典型形象新的意涵以及再次生产出新的典型。在新闻场域本文选取《人民日报》1978-2018年关于小岗村的487篇报道,利用历时研究来探析小岗村在不同时间段和时间点上的形象呈现与演变;在政治场域本文选取中共中央历年颁布的与小岗村有关的文件、领导人对小岗的视察以及发表的与小岗相关的重要讲话,并以这些为样本进行话语分析,着重分析典型形象是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政治场调用典型形象背后的隐喻意义;在文学场域选取三部关与小岗村和沈浩的文学作品,分别是:《小岗村的故事》、《人民村官沈浩》、《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见证小岗》,探讨文学作品对典型意义的深挖以及文学技巧对典型形象塑造上应用。本研究主要以新闻场域为主,政治与文学场域为辅,进而分析三重场域如何形塑作为农村改革典型的小岗村形象。研究发现:政治场域对典型形象的生产有着直接意义上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充分诠释典型形象的意义。新闻场域对典型形象的形塑离不开政治场域的宏观掌控,同时新闻场域在典型形象的挖掘上又存在着自身的主动性,进而引发政治场域对新闻场域进行呼应与回应。文学场域通过具体的作品对政治场域和新闻场域进行回应,三个场域之间吸纳与互动,共同形塑与勾勒出作为农村改革典型的小岗村形象。
二、农村税费改革问题探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和作用——以陕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 言 |
| 1 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背景和历程 |
| 1.1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动因 |
| 1.2 农村税费改革的历程回顾 |
| 2 农村税费改革的现实意义 |
| 2.1 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
| 2.2 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为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契机 |
| 2.3 建立“一事一议”制度，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
| 2.4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 |
| 2.5 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
| 3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 |
| 3.1 理顺农村分配关系，促进农民的持续增收 |
| 3.2 保护和解放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村市场活力 |
| 3.3 积累好的经验做法，丰富农村改革实践 |
| 4 结 语 |
（2）制度变迁、财力变化与乡镇治理能力提升——兼论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
| 二、乡镇财力与乡镇治理能力的关系: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 |
| 三、从强制性到诱致性:乡镇财政体制的变迁历程 |
| (一)乡镇财政体制的强制性变迁 |
| (二)乡镇财政体制的诱致性变迁 |
| 四、乡镇财政体制变迁下的乡镇财力变化 |
| (一)变被动为主动:争取自上而下的专项资金 |
| (二)从节流到开源:倒逼乡镇企业发展 |
| (三)由监管到引导:“村财乡管”助推财权上移 |
| 五、乡镇财力驱动乡镇治理能力提升的三重路径 |
| (一)强化向上资源争取能力 |
| (二)提高对内职能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向下组织协调能力 |
| 六、结论 |
（3）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分化 |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5.1.1 方法选择 |
| 5.1.2 案例选择 |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2.1 研究假说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内生性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5.2.6 异质性分析 |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说 |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6.2.6 异质性分析 |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 7.2.1 研究假说 |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农业税减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理论分析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2.1 理论分析 |
| 2.2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3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3.1 模型设定 |
| 3.2 变量选取 |
| (1)农业生产端影响因素。 |
| (2)政策因素。 |
| (3)结构类因素。 |
| 3.3 数据来源 |
| 3.4 变量的描述统计 |
| 4 实证研究 |
| 4.1 农业税费减免对农业TFP的影响 |
| 4.2 农业税费减免对TFP提升机制的影响 |
| 4.3 区域划分估计结果 |
| 4.4 异质性分析 |
| 4.5 动态效应检验 |
| 4.6 稳健性检验 |
| 5 结论 |
（6）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公共品 |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 3.1.4 农户参与 |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7）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乡镇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乡镇治理基本概念 |
| 一、治理的内涵 |
| 二、乡镇的内涵 |
| 三、乡镇治理的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的治理理论 |
| 一、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二、列宁的农村建设思想理论 |
| 第三节 中共党人和国家领导人的乡镇治理思想 |
| 一、毛泽东土地改革思想 |
| 二、邓小平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乡镇企业” |
| 三、江泽民、胡锦涛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总体提升 |
| 四、习近平实行乡村振兴战略 |
| 第四节 国外学者的治理理论 |
| 一、结构治理理论 |
|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三、机制治理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新中国以来X镇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乡镇治理（1949-1978） |
| 一、建国初期乡镇政权建设(1950-1957) |
| (一)建立政权机构背景 |
| (二)建立乡镇政权机构 |
| (三)完善乡镇政权机构 |
| 二、人民公社时期乡镇治理(1958-1982) |
| (一)人民公社初期(1958-1962) |
| (二)人民公社中后期(1963-1978)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治理的新突破(1978至今) |
| 一、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治理 |
| (一)包产到户(1978-1982年) |
| (二)建乡(1983-2000年) |
|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治理 |
| (一)试点阶段(2000-2001年) |
| (二)扩大阶段(2002-2003年) |
| (三)实施阶段(2004-2006年) |
| (四)发展阶段(2006-2012年) |
| 三、十八大以来乡镇治理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3-2017) |
| (二)乡村振兴战略阶段(2018年至今) |
| 第三章 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取得的成效 |
| 一、乡镇党政结构的完善 |
| (一)综合办事机构 |
| (二)事业站所 |
| (三)派驻机构 |
| (四)临设机构 |
| 二、村两委带动四邻联动,创新社会治理 |
| (一)创新工作模式,“圆心+半径” |
| (二)丰富工作内容,“自治+服务” |
| (三)完善工作机制,“管用+长效” |
| 三、其他机构的积极作用 |
| (一)驻村工作组 |
| (二)人大代表 |
| 第二节 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X镇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存在问题 |
| (一)管党治党向基层延伸不够 |
| (二)服务需求供给的精准不够 |
| (三)治理体系中三治结合不够 |
| (四)乡镇青年人才保有量不够 |
| 二、原因分析 |
| (一)村两委班子落后 |
| (二)现代化治理欠缺 |
| (三)多元化治理受限 |
| (四)人才吸引力不强 |
| 第四章 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优化对策 |
| 第一节 提高干部素质、优化队伍结构 |
| 一、优化干部选拔 |
| 二、加强干部培训 |
| 三、强化干部管理 |
| 四、改善干部保障 |
| 第二节 创新治理模式,丰富服务供给 |
| 一、升级乡镇治理方式 |
| (一)法制化治理 |
| (二)网格化治理 |
| (三)信息化治理 |
| 二、丰富社会服务供给 |
| (一)创新优化社会服务形式 |
| (二)群众参与决策导向机制 |
| (三)监督机制纳入政府考核 |
| 第三节 “三治融合”加强乡镇治理能力 |
| 一、突出自治强化法治德治效果 |
| (一)激发群众自治意识 |
| (二)丰富自治组织形式 |
| 二、健全法治保障自治德治实施 |
| (一)深化普法宣传教育 |
| (二)提高依法行政意识 |
| (三)完善法治体系建设 |
| 三、开展德治支撑自治法治落实 |
| (一)提高基层群众道德水平 |
| (二)培养乡镇干部德治意识 |
| (三)培育乡贤参与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完善激励机制,预防青年人才流失 |
| 一、完善薪酬福利制度 |
| (一)公平薪酬激励机制 |
| (二)改善人才福利待遇 |
| 二、建立公平晋升机制 |
| (一)提供公平的晋升机会 |
| (二)构建稳定的晋升平台 |
| 三、加强培养管理力度 |
| (一)培训管理制度化 |
| (二)培训与使用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论依据 |
| 1.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村治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理论范式 |
| 1.3.2 村治中的实体论研究视角 |
| 1.3.3 分析范式转向: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 |
| 1.3.4 村治困境与村庄公共性的研究 |
| 1.4 篇章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 |
| 1.5.1 个案访谈法 |
| 1.5.2 参与式观察法 |
| 1.5.3 核心概念 |
| 1.6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6.1 分析框架 |
| 1.6.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村庄社会经济基础:浙西南部竹村与鄂东北部河村概述 |
| 2.1 浙西南部竹村概况 |
| 2.1.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1.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1.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1.4 小结 |
| 2.2 鄂东北部河村概况 |
| 2.2.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2.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2.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2.4 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的行动角色:两个乡镇不同的表达 |
| 3.1 行政压力向下传导与自利性表达:林乡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1.1 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 |
| 3.1.2 项目进村初期的“拉资跑项”、村级债务 |
| 3.1.3 从“跑”到“分”的自利性项目资金分配 |
| 3.1.4 运动式治理与村庄社会的接轨 |
| 3.1.5 “一票否决”的任免考核 |
| 3.2 治理现代化下的精细化、留痕化:泉镇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2.1 早期结果考核的“计划生育”政策 |
| 3.2.2 治理现代化时期的运动式治理 |
| 3.2.3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考核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组织的比较:被困的私人治理与公共性再造 |
| 4.1 多方被困的治理:浙西南部竹村的村级组织 |
| 4.1.1 从一项村庄公共品说起 |
| 4.1.2 私人治理的村干部寡头 |
| 4.1.3 无行动能力的村民小组、村民代表 |
| 4.2 鄂东北部河村的村级组织:多元的治理主体 |
| 4.2.1 “五议两公开”公共性再造的场域 |
| 4.2.2 村治主体的“两个原则”与“四个特性” |
| 4.2.3 治理下沉与小组善治的村民小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被动员群众的比较:私人治理与公共性激活的呈现 |
| 5.1 私人治理下的利益群体:浙江竹村的农民群众 |
| 5.1.1 嵌入在土地利益里的“硬”钉子户 |
| 5.1.2 两头游走的政治投机分子 |
| 5.1.3 村庄中的“软钉子”与牟利群众 |
| 5.2 激活公共性的治理群体:湖北河村的农民群众 |
| 5.2.1 在公共话语场域被磨“软”的钉子户 |
| 5.2.2 双向的村务反馈与村庄决策的普通村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私人治理:对治理困境发生机制的解读 |
| 6.1 私人村治主体与配置性权威资源丧失 |
| 6.2 村庄治理空间与乡镇政府的管控逻辑、村治自主性 |
| 6.3 项目进村困境与项目争取和落地的私人治理 |
| 6.4 私人关系建构的村庄社会基础、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公共性再造:一种“找回群众”的治理机制 |
| 7.1 制度动员:公共场域、精英吸纳、多元村治主体与治理身份 |
| 7.1.1 公共场域再造 |
| 7.1.2 精英吸纳逻辑 |
| 7.1.3 村治主体多元化 |
| 7.1.4 治理主体的多重身份 |
| 7.2 价值动员:“公心”评价体系、内生价值与自主参与 |
| 7.3 舆论动员:集体舆论对少数钉子户的压制 |
| 7.3.1 舆论动员 |
| 7.3.2 对钉子户的治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8.1 村治逻辑核心机制:比较与归纳 |
| 8.1.1 两村乡镇政府的治理逻辑比较 |
| 8.1.2 两村村干部治理逻辑比较 |
| 8.1.3 两村村民小组治理比较 |
| 8.1.4 两村找回村内群众的逻辑比较 |
| 8.2 对找回群众理路的探讨 |
| 8.2.1 吸纳逻辑 |
| 8.2.2 消解逻辑 |
| 8.2.3 动员逻辑 |
| 8.3 从私人治理逻辑的发生机制视角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1 制度权威衰落困境 |
| 8.3.2 治理资源缺乏困境 |
| 8.3.3 村庄利益分化困境 |
| 8.3.4 应对私人治理的思路 |
| 8.3.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8.4 再造村庄治理公共性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共性内涵 |
| 8.4.2 制度公共性在不同层面的价值 |
| 8.4.3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5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9）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田灌溉系统运行低效事实 |
| 1.1.2 农田灌溉系统运行低效根源 |
| 1.1.3 现有理论对农田灌溉低效解释乏力 |
| 1.1.4 制度能力与合作为农田灌溉治理提供全新视角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田灌溉系统 |
| 2.1.2 农田灌溉治理 |
| 2.1.3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 |
| 2.1.4 村庄制度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事务治理理论 |
| 2.2.2 集体行动理论 |
| 2.2.3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 |
| 2.2.4 制度能力理论 |
| 2.3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治理机理分析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阐释 |
| 2.3.2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田灌溉治理的制度演进与现状分析 |
| 3.1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制度历史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3 分税制时期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4 税费改革后的农田灌溉管理 |
| 3.1.5 水利设施市场化改革后的多元治理 |
| 3.2 资料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1 资料来源 |
| 3.2.2 样本描述 |
| 3.3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现状分析 |
| 3.3.1 农户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认知 |
| 3.3.2 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水平 |
| 3.3.3 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效果 |
| 3.4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4.1 农户灌溉意愿表达程度较低 |
| 3.4.2 农户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 |
| 3.4.3 农田灌溉用水效率较差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及绩效测度与分析 |
| 4.1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指标体系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指标设计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
| 4.2.1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测度方法 |
| 4.2.2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测度结果 |
| 4.2.3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特征分析 |
| 4.3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及分析 |
| 4.3.1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4.3.2 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评价方法 |
| 4.3.3 农田灌溉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5.2.1 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分析框架 |
| 5.2.2 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
| 5.2.3 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
| 5.2.4 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交互作用 |
| 5.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说明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分析 |
| 5.4.1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 |
| 5.4.2 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影响 |
| 5.4.3 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用水秩序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1 制度能力与秩序 |
| 6.2.2 合作与秩序 |
| 6.2.3 研究假说 |
| 6.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说明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研究变量分析与检验 |
| 6.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4.2 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
| 6.5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秩序影响检验 |
| 6.5.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
| 6.5.2 中介效应检验 |
| 6.5.3 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的影响 |
| 7.1 问题提出 |
| 7.2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1 农田灌溉治理绩效分析框架 |
| 7.2.2 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7.2.3 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7.2.4 合作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 变量说明、研究方法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研究方法 |
| 7.4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7.4.1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
| 7.4.2 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
| 7.4.3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治理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强化农户对农田灌溉系统的认知 |
| 8.2.2 完善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的机制 |
| 8.2.3 健全基层农田灌溉管理组织 |
| 8.2.4 加强村庄制度能力建设 |
| 8.2.5 提升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 |
| 8.2.6 创新农田灌溉系统管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三重维度下典型形象的生产 ——基于对小岗村的历时性考察（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场域理论 |
| (二)对典型报道的研究 |
| (三)关于报告文学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闻场域:先进典型的生产与再生产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对小岗村形象的三阶段呈现 |
| (一)类目构建 |
| (二)资料结果显示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在四个热点时刻对小岗村形象的呈现 |
| (一)从”不合法”到农村改革的典型 |
| (二)农业税费改革:农村改革的第二次“大包干” |
| (三)沈浩逝世:新典型的出现——沈浩精神 |
| (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归典型形象的历史意义 |
| (五)典型的形构路径与新时代意义的流变 |
| 第二章 作为新典型的小岗:意义定型与再诠释 |
| 第一节 小岗村“大包干”合法性地位的确立 |
| (一)政策的对接与呼应:从“省委六条”到“县委三条” |
| (二)安徽省委:对《人民日报》“张浩来信”的回应 |
| (三)邓小平两次谈话助推小岗村合法地位的最终确立 |
| 第二节 三任总书记对小岗新典型意义的定型与再诠释 |
| (一)江泽民视察:典型形象的再度定型 |
| (二)胡锦涛批示:新典型的产生 |
| (三)习近平到访:改革精神的全面调用 |
| 第三章 文学场域:典型形象的溯源与重现 |
| 第一节 关于小岗村的报告文学作品 |
| (一)小岗村报道文学的简介 |
| (二)文学作品关于小岗村形象的形塑路径 |
| (三)三部文学作品的主题分析 |
| 第二节 “热点时刻”:文学作品中的小岗形象 |
| (一)文学作品对“红手印”的呈现 |
| (二)文学作品对领导人到访的热点时刻的呈现 |
| (三)文学作品对沈浩个体形象的呈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农村税费改革问题探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和作用——以陕西省为例[J]. 樊晓民,唐娟莉,陈俊亚.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制度变迁、财力变化与乡镇治理能力提升——兼论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转型[J]. 杜春林.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D]. 秦国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4]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农业税减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证据[J]. 韦锋,徐源琴. 世界农业, 2020(12)
- [6]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7]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D]. 王露.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D]. 梁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3)
- [9]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 ——基于黄河灌区的实证分析[D]. 王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10]三重维度下典型形象的生产 ——基于对小岗村的历时性考察（1978-2018）[D]. 倪小帆. 安徽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