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上半年西部6种建产品增速最大(论文文献综述)
张登利[1](2019)在《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持性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以人口战略、生育政策、就业制度、养老服务、健康保障、人才培养、环境支持、社会参与等为支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是完善当前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目标。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亟需完善当前的支持性政策,要真正实现“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目标,在加大政府和社会资本投入的同时需要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家庭和社区支持体系,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服务设施。本研究基于供需关系的研究视角,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年鉴、社会服务发展和统计公报、经济普查公报、人口普查公报、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等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福利多元理论”、“政策工具理论”为理论指导,采用文献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综合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沿着“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研究思路,以“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缺失——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不平衡——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体系构建”的分析框架展开研究。从历史发展进程角度梳理中国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发展历程发现,新中国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显着成效。主要表现出政策客体逐渐扩大、养老服务项目内容日益丰富、居家养老方式地位日益凸显、市场型和动员型政策工具成为主流、政策效果以服务质量为导向等显着特点。同时,在老龄化、城镇化、空巢化等新形势下,也表现出“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地位亟需政策巩固,“社区为依托”的制度化政策机制缺失,“机构为补充”的弱自主性和强依附性。通过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定量计算和需求预测分析,对比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及供给预测定量计算及其影响因素显着性分析,认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总量与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总量大,供给水平有限,关键原因在于居家养老服务缺失有效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为养老服务经费与实际需求不对等;专业人员与服务需求差距大;社会组织与社会需求不匹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能力不强。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体系的财税政策、人力资源、社会组织、老龄产业四大要素之间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财税政策是发展养老服务中政府财政责任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政策支持体系的核心,是居家养老服务长效发展的实现路径;作为一项准公共服务,如何提供足够的专业人才以满足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人力需求是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其居家养老政策支持体系构建中的核心意涵;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供给主体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管理与递送,在面对老年人多元需求时能够弥补国家、市场和家庭在养老服务方面的不足;老龄产业发展是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向广度、深度和规范化迈进的保障。支持性政策体系是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制度保障,完善支持性政策体系应遵循以下理念原则:坚持老年人主体需求是政策支持体系的基本原则;人与财是居家养老服务有效发展的基础与核心;社会组织、资本市场参与保障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政策支持主体和相关政策支持主体之间应通力合作、互补联动。中国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体系的完善,应强化政府在居家养老中的主导作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形成财税支持体系,从而多层面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人力资源支持政策应通过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志愿者队伍建设和家人三方面的支持来保证居家养老的服务供给;应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政府在进行居家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时,应通过广泛的汲取、挖掘、开拓社会资源,发展多元供给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应积极探索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的政策支持,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民间投资的撬动作用,探索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多种合作方式,完善优惠政策,并有针对性地培育居家养老老龄产业发展。
张倩[2](2019)在《人口质量、代际扶持与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驱动型和出口拉动型经济难以为继,增强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55%-65%之间波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值较低,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1/14左右。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费成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愈发凸显和子女教育成本日益高涨,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成年已婚家庭来说,较大的养老负担和扶幼负担增加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在我国普遍存在着较强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血缘亲情观念,成年已婚家庭进行的代际扶持行为贯穿于经济主体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其中“向上”的代际扶持主要体现为对老人的赡养。“向下”的代际扶持方面,中国父母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寄予殷切希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子女幼儿延续到成人。子女成年获得独立的经济能力后,父母仍要为其婚姻嫁娶提供扶持。中国式养老、中国式教育、中国式婚嫁所需的赡养、教育和婚姻等扶持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有显着影响,作为社会最重要的消费主体,其消费潜力受到抑制,无法充分释放。家庭代际扶持行为涉及到有限资源在跨代家庭成员之间的重新配置。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代际扶持的家庭成员数量增加会加重家庭负担,效用最大化的家庭为平滑消费会改变其消费与储蓄决策。众多学者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研究子女数量与老人数量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从研究结论看,现有研究对接受代际扶持的家庭成员数量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并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忽略了家庭成员质量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造成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确定,探讨微观家庭消费行为,不可忽略人口质量因素。在加入了老人健康水平、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的婚姻状态等人口质量因素后,成年已婚家庭的代际扶持行为对家庭消费产生什么影响?我国的公共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是否可以作为家庭代际扶持的补充和替代,进而减轻家庭的代际扶持负担?父辈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在多大程度上挤占家庭其他非教育类消费?处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子女对家庭带来的负担有多大?“养老”与“扶幼”代际扶持行为的交互作用及相互替代性如何?子女婚姻状况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未婚子女性别是否对家庭消费产生异质性影响?文章试图通过运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涵盖有关家庭成员健康、教育与婚嫁信息的微观样本,聚焦人口质量因素,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成年已婚家庭对父辈和子女提供的代际扶持为切入点,基于已有研究,通过建立符合我国现实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人口质量、家庭“养老扶幼”代际扶持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主要以现代消费理论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对生命周期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扩展,将家庭成员人口质量纳入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成年已婚家庭的代际扶持行为对家庭消费决策产生的影响,并对“养老”与“扶幼”代际扶持行为的交互作用及相互替代性进行分析。实证方面,本文主要使用来自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CFPS),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最小二乘估计、托宾估计方法、Logit模型等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做出了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使实证结果更具说服力。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综合分析,探究人口质量、代际扶持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并深入探究我国教育、医疗公共社会保障政策在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方面的影响。全文共分8章。第1章是导论;第2章是文献综述;第3章对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和代际扶持现状进行分析;第4章分析老人健康、养老保障对子代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第5章分析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第6章分析养老与扶幼代际扶持行为之间的交互与替代作用;第7章分析子女婚姻状况与家庭消费的关系;第8章是结论、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以老年成员的健康状况作为衡量老人质量的变量,构建包含老人质量的世代交叠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老人健康状况显着影响家庭消费与家庭净消费。老人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对老人的赡养负担越重,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越多。与无老人的家庭相比,老人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消费降低13.44%,老人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消费降低18.55%。养老负担在城乡间差别不大,“家庭养老”未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第二,将父辈的公共社会保障状况纳入子代家庭的消费效用函数中,以医疗保险为例,研究了向上代际扶持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父辈参加医疗保险的子代家庭,其消费显着高于父辈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子代家庭消费,处理组比控制组家庭消费显着提高18%左右。父辈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显着提高子代家庭消费,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家庭养老,减轻子代家庭的养老负担,公共社会保障效应具有溢出性和家庭外部性,为我国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建设提供了实证依据。女儿与儿子养老负担在城乡间表现出显着差异,城市中父代有保险的女儿家庭消费比没有保险的家庭消费平均提高53%,儿子的家庭消费提高40%,女儿在家庭养老中承担的责任高于儿子。该影响还存在显着的城乡和区域差异。第三,将父辈对子代的教育期望、子女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子女质量的指标,按照子女受教育阶段对样本进行划分,分别研究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向下”代际扶持与消费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辈对子女的高质量期望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与非教育消费支出有显着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入学主要通过挤出非教育支出而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降低家庭消费。父辈期望也主要通过挤出非教育支出的方式,通过增加预防性储蓄,显着提高了家庭教育储蓄,显着降低家庭非教育消费10562元,约占对照组家庭非教育消费的18.65%。且与子女入学相比,父辈期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等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有大学生子女的家庭与无大学生子女的家庭在消费上没有表现出显着差异。该影响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之间均无显着差异。目前国家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贫困学生“学有所依”,家庭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投入负担在减小。第四,将老人质量与子女质量统一纳入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双向代际扶持之间的交互与替代作用。从交互作用来看,养老负担和扶幼负担越重,家庭消费降低越多。对子女的质量期望每提高一个层级,家庭消费降低约1.6%,对子女质量期望越高的家庭,消费降低越多。若老人身体较为健康,则不会影响家庭消费,只有当老人健康欠佳时,才会降低家庭消费,降幅大约为4.8%。在无入学子女的条件下,老年成员健康状况每降低一个等级,家庭消费降低约0.6%。与养老负担相比,扶幼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养老(扶幼)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仅与其自身有关,而且与扶幼(养老)负担相关。即对子女质量投入最多,老年成员健康最差的家庭,消费降低最多。扶幼消费会挤出养老消费,在家庭收入约束下,扶幼代际扶持行为优先于养老代际扶持行为。第五,将子女的婚姻状态涵盖到人口质量的范畴内,研究了子女的婚姻状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结婚与否对家庭消费具有显着影响,未婚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家庭消费降低约9.18%。未婚子女年龄每增加一岁,家庭消费降低约1.19%。与未婚子女数量相比,未婚子女年龄对消费的影响更显着。相对于仅有未婚女孩的家庭来说,有未婚男孩的家庭消费多降低4.41%,这与我国家庭传统婚姻观念相符,父辈“为子女结婚而储蓄”因子女性别差异存在异质性,儿子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要大于女儿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且存在显着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根据以上分析,给出本文的政策建议。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各项公共保障政策,削减代际扶持行为对已婚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促进家庭消费潜力释放。首先,在减轻养老负担方面,进一步完善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挥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对“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进一步加快完善商业养老保险与养老保险计划,缓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带来的压力,减轻子代家庭赡养老人的医疗和养老负担。其次,积极发挥教育帮扶政策的作用,稳定家庭教育投入预期,着力减少家庭教育预防性储蓄,减轻家庭扶幼负担,提高家庭消费能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内支出受到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要避免校内教育支出“减负”无法弥补校外支出“增负”的现象。教育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业金融系统的资助合作,简化手续流程,严格落实各类助学项目,进一步减轻贫困家庭负担。最后,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婚嫁进行理性消费,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彩礼观,不流于形式,不倡导攀比风、不追随奢华风,倡导健康的婚嫁消费理念。
陈思瑞[3](2019)在《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文中认为曾几何时,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法治水平薄弱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中国式奇迹。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调动了中央与地方发展的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各级政府各自招商引资、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政府赖以正常运转的经济命脉。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运用税收政策把控经济发展的方向盘。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史上的里程碑,以经济分权冲破行政分权的局限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理财积极性,改变了央地政府之间传统的博弈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为后续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奠定了基本框架。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长期担任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引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地方税体系支离破碎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培育新的地方主体税种,打造健全的地方税体系,再次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成为当前深化财税体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营改增后,营业税消失,增值税五五分成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本文在探索地方税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之后,提出在当前阶段应摒弃以税收立法权或税收征管权作为地方税划分依据的观点。以税收收益权作为地方税的划分准,将地方享有收益权的税种都纳入地方税体系的考察范围之中。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的中心,在税种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健全地方税体系,必须先明确地方主体税种,确立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构建层级清晰的税收体系。在归纳外国地方税体系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能够满足地方财政需求,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权,并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正面的激励效果;在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兼顾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地方区域调控能力,并反映地区居民的差异化公共受益程度;在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具备税收正义的价值取向,满足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和制度正义三个维度的要求。基于此,通过联动的立法改革,构建“消费税+资源税”的双主体税种结构,是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的适当选择。
刘成冬[4](2019)在《产业集群发展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源自四川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以及内陆自由贸易区的不断设立,中西部地区正在吸引着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内陆省份的对外贸易也在高速发展中。从2018年1-7月的数据来看,西部地区的进出口额为2021亿美元,约为东部地区进出口额22082亿美元的十分之一,而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速达到25.5%,这一数据两倍多于东部地区10.9%的出口增速,这充分说明西部地区高速的出口增速下同时也伴随着出口总额过低的现象。西部地区存在的进出口额低但增速高的现象值得引起关注,而本文研究的关键在于找出促使西部地区带动贸易高速增长的原因。上述现象被部分解释为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但近些年来,交通不断发达的某些西部地区却没有出现上述的现象,例如说重庆市,其2018年上半年的进出口增速仅为11%。相比之下,2018年上半年四川省进出口增速为24.9%,但是进出口总值仅为2499亿元,其高速增长的出口以及较低的出口额存量等特征使得其成为研究西部地区的典型,同时对比重庆市可以看出,四川省高速的进出口增长很有可能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来看,即使中小企业众多,但是如果能够合理的利用其各自的优势进行发展,仍然可以达到提高整体出口的效果,而在这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生产方式为“产业集群”,例如浙江省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等。本文将借鉴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来对四川省企业进行研究,试图证明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可以在四川省企业的出口增长中发挥作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选取2004年和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研究,以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计算县级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通过使用产业相近度指标进行基础实证分析与稳健性分析后,本文的结论为:首先,产业集群内部产业链整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在出口集约边际上的出口;其次,产业集群内部产业越多元化,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在出口扩展边际上的出口;同时,产业集群内部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越快,越有利于促进内部企业的出口;最后,企业生产效率越高,越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对出口的影响。通过以上结论本文给出的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有:1.加强产业集群内部产业链整合程度;2.促进产业集群内部多元化产业发展;3.加速产业集群内部产业转型升级;4.改善企业生产状况以放大企业生产效率作用。
向洁[5](2018)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文中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领导人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5年1月提出/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组织,并于2015年5月8日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对接合作共识由此达成,其亦开创了欧亚区域多边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双方对接合作正处在稳步推进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模式选择、机制构建与平台运用等制度性深层对接方面仍缺乏实质性安排,阻力因素依然较多。此时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问题,探寻各国发展新思路,谋求多方合作新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可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双方对接合作规划的制定以及具体务实行动的选择提供决策参考价值。本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国际贸易、区域一体化、区域合作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以“阐释对接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总结对接成效与问题——识别对接机遇与挑战——剖析对接基本架构——优选对接模式——构建对接机制——探寻对接路径”为基本逻辑框架,结合文献分析与归纳演绎、历史与逻辑、统计与比较、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等分析方法,旨在探寻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机制及路径。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1.从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两方面阐释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区域一体化潮流以及区域各国国内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客观需要,可行性则是基于双方地缘毗邻、政治互信、贸易互补、发展理念相近、民意支持等优势基础的存在。2.从“五通”视角梳理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早期收获,并指出了相关问题。目前双方对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机制特性差异、深度对接能力和意愿有限、合作依赖关系非对称、技术服务标准迥异、务实合作经验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深度化发展。同时,双方还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内外部环境。3.从发展战略对接与务实领域合作的宏、中微两个层面剖析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指出:发展战略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要重点推进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项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这两大跨国跨区域性战略对接。务实领域方面,要以设施对接为优先,贸易对接为首要,能源对接为基本,产能对接为重点,金融对接为突破,农业对接为补充。在贸易对接问题研究上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贸易效率,揭示出双边贸易效率水平中等,贸易潜力较大,有必要创新合作模式(如建立自贸区)进一步拓展,同时指出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正向作用,可作为双方对接平台。4.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方视角分别探寻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模式方面:从主体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整体的“CN+1”(N≥5)、与联盟各国的“C1+1”、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以及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4种模式优难点,并指出具体推进中应综合使用,同步开展;从功能角度提出了自由贸易区、跨国经济走廊、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人文交流基地5种具体推进模式。其中,自贸区,尤以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模式为关键。对此,文章利用WITS-SMART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关税减让对双方贸易、福利效应及关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论证出该FTA建设在经济效应上可行的结论。机制方面:从主体角度提出了以多边领导人高位协商为主的“CN+1”(N≥5),以双边政府首脑、总理+部长、地方政府、高级别工作组等为主的“C1+1”以及以企业对接、银行对接与融资对接为主的“E+F”3种对接机制;从功能角度提出了智库对话、政府磋商、跨国管理、监督反馈、法律协调、信息交流等6种具体推进机制。5.从主体推力、实体抓手、制度保障和推进原则四方面确立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具体路径。即以政、企、智、媒、民五方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贸易便利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等为抓手,以规则构建、自贸区建设、人文互动为关键,以次区域、多边单项对接为先行,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给予了分别设计。二是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系统性分析论证了上合组织作为双方对接合作平台的可行性及其具体功能作用。三是在WITS-SMART模型框架下,基于HS6分位贸易数据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性(短期和长期)关税减让对双方经济效应的影响。
严雅雪[6](2017)在《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FDI与生态环境问题也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究。有的学者(如Goldenman,1999;Vogel,2000;盛斌,2012)认为发达国家虽然会基于降低环保成本的动机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但其伴随的非物化型的知识溢出效应不仅会抵消其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带来的环境污染,还会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如Cole,2004;Mani,1995)认为FDI作为“一揽子”要素(如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转移的媒介会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对中国而言,FDI增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为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扩大对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因其具有“一揽子”要素转移的特征,使中国在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FDI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当前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其污染面积达270万平方公里,涉及17个省市自治区,影响人口达到6亿人(林伯强,2015)。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并且政治色彩日益浓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早在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表示雾霾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将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中国一直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0%左右、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几十倍的现状(衣保中,2013)。为全方位多角度适应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的要求,需要调整相应的外资政策和提高利用外资的环境效率。因此,重新审视评价FDI与中国生态环境的关系,加强FDI环境效应的评估工作,分析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刻不容缓。鉴于此,本文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论文首先研究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检验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FDI的辐射效应,然后构建了经济地理嵌套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结合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 FDI存量和流量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雾霾(PM2.5)污染和FDI存量和流量分别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FDI是加剧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重要因素,并且FDI是引起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格兰杰原因。其次,研究FDI对中国区域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国家层面的FDI环境效应反映的是国家整体平均水平和总体状况,而整体的评价反映不了区域间的非典型特征,故有必要对东、中、西部地区的FDI对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进行检验,来分析比较FDI对中国不同地区的雾霾(PM2.5)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将中国241个城市分成东、中、西部地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从区域的角度分析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FDI是加剧东、中部地区雾霾(PM2.5)污染的重要因素,但对西部地区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并不显着。再次,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对华投资的模式与动机、投资产业分布、规模等要素的不同会对东道国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外商实际直接投资较高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的FDI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来识别不同来源地FDI存量和流量在国家层面以及区域层面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来自中国港澳台的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不显着,来自欧美日和东(南)亚的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产生显着的增促效应。然后,研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的不同阶段下,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FDI可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异质性”,本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对FDI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分析,以弥补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线性影响研究方面的不足。将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作为门槛变量,将FDI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现在FDI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和趋同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门槛变量条件下,FDI对中国雾霾(PM22.5)污染产生显着的增促效应。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时,越过门槛值后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贡献度减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以研发投入为门槛变量时,越过门槛值后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贡献度减弱,也出现下降趋势。结论表明了不同的门槛变量对FDI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不同,同时揭示出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越过门槛值后降低了 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负面影响。最后,在深入研究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实证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提出提高FDI质量和降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政策建议:如施行严格的环境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外资产业政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准入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观念等。
徐松[7](2017)在《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药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的科技含量高、经济规模大的朝阳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支撑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服务业的支柱。大力发展医药产业,对延长人民寿命、保障人民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促进社会进步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截止2015年底,我国现有医药生产企业7000多家,就业人数150多万人。2015年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885亿元和利润2768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分别为17.4%和14.5%,始终居工业各行业前列。医药产业创新作为技术、知识、人才和资金高度密集的创新活动,既有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成果,又有市场紧密结合的市场经营管理创新模式,同时还有规范化的组织创新机制和技术流程等,它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日益突出。尽管医药产业的科技创新已经列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之一,但我国医药产业面临科技研发不足,创新能力较弱,高科技人才不足等诸多问题,如何寻找影响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论文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问题。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深入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问题与机遇,实证分析了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借鉴了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经验,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战略目标、发展原则和对策建议。一、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理论基础。论文首先从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现实与理论背景出发提出问题,阐述本研究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继而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界定了技术创新、医药产业和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等相关概念,分析了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研究了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全面创新理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二、国内外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创新特征。从国际来看,医药市场需求加大,推动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发达国家或地区增速放缓,新兴市场增长迅速;国外医药产业发展的特点是:医药公司呈现高度集中化,医药公司研发的投入居高不下,化学药物仍是市场主体,生物技术药物增长迅速;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高科技性,呈现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特点,同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国外医药产业的创新特征是:医药产业的垄断程度较高,医药产业的技术同盟成为新药开发的新模式,多种医药创新类型的产品并举开发。从国内看,中国医药工业产出在我国工业行业中的比重稳步上升,医药市场增长迅速,医药产业的收入与利润增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医药出口值稳步增加,医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多,我国人口和健康对医药发展的需求巨大。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特点是:医药产业受政策影响较大;医药产品原发药较少,药品的含金量不高;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竞争力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医药企业面临国际跨国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特征是:中国为医药大国,但非医药强国,医药科技创新能力较差;我国大力鼓励高仿药的研制和开发;产研联盟作用虚化,缺乏有效机制体制和运作实体;药物研发审评体系周期过长。三、技术创新对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国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创新,关键靠科技力量。技术创新是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医药企业永恒的主题,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瓶颈,是提高医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四、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与机遇。在过去30年间,我国医药产业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成就,整个医药产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7.7%,在各大行业中名列前矛。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医药产业供应保障能力增强,创新研发企业增多,药物品种研发取得积极进展,医药产业兼并重组增多,医药产业中小型企业发展更加活跃。但是,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面临着诸多问题:医药卫生产业资源配置不合理,医药产业高端人才缺乏,医药产业新药少且品种单一,国外跨国医药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制药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新制剂开发能力有待提升。其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政策、研发经费、基础研究和人才配置等。中国医药产业面临的机遇主要有:医药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社会和人民健康的刚性需求,国际新药研发新趋势带来的契机,政府给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医药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医药产业的资金来源逐渐多元化。五、利用主因子分析法对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研究从有可能影响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目的出发,选择了可能与医药产业创新相关的医药制造业数量、企业规模、利税、研发人员数量、研发经费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发明专利数量等多种因素,利用主成份分析法评价我国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从中筛选出影响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主成分因子,结果表明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主营收入比与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性最强,其次是R&D机构数、R&D项目数、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等,与企业的利润、企业的利税、R&D经费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等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为制定合理的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和建议奠定了基础。六、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论文以美国科技创新和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管理体系、相关机构、创新主体、创新模式、金融市场体制、人才培养和引进体制以及美国政府特别重视知产权保护和基础研究的独特做法为例,提示我国应结合国情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推广产学研结合模式、探索多元化的资金市场等。七、促进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原则和对策建议。在制度创新层面,要实行市场资源配置为主,在保证和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分配的公平程度,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健康需要;要树立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创新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构建国家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创造发展的新优势,营造有利于医药科技创新的宏观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新药评审和监管制度,制定和执行合理的税收减免政策。在组织创新层面,从优化外部环境,壮大创新主体出发,有规划地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实现重点领域的重点突破;完善我国创新药物研发的投融资体系;探索符合实际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在技术创新层面,重点是加强基.础研究、共建研发平台,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实施知识产权、标准、质量和品牌战略,;加快特色医药产业的技术研发创新。在人才创新层面,要筑牢创新根基,培养新一代优秀学术带头人,强化和提升学术带头人的原始创新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多学科交叉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等,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龙头,带动各学科的快速和高效发展,提升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增强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综合竞争实力;积极引进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完善成果转化机制。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地,将有助于我国医药产业的绿色、快速、高效发展。
魏亦山[8](2016)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几十个国家积极参与,然而这个战略要想实现却是一项复杂、系统而又艰巨的工程。从国家层面来讲意义重大,对企业来说又是无限潜在的商机,但由于正式提出的时间只有二到三年(2013年提出),而“一带一路”所涉及区域又很广泛,情况纷繁,到底如何实施,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系统研究。当然经济实践特别是牵涉到许多国家经济活动,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彻才开始,许多事情恰恰是边做边研究边完善的。而研究工作不仅需要相关理论支持和指导,而且还需要有周全而深入的剖析,即对相关国家、区域和领域及我国自身的各种条件、基础和实力开展各种专项研究。然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性资料及实时动态研究很少,甚至一些相关小国则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既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又有很大的研究难度。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正酝酿着调整,许多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现已步入“新常态”,持续了多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同时,由于过去十多年过于乐观的产能扩张,中国很多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部分产能技术大多数是不落后的,只是供大于求,需要向外转移扩展市场。再者中国巨大的市场也孕育了一批大企业,正在成为具有跨国投资和全球运营能力的跨国公司。这些因素叠加促使中国正在进入大规模“走出去”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但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还能够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也能够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而“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又是重中之重,在整个战略中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也就打下了坚固的基础。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巨大的资金需求是重头戏,所以,本研究就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国情,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研究如何在充分利用原有以财政资金和信贷为主的融资手段的基础上,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开发新的融资工具,提升直接融资基础设施融资规模中的比重,以寻找到能够提供给“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需要的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资金的供给。由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与很多国家相关,要想顺利地建设好,必须要有这些国家相关人员的合作,而人们的合作行为涉及到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这些文化因素,所以,需要还要考虑金融支持的文化影响问题。而这从文化影响(以宁夏为例)的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实施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本文的研究路径是:对现有的资料和文献进行较全面的检索和查阅,将现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为指导,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出发,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金障碍,在借鉴世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本文运用了比较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论文研究框架主要分为五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理论分析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支持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二是目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三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情况以及效果,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概况以及经验总结:四是分析宁夏与穆斯林国家的文化相似在“一带一路”特殊地位和典型作用。五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是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好,而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系统性的做好这些工作:第一,要构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体系;第二,要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式;第三要发挥好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一带一路”的整个经济发展;第四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第五,以文化作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条件。本文研究的创新点:1.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成功的重要基础是与相关国家文化的沟通、融洽与融合的观点。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由政府最高层主导、多部门联合参与,这样高规格的政策等级,在中国通常意味着相关省市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在执行中是一路绿灯。这样的支撑虽然比较容易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扩张目的,但也会因这是进入中国许多企业并不太熟悉的国际舞台,风险也特别大,因为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思想意识方面等原因,可能会不仅使中国的企业难以获得高额利润,还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所以,只有在思想文化融洽与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够使不同国家的金融家和企业家在思想和行为上达成共识,有利于中国主导的金融的合作与发展,达到减少阻力获得共赢。2.本研究做了目前学术理论界还没有做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研究以金融支持作为一种系统体系,从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两方面来综合进行分析。这是由于本文在分析现有的研究文献时发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上,而忽略了金融需求与供给存在矛盾的情况。因此,本文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与供给角度出发,分析了深层的原因,并根据这些原因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是从国际上看,现有的研究集中在把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寄希望于本国或政府间区域性的金融机构上,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复兴银行。而本文认识基础设施的研究落脚重点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上,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加强跨进征信合作等。三是建议大力促进文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推动金融支持,这也是现有的文献中鲜有提及的。因为文化活动可以领引金融活动,西方的竞争文化与中国的中庸竞争观有很大差别,金融波动有幅度,是物极必反的规律体现,不能把赢利看作是唯一目的。同时文化活动所形成的文化产品还可转化金融产品,做到金融与文化的有机结合。3.使用了目前学术界还有用过的新数据。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用科学、准确的新数据论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紧迫性和巨大的金融需求以及不相匹配的金融供给,并针对此种现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案例剖析。目前从国内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省区来看,宁夏有独特的优势。在沿丝路国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主流地位,这些国家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不可绕开的极为重要区域,而这正是宁夏回族文化所有的独特优势,而且,假如通过文化融洽为先导顺利开展、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为其他省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非常有益的经验。
陈俊楠[9](2016)在《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认为矿业投资环境是矿业投资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的集合,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及其区域差异决定着矿业投资的规模和流向。我国矿业发展具有区域多样性的特点,各地区矿业投资条件和竞争环境具有明显差异。在当前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改革等背景下,开展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对于优化区域矿业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矿业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综述、理论研究、数据分析、模型测算、专家研讨、问卷调查、调研座谈等大量研究和实物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开展了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影响因素、评价指标、评价模型、实证分析等研究工作,形成了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的方法模型、竞争力定量化评价、地区排序及优化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的思路建议。本研究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一是研究构建了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模型。针对我国区域矿业发展规律和投资环境特点,对现有矿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了总结分析和修正完善,在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影响因素识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由7项影响因素和10项评价指标构成、运用多层次加权综合评价方法的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模型。二是探索开展了我国31个省(区、市)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实证评价。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工作,对我国31个省(区、市)的资源禀赋、矿业发展程度、矿业市场化程度、矿业开放程度、矿业管理效能、地质资料服务、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估,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模型,对31个省(区、市)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情况进行了定量化测算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得分排名居前15位的省(区、市)依次是内蒙古、新疆、广东、山西、湖南、宁夏、黑龙江、甘肃、青海、陕西、云南、辽宁、浙江、贵州和四川。这些省份在东部、中部、西部等区域都有分布,其中东部地区省份占20%,中部地区省份占20%,西部地区省份占60%。总的来看,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矿业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得分总体靠前。
赵旭东[10](2016)在《D公司竞争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汽车制造工业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消费结构和消费群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汽车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大批世界乘用车巨头通过合资或进口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引入新车型和新技术,乘用车行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虽然中国乘用车市场保持高速增长,但增速却不断放缓。2015年上半年乘用车同比增长6.5%,增速放缓超预期,其中轿车同比下降4.4%,是继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在市场环境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上海大众首先掀起下调官方定价的大幕,各乘用车企业纷纷加入促销保量的行列,行业竞争形势异常激烈。车市短时间萧条,造成大量乘用车企业产能闲置,去经销商库存成为下半年汽车市场热门的话题。车企、媒体、消费者对乘用车市场变化众说纷纭。D公司作为中国乘用车市场上二线合资品牌,也未能独善其身。在2014年以前公司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并实现了 2014年行业销售排名第八名的好成绩,但2015年却跌出前十名。2015年年中,部分生产线停工检修,公司高层的任命也处出现了变动。产品设计研发能力、品牌影响力、内部组织结构、销售渠道等方面问题所造成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在乘用车市场新形势下,D公司有必要仔细梳理和分析现况,适时调整战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二线合资品牌D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乘用车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强大的购买需求、良好的行业政策和地方支持以及高素质的廉价产业工人使得中国乘用车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同时也面临节能减排、自主研发技术薄弱、新能源汽车、互联网销售平台对传统汽车行业的冲击。虽然面临品牌实力不强,自主研发薄弱、人才发展有瓶颈等问题,但D公司的股东方之间和合竞争,产品设计能力强、引进产品性价比高,零部件配套体系稳定等优势将是企业未来增长的有力保障。从乘用车市场竞争态势来看,仍然是几家大品牌“寡头”竞争的局面。公司仍有机会采用即利用优势把握机会的SO战略,超越竞争对手。同时D公司需采取差异化的竞争战略,通过发展模式、产品设计、细分车型、售前售后服务、品牌形象差异化四个方面提升企业未来影响力和竞争力。尤其是在品牌发展模式上,D公司不能跟风主流车企,大力推广自主研发,应着重提升制造水平,降低营运成本,重点关注产品本土化的适应性研发。最后从推动文化战略促进跨文化融合,组织机构扁平化、柔性化、知识化变革以及营销差异化、个性化创新三个方面制定措施,以保证差异化竞争战略的实现。
二、2002年上半年西部6种建产品增速最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上半年西部6种建产品增速最大(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持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4 理论基础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1.6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 |
2 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体系的发展 |
2.1 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的演进 |
2.2 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的成效与特点 |
2.3 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性政策发展的困境 |
3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测算分析 |
3.1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测算分析 |
3.2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分析 |
3.3 结论 |
4 居家养老服务中财税支持性政策的完善 |
4.1 财税政策支持居家养老服务的作用方式 |
4.2 现行养老服务相关税收政策 |
4.3 居家养老服务财税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 |
5 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人力资源支持政策的完善 |
5.1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分类及素质要求 |
5.2 居家养老服务人力资源供给分析 |
5.3 居家养老服务人力资源支持性政策体系建设 |
6 居家养老服务中的社会组织支持政策的完善 |
6.1 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功能定位 |
6.2 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 |
6.3 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持性政策 |
7 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政策中的老龄产业 |
7.1 老龄产业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关联性 |
7.2 老龄产业支持性政策的市场环境分析 |
7.3 老龄产业支持性政策体系建设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的结论 |
8.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2)人口质量、代际扶持与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4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 |
1.5 概念的界定 |
1.5.1 人口质量 |
1.5.2 代际扶持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居民消费理论形成、发展与演进 |
2.1.1 传统消费理论 |
2.1.2 考虑了代际扶持的现代消费理论 |
2.2 我国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经验研究 |
2.3 从代际扶持角度对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 |
2.3.1 代际扶持与居民消费 |
2.3.2 人口质量与居民消费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居民消费与家庭代际扶持现状分析 |
3.1 我国居民消费现状 |
3.1.1 我国居民消费率及其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别比较 |
3.1.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
3.2 我国居民家庭代际扶持现状 |
3.2.1 老龄化与养老社会保障现状 |
3.2.2 家庭教育负担与公共教育保障现状 |
3.2.3 来自婚姻市场的经验观察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老人健康、社会保障与家庭消费行为 |
4.1 老人健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
4.1.1 数理模型 |
4.1.2 实证分析 |
4.2 父辈医疗保险的家庭外部效应 |
4.2.1 父辈医疗保险影响子代家庭消费的机制分析 |
4.2.2 数理模型 |
4.2.3 实证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子女教育与家庭消费行为 |
5.1 父辈期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
5.1.1 影响机制及异质性分析 |
5.1.2 基于OLG模型的理论分析 |
5.1.3 实证分析 |
5.2 子女上大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
5.2.1 数据及变量说明 |
5.2.2 实证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养老与扶幼代际扶持的交互与替代 |
6.1 理论模型分析 |
6.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6.2.1 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变量选取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1 养老扶幼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
6.3.2 养老扶幼的交互作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
6.3.3 扶幼消费和养老消费的替代性分析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子女婚姻状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
7.1 影响机制 |
7.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7.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3.1 基准回归 |
7.3.2 稳健性检验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资料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地方主体税种的基本概念 |
一、地方税的概念及涵义 |
二、地方税相关概念辨析 |
三、地方主体税种的概念及涵义 |
第二节 公共财政理论 |
一、公共财政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二、公共财政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三、公共财政理论对于地方税收支的意义 |
第三节 财政分权理论 |
一、财政分权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二、财政分权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三、财政分权理论对于地方税权的意义 |
第四节 税收正义理论 |
一、税收正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二、税收正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三、税收正义理论对于地方税的意义 |
第二章 营改增后中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第一节 地方税收不符合地方公共财政需求 |
一、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过低 |
二、非税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过高 |
三、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 |
第二节 地方税权难以适应财政分权的需求 |
一、地方税立法权缺失 |
二、地方税征管权日趋萎缩 |
三、税收收益权划分愈发不合理 |
第三节 地方税制有违税收正义价值 |
一、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实质正义要求 |
二、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程序正义要求 |
三、地方税制不符合税收制度正义要求 |
第四节 我国地方税体系问题溯因 |
一、市场与政府界限不清晰 |
二、分税制以集权作为初衷 |
三、地方税制设计有违正义 |
第三章 外国地方主体税种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地方主体税种的设置 |
一、发达国家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
二、发达国家政府间税权划分 |
三、发达国家地方主体税种设置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地方主体税种的设置 |
一、发展中国家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二、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税权划分 |
三、发展中国家地方主体税种设置 |
第三节 外国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比较分析 |
一、外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二、外国政府间税权划分比较分析 |
三、外国地方主体税种设置的比较分析 |
第四节 外国立法经验对我国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借鉴 |
一、科学合理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二、稳定适度的政府间税权配置 |
三、明确合理的地方主体税种 |
第四章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思路和选择标准 |
第一节 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思路 |
一、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逻辑前提 |
二、关于地方主体税种的备选税种 |
第二节 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财政标准 |
一、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保障意义 |
二、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作用 |
三、地方主体税种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导向 |
第三节 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经济标准 |
一、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宏观经济发展方向相契合 |
二、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区域发展特色相一致 |
三、地方主体税种应当与居民公共受益相匹配 |
第四节 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的价值标准 |
一、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实质正义 |
二、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程序正义 |
三、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当具备制度正义 |
第五章 地方主体税种部分备选税种的利弊分析 |
第一节 增值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增值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增值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增值税方案的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第二节 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企业所得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企业所得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企业所得税方案的税收正义价值分析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个人所得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个人所得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个人所得税方案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第四节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备选主体税种的利弊分析 |
一、房地产税方案的财政能力考量 |
二、房地产税方案的经济意义检视 |
三、房地产税方案税收正义价值探究 |
第六章 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立法改革的设想 |
第一节 双主体税种结构之消费税方案 |
一、消费税方案具备财政意义 |
二、消费税方案满足经济标准 |
三、消费税方案符合税收正义价值 |
第二节 双主体税种结构之资源税方案 |
一、资源税方案具备财政意义 |
二、资源税方案满足经济标准 |
三、资源税方案符合税收正义价值 |
第三节 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路径 |
一、双主体税种模式的立法改革总体思路 |
二、消费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 |
三、资源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立法改革 |
第四节 地方主体税种立法改革的配套措施 |
一、明确政府职能并简化政府层级 |
二、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 |
三、税收立法权下放的配套条件 |
四、稳步推进地方辅助税种立法改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表 |
(4)产业集群发展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源自四川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重点及创新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
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1 产业集群的聚集方式及聚集原因 |
2.1.2 产业集群的聚集益处 |
2.1.3 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 |
2.2 文献评述 |
2.3 理论与研究假设 |
第3章 数据来源、指标构建及描述性分析 |
3.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3.2 指标构建及测算步骤 |
3.2.1 出口指标的测算 |
3.2.2 产业集群的测算 |
3.2.3 企业生产效率的测算 |
3.3 数据筛选步骤 |
3.4 数据描述性统计 |
第4章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4.1 模型设定 |
4.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4.3 出口集约边际检验 |
4.3.1 基础回归分析结果 |
4.3.2 加入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
4.4 出口扩展边际检验 |
4.4.1 基础回归分析结果 |
4.4.2 加入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
4.5 四川省产业集群分类 |
第5章 稳健性检验与实证结果的经济分析 |
5.1 稳健性检验 |
5.1.1 变量测度的偏差 |
5.1.2 企业选择的偏差 |
5.1.3 内生性检验 |
5.2 实证结果的经济分析 |
5.2.1 产业集群内部产业链整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额 |
5.2.2 产业集群内部产业越多元化越有利于扩大企业出口市场 |
5.2.3 产业集群内部产业转型升级越快越有利于企业出口 |
5.2.4 企业生产效率越高越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对出口的影响 |
第6章 对策与建议 |
6.1 加强产业集群内部产业链整合程度 |
6.2 促进产业集群内部多元化产业发展 |
6.3 加速产业集群内部产业转型升级 |
6.4 改善企业生产状况以放大企业生产效率作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研究不足 |
第二章 理论基础阐述与概念界定 |
第一节 理论基础阐述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二、区域一体化理论 |
三、区域合作理论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特点 |
二、欧亚经济联盟的内涵、特点 |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概念界定 |
第三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
一、“一带”共建发展的客观要求 |
二、“一盟”摆脱内部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
三、区域一体化潮流推动的客观使然 |
四、中俄等国实现自我发展的现实路径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实基础 |
一、对接合作前提:覆盖区域重叠交叉,地缘基础明显 |
二、对接合作保障:双/多边机制丰富,政治互信良好 |
三、对接合作关键:贸易联系紧密,互补优势显着 |
四、对接合作动能:发展理念相近,战略规划高度契合 |
五、对接合作基石:人文基础坚实,主流社会亦普遍支持 |
第四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状 |
一、政策沟通已达初步共识 |
二、设施联通成效显着 |
三、贸易畅通稳步发展 |
四、资金融通进展明显 |
五、民心相通日益深化 |
六、其他领域务实合作势头强劲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问题 |
一、机制特性差异问题 |
二、深度对接能力与意愿问题 |
三、经济对接前景问题 |
四、技术服务标准迥异问题 |
五、务实合作经验不足问题 |
第三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机遇 |
一、中国加快“一带”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机遇 |
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定期举办的平台机遇 |
三、受西方经济集团挑战下俄罗斯“向东看”的发展机遇 |
四、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推进下的区域合作机遇 |
第四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挑战 |
一、“一盟”内部发展挑战 |
二、“一盟”成员国对“一带”认知挑战 |
三、“一带一盟”区域内部安全挑战 |
四、来自西方世界外部挑战 |
五、多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
一、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及远东开发战略相对接 |
二、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相对接 |
三、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相对接 |
四、与白俄罗斯2030年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相对接 |
五、与亚美尼亚2014~2025发展战略相对接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务实合作领域对接 |
一、以设施对接为优先工程,构筑交通物流网 |
二、以贸易对接为首要标志,扩大经贸联系 |
三、以能源对接为基本内容,稳定供求关系 |
四、以产能对接为重点方向,提升产业价值链 |
五、以金融对接为关键突破,搭建跨国服务体系 |
六、以农业对接为重要补充,强化物质基础 |
第六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模式探讨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对接模式 |
二、与“一盟”各国的“C1+1”对接模式 |
三、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对接模式 |
四、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对接模式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模式选择 |
一、自由贸易区模式,深化贸易联系 |
二、跨国经济走廊建模式,完善交通体系 |
三、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丰富投资方式 |
四、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创新企业合作 |
五、人文交流基地模式,构筑人文平台 |
第三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机制探讨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的对接机制 |
二、与“一盟”各国政府的“C1+1”对接机制 |
三、各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E+F”对接机制 |
第四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机制构建 |
一、多元化智库对话机制,凝聚各方智慧 |
二、常态化政府磋商机制,引导高位决策 |
三、长效化跨国管理机制,协调各国利益 |
四、动态化监督反馈机制,防范各类风险 |
五、多边化法律协调机制,强化制度优势 |
六、通畅化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
第七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以多方主体为推力,增进各方对接共识 |
一、坚持政府高位引导,对接规划编制先行 |
二、强化企业、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市场联动与融合发展 |
三、联合各方智库学界研究探讨,适时启动数据库建设 |
四、加强媒体互动交流,推进各方认知与理解 |
五、深化民间人文合作,培育国家价值共识 |
第二节 以实体项目为抓手,深化务实领域合作 |
一、着力加快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
二、有效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 |
三、继续深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 |
四、积极打造多元融资平台 |
五、进一步优化项目参与方式 |
第三节 以规则对接与自贸区建设为关键,强化制度保障功能 |
一、加快标准体系的互认与构建,力促规则对接 |
二、坚持自贸区建设长期目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 |
三、适时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制度发展 |
第四节 以次区域合作为突破口,逐层拓展,逐步推广 |
一、率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
二、以毗邻周边对接为着力点,逐层拓展 |
三、以多边单项合作为示范蓝本,逐步推广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6)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1.2.2 基于不同观点的FDI环境效应的相关研究 |
1.2.3 基于FDI区域分布的相关研究 |
1.2.4 基于不同来源地FDI对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 |
1.2.5 基于FDI对环境影响门槛效应的相关研究 |
1.2.6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内容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 |
1.4.2 不足 |
2 FDI环境效应的相关理论基础 |
2.1 FDI环境效应的相关理论内涵与演进 |
2.1.1 “污染避难所”假说 |
2.1.2 产业转移论和产品周期理论 |
2.1.3 环境竟次理论 |
2.1.4 “污染光环”假说 |
2.1.5 波特假说 |
2.1.6 环境竟优理论 |
2.2 FDI环境效应的相关模型分析 |
2.2.1 Copeland-Taylor南北贸易模型中的环境效应 |
2.2.2 包含治污技术的FDI环境效应模型 |
2.3 FDI对环境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2.3.1 FDI环境效应的空间依赖性 |
2.3.2 FDI环境效应的门槛效应 |
3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现状 |
3.1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 |
3.1.1 FDI规模发展阶段 |
3.1.2 FDI区域分布 |
3.1.3 FDI方式的变化趋势 |
3.1.4 FDI投资结构变化趋势 |
3.1.5 FDI来源地结构 |
3.1.6 FDI主要来源地特点 |
3.1.7 中国FDI政策的演变 |
3.2 中国雾霾(PM_(2.5))污染的现状 |
3.2.1 中国部分城市雾霾(PM_(2.5))污染水平 |
3.2.2 中国雾霾(PM_(2.5))污染发展趋势 |
3.2.3 中国区域雾霾(PM_(2.5))污染特征 |
3.2.4 中国雾霾(PM_(2.5))的主要来源 |
3.2.5 中国“治霾”政策措施 |
3.3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的关系及其相关性 |
3.3.1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发展趋势的关系 |
3.3.2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区域分布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4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依赖性分析 |
4.1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4.1.1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的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 |
4.1.2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4.2 实证检验分析 |
4.2.1 非空间交互效应的面板检验结果 |
4.2.2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
4.2.3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
4.2.4 稳健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5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
5.1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实证分析 |
5.1.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5.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5.2.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
5.2.2 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总样本实证结果 |
5.3.2 区域层面实证结果 |
本章小结 |
6 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分析 |
6.1 STIRPAT模型构建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7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
7.1 STIRPAT和门槛效应模型构建 |
7.2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7.3.1 门槛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
7.3.2 门槛估计值检验 |
7.3.3 各区间内门槛值的省份数目变化 |
本章小结 |
8 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7)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四、技术路线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第二章 国内外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创新特征 |
第一节 国内外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 |
一、国外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 |
二、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
第二节 国内外医药产业的特点 |
一、国外医药产业的特点 |
二、中国医药产业的特点 |
第三节 国内外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 |
一、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特征 |
二、国外医药产业的创新特征 |
三、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特征 |
第四节 技术创新对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 |
一、创新与经济发展 |
二、技术创新对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成效、问题、原因与机遇 |
第一节 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成效 |
一、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
二、我国医药产业供应保障能力增强 |
三、创新研发企业增多 |
四、药物品种研发取得积极进展 |
五、我国医药产业兼并重组增多 |
六、我国医药产业中小型企业发展更加活跃 |
第二节 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 |
一、我国医药卫生产业资源配置不合理 |
二、医药产业高端人才缺乏 |
三、我国医药产业新药少,品种单一 |
四、国外跨国医药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
五、我国医药企业竞争力低、规模小 |
六、新制剂开发能力有待提升 |
第三节 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我国医药产业体制不利于科技创新 |
二、医药产业政策存在不足 |
三、我国医药产业人才配置不合理 |
四、我国医药研发经费严重欠缺 |
五、消费者缺乏对国产药物的信心 |
六、医药产业基础研究相对滞后 |
第四节 中国医药产业面临的机遇 |
一、国际新药研发新趋势带来的契机 |
二、政府给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
三、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医药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
四、我国医药产业的资金来源逐渐多元化 |
五、医药产业的发展也是我国社会和人民健康的刚性需求 |
第四章 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现状 |
一、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方法 |
二、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分析 |
第二节 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分析 |
一、技术创新相关指标的选择 |
二、我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指标的分析方法 |
三、研究结论 |
四、讨论和分析 |
第五章 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总体特点 |
第二节 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经验 |
一、美国政府在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中的做法 |
二、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
三、美国独特的创新药物研发模式 |
四、美国创新药物的研发投入体系 |
五、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体制 |
六、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人才的培育体系 |
七、美国生物制药特别发达 |
第三节 美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对我国的启示 |
一、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医药产业政策 |
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
三、拓宽融资渠道,大力培育多元化的资本市场 |
四、构建和完善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人才的培育体系 |
第六章 促进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目标、原则和建议 |
第一节 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
一、指导思想 |
二、战略目标 |
第二节 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原则 |
一、资源配置型原则 |
二、人才配置型原则 |
三、技术配置型原则 |
四、制度配置型原则 |
第三节 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
一、制度创新对策建议 |
二、组织创新的对策建议 |
三、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 |
四、人才创新的对策建议 |
五、发展医药产业相关领域的对策和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目前的研究现状 |
1.2.2 国内当前的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相关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一带一路”战略 |
2.1.2 基础设施与建设 |
2.1.3 金融支持的含义与原理 |
2.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2.2.1 “增长极”理论 |
2.2.2 点轴发展理论 |
2.2.3 梯度推进发展理论 |
2.3 基础设施的一般理论 |
2.3.1 基础设施的概念界定 |
2.3.2 基础设施的五大基本属性 |
2.3.3 基础设施的功能 |
2.4 金融支持理论 |
2.4.1 金融支持与约束理论 |
2.4.2 金融发展理论 |
2.4.3 货币政策与调控理论 |
2.5 国际货币理论 |
2.5.1 国际货币流通理论 |
2.5.2 汇率理论 |
3 “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现状、问题与成因 |
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现状 |
3.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量巨大 |
3.1.2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极为重要 |
3.1.3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必要性 |
3.1.4 支付能力有限需要开发性金融为主导 |
3.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的问题 |
3.2.1 资金需求量大、金融需求迫切 |
3.2.2 投融资期限较长、回报期长、未来收益不确定 |
3.2.3 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效率较低 |
3.3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问题的成因 |
3.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的国家多比较难协调 |
3.3.2 目前基础设施不足而需求增长又过快 |
3.3.3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
4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现状、问题与成因 |
4.1 “一带一路”的金融供给现状 |
4.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概况 |
4.1.2 中国目前的金融供给现状、特点与风险 |
4.1.3 沿线国家的金融供给现状与特点 |
4.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问题 |
4.2.1 金融供给水平低、商业贷款不愿介入 |
4.2.2 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经济的制度有问题 |
4.2.3 相关国家政府财力弱办事效率低 |
4.2.4 信用体系不完善 |
4.2.5 汇率波动大 |
4.2.6 跨境金融合作层次较低集中度较高风险大 |
4.2.7 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币种跨境金融合作协作很难 |
4.3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问题的成因 |
4.3.1 基础设施自身固有的特点 |
4.3.2 中国金融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 |
4.3.3 来自其他沿线国家的原因 |
4.3.4 跨境合作难度大需要有磨合期 |
5 国际货币组织、部分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经验借鉴 |
5.1 洲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5.1.1 亚开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关系 |
5.1.2 资金投向基础领域的效果 |
5.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5.2.1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5.2.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原则、效果与影响 |
5.3 世界银行集团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5.3.1 世行的宗旨、目标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5.3.2 世界银行的金融服务 |
5.3.3 对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扶持的效果与问题 |
5.4 国外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 |
5.4.1 美国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2 加拿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3 日本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4 欧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5 美、加、日和欧洲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6 借鉴的启示 |
6 宁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与典型作用 |
6.1 宁夏的战略支点优势地位 |
6.1.1 四个对接 |
6.1.2 中阿新通道 |
6.1.3 四个关键点 |
6.1.4 新平台 |
6.2 宁夏的典型作用 |
6.2.1 宁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现状 |
6.2.2 宁夏金融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 |
6.2.3 宁夏对阿拉伯国家的金融联结 |
6.2.4 文化融合取得的成就与促进的措施 |
7 “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7.1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需要构建体系 |
7.1.1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合作 |
7.1.2 推进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作跨境解决基础设施的资金问题 |
7.1.3 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货币兑换、支付结算方面的障碍 |
7.1.4 加强风险管理降低跨境合作中的风险 |
7.1.5 建立与沿线各国政府、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机构密切合作的机制 |
7.1.6 大力发展国际投资信用业务和海外投资保险 |
7.2 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式 |
7.2.1 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 |
7.2.2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方式 |
7.3 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各国经济合作 |
7.3.1 交通运输行业 |
7.3.2 通讯行业 |
7.3.3 设备及配套类设施制造业 |
7.3.4 物流业与旅游业 |
7.3.5 文化传媒行业 |
7.4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 |
7.4.1 促成、发展“一带一路”的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 |
7.4.2 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切实形成资金权益保障体系 |
7.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管理 |
7.4.4 加强跨境征信合作 |
7.4.5 吸引和培养大量优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管理人才 |
7.5 金融支持需要与所在国文化融洽氛围的配合 |
7.5.1 金融与文化密切相连 |
7.5.2 文化产品可转化为金融产品 |
7.5.3 文化活动引领金融活动 |
7.5.4 金融产品扩展需要有文化环境 |
8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博士在读期间所发表的论着 |
(9)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现状 |
1.2.1 关于矿业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 |
1.2.2 关于矿业投资环境评价方法的研究 |
1.2.3 关于矿业投资环境评价对象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完成的主要工作量 |
1.5 研究创新点 |
2 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投资环境 |
2.1.2 区域竞争力 |
2.1.3 投资环境竞争力 |
2.1.4 矿业投资环境 |
2.2 理论基础 |
2.2.1 区域分工理论 |
2.2.2 区位优势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3 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影响因素识别 |
3.1 投资环境影响因素识别方法 |
3.1.1 定性分析方法 |
3.1.2 统计分析方法 |
3.2 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的一般影响因素 |
3.2.1 政治环境因素 |
3.2.2 法规环境因素 |
3.2.3 经济环境因素 |
3.2.4 经营环境因素 |
3.2.5 服务环境因素 |
3.2.6 社会环境因素 |
3.2.7 自然环境因素 |
3.3 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影响因素调查 |
3.3.1 调查工作情况 |
3.3.2 调查结果分析 |
3.3.3 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主导影响因素 |
4 我国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
4.1 指标框架 |
4.1.1 指标选取的原则 |
4.1.2 指标的确定 |
4.2 指标权重 |
4.2.1 专家打分赋值 |
4.2.2 定义判断尺度 |
4.2.3 建立判断矩阵 |
4.2.4 确定指标权重 |
4.3 评价模型 |
4.3.1 层次结构模型 |
4.3.2 评价方法步骤 |
5 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实证分析 |
5.1 我国矿业发展形势 |
5.1.1 我国矿产资源概况 |
5.1.2 我国矿业经济形势 |
5.1.3 我国矿业投资形势 |
5.2 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测度 |
5.2.1 我国31个省(区、市)矿业投资环境单因素竞争力测度 |
5.2.2 我国31个省(区、市)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测度 |
5.3 我国重点地区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述 |
5.3.1 内蒙古 |
5.3.2 新疆 |
5.3.3 广东 |
5.3.4 山西 |
5.3.5 湖南 |
5.3.6 宁夏 |
5.3.7 黑龙江 |
5.3.8 甘肃 |
5.3.9 青海 |
5.3.10 陕西 |
5.3.11 云南 |
5.3.12 辽宁 |
5.3.13 浙江 |
5.3.14 贵州 |
5.3.15 四川 |
6 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竞争力评价结果探讨与建议 |
6.1 关于区域矿业协调发展 |
6.1.1 矿业低迷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 |
6.1.2 充分利用区域发展战略,加大对资源开发的鼓励支持 |
6.2 关于区域矿业投资布局 |
6.2.1 区域矿业投资布局不合理带来产能过剩等系列问题 |
6.2.2 注重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矿业投资优化布局 |
6.3 关于矿业投资准入 |
6.3.1 各地区推进矿业市场化和矿业开放进度不平衡 |
6.3.2 完善市场与政策环境,打造竞争开放的矿业投资准入机制 |
6.4 关于矿业投资管理服务 |
6.4.1 部分地区矿业权管理审批改革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 |
6.4.2 优化管理与服务环境,促进矿业投资经营便利化和高效化 |
6.5 关于矿业领域基础设施 |
6.5.1 多数资源丰富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 |
6.5.2 加强互联互通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对矿业开发的支撑能力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0)D公司竞争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5 可能创新点及不足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2.1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概述 |
2.1.1 企业战略管理的涵义及框架 |
2.1.2 企业战略管理的过程 |
2.2 企业竞争战略理论 |
2.3 战略管理分析工具 |
2.3.1 PEST分析方法 |
2.3.2 波特五力模型 |
2.3.3 SWOT矩阵分析 |
第三章 乘用车行业外部环境分析 |
3.1 外部环境分析 |
3.1.1 宏观环境政策与法律 |
3.1.2 经济与环境分析 |
3.1.3 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
3.1.4 技术环境分析 |
3.1.5 外部环境分析小结 |
3.2 行业环境分析 |
3.2.1 新进入者的威胁 |
3.2.2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
3.2.3 客户的议价能力 |
3.2.4 替代品威胁 |
3.2.5 行业竞争者分析 |
第四章 D公司内部扫描 |
4.1 组织结构 |
4.2 以资源的观点进行描述 |
4.2.1 资源分析 |
4.2.2 核心竞争力分析 |
4.3 价值链分析 |
4.4 D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
4.4.1 优势分析 |
4.4.2 D公司劣势分析 |
第五章 D公司竞争战略的评估及制定 |
5.1 D公司SWOT分析 |
5.2 D公司战略匹配及选择 |
5.2.1 发展战略目标 |
5.2.2 竞争战略选择 |
5.3 D公司战略的制定 |
5.3.1 总体增长战略具体措施 |
5.3.2 公司实施差异化战略具体措施 |
第六章 D公司战略实施 |
6.1 推动文化战略,弘扬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
6.2 推动组织结构变革,适应时代和乘用车市场发展变化 |
6.3 加快营销创新,强化服务品质,完善营销体系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2002年上半年西部6种建产品增速最大(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持性政策研究[D]. 张登利.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8)
- [2]人口质量、代际扶持与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研究[D]. 张倩. 山东大学, 2019(02)
- [3]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D]. 陈思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4]产业集群发展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源自四川的证据[D]. 刘成冬.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5]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D]. 向洁. 新疆大学, 2018(12)
- [6]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研究[D]. 严雅雪. 武汉大学, 2017(06)
- [7]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研究[D]. 徐松. 武汉大学, 2017(06)
- [8]“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D]. 魏亦山. 武汉大学, 2016(01)
- [9]我国区域矿业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D]. 陈俊楠.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6(08)
- [10]D公司竞争战略研究[D]. 赵旭东. 南京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