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粮食库存临管确保收购资金“堤”内流（论文文献综述）
何佳霖[1]（2020）在《价值链视角下ZC饲料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研究》文中提出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财务管理至关重要,而营运资金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部分,应被企业给予更多关注。同时,企业的生产经营离不开外部交易活动,这就涉及到了供应商和客户,价值链理论可以为分析这部分经营活动提供理论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行业的竞争压力都在不断加大。为适应大环境变化,提高自身实力,在同行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依据价值链进行的营运资金管理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纳和认可。因为价值链涉及的内外部两方面可以实际贴合企业的生产经营,外部主要研究与供应商及客户关系的开展,内部主要分析企业自身采购、生产、销售各环节经营状况。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都是企业营运资金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基于价值链理论的营运资金管理分析是必要且科学的。本文选取的对象是辽宁省沈阳市的ZC饲料公司,主要经营肉鸡饲料生产。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了解ZC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现状,基于价值链理论对其营运资金管理展开分析。首先从内部和外部对公司2014-2018年各项营运资金周转指标进行分析,内部价值链分析公司采购、生产、销售环节资金周转,外部价值链分析公司与供应商及客户之间资金周转。其次,将ZC饲料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横向对比,进一步分析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ZC饲料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外部价值链上,供应商资金占用不足,客户应收账款管理不严;内部价值链上,生产环节采购环节预付账款过多,库存商品周转率偏低等。针对上述问题从以下方面提出了解决对策:外部价值链上提高公司自身能力、提高商业信用利用程度、建立合理赊销制度;内部价值链上采购环节合理利用商业信用,减少预付账款、生产环节要提高公司的组织协调能力,制订合理的生产计划、销售环节要建立合理的赊销制度,有效开展开源节流。本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本公司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使公司成长为辽宁省饲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也为其他中小饲料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龙国仁[2]（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在晚清协饷中断后,新疆财政难以为继,到民国之时,内地军阀混战不断,中央政府则无力西顾。在此情况下,新疆当局者为维持边疆地区稳定,要么“闭关”以堵“祸水”,要么仰赖外力以撑时局。本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考察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全文共分上、下两篇:上篇（第一、二两章）,从纵向的角度,宏观考察了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状况,并将民国时期伊犁（1912-1937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12-1930年为第一阶段——缓慢发展期,这一阶段包括整个杨增新时期和金树仁主政前期。在“无为而治”的“愚民”政策作祟下,伊犁社会经济未能实现应有的发展。1931-1933年为第二阶段——全面衰落期,这一阶段为金树仁主政后期且以“哈密事变”为大致分界线,伊犁社会经济遭受战乱影响而全面衰落。金树仁倒台后,为了夺取新疆最高统治权,伊犁张培元联合马仲英发起反盛之战。由此之故,伊犁成为直接战场,致使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934-1937年为第三阶段——快速恢复与发展期,这一阶段为盛世才主政前期。在苏联的支援下,盛世才政府实行了“六大政策”,伊犁以此为契机,结合自身实际,在1935年制定并实施了第一期三年计划,其社会经济取得较大成绩,实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与主政者的决策智慧不无关系。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关乎经济发展之全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在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同的历史抉择。其中交往层面上的封闭与开放、技术层面上的守旧与革新、教育层面上的愚民与开智,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左右着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下篇（第三至八章）,以横向的角度,从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社会经济建设、屯田与民族关系、社会经济纠纷、生存风险与社会保障、教育经费等不同切面阐述和分析了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盛世才主政初期的伊犁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是基于社会经济客观现状,政府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举措。当时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财政收支矛盾,即赤字问题。从三年计划、禁烟、安置归化军等经济政策和措施中可以看出,政府试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做大经济“蛋糕”,增加财政收入,以期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受限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策服务对象的阶层性,最终蛋糕虽有所增大,却仍然无法弥补收支失衡。在生存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官争民利就不可避免。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本文选择了水利建设和监狱建设,以点带面地考察和认识民国时期伊犁近代化建设的相关问题。由此说明,近代化成为当时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近代化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结点;另一方面,近代化建设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结果造成了财政危机。尤其是人的近代化的远未完成,成为近代化的藩篱。屯田对近代伊犁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和民族关系变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保障驻军粮食的供应,在伊犁实行屯田。屯田的持续推进,逐渐改变了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态,形成了农耕、游牧、商业等多种民族经济并存的局面,从而奠定了近代伊犁民族分布的格局。屯田还使近代伊犁民族关系呈现出从隔离到接触,再从碰撞到交融的发展特征,形成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区域性融合。社会经济纠纷产生于基层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看似细小却事关社会秩序和稳定大局。近现代以前的传统社会,纠纷的解决主要依赖于民间习俗和惯例,但民国以后,国家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民间习俗和惯例在化解社会纠纷的作用中逐渐减弱,由此,国家权力进一步向基层社会延伸。生存风险与社会保障是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其一,盛世才政府为军公教人员提供较为优厚的社会保障,尤其在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等现实困难下,使军公教及其家属生活有最低限度的保障,这对政治的正常运转意义重大。其二,对广大农牧民,政府却几乎没有制度性的社会保障措施出台,一般只是临时性的政策应对。更有甚者,对军公教人员较为优厚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广大农牧民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对军公教人员的恩泽其实是对普通民众的榨取和掠夺。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确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伊犁教育实现了从宗教教育向学校教育的演进,从民族学校向国民学校的转变。以国民教育培育国家意识,对整合边疆具有特殊作用。同时,也应警惕教育对民族分裂意识的另类觉醒。下篇所选取的历史切面,是为了回答全面抗战前伊犁社会经济的微观内容,试图揭示后来社会动荡,乃至三区革命爆发的社会经济动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经济状况导致了民众认同的复杂化。正处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与建构期的新疆各族,其认同的复杂化,成为民国乃至当代中国新疆长治久安的隐患。
张国昕[3]（2017）在《生态文明理念下西北宁陕地区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和生态文明理念视野下,生态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已成为当前亟需开展研究的领域。本文针对西北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移民面临的实际问题,选择建国以来移民历史最长的宁夏西海固山区和移民规模最大的陕南秦巴山区作为研究区域。在研究区域5个市、11个县（区）、13个镇（乡）、16个移民点开展现场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生态学、系统学、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从理论、历史、实践、技术四个层面开展了西北宁陕地区生态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研究,形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重点探讨生态移民宜居环境空间演变规律、空间开发规划优化、宜居建筑设计理念更新、社会融合和社会成本分析等问题,意欲为优化移民宜居环境建设,推动移民安置工作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和技术支撑。针对移民搬迁安置过程面临的各种挑战,本文首先开展了移民宜居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通过移民宜居环境空间内涵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生态文明理念剖析,归纳和分析了移民人居环境空间演变的基本规律和移民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通过对人类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现代和传统、全球和本土、有序和无序、传承和创新六对关系的分析,从哲学、历史学和动力学三个维度解读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了移民生态文明建设三维结构优化调控体系。三维结构包括:由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调控目标维,由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公众行为构成的调控对象维,由观念转变、制度保障、技术更新构成的调控任务维。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人口迁徙的回顾和研究区域传统村落、传统建筑的案例分析,开展了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历史的研究。在开展传统村落依山傍水而建的空间分布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凤堰明清古梯田农耕模式;在开展传统建筑特征分析基础上,总结了生土建筑结构与营建技术的本土化特色;在开展宁夏吊庄四代移民建筑分析基础上,总结了吊庄移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典型案例分析为生态脆弱地区移民宜居环境建设提供了地域文化传承的历史启迪。通过调查移民规划实施过程在观念转变和行为规范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和主要障碍,开展移民宜居环境空间开发规划实践的研究。通过开展研究区域移民安置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环境影响分析、移民产业发展规划和经济收入分析、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分析、以及移民安置成本和社会融合分析,从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展开技术经济评价和故障分析,尝试建立生态脆弱地区移民宜居环境建设规划实践综合评价方法体系。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了以满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核心,包括规划3个阶段、9项生态文明制度、29项具体指标构成的移民宜居环境建设规划优化全过程控制的“3929”制度保障体系,并通过移民宜居环境空间开发规划实践案例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制度保障的重要性。针对研究区域移民宜居环境建设规划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移民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开发实践过程反映的技术需求,开展了移民宜居环境建设规划优化和建筑设计理念更新的技术研究。重点针对研究区域传统文化传承及移民宜居环境建设持续发展等问题,探索构建传承地域文化特色,包括三大空间组团设计、生态农业产业化设计、本土化建筑设计、整体性设计和分类指导设计等5项策略和27项技术措施组成的移民宜居环境建设规划设计更新的技术策略体系,并通过分散安置移民传统民居建筑更新工程和集中安置移民新村设计更新工程的案例分析,为技术策略体系应用提供工程示范。
吴爱存[4]（2015）在《中国港口的产业集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港口与中国经济同步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全球经济面临周期性经济衰退，中国港口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从目前来看，港口的发展要适应港航业的发展趋势，我国港口产业的发展必须改变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吞吐量增长的方式，加快优化结构和资源整合进程，强化供应链集成功能。基于此，探讨我国港口产业发展如何实现从低水平的产业集聚到高度分工合作的产业集群的转变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立题依据，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框架。首先指出，在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与快速发展后，如今昔日的“港口瓶颈”已不复存在，港口产能总体趋于供需平衡，并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倾向。在此大背景下，探讨如何整合区域港口资源、创新港口发展模式、促进港口转型升级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四个方面，包括国内外对港口产业集群研究的知识梳理、设计出一套符合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的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目标模式的战略及其实现路径、结合国家提出深化改革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战略部署，提出新的可行的对策建议。第二部分，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首先，从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特征、产业集聚的分类、产业集群的层次与结构以及产业集群理论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因素四个方面对产业集群的基础理论进行分析。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它是指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企业、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通过其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合体，形成了上下游结构完整、相关支持性产业体系健全的合作关系，它代表着介于市场与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的核心在于企业与社会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补性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也具有相对更大的灵活性，通过互动式的学习，加速了创新过程的实现。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各个学派关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就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的文献进行回顾与综述。进一步，基于珠江三角洲产业集群的自身特点，集群模式也可分为三种，一是专业镇模式，主要是以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形成的集群；二是沿着国际商品链整体性转移模式，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在吸引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三是以创新带动的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主要表现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最后从国外港口的管理模式和地主港管理模式两个方面探讨了港口的管理模式。当前世界各国港口的管理模式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由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共同经营的港口管理模式、由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经营的港口管理模式以及由私营企业经营的港口管理模式。第三部分，我国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研究。首先，港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港口产业的支撑，二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港口产业已经不再以基础产业为主，而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并且逐渐向周边地区辐射，推动现代物流业和临港工业等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庞大的港口产业集群，成为港口经济的重要产业支撑。港口产业集群形成主要受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港口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包括区位上的港口依托性、临港产业间的生态共生性、产业外向性等三种主要特征。当前，我国港口产业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大多数港口城市而言，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将有很多港口停留在港口产业经济的发展初期阶段，即以港口大工业集群为支柱产业，以海运服务为辅助产业的产业经济发展阶段。第二，在大多数港口徘徊不前的情况下，少数大型港口开始从临港工业集群向临港服务业集群转型升级，其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和服务业并行不悖的发展态势，发展中心也逐步调整为海洋运输服务产业，产业结构呈现出高端化、服务化的发展趋势。而在发展模式上，港口产业集群更加重视产业链的延伸和关联配套产业发展，以及与城市经济的协调互补上。在分析我国港口产业的主要特征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部分港口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稳定性不足；第二，部分港口产业集群的组织基础不稳固；第三，港口产业集群存在相对封闭性，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第四，过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导致港口产业集群僵化；第五，过度依赖优势资源降低了港口产业集群的柔性；第六，港口产业集群内部信任关系将增大集群面临的金融风险。第四部分，国内外先进港口的产业集群经验借鉴。本章分别从伦敦、鹿特丹等欧洲港口的产业集群，新加坡港口的产业集群分析了国外港口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欧洲航运和港口资源的历史累积体现了路径依赖，借助国家政策革新和企业创新的外部动力，欧洲港口形成了生产服务于世界的全球航运市场的垄断性产品与规则。伦敦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主要是：实现现代港口产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产业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建设的相关政策，营造更为开放的港口环境；凭借航运中心和产业聚集效应，建设航运服务集聚区；实施灵活的港口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港口运作效率。鹿特丹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主要是：自由的贸易政策为港口产业集群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合理的工业园区规划是鹿特丹港产业集群的保证；强大的经济腹地促进了港口产业集群的发展；多元化、多功能、多层次的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关联性极强；产业集群内部产业联动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产业间共生机制。新加坡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主要是：改革港口管理体制,降低产业集群交易成本；营造产业集群发展所需政策环境；政府合理规划与政策扶持推动了港口产业集群发展；坚持环保优先原则，坚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才培育与引进，强调科技应用与创新提升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经验，主要是：长三角港口产业集群的天然禀赋；强大的经济腹地支撑了长三角港口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的合理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扶持；加速港口产业集群，港口信息化产业建设先行；转变产业集群方式，加快港口结构调整；加强区域内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优势，强化产业间关联性。通过介绍上述港口产业集群的经验，以期为的我国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第五部分，我国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目标模式和对策建议。在借鉴国内外先进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部分探讨了我国港口产业集群的目标远景和发展模式，并就具体的实施策略予以讨论。首先，中国的港口产业集群远景目标既是实现单个港口内部的产业集群，也是促成区域性港口群的产业集群。一方面，拥有先进的港口管理体制，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单个港口内部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促成区域性港口群的产业集群需要站在区域发展的角度，构建一个有效突破行政区域束缚、化解地区间利益分割的多层次宏观调控体系。其次，要实现高水平的港口产业集群，取决于一系列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先进的港口管理模式，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的共享基础设施，整合的信息共享机制，牢固的企业信用关系，全方位的港口服务体系，活跃的技术创新环境，多层次宏观调控体系，统一的布局规划设计，港口间资源整合机制等。不仅如此，关键在于找到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可行的制度安排框架，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再次，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既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整合，也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撮合。自下而上的市场整合主要目标是在单一港口范围内，提高市场竞争活力和技术创新动力，深化企业间分工协作并提升产业关联度，促进企业加速集聚，形成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港口产业集群格局。自上而下的政府撮合主要目标是在区域范围内，统筹各港口规划布局，优化区域分工体系，促进港口间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区域内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港口的多层次、差别化发展。最后，这种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的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在建立一个完善、健全的制度安排框架基础上，需要设计一套完整、可行的战略。通过建立港口产业集群的战略路径模型，证明战略可行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根据竞争状态变化以及市场演变趋势，审时度势，制定适应市场发展的战略措施，促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港口产业集群。
于红[5]（2014）在《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工业化的进程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过程产生的污染和大量废弃物严重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污染程度和速度超出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的补偿和修复能力。改革开放30年,惯性赶超战略引领下的高位增长中,我们付出了昂贵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对资源的的巨大需求和过度开采消耗浪费,导致我国资源基础的退化和枯竭,造成重要资源稀缺度加大,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与资源匮乏局面形成长列反差的是,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大量废弃污染物破坏生态环境,直接损害民众的生存与健康。如果政府不果断采取正确决策,势必会加剧资源与环境的风险,丧失发展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就难以实现。由于长期采取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资源环境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问题。虽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要求“制定和推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那的经济政策、技术政策和税收政策》,包括考虑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但因“唯GDP至上”的惯性经济发展模式占据主流地位,如今,日益脆弱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资源环境风险仍不断加剧。由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到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到十八大报告的深度揭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昭示：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已经刻不容缓,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生态文明被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了新的阶段。生态文明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是衡量资源产业有序良性运转与否的重要标志,是最终实现建设生态文明,给子孙后代留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前提条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的最为深刻、全面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任何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把生态文明发展作为立法最重要的理念。自然资源政府监管制度体系、地质灾害应急制度与新能源战略,无不体现着各个国家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发展的执政理念,经历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化转型的制度变迁。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资源,国家利益争夺最尖锐地表现在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因此,资源是各国战略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均衡,但发展进步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周期,全球资源发展目标协同一致,就是在保障资源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问题必须从改革创新政策和制度设计入手,本文所研究的财政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本文的“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论文的研究路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风险——资源环境现状分析——资源环境问风险题的根源与成因——借鉴国外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问题的经验做法和财政政策——提出防范化解我国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与建议”的思路展开。本文首先对资源、环境、财政政策等与论题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论述,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风险理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梳理与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问题进行了论述,为整个论文铺垫了理论基础。而后,本文对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从土地、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方面的问题和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重点量化分析了我国资源环境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风险。同时,阐释了我国资源环境风险产生的根源与成因。在研究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定性分析基础上,构建我国资源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并利用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分析,选取稀土开发利用对环境的破坏案例,为探索防范化解我国资源环境风险问题,提供了具体的量化分析依据。世界欧美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资源环境风险的问题,他们探索和实施了大量的治理措施和创新政策制度举措,比如依靠技术创新和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等方式,较好地化解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为开拓研究视野,本文选定了世界上较有代表性的国家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问题的经验做法和财政政策,具体包括梳理国外政府资源环境治理政策制度、矿山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国外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进行研究分析,以使研究成果更多地具有参考价值。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措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基于讨论中国资源环境现状问题,从需求、利用、配置、管理方面分析根源与成因,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强调财政改革要考虑生态文明假设的要求,也就是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在健全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宏观思路设计、财政政策与制度性创新方面提出来具体举措与建议。
葛玲[6]（2014）在《天堂之路：1959-1961年饥荒的多维透视 ——以皖西北临泉县的乡村十年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59-1961年饥荒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围绕这场饥荒的规模和原因也有过持续研究。本文主要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考察1959-1961年饥荒在县域范围内的形成过程,重点观察乡村政策实践中的饥荒生成逻辑。文章认为,饥荒的发生不是某一个独立因素所能解释的,需要放入一个多元的政策背景中去思考。同时,此次饥荒虽主要发生在1959-1961年,看似1958年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但对临泉饥荒四个相关因素统购统销、稻改、水利以及生产救灾实践的历时性研究表明,上述四因素与饥荒的关系,早在大跃进前,甚至如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蕴含了饥荒的种子。稻改和水利虽然更多是一种地方性政策实践,未上升到制度层面,但每次的实践过程,对基层都是一次政治训练,正是经过不断的训练,饥荒来临时基层才会出现各种隐匿瞒报现象,最终助长了饥荒蔓延。从临泉的饥荒过程看,饥荒相关四因素中,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是全国性制度安排,水利和稻改是地方工程。虽如此,却很难确定到底哪一个是最主要因素,事实上抽走了其中任何一个,饥荒都会是另外的样子。尽管这些因素都可算作“人祸”,但仍可将其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人为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如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均属此类；再就是制度运行和政策执行中具体人的行为选择,稻改和水利则属此类。如果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更多反映了制度的内在问题,那稻改和水利则揭示的是实践问题。制度的设计者主要是高层,实践者则在最基层,1959-1961‘年饥荒的发生显然是两者合力的结果。全文有六章和结束语等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交待论文选题及全文的写作基础和背景；第二章为“临泉的灾与荒”,是全文的立论基础,也是所有讨论的逻辑起点。重点讨论1950年代的灾荒史和三年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以此展现饥荒程度和规模。第三章为“水利之殇：河网化与饥荒”,主要讨论1950年代的临泉水利建设。本章在简要讨论治淮和打井后,重点分析了大跃进时期的河网化及其和饥荒的关系,认为河网化至少在农田占用、劳力占用及粮食浪费三个方面与饥荒有密切关联。第四章为“稻改之灾：誓叫淮北变江南”,稻改兴起于1954年,从1957年起开始大面积推广。本章重点分析了稻改对饥荒的影响。研究发现,稻改不仅因脱离地方实际,致使劳力过度占用而影响了其他作物生产,同时还因不合理规划导致大量土地荒芜,两者都影响了粮食产量,最终助长了饥荒形成。第五章为“命悬余粮：统购统销与饥荒”,主要讨论统购统销与饥荒的关系。本章回顾了统购统销临泉实践的三个阶段,从开始的“缺粮供应”到中期的“余缺调剂”以至最后的“缺粮自筹”。指出临泉实践中的统购目标并不是想象中的余粮,而是实实在在的口粮,这样与统购相伴的便是始终难以挥去的粮食短缺,高征购后的粮食危机就是这种常态化短缺的极端化。第六章为“救而仍荒：临泉的灾荒与救助”,本章以临泉1955年和1959年及1963年三次灾荒为例,检讨了基层救灾对饥荒和人口死亡的影响。研究发现,灾荒中的生产自救,即便没有减轻政府救济职责的考虑,也暗含了灾情规避之意,对整个饥荒缓解非但不会有所助益,反会遮挡视线从而人为扩大灾情。最后为结束语,先以王庄为例回应了开篇困惑,接着总结了临泉饥荒的生成过程。重点强调了本文结论,一是饥荒的多因素特征,再就是饥荒产生的远因。最后指出了饥荒中的“人祸”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制度内在问题；二是制度实践中人的心理趋向和应对策略问题。
张彦台[7]（2012）在《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文中提出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者——牙商不可或缺。研究牙商既可以显示民国时期的经济运行实态、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国家和地方税收、政府的商业政策，也可反映市场结构变迁、商业资本的运转和增殖、区域文化等内容。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保存、未刊的社会调查资料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在民国以前，华北牙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民国以降，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歧视商贾的态度，对商业的封建束缚随之放松。“牙帖定额化”制度的取消使华北地区牙商群体迅速的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时期：1912——1928年，华北牙商快速发展阶段、1928——1937年，华北牙商繁盛阶段、1937——1949年，华北牙商曲折发展阶段。牙商所经营之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民国时期，牙商开设的牙行资本组织形式包括独资、集资与股份制三种类型。由于行业经营活动的差异性，各种牙行的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也各有差异。牙商一般具有某些特殊才干：对货物有鉴别能力、善于沟通的能力、善于交际的能力等。华北牙商的经营职能包括：栈房职能、中介代理职能、信息和服务职能、金融职能、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和批发职能等。牙商在工商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并执商界之牛耳，与独特的经营谋略密切相关。在营业收入方面，牙商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他们能凭各种不同的本领，以种种方法来敛财。牙商在经营运作中不仅需要一定的支出，而且往往要以大量的资金投入经营过程。民国时期牙商群体的构成广泛。既有弃政经商的官僚，也有靠盘剥百姓积累财富的地主和豪绅；既有资金雄厚的资本家，也有无任何资本的贫农和无业游民；既有从旧式商业中走出来的商贾、学徒，也有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有亦官亦商的代表，也有半农半商的典范。一个成功的牙商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牙行成功的客观条件就是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性，在这张关系网中，牙商与政府、帮会、购销客户、出口商、金融、保险业、脚行、转运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交易场中，几乎所有行业的牙商都有一套神秘的行话和暗语。行话与暗语既是民间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牙商的行话与暗语，一方面是牙商群体内部交际的工具，主要用来保守牙商内部秘密、有维护牙行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牙商阻断买卖双方知情的手段，便利于牙商对生意的把持。除了语言以外，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地区集市上的牙商衣着穿戴也很特殊。牙商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有个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早期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凡市场买卖交易的货物，只要是经牙商为媒介的，统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华北牙商的税负制度大概有四种形式：牙税盈余制度、牙税等级制度、牙税包商征收制度和牙行营业税制度。政府向牙商征收税负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政府自征牙税法；牙商同业公会代征牙税法；招商招标承包法。牙商税负是地方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前，华北各省市的牙税和牙帖捐的收入逐年增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牙税的收入也相应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讲，牙税性质本质上应该以牙商为课税的主体，以牙商所获得的佣金为课税的客体。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如此。牙商税负除了汇解到各省财政部门外，还要留拨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税款主要用于地方行政建设、教育经费、军费、公益性事业或其他事项。牙商在遇到税额过重、战争摧残、自然灾害等情况下，其应缴纳的税课可以呈请政府批准核销减免。牙商的营业执照称为牙帖，牙商只有领取牙帖才能开展中介代理活动。民国时期按照政府规定和商业管理，牙帖的传承与继替呈现出多种方式：牙帖继承制、牙帖连任制、帮帖替代制、商民申请制、官府招募制和牙帖租用制等。牙商必须经政府登记注册，办理某些正式的手续，才能从政府领取管理机关核发的牙帖。领取牙帖后的牙商，其合法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保护。牙商如果在牙帖有效期内因故歇业，必须到官府办理注销“牙帖”的手续。在中国牙商事业发展史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体现出了牙商法制建设由传统到近代的渐进发展历程。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对新中国的经纪人法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纪人法规中的若干规定可以在民国牙商法规的传统中找到根源。档案和文献史料显示，华北牙商纠纷数量和类型均出现增长趋势；牙商纠纷的形态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在追逐利益面前，政府、牙商、商户、农民、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纷争不断，甚至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构成对社会和商业秩序的严重威胁。纠纷解决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华北牙商具有明显的区域独特性。一方面，他们推动了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另一方面，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牙商在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后，将资本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和金融信贷领域扩张和转移。这种扩张和转移即体现了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又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进步。牙商、牙商文化与市场经济扩大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牙商是民国时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经济扩大的产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扩大又同时呼唤成熟的牙商和牙商文化的复兴。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繁盛与演变除了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外，更主要的是由一种精神、文化来支撑的。推进民国时期华北牙商文化的复兴对于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扩大需要发扬华北牙商的三种精神文化：诚信公平、义利并举；信息意识、调和折中；竞争协作、创新进取。
杨亮[8]（2012）在《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文中指出淄博——海岱之间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经哺育出辉煌灿烂的齐文化,而齐文化不仅是我国一支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和重要组成部分。务实、开放、多元、变革、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在“膏壤千里,粟如丘山”且风炎土灼的齐国大地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辐射力,品类繁复、工艺精湛、独树一帜的民间工艺文化便是孕育其中、颇具特色的一枝奇葩。齐文化“重农兴商”的历史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在21世纪“全球化”的新型经济、文化格局中依然不失借鉴和启迪意义。民间工艺文化更是持续不断地探索新环境中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明晰如何变革民间工艺的传统文化优势形成淄博文化资源的产业优势、如何借助民间工艺的大众文化力量培育出现代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目的。在选题、调研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获得资料的途径包括：实地调查法（与当地的民间艺术家或手工艺者面谈并做记录）、函询法（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民间协会组织发放咨询信函、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查阅法（图书馆、民艺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电子资源）等等。历史研究中的时空结合法,在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内探索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发展脉络,阐述事实、揭示意义、解释原因、预测趋势。下面是各部分内容的提要：在引论中明示出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和产业化研究选题的原因和依据。界定民间工艺、文化和产业化等相关概念,并对学术界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综述。首先对淄博民间工艺进行类别研究。按照重要性程度依次递减的次序对淄博当地的民间工艺品类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历史梳理,理清每种民间工艺的起源、鼎盛、衰落或者消失的时间、地点和代表性事件,由此证明淄博有史以来确实是民间工艺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具体民间工艺品类包括最主要的陶瓷和丝绸（此亦为中国最为典型的传统手工艺）及其衍生品刻瓷工艺、琉璃工艺以及内画工艺、淄砚工艺、铜响乐器、蹴鞠制造工艺等等不一而足。其次深入分析了博民间工艺发展的原因。主要是针对淄博各种民间工艺,分析其产生、鼎盛、衰落和消亡的原因,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部分。比如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气象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尤其是煤炭、矿石、铁、铜等主要矿产资源以及农副产品资源等,此为相对稳定的地理决定性。而社会历史因素比之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更为深刻、复杂和富于变化,诸如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态、国家政治制度、阶级阶层关系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流行时尚、风俗习惯等外部因素以及淄博地区广大民众的品格气质、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等内在因素都会共同作用于民间工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再次全面分析了是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内涵。第一触及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精神内核,亦即造物思想。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造物思想包含民众的智慧与理想,或“备物致用”的实用诉求或“文质彬彬”的审美意趣或“心手相传”的技能巧思,民间工艺匠人借用材质、配方、色彩、线条、形体等工艺语言表达出内心情感和精神追求。第二在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解读中勾勒出淄博民众典型性格特征,摹写民间艺人传统的社会生活与生产状况,关照民间工匠的艰苦奋斗与执着信念。第三归纳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生命周期性规律,描绘主流民间工艺文化生命中历经“缓慢积累的成长期——理性选择的成熟期——无奈蛰伏的衰退期——华丽转身的复兴期——不可限量的再生期”的跌宕路径,‘藉此在思想上对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产业化做出准备。复次是对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当代产业化的研究。首先将上述各种淄博民间工艺再次进行分类,明确不同民间工艺文化资源的归宿问题；然后基于对选择性产业化理念的认同解决“产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按照选择性开发战略思路进行市场客体分类——文化标本、文化作品抑或文化产品；按照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宏观思路进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的市场角色定位——政府、投资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如何定位；按照多元化市场发展多维思路进行民间工艺文化产业的市场开拓,旅游业、体育娱乐业、艺术品行业、网络市场范畴、国际贸易领域等等。最后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对该选题展开进一步思考。主要结论是：结论之一：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其发展动因基本确证。结论之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内涵。结论之三：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产业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结论之四：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化之路需要采取选择性战略并重新进行市场主体界定和有针对性的市场开拓。本文的创新点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论题试图站在社会文化的基点上,将视线向下投射,着眼于一个城市的“小传统”即大众文化,但是并不是回避和排斥“大传统”即精英文化,反而是要努力在精英文化的脉络中摸到大众文化的脉搏,亦即尝试在正统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找到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尤其是民间工艺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2.对淄博城市形象评价的创新。淄博自古为齐国封地,“五霸之首”、“战国七雄”是其鼎盛的标志性形象。曾经“泱泱大风”的齐国所恃“鱼盐之利”随属地减少逐渐转型成为现代山东一内陆城市,传统的纺织工业、陶瓷工业联合新型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树立起淄博“工业城市”的形象,然淄博凭借曾经辉煌之“齐国”遗风,欲将重振其文化与经济并立之形象,还原本来应有之面目亦非不可能之事。3.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创新。淄博的民间工艺文化以传统陶瓷和丝织工艺为轴心随时代不断演化出新的民间工艺品类,但是现代化机器大生产模式在陶瓷和纺织行业的成功并不能成为其他民间工艺同样可以效仿的佐证。为此本论文提出了“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选择性战略”。简言之,在开发和利用文化产业资源的淄博民间工艺文化资源时要基于“选择性”原则区别对待,多元并行,方能取长补短各得其所。4.淄博民间工艺产业市场道路选择的创新。本论文提出“继续发展轻工制造业（陶瓷工业、丝绸纺织业）、重点开创商业和服务业的创新协作,同时加强外围产业的辅助和保护”的市场开拓思路。特别是民间工艺文化与艺术品市场、旅游业和旅游商品市场、专业批发市场以及国际市场的层次化结合,同时兼顾金融、广告、教育和法律等环境建设。新模式、新思路、新策略和新方法在文化产业战略的大背景下显得益发突出和紧迫。
范传南[9]（2011）在《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及其经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明代京运年例银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明代军费、九边十三镇、管粮官系统等分项研究。在行文中,以明代国家财政与九边军费关系为切入点,纵向论述京运年例的始发时间,以及其在初创、成型、年例、衰落四个时期内的数额变化情况。横向分析各镇历朝年例的增幅、主客兵年例份额,与各镇军兵数额的比较以及其在历朝年例总额中所占比重。此外,对明代九边军兵粮饷的供给、经管、监督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做出了深入探讨。本文的研究表明,明代京运年例银的发放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与国家边防建设及军费开支岌岌相关的。明代北边防线的设置实为防御蒙古各部的入侵,保卫京畿、中原地区的安全。但自靖难之役后,北边防线中段逐步南撤,并由此出现了边防日重、军费渐增的局面。若从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建设层面加以考察,则较为单一的岁入结构、僵化的财政体制与激增的军饷数额所导致的财政问题则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明王朝内部的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途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些超出时代范畴的认知,无法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更难以付诸实践。此外,明代中后期的另一个显着特点便是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出现,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涌入正为二者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明代京运年例银的雏形是洪武至宣德年间由南、北二京向北边调拨物资的活动,这一时期亦可称作“京运物料”时期。此后的英宗、代宗两朝为京运年例银的初创期。在此期间,明廷始向各边发放京运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以完善。成化以后,历朝年例拨发的总额始多见诸记载,京运年例也由此进入成型期。在此期间,京运数额虽有增长,但总体增幅不高,明廷财政也足以负担。进入嘉靖朝后,九边年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尤以嘉靖朝庚戌之变后及万历中后期为两大高峰,明廷的财政负担也最为沉重。而正是在此年例期内,明代京运年例银的发放最终完成了制度化的转变。万历末年三饷加派后,年例的调拨开始进入衰落期,具体表现为明廷财政的巨额赤字、三饷的大量加派、年例总额的基本稳定及其连年逋欠。明代九边地区官银的主要来源是以京运年例银及北边五省民运折银为主,旁及捐纳事例等杂项收入。其支出则主要是用于籴买粮料、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然而,无论是将京运银直接发给军兵自行购买物资,还是使用京运银籴买粮料后再行发放,维持九边防御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还是食与衣。明代中后期年例银额不断增幅的最终目的在于确保边军生存、防御的基本所需,而在这一前提下,白银则发挥了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此一来,九边地区就不仅成为国防前沿,也成了一大经济消费区。就是这一过程中,商人及商业资本直接参与到边地贸易中来,在推动边地商业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作为贸易中介沟通了中原内地与九边乃至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北边防线的内缩,明廷不断增兵设镇,最终在弘治末年形成了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三关、太原）、延绥（榆林）、固原（陕西）、宁夏、甘肃为核心的九边防御体系。就九边十三镇历朝京运年例的发放而言,在时间上,九边各镇的设置要早于年例的调拨;在发放对象上,则多先有主兵年例,后发客兵年例,最后因兵员不足而增发募兵年例银;在数额的增减上,各镇年例的拨发数额本无定规,皆与各镇的军事地位、财政状况、米价高低、招募多寡,特别是九边地区的防御态势密切相关。此外,鉴于九边地区粮饷收支事务的繁杂重要,明廷专门设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粮官系统以处理相关事宜。具体而言,明代的管粮官系统可以分为内管粮官（京派）和外管粮官（地方）两部分。京派管粮官以户部管粮郎中为首,地位也最为重要。他们的官职虽然不高,却负责监督收支北边各镇驻军的粮饷,控制着边地军队粮草物资供给的命脉,堪称官微职重的典型。京派管粮官直辖于户部衙门,其考核任免也与京师户部此类官阶等同。地方管粮官实际上是由地方各级衙门的佐贰官担任,设置范围遍及全国。其职辖除兼管地方事务并催征解运外,与以管粮郎中为代表的京派管粮官相近,但职权略逊,且需接受京派管粮官以及地方各级主官的管辖与监督。总之,明代九边是朝廷为了应对北边日益严重的蒙古各部侵扰而在长城沿线设置的军事防区。其设置时间不尽相同,最早的是宁夏镇,创设于建文四年,而最晚的固原镇则创设于弘治十八年。明代九边各镇年例发放的具体情况多有差异,其中宣、大两镇的发放时间最早,初期数额也最大。蓟镇因下辖蓟州、密云、易州、昌平、永平五个小镇,年例总额后来居上,最终位列各边之首。至于年例发放的多寡及拖欠情况,则主要取决于边地战事以及明廷的总体财政状况,总的趋势是年例发放之初,数额较少,一般为20万两左右,而后逐渐增多,至嘉靖朝庚戍之变后,年例数额出现第一次高峰。此后虽有所下降,但在万历三十六年达到第二次高峰。三饷加派后,年例数额渐趋平稳,但大量的逋欠也随之出现。明代京运年例银的出现及其大规模推行对明代国家的稳定与社会发展有着双重的意义。首先,其接济军需、维持了九边防线的稳定,在促进明代商业特别是北边粮草市场发展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与白银的货币化。其次,京运年例的推行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诸如以九边军需为主导的明代北方市场出现畸形繁盛;九边地区物价上涨,进而出现了“物重钱轻”的局面;京运年例银数额的激增,间接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等。年例银发放的具体执行者则是九边地区的各级管粮官,这一制度的出现,是明廷在特殊条件下,对官僚体制内部的一次微调,虽然较好的解决了边军粮饷的经管问题,但也有部分管粮官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将粮饷中饱私囊,这对本就缺饷的北边地区士兵可谓是雪上加霜。
刘春玲[10]（2010）在《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文中提出本文以1898年—1949年间青岛的市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引入市政学、管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此期间青岛的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论述。1898年德国租借青岛后,大规模的建港建城拉开了近代青岛市政建设的序幕,此后青岛经历了日本的两度侵占、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本文纵向梳理了德租时期的“依法治城”、日据时期的“以军治城”和“以华制华”、北洋政府时期在“自主治市”过程中进行的官制改革,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市长制及“专家治市”等不同的政府组织构建系统及运行机制;通过对1900年《青岛城市规划》、1910年《青岛市区扩张规划》、1935年《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1939年《青岛特别市地方计划》和《青岛特别市母市计划》的分析,深入探讨这些城市规划在技术层面和可实施性上有着哪些特点,对青岛的城市现代化、空间布局、城市规模、建筑文化、人文景观等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通过对青岛港、胶济铁路、道路、下水管道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研究,和自来水、供电、公共交通、公共卫生与防疫、园林绿地等城市公用事业的研究,以及城市居民的住宅建设及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的考察,探讨青岛如何按照现代西方市政理论去实践和构建城市设施,如何按照“现代方式”去规划和整顿城市空间,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和培养了市民的现代生活方式,市政府又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城市管理的,对青岛的城市化和都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最后,本文总结近代青岛市政建设的三个特点,即制度建设具有连贯性、持续性;市政建设经费来源固定化;市政工程实行招商承建制度、有统一的建筑标准和有规范的监管机制。
二、加强粮食库存临管确保收购资金“堤”内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粮食库存临管确保收购资金“堤”内流（论文提纲范文）
（1）价值链视角下ZC饲料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价值链理论研究 |
| 1.3.2 营运资金管理研究 |
| 1.3.3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营运资金管理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价值链理论 |
| 2.1.1 价值链概念 |
| 2.1.2 价值链理论分析 |
| 2.2 营运资金管理概述 |
| 2.2.1 营运资金概念 |
| 2.2.2 营运资金管理内容 |
| 2.3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
| 2.3.1 外部价值链的营运资金管理 |
| 2.3.2 内部价值链的营运资金管理 |
| 2.3.3 价值链各环节对应的营运资金管理指标 |
| 第三章 ZC饲料公司价值链分析及营运资金管理现状 |
| 3.1 公司基本情况 |
| 3.1.1 公司概况 |
| 3.1.2 组织机构 |
| 3.1.3 ZC公司总体财务状况 |
| 3.1.4 ZC公司竞争力分析 |
| 3.2 公司价值链分析 |
| 3.2.1 外部价值链分析 |
| 3.2.2 内部价值链分析 |
| 3.3 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现状 |
| 3.3.1 货币资金管理 |
| 3.3.2 存货管理 |
| 3.3.3 应收账款管理 |
| 3.3.4 应付账款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价值链的ZC饲料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
| 4.1 基于外部价值链理论的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
| 4.1.1 供应商价值链 |
| 4.1.2 客户价值链 |
| 4.2 基于内部价值链的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
| 4.2.1 采购环节 |
| 4.2.2 生产环节 |
| 4.2.3 销售环节 |
| 4.3 ZC饲料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对比分析 |
| 4.3.1 供应商价值链对比 |
| 4.3.2 客户价值链对比 |
| 4.3.3 采购环节对比 |
| 4.3.4 生产环节对比 |
| 4.3.5 销售环节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ZC饲料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
| 5.1 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
| 5.1.1 供应商应付账款使用效率不高 |
| 5.1.2 客户应收款项管理不严 |
| 5.1.3 采购环节预付账款过多 |
| 5.1.4 销售环节库存商品周转率低 |
| 5.2 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改进措施 |
| 5.2.1 提高商业信用利用程度 |
| 5.2.2 建立合理的赊销制度 |
| 5.2.3 销售环节强调开源与节流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民国时期新疆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一) 研究区域 |
| (二) 时间选段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主要史料来源 |
| (一) 档案史料 |
| (二) 地方志 |
| 三、学术回顾 |
| (一) 国内研究状况 |
| (二) 国外研究状况 |
| 四、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上篇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概要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及特点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
| 一、自然地理基础 |
| 二、经济结构基础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
| 一、农牧比重进一步倾斜 |
| 二、经济近代化进程加速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分期述评 |
| 第一节 1912-1930年:缓慢发展期 |
| 一、农业 |
| 二、牧业 |
| 三、工业 |
| 四、药业 |
| 五、贸易 |
| 六、交通 |
| 第二节 1931-1933年:全面衰落期 |
| 一、区域内外情形 |
| 二、战争的破坏 |
| 第三节 1934-1937年:迅速恢复与发展期 |
| 一、财政金融的改进 |
| 二、近代化因素的增长 |
| 小结: 统与变革中的历史抉择 |
| 下篇 民国时期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 |
| 第三章 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 |
| 第一节 第一期三年计划 |
| 一、出台的背景 |
| 二、计划的内容 |
| 三、发展成效与不足 |
| 第二节 禁烟的经济措施 |
| 一、禁烟的经济背景 |
| 二、禁烟经济措施的内容 |
| 三、禁烟经济措施的评价 |
| 第三节 归化军土地安置 |
| 一、土地安置的原因 |
| 二、土地来源与划拨数量 |
| 三、土地安置的衍生问题 |
| 四、土地安置的影响 |
| 小结: 赤字困局下的官争民利 |
| 第四章 社会经济建设 |
| 第一节 水利建设 |
| 一、建设背景 |
| 二、建设内容 |
| 三、困境及其应对 |
| 第二节 监狱建设 |
| 一、监狱建设的动因 |
| 二、监狱建设的内容 |
| 三、监狱建设的局限 |
| 小结: 近代化的藩篱 |
| 第五章 屯田与民族关系 |
| 第一节 屯田与民族分布格局的初步形成 |
| 一、农耕民族 |
| 二、游牧、商业民族 |
| 第二节 屯田与民族关系的变迁 |
| 一、从隔离到接触 |
| 二、从碰撞到交融 |
| 小结: 从多元到一体的区域性融合 |
| 第六章 社会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土地纠纷 |
| 一、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 |
| 二、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 |
| 第二节 农田水利纠纷 |
| 一、水案举要 |
| 二、水利纠纷的解决 |
| 三、水利纠纷的特殊性 |
| 小结: 国家权力的扩张 |
| 第七章 生存风险与社会保障 |
| 第一节 生存困境 |
| 一、农民 |
| 二、牧民 |
| 三、公教人员 |
| 第二节 致困的因素 |
| 一、生产力落后 |
| 二、物价上涨 |
| 三、税收过重 |
| 四、自然灾害与瘟疫 |
| 第三节 贫困的危害 |
| 一、危害政治风气:贪污腐败 |
| 二、危害经济秩序:抗不纳税、拖欠粮款 |
| 三、危害社会安定:匪盗猖獗 |
| 第四节 社会保障措施 |
| 一、军公教的社会保障 |
| 二、农牧民的社会保障 |
| 小结: 恩泽中的榨取 |
| 第八章 教育及其经费问题 |
| 第一节 教育的历史演进 |
| 一、清朝末期:从宗教教育到学校教育的演进 |
| 二、民国前期:教育的曲折发展 |
| 三、民国后期:从民族学校到国民学校的转变 |
| 第二节 教育经费困境及其应对 |
| 一、教育经费不足及其原因 |
| 二、教育经费筹措的多元化 |
| 小结: 边疆整合之纽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生态文明理念下西北宁陕地区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当代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缘起和发展 |
| 1.1.2 当前生态移民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态势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启示 |
| 1.3 项目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和典型案例选择 |
| 2.1 研究区域选择 |
| 2.1.1 生态移民概念界定 |
| 2.1.2 研究区域和研究范围选择 |
| 2.2 研究区域生态环境特征 |
| 2.2.1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特征 |
| 2.2.2 陕西省生态环境特征 |
| 2.3 研究区域生态移民规划 |
| 2.3.1 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 |
| 2.3.2 陕南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2020 年） |
| 2.4 典型案例选择 |
| 2.5 本章小结 |
| 3 生态移民宜居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 |
| 3.1 移民宜居环境空间内涵和行为主体 |
| 3.1.1 移民宜居环境空间内涵和功能定位 |
| 3.1.2 移民宜居环境空间行为主体 |
| 3.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 |
| 3.2.1“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念 |
| 3.2.2“体国经野”的宜居环境系统规划理念 |
| 3.2.3“师法自然”的建筑设计理念 |
| 3.3 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生态文明理念 |
| 3.3.1“以人为本”的环境伦理观 |
| 3.3.2 以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核心的生态学原理 |
| 3.3.3 建筑设计理念更新的生态学原理 |
| 3.4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内涵解读 |
| 3.4.1 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 |
| 3.4.2 文明冲突的历史思考 |
| 3.4.3 生态文明的动力学思考 |
| 3.4.4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内涵解读 |
| 3.5 移民宜居环境生态文明建设调控体系构建 |
| 3.5.1 移民宜居环境生态文明建设调控体系构建原则 |
| 3.5.2 移民宜居环境生态文明建设调控体系构建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研究区域移民居住环境空间开发历史的研究 |
| 4.1 移民居住环境空间的历史演变 |
| 4.1.1 中国历史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变化和人口迁徙 |
| 4.1.2 宁夏西海固山区移民人口迁徙和空间开发的历史回顾 |
| 4.1.3 陕南秦巴山区移民人口迁徙和空间开发的历史回顾 |
| 4.2 研究区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
| 4.2.1 传统村落与传统村落保护 |
| 4.2.2 宁夏西海固山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
| 4.2.3 陕南秦巴山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
| 4.3 研究区域传统民居建筑特征及其文化传承内涵 |
| 4.3.1 传统民居建筑和传统民居建筑保护 |
| 4.3.2 宁夏西海固山区传统民居建筑特征 |
| 4.3.3 陕南秦巴山区传统民居建筑特征 |
| 4.4 宁夏吊庄移民居住环境建设的历史回顾 |
| 4.4.1 宁夏吊庄移民的历史背景 |
| 4.4.2 银川市月牙湖吊庄移民居住环境建设案例分析 |
| 4.5 宁陕生态脆弱山区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的历史启示 |
| 4.5.1 对爱辉——腾冲直线的重新认识 |
| 4.5.2 凤堰明清古梯田的生态文明启示 |
| 4.5.3 传统民居建筑的历史启示 |
| 4.5.4 宁夏吊庄移民“四代建筑”的历史启示 |
| 4.6 本章小结 |
| 5 研究区域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实践的研究 |
| 5.1 宁夏地区“十二五”规划实施现状分析 |
| 5.1.1 银川市移民安置区建设“十二五”规划实施现状分析 |
| 5.1.2 彭阳县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现状分析 |
| 5.2 陕南地区“十二五”移民规划实施现状案例分析 |
| 5.2.1 陕南地区“十二五”移民搬迁安置工作进展情况 |
| 5.2.2 安康市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建设案例分析 |
| 5.2.3 陕南地区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现状 |
| 5.3 研究区域生态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实践综合评价 |
| 5.3.1 安置区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及空间开发环境影响分析 |
| 5.3.2 迁出区生态空间修复规划实施影响分析 |
| 5.3.3 生态移民经济收入统计分析 |
| 5.3.4 生态移民住宅建筑满意度分析 |
| 5.3.5 生态移民安置社会成本和社会融合分析 |
| 5.4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存在问题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
| 5.4.1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的再认识 |
| 5.4.2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规划优化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区域移民宜居环境建设技术策略研究和工程实践 |
| 6.1 生态脆弱地区移民宜居环境建设技术策略选择原则 |
| 6.1.1 技术策略选择基础 |
| 6.1.2 技术研究的主要领域 |
| 6.1.3 技术策略选择原则——“一优先三结合”原则 |
| 6.2 研究区域移民宜居环境建设技术策略体系构建 |
| 6.2.1 生态优先特色的三大空间组团设计技术策略 |
| 6.2.2 满足资源条件的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技术策略 |
| 6.2.3 符合当地人文特色的本土化建筑设计适宜技术策略 |
| 6.2.4 结合系统控制的整合性设计技术策略 |
| 6.2.5 按照安置模式特点分类指导的设计技术策略 |
| 6.3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工程实践 |
| 6.3.1 分散安置移民传统民居建筑改造更新工程 |
| 6.3.2 集中安置移民新村宜居环境建设设计更新工程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论文总结—对移民宜居环境持续发展的再认识 |
| 7.1.1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 7.1.2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历史的研究 |
| 7.1.3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实践的研究 |
| 7.1.4 移民宜居环境建设规划优化和建筑设计更新的技术研究 |
| 7.2 主要结论——论文的创新点 |
| 7.3 建议——对移民宜居环境建设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4 展望——对后续研究的思考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的研究工作及成果 |
（4）中国港口的产业集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序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1.2.1 本文研究框架 |
| 1.2.2 本文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群的概述 |
| 2.1.1 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
| 2.1.2 产业集群的层次与结构 |
| 2.1.3 产业集群的分类 |
| 2.2 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综述 |
| 2.2.1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
| 2.2.2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
| 2.2.3 区位——贸易理论 |
| 2.2.4 波特的竞争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2.3.1 国外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
| 2.3.2 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的主要成果 |
| 2.4 港口管理模式概述 |
| 2.4.1 国外港口的管理模式 |
| 2.4.2 地主港管理模式概述 |
| 第3章 中国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研究 |
| 3.1 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概述 |
| 3.1.1 港口与港口产业的关系 |
| 3.1.2 港口产业集群的内涵 |
| 3.1.3 港口产业集群的成因 |
| 3.1.4 港口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 |
| 3.2 港口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
| 3.2.1 主要特征 |
| 3.2.2 发展趋势 |
| 3.3 我国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问题 |
| 3.3.1 部分港口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稳定性不足 |
| 3.3.2 部分港口产业集群的组织基础不稳固 |
| 3.3.3 港口产业集群存在相对封闭性，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
| 3.3.4 过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导致港口产业集群僵化 |
| 3.3.5 过度依赖优势资源降低了港口产业集群的柔性 |
| 3.3.6 港口产业集群内部信任关系将增大集群面临的金融风险 |
| 第4章 国内外先进港口产业集群经验借鉴 |
| 4.1 欧洲港口的产业集群经验 |
| 4.1.1 伦敦港口产业集群 |
| 4.1.2 鹿特丹港口产业集群 |
| 4.2 新加坡港口产业集群经验 |
| 4.2.1 新加坡港口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
| 4.2.2 新加坡港口产业集群的经验 |
| 4.3 长三角港口的产业集群经验 |
| 4.3.1 长江三角洲港口群的历史演变 |
| 4.3.2 长三角港口群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4.3.3 长三角港口产业集群的经验借鉴 |
| 4.4 珠三角港口产业集群的路径分析 |
| 4.4.1 珠三角港口产业集聚现状 |
| 4.4.2 珠三角港口产业的集聚特征 |
| 4.4.3 珠三角港口产业集群的路径选择 |
| 4.5 国内外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启示 |
| 第5章 中国港口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 |
| 5.1 目标远景 |
| 5.1.1 先进的港口管理模式 |
| 5.1.2 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
| 5.1.3 完善的共享基础设施 |
| 5.1.4 整合的信息共享机制 |
| 5.1.5 牢固的企业信用关系 |
| 5.1.6 全方位港口服务体系 |
| 5.1.7 活跃的技术创新环境 |
| 5.1.8 多层次宏观调控体系 |
| 5.1.9 统一的布局规划设计 |
| 5.1.10 港口间资源整合机制 |
| 5.2 模式研究 |
| 5.2.1 主要问题总结 |
| 5.2.2 自下而上的市场整合 |
| 5.2.3 自上而下的政府撮合 |
| 5.3 实施战略 |
| 5.3.1 战略与市场 |
| 5.3.2 战略设计建模 |
| 5.3.3 战略路径 |
| 5.4 中国港口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4.1 在国家顶层设计框架下促进中国港口产业集群 |
| 5.4.2 将中国港口打造成“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 |
| 5.4.3 通过自贸区设立和改革创新加快港口产业集群 |
| 5.4.4 依托制度创新和中国智能制造优化港口服务 |
| 5.4.5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行地主港模式 |
| 5.4.6 争取地方政府重视与支持 |
| 6.4.7 积极促进港口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
| 5.4.8 推动关联产业合作共赢与创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1.1 日趋严重的全球资源环境压力和风险 |
| 1.1.1.2 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和风险 |
| 1.1.1.3 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选择：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 |
| 1.1.1.4 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可发挥重要作用 |
| 1.1.2 选题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2.1 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方法说明 |
| 1.3 研究创新 |
| 1.4 论文逻辑结构 |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概念、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资源与环境的定义与特征 |
| 2.1.2 资源与生态环境 |
| 2.1.3 生态文明 |
| 2.1.4 绿色财政 |
| 2.1.5 财政政策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发展经济学 |
| 2.2.2 制度经济学 |
| 2.2.3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
| 2.2.4 环境伦理学 |
| 2.2.5 多中心理论 |
| 2.2.6 贝克社会风险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资源约束与经济发展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1 资源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 |
| 2.3.2.2 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研究 |
| 2.3.2.3 资源管制体制研究 |
| 2.3.2.4 资源产权制度研究 |
| 2.3.2.5 资源综合节约利用与有偿使用研究 |
| 2.3.2.6 资源综合评价研究 |
| 2.3.2.7 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研究 |
| 2.3.2.8 资源价值核算与管理研究 |
| 2.3.2.9 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发展研究 |
| 2.3.3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1 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 |
| 2.3.3.2 近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发展 |
| 2.3.3.3 现代资源环境发展的研究进展情况 |
| 2.3.3.4 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的研究综述 |
| 2.3.4 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税政策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资源环境的现状分析 |
| 3.1 土地资源环境现状分析 |
| 3.1.1 土地资源环境现状 |
| 3.1.2 土地资源环境现状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
| 3.1.3 土地环境现状对统筹城乡新发展的影响 |
| 3.1.4 土地无法满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
| 3.1.5 土壤污染与水土流失现状分析 |
| 3.1.5.1 土壤污染严重现状 |
| 3.1.5.2 水土流失现状严峻 |
| 3.2 水资源环境现状分析 |
| 3.2.1 水资源现状 |
| 3.2.2 中国水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
| 3.3 矿产资源与能源环境现状分析 |
| 3.3.1 矿产资源环境现状 |
| 3.3.2 能源供应基本情况 |
| 3.3.3 矿产资源和能源环境影响分析 |
| 3.3.3.1 水土流失现状严峻 |
| 3.3.3.2 矿产资源能源环境经济发展现状影响分析 |
| 3.3.3.3 矿产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污染影响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资源环境付出代价与风险 |
| 4.1 资源环境风险严重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 |
| 4.1.1 粗放式发展加剧经济运行风险 |
| 4.1.2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亟需调整升级 |
| 4.1.3 资源配置低效率与不合理使用导致产能过剩 |
| 4.1.4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
| 4.2 水资源问题的经济代价和社会风险加剧 |
| 4.2.1 水资源稀缺和水污染付出巨大经济代价 |
| 4.2.2 水资源稀缺和水污染加剧社会风险 |
| 4.3 土壤污染代价风险 |
| 4.3.1 耕地土壤污染加剧风险 |
| 4.3.2 城市土壤污染加剧风险 |
| 4.3.3 资源开发损毁土地代价风险分析与预测 |
| 4.3.3.1 煤炭生产损毁土地代价和风险预测分析 |
| 4.3.3.2 金属生产损毁土地代价和风险预测分析 |
| 4.4 资源开发利用与枯竭问题加剧风险 |
| 4.4.1 典型恶性开发模式的代价与风险 |
| 4.4.1.1 典型恶性开发模式 |
| 4.4.1.2 典型恶性开发模式的代价和风险 |
| 4.4.2 典型恶性利用模式的代价与风险 |
| 4.4.2.1 典型恶性利用模式 |
| 4.4.2.2 典型恶性利用模式的代价和风险 |
| 4.4.3 资源开采破坏土地代价统计数据 |
| 4.4.4 资源开采引发地质灾害损失代价统计数据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我国资源环境风险产生的根源与成因 |
| 5.1 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综合判断 |
| 5.1.1 资源供给事关国家安全 |
| 5.1.2 我国在全球格局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
| 5.1.3 我国经济发展已严重受制于资源环境风险困境 |
| 5.1.4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减排压力和环境约束矛盾凸显 |
| 5.1.5 政府配置资源要兼顾代际公平 |
| 5.2 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与成因分析 |
| 5.2.1 需求原因 |
| 5.2.1.1 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主要特点 |
| 5.2.1.2 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加大 |
| 5.2.1.3 我国对水资源的需求加大 |
| 5.2.1.4 我国对矿产资源能源的需求加大 |
| 5.2.1.5 我国对重要资源的需求 |
| 5.2.2 利用原因 |
| 5.2.2.1 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
| 5.2.2.2 资源分布不均衡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
| 5.2.2.3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
| 5.2.2.4 尾矿资源利用存在问题 |
| 5.3 配置原因 |
| 5.3.1 资源产权配置不合理 |
| 5.3.2 资源价格扭曲导致我国资源过度使用与浪费 |
| 5.3.2.1 我国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
| 5.3.2.2 资源性产品之间比价关系不合理 |
| 5.3.3 科技支撑乏力 |
| 5.4 体制与制度原因 |
| 5.4.1 管理体制机制未理顺 |
| 5.4.2 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备 |
| 5.4.3 制度和政策不健全 |
| 5.4.4 财税政策与制度亟需优化创新 |
| 5.4.4.1 缺乏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系统性的财税制度 |
| 5.4.4.2 现行财税政策制度难以发挥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作用 |
| 5.4.4.3 改革现行财税体制发挥资源环境风险调控功能的因素分析 |
| 5.4.4.4 资源环境风险加重财政支出负担,亟需优化政策完善制度 |
| 5.4.5 民众环保意识淡薄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资源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与典型案例 |
| 6.1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 |
| 6.1.1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2 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
| 6.1.3 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综合评价方法 |
| 6.2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环境影响综合评价 |
| 6.2.1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
| 6.2.2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与模型 |
| 6.2.3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环境影响评价 |
| 6.2.4 资源开采与环境影响模型 |
| 6.3 典型案例分析—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环境影响 |
| 6.3.1 我国稀土资源分布 |
| 6.3.2 稀土资源开发产生的环境问题 |
| 6.3.2.1 南方各省离子吸附型稀土矿 |
| 6.3.2.2 北方重稀土资源开发产生的环境问题 |
| 6.3.3 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国外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政策借鉴 |
| 7.1 美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分析 |
| 7.1.1 美国资源环境政策的发展历程 |
| 7.1.2 美国实施全球资源战略的财政政策 |
| 7.1.3 美国资源防范化解资源环境财政政策剖析 |
| 7.1.3.1 美国的矿产能源政策 |
| 7.1.3.2 美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分析 |
| 7.2 欧盟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政策分析 |
| 7.2.1 欧盟的资源环境风险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 |
| 7.2.2 欧盟的资源环境政策 |
| 7.2.3 欧盟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分析 |
| 7.2.3.1 德国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政策案例 |
| 7.2.3.2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政策制度 |
| 7.2.3.3 德国资源开采保证金财政对策 |
| 7.3 韩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的财政政策分析 |
| 7.3.1 韩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政策的沿革 |
| 7.3.2 韩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 |
| 7.3.3 防范化解韩国资源环境风险其他配套政策 |
| 7.3.4 韩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的财政政策措施剖析 |
| 7.4 日本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分析 |
| 7.4.1 防范化解日本资源环境风险政策的沿革 |
| 7.4.2 日本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 |
| 7.4.3 日本防范化解资源环境的其他配套政策 |
| 7.4.4 日本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措施剖析 |
| 7.4.4.1 日本支持新能源替代等财政政策 |
| 7.4.4.2 日本地质灾害预警应急对策 |
| 7.5 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7.5.1 各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政策比较 |
| 7.5.2 各国能源财政政策比较 |
| 7.5.3 各国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7.6 本章小结 |
| 8 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建议 |
| 8.1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的依据 |
| 8.1.1 十八大报告与基本精神 |
| 8.1.2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解读—提高财政重要性促进社会公平 |
| 8.2 破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源约束困境的对策 |
| 8.2.1 防范化解破解我国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宏观政策体系设计思路 |
| 8.2.1.1 推动顶层设计,形成完善的治理结构 |
| 8.2.1.2 创新财政调控体制制度安排,推动建立长效机制 |
| 8.2.1.3 完善财税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手段的激励作用 |
| 8.2.2 防范化解我国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 |
| 8.2.2.1 财政支持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 |
| 8.2.2.2 加大法律法规和政策激励,财政支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
| 8.2.2.3 调整资源消费结构,财政支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 8.2.2.4 财政助推加大科研投入,以科技创新带动资源高效利用 |
| 8.2.2.5 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
| 8.2.2.6 财政支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能源发展 |
| 8.2.2.7 推进城镇化建设,注重资源节约,完善节能减排财政政策 |
| 8.2.2.8 财政以加强污染治理为着力点,切实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 |
| 8.2.3 防范化解我国资源约束环境风险的财政制度创新举措 |
| 8.2.3.1 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市场的政府规制 |
| 8.2.3.2 财政支持加快完善资源进出口机制和国家储备制度体系 |
| 8.2.3.3 加快完善有关资源环境的法制体系的配套措施 |
| 8.2.3.4 深化我国资源产业产权改革举措的说明 |
| 8.2.3.5 财政政策驱动环境管理制度创新 |
| 8.2.3.6 价值取向：用社会环境伦理创新化解中国资源环境风险制度创新 |
| 8.2.3.7 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完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研究建议 |
| 9.2.1 财政政策 |
| 9.2.2 税收政策 |
| 9.2.3 金融政策 |
| 9.2.4 其他政策 |
| 9.3 本文研究的主要局限性 |
| 9.4 未来研究展望 |
| 9.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天堂之路：1959-1961年饥荒的多维透视 ——以皖西北临泉县的乡村十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子：王庄之惑？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对象与材料 |
| 一、对象选择 |
| 二、材料使用 |
| 第二章 临泉的灾与荒 |
| 第一节 1949年前的临泉灾荒 |
| 第二节 1949-1959年的临泉灾荒 |
| 第三节 小灾大荒的1960年 |
| 一、1959年的旱灾 |
| 二、小灾大荒中的人口死亡 |
| 第四节 灾从何来? |
| 第三章 水利之殇：河网化与饥荒 |
| 第一节 治洪防旱：大跃进前的水利建设 |
| 一、内外有别：治淮与河道疏浚 |
| 二、前奏曲：打井抗旱 |
| 三、“不当事”的工程 |
| 第二节 水利政治：大跃进中的河网化 |
| 一、服务稻改：河网化的兴起 |
| 二、政治挂帅：河网化的推进 |
| 三、水系之变：河网化的效果 |
| 第三节 “误了农事”：河网化中的农业生产 |
| 一、挖压农田 |
| 二、“丰产不丰收” |
| 三、“前方吃了后方粮” |
| 第四节 水利之殇：河网化与饥荒 |
| 第四章 稻改之灾：“誓叫淮北变江南” |
| 第一节 消灾与增产：稻改的历史进路 |
| 一、消除水患：稻改与减灾 |
| 二、落实《纲要》：稻改与增产 |
| 第二节 旱地变水田：稻改推进中的政治强制 |
| 一、明接暗挤：稻改中的乡村应对 |
| 二、辩论评比：稻改中的政治强制 |
| 第三节 水旱之争：稻改中的农业生产 |
| 一、安家定块：旱地水田的人、地之争 |
| 二、保水?保早?1959年旱灾中的粮食生产 |
| 第四节 江南梦碎：稻改与饥荒 |
| 一、粮食减收 |
| 二、土地荒芜 |
| 第五章 命悬“余粮”：统购统销与饥荒 |
| 第一节 “缺粮供应”：集体化前的统购统销(1953-1954) |
| 一、缺粮统购 |
| 二、购销相随 |
| 第二节 “余缺调剂”：集体化初期的统购统销(1955-1957) |
| 一、定产不定购 |
| 二、余缺调剂 |
| 第三节 “缺粮自筹”：大跃进中的统购统销(1958-1960) |
| 一、产量游戏 |
| 二、缺粮自筹 |
| 第四节 命悬“余粮”：统购统销与饥荒 |
| 第六章 救而仍荒：临泉的灾荒救助 |
| 第一节 缺粮救济：1955年的春荒 |
| 一、直接救济：粮款拔放 |
| 二、生产自救：副业与代食品 |
| 三、生产难自救 |
| 第二节 束手无策：1959-1961年的饥荒救助 |
| 一、例行之事：1959年春的缺粮与救助 |
| 二、指标困扰：冬春之荒与人口死亡 |
| 三、浮夸虚报：自救的不济 |
| 第三节 自救之力：1963年的水灾救助 |
| 一、水灾与减产 |
| 二、“六零年问题” |
| 三、吃“家底” |
| 第四节 救而仍荒 |
| 结束语 |
| 一、回到王庄 |
| 二、何为人祸 |
| 附录一：参考文献 |
| 附录二：后记 |
| 附录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由来、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华北牙商依托的自然、社会基础和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华北牙商依托的自然、社会基础 |
| 一、 华北牙商依托的自然基础 |
| 二、 华北牙商依托的社会基础 |
| 第二节 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 |
| 一、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行业继承 |
| 二、 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上） |
| 三、 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中） |
| 四、 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下） |
| 小结 |
| 第二章 华北牙商的经营活动 |
| 第一节 牙商经营的产品 |
| 第二节 牙行的内部结构 |
| 一、 资本组织形式 |
| 二、 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 |
| 三、 人员素质 |
| 四、 牙行的财务管理 |
| 第三节 牙商的经营职能 |
| 一、 栈房职能 |
| 二、 中介代理职能 |
| 三、 信息和服务职能 |
| 四、 金融职能 |
| 五、 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 |
| 六、 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 |
| 七、 批发职能 |
| 第四节 牙商的经营谋略 |
| 一、 诚信第一、 公平交易 |
| 二、 掌握信息、紧跟市场 |
| 三、 注重管理、用人有道 |
| 四、 灵活经营、竞争之道 |
| 五、 地区协作、联号经营 |
| 第五节 牙商的营业收入 |
| 一、 牙商的总收入 |
| 二、 正常收入项目 |
| 三、 作为独立商人的收入 |
| 四、 获得非正常收入的手段 |
| 第六节 牙商的支出 |
| 一、 支出项目 |
| 二、 牙行的资金额 |
| 小结 |
| 第三章 华北牙商的构成、社会关系、行话与暗语 |
| 第一节 牙商的构成 |
| 一、 官僚、资本家出身的牙商 |
| 二、 地主、富农、绅士出身的牙商 |
| 三、 知识分子出身的牙商 |
| 四、 农民出身的牙商 |
| 五、 无业游民和无赖混混出身的牙商 |
| 第二节 牙商的社会关系 |
| 一、 牙商与政府、帮会的关系 |
| 二、 牙商与购销客户的关系 |
| 三、 牙商与出口商的关系 |
| 四、 牙商与金融、保险业的关系 |
| 五、 牙商与脚行、转运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牙商的行话、暗语与衣着 |
| 一、 粮食、油业行的行话与暗语 |
| 二、 蔬菜、干鲜果行的行话与暗语 |
| 三、 皮毛行、土布行的行话与暗语 |
| 四、 牲畜行的行话与暗语 |
| 五、 药行的行话与暗语 |
| 六、 农村集市上牙商的特殊衣着 |
| 小结 |
| 第四章 华北牙商的社会流动 |
| 第一节 牙商的上下流动 |
| 一、 向上流动 |
| 二、 向下流动 |
| 第二节 牙商的职业流动 |
| 一、 向企业家流动 |
| 二、 向银行家流动 |
| 三、 向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转变 |
| 小结 |
| 第五章 华北牙商的税负 |
| 第一节 牙商税负制度的沿革 |
| 一、 牙税盈余制度 |
| 二、 牙税等则制度 |
| 三、 牙税包商征收制度 |
| 四、 牙行营业税制度 |
| 第二节 牙商税负的特征 |
| 一、 牙商税负所属范畴 |
| 二、 牙商税负的种类 |
| 三、 牙商税负的性质 |
| 四、 牙商税负的税率 |
| 五、 牙商税负的征收 |
| 第三节 牙商税负的税额统计 |
| 一、 牙商税负预算、实收统计 |
| 二、 牙商税负的省、县税收比例 |
| 三、 牙商税负在总税收中所占比例 |
| 第四节 牙商税负的汇解及使用 |
| 一、 牙商税负的收存管理 |
| 二、 牙商税负的汇解 |
| 三、 牙商税负的留拨 |
| 四、 牙商税负的使用 |
| 五、 牙商税负的减免 |
| 小结 |
| 第六章 华北牙商营业执照的传承与继替 |
| 第一节 牙帖的传承与继替 |
| 一、 牙帖继承制 |
| 二、 牙帖连任制 |
| 三、 帮帖替代制 |
| 四、 商民申请制 |
| 五、 官府招募制 |
| 六、 牙帖租用制 |
| 第二节 牙帖的注册 |
| 一、 承充牙商的条件 |
| 二、 开业登记的程序 |
| 三、 铺保制度 |
| 四、 牙帖和牙伙执照的式样 |
| 五、 牙帖的有效期 |
| 第三节 牙帖的注销 |
| 一、 牙帖注销的原因 |
| 二、 牙帖注销的程序 |
| 小结 |
| 第七章 华北牙商法规政策的演变 |
|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牙商立法准备 |
| 第二节 北京政府的牙商法规 |
| 一、 中央政府牙商法规的转型 |
| 二、 华北各省地方性牙商法规变迁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牙商法规 |
| 一、 中央政府牙商法规的完善 |
| 二、 华北各省地方性牙商法规的完善 |
| 第四节 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牙商法规 |
| 一、 牙商法规的颁布 |
| 二、 牙商法规的继承 |
| 三、 牙商法规内容的变化 |
| 第五节 华北地区中共根据地的牙商法规 |
| 一、 牙商法规的颁布 |
| 二、 牙商法规思想和内容的演变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牙商法规的特点 |
| 一、 民国牙商法规之特点 |
| 二、 与明清牙商法规的异同 |
| 三、 南京国民政府华北各地牙商法规内容的异同 |
| 四、 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华北牙商法规之比较 |
| 五、 华北牙商法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纪人法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八章 华北牙商的经营纠纷 |
| 第一节 民国前华北牙商纠纷的类型与特点 |
| 一、 牙、商经营纠纷 |
| 二、 牙、牙经营纠纷 |
| 三、 其他类型纠纷 |
| 四、 民国前牙商纠纷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纠纷的类型 |
| 一、 牙、牙经营纠纷 |
| 二、 牙、商经营纠纷 |
| 三、 与牙商相关的群体性纠纷 |
| 四、 其他类型的纠纷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纠纷的特点 |
| 一、 纠纷数量巨大，纠纷的种类繁多 |
| 二、 度量衡纠纷和差徭役纠纷的消失 |
| 三、 牙、商经营纠纷和牙、牙经营纠纷占纠纷中的主流 |
| 四、 牙商与官府、商会、同业公会、农民间的纠纷各占一定比例 |
| 五、 群体性纠纷凸显 |
| 六、 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式呈现多样化 |
| 小结 |
| 第九章 华北牙商与区域经济 |
| 第一节 牙商的区域特性 |
| 第二节 牙商与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
| 一、 牙商与天津的港口贸易 |
| 二、 牙商与石家庄的货栈经济 |
| 三、 牙商与郑州的交通枢纽贸易 |
| 四、 牙商与辛集的皮货经济 |
| 五、 牙商与张库大道的跨国贸易 |
| 第三节 牙商与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 |
| 一、 牙商与许昌烟草市场的兴盛 |
| 二、 牙商与胥各庄猪鬃贸易的繁盛 |
| 三、 牙商与安国药市的拓展 |
| 四、 牙商与张北马桥牲畜交易市场的繁荣 |
| 第四节 华北牙商的历史时代局限 |
| 一、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商人 |
| 二、 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歧视 |
| 三、 牙商群体本身的局限性 |
| 四、 贸易统制政策对牙商的强力排斥 |
| 五、 社会进步使买卖、产销直接对接增多 |
| 第五节 华北牙商的演进 |
| 一、 牙商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扩张 |
| 二、 牙商资本向生产领域扩张 |
| 三、 牙商资本向金融信贷的扩张 |
| 第六节 市场经济呼唤牙商与牙商文化的复兴 |
| 一、 牙商的复兴与市场经济的扩大 |
| 二、 牙商文化的内涵与市场经济的扩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概念的界定 |
| 三 相关研究现状 |
| 四 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淄博主要民间工艺类别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淄博陶瓷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二节 淄博丝织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三节 淄博琉璃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四节 淄博淄川淄砚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五节 淄博临淄蹴鞠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六节 淄博周村铜响乐器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七节 淄博花灯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八节 淄博其他若干民间工艺杂项 |
| 第二章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自然原因分析 |
| 一、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概况 |
| 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主要自然地理条件之一：矿石资源 |
| 三、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主要自然地理条件之二：蚕桑遍植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
| 二、社会方面的原因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淄博民间工艺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内核——造物思想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解读 |
| 第三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生命周期性规律 |
| 第四章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当代产业化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当代产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资源的选择性开发理念 |
| 第三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角色定位 |
| 第四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市场开拓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
| 附录二 《文物法》中有关拍卖、转让和展览的条款 |
| 附录三 山东省实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 |
| 附录四 《山东省工艺美术行业调整振兴指导意见(2009-2011年)》 |
| 附录五 《2003-2010年淄博市建设文化大市规划纲要》 |
| 附录六 《淄博市文化产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2010年到2015年) |
| 附录七 2007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摘录 |
| 附录八 《关于宣传文化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
| 附录九 张明文《刻瓷歌》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分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及其经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现状 |
| 二、文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意义 |
| 三、概念界定与基本框架 |
| 四、文献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九边防线的沿革概况与军费开支 |
| 一、九边防线的创设与内缩 |
| 二、九边军队员额与军费结构 |
| 第二节 九边军费的解决途径与帝国财政体制变迁 |
| 一、九边军费的诸种解决途径及其变迁 |
| 二、岁入结构、僵化的财政体制与连年赤字 |
| 三、明代军事财政观及军费危机的对策 |
| 四、银的魅力——明代海外白银内流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历朝京运年例银及其制度化辨析 |
| 第一节 京运年例的概念解析及明初的京运状况 |
| 一、京运、岁例与年例的概念解析 |
| 二、明初洪武至宣德年间的京运 |
| 三、北边京运银的始发及英宗、代宗年间的发放状况 |
| 第二节 成化至明末各朝京运年例总额变化 |
| 一、成化年间九边折粮银的调拨 |
| 二、明代历朝京运年例银总额 |
| 三、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论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九边略论与各镇历朝年例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九边的设镇标准及其时间 |
| 第二节 明代九边各镇历朝年例辨析 |
| 一、辽东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二、蓟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三、宣府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四、大同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五、山西（太原、三关）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六、延绥镇（榆林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七、固原镇（陕西镇）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八、宁夏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九、甘肃镇概况与历朝京运银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京运年例银经管研究——以九边户部管粮郎中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督抚的设置及其粮饷兼理权 |
| 一、督抚的设置 |
| 二、督抚的职掌及其兼理粮饷的职责 |
| 第二节 明代巡按制度的创设及其对九边粮饷的监督 |
| 一、巡按御史制度的创设 |
| 二、九边地区巡按御史对边军粮饷的监督 |
| 第三节 明代九边的京派内管粮官 |
| 一、明代九边管粮郎中述论 |
| 二、明代管粮员外郎与管粮主事 |
| 第四节 明代九边的地方管粮官 |
| 一、明代布政司管粮参政、参议与按察司管粮佥事 |
| 二、明代府一级管粮同知、通判的设置及其职责 |
| 三、各县所设之管粮县丞与主簿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明代九边防卫与帝国财政状况之消长 |
| 二、明代京运年例银激增及其影响 |
| 三、明代管粮官系统的创设及其职能的多样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明实录》载历朝九边京运年例数额总表 |
| 附录二：明代管粮郎中设置表 |
| 附录三：明代管粮官设置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选题意义 |
| （一） 对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的研究，对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 （二） 在反思中为当今青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
| 三 课题研究的概念解析、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 有关市政的概念 |
| （二） 研究目标 |
| （三）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四 本文的突破与创新 |
| （一） 视角新颖 |
| （二） 史论结合与图文并茂 |
| （三） 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 |
| （四） 充分挖掘运用新史料 |
| 第一章 青岛的城市近代化进程 |
| 第一节 青岛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清末建置与传统市镇的形成 |
| 第三节 以商贸为中心的港口城市的初步形成 |
| 第四节 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形成 |
| 第二章 城市政府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德租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依法治城” |
| 第二节 日据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以军治城”“以华治华” |
| 一 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以军治城” |
| 二 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以华制华”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府构建与“自主治市”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构建与“专家治市” |
| （一） 市政府的构建 |
| （二） 区以下行政组织的构建 |
| （三） 市政机构的主要职能 |
| 第三章 城市规划与空间布局 |
| 第一节 德占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南北狭长”带状空间结构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城市规划与五大功能分区的空间结构 |
| 第三节 日占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南宿北工的空间布局 |
| 第四节 青岛近代城市规划的特征分析 |
| 第四章 按照“近代方式”构建的基础设施 |
| 第一节 远洋和内航并重的青岛港 |
| 第二节 与山东腹地相连通的胶济铁路 |
| 第三节 实用与人文并重的街路 |
| 第四节 雨污分离为主体的下水管道 |
| 第五章 以“城市近代化”为主旨的公用事业 |
| 第一节 保证城市用水的自来水建设 |
| 第二节 以民用和工业动力为基础的城市供电 |
| 第三节 多元、便捷的公共交通 |
| 第四节 “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与防疫 |
| 第五节 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园林绿地 |
| 第六章 住宅建设与城乡居住条件的改善 |
| 第一节 人口城市化与城市住宅建设 |
| 第二节 市内平民和乡区民众居住条件的改善 |
| 第七章 多元的文化娱乐设施与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一节 多元的娱乐文化设施 |
| 第二节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发展 |
| 第八章 近代青岛市政建设的特点 |
| 第一节 制度建设具有连贯性、持续性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财政资金来源的固定化 |
| 第三节 市政工程建设的制度化、标准化与规范化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成果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四、加强粮食库存临管确保收购资金“堤”内流（论文参考文献）
- [1]价值链视角下ZC饲料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研究[D]. 何佳霖.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8)
- [2]民国时期新疆伊犁社会经济专题研究（1912-1937）[D]. 龙国仁.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3]生态文明理念下西北宁陕地区移民宜居环境建设研究[D]. 张国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06)
- [4]中国港口的产业集群研究[D]. 吴爱存. 吉林大学, 2015(08)
- [5]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对策研究[D]. 于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12)
- [6]天堂之路：1959-1961年饥荒的多维透视 ——以皖西北临泉县的乡村十年为中心[D]. 葛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
- [7]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D]. 张彦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02)
- [8]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D]. 杨亮. 山东大学, 2012(12)
- [9]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及其经管研究[D]. 范传南.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10]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D]. 刘春玲. 吉林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