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音乐在入学过程中学习及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蒙古族曲种在入志过程中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洛绒涛格^[1]（2021）在《居·弥旁“利美”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至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传播语言载体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流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连同南传佛教被称为三大佛教体系。经过传播变迁,在同一佛教体系中也分流出不同的宗派。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天台、法相、华严等流派在唐朝时就已经形成。藏传佛教传统,从后弘期陆续出现了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不管是那支汉藏佛教流派,其众多分支的形成从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对于外来多元文化的包容,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阐释、本土化过程的结果。历史上在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逐渐产生了一种相互尊重、融和发展、“在不危害他宗的前提下弘扬自己教派”的“利美”观。这一理念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纪,国内外的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到19世纪康区德格土司领地内发生的所谓“利美”思想运动的存在,由此开始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它汇集了许多人的智慧,是由佛教学者倡导、响应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对“利美”活动的主要倡导者绛阳钦则旺波和工珠·云丹嘉措等人的“利美”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而作为倡导“利美”活动的其他人物却缺少研究,尤其是对“利美”活动的第二代关键人物居.弥旁的“利美”观缺乏系统地研究。本论以居.弥旁的“利美”观为题,在前人对“利美”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梳理、对比、田野考察、历史考证等方法,以求通过对弥旁“利美”观的个案进行研究,探析“利美”观的发展、影响和现实意义。文中对居.弥旁家族的相关记载作了探究;梳理、考证绘制了弥旁年谱简表,对弥旁的生平大事作了系统的梳理;探析了19世纪的“利美”活动的缘由,追根溯源“利美”观的源流,尤其对德格土司政体出现的“利美”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弥旁一生的讲、辩、着、观修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弥旁的“利美”观既有传承前人的继承,也有与其他佛学学者不一样的特色:弥旁在尊重他宗的“利美”原则下,大力复兴宁玛教派的显密重要论典,尤其阐释藏传佛教前期的瑜伽行中观哲学思想,与持应成中观见佛教哲学思想的学者展开了多方位、深层次的佛学对话,为教派间思想文化对话创造了文明、和谐的范本;弥旁的中观和《慈氏五论》等显宗方面的注疏以及密宗文本的阐释改变了宁玛派“重密轻显、重伏藏轻经藏”的讲经传统;弥旁以济世利民的入世思想大力复兴传统文化,为世俗文化的诸多领域留下了重要的着作。时至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平等和谐地交流、对话、沟通,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宗教思想的和谐关系着地区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研究传统的“利美”观,应对前所未有的多元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理论和社会现实意义,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

黄茜^[2]（2018）在《我国民族声乐“演唱多样性”实践与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选取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样性”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历史沿革中经历的三个阶段、背景来源与内容、演唱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本文重点从声音、呼吸、共鸣、咬字,包括风格类型、思想情感等相关的声乐本体内容,结合与本体内容相关的声乐人才培养原则、培养内容等视角对民族声乐“演唱多样性”展开论述。并试图从声乐作品的个案研究与实际演唱实践中探索出“演唱多样性”对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起到怎么样推动性的作用。第一部分是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沿革历程的梳理与分析,并在梳理的同时从中寻找出与“演唱多样性”相关的理念雏形、及其经历的一系列变化与发展。本章将中国民族声乐的历史沿革分为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时期。第二部分是对“演唱多样性”的背景追溯和内容研究。其“演唱多样性”的提出,是建立在多样的地理环境、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多样的民族构成、多样的语言、多样的社会习俗、多样的审美追求六个方面的客观条件上。对“演唱多样性”运用在声乐人才培养的四性原则,即科学性、民族性、文化性、时尚性,和培养的四个方面,即多样演唱定位、多种演唱方式、多民族演唱风格、多文化内涵的情感表达,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述。第三部分是对“演唱多样性”的演唱技术本体的研究,通过声音、呼吸、共鸣、咬字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四部分是以第三章的研究为基础,对“演唱多样性”进行的演唱实践研究。以笔者就“演唱多样性”所做的理论研究,结合最终将其研究体现在《采音观乐·黄茜博士毕业独唱音乐会》中,数首民歌（云南民歌、贵州民歌、紫阳民歌、福建民歌）以及两首戏歌为例,分为采集过程、音乐背景及音乐形态分析、演唱技术分析,三个部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第五部分是对民族声乐“演唱多样性”进行的全方位总结,从培养原则、培养方面,以及第四部分所做的研究,对其在民族声乐发展中起到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作用进行分析与论述。

额尔登^[3]（2017）在《青海班禅香加旗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蒙古族进入青藏高原并在此繁衍生息已近八百年,是青藏地区的世居民族之一,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青海班禅香加旗的蒙古族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个群体。香加旗地处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南端,历史上曾经是羌、吐蕃、吐谷浑、蒙古、汉、回等民族文化直接接触、交往与融合之地,是入藏大道的关键节点和藏传佛教北传诸蒙古地区的中转地,是藏蒙两个民族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再加上藏族文化的持续影响,香加旗蒙古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的推动,香加旗蒙古族传统文化继历史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的现象和成因进行描述、解释,尤其对现代化进程中香加旗蒙古族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分析探讨,是当今香加旗蒙古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截至目前,香加旗蒙古族的文化变迁研究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基于这样的背景,研究香加旗蒙古族的文化变迁,不仅能拓展和深化对该地区蒙古族的整体研究,而且对于该地区蒙古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研究以青海蒙古族历史为背景,以香加旗蒙古族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在充分梳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主要为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参与观察、个案调查）,对香加旗蒙古族的历史概貌进行描写与论述,特别是对香加旗蒙古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日常生产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在分析香加旗蒙古族文化变迁的内外原因的基础上,对文化变迁过程中该群体的认同建构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对香加旗蒙古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以便为人们了解和思考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田野研究文本。本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部分:绪论部分阐明了选题的缘由及选题的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还有对本选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处作了简要说明。第一章介绍了班禅香加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运用历史资料和田野资料介绍了香加旗蒙古族的历史源流。主要以青海蒙古族历史为大背景,介绍了历史上及当代青海蒙古族的分布,进而对香加旗蒙古族的族源进行了细致详细的说明。第三章主要对香加旗蒙古族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进行了论述。通过对蒙古族传统社会组织的描述,对香加旗班禅属民时期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传统体制的衰落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场背景下香加旗蒙古族社会的重构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侧重对香加旗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进行梳理和介绍。通过对蒙古族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归纳,对香加旗蒙古族经济生活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说明。第五章论述了香加旗蒙古族民俗文化的变迁,从服饰、饮食到婚姻家庭等方面描述了其民俗文化的变迁。第六章对香加旗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变迁的表现以及藏传佛教对香加旗蒙古族产生的影响和新中国成立后其功能和作用的变迁作了分析和说明。第七章对香加旗蒙古语的概况、其独特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尤其以蒙藏文化接触后发生的藏语借词为例分析了历史时期部落语言文化的变迁,进而对当今的该地区蒙古语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结语部分对香加旗蒙古族文化变迁的原因及特征进行了论述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香加旗蒙古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对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尝试性的合理化建议。

岑建如^[4]（2017）在《说唱、文本与表演 ——山西陵川说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陵川说书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这种曲艺形式在陵川的传播尤为悠久与深厚。在陵川,当地民众无论是婚丧嫁娶、敬神祈愿,还是农闲娱乐,都要请艺人说书,热闹一番,艺人表演则以方言土语说唱故事,娓娓道来,历史兴衰、婚姻家庭、诙谐人事,包罗万象,情节曲折生动,内容贴近生活,深受喜爱。本文通过对陵川说书进行全面考察,包括说书现状、说书与礼俗的互动、说唱文本表演以及说书人的婚姻、家庭等生活史与记忆内容,寻检民间艺人与礼俗生活的互动关联以及发掘其内部特征,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曲艺记录和书目文本搜集整理方面。本文围绕说书分为四个章节,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部分术语界定,这是整篇论文的大背景。第一章对陵川说书的历史特点与传承概况进行了梳理,重点叙述盲人曲艺队档案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看出盲人曲艺队发展的历史及严格的管理体制。第二章讨论陵川说书与当地礼俗生活的互动,说书与礼俗共生共存、相互依赖,通过参与观察喜庆活动中的喜庆书,丧事活动的周年书,敬神活动的老爷书,发现说书在与礼俗生活的互动中构建了多重社会关系,而且礼俗活动中的说书具有仪式感、工具性、娱乐功能,以及慰藉心灵的意义,重点分析说唱表演过程和表演意义。第三章主要探讨书词与被表演的文本,透过书目文本研究其创作手法,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说书人现场表演,对书词现有文本的表演性进行了分析,探讨盲艺人记忆长篇书词的诀窍,指出演出时间、受众等语境因素是制约说唱表演的重要因素。第四章关注说书艺人的生活史与社会记忆,结合口述历史的方法,呈现盲艺人日常的生活情境,包括苦难记忆、学艺记忆、文艺理想等,老一代和新一代说书人生活的对比,勾勒出陵川盲艺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境遇与演变。

郑梦初^[5]（2016）在《晚明清初吴中弦索研究》文中认为弦索乐器在元代就已被用于散曲清唱的伴奏,而经过明初的考音定律,在宫廷教坊与藩王乐府中形成了一种用弦索伴奏南北曲（以北曲为主）的特定曲唱形式一一弦索官腔,它代表着明代的官方正声。南曲渐兴之后,明代曲学中的南北辨体意识开始高涨,弦索最终成为了北曲的代名词。吴中弦索活跃于晚明清初的江南地区,这种弦索曲唱形式一度令昆曲都黯然失色。本文即从整体上关注其发展历程与艺术特色,并最终诠释其曲史意义。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再现吴中弦索发展的具体过程。明代中后期,弦索官腔趋于衰亡,同时在地方上又出现了许多弦索新声。在此背景下,嘉靖后期,张野塘将中原弦索带到太仓,并将其改造为贴近南曲的弦索新乐。而以陆君吻为代表的众多吴中弦索传人则将其发扬光大。晚明清初的两百年间,吴中弦索风靡于整个江南地区。第二章剖析吴中弦索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乐器上,吴中弦索保留琵琶,并以新式三弦与提琴为标志。在唱法上,吴中弦索既不同于弦索官腔,也不等于昆腔北曲。在曲目上,吴中弦索继续以北曲为主,保持着南北曲的文体格局。第三章挖掘吴中弦索雅化的曲学意义。随着吴中弦索成为江南曲坛主流的北曲歌唱形式,文人曲家开始介入其中。明末以降,先后出现了数部弦索谱,从字音、句格、板式、工尺等方面对吴中弦索加以规范。这些雅化工作的标准是传统的北曲曲韵与曲律,其目的在于使吴中弦索成为当下的雅正北曲。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吴中弦索谱仍承载着在野文人曲家的北曲复古梦想,那当超越了吴中弦索的《太古传宗》琵琶调登上庙堂时,则意味着有明之弦索北曲已经与南曲（甚至是俗曲）一同作为前朝新声被纳入康乾盛世的礼乐系统中去了。

刘衍青^[6]（2015）在《《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由小说《红楼梦》改编的戏曲、曲艺、话剧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全力搜集、阅读相关作品的基础上,通过对原着与改编作品的比较,重点探讨了《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的改编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主题思想的变化、人物形象的嬗变、艺术手法的运用以及戏曲、曲艺名角对改编作品的演绎等。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戏曲为主,第二部分以曲艺为主,第三部分以话剧为主,在各部分的论述中结合戏曲、曲艺、话剧的艺术特征展开论述,每一部分都对该艺术门类的《红楼梦》改编作品做了较详尽的概述。戏曲、曲艺部分,在按照时间分期的基础上,以剧种、曲种为序,对不同种类的《红楼梦》改编作品做了分类述评,并在一粟的《红楼梦书录》和胡文彬《红楼梦叙录》的基础上,补充、增添了一些作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红楼梦》戏曲所论述的内容包括概述、戏曲改编与时代的关系、人物形象的嬗变及戏曲名角与“红楼戏”。“概述”中述评了清代乾隆五十七年至新世纪期间,传奇、杂剧、昆剧、京剧、桂剧、粤剧、越剧、秦腔、评剧、闽剧、川剧、潮剧、吉剧、龙江剧、淮剧、上海滩簧、曲剧、锡剧、豫剧、湘剧、黄梅戏、绍剧等二十多个剧种的《红楼梦》作品,兼述其演出情况。《红楼梦》戏曲改编与时代的关系中重点阐述《红楼梦》戏曲剧目受到传统伦理、社会改良、意识形态、戏曲发展、民间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红楼梦》戏曲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清代“红楼戏”在对宝玉和黛玉形象的塑造上,既尊重原着,也有刻意的修饰、修正和无意的误读。其目的是使人物符合传统伦理的要求。民国时期宝黛钗的形象既有突破也有缺憾,突破在于强化了宝黛彼此牵挂、体贴之情。缺憾在于:（1）为了表现黛玉性情和顺、审慎知理的一面而有损其特立独行、孤高清标的个性;（2）对宝玉形象作了庸俗化的处理,融入了浪荡公子的品性。“十七年”期间的“红楼”人物形象在阶级斗争主题的支配下,刚硬有余,圆润缺失,以晴雯的剑拔弩张、袭人的阴狠恶毒为代表。新时期“红楼戏”中的人物呈现出“小人物唱大戏”的特征,刘姥姥、焦大、娇杏、妙玉等人物成为主角,或传达人间温情,或反思历史,或批判官场,或揭示人性,多以原着为基础,展示其复杂性。并让人物形象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对王熙凤、宝钗、贾雨村等人物表现出包容的态度,甚至回避小说中宝钗等人物的品质缺陷,使其具有近乎完美的人格。戏曲名角参加改编并演出红楼戏,不仅使红楼的故事得到广泛的传播,还使得《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更加动人。《红楼梦》曲艺所论述的内容包括概述、曲艺改编与文人及城市传媒之间的关系、《红楼梦》曲艺的叙事特征、《红楼梦》曲艺的人物及《露泪缘》的成就等。概述以曲种为序,述评了评书、子弟书、弹词、广东木鱼书、南音、弹词开篇、鼓词、河南大调曲子、河南坠子、福州评话、岔曲、单弦、兰州鼓子、飏歌、广西文场、马头调、岭儿调、扬州清曲、四川清音、西府曲子、湖南丝弦、粤曲、龙舟曲、山东琴书、四川扬琴、恩施扬琴、莲花落、相声、山东平调、四川竹琴及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达斡尔族的乌春等三十多个曲种所改编的《红楼梦》曲目。《红楼梦》曲艺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曲艺大繁荣的背景下,在韩小窗、马如飞等有较高文学素养的文人与艺人的参与创作下,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城市书坊业、唱片公司、广播电台等新旧传媒及曲艺名角的表演,对《红楼梦》曲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红楼梦》曲艺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在“诗性叙事与书场叙事的结合”与“故事情节的铺陈与浓缩”两个方面。《红楼梦》曲艺的人物塑造别有特色,重点描摹了黛玉、宝玉、晴雯等主要人物,同时多视角地塑造了其它红楼人物。黛玉形象的塑造集中摹写她的愁情,对宝玉形象的塑造则围绕其痴情展开,在不同曲段中反复皴染、描摹这些特征。不足的是,二人形象在曲艺作品中多有世俗化的描写,如宝黛攻读“四书五经”,追求科举功名的情节等。《露泪缘》是《红楼梦》曲艺中成就最高的作品,被许多曲种移植、借鉴,该章重点分析其艺术成就。该作情节编排依托原着后四十回,却能巧妙交待前八十回的故事情节,使全篇逻辑清晰、合乎情理。人物塑造注重延续前八十回人物性格,又有独特的创造。艺术手法多样,通过用典故、穿插方言俗语、采用对比手法等,使《红楼梦》的诗意与书场的俚俗相融合。《红楼梦》话剧所论述的内容包括概述、主题的新变、艺术手法的新奇及赵清阁《红楼梦》话剧分析等。概述中述评了民国及建国后《红楼梦》话剧的改编与演出。《红楼梦》话剧的主题不同于戏曲、曲艺,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可归纳为家庭伦理、女性婚恋、时事政治与民众苦难、以象征手法揭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人生反思与当代众生乱相的揭示等五个方面。《红楼梦》话剧的艺术手法以新奇的面貌而引人关注,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作品还是新世纪的“先锋”话剧,都以表达方式独特或另类而与戏曲、曲艺形成对比。赵清阁是创作《红楼梦》话剧数量最多、质量较高的作家,其作品呈现出以下特点:忠实于原着的改编原则、重视舞台效果的改编技巧、改编者思想的适度表达。《红楼梦》原着的经典性为戏曲、曲艺、话剧的改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纵观《红楼梦》二百多年的改编历程,家族伦理、女性婚恋、赤子人格及对社会弊病的揭示是改编者关注的主要内容,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则贯穿了《红楼梦》的改编史。《红楼梦》改编成戏曲、曲艺、话剧等艺术形式,既扩大了原着的影响,也丰富和滋润了这些艺术形式。

高健^[7]（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赵海英^[8]（2013）在《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所涉及的山西民间音乐主要包括左权民歌、河曲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平遥盲书、武乡琴书、长子鼓书、壶关秧歌。这八个音乐曲种都是历史留给山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生活、教育环境改变,年轻一代能完全传承民间音乐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现代媒体的冲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面临着消亡。拯救、继承这些民间音乐则成为当代音乐人肩上的重任。然而要拯救、继承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单纯的记录是远远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要对这些民间音乐的乐理本质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传承与发展。因此,运用方言学的方法详尽解读“山西民间音乐”反映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利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分析研究山西民间音乐,发掘其内在规律,指导学习者学唱,建立考核衡量的客观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从方言学视角审视“山西民间音乐”,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山西民间音乐的艺术特色,对于发展和振兴山西民间音乐,有力地推动我国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分六个部分,即绪论、上篇、中篇、下篇、第九章、研究结论和展望。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和意义；论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交代研究对象和材料来源；理清研究思路、步骤和方法；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一、第一次系统整理研究“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为“山西民间音乐”的传承及走向世界提供准确的脚本。二、首次以实验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拓宽“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领域,提升“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高度。三、首次全面考察“山西民间音乐”的韵律、句法等,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旋律跳进与方言调值和语调的关系,为音乐学、方言学和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帮助。第二部分“上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歌曲歌词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一章、左权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二章、河曲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三部分“中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曲艺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三章、太原莲花落的方言学解读；第四章、大同数来宝的方言学解读；第五章、平遥盲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六章、武乡琴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四部分“下篇”：系统整理山西地方戏曲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七章、长子鼓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八章、壶关秧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五部分：是本论文的第九章,山西民间音乐的实验声学分析研究。本章以左权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等三个曲种为个案研究,运用实验声学分析方法,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在各剧种中,唱调比说调的调值要高,调域也要大；二、在各剧种中,声调的高低、音强的强弱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与自然口语语句中的情况相似；三、各剧种唱的音色与自然口语的音色存在明显差异。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展望。本论文通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特别是通过三个曲种声学特点的个案研究,为音乐学界在指导学生学唱“山西民间音乐”时,如何唱出应有的韵味,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论文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的实证方法,科学地阐释山西民间音乐风格深受山西方言影响的规律,深化山西民间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拓展山西方言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系统地构建中国语言音乐学学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杨琼^[9]（2012）在《论近代漠南蒙汉移民音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近代漠南蒙汉“移民音乐”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质与归属。近代国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黄河中下游亦泛滥不断,大量灾民北徙至漠南,造成“黄河农耕文化”与漠南游牧文化的撞击,本论题中的“移民音乐”涉及这种撞击生成的新音乐品类：漫瀚调、二人台、胡仁·乌力格尔。“移民音乐”在移民社会的二元文化中孕育、产生,又在二元文化的互动中变迁。近代漠南的移民大都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清初政府在上层实行“满蒙联姻”的政治同盟,在下则实行“蒙汉分治”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北迁的汉民最初是以流民身份“春去秋回”在漠南进行农耕,当达到一定规模清廷在邻近地区设置了相关的机构对流民进行临时管制。当越来越多的民人就地落户成为移民,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加上清中后期的内忧外患,清政府最终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移民,同时建立了正式的行政机构,移民就地落户入编。在这一系列政策主导下,漠南移民融入蒙古社会的过程大概经历了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政治融入,这一进程深深影响了移民音乐的产生和发展,而移民音乐的状况也充分反映了这一过程。本文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移民社会”的进程,以“移民音乐”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前移民音乐时期”、“移民音乐时期”和“后移民音乐时期”的历史划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提出一些见解,如“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范式的不妥,“移民音乐意义”上的二人台、移民音乐的地域性和“文化反哺现象”等。移民的分布直接决定了移民音乐的分布。东、西部移民社会文化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移民音乐,如移民间接参与的胡仁·乌力格尔和移民直接参与的漫瀚调、二人台。胡仁·乌力格尔在题材、演绎形式、曲调方面的蒙汉因素,漫瀚调对原民歌的改造,蒙古族元素对二人台形成发展的支持等,都是笔者在综合音乐本体的变化和相关联因素的基础上做的尝试性解释。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移民音乐”,笔者提出“文化撞击生成理论”,这是整合了西方移民理论“文化多元论”、“文化生成论”、“撞击一体化”等而做的一次理论探索,它特指短期内两大异文化的撞击生发出的文化现象,以及一系列后续反映。“移民音乐”文化源头上的二源性直接导致生成过程中的二元性,这种娘胎里带的特质导致“移民音乐”在“属-种-音乐本体”层面的对立统一。下文就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对上述现象一一给予解析。

陈洁^[10]（2012）在《苏州弹词艺术发展史研究：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的有机统一》文中认为本文剖析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弹词”的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苏州弹词，是目前我国从业人员最多、专业演职团体最多、拥有专门表演场所最多、保存传统书目最多、原创的新编书目最多、电台电视台播放节目总时最长的曲艺类非遗项目。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江、浙、沪甚至海外，都有热衷于此的票友团体；众多曲艺品种中，唯有它是拥有专门的传承学校、专设的领导机构并有专业理论刊物出版。从苏州弹词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文化自觉过程中，通过自我保护、能动传承而实现其艺术复兴。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以该遗产富有代表性的弹词流派为切入点，观察分析这些流派在“非遗”保护视野下，如何实现原样保护和能动传承的相关具体做法；首次将听客和学者层面与“非遗”保护的互动，纳入曲艺传承体系之中考察；尝试从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剖析苏州弹词在传统艺术式微的今天依然相对繁荣的原因。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做到妥善地保护和发扬苏州弹词文化遗产，必须调动一切因素的能动性，即演员主体的创演能动性、学者文人的研究主动性和书迷票友的传承自觉性。这一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作为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参考的范本。苏州弹词保护传承的成功经验说明，对音乐、曲艺、戏曲等艺术类非遗项目来说，外力支持固然不可或缺，但首要保护的应是该艺术形式的自身内在活力，激发其新陈代谢的自我创造能力，变被动的外在保护为能动的自我发展，聚集外力以推进内功修炼，从而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多样性并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关于蒙古族曲种在入志过程中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蒙古族曲种在入志过程中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居·弥旁“利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民族声乐“演唱多样性”实践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青海班禅香加旗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说唱、文本与表演 ——山西陵川说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明清初吴中弦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论文提纲范文）

（9）论近代漠南蒙汉移民音乐（论文提纲范文）

（10）苏州弹词艺术发展史研究：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的有机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蒙古族曲种在入志过程中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居·弥旁“利美”观研究[D]. 洛绒涛格.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2]我国民族声乐“演唱多样性”实践与研究[D]. 黄茜. 中国音乐学院, 2018(01)
• [3]青海班禅香加旗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D]. 额尔登. 兰州大学, 2017(02)
• [4]说唱、文本与表演 ——山西陵川说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D]. 岑建如. 山西大学, 2017(03)
• [5]晚明清初吴中弦索研究[D]. 郑梦初.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6]《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研究[D]. 刘衍青. 上海大学, 2015(02)
•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8]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D]. 赵海英. 山西大学, 2013(12)
• [9]论近代漠南蒙汉移民音乐[D]. 杨琼.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10]苏州弹词艺术发展史研究：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的有机统一[D]. 陈洁. 南京艺术学院,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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