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战略意图误判？

一、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战略意图误判?（论文文献综述）

韩德睿^[1]（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研究表明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周方舟^[2]（2020）在《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体系中,经济制裁是国际行为体为了达成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目标而使用的重要对外政策工具之一。经济制裁众多功能中的威慑功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制裁在国际体系中使用频率的增加,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面临着有效性不稳定、无法发挥出预期功效的困扰。因此,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哪些要素影响了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发挥?这些要素具体包含哪些变量?其影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本文首先明确了经济制裁中包含威慑功能。一方面,从经济制裁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项强制性对外政策工具的经济制裁具有惩罚、胁迫、发出信号等多种功能,其中还包括威慑;而威慑功能又是经济制裁中的深层次功能。另一方面,从威慑战略的角度来看,经济制裁可以作为经济武器发挥威慑力,因为它具备成为威慑手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既然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十分重要而又难以实现,则需要研究使经济制裁威慑功能奏效的构成要素与实现机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借鉴威慑理论对战略威慑有效性的研究,从经济制裁发起方的实力、发起制裁的意愿与威慑信息的传递入手,结合经济制裁所使用的手段进行分析,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确定这4个要素各自所涵盖的具体变量,并对这4个要素中的具体变量进行衡量与分析,阐明各自的作用机理,最后再结合两个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接下来,本文分别分析了经济制裁实力、制裁手段、制裁意愿与制裁威慑信息的传递这4个要素各自所包含的内容与作用方式。第一,经济制裁实力包括制裁发起方的物质常规能力、经济伤害实力、核武器潜在威慑力与制裁受国际支持程度,并运用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对所收集的历史数据与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确定了以上要素各自对制裁实力的贡献度大小。第二,本文明确了经济制裁所使用的手段包括贸易制裁手段与金融制裁手段,这其中,贸易制裁手段的单独使用受到越来越多障碍的阻挠,而金融手段在经济制裁中占据着更明显的优势。第三,对经济制裁发起方威慑意愿的评估考察的是制裁发起方对制裁净收益与不制裁净收益的衡量,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制裁意愿强烈;若后者大于前者,则制裁意愿微弱。本文根据这一逻辑,总结了经济制裁中制裁发起方通常产生的5种收益-成本计算结果模式。第四,对经济制裁威慑信息传递的分析主要从制裁发起方对信息的表达、信息传播途径、目标国对信息的理解三方面入手予以展开。最后,本文通过一个成功案例与一个失败案例分析了4个要素在经济制裁案例中的作用过程与影响方式。本文将视角聚焦于经济制裁中的威慑功能,尝试加深并细化对该功能及其有效性的剖析。同时,为了更好理解未来国际局势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政策、激发经济制裁在应对反恐或防止武器扩散等具体目标上的积极意义,以及合理应对中国面临经济制裁时遭遇的挑战,对经济制裁及其威慑功能有效性的研究还应不断加强与拓展。

侯宛辰^[3]（2020）在《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文中提出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处于谈判僵局的两个国家在首脑外交之后会发生行为偏好的转向,或行为偏好重新排序?首脑外交是通过怎样的心理机制来实现行为偏好变化或逆转的,心理因素起到怎样的作用?处于谈判僵局互动双方在首脑外交之后形成行为偏好变化甚至行为偏好逆转例子不在少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高层会面是冷战的双方关系的晴雨表。僵局的状态是双方虽然有可谈判空间,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即使是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都较高的一方也不愿意努力促成谈判。作者引入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上述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已用于多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但是其来解释首脑外交的互动国行为偏好确是第一次。本文提出基于归因认知的意图认知和基于算计的理性心理的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在首脑外交开展的过程中,决策者会依据归因心理这种基本的心理机制构成对战略试探中的意图认知,而在意图认知的基础上根据第二层理性战略思维进行行为偏好设定。偏好的即时结果为双方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延时行为偏好的结果反映在双方基于意图认知形成的战略布局调整中。这种双层心理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两方面的基本假设。第一假定前提是,互动双方所处的政治沟通环境由不完全信息战略环境转变为不完美信息的心理环境,从双方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到双方形成一定的共同知识。在不确定国际条件下,行为者对意图认知更容易受认知偏见影响,而这种偏见就是往往会夸大对方意图中的敌意。本文认为,随着相互不断的高层政治沟通,信息的不对称性逐渐转变,相应地行为人逐渐形成理性回归。第二个假设是,行为人是遵循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的有限理性的心理人。考虑到决策者在信息不完备和认知能力局限的情况下,会一定程度的偏离“理性原则”,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指的是根据理性原则行事,是有一定的目标取向的。但是只能按照认知形成行为偏好的排序,在此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实际上,即使是有最完备的情报信息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都不可能做到对对方的信息的全覆盖,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排序是基于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其偏好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最优解,但是一定是在能被双方接受的满意的结果。本文中,第一章将着重总结“首脑外交”这一核心概念,以及框定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的研究范围,并简单地与“战略对话”、“治国之道”等概念做类比,对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有一个架构性的理论认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按照行为链条的顺序进行组织的。这几章节把链接自变量和结果的因果联系的环节解开,分成更小的步骤,探求每一个环节可观察的证据。第二章引入关键变量意图认知,并明确意图认知变量如何变化,其中包含意图认知依托于什么样的信息系统存在,作为意图认知的主要的认知工具的归因认知的理论规律是如何,有没有回归理性的理论可能性。第三章针对重要的首脑外交中重要的中介变量——信号可置信性进行分析。意图是潜藏在行为和语言表征之之下,依靠中介变量外交信号传递,意图是通过对接收信号方对外交信号的解读而被认知到。第四章提出一个基于意图认知与理性算计的双层心理机制对首脑外交行为偏好分析框架假设,双层心理机制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以归因认知为基础,理性战略思维为主导的首脑外交行为偏好的分析框架。第五章是本研究的假设验证部分,本文用最为经典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外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将双层心理机制运用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系列首脑外交案例中,观察双层心理机制如何作用于行为偏好的结果。最后在结论从概念走向实践。通过总结本文主体内容对双边外交关系管理提出策略性启示以及继续研究的方向。

谢斌^[4]（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说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付正^[5]（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谢剑南^[6]（2019）在《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和重要性,给两国关系发展趋势带来了诸多想象空间和研究空间,本研究结合中美关系七十年余年来的现实发展进程,提出应从共赢主义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本研究从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价值、特征等,分析共赢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渊源,探讨共赢主义的影响与世界意义,研究中国以共赢主义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举措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选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身份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范式,简要分析其所包含的共赢主义要素及不足之处,无法达到时代发展要求的普惠共赢,也难以指导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实践。本文认为,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应现实发展要求,国际社会需要共赢主义来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本研究认为,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既是推进共赢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共赢主义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要能够促进各国普遍意义上的合作与共赢。中国古代的共赢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仁爱、和谐、共享”三者的统一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是双边和多边交往中的共赢主义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为敌对期,从1972年到1978年为波动期,从1979年到1988年为蜜月期,从1989年到2016年为竞合期,从2017年到当前为对手期。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两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呈现出“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历史定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综合国力为上、科技为王、大国竞争复杂的世界。逆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四大全球治理难题,对中美两国来说是加强和改进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是美国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难以避免地想着遏制中国“国力”与“国势”崛起,不时在贸易、台湾、南海、人权、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各种牵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作为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代表性大国,都不可能放弃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对抗态势,并且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与其他领域。历史地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全面对抗与冲突的敌人关系,但可能呈会形成对手关系、并行关系、伙伴关系、朋友关系、敌人关系中的其中一种,或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要特征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对手关系,在中美关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中美关系尚并没有因此失控,仍然主要呈现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但竞争趋势增长明显,尤其是美国以贸易为名,妄图以国家名义来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试图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基于两国对抗与冲突的代价太大,又同时面临共同的全球问题挑战,因此以共赢主义为关系理念和价值原则的合作共赢关系,应当成为今后两国关系的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文化信仰,形成牢不可破又双方都得益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分析及预测中美关系时,应当正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状况,对于中国整体实力日益接近美国并有超越美国之势,中美两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担忧中美能否会绕过或超越这个古老陷阱。本文经过分析与论证,认为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超越,不然,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是毁灭性影响。那么,破解的办法就是坚持共赢主义,正确认知并且理性面对,而不是回避,具体的超越办法是解构中美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分别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结构性矛盾。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方面主要政策建议。其一是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其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其三是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其四是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老牌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难以主动放弃全球霸权地位,也难以心甘情愿地与中国发展以“共赢主义”为合作原则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要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在合作中不能放弃斗争准备,以斗争求合作,才能更好地坚持与发展“共赢主义”,才能推动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李杉^[7]（2019）在《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联盟”和“强制”都是人类社会的古老现象,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未能充分解释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与国际政治舞台上联盟参与强制与反强制的丰富实践存在脱节。本文试图通过对威胁信号的分析,来解释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本文首先建构了强制外交情境下联盟的凝聚力模型和分类。本文认为,联盟凝聚力是联盟内部实力分布和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联盟内部实力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约束力,实力强大的成员更容易控制实力弱小的成员;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向心力或者离心力,每个成员均受到严重而对称威胁的联盟更容易实现力量的凝聚。由此,本文依照这两个维度,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联盟凝聚力的七个理想模型。本文进一步建构了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影响作用的分析框架。借助对威胁信号的分析,从信号拟制、信号传递、信号解读和信号反馈四个阶段,分析解释了联盟凝聚力如何影响强制外交的运作。本文借助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1994）、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三个案例,对七个联盟理想型中的五个在强制和反强制冲突中的表现进行了验证。结论认为,关于联盟凝聚力假设:联盟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高且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高;当对称性联盟中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比较低或者严重不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低;非对称性联盟中强国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当非对称性联盟中的强国受到高度的外部威胁时,联盟内部的极化程度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关于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低凝聚力不利于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成功,而高凝聚力有利于成功;但是联盟凝聚力与强制外交战略成败之间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

邵鹏鸣^[8]（2018）在《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它不仅只影响中美两个国家,而且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会对相关周边国家和世界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又一次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特别是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关于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成了各界关心的焦点。基于此,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中国在2018年到2050年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中美之间到底会不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好中美关系,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本论文主要采取了层次分析法、利益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心理分析法等分析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美国历来对华政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因素,中美“权利”比较及“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美国制约中国的可能选项和办法,该陷阱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该陷阱等。本论文研究发现中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具有非伪性。这并不像很多乐观的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中国在实力方面不能、在意图方面不愿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之间不存在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本论文认为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主要取决于美国,从美国的对华政策历史和现阶段美国拿捏中国的选项和方法来看,尤其是再加上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特点,中美之间很有可能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本论文的研究既有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认清中美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及其本质,也有助于了解全球其他国际事务与中美关系的关联性,因此,这便于中国更好地认识和处理好双方关系,尽可能地避免中美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及其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所需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罗红玲^[9]（2018）在《复杂动态理论下的汉语比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比喻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普遍存在,正是这种普遍性使得比喻在话语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真实话语中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使用比喻,将有助于我们对比喻的本质作出更客观的认识。然而,目前的汉语比喻研究成果众多,但还缺乏一种能对比喻进行整体而全面分析的统一理论框架;过于侧重比喻静态形式结构层面的描写,忽视了比喻的解释性研究;所选语料多为固死的书面语料,缺乏语言真实使用过程中的研究;且多数研究仍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全面性研究。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比较可信地回答比喻的形成机制、存在方式以及应用规律,当然也就无法揭示比喻的本质所在。基于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聚焦于真实语言中的比喻使用现象,在相对真实的话语交际环境下,借助于跨学科视角,探讨比喻的形成机制、存在方式以及应用规律,从而揭示比喻的本质特征,对话语中的比喻使用进行了定量与定性分析,以期从理论及实践上丰富和拓展现有的汉语比喻研究。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本研究首先对现有汉语比喻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述,探讨了目前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2）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即复杂动态理论,从复杂性视角出发探析了比喻产生的内部以及外部原因,提出了比喻的形成机制;探析了话语中比喻使用的根本动因以及影响比喻使用的诸多因素,提出了比喻在话语中的存在方式;最后,结合己有汉语比喻研究成果以及复杂动态理论,构建了比喻研究的多维动态模式,并在该模式下提出了比喻的定义、比喻辨识方法以及比喻研究的观测维度。（3）依据上述研究框架,基于自建和通用语料库,对交际过程中比喻的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话语样本中比喻的密度值、比喻表达结构的典型特征以及话语中比喻的分布特征;对交际过程中比喻使用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比喻结构在话语局部的动态表现形式、交际主体间比喻交互情况、特定语境中特定比喻表达的选择及变异情况、比喻固化的动态过程以及话语事件层面上比喻使用模式的特征与规律。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与价值在于（1）从复杂动态理论的跨学科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比喻的本质特征,突破了传统比喻研究的静态观,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考察比喻的生成、理解和变异的复杂动态过程,使得比喻研究更加逼近其本来面貌,为汉语比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拓宽了比喻理论研究的视野。（2）本研究从跨学科视角提出了比喻的形成是基于主体的多模块多感官系统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从联系的观点来审视比喻与其使用环境之间的复杂性关系,提出了比喻的存在方式具有多维性、互动性、适应性、多层次性、主体性以及动态性等特征。（3）本研究提出了比喻研究的多维动态研究框架,旨在将目前的认知研究与话语研究的成果在一个跨学科理论框架下进行整合,让所有研究都能在该研究框架下找到它们相应的位置,并在此框架下对比喻进行了定义与识别,通过大量真实语料的分析,全面呈现了比喻使用中的形式特征与动态过程,深刻揭示了比喻的复杂动态本质。（4）本研究立足于交际中的比喻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比喻的本质特征以及使用规律,这些研究发现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比喻使用能力的培养以及相关教材编写都极具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胡宗山,余珍艳^[10]（2017）在《“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修昔底德陷阱"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是一种必然存在?它是否适用于中美关系?通过探究"修昔底德陷阱"的源起和理论依据,研究历史上500年来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互动状况可以发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是必然存在的历史"定律",历史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完全用于观察复杂敏感的中美关系。即使中美关系中的部分要素与"修昔底德陷阱"论断中的某些判断有类似之处,但在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外交将会通过建设性的实践活动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使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大概率事件。

二、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战略意图误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战略意图误判?（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2）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6）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7）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论文提纲范文）

（9）复杂动态理论下的汉语比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战略意图误判?（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D]. 周方舟. 外交学院, 2020(08)
• [3]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D]. 侯宛辰. 外交学院, 2020(08)
•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5]《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D]. 谢剑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D]. 李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8]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D]. 邵鹏鸣. 外交学院, 2018(11)
• [9]复杂动态理论下的汉语比喻研究[D]. 罗红玲. 厦门大学, 2018(12)
• [10]“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J]. 胡宗山,余珍艳. 社会主义研究, 2017(06)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修昔底德陷阱论文;  中国制裁韩国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修昔底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