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论文文献综述）
李鹏珍[1]（2021）在《山西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地人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公元398年至公元494年期间定都平城,这一时期其封建统治渐趋完善,大同及周边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包括汉与鲜卑在内的各人群在此地交流、汇合。东信广场墓地作为目前在平城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的北魏墓群,其出土的人骨材料对于丰富、完善该地区人群的种族特征以及探索与周边人群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东信广场北魏墓地的人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颅骨测量学、生物统计学为主要手段,重点研究该组居民的体质特征及人群构成情况并探讨该组人群与周边人群的流动状况。结果表明,东信墓地古代居民的颅骨形态与亚洲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及东北亚类型较为接近。欧式距离系数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东信北魏组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呈现常乐组与大同南郊组相混合的特征,体质类型比较复杂和多样,东信北魏组的体质特征主要是“古中原类型”,但也受过鲜卑等其他人群的影响。此外,可见4例个体在颅面部形态上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因素特征,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认为其身份与来自于中亚或西亚地区的商人有关,这从侧面体现了大同作为当时商业与贸易中心的开放与包容。北魏平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族群的融合导致了东信广场墓地古代居民体质类型的复杂和多样。本文还利用古人口学、古病理学方法初步探讨了东信墓地人群的人口构成、疾病与健康状况。东信墓地人群的性别结构为0.88:1,男女两性在死亡年龄分期的分布趋势上基本一致,均在壮年期达到高峰且以此为中心向两端递减。整体来看,东信人群的创伤率较低,社会关系和谐、社会状况安定。骨骼疾病的类型多样,包括肿瘤性疾病、感染性疾病、营养和代谢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异位骨化等,但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显得寥寥可数,部分个体也仅为个别病理,这反映出东信人群相对健康的体质特征。另外,通过身高、体质量以及骨骼粗壮度三方面的推算与比较分析,使我们对该人群的整体体型特征也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
刘烨[2]（2019）在《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文中提出地处秦巴之间的陕南地区是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也曾经是多族群汇聚与交融的区域;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态景观,更有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区域文化,带有历史上多族群影响的显着痕迹。该地域北靠秦岭,南依巴山,西接陇南,东通江汉;汉江贯穿全境,自古以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的汇聚与交融之所;历史上周边各族群曾交汇于此,华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氐羌文化辐凑其间,其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旧石器时代,陕南围绕着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生活的土着是该地区的最早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逐渐南传,作为黄河支流的渭河文化,此时进入陕南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从这一变化中即可窥视出当时中原人群在越过秦岭后在陕南地区的文化扩展和族群活动的迹象。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江汉屈家岭文化的北移,陕南地区显示出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相互博弈与融合的文化态势,其背后的原因充分反映出当时北方华夏族群先民与南方三苗族群先民的势力扩张与相互交往在陕南这一地域间的碰撞与交融。先秦时期陕南地区活动的诸多早期民族或族群开始形成并浮出水面,以巴人为主的族群开始出现在陕南汉中与安康盆地的历史舞台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因之至今仍带有浓厚的巴文化色彩。部分夏人和商人则相继进入陕南商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着人群文化的发展。除了巴人外,川西蜀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商代晚期进入陕南地区,并在城固、洋县一带与巴人杂居错处,并由于商王武丁的征伐活动而首次出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西周是陕南古代早期民族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汉水上游一带除了仍有巴人和蜀人活动外,在陕南东部还出现了庸人以及濮人活动的踪迹,他们在周初也均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到西周中晚期,周人的势力逐渐衰弱,而活动在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他们往北进入到丹江上游,逆江而上经过商南、丹凤,到达商州（原商县）一带,占据了原先周人占据的地区,楚人和楚文化在当地逐渐取代周人和周文化。春秋战国是陕南民族的整合与融合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民族迁徙活动,使得这一时期陕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分布区域与族际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秦国将楚人的势力从陕南东部驱逐出去,并重置汉中郡,从而首次将今天的陕西勉县、留坝以东,干佑河、湖北保康、郧县以西以及珍珠岭以北的岭南地区统一起来,完整意义的陕南就此雏形初现。秦人和秦文化制度从此逐渐在陕南占据主导地位,陕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外貌因之发生重大改变。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以华夏为中心的秦人和汉人逐渐形成,并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而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区域,促进了各地的民族整合。在陕南东部的商洛地区,华夏族群已经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在汉中的中部、东部以及安康地区,华夏族群大量南下,当地的大部分巴人和蜀人也逐渐汉化。这一时期陕南民族构成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氐人与羌人进入陕南,并开始出现在汉中西部地区。东汉时期,陕南地区发生了羌族三次大规模入侵汉中（汉中郡）的事件,对当地的族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原本居住在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一带的賨人（板楯蛮）从秦末汉初开始多次从川东地区向北进入了陕南地区,甚至有部分賨人进入陕南地区后,还向北发展到今甘肃秦安东北一带。三国时期,原先活动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僚人也开始进入陕南地区,从而使得这一区域的族群成分更为丰富。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割据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时期;诸少数民族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参与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所以他们在陕南进出与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改变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就陕南地区而言,不仅有西北氐族建立的前秦与仇池诸国政权和羌族建立的后秦政权,将氐羌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陕南的各个角落;还有西南賨人建立的成汉政权,将賨人、僚人的活动区域深入到汉中腹地;更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族建立的各政权通过对陕南的统治,首次将北族和北族文化的影响扩展到陕南地区。在此背景下,氐族、羌族、匈奴、羯族、賨人、僚人和鲜卑等少数民族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与交融不断加深,基本在陕南实现了区域性的民族融合。隋唐王朝不仅实现了政治的一统,而且还通过政区建制与羁縻统治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晋以来族群融合的成果与局面,陕南各郡县的主要居民已经是经过多族群融合后形成的汉人群体,残存的少数族群则主要生活在陕南西部以及盆地周边偏僻的丛山峻岭之中,影响大不如前。随着氐羌的衰亡,其原居地先后被后起的党项、吐谷浑等所占据;在与隋唐王朝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虽也时常波及陕南西部,但多数属扰性质。随着僚人等少数族群的消亡,陕南地区的族际融合在唐代彻底完成;但历史上当地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却一直影响至今,他们的活动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陕南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袁刚[3]（2019）在《柔然历史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柔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今内蒙古地区兴起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亦称“蝚蠕”“蠕蠕”“茹茹”“芮芮”等。5世纪初,柔然首领郁久闾社崘在漠北兼并敕勒诸部及匈奴余部,建立柔然汗国,揭开了东胡系民族在蒙古高原建立长期有效统治的崭新一页。柔然历史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中外研究者对柔然历史及相关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学界对柔然历史的研究总体而言仍相对比较薄弱,对很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因而在史料辨析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柔然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进一步梳理、考察和研究,仍有必要。文章首先阐述了柔然历史的发展脉络,并对中国古代史家对柔然历史的探究、域外学者对柔然历史的研究,以及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作有简要回顾和评析。继而对正史及其他体裁史书中的柔然专传和专条进行了辨析,认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北史》中的柔然专传,及今本《魏书·蠕蠕传》中部分反映魏收原书风貌的内容,是柔然史研究重要的一手史料;由《北史》补缀的今本《魏书·蠕蠕传》的大部分内容和其他各类体裁史书中的柔然条目是可资参考的二手史料;但《通典·蠕蠕》与《北史》及今本《魏书·蠕蠕传》互异内容应保留了原本《魏书·蠕蠕传》散佚前的部分内容,值得重视。在吸收、研判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北朝记载的柔然名号汉字音写形式“蠕蠕”“茹茹”等更接近该部族及政权名号的原音,不同用字方式反映了中原政权统治者和史家对柔然的态度,“柔然”是其名号原型的复数或属格附加成分等观点。通过对史料的辨析以及对柔然语言、有代表性的风俗习惯、体质人类学特征等几方面因素的考察,进一步肯定了“东胡—鲜卑说”的主流观点;并提出“塞外杂胡”说反映了柔然部众成分复杂,以及柔然汗国治下民族众多的实际情况等看法。文章分析论述了“可汗”名号的历史源流、政治内涵和柔然可汗名位制度,认为柔然对“可汗”名号的定位是“得华夏正统”的皇帝,但其专属可汗号却体现了北方游牧政权的制度特色;同时提出柔然的君位继承制度以父死子继为主,其他继承形式的出现与其政局变化有关。此外,文章还对柔然的游牧业、狩猎业、手工业、农业和交换贸易等经济类型做有考察,认为游牧业始终是柔然最主要的经济生产类型,狩猎业是其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手工业、农业以及交换贸易也为柔然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
颜炳鑫[4]（2019）在《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拓跋鲜卑的发展历程可视为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早期的南迁过程包括“大鲜卑山”及“大泽”两个时期,同时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在鲜卑拓跋部族的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大鲜卑山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大泽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并与鄂温克人的发展进行对比。全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中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目的、研究意义、基本文献资料、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运用历史文献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对大鲜卑山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学成果对拓跋鲜卑为何会南迁至大泽,大泽之所在地为何处,拓跋鲜卑南迁到了大泽后与周边部族的联系等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研究。第四章,拓跋鲜卑早期南迁对今天的人类应该有所启发,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与鄂温克族做对比研究,总结拓跋鲜卑对当今人类的启示。
张正阳[5]（2019）在《突回时代漠北游牧社会定居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漠北地区对游牧民族来说意义非凡。隋唐时期突厥、回鹘先后称雄漠北。在唐王朝农耕文明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这两个民族社会内部逐渐出现了定居化趋势。但这一现象并非只出现在突回时代,在此之前,漠北游牧社会内部就已存在定居化因素,具体表现为农业实践与筑城。漠北回鹘承袭突厥时代的定居观念,从而出现半定居化生活倾向。这一现象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是漠北游牧社会内部定居化因素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因此对突回时代漠北地区定居化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北方游牧社会内部生计方式的发展变迁。漠北游牧社会内部的定居化因素其来有自,匈奴、鲜卑拓跋代、柔然等游牧政权内部都曾出现不同程度的定居化因素。而从文献和碑铭的相关记载可推知,第一汗国时期突厥极有可能已受到定居化因素的影响,第二汗国默啜和毗伽可汗时期的农业实践和筑城构想可视作是这一影响的延续。而突厥对游牧文化的坚守和对农耕文化的被动接受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社会内部定居化因素的发展。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定居化趋势的加强其具体表现为回鹘的生计方式从游牧逐渐转向半定居化生活。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汉地农耕文明、粟特绿洲城邦文明以及漠北游牧社会内部不断发展变化的定居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鹏福[6]（2019）在《拓跋鲜卑农业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拓跋鲜卑因其曲折独特经历以及特殊历史贡献,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拓跋鲜卑是原居东北地区的渔采狩猎民族,历经两次大的民族迁徙“始居匈奴故地”,其后逐渐内入中原,因其所建北魏政权是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并站稳脚跟的少数民族政权,成为北方百余年民族战乱的结束者和内入中原诸民族的整合者,并承担起北方农区恢复重建的任务,因此历来备受学者关注。本研究主要内容通过以下几个重要时段展开:第一,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及第一次迁徙。早期的拓跋鲜卑在大兴安岭北段地区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生活,随着人口增殖、匈奴退出草原等原因,拓跋鲜卑具备了迁徙的内外条件。在首领推寅带领下,拓跋鲜卑“南迁大泽（今内蒙古呼伦湖）”,至此,拓跋鲜卑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其生产方式发生了第一次转换,由原先的采集狩猎转向畜牧狩猎。第二,拓跋鲜卑迁居匈奴故地后生业形态的逐渐变化。由于“大泽”区域“昏冥沮洳”,地理、气候条件并不能满足拓跋鲜卑的进一步发展,拓跋鲜卑进行了第二次民族迁徙。二次迁徙到达匈奴故地后,拓跋鲜卑与中原直接毗邻,“不交南夏”的局面被打破,中原农业劳动力和生产技术输入拓跋鲜卑。漫长时间的农业濡染和所控制农区的扩大,使得拓跋鲜卑在生产方式上渐渐转向农牧兼营。第三,北魏建国后,迁都平城。北魏诸帝征伐不息,所控制农区不断扩大,农区畜力不足的制约也得到缓解,农业化进程加速。从迁都平城到北魏灭亡,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节点,这一百多年年的时间可分为两个时代,前期为平城时代,后期为洛阳时代。平城时代北魏统一北方,北方农区进入到整体恢复发展阶段。在前期“离散部落”、“计口授田”的基础上,北魏诸帝愈发重农并大力劝农。统一的政权和统治者的持续经营,久经战乱的北方农区由破坏破碎走向恢复整合,北魏政权所依靠的的经济基础也更加倚重于农业。公元485年,均田制颁布。均田制将土地与农民结合起来,农民虽不能按均田令里的规定足额获得土地,但仍是减轻了一定负担,对于恢复黄河流域自魏晋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均田制关于奴婢受田的规定,进一步推动拓跋鲜卑贵族向农业经济形态转变。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拓跋鲜卑直接进入农耕民族中心地带,南迁之拓跋鲜卑彻底完成了农业化。同时,孝文迁洛,“既把鲜卑高门、强族（八国良家）劈成了两半,又把文武官吏劈成了两半,影响以后历史至巨。”未彻底农业化的拓跋鲜卑在其后的历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四,六镇起义爆发到隋朝建立,未彻底农业化的拓跋鲜卑纷纷南下,相继建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政权,最终在鲜汉融合的历史洪流中彻底实现农业化。六镇起义的爆发,是孝文迁洛以后被劈成两半的鲜卑之间矛盾的大爆发,以这次起义为推手,未彻底农业化的留代拓跋鲜卑南下中原,鲜汉矛盾激烈,使得北方农区曾一度遭受严重破坏。但从长时段观察,这也使得未彻底农业化的鲜卑人南下,促成其最终完成农业化。综合拓跋鲜卑整体农业化进程,生产方式的转化对其入主中原乃至统一北方农区并建立长时间统治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适应新的资源情境,一方面北魏诸帝主动推进农业化进程并最终完成农业化,使得北魏政权区别于其他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拓跋鲜卑以及魏晋以来逐渐内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生产方式最终转变为农耕,众多的少数民族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与华夏民族的融合,北朝成为结束民族纷乱走向统一的历史出口,而这一重大历史结果的整合者和承担着无疑是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北魏灭亡后,拓跋鲜卑农业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在随后的西魏东魏北周北齐政权时代,南下的拓跋鲜卑最终彻底农业化。这一过程的终结,也意味着自东汉末年以来内入少数民族异质性的终结。因此,当这一过程完结之时,南北一统的时机也成熟了。
彭汉宗[7]（2019）在《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文中提出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个民族会像华夏民族那样热衷于山水树石的艺术表现了。自北魏至元代的近千年中,敦煌壁画见证了各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包括西域样式、汉晋传统样式、北朝新兴样式、隋代的“细密精致而臻丽”、唐代的“焕烂而求备”、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千篇一律”、西夏与元代的卫藏风格。不同风格之间或和谐共存,或新旧迭代,其既与艺术自律发展的内部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风俗、宗教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关,如何从纷乱庞杂的现象中将这些因素一一寻绎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而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亦将引发全然不同的结论。在山水树石图像的演变历程中,主要有三股力量互相制衡,其一为中原山水画的同步影响,其二为异域审美观念的影响,其三为特殊的宗教文化内涵。三股力量联合构成了敦煌壁画山水树石图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也彰显了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与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我们在面对复杂艺术现象时往往需要做好随时切换研究视角的准备,如此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历史的原貌。
张国文[8]（2018）在《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早期鲜卑生计方式探讨》文中指出学术界目前对早期鲜卑研究较少,关于早期鲜卑的历史古文献记载也只言片语,这限制了我们对于鲜卑历史的综合研究。1949年以来的考古工作为鲜卑早期历史的揭示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实物资料。本文拟对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早期鲜卑墓葬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生活日用品、工具/武器以及其他各类遗物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并结合早期鲜卑墓葬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探讨第一次南迁过程中以及定居草原的早期鲜卑生计方式。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得知,早期鲜卑以畜牧/游牧生活为主,含有一定渔猎经济成分。粟类作物在早期鲜卑食谱中占据一定比重,这表明早期鲜卑在南迁过程中与周边民族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对其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有较大的影响。
张文平,包桂红[9]（2019）在《内蒙古魏晋北朝考古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北朝的历史起始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终止于公元581年杨坚受禅代周建立隋朝。与曹魏代汉同一年,活动于阴山地区的拓跋鲜卑部落遭到外族打击,首领拓跋力微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娶其女,率所部北居长川。自此,整个内蒙古地区魏晋北朝的历史以拓跋鲜卑部落为主角,以阴山地区为中心遗留下大量的考古遗存,其中以墓葬、城址最具典型性。
韩昇,蒙海亮[10]（2017）在《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文中研究表明北魏皇族后裔元威的父系遗传单倍型为C3b-F1756,是一种高频分布于外贝加尔-蒙古高原东部的遗传类型。考虑到拓跋鲜卑部众在颅骨形态特征以及母系遗传关系上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居民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研究认为拓跋部起源于外贝加尔-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这点由松嫩平原土着考古文化和居民类型在东汉时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能体现,这一变化与外贝加尔地区居民南下有关,其主体人群极有可能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鲜卑。对于学界主流的"拓跋鲜卑嘎仙洞起源说",因该遗址不像周边任何一种考古文化的发源地,加上其被"发现"的过程疑点重重,因而认为"嘎仙洞"不大可能是拓跋部发源地,拓跋部的兴起与北亚人群从外贝加尔地区南下呼伦湖的迁徙有关。
二、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地人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大同市自然与历史地理概况 |
| 1.2 东信广场墓地的考古学背景 |
| 1.3 研究目的及相关说明 |
| 第2章 东信广场墓地人群的古人口学研究 |
| 2.1 性别与死亡年龄的判定 |
| 2.2 性别与死亡年龄的统计 |
| 2.2.1 性别比例分布 |
| 2.2.2 死亡年龄结构 |
| 2.3 与相关人群的比较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东信广场墓地人群的古病理学研究 |
| 3.1 东信人群的骨骼创伤 |
| 3.1.1 颅骨的骨质创伤与骨折 |
| 3.1.2 其余骨骼的骨质创伤与骨折 |
| 3.1.3 东信人群的创伤特点 |
| 3.1.4 东信人群的创伤分析 |
| 3.2 东信人群的骨骼疾病 |
| 3.2.1 肿瘤性疾病 |
| 3.2.2 先天性疾病 |
| 3.2.3 关节性疾病 |
| 3.2.4 传染性疾病 |
| 3.2.5 营养及代谢性疾病 |
| 3.2.6 异位骨化 |
| 3.2.7 骨骼的其他病理 |
| 3.3 东信人群的牙齿疾病 |
| 3.3.1 龋齿 |
| 3.3.2 根尖脓肿/齿槽脓肿 |
| 3.3.3 牙周病 |
| 3.3.4 生前脱落 |
| 3.3.5 其他异常现象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东信广场墓地人群的体型研究 |
| 4.1 东信人群的身高推算 |
| 4.1.1 方法与结果 |
| 4.1.2 与相关人群的比较 |
| 4.2 东信人群的体质量估算 |
| 4.2.1 方法与结果 |
| 4.2.2 与相关人群的比较 |
| 4.3 东信人群的骨骼粗壮度 |
| 4.3.1 肱骨相关指数的计算与分析 |
| 4.3.2 股骨相关指数的计算与分析 |
| 4.3.3 胫骨相关指数的计算与分析 |
| 4.3.4 各指数与相关人群的比较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东信广场墓地人群的体质类型研究 |
| 5.1 颅骨的非测量特征观察 |
| 5.2 颅骨的测量性特征 |
| 5.3 颅骨的种系类型 |
| 5.4 与相关古代人群的比较 |
| 5.5 欧罗巴人种因素问题 |
| 5.6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图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 |
| (二)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 |
|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史前时期陕南的考古文化与族群分布 |
| 第一节 汉中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二节 安康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三节 商洛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四节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分布 |
| 一、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
| 二、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早期族群的分布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的分布与迁徙 |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陕南民族 |
| 一、巴人 |
| 二、夏人 |
| 第二节商代的陕南民族 |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一、巴楚结盟与庸人的流散 |
| 二、巴楚之战与巴人的流散 |
| 三、秦蜀之战与巴蜀衰微 |
| 四、秦楚之战与楚人的退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时期陕南民族的发展 |
| 第一节 秦汉王朝在陕南的政区设置 |
| 第二节 秦汉王朝统治下的陕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 |
| 一、华夏族群的南下与巴人、蜀人的整合 |
| 二、氐人和羌人的东进 |
| 三、賨人的北上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南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
| 第一节 氐族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一、前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势力的扩展 |
| 二、后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势力的起伏 |
| 三、武都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进一步发展 |
| 四、武兴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兴衰 |
| 五、前秦的建立与苻氏氐人对陕南的统治 |
| 六、陕南氐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一、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二、西魏、北周时期鲜卑在陕南的统治 |
| 第三节 羌人、匈奴、羯族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一、羌人在陕南的进出 |
| 二、匈奴在陕南的进出 |
| 三、羯人在陕南的活动 |
| 第四节 賨人和僚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一、成汉政权的建立与賨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二、僚人的进入及其在陕南的活动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隋唐时期陕南民族的活动 |
| 第一节 族际融合与政区设置 |
| 第二节 氐人的消亡与党项和吐谷浑的影响 |
| 第三节 陕南僚人的汉化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柔然历史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柔然历史的探究 |
| 二、域外史学界对柔然历史的研究 |
| 三、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柔然历史的研究 |
| 第一章 柔然基本史料辨析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柔然专传 |
| 一、《魏书·蠕蠕传》 |
| 二、《北史·蠕蠕传》 |
| 三、《宋书·索虏传附芮芮虏传》 |
| 四、《南齐书·芮芮虏传》 |
| 五、《梁书·诸夷·西北诸戎·芮芮传》 |
| 六、《南史·夷貊传下·蠕蠕传》 |
| 第二节 其他各类体裁史书中的柔然专条 |
| 一、《建康实录》中的柔然条目 |
| 二、《通典》中的柔然条目 |
| 三、《太平寰宇记》对柔然的记载 |
| 四、《册府元龟》中的柔然资料 |
| 五、《通志》中的柔然条目 |
| 六、《文献通考》中的柔然条目 |
| 七、《朔方备乘·柔然传》 |
| 第二章 柔然的名号 |
| 第一节 汉译柔然名号之考察 |
| 第二节 对研究者关于柔然名号含义不同看法的评述 |
| 一、虫蛇说 |
| 二、异族说 |
| 三、贤明说 |
| 四、达怛说 |
| 五、法则说和艾草说 |
| 六、燕然—尼伦—山脊说 |
| 七、北域说及关于柔然名号含义的其他几种说法 |
| 第三章 柔然的来源 |
| 第一节 柔然来源诸说评析 |
| 一、东胡—鲜卑说 |
| 二、匈奴说 |
| 三、塞外杂胡说 |
| 四、蒙古说 |
| 五、Yr?gir说 |
| 六、东夷说和楼兰说 |
| 第二节 柔然来源问题之考察 |
| 一、两晋及北朝史书记载柔然是来源于东胡—鲜卑系的北方民族 |
| 二、柔然的语言与东胡—鲜卑系民族相通 |
| 三、柔然有代表性的风俗习惯与部分东胡系民族相同或相近 |
| 四、柔然人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与东胡—鲜卑系民族接近 |
| 五、柔然部众及柔然汗国属民的来源、族属具有复杂性 |
| 第四章 以“可汗制”为中心的柔然政治制度 |
| 第一节 柔然君主的“可汗”名号及其政治内涵 |
| 一、“可汗”名号的源流及柔然君主采用此名号的历史影响 |
| 二、柔然可汗的自我政治定位及其在对外交往中的表现 |
| 第二节 柔然的汗位世袭制度 |
| 一、柔然最高政治军事首领职位由郁久闾氏成员世代相袭的制度及其渊源 |
| 二、君位继承形式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 |
| 三、不同的君位继承形式与柔然政局的相互影响 |
| 第三节 柔然可汗的名位制度 |
| 一、建年号,立正朔 |
| 二、柔然汗国君主的专属“可汗号” |
| 第四节 柔然的两翼分封制度 |
| 第五章 柔然的经济 |
| 第一节 游牧业 |
| 一、柔然“逐水草畜牧”的游牧方式与发达的游牧经济 |
| 二、马、羊、牛、驼是柔然人牧养的主要牲畜 |
| 第二节 狩猎业 |
| 一、狩猎业是柔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狩猎业在柔然社会经济中占有比重较大的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手工业 |
| 一、金属冶炼业 |
| 二、陶器制造业 |
| 三、毛皮加工业 |
| 四、车辆制造业 |
| 五、木器制造业 |
| 第四节 农业 |
| 一、柔然的粗放农业生产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处地位 |
| 二、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民族关系是制约柔然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 第五节 交换贸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与资料汇编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4）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前人研究成果 |
| 1.2.1 国内研究成果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1.5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大鲜卑山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
| 2.1 大鲜卑山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 |
| 2.1.1 狩猎业 |
| 2.1.2 采集业 |
| 2.2 大鲜卑山时期的社会关系 |
| 第三章 “南迁大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 |
| 3.1 “南迁大泽”之动因 |
| 3.1.1 经济原因 |
| 3.1.2 政治原因 |
| 3.1.3 文化动因 |
| 3.2 “大泽”初探 |
| 3.2.1 “大泽”为今呼伦湖 |
| 3.2.2 大泽为嫩江下游一带 |
| 3.2.3 大泽之我见 |
| 3.3 生产生活方式 |
| 3.3.1 狩猎业 |
| 3.3.2 游牧业 |
| 3.3.3 其他 |
| 3.4 社会关系 |
| 第四章 拓跋鲜卑与鄂温克族的对比研究 |
| 4.1 拓跋鲜卑与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比 |
| 4.2 拓跋鲜卑的南迁对当今人类的启示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图：拓跋鲜卑南迁路线图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个人简介 |
（5）突回时代漠北游牧社会定居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突回时代漠北游牧社会定居化因素溯源 |
| 第一节 匈奴时代的定居化因素 |
| 一、匈奴及其先民的农业实践 |
| 二、匈奴定居遗存、城址及其用途 |
| 三、匈奴定居化因素的特点 |
| 第二节 代国时期拓跋鲜卑的定居化因素 |
| 一、拓跋鲜卑早期迁徙过程中经济形态的某些变化 |
| 二、拓跋代国的农业实践及城郭兴建 |
| 三、拓跋代国时期鲜卑社会内部定居化因素的特点 |
| 第三节 柔然汗国的农业尝试与城郭兴建 |
| 一、殖田自供与阿那瓌上表 |
| 二、木末城的修建 |
| 三、柔然汗国的农业活动与筑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古时期漠北突厥的定居化问题 |
| 第一节 第一突厥汗国内部定居化因素产生之可能 |
| 第二节 第二突厥汗国内部定居化因素的产生 |
| 一、默啜可汗的农业实践 |
| 二、毗伽可汗的筑城设想 |
| 第三节 第二突厥汗国内部定居化因素的来源 |
| 一、唐王朝的羁縻统治 |
| 二、来自粟特城邦文明因素的影响 |
| 三、对柔然汗国定居化因素的承袭 |
| 四、突厥自身的文化坚守 |
| 第四节 突厥定居化趋势发展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定居化趋势的加强 |
| 第一节 漠北回鹘汗国境内的农业发展 |
| 一、文献记载所见漠北回鹘汗国的农业 |
| 二、回鹘碑铭所见漠北农业相关信息 |
| 第二节 漠北回鹘汗国的城市兴建 |
| 一、文献、碑铭所见回鹘城市 |
| 二、考古所见回鹘城市遗址 |
| 第三节 漠北回鹘汗国生计方式转变的原因 |
| 一、唐回关系的影响 |
| 二、粟特文明的渗透 |
| 三、第二突厥汗国的影响 |
| 第四节 漠北回鹘汗国半定居生活的特点 |
| 一、东西方文明的影响 |
| 二、漠北游牧社会内部定居化因素不断变化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拓跋鲜卑农业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的说明与界定 |
| 1.2.1 拓跋鲜卑 |
| 1.2.2 农业化 |
| 1.3 研究依据 |
| 1.3.1 现实依据 |
| 1.3.2 理论依据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4.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嘎仙洞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形态 |
| 2.1 拓跋鲜卑的起源 |
| 2.2 嘎仙洞地区自然环境和生计选择 |
| 第三章 第一次迁徙与呼伦湖时期的生计变迁 |
| 3.1 第一次迁徙及拓跋鲜卑民族体的扩大 |
| 3.1.1 “南迁大泽”动因和经过 |
| 3.1.2 迁徙过程中民族体的扩大 |
| 3.2 “大泽”地区的环境及生计模式变迁 |
| 3.2.1 “大泽”地区环境与生计调适 |
| 3.2.2 考古遗存中的少量农业 |
| 第四章 第二次迁徙与农牧兼营格局的逐渐确立 |
| 4.1 第二次迁徙的曲折历程 |
| 4.2 “匈奴故地”的农业发育 |
| 4.2.1 漠南、代北地区的部落壮大 |
| 4.2.2 长期交流与中原农耕文化北传 |
| 4.3 北魏立国前农牧兼营格局的奠基 |
| 第五章 平城时代的农业化进程 |
| 5.1 离散诸部、计口授田与屯田政策 |
| 5.2 平城时代诸帝劝农重农政策的持续 |
| 5.2.1 北方统一前北魏诸帝农业政策 |
| 5.2.2 统一后诸帝劝农重农政策 |
| 5.3 平城时代农业化的整体推进 |
| 5.3.1 北方旱作农区的整体占有 |
| 5.3.2 北方农区畜力不足的补充 |
| 5.4 均田制与农业化推进 |
| 5.4.1 均田制辨析 |
| 5.4.2 奴婢、耕牛与土地结合 |
| 第六章 迁洛至隋时农业化进程的加速、断裂与合流 |
| 6.1 北魏迁洛鲜卑的农业经营 |
| 6.2 迁洛鲜卑的完全农业化 |
| 6.3 留代鲜卑农业化进程的断裂 |
| 6.4 北魏灭亡至隋时六镇鲜卑的彻底农业化 |
| 6.4.1 六镇起义与留代鲜卑南下 |
| 6.4.2 南下六镇鲜卑与鲜卑化潮流 |
| 6.4.3 南下鲜卑的最终农业化 |
| 第七章 拓跋鲜卑农业化的动机与意义 |
| 7.1 拓跋鲜卑农业化的动机 |
| 7.1.1 王权强化 |
| 7.1.2 正统建设 |
| 7.2 拓跋鲜卑农业化的意义 |
| 7.2.1 秩序重建与民族整合 |
| 7.2.2 隋唐局面的奠基 |
| 7.2.3 华夏自我更新及内涵的丰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树木造型 |
| 一、从汉晋传统风格向北朝新兴风格的演变 |
| 二、西域花卉纹样的本土化改造 |
| 第二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山石造型 |
| 一、故事画题材中配景山石造型的演变 |
| 二、须弥山图式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三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山水空间 |
| 一、从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转型 |
| 二、北朝新兴风格——三维纵深与平面拼贴的过渡期 |
| 第二章 北周后期至隋代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北周后期至隋代前期的复古主义 |
| 一、回归汉晋传统的图案化风格——古朴、原始的树木造型 |
| 二、回归汉晋传统的图案化风格——云气纹山石造型 |
| 三、不同叙事结构下的山水空间 |
| 第二节 隋代后期的现实主义 |
| 一、现实主义审美理念下的写实化树木造型 |
| 二、现实主义审美理念下的写实化山石造型 |
| 三、大型说法图中的山水空间——两侧封边式造境 |
| 第三章 唐代的山水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细密臻丽、焕烂求备的树木造型 |
| 一、细密精致而臻丽的佛国花树 |
| 二、中原本土树木造型在不同场景中的“变形” |
| 第二节 唐代的山石造型 |
| 一、大型说法图、经变画中的圣山造型 |
| 二、初唐时期两大基础性元素的初步构建——高山、缓坡 |
| 三、盛唐“山水之变”——以“双峰对峙”图式为中心 |
| 四、盛唐时期对山石之“质”与“奇”的追求 |
| 五、唐代后期山石造型的模式化以及山水空间的秩序化 |
| 第三节 不同画幅形制与多元叙事结构对山水空间的综合影响 |
| 一、通壁向心式大型经变中的开放式一体化山水空间 |
| 二、三联式构图模式中关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思考 |
| 三、以传统的横长卷形制构建全新的山水空间 |
| 四、屏风形制的拆分与组合 |
| 第四章 五代、宋代、西夏、元代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曹氏画院的程式化风格 |
| 一、工艺美术设计理念下的树木造型 |
| 二、工艺美术设计理念下的山石造型 |
| 三、重山复水式的程式化山水空间 |
| 第二节 西夏、元代的异域风情 |
| 一、中原水墨山水画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二、窟窿石审美风尚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三、西藏密教艺术风格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9）内蒙古魏晋北朝考古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鲜卑代魏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
| （一）鲜卑墓葬 |
| （二）代魏墓葬 |
| 二、鲜卑代魏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
| 三、其他鲜卑代魏遗存 |
| 四、关于北魏长城 |
| 五、今后研究方向 |
四、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地人骨研究[D]. 李鹏珍. 吉林大学, 2021(01)
- [2]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D]. 刘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柔然历史若干问题研究[D]. 袁刚. 内蒙古大学, 2019(09)
- [4]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研究[D]. 颜炳鑫.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9(01)
- [5]突回时代漠北游牧社会定居化问题研究[D]. 张正阳. 西北大学, 2019(01)
- [6]拓跋鲜卑农业化进程研究[D]. 王鹏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9)
- [7]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D]. 彭汉宗. 上海大学, 2019(02)
- [8]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早期鲜卑生计方式探讨[J]. 张国文. 东方考古, 2018(00)
- [9]内蒙古魏晋北朝考古综述[J]. 张文平,包桂红. 草原文物, 2019(01)
- [10]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J]. 韩昇,蒙海亮. 学术月刊,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