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对海啸受灾国的紧急援助（论文文献综述）
李垣萤[1]（2020）在《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安全威胁的紧迫性明显下降,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小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自身能力不足,为了更好地保护民生福祉和“人的安全”,客观上需要外部援助和国际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外部援助有可能带来人道主义干预,进而侵蚀其主权,威胁国内政治安全。在后冷战时代,要实现综合安全,小国需要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甚至对合作进程进行主动塑造和引导。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否可能?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既有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对小国关注较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跨地区的特征,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广泛合作来应对这类挑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大国责任和策略展开,即大国如何在新的安全形势下调整思路和战略,如何在维护全球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好领导作用,而中小国家的行为和影响则较少进入研究议程。在涉及安全合作的规范问题上,既有研究也多以西方观念和经验为基础,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则被视为影响和改造的对象,在西方主导的规范体系中处于“失语”状态。总的来说,目前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存在明显的大国研究偏好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较少关注小国的观念与诉求,也缺乏关于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可能性的讨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越来越多的小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治理。多元行为体从事多元实践,不同的实践活动又会生产不同的知识。这会对原有的由西方大国主导的知识体系构成挑战,此前被边缘化的非西方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或是进行地位伸张,全球性知识体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小国可以在共同的背景知识和实践基础上形成实践共同体,通过塑造区域性知识中心主导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知识中心建立在本土知识和信息网络以及互动关系基础上,而不是以物质资源为依托的实质性权力中心。知识中心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知识与信息,以及协调区域内外安全关系两个方面。小国实践共同体构建区域知识中心的路径有三条,分别是身份设定、制度创新和能力塑造,这三条路径依次展开并互相加强。身份设定是指小国实践共同体在结合自身背景知识和具体实践情境的前提下,探索和明确知识中心在安全合作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过程。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中心的行动目标和方式。为了将行动目标付诸实践,小国实践共同体需要结合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进行制度创新和建设,制度创新反过来也会巩固身份定位。初步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会经历合作实践的检验,制度和能力建设中的不足也会显露出来,因此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和塑造知识中心的能力,从而强化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和制度效力。本文拟结合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案例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东南亚国家在经历了印度洋海啸和缅甸风灾这两场重大自然灾害后,真正认识到通过地区合作管理灾害风险的重要性,并寻求将东盟塑造成为具有协调性主导作用的区域知识中心来管理减灾救灾合作。在明确了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后,东盟通过制度创新将协调性主导作用付诸实践,建立了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并确立了涉及灾害管理合作各环节的操作程序和具体机制,初步构建起综合性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在应对台风“海燕”时经历了重大考验。东盟经过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了合作中的新变化、新挑战和新任务,并激发了“一个东盟,一个声音”的构想。台风“海燕”之后,东盟致力于全面塑造和提升知识中心的能力,加强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协调性主导者身份和完善区域合作制度框架,并向着成为未来全球灾害管理领导者的目标努力。东盟作为区域知识中心,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管理和对内外合作关系的协调,在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推动了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与扩展。
付琳琳[2]（2020）在《全球灾害中的军事因素与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变异或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对人类生存、生活与发展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的异常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人类社会的过度开发,地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灾害种类及数量逐年增加,多重灾害交织成为常态,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难以估算。当灾害发生在具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或战略地位的国家时,灾害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就不再局限于受灾地区,而是外溢到国际社会,具有了政治和经济属性,增加全球安全风险。与环境压力相比,灾害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更为直接致命。在这种形势下,灾害救助与风险管理成为全球的共同关切。在国际救灾体系中,主权国家和各类组织一直都是救灾主力。然而,近些年来日益严峻的全球灾害形势向各救灾主体的协调、效率和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事因素在国际救灾中的作用由此突显。一方面,军队具有快速的动员能力、出入境救灾的程序性便利、专业的救援能力和稳定社会秩序等优势;另一方面,各国组建一定规模的军队开展国际救灾行动有具有提升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增强军队能力等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全球灾害形势为背景,以中国军队为研究对象,分析军事因素与全球灾害的互动关系,勾勒出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实践的基本框架,并对其进行内外环境评估和发展策略建议,从而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为中国军队日后在该领域的行动开展提供积累。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主动适应国际救灾体系,积极探索中国军队的实践路径,多次派遣军队承担国际救灾任务。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非灾害时期通过平台搭建、联合演习开展的救灾合作;二是灾害时期通过运送物资、派遣人员、技术支持等方式开展的救灾支援。21世纪初至今,中国军队的救灾足迹遍布全球,投入的救灾资源难以统计,其实践具有广泛性、主动性、可靠性等特征,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更需要系统性的条件支撑。其中,支持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政策方针是前提和基础,专业的救援队伍和装备投入等力量建设是关键环节,综合性及专门性法规的颁布是重要保障,服务中国外交是动力源泉。这四种条件相互支撑,共同为中国军队提供助力与保障。为提升中国军队在国际救灾领域的能力与地位,本研究引入SWOT分析法对其内外环境和实践效果进行评估。通过分析得出,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具有国家战略重视和军队管理严明的内部优势,具有国内法律阻碍和国际话语不足的内部劣势;面临全球现实需求和国际机制保障的外部机会,面临政治动因疑虑和国际竞争协调的外部威胁。通过因素匹配最终形成增长型（SO）、扭转型（WO）、多元型（ST）和防御型（WT）四种战略选项,为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提供方向指引。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灾害形势,如何增强军队自身本领始终是核心要义。中国军队未来需要从法律、机制、队伍、话语四个层面进行重点建设与突破,从而为应对全球灾害风险贡献力量。
金那炫[3]（2020）在《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然灾害的全球性特征日益明显,一些国家发生的重特大自然灾害事件已经发展到跨越国家和跨越区域的程度,超越一个国家应对的能力。虽然减灾救灾作为人类维护自身安全并寻求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但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还需要各国在减灾救灾方面进行广泛和深度的合作。由于中韩两国在地理上隔海相望,地缘相近、守望互助、利益相关,共同面临着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巨大挑战,在减灾救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尤为重要。中韩政府对此早有共识,广泛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减灾合作,以及地区性的多边合作。2015年,中韩两国灾害应急管理机构间签署了灾害管理领域的合作备忘录,但双方国家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理解和研究不足,而且两国的应急管理部门都经历组织改革,导致合作成果不明显,并存在缺乏具体合作方案的问题。因此,本文对中韩两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为研究内容,比较两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分析两国灾害领域合作框架和取得的合作成果,以及合作存在的问题,探索开拓中韩双边合作的具体方案,提出推进中韩灾害管理合作会议的定期化、组织开展研讨会等人员交流及实施救灾联合演练等,为优化中韩两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国际合作,增进灾害应对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建议。通过梳理关于自然灾害及应急管理的概念,应用“应急管理理论”、“海因里希法则”、“国际合作理论”等,整理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基础,对两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了灾害管理领域两国合作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其他国家（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提出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合作对策。具体而言,通过建立防灾减灾共同体,加强信息和技术共享,加强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及推进灾害安全文化建设来推进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
王怡璇[4]（2020）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指导下的联合国文献翻译 ——以《年鉴快车1987》为例》文中认为彼得·纽马克是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观点。语义翻译指译者仅受目的语语义和句法层面的限制,再现原作者的准确语境意义,而交际翻译更加重视译文读者的阅读效果。纽马克的这一观点实用性强,在翻译实践中影响深远。因此,笔者选用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对译文进行分析。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协调各国行动,维护世界和平,重视为各会员国构建良好的沟通渠道,文件和出版物均以六种官方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布。苏州大学作为联合国文件翻译基地,自2010年以来与联合国新闻部合作,每年都会翻译数十万字的《年鉴快车》。该文本文体正式、内容复杂,给译者带来巨大挑战。笔者以《年鉴快车1987》的翻译为例,通过将个人稿与老师提交联合国的终稿进行对比,以彼得·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为指导,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选取译例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联合国文献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参考。本报告首先介绍了翻译项目的背景、《年鉴快车》的特点及报告的理论框架;接着对翻译过程以及翻译中遇到的难点进行描述。在作为报告主干的案例分析部分,作者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指导下,结合具体译例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探讨分析了适用的翻译方法。为了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忠实通顺再现原文语义,译者可灵活选择多种翻译方法,如选词选义、增译、省译、转换、拆分等忠实通顺地再现原文。在语篇层面上,译者可通过巧用逻辑词或代词实现衔接,通过语式等的一致实现连贯。最后,作者对整个翻译实践进行了总结。译者可根据原文本和表达效果的需要,合理运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忠实、通顺且明确地传达原文意思。
赵栩[5]（2021）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人道主义行动中的本土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2016年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大谈判”的签订,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聚焦“本土化”。国际机构更加关注本土和国家组织的作用,承诺为本土和国家层面的应急反应方提供更多的支持和筹资工具,使人道主义行动尽可能在本土上进行,必要时也在国际上进行;而国家行为体则希望在人道主义应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希望自己作为第一线应急的主要角色得到承认。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推进人道主义行动本土化进程。但是,目前无论国内外对于国际组织在人道主义行动中的本土化的研究都十分有限,且多聚焦于国际非政府组织,鲜少有针对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研究。为了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本文以联合国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国际人道主义行动行动牵头人之一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研究对象,梳理其本土化路径和策略,论证在人道主义行动中承认、尊重、加强、重新平衡、重新调校某些地位和所有权,或将这些地位和所有权还给本土和国家行动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将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道主义行动的分析框架,从伙伴关系、社区参与、资金、能力建设、协调、可见度和政策等七个维度入手,运用文献分析法、多案例研究法等分析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多案例分析,尤其是比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热带气旋伊达伊过境后对津巴布韦、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人道主义援助,本文发现伙伴关系的质量,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家政府的伙伴关系质量,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类国际组织在人道主义行动中本土化的关键。本文还试图回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道主义行动本土化的原因、目的、具体策略、利弊、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以期为我国未来更好地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国际行动者互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闫红果[6]（2020）在《21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救灾援助”研究》文中提出巴基斯坦是中南亚地区灾害多发的国家,在历次自然灾害与社会性灾害中,中国均鼎力救援。文章在界定"救灾援助"概念的基础上,重点围绕2005年大地震、2010年特大洪水、社会民生问题等领域,初步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救灾援助"的总体状况。研究发现,中国的救援行动突出"救"的主题,利他性强,积极效应明显。同时,为了应对参与救援的民间力量相对薄弱、救援行为易受到西方的误解和挤压等问题,中国应加强对民间救援力量的整合,积极构建国际话语权,开展救灾防灾领域的合作以助力解决巴基斯坦的民生问题。
闫红果[7]（2020）在《21世纪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救灾援助”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东盟是灾害多发、频发的地区,作为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十分重视对东盟国家的"救灾援助"工作。中国主要通过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一般物资、派遣援外工作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方式,帮助东盟国家应对洪水与干旱、台风与热带风暴、地震与海啸、疫情与疾病以及其他灾害,并积极与东盟受灾国开展防灾减灾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对东盟的"救灾援助"具有化灾为益、化危为机、化害为谊的功能,对促进东盟受灾国经济恢复与发展、促进双边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破解中国对东盟"救灾援助"中民间力量参与不足、缺乏独立的宣传话语体系、"重参与轻主导"的问题,中国需要在援外主体结构调整、援外宣传话语表达、援外机制建设层面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
李宁[8]（2020）在《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对外促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内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同时,我国则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外交领域应充分重视国际援助工作,贯彻落实好中央统一部署、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国际援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自二战以后开始兴起。随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战略需要,国际援助成为各国重要的外交政策手段。在此背景下,国际援助不断发展,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也不断丰富。国际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态和未来趋势,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一直关注这一领域,其中尤以发展经济学对国际援助现象的解读最多。发展经济学从受援国发展需求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援助如何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国际援助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我国当前国际援助的指导思想相契合。在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际援助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因此我国的国际援助政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体现国际援助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国际援助工作的指引,将国际援助政策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以直接衡量生产要素的经济性投入产出、成本收益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注重局部短期的要素投入产出的经济效果;第二层级,以衡量不同制度、发展模式的要素合成的综合效应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中长期效果作为取向;第三层级,以不同国情下趋同价值观的综合视角的权衡和决策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趋同的价值取向进行整体战略方向布局。“新时代”要求我国的国际援助工作实现综合的长期效果,为防止片面和短视,当前我国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考量。借鉴生物学领域的共生效应理论,将生物之间共存发展的互动生态关系,引申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互动国际关系,有助于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蕴,有助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共生视角下的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可以使国际援助的利益动因和发展机制得到凸显与认定,可以使资源利用价值在共生关系中得到全新的拼合与扩展,可以全面衡量国际援助的综合成果,从而为我国国际援助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本研究首先梳理国际援助的主要理论思想,揭示思想演进对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深刻影响,提出共生效应在评估援助政策效果方面的理论价值;然后比对总结国内外国际援助实践的政策效果,说明不同价值观视角是国际援助政策的根本动因,也是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决定因素;进而以共生效应视角,展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利益效果,开展我国国际援助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研究;最后给出了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的体系建设方案,及其在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方面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提出:在援助双方具备共生效应条件的情况下的效果最佳,故应以共生效应作为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评估视角,选择恰当的共生层级,运用量化的评价。在受援国获得实际利益的同时,援助国通过对受援国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上的价值观引领作用,可以取得相对长期可预测的战略效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即是共生效应理论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国际援助有别于其他援助国独具特色的价值观视角和政策取向。本文的创新在于:一是在共生效应的视角下构建了三个层次的援助主导思想理论逻辑分析框架,完成了援助的思想理论层次与实践类型的对应;二是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理论梳理、历史经验比对和面板模型分析等三合一的综合研究方法,理论推导和量化分析相互衬托,从而证明研究结论的合理性;三是提出符合共生效应条件的援助更加有效的政策效果评估结论,并在共生关系基础上构建了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效果评估体系框架,为国际援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研究坚持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研究原则,从国际援助的历史出发,结合中国发展援助的历史与现实,通过与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国际援助领域的中国理念和路径,进而探究中国国际援助的新优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詹德斌[9]（2018）在《试析印度与朝鲜关系发展的动力、阻力与前景》文中指出冷战期间,印度推行不结盟主义和均衡主义的外交,而朝鲜也是不结盟运动的活跃成员,再加上共同的殖民地经历,所以印朝两国一直维持着比较稳定而低调的政治外交关系。冷战结束以后,印朝关系虽受到朝核问题、朝鲜与巴基斯坦核导合作以及韩国因素的不利影响,但印度仍然是朝鲜政治上少有的支持者、屈指可数的贸易伙伴和为数不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国。随着2018年朝鲜内外政策的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的积极变化,印朝关系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姜芸[10]（2018）在《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澳大利亚自二战以来,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多年来已经成为太平洋岛屿地区规模最大的援助国。澳大利亚之所以对太平洋岛国采取援助外交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地缘战略考量是根本原因;第二,太平洋岛国在民族独立之后的发展困局不利于大洋洲的整体稳定;第三,塑造国家形象、带动本国经贸和稳定周边环境等利益需求是澳大利亚重视周边外交的动因;第四,太平洋岛国对援助的严重依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域外大国对太平洋岛国持续的援助投入,客观上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使用援助外交来维持本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领导力。在援助太平洋岛国的过程中,澳大利亚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援助体系。第一,基于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帮助贫困国家的宗旨,澳大利亚分别树立了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等战略目标,以及稳定、减贫和经济增长等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目标。第二,建设了一整套机制来有效贯彻上述目标,主要有:通过发布《莫尔兹比港宣言》和《凯恩斯协定》来确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原则;利用官方规定、标准和法律法规等,来约束援助决策过程和参与各方;通过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外交贸易部、发展效率办公室、澳大利亚—太平洋技术学院和发展创新中心等援助执行和协调机构来保障援助能够顺利、有效、更好地实施。第三,整合援助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援助政策,并使用合适的援助方式。其中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等成为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内容,项目援助、技术援助和促贸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第四,定期出具太平洋地区评估报告,及时评估援助成效。通过从援助国、受援国和第三方角度来分别评估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以发现,澳大利亚虽然实现了大部分战略目标,但在援助理念、援助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首先,从援助国角度看,虽然澳大利亚通过对“有效治理”和“基础设施、贸易和私营部门发展”等领域的持续投入,以及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实现了主导性援助优势,取得重要政治和外交收益。不过,澳大利亚在国家形象收益方面未能取得有效进展。其次,从受援国角度看,通过多项教育和健康项目的推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减贫方面的援助工作获得了各岛国领导人的认同。然而,虽然所罗门群岛“区域援所团任务”成功完成,使该岛国恢复了稳定,但该行动却引发了有关干涉岛国内政的争议。另外,“太平洋更紧密关系协定”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不过能否真正促进岛国经济增长还不得而知。最后,从以经合组织和援助现实网络为代表的第三方来看,经合组织援助发展委员会总体上肯定了澳大利亚的援助工作,认为完善的援助管理体系是澳大利亚的优点,同时建议其加大使用合作伙伴行政系统的份额。援助现实网络通过持续关注澳大利亚援助政策的演变,以及执政党对其援助理念的影响,指出自由党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在对外援助中正在更多地考虑本国利益,并呼吁澳大利亚应该更加重视太平洋岛国的减贫。总结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以发现,从援助特点来看,近年来,在十四个太平洋岛国中,位于美拉尼西亚岛群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和斐济是澳大利亚的重点援助对象。有效治理、教育和健康/卫生等是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重点领域。从经验教训来看,自成体系的援助管理系统是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有效经验,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回旋镖式”的援助却遭到太平洋岛国的普遍诟病。反思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澳大利亚需要在真正帮助太平洋岛国减贫和谋取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还需尽量避免政府更迭对援助政策连续性的影响。
二、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对海啸受灾国的紧急援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对海啸受灾国的紧急援助（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文章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既有研究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一节 冷战后安全威胁性质的变化 |
| 第二节 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中小国的缺位 |
| 第三节 东盟灾害管理合作相关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前提假定:多元实践与地方性知识兴起 |
| 第二节 知识中心:管理与协调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建构知识中心:身份设定、制度创新与能力塑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印度洋海啸到缅甸风灾:知识中心的身份设定 |
| 第一节 印度洋海啸前东南亚的减灾救灾机制 |
| 第二节 印度洋海啸:救灾行动引发反思 |
| 第三节 AADMER:奠定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基础 |
| 第四节 缅甸风灾中的东盟:合作进程的协调性主导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AHA中心及相关机制:以制度创新构建知识中心 |
| 第一节 AHA中心:运作与协调中心 |
| 第二节 标准操作程序 |
| 第三节 灾害监测与信息管理 |
| 第四节 灾害评估与报告 |
| 第五节 灾害应急物资管理与分配 |
| 第六节 专业能力培训与人才储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应对台风“海燕”及反思:知识中心的能力塑造 |
| 第一节 台风“海燕”概况及东盟的应对措施 |
| 第二节 台风“海燕”后的反思及能力提升措施 |
| 第三节 全面的能力塑造:地区团结与全球领导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知识中心与东盟灾害管理合作 |
| 第一节 以东盟为知识中心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 |
| 第二节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全球灾害中的军事因素与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 国际救灾 |
| (二) 国际救灾中的军队力量 |
| (三)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角色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灾害的发展特征及其安全风险 |
| 第一节 全球灾害的发展概况与特征 |
| 一、全球灾害的数量及种类递增 |
| 二、灾害中的人为因素日益突出 |
| 三、多重灾害交织叠加成为常态 |
| 四、灾害损失严重且难准确评估 |
| 第二节 全球灾害问题中的安全风险 |
| 一、灾害引发全球经济风险 |
| 二、灾害引发国际政治变革 |
| 三、灾害引发政治族群冲突 |
| 第二章 国际救灾行动中的军事力量 |
| 第一节 国际救灾主体及其资源特征 |
| 一、主权国家 |
| 二、各类组织 |
| 第二节 军队介入国际救灾行动的演进与考量 |
| 一、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发展脉络 |
| 二、各国投入军队参与救灾的政治考量 |
| 第三节 军队的国际救灾优势 |
| 一、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动员能力 |
| 二、出入境救灾时的程序性便利 |
| 三、灾害救助中的专业救援能力 |
| 四、社会失序下稳定秩序的先天条件 |
| 第三章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实践演进 |
| 第二节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形式 |
| 一、救灾合作 |
| 二、救灾支援 |
| 第三节 中国军队在尼泊尔地震中的救灾案例 |
| 一、灾难概况及国际反应 |
| 二、中国军队的救灾力量投入及成效 |
| 第四章 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实践的支撑条件 |
| 第一节 政策方针支撑 |
| 一、中国国际救灾政策的演变 |
| 二、中国海外用兵理念的转变 |
| 三、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政策发展 |
| 第二节 专业力量建设 |
| 一、队伍编成 |
| 二、装备投入 |
| 第三节 法律制度建设 |
| 一、综合性法规 |
| 二、专门性法规 |
| 第四节 中国外交需要 |
| 一、宣传国家安全观念 |
| 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 |
| 三、推动对外合作交流 |
| 第五章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评估与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军队国际救灾实践的SWOT评估 |
| 一、S: 内部优势分析 |
| 二、W: 内部劣势分析 |
| 三、O: 外部机会分析 |
| 四、T: 外部威胁分析 |
| 五、SWOT框架下的战略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实践的对策建议 |
| 一、法制建设:制定专向法规,签订合作协定 |
| 二、机制建设:优化国内协调,搭建国际平台 |
| 三、队伍建设:强化救灾能力,提升装备水平 |
| 四、话语建设:推动军媒融合,讲好军队故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应急管理体系的研究 |
| 1.2.2 关于应急预案的研究 |
| 1.2.3 关于应急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研究 |
| 1.2.4 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国际合作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自然灾害 |
| 2.1.2 应急管理 |
| 2.1.3 国际合作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应急管理理论 |
| 2.2.2 海因里希法则 |
| 2.2.3 国际合作理论 |
| 3 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现状 |
| 3.1 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基础及现有举措 |
| 3.1.1 两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现状 |
| 3.1.2 中韩签订灾害管理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
| 3.1.3 举行定期会议加强合作和交流 |
| 3.2 中韩两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存在的问题 |
| 3.2.1 缺乏即时共享灾情渠道 |
| 3.2.2 缺乏具体的合作方案 |
| 3.2.3 合作应急演练不足 |
| 3.3 中韩两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3.1 两国经历国家机构改革 |
| 3.3.2 双方合作体制的不完善 |
| 3.3.3 因区域环境侧重于多边合作 |
| 4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间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国际合作 |
| 4.1 韩国-日本应急管理合作 |
| 4.1.1 举行防灾会议及专家研讨会 |
| 4.1.2 组织灾害管理人员实地培训 |
| 4.1.3 通过联合演练增进合作关系 |
| 4.2 中国-欧盟应急管理合作 |
| 4.2.1 成立中欧应急管理学院 |
| 4.2.2 举办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 |
| 4.2.3 举行实战综合应急演练 |
| 4.3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间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经验启示 |
| 4.3.1 成立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组织 |
| 4.3.2 举办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 |
| 5 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对策 |
| 5.1 建立防灾减灾合作共同体 |
| 5.1.1 建立灾情发生信息共享体系 |
| 5.1.2 规划具体的合作战略 |
| 5.1.3 定期举办合作会议 |
| 5.2 构建灾害应对合作方案 |
| 5.2.1 增设国际研讨会 |
| 5.2.2 共同研究制定应急预案 |
| 5.2.3 不断完善预警监测技术 |
| 5.3 提升减灾救灾实践能力 |
| 5.3.1 提供人员培训 |
| 5.3.2 完善国际救援队伍建设 |
| 5.3.3 开展救灾联合演练 |
| 5.3.4 储备救援物资 |
| 5.4 推进灾害安全文化建设 |
| 5.4.1 提升民众自救意识 |
| 5.4.2 加强对境内非本国居民的灾害应急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指导下的联合国文献翻译 ——以《年鉴快车1987》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1 Task Description |
| 1.1 Project Background |
| 1.2 Features of the Yearbook Express |
| 1.3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Chapter 2 Task Implementation |
| 2.1 Process of Task Implementation |
| 2.1.1 Pre-translation Stage |
| 2.1.2 While-translation Stage |
| 2.1.3 After-translation Stage |
| 2.2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lation |
| 2.2.1 Terminology |
| 2.2.2 Polysemy |
| 2.2.3 Long and Complex Sentences |
| 2.2.4 Post-modifiers |
| Chapter 3 Case Analysis |
| 3.1 At the Lexical Level |
| 3.1.1 Diction |
| 3.1.2 Addition |
| 3.1.3 Omission |
| 3.2 At the Syntactic Level |
| 3.2.1 Conversion |
| 3.2.2 Division |
| 3.3 At the Discourse Level |
| 3.3.1 Cohesion |
| 3.3.2 Coherence |
| Chapter 4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
（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人道主义行动中的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本土化 |
| (二) 联合国的本土化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人道主义行动中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 第一节 人道主义发展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使命和工作重点 |
| 第三节 主要机构设置和职能 |
| 第四节 人道主义行动 |
| 第二章 人道主义行动本土化议程的提出与本文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人道主义行动本土化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 一、伙伴关系 |
| 二、资金 |
| 三、能力建设 |
| 四、协调 |
| 五、可见度 |
| 六、政策 |
| 七、社区参与 |
| 第三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本土化有关的政策文件 |
| 第四节 人道主义行动本土化的必要性 |
| 第三章 人道主义行动本土化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南苏丹难民的行动困境及应对措施 |
| 第二节 比较非洲三国在热带气旋灾害中的应对 |
| 第四章 人道主义行动本土化的优势、挑战与前瞻 |
| 第一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本土化的优势 |
| 第二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本土化的障碍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未来 |
| 一、转变伙伴关系 |
| 二、更加关注性别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21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救灾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救灾援助”相关文献回顾 |
| 二、“救灾援助”的历程 |
| （一）2000年至2003年，围绕难民、基础设施修复等问题的“救灾援助” |
| （二）2004年至2011年，聚焦自然灾害的“救灾援助” |
| （三）2012年至今，突出民生、合作主题的“救灾援助” |
| 三、“救灾援助”的重点领域、资金及方式 |
| （一）围绕2005年大地震展开的“救灾援助” |
| （二）围绕2010年特大洪水展开的“救灾援助” |
| （三）围绕其它问题展开的“救灾援助” |
| 四、中国对巴基斯坦“救灾援助”的效果评析 |
| （一）积极效应 |
| 1. 突出了“救”的主题，展示了中国的救援形象 |
| 2. 加强了互信互利，深化了中巴之间多领域的合作 |
| （二）问题挑战 |
| 1. 参与“救灾援助”的民间力量相对薄弱 |
| 2.“救灾援助”易受到西方的挑战和挤压 |
| （三）应对建议 |
| 1. 整合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援助” |
| 2. 讲好“救灾援助”的中国故事 |
| 3. 引导“救灾援助”解决民生问题 |
（7）21世纪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救灾援助”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中国对东盟国家“救灾援助”的重点领域及方式 |
| (一)围绕洪水与干旱展开的“救灾援助” |
| (二)围绕台风与热带风暴展开的“救灾援助” |
| (三)围绕地震与海啸展开的“救灾援助” |
| (四)围绕疫情与疾病展开的“救灾援助” |
| (五)围绕其他灾害展开的“救灾援助” |
| 三、中国对东盟国家“救灾援助”的重要作用 |
| (一)化灾为益,促进了东盟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
| (二)化危为机,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
| (三)化害为谊,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 |
| 四、中国对东盟国家“救灾援助”面临的问题 |
| (一)援外主体结构失衡,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援助”不足 |
| (二)援外宣传失语,缺乏独立的“救灾援助”话语体系 |
| (三)援外机制失灵,中方在“救灾援助”中主导性欠缺 |
| 五、进一步完善中国对东盟国家“救灾援助”工作的对策 |
| (一)引导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对东盟的“救灾援助” |
| (二)加强“救灾援助”话语体系建设,向世界更好地说明中国 |
| (三)构建高效有为的援外机制,掌握“救灾援助”工作的主导权 |
（8）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路径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结构、内容及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际援助的主导思想演进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经济学思想对国际援助政策的导向作用 |
| 一、推动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变革的早期时代(20世纪40年代—60年代) |
| 二、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变革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 |
| 三、注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时期(20世纪80年代) |
| 四、强调制度要素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时期(20世纪90年代) |
| 五、更注重人力资源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时期(21世纪至今) |
| 六、其他援助思想理论 |
| 第二节 发展经济学对国际援助的导向作用影响 |
| 一、以资金援助为主促进战后复兴,将工业化程度等同于经济发展 |
| 二、以技术援助为主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促进社会发展 |
| 三、从政府干预为主转向自由市场原则,加大培训与技术援助力度 |
| 四、强调制度条件弥补市场不足,附加体制改革要求的“后华盛顿共识”思潮 |
| 第三节 不同发展模式对国际援助效果的影响 |
|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封闭发展模式 |
| 二、出口导向型的开放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共生效应理论对国际援助主体的利益机制解读 |
| 一、传统的国际援助分析理论的不足 |
| 二、共生效应视角下的国际援助理论探讨 |
| 第三章 世界主要援助国的国际援助发展经验和政策效果评析 |
| 第一节 美国国际援助评析 |
| 一、美国国际援助的发展历程 |
| 二、美国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三、美国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二节 日本国际援助评析 |
| 一、日本国际援助的发展历程 |
| 二、日本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三、日本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三节 苏联国际援助评析 |
| 一、苏联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二、苏联国际援助的主要动因 |
| 三、苏联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四节 我国的国际援助评析 |
| 一、我国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二、我国国际援助的总体特点 |
| 三、我国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四章 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实践的政策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共生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实践的双向综合效果评价 |
| 一、援助对受援国的综合效果影响 |
| 二、援助对我国的综合效果影响 |
| 第二节 共生视角下不同时期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定性评价 |
| 一、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反帝反修国际主义 |
| 二、服务于对外经济合作需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
| 三、服务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共同繁荣互利共赢 |
| 第三节 共生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 |
| 一、援助依赖度与受援国经济规模的特点 |
| 二、援助与进出口的关系以及对援助有效性的影响 |
| 第五章 我国国际援助的体系建设与综合效果 |
| 第一节 我国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与评价体系建设 |
| 一、我国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建设 |
| 二、我国国际援助的评价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我国国际援助的综合效果评析 |
| 一、国际援助推动思想文化交流 |
| 二、国际援助助力宏观经济发展 |
| 三、国际援助促进企业“走出去” |
| 第六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与建议 |
| 一、研究展望 |
| 二、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试析印度与朝鲜关系发展的动力、阻力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印朝关系发展的三大动力 |
| (一)政治上友好相处 |
| (二)经贸上相互合作 |
| (三)困难相互帮扶 |
| 二、印朝关系发展的三重制约 |
| (一)朝核问题 |
| (二)朝巴军事合作 |
| (三)韩国因素 |
| 三、印朝关系的前景 |
（10）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梳理 |
| 第一节 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界定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的概念、分类和理论 |
| 一、对外援助的概念和分类 |
| 二、多维视角下的对外援助理论 |
| 第二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背景及原因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地缘战略背景 |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澳大利亚周边外交的影响 |
| 二、《澳新协定》的签订和对太平洋岛屿的重视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原因 |
| 一、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利益考量 |
| 二、太平洋岛国的发展困局 |
| 三、岛国援助依赖与地区援助外交盛行 |
| 第三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目标与机制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目标 |
| 一、服务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
| 二、致力于帮助太平洋岛国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机制 |
| 一、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原则 |
| 二、对外援助制度性建设 |
| 三、对外援助执行与协调机构 |
| 第四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政策与方式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政策 |
| 一、政治稳定方面：以所罗门群岛援助计划为例 |
| 二、社会发展方面：以太平洋奖学金政策为例 |
| 三、经济繁荣方面：以性别平等和妇女经济赋权政策为例 |
| 四、环境保护方面：以气候变化政策为例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方式 |
| 一、项目援助 |
| 二、技术援助 |
| 三、促贸援助 |
| 第五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成果评估 |
| 第一节 基于援助国角度的评估 |
| 一、政治收益：太平洋岛国民主治理和经济自由化 |
| 二、外交收益：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影响力 |
| 三、国家形象收益：千年发展目标进展和人道主义救灾 |
| 第二节 基于受援国角度的评估 |
| 一、维护太平洋岛国稳定方面 |
| 二、支持太平洋岛国减贫方面 |
| 三、促进太平洋岛国经济增长方面 |
| 第三节 基于第三方角度的评估 |
| 一、经合组织对澳大利亚援助的同行评议 |
| 二、援助现实网络对澳大利亚援助的跟踪评估 |
| 结论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对海啸受灾国的紧急援助（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D]. 李垣萤. 外交学院, 2020(08)
- [2]全球灾害中的军事因素与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分析[D]. 付琳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3]中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合作研究[D]. 金那炫.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4]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指导下的联合国文献翻译 ——以《年鉴快车1987》为例[D]. 王怡璇. 苏州大学, 2020(03)
- [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人道主义行动中的本土化研究[D]. 赵栩.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6]21世纪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救灾援助”研究[J]. 闫红果.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3)
- [7]21世纪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救灾援助”探析[J]. 闫红果.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03)
- [8]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D]. 李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试析印度与朝鲜关系发展的动力、阻力与前景[J]. 詹德斌. 南亚研究季刊, 2018(03)
- [10]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D]. 姜芸.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