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物化石的收集

一、古生物化石采集小记（论文文献综述）

陈飞扬,张志亮^[1]（2021）在《澳洲弗林德斯山脉地质考察之旅》文中研究表明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地球上进化出的最高度的文明再次受到介于非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群体的威胁。天然的疆界局限了人类的行踪,千山所阻、百川相隔。面对面的交流与活动被迫中止,由科技支撑的网络活动每日在线,却令我们的感官逐渐疲乏。在后疫情时代,对我们人类来说,大自然竟然变得那么遥不可及。时隔两年,我们有幸再次相约前往澳大利亚南部的弗林德斯山脉。

郭子璇^[2]（2021）在《近代科普期刊中的启蒙与国民现代性改造 ——以《自然界》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楠^[3]（2021）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公众考古理念发端研究》文中认为

裴世东^[4]（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陈广华^[5]（2018）在《李济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宗师”。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遗址发掘,开辟了以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的新路。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遗址发掘,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及相关器物资料,部分证实了传统文献的可靠性,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为中国古史重建做出重大贡献。除领导发掘工作本身外,李济还对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组织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方面,他从“人类史”的观念出发,以全人类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世界眼光形成其新史料观,即“平等的眼光”。他将考古学放在重建文化的架构上,将一切考古材料当作人类文化发展记录的一部分;他坚持跨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利用包括古环境、考古、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跨出中国版图,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关联。课题关怀方面,李济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先驱,其一生最关切的学术情怀就是探寻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既牵涉到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他一生治学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为宗旨,每有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讨;论着深入浅出,琅琅上口,重科学实证,拒斥无根据的推测及臆断;主编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学者的必读刊物;提高中国考古学工作水平及其世界地位,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方面,他既能开拓学术新领域,又能指明学术方向与方法。其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典范,将中国古器物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更科学的道路上。其人类学研究坚持心理学、双语互证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人类学思想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通向古史重建之路;善用体质人类学知识,证明中国人种的多元。其史学研究坚持走一条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藉由田野考古向远古推本寻源,讲述一连串历史情境,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纳入史学范畴,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历史,解决各种古史问题,促使古史研究实现革命性转化。人才培养方面,李济在培养考古、博物馆人才方面也作出突出贡献。仅在他所领导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就培养出吴金鼎、高去寻、夏鼐等一批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考古事业,均留下了李济的考古学思想印迹。晚年的李济,还亲自培养出了如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和历史学者。科学情怀方面,李济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生观入手,深入探究“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展”这一李约瑟难题。他极力宣扬科学,一生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在学术研究中,他谨守科学原则,在操守上保持学者本色,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追求知识本身。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学科,探索科学精神,不囿成见,一心追求真理,逐渐形成了理性思维与现代学术视野。治学特色方面,李济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因此,其治学态度不仅兼收并包,还具有严谨、创新、客观等特点,较好地兼顾了客观实证与历史想象、术业专攻与科际整合、研究专精与视野广博。李济重视精确记录,不但要将田野工作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而且站在人类学角度开辟史学新途径。他坚持人类学知识与考古研究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想象和假设,将崇真求实精神和客观实证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中去,使考古发掘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国际影响,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做学问为唯一目标的优良作风,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在传统旧学和西方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先生和他领导的殷墟团队以现代考古学方法从事田野发掘,坚持详细记载考古资料,要求合乎欧美最高学术规范撰写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派”。

李宏龙,刘丽,刘思昭^[6]（2018）在《探古骆驼山金远洞——大连普湾骆驼山金远洞野外发掘记》文中认为我们在大连自然博物馆工作七八年了,有幸接触并亲身参与到向往已久的古生物发掘工作之中,而我们参与此项工作的首站就是大连普湾骆驼山金远洞。骆驼山金远洞发现于2013年,截止2017年底,我们参与这一新化石点的野外发掘有四年的时间了,虽然野外工作风吹日晒、比较辛苦,但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受益匪浅,并渐渐对古生物发掘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罡^[7]（2018）在《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泥河湾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拥有丰富的第四纪沉积物,蕴藏着距今200万年至新石器时代史前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近200余处。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科研背景和工作基础。泥河湾盆地成为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区域之一,被誉为“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在国际学界占据显要位置。本文主要以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兼顾其相关学科,对近百年泥河湾盆地科研历程分五阶段进行阶段研究评述,是初步构建泥河湾考古研究史的初步尝试。泥河湾盆地的科考活动最初始于1921年,直至1948年召开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才将泥河湾层地质时代定为早更新世,这一阶段的科考活动主要集中在对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研究方面。早期地质学者发现了泥河湾盆地发育面积广大的河湖相地层,“泥河湾层”得以建名及被初步研究,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得以确立,并引起国际学术界对泥河湾的关注。学者们提出泥河湾层蕴藏远古人类遗迹的早期猜想并引发相关讨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成为泥河湾盆地研究活动的主力。“泥河湾层”成为我国华北地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之一。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迎来新的发展,同属于泥河湾层发育区的山西大同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遗址。泥河湾盆地成为寻找更古老人类遗存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在对火山及新构造运动方面也有相关研究。1965年,在阳原盆地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泥河湾盆地进入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时期。19721974年,发现、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群。19731977年发掘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将早期北京猿人文化和晚期的峙峪文化联结起来,充当了过渡桥梁。1978年,发现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此后大规模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并取得显着成就。新的考古发掘技术开始被尝试和推广,碳-14年代测定法、铀系法、古地磁年代测定手段等开始应用于对考古遗址的分析及研究。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的考古发现和遗址数量的不断扩充,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发展序列,丰富了旧石器文化内容,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完善。泥河湾盆地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同时,在对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泥河湾层的划分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1990年开始,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辉煌时期。一系列发现及科研成果,促成中美考古合作项目的启动,飞梁、东谷坨遗址发掘得以实施,新的发掘技术得到推广,研究水平明显提高;石制品拼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遗址的埋藏环境、人类行为学研究受到重视;更古老的文化遗存被发现,人类的活动历史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取得初步成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工作受到重视;古地磁测年技术得到较好的应用,相关领域也有新的进展。2012年,作为国内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之一的泥河湾专题博物馆建成使用。泥河湾盆地科研工作持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果,为考古学界及中央、地方政府所认可,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得以立项。2013年项目启动,围绕马圈沟遗址、侯家窑遗址等开展发掘、调查工作,多学科、多科研单位研究力量注入到泥河湾的学科发展中,使多角度认识和解决泥河湾盆地考古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可能,也使一些学术分歧和模糊认识获得以新角度和新思维进行探讨和确认的条件。项目开展后,对泥河湾盆地地质、地貌及古环境、旧石器考古及古人类学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多学科、多学术机构对泥河湾的共同研究,使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学迎来继周口店发掘之后的又一次复兴。

成胜泉^[8]（2016）在《泥河湾研究大事记》文中认为1911年,法国神甫林懋德利用庚子赔款,在如今的河北省阳原县化稍营镇泥河湾村建立起小巧别致的天主教堂。1914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法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桑志华神甫来到中国,在直隶献县天主教耶稣会的赞助下,开始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及内蒙古等地进行有关生

涂昕^[9]（2014）在《从“博物学”看鲁迅》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鲁迅对“博物学”持续终生的爱好为核心展开话题,大致想要梳理以下三个问题:（一）鲁迅一生对“博物学”的兴趣体现在哪些方面;（二）他为什么如此热爱“博物学”;（三）“博物学”的视野对他的文学、思想、人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绪论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论文选题的依据,以及对“博物学”的界定;第二部分简述跟本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第三部分整理论文的大致思路。第一章首先依据鲁迅本人以及周作人、周建人等人的回忆,介绍鲁迅童年时代的自然环境、自幼对花木的喜爱,以及成年以后的莳花养草、植物研究。然后从中国传统“博物”图书、近现代“博物”图书以及美术中的“博物学”三个方面分别梳理鲁迅一生的“博物学”历程。第二章分三节探讨鲁迅喜爱“博物学”的原因。第一节将从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来展开我们的讨论: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开始,一直到留学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什么归国以后,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辑录中国传统的“博物学”书籍来作为自己研究植物的参考?我们细读鲁迅早期论文《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等,会发现相较于具体的科学知识,鲁迅更看重的是滋养科学（以及音乐、美术、文学等所有人类文明）的“神思”。而“神思”并非凭空而来,它是人类与天地万物“冥契”、“灵会”的产物,也正因为此,鲁迅才特别看重我们古中国“普崇万物”的文化“本根”。在鲁迅看来,只有那些没有丢失自己的“本根”、保持了天性中最原初的一颗与万汇百物交相感应的“白心”的人,才能“神思美富”。所以,鲁迅大量辑录中国传统的“博物学”书籍,是想从本民族文化的“根柢”处寻找和体验自己最为看重的“白心”和“神思”。第二节首先探讨鲁迅早期的论文和翻译喜欢用“古字古义”,这样的态度实际上跟他后来“五四”时期倡导“白话”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个“辩证的转化”关系。与之同构的是,他对“博物学”这种“异端思想资源”的热爱,也包含着对传统士大夫主流文化的反叛和对少受实利污染的“纯白之心”的看重。接着探讨鲁迅为呵护他所看重的“白心”做了哪些努力,其中的重点是他如何尝试着将“博物学”与文学相沟通。第三节通过分析那些深受鲁迅喜爱的作品,获得这样一个发现:无论是古籍中的“博物学”还是美术中的“博物学”,鲁迅评判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背后是否有切身的“实感经验”作为支撑,而他本人的“博物学”实践,也一直有个人的切己经验参与其中。无论是“伪士”的空腹高心、顺大势发声,还是英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虚妄幻觉,都是鲁迅要摒弃的东西;他所愿意的,是向低的、广的方面寻求切实而宽博的实感经验,而关联着民俗风情、日用生计的“博物学”,正是通向这些经验的一个可靠途径。第三章则探讨“博物学”的视野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人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博物学”所包含的核心精神、致思方式,跟鲁迅本人有哪些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第一节第一部分讨论鲁迅由生物学的“进化论”所产生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引入:为什么鲁迅如此喜欢陶元庆画在《彷徨》封面上的那个“不圆”的太阳?在鲁迅看来,“圆满”、“圆融”、“止于至善”、“理想家的黄金世界”,都是“心造的幻影”,因为在进化的链条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深知自身的限度,切实地完成自己在进化的长索上应尽的一环,是鲁迅一贯的态度。第二、第三部分探讨的则是“进化学说”中所包含的万物同根同源的思想,这给了鲁迅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观察生物的生活,作为人生的参照。更进一步,鲁迅将事物之间的联系扩展到了既包含“有生物”,也包含“无生物”的整个宇宙万象——“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万物都与我有关联、我对万物有情的广阔胸怀。第四部分则探讨所有事物相互关联的前提,是各各不同的个体,由此引出鲁迅对“个体”的尊重,对万物差异的敏感和爱惜,以及始终站在“弱小者”一边的立场。第二节首先将生物世界中个体之间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以及人与其它生物“共同进化”的“相互主体性”格局,与鲁迅的思想相互印证。然后试图呈现鲁迅“相互主体性”的意识已经渗透到他思想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这样一种关系不局限于人与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国家）之间,也应该建立在与人之外的万事万物之间。同时,他也将这种思路化用在自我意识的内部,所以我们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不同思想意识之间的交流、对话、质疑、争辩;而当他把原本从属于个人内心主观的“寂寞”、“绝望”与“希望”,变作超出自身经验以外的、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主体”时,它们就获得了自身的开放性。最后一部分则将话题延伸到与“博物学”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领域,那就是鲁迅如何看待“自然”、描写“自然”,我们试图回答鲁迅分明对自然有着精细入微的感受,为什么却故意说自己对自然之美并无敏感,且对流连于“风景名胜”的“雅人”嗤之以鼻;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会通过文本细读,来感受鲁迅理解自然、描述自然的独特之处。

陈少坤,魏光飚^[10]（2014）在《万州区盐井沟动物群的研究历史及其意义》文中指出盐井沟是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最为经典的产地之一,该地区出土的动物群是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通过对盐井沟动物群的研究历史,并结合地质、地貌特征和动物群组成成分的介绍,可以知其在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价值,以及盐井沟动物群的古地理学研究意义,及其对长江三峡的贯通具有的指示性作用。

二、古生物化石采集小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生物化石采集小记（论文提纲范文）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5）李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探古骆驼山金远洞——大连普湾骆驼山金远洞野外发掘记（论文提纲范文）

（7）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博物学”看鲁迅（论文提纲范文）

（10）万州区盐井沟动物群的研究历史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四、古生物化石采集小记（论文参考文献）

• [1]澳洲弗林德斯山脉地质考察之旅[J]. 陈飞扬,张志亮. 生物进化, 2021(03)
• [2]近代科普期刊中的启蒙与国民现代性改造 ——以《自然界》为例[D]. 郭子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3]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公众考古理念发端研究[D]. 李楠. 吉林大学, 2021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5]李济学术思想研究[D]. 陈广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2)
• [6]探古骆驼山金远洞——大连普湾骆驼山金远洞野外发掘记[J]. 李宏龙,刘丽,刘思昭. 化石, 2018(04)
• [7]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D]. 李罡. 河北大学, 2018(12)
• [8]泥河湾研究大事记[J]. 成胜泉.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S1)
• [9]从“博物学”看鲁迅[D]. 涂昕. 南京大学, 2014(05)
• [10]万州区盐井沟动物群的研究历史及其意义[J]. 陈少坤,魏光飚.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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