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祁县去年财政总收入达1．7亿元（论文文献综述）
关伟[1]（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提出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顾晨扬[2]（2017）在《晋中市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21世纪前2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而县域地区占国土面积的93%、县域人口占人口总量的85%,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以及重点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发展县域经济的目标。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全面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与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最需要做的是要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二五”规划中多次指出要大力提高县域经济的发展活力,至此,将县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和县域经济的相关理论,对晋中市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晋中市榆次区县域经济总量、产业指标、经济结构、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析,发现晋中市榆次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问题、重工业和国有企业趋于亏损、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市场体系制度不健全、市场价格紊乱等问题,并从榆次县域经济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人文优势和政策优势等角度出发,借鉴了浙江义乌、广西阳朔、江苏扬州的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坚持城乡统一发展思路,有序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做优农业,重点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新型工业、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与教育发展、政府发挥引导作用,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和大力推动市民增收等建议,一方面希望本论文的研究可以对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希望本论文的研究能被我国其他中西部以及内陆地区所借鉴。
王颖[3]（2015）在《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状况的研究与评价 ——以云南历史街区为例》文中提出我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不仅成为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多重问题和危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其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其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状况以及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中西部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保护实情。论文以云南省为切入点,在系统梳理国内以及云南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历程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在基十“历史实证”、“发生论”、“多维度视角”的原则下,从云南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现实情况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状况的实证评价研究体系；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云南“三城四地”的典型案例,从多学科、多维度视角出发,采用“质性和量化”、“回访调研”、“实态研究”等评价研究方法,对街区在一段时期内（10年以上）的物质遗存状态、非物质遗存状态、管理机制状态等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踏勘及社会实态调查工作,在各典型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实态”问题的表象上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使诸多历史街区取得保护成就、陷入保护困境的三大根源：经济利益、社会生活、管理体制根源；并由此提出“多元的网状保护与管理机制”及相应策略,冀以此来对云南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引导,探索构建共赢发展的长效保护机制。
贺三宝[4]（2014）在《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时期而出现的商人群体。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商帮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对此系统研究者甚少,这与江右商帮明清时期的广泛影响极不相符,因此本文以江右商帮（现代称为新赣商）为研究对象,探讨江右商帮兴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利于对江右商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合理的评价,对于今天重振赣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第一部分导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国外对商帮研究的学者很少,主要是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学者,分析中国宗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以加藤繁为代表的日本学界从探讨中国行会入手,分析中国商人组织的发展及影响,国内则有傅衣凌、余英时等学者探讨了中国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关系,以张海鹏、张海赢、范金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研究了中国商帮的缘起、发展、特点以及十大商帮的比较,以章文焕、方志远为代表的江西学者,研究了江右商帮的发展历程、社会构成、经营方式、资金来源、兴衰原因、商人精神以及商帮会馆等等。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商帮的渊源和兴起。江右商帮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经济现象,必须全面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本文探讨了中国商帮的起源,认为唐宋时期的纲是商帮的雏形,再从唐宋时期的纲、行,明清时期的商帮,到清末民初的商会,论述了中国商帮的发展历程。本文论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的特点,并从经商观念、商品生产、交通条件、商业政策、支付手段、地缘关系等方面入手,分析中国商帮兴起的背景,以对江右商帮的发展历程有全局的了解。第三部分分析江右商帮历史演进过程。提出了江右商帮缘起并非明代,应该早于明代,因为在唐宋时期江西是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纲”和“行”较为盛行。本文阐述江右商帮在湖广、西南、南直、两广、北京、海外等不同地域,以及茶帮、瓷帮、药帮等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江右商帮的商人构成、资金来源和经营形式,探讨了商帮议所万寿宫（江西会馆）的分布和功能,寻找江右商帮典型人物特点和行商特色,并对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了异同的比较,从而找寻江右商帮自身独有的特点。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和关键部分,着重分析江右商帮兴衰表征、原因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江右商帮兴盛时期主要体现在商业从业人数多、万寿宫（江西会馆）多、税关商镇墟市多,其兴盛的外部原因有：生产力发展为江右商发展提供了前提,商税政策刺激了江右商发展,人口流动促进了商业的流通,交通优势有利于商业的繁荣,资源丰富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条件,手工技术优势增强了江右商的竞争力；内部原因主要是：一是文化基因影响,以科举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净明道教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农商文化为代表的地域和生产文化,三种文化交互融合和渗透,使江右商帮具有多元文化精神,二是精神内核,江右商帮能够在明初迅速发展,还在于其本身具有超越“随阳雁”的精神,即“相机而动”的候鸟精神、“飞遍天下”的闯荡精神、“人形雁阵”的抱团精神、“雏雁反哺”的回馈精神,江右商帮精神特征的形成对江右商帮兴盛有着深入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江右商帮兴盛对江西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体现在：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凸显了江西在全国的重要经济地位、促进就业、促进粮食生产和输出、加速集镇化、推动慈善等公共事业、促进人口流动、促进社会人文发展、影响国家政治等。江右商帮进入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衰落期,表现在大批江右商人破产或弃商返农以及传统手工业经济衰败。分析衰败的外部原因,主要有：封建经济没落是导致江右商人没落的根源,交通和经济格局变化动摇了江右商人发展的基础,连年战乱和灾患阻碍了江右商人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削弱了江右商人的竞争力。探究衰败的内部原因,则从地理文化论入手,认为与江南丘陵有关,归根于江右商人的“丘陵现象”：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江右商帮衰落对江西经济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如产业衰退、商业资本萎缩、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钱庄倒闭、进出口差异扩大、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为证明其影响的维度和深度,本文以江西为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分析评估江右商帮衰落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江右商帮不仅对江西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江右商人活跃的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部分研究了从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本文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从组织形式、组织目标、组织制度以及自主权等方面,分析了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过程中的自组织现象。江右商帮形成之前,商人之间缺少默契的规则,难以形成协调有序的结构。于是出于多个个体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自动自发地结成商人团体,以组织的形式保护个体利益,维护共同秩序。这种由小变大、日渐抱团的商人组织,有着较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甚至部分还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管理下,也有被组织的特性,但不管是哪种,其发展规律是从无序走上有序,从低级有序走上高级有序。第六部分提出了新浙商是新赣商学习的标杆。当前中国新商帮中,浙商是特别出众的商人群体,在2005-2014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新浙商是新赣商人数的7-15倍,在全国也是领先,因而新浙商应成为新赣商学习的标杆。新浙商经过三代半传承,形成了四大地域板块,凝练了新“四千”精神的精神内核,即“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本文探讨了新浙商商海弄潮的优势,新赣商应从八个方面进行学习：一是具有创富“冒险”基因,二是市场触角较为敏锐,三是注重体制创新能力提升,四是融资和资本运作理念先进,五是有序竞争和抱团合作意识较强,六是品牌创造意识超前,七是善于应变沟通和发现人才,八是善于从“草根”到“儒商”转变。第七部分分析了新赣商发展的机遇及对策。目前新赣商具备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初见成效、“长江经济带”规划箭在弦上、国家和地方促进企业发展政策频出等外部机遇,以及江西省已有较好的战略布局、思想和制度创新有一定基础、江西省已有较好的企业发展基础和平台、企业有了做大做强的内生动力等内部机遇,说明新赣商处于良好的发展时期,应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然后,提出充分发挥新赣商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对策：从政府角度,完善新赣商发展的政策环境；从社会角度,营造新赣商发展的社会环境；从企业角度,提升新赣商的整体实力；从商帮角度,加强新赣商的战略合作；从法律角度,保护新赣商的合法权益；从资本角度,鼓励对新赣商金融创新和扶持；从科技角度,提供新赣商发展的强动力。本文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运用考证、推理、归纳、演绎等手段,并力图采用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地理文化学等跨学科的一些理论,采用范式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江右商帮的发展和嬗变,以及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作出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江右商帮研究虽然人少,但是有些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有所创新和突破：一是对于江右商帮衰落的原因,本文从地理文化学观点入手,认为是“丘陵现象”所致：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二是本文从经济学的自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了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过程,论证了其符合自组织的特征；三是根据江右商帮的特点,提出了科举文化、净明伦理、农商文化融合的文化基因,以及江右商帮具有与众不同的“随阳雁”精神,是其兴盛的内部动因；四是以江西为例,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江右商帮对地域经济社会影响的维度和深度；五是借鉴江右商帮经验来探讨发展新赣商的对策,提出建立网上开发区、聚合网上赣商的观点,乃国内外首创。
谢晓彤[5]（2013）在《基于GIS的耕地地力评价及分区管理研究 ——以武乡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耕地地力评价是以利用方式为目的来评估耕地生产潜力和土地适宜性的过程,实质是对耕地生产力高低的鉴定。建立在耕地地力评价的基础上对耕地进行合理分区,提出可行性的种植、施肥等管理对策,掌握不同时期耕地的动态演化规律,为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而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和分区种植施肥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GIS技术,地学统计分析中的空间克里格插值、层次分析和模糊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在耕地地力评价的基础上,对山西省武乡县土壤养分空间分布状况进行了研究,从而进行比较具有合理性耕地分区,取得研究成果如下：（1）对研究区土壤养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土壤有机质、全氮平均含量分别为17.14g/kg和0.70g/kg,属于偏低范围；土壤pH、有效磷、速效钾的平均含量分别为8.04.10.27mg/kg和171-38mg/kg,属于正常范围。从变异系数看,研究区域内各土壤属性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变异系数范围在1.19-32.19%。pH的变异系数最低,仅为1.19%,属于弱变异。速效钾、有机质的变异系数在8.89-12.26%,属于中度变异。土壤全氮、有效磷的变异系数在16.26-32.19%,属于中强度变异。（2）根据土壤中氮磷钾等主要养分的分布状况和丰缺程度和适宜种植的作物,将武乡县主要划分为4个分区：河谷阶地粮、菜的高产区；沟谷地及丘陵下部中产；低山丘陵中部杂粮区；山地；丘陵上部林果区。根据每个分区的特点给出相应合理性种植作物的选择和施肥配方的建议,研究结果可以为武乡县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提供支持,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农作物生产率。
熊正贤[6]（2013）在《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乌江流域为研究地域，按照“提出问题——基础理论——分析评价——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体而言，首先，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厘清和界定文化、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产业的相关概念，并对国内外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借鉴民族学、资源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热力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从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角度分析民族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相关关系，从微观角度分析文化需求和供给的基本特征以及供需均衡，从宏观角度分析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木桶”理论以及“协同创新”理论。认为文化经济一定程度上存在“时尚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特征，在文化需求上存在“炫富效应”和“攀比效应”，而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木桶”现象，“倾斜木桶”和“区域协同创新”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要素瓶颈。其次，对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分析其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乌江流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进行归纳，并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乌江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然后从本土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方面分析该流域文化市场的拓展问题。分析表明乌江流域文化资源丰富而密集，但缺乏文化品牌的支撑，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落后，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国民收入的增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市场以本土市场为主，外部市场有待进一步拓展。最后，对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借鉴国内外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合该流域发展的几种模式，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分析表明乌江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是民族文化资源，劣势是交通、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发展理念落后等，发展方式上以“低端生产、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为主。基于此，该流域在模式选择上，首选是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和文化品牌开发模式，实现“倾斜木桶”效应，在条件较好的贵阳等地区可以采用综合开发模式，集聚区域内的文化经济要素，在其他地区可以选择特色项目突破和特色资源突破模式等，而重庆渝东南的区县经济体则适合采用小狗经济发展模式。此外，应从人才支撑、融资保证、科技融合、政策扶持、转变发展方式等方面弥补木桶短板，充分释放该流域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
邵士官[7]（2012）在《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小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是县级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中心。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尤其是后危机时代,城市在以扩大内需拉动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来看,大中城市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而小城市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也将迎来一个快速度、高质量的发展期。诚然,我国小城市发展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面临诸多阻滞因素,其中的矛盾与症结亟待破解。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小城市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定位于城市理论体系中较为薄弱的小城市研究,通过系统阐述,廓清小城市的内涵,破解小城市发展的桎梏,提高对小城市的科学认识,对于推进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城市发展的研究需要一个全面扎实的基础。本文一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小城市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小城市与城镇体系各个方面的关系和联系入手,提出了从小城市的确定内涵、清晰标准、完整形态等方面认识小城市的新观念。第二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小城市发展的现状,已经形成的特点,面临的矛盾问题以及成因,把握小城发展的总体情况。第三个方面,深入总结梳理、借鉴国外小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并以山东省小城市发展为重点案例分析,同时搜集运用全国小城市发展的有关数据、信息、案例以及部分研究成果,夯实了小城市发展的研究基础。我国小城市的发展普遍处于起步阶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的小城市大多在秦汉以降的县城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且经过了建国以后六十多年的发展,为何至今还处于城市发展的起步阶段,值得我们深思。本文首先运用理论做指导,深入剖析小城市的发展、走势、机理,同时在大量调查研究、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影响和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性主要阻滞因素,即城市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人口的相对封闭和停滞,影响城市的发展；对城市选择的历史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产业这个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小城市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同时,本文又深入探讨了影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外部阻滞性主要因素,即国家对小城市发展的支持政策始终滞后；小城市发展的规划指导普遍缺乏；小城市的规范和高质量建设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缺乏法律的约束；小城市的管理还处于较低水平,有的小城市管理甚至还处于尚未起步阶段。这八大内生外生性阻滞因素的相互交织,形成了阻碍小城市发展的道道樊篱,导致小城市发展的动力不足,甚至畸形发展。研究应当在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正确途径。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城市发展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知识,着眼于当前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外生八大主要阻滞性因素,构建了消解当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主要阻滞因素的路径和机制,即以优化特色产业、推进城市治理、形成市民社会,三者有机结合来消解八.大阻滞因素。小城市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制约小城市的阻滞性因素消除以后,小城市如何取得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我们下一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关系着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社会能否尽快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和振兴。因此,本文着眼于今后三十年发展的历史阶段,围绕打造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尽快完成我国城市化进程,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小城市的发展,创造性的在小城市的空间功能布局、特色产业发展和户籍、土地、创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合理的实践性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提供有力参考。
马爽[8]（2011）在《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节事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不仅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它已经与地方形象的推广、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的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山西省作为旅游大省,节事旅游遍地开花。然而相比红火的办节场面,节事旅游相关的理论研究却少之又少,迄今尚未有关于山西省节事旅游系统的调查研究。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山西省节事旅游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乏物质载体等问题。本文意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省办节的实际情况,对山西省节事旅游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全面地研究山西省节事旅游活动的现状、问题和策略,期望在理论上丰富节事旅游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指导节事旅游活动。本文利用旅游学、管理学、市场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通过全面的文献综合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SWOT分析法,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果,梳理了节事及节事旅游的基本理论,对山西省节事旅游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促进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的策略。全文共分五个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以往研究的总结、节事旅游基本理论研究,以及山西省节事旅游开发的现状与策略研究。第一章导论部分,指出了本文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所在,并对国内外节事旅游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第二章是节事旅游的基本理论。涉及到节事旅游的概念界定,节事旅游的类型和属性分析以及节事旅游的影响研究。第三章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关于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的总体态势的分析,包括了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影响,并据此分析了山西省发展节事旅游的优势、劣势、机会及威胁。第四章策略研究中,本文吸取了国内外较为成熟的节事旅游的宝贵经验,以SWOT分析结果为依据,提出山西省应通过品牌化、市场化、产业化方面的若干策略来推动节事旅游的发展。第五章是结语部分。研究的结果表明山西省虽然在节事旅游发展上存在问题,但是其拥有发展节事旅游的诸多有利因素,只要我们能转变思想,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整合优化相关资源,山西省节事旅游一定会有质上的提高和飞跃。
董明[9]（2011）在《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转型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也承载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责任。而无限丰富的社会事实则给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并已从中揭示了人类社会转型的最基本进路,即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但已有的经典研究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基本背景,尽管这也的确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基本面相的一种呈现,但显然还不能涵括客观现实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不可能以此简单比附自上世纪后半叶以降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基本特质与路径选择。随着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其间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转型的独特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迄今也已提出了不少各具特点且有不同影响力的解释框架及基本观点。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若干特征,但一方面由于研究视角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同时更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异常迅猛,使得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理论的贫困”:中国的发展究竟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她最终会是向着已被认知的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持续趋近,抑或可能会因此贡献一种迥异的模式?总的看,迄今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尚显力不能逮。应当承认,面对这一繁杂的研究议题,基于研究者本人事实上难以摆脱的研究局限,这的确是个难题。因此找到一个较恰当的个案与切入点,借助于最新最生动的事实材料,从中梳理出蕴藏其间的若干真实理路,则将是对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必要且可行的有益工作。本文正是这样一项推进性的研究工作:选择浙江省义乌市这个新兴商贸城市为个案,以其中极具活力的商人群体形成发展为研究切入点,通过探究由此而带给地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实际变化,试图从中揭示处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相互交织中的我国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路径特质、行动者逻辑以及可能的演进趋势等等议题。根据这一研究旨趣,本文采用的总体理论分析框架是政治社会学中使用最广泛的范畴之一即“国家—社会”关系。这不仅因为它较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即政权力量（包括中央和地方）与民间力量（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同时,正因这一框架已堪称理论经典,从而也有可能与西方既有的社会转型模式形成某种有意义的比照对话,以更便于凸显我们的独特性所在。当然,正是鉴于我国的特殊性,本文并不预设一个学术规范意义上成熟的“公民社会”假定,而只是坚持从传统国家权力的渐趋消解、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观察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向。换言之,本研究将力图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思路,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s）的两极,国家一极意味着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社会一极则意味着自由多元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任何一个国家,更毋论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其在特定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处于这两极当中的一极,或处于两极中间连续统的某一个特定位置。而这一特定位置的确定,则依赖于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如此,实际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置于一种动态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或能更接近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之客观真实。一句话,本文更侧重于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互动的而非二元对立这种西方传统模式意义上来理解与描述。为此,研究中所运用到的主要理论概念包括:治理、行动者、公民社会、社会冲突与博弈,等。通过本文对义乌个案的分析发现,在整个义乌地方社会的变迁历程中,商人群体在其间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实际功效。即,主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首先是义乌人尤其是义乌农民（这是义乌商人群体的基本社会来源）以其“韧武器”为基本行动方式,也就是以持续不辍的非暴力抗争且兼具足够韧劲与政府周旋的形式来顽强地表达和追求自身的利益,最终得以促成政府妥协式地积极跟进。虽然这种最原初的推进方式究其实质是农民“弱者的武器”的一种力量体现,但它却最终演化成了推动制度创新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中,尽管政府的作用已开始由先前的被动转为相对主动,在制度供给与相应协调、规制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积极程度”总体说来又需以商人群体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所能认可或承受的程度为限,即在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托克维尔所期待的受到了限制的公权。正是在这种条件制约下,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型构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格局。诚然,基于中国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这一基本制度背景特点,无论政府处于或被动或主动的行为方式下,最终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都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而越到发展中后期,动力机制甚至已更多地偏向由政府供给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但此时的政府供给显然已不可能完全是原先压力型体制下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分配关系,而逐渐转变为政府与民间的上下互动式博弈,并且这种互动博弈的场域随着经济的弥散性而得以不断拓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层面,以商人群体为主要社会构成的民间力量同样渐趋活跃,已昭示着在经济民主的推动下体现在政治民主进而社会民主层面的新进展。而随着每一种新议程的出现,又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强化着或制约着相关联的其它方面,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多方互动与制衡的局面,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逆性。整个地方社会则由此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其趋向现代性、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向。即,义乌商人群体和义乌地方政府,他们作为成就义乌模式的两大主体力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管两者间具体关系将可能呈现为怎样的不同特征,但保持两者间力量的相对均衡以达成互动制约当属贯穿始终的要件。今后的义乌模式还将会怎样发展,从而地方社会的转型或变迁还将如何继续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商人群体为重要构成部分的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状况。由上分析可见,尽管这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显然有着较西方国家紧密得多的关联,但在发生逻辑、过程博弈和演进路径等多方面,其“家族相似”特点也是明显的,因此,这里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并未完全脱嵌于“国家与社会”的一般演进规律。固然,这还仅是在个案基础上得到的阶段性判断,个案本身尚需持续关注,而更多事实的观察则是得出更确切结论所需的进一步工作。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一个侧面已然看到了一个古老东方国度在现代经济制度推进下,同样能够缓慢但却坚实地迈向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力量呈现,而不是相反。
吕微[10]（2010）在《中国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的系统分析 ——山西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全国人口的70%居住在农村,可以说构成全社会基础的是农村,但是城乡的巨大差别、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贫富差距,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通过对山西省农村地区的下乡调查和访问过程中发现,长期以来,造成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服务体系的低效供给。农村贫穷、农业危险与农民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全国还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所以,文章着重研究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具有普遍共识的、为广大农民共同享用的服务内容,即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十分新鲜而又重要的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它具有突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加快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和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鉴于此情况,本文从广大农民和服务的供给者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一方面,将多方合作的理念融入到农村服务系统建设中；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一个高效的农村服务系统,并着重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农民需求之间的融合,以及与政府体制的交叉,从较为综合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整体性的开发思路与措施,这将对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大致从五个部分进行了研究。第一,首次建立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理论模型。在回顾了服务、农村服务、农村公共服务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依据需求调查情况建立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理论模型,将农村公共服务系统划分为四大体系：生产性服务支持体系、生活性服务支持体系、发展性服务支持体系以及保障性服务支持体系,共18项服务项目。生活服务支持体系满足了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生产服务支持体系满足了农民生产需要、发展服务支持体系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保障服务支持体系是农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四个服务系统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就是主要以这四大服务体系为依托。高水平、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四类服务体系的支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伟大工程成功的保障。第二,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方主体进行了研究。过去一般认为,农村的服务系统建设,特别是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主要是政府行为,甚至认为根本是政府行为。但通过对中国农村建设的历史分析,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仅靠政府财政供给,或者完全由农民承担,都是不现实的,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提高供给能力,达到共赢的目的。农村服务系统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是社会化供给组织、市场化供给组织共同完成的,他们构成了多方合作的主体,形成了农村服务体系的主体建设的演化过程。因此,本文试图跳出单从政府的角度研究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思路,通过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特点的分析,运用合作博弈和无限性重复博弈理论得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和农民,三者只有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才可以合作,即参与人收益R合作≥R不合作,同时需要引入一定的制约因素,如奖惩机制的建立,这样,才能防止参与人出现“搭便车”现象,以达到多方主体共赢的目的。同时,借鉴协同学的理论,明确了三方主体在供给中的相互作用和互补关系,构建了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依托、政策法规为保护,市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供给结构。第三,对山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做出了整体性评价。通过对山西省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分析,可以看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因素都隶属农村公共服务的范畴,而且其供给水平普遍偏低。因此,为了对山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做出整体性评价,本文以山西省11个地市为例,对山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测评,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可量化为22个指标。运用灰色关联法评价各地市供给能力水平,关联度排在前3位的是运城市、晋城市和阳泉市。为了找出各城市供给水平的特点,通过自组织竞争神经网络,将这11个地市划分为两类,太原、阳泉、晋城、运城和临汾属于第一类；大同、长治、朔州、晋中、吕梁和忻州属于第二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判别分析研究排名前五位和后六位的城市供给水平的差异性,发现农田水利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建设这两项服务在体现前五位和后六位城市供给能力水平上,具有显着代表性。因此,以在这两个方面建设较好的城市运城和阳泉为例,分析并介绍它们的成功经验,为其它城市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第四,运用因子分析法验证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内容的合理性。本文对山西省晋中、吕梁和忻州三个有代表性的地市进行了调查,根据回收的460多份农民的问卷,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影响农民满意度的3个满意因子——生产生活服务因子、发展服务因子和保障服务因子。第1个因子中,水电、沼气,道路通畅,农资购买和农产品销售,这四个服务因素对满意因子F1的贡献率较高；第2个因子中,文体设施和农技推广因素贡献率较高；因子3中,养老保险对满意因子F3的贡献率最大。因子分析的结果发现农民满意因子分值都低于平均满意水平,可见,农民对各服务项目的满意感普遍偏低。为了解这18项服务因素与农民总满意因子的相关性,在相关分析中,运用因子得分值计算得出了影响农民总体满意度因子的关键因素,农产品销售、农资购买和农田水利建设,这三个服务因素与农民总满意因子的相关关系最大,说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驱使农民不得不更加重视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水平。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发现农民对服务项目的建设存在多层次的需求和建议,因此进一步通过卡诺模型分析的方法寻找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服务项目,并将多方合作的理念融入农村服务的供给对策中。第五,对政府供给体制进行了研究。从政府的角度进行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始终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监管。本文从政府体制方面分析其供给不足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政府供给机制的相关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城乡的均衡发展,为全国各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借鉴。
二、祁县去年财政总收入达1．7亿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祁县去年财政总收入达1．7亿元（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晋中市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综述 |
| 1.4.2 国内研究综述 |
| 2 县域经济研究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县域经济相关理论 |
| 2.1.1 区域发展理论 |
| 2.1.2 区域分工理论 |
| 2.1.3 增长极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1.5 梯度推移理论 |
| 2.1.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 县域经济概念界定 |
| 2.2.1 县域经济概念 |
| 2.2.2 县域经济特征 |
| 3 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分析 |
| 3.1 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1.1 经济规模总量大,综合实力增强 |
| 3.1.2 产业指标分析 |
| 3.1.3 经济结构分析 |
| 3.1.4 固定资产投资现状分析 |
| 3.1.5 人均收入逐年提高 |
| 3.2 榆次区县域经济基本概况 |
| 3.2.1 榆次区基本概况 |
| 3.2.2 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历史 |
| 3.2.3 榆次县域经济在晋中市的地位 |
| 4 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
| 4.1 区位优势 |
| 4.2 产业资源优势 |
| 4.3 人文优势 |
| 4.4 政策优势 |
| 5 县域经济发展区域比较分析 |
| 5.1 浙江义乌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
| 5.2 广西阳朔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
| 5.3 江苏扬州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
| 5.4 县域经济发展区域比较分析启示 |
| 5.4.1 政府引导具有重要作用 |
| 5.4.2 良好规划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
| 5.4.3 必须找准自身发展定位 |
| 5.4.4 要坚持城乡统一发展思路 |
| 5.4.5 必须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 |
| 6 榆次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6.1 产业结构问题 |
| 6.2 重工业与国有企业趋于亏损 |
| 6.3 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
| 6.4 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价格紊乱 |
| 7 促进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
| 7.1 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 |
| 7.2 坚持城乡统一发展思路,有序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
| 7.3 做优农业,重点发展特色产业 |
| 7.4 壮大新型工业 |
| 7.5 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
| 7.6 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与教育发展 |
| 7.7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 |
| 7.8 大力推动市民增收 |
| 8 结论及展望 |
| 8.1 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3）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状况的研究与评价 ——以云南历史街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的选择 |
| 1.2.1 历史街区的概念及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云南典型历史街区的特性与共性特征使得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
| 1.2.3 云南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正处于亟待导航的关键时期 |
| 1.2.4 选择云南典型历史街区进行深入调研,并作实证评价研究 |
| 1.3 研究意义和目标 |
| 1.4 理论综述 |
| 1.4.1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综述 |
| 1.4.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综述 |
| 1.4.3 小结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点 |
| 1.7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历程 |
| 2.1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历程 |
| 2.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历程及存在问题 |
| 2.2.1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历程 |
| 2.2.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模式的演变 |
| 2.2.3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存在的问题 |
| 2.2.3.1 街区内的物质遗存难以为继 |
| 2.2.3.2 历史街区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存续危机 |
| 2.2.3.3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历程及存在问题 |
| 3.1 云南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历程 |
| 3.1.1 开拓与初建——保护意识的初步建立 |
| 3.1.2 拓展与探索——保护工作的开展 |
| 3.1.3 成果与挑战——“旅游化”的普遍冲击 |
| 3.2 云南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现存问题 |
| 3.2.1 经济落后地区的名城、名镇保护规划滞后,保护意识尚显薄弱 |
| 3.2.2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物质遗存“建设性破坏”严重 |
| 3.2.2.1 大拆大建,古城格局已然消失 |
| 3.2.2.2 “过度开发”的误区,古城氛围不再 |
| 3.2.2.3 旅游开发下历史建筑的“维修性破坏” |
| 3.2.3 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延续问题日益严重 |
| 3.2.3.1 古镇“商业化”、“空心化”严重,本土文化面临侵蚀 |
| 3.2.3.2 粗放式旅游开发模式导致古镇(村)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被同化”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状况的实证评价研究体系 |
| 4.1 实证评价研究原则 |
| 4.1.1 “历史实证”评价研究原则 |
| 4.1.2 “发生论”的评价研究原则 |
| 4.1.3 “多维度视角”评价研究原则 |
| 4.2 实证评价研究方法 |
| 4.2.1 典型案例的评价研究方法 |
| 4.2.2 “质性”与“量化”结合的评价研究方法 |
| 4.2.3 “回访调研”的评价研究方法 |
| 4.2.4 “实态研究”的评价研究方法 |
| 4.3 实证评价基本内容及要素 |
| 4.3.1 历史街区物质遗存状态 |
| 4.3.1.1 “点” |
| 4.3.1.2 “线” |
| 4.3.1.3 “面” |
| 4.3.2 历史街区非物质遗存状态 |
| 4.3.2.1 传统文化状态 |
| 4.3.2.2 社会生活状态 |
| 4.3.3 历史衔区管理机制状态 |
| 4.4 实证评价分析研究 |
| 4.5 实证评价研究框架体系 |
| 第五章 实证评价研究 |
| 5.1 腾冲和顺古镇 |
| 5.1.1 古镇的历史沿革及自然人文特征 |
| 5.1.2 古镇在近30年的功能演进历程 |
| 5.1.3 实地调研现状 |
| 5.1.3.1 尚属完整的社区结构 |
| 5.1.3.2 经济结构的嬗变以及书馆文化的消失 |
| 5.1.3.3 公司“整体开发”后的保护问题 |
| 5.1.3.4 “裂变”的民居现状 |
| 5.1.3.5 保护管理单位行政级别偏低,缺乏执法力度 |
| 5.1.3.6 保护规划无法落实 |
| 5.1.3.7 原住民问卷调查 |
| 5.1.4 小结 |
| 5.2 丽江大研古城 |
| 5.2.1 大研古城自然环境特征 |
| 5.2.2 大研古城的历史沿革及遗产价值 |
| 5.2.3 解放后至今古城在丽江城市空间发展中的演进及发展历程 |
| 5.2.4 古城保护规划的制定及概况 |
| 5.2.5 实地调研现状 |
| 5.2.5.1 处于良性“微循环”中的大研古城民居建筑群 |
| 5.2.5.2 “商城”——古城的旅游商业化 |
| 5.2.5.3 “空城”——古城的原住民“空心化” |
| 5.2.5.4 本土文化的多重割裂 |
| 5.2.5.5 古城的生态环境危机 |
| 5.2.5.6 强势管理部门的“强化”问题 |
| 5.2.5.7 问卷调查 |
| 5.2.6 小结 |
| 5.3 丽江束河古镇 |
| 5.3.1 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特征 |
| 5.3.2 束河古镇保护与发展的演进历程 |
| 5.3.3 调研现状 |
| 5.3.3.1 “束河模式”的成就 |
| 5.3.3.2 古镇“无缝扩容”的困惑 |
| 5.3.3.3 古镇原住民居住空间的“就近置换” |
| 5.3.3.4 “田园牧歌”的消亡与生态环境危机 |
| 5.3.3.5 错位的保护管理机制 |
| 5.3.3.6 不均衡的经济运行机制 |
| 5.3.3.7 问卷调查 |
| 5.3.4 小结 |
| 5.4 楚雄黑井乌镇 |
| 5.4.1 自然与历史人文特征 |
| 5.4.2 古镇保护与发展历程 |
| 5.4.3 调研现状 |
| 5.4.3.1 缓慢“非均质变异”的古镇物质空间环境 |
| 5.4.3.2 古镇“力不从心“的更新与发展 |
| 5.4.3.3 “被遗忘的”黑井盐文化 |
| 5.4.3.4 “老龄化“+“空心化” |
| 5.4.3.5 原住民问卷调查 |
| 5.4.4 小结 |
| 第六章 历史街区保护状况的综合评价及根源剖析 |
| 6.1 历史街区的保护成就解析 |
| 6.1.1 尚属完整的原住民社区结构 |
| 6.1.1.1 经济收益导因 |
| 6.1.1.2 物质空间导因 |
| 6.1.1.3 功能控制导因 |
| 6.1.1.4 乡梓情结导因 |
| 6.1.2. 处于良性“微循环”下的古城物质空间遗存 |
| 6.1.2.1 经济效益的激励与物质空间的保护构成了互助共赢的保护局面 |
| 6.1.2.2 政府部门对物质空间保护管理的重视提高了保护的力度 |
| 6.1.2.3 大研古城的物质空间保护为束河古镇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
| 6.1.2.4 开发企业的推动作用 |
| 6.1.2.5 丽江当地纳西族的文化自觉 |
| 6.1.3 生态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延续 |
| 6.2 街区保护成就的深层根源剖析 |
| 6.2.1 经济利益根源 |
| 6.2.2 社会生活根源 |
| 6.2.3 管理体制根源 |
| 6.3 街区保护与更新面临的问题与困境解析 |
| 6.3.1 公地悲剧——以和顺古镇为例 |
| 6.3.2 “旅游式路径依赖”——以丽江大研古城为例 |
| 6.3.3 “理想田园”的异化——以束河古镇为例 |
| 6.3.4 衰落中的无奈变异——以黑井古镇为例 |
| 6.4 街区保护问题与困境的深层根源剖析 |
| 6.4.1 经济利益根源 |
| 6.4.2 社会生活根源 |
| 6.4.2.1 社会公共资源根源 |
| 6.4.2.2 生活舒适度根源 |
| 6.4.2.3 生活文化根源 |
| 6.4.3 管理体制根源 |
| 6.4.3.1 “自上而下”的管治思维与“依赖市场”的缺位管理 |
| 6.4.3.2 “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制度缺陷” |
| 6.4.3.3 “唯GDP”论的政府政绩评估 |
| 6.4.3.4 居民的有限参与及弱势的公共干预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策略机制探讨 |
| 7.1. 现行保护与发展机制的局限性 |
| 7.1.1 决策与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弊病重重 |
| 7.1.2 “圈层隔离”状况明显 |
| 7.1.3 “非均衡作用力场”明显 |
| 7.2. 多元的网状保护与管理机制 |
| 7.2.1 分权机制 |
| 7.2.1.1 决策权 |
| 7.2.1.2 旅游开发权 |
| 7.2.1.3 规划参与权 |
| 7.2.1.4 利益分配权 |
| 7.2.1.5 监督权 |
| 7.2.1.6 管制权 |
| 7.2.2 分配机制 |
| 7.2.2.1 补偿分配 |
| 7.2.2.2 选择性激励分配 |
| 7.2.3 运作机制 |
| 7.2.3.1 政绩考核机制 |
| 7.2.3.2 技术支持与引导机制 |
| 7.2.3.3 监督与反馈机制 |
| 7.2.3.4 原住民参与机制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后记 |
（4）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对象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相关概念界定和本文的研究对象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本文研究的目的 |
| 1.2.2 本文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4 论文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本文创新之处和不足 |
| 2 中国商帮的渊源和兴起 |
| 2.1 中国商帮的起源 |
| 2.1.1 商人的由来和地位变迁 |
| 2.1.2 中国商帮的起源 |
| 2.2 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 |
| 2.2.1 山西商帮 |
| 2.2.2 徽州商帮 |
| 2.2.3 江右商帮 |
| 2.2.4 龙游商帮 |
| 2.2.5 陕西商帮 |
| 2.2.6 山东商帮 |
| 2.2.7 宁波商帮 |
| 2.2.8 洞庭商帮 |
| 2.2.9 福建商帮 |
| 2.2.10 广东商帮 |
| 2.3 明代地域商帮兴盛的背景 |
| 2.3.1 社会观念由“轻商”逐渐变为接受 |
| 2.3.2 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
| 2.3.3 交通条件改善有利于商业流通 |
| 2.3.4 政策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商帮形成 |
| 2.3.5 支付手段白银货币化推动了商品大规模流通 |
| 2.3.6 地缘关系成为商帮形成的重要联系纽带 |
| 3 江右商帮历史演进 |
| 3.1 江右商帮的发展情况 |
| 3.1.1 江右商帮的起与兴 |
| 3.1.2 江右商帮在不同地域的发展情况 |
| 3.1.3 江右商帮在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 |
| 3.2 江右商帮商人构成、资金来源、经营方式 |
| 3.2.1 商人来源 |
| 3.2.2 资金来源 |
| 3.2.3 经营方式 |
| 3.3 江右商帮议所万寿宫 |
| 3.3.1 万寿宫的演变 |
| 3.3.2 万寿宫的分布 |
| 3.3.3 万寿宫的商业功能 |
| 3.4 江右商帮典型人物 |
| 3.4.1 杰出江右商的特点 |
| 3.4.2 杰出江右商的行商特色 |
| 3.5 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商帮的比较 |
| 3.5.1 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商帮的同 |
| 3.5.2 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商帮的异 |
| 4 江右商帮兴衰原因及对江西、西南经济社会的影响 |
| 4.1 江右商帮兴盛的表征、原因及对江西经济社会影响 |
| 4.1.1 江右商帮兴盛的表征 |
| 4.1.2 江右商帮兴盛的原因 |
| 4.1.3 江右商帮兴盛对江西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
| 4.2 江右商帮衰落的表征、原因及对江西经济社会影响 |
| 4.2.1 江右商帮衰败的表征 |
| 4.2.2 江右商帮衰落的原因 |
| 4.2.3 江右商帮衰落对江西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 |
| 4.2.4 江右商帮衰落对江西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 江右商帮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 |
| 4.3.1 促进了西南地区人口增长 |
| 4.3.2 促进少数民族发展 |
| 4.3.3 促进当地经济开发 |
| 4.3.4 促进文化交融 |
| 5 从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 |
| 5.1 自组织理论 |
| 5.1.1 自组织理论构成 |
| 5.1.2 自组织系统的特点 |
| 5.2 江右商帮的自组织现象 |
| 5.2.1 江右商帮组织形式的嬗变 |
| 5.2.2 江右商帮组织目标的嬗变 |
| 5.2.3 江右商帮组织行为规则的嬗变 |
| 5.2.4 江西商人的自主发展与组织的自主发展 |
| 6 新赣商学习的标杆：新浙商 |
| 6.1 浙商总体情况 |
| 6.1.1 浙商发展阶段 |
| 6.1.2 浙商精神的内核 |
| 6.2 新浙商商海弄潮_的优势 |
| 6.2.1 具有创富“冒险”基因 |
| 6.2.2 市场触角较为敏锐 |
| 6.2.3 注重体制创新能力提升 |
| 6.2.4 融资和资本运作理念先进 |
| 6.2.5 有序竞争和抱团合作意识较强 |
| 6.2.6 品牌创造意识超前 |
| 6.2.7 善于应变沟通和发现人才 |
| 6.2.8 善于从“草根”到“儒商”转变 |
| 7 新赣商：走上复兴之路 |
| 7.1 新赣商的发展机遇 |
| 7.1.1 外部机遇 |
| 7.1.2 内部机遇 |
| 7.2 新赣商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角度,完善新赣商发展的政策环境 |
| 7.2.2 从社会角度,营造新赣商发展的社会环境 |
| 7.2.3 从企业角度,提升新赣商的整体实力 |
| 7.2.4 从商帮角度,加强新赣商的战略合作 |
| 7.2.5 从法律角度,保护新赣商的合法权益 |
| 7.2.6 从资本角度,鼓励对新赣商金融创新和扶持 |
| 7.2.7 从科技角度,提供新赣商发展的强动力 |
| 7.2.8 从教育角度,强化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
|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 |
| 附录二：江西赣商联合总会章程 |
| 附表1：江西省进出口货值表 |
| 附表2：江西省转口进口及直接进口货物总值比较表 |
| 附表3：江西省转口出口及直接出口货物总值比较表 |
| 附表4：江西豆输出数量及指数表 |
| 附表5：江西米输出数量及指数表 |
| 附表6：江西人口数量表 |
| 附表7：九江海关历年关税收入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基于GIS的耕地地力评价及分区管理研究 ——以武乡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理论研究及技术发展现状 |
| 1.2.1 GIS技术在耕地地力评价中的应用 |
| 1.2.2 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研究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的概况和数据基础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土壤类型 |
| 2.1.4 土地资源 |
| 2.1.5 气候状况 |
| 2.1.6 水文条件 |
| 2.1.7 社会经济条件 |
| 2.1.8 农业发展现状 |
| 2.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2.2.1 耕地背景资料 |
| 2.2.2 研究区图件资料及预处理 |
| 2.2.3 采样点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
| 3 研究区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研究 |
| 3.1 土壤养分空间插值分析 |
| 3.2 土壤养分空间变异分析 |
| 4 研究区耕地地力评价及分区研究 |
| 4.1 耕地地力评价及分区的原则及方法 |
| 4.1.1 耕地分区的原则 |
| 4.1.2 耕地地力评价及分区的技术方法 |
| 4.1.3 耕地地力评价及分区的技术流程 |
| 4.2 土壤适宜性及主要限制因素分析 |
| 4.3 耕地分区的确定 |
| 5 研究区的分区类型及主要措施 |
| 5.1 河谷阶地粮、菜的高产区 |
| 5.1.1 河谷阶地粮、菜的高产区区域特点及属性分析 |
| 5.1.2 河谷阶地粮、菜的高产区的主要问题和措施 |
| 5.2 沟谷地及丘陵下部中产区 |
| 5.2.1 沟谷地及丘陵下部中产区区域特点及属性分析 |
| 5.2.2 沟谷地及丘陵下部中产区的主要问题和措施 |
| 5.3 低山丘陵中部杂粮区 |
| 5.3.1 低山丘陵中部杂粮区的区域特点及属性分析 |
| 5.3.2 低山丘陵中部杂粮区的主要问题和措施 |
| 5.4 山地、丘陵上部林果区 |
| 5.4.1 山地、丘陵上部林果区的区域特点及属性分析 |
| 5.4.2 山地、丘陵上部林果区的主要问题和措施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Abstract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课题 |
（6）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文化产业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及扞卫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 |
| 1.1.2 文化产业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需要 |
| 1.1.3 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摆脱贫困与实现跨越式发展难得的契机 |
| 1.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现实意义 |
| 1.3.2 理论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化、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 |
| 2.1 文化、民族文化的涵义及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与类型 |
| 2.1.1 文化的涵义 |
| 2.1.2 民族文化的涵义 |
| 2.1.3 民族文化资源的涵义 |
| 2.1.4 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 |
| 2.1.5 民族文化资源的类型与价值 |
| 2.2 文化产业 |
| 2.2.1 文化产业的概念与分类 |
| 2.2.1.1 文化产业的概念 |
| 2.2.1.2 文化产业的分类 |
| 第三章 文化产业的基本理论与相关研究 |
| 3.1 国外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
| 3.1.1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 |
| 3.1.2 英国文化学派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 |
| 3.1.3 文化产业应用理论 |
| 3.2 国内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
| 3.3 乌江流域文化产业研究现状 |
| 第四章 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理论探讨 |
| 4.1 民族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
| 4.1.1 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产业化可行性 |
| 4.1.2 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效益与维度 |
| 4.1.3 文化产业发展对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反哺作用 |
| 4.1.3.1 提供保护资金 |
| 4.1.3.2 增强保护意识 |
| 4.1.3.3 拓宽保护渠道 |
| 4.2 文化产业的发展：市场层面的分析 |
| 4.2.1 文化产品的供给特征 |
| 4.2.2 文化产品的供给函数 |
| 4.2.3 文化产品的消费特征 |
| 4.2.4 文化产品的需求函数 |
| 4.2.5 文化市场的供需均衡及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对供需的影响 |
| 4.2.5.1 文化产品的供需均衡 |
| 4.2.5.2 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对供需的影响 |
| 4.3 文化产业发展：宏观层面的分析 |
| 4.3.1 文化产业发展的木桶理论 |
| 4.3.2 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理论 |
| 4.3.2.1 耗散结构理论 |
| 4.3.2.2 文化产业协同创新的模式分析 |
| 第五章 乌江流域文化资源的类型与特征 |
| 5.1 乌江流域的物质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资源 |
| 5.1.1 乌江流域物质文化资源的类型与分布特征 |
| 5.1.1.1 乌江流域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物质文化资源 |
| 5.1.1.2 乌江流域省级以上风景名胜文化资源 |
| 5.1.1.3 乌江流域重要历史遗址遗迹文化资源 |
| 5.1.2 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类型与分布特征 |
| 5.1.2.1 乌江流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 |
| 5.1.2.2 乌江流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 |
| 5.2 乌江流域显性文化资源、灰色文化资源和隐性文化资源的分类 |
| 第六章 乌江流域文化产业概况、发展动力及市场分析 |
| 6.1 乌江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
| 6.1.1 经济发展概况 |
| 6.1.2 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
| 6.1.3 主要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
| 6.1.3.1 毕节地区 |
| 6.1.3.2 安顺地区 |
| 6.1.3.3 六盘水地区 |
| 6.1.3.4 贵阳地区 |
| 6.1.3.5 遵义地区 |
| 6.1.3.6 黔东南地区 |
| 6.1.3.7 铜仁地区 |
| 6.1.3.8 渝东南地区 |
| 6.2 乌江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分析 |
| 6.2.1 动力一：国民收入的增长 |
| 6.2.1.1 协整分析 |
| 6.2.1.2 格兰杰因果分析 |
| 6.2.2 动力二：产业结构的调整 |
| 6.2.2.1 乌江流域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 |
| 6.2.2.2 文化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
| 6.3 乌江流域文化市场分析 |
| 6.3.1 乌江流域文化产业本土市场发展历程 |
| 6.3.2 乌江流域文化产业市场的预测与拓展 |
| 第七章 乌江流域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7.1 乌江流域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硬伤” |
| 7.1.1 交通条件落后 |
| 7.1.2 融资渠道不畅 |
| 7.1.3 人力资源匮乏 |
| 7.2 乌江流域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软伤” |
| 7.2.1 文化品牌缺失 |
| 7.2.2 发展理念滞后 |
| 7.2.3 发展方式欠佳 |
| 7.2.3.1 重自然资源的开发，轻文化元素的挖掘 |
| 7.2.3.2 重文化产品的生产，轻文化产业的培育 |
| 7.2.3.3 重文化产品的数量，轻文化产品的质量 |
| 7.2.3.4 重短期的经济利益，轻持续的发展能力 |
| 7.2.3.5 重区域利益的竞争，轻跨区域资源整合 |
| 第八章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选择 |
| 8.1 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1.1 从政府干预视角进行划分 |
| 8.1.1.1 政府主导型模式 |
| 8.1.1.2 市场主导型模式 |
| 8.1.2 从资源密集程度进行划分 |
| 8.1.2.1 科技主导型模式 |
| 8.1.2.2 资本主导型模式 |
| 8.1.2.3 资源主导型模式 |
| 8.2 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2.1 上海：创意主导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2.2 北京：综合开发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2.3 深圳：创意+媒体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2.4 浙江：民营崛起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2.5 湖南：品牌建设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2.6 云南：民族特色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
| 8.3 乌江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探索 |
| 8.3.1 以乌江流域地区为整体的“协同创新开发模式” |
| 8.3.2 以乌江流域地区为整体的“文化品牌开发模式” |
| 8.3.3 以贵阳、遵义为代表的“综合推进开发模式” |
| 8.3.4 以毕节、安顺为代表的“特色资源开发模式” |
| 8.3.5 以铜仁、黔东南为代表的“项目突破开发模式” |
| 8.3.6 以渝东南为代表的“小狗经济开发模式” |
| 第九章 对策建议 |
| 9.1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建设 |
| 9.1.1 人才培养注重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的结合 |
| 9.1.2 人才选用注重领军人物与普适人才相结合 |
| 9.1.3 人才引进注重刚性和柔性的结合 |
| 9.1.4 人才激励注重精神与物质的结合 |
| 9.2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与现代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 |
| 9.2.2 加强新兴文化产业的技术渗透 |
| 9.2.3 推动特色文化产业的科技融合 |
| 9.3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保障 |
| 9.3.1 质量与数量：政府对文化产业投资力度的加强 |
| 9.3.2 门槛与创新：银行加强对文化产业融资的倾斜 |
| 9.3.3 引导与鼓励：直接融资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 |
| 9.3.4 自生与自立：企业自身对文化产业资金的积累 |
| 9.3.5 助推与提升：中介机构对文化资本转化的推动 |
| 9.4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 |
| 9.4.1 加快落实国家支持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 |
| 9.4.2 积极制定有助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政策 |
| 9.5 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
| 9.5.1 促进文化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
| 9.5.2 促进文化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 |
| 9.5.3 促进文化产品由劣质庸俗向优质高档转变 |
| 9.5.4 促进文化产业由急功近利向持续发展转变 |
| 9.5.5 促进文化产业由区域竞争向区域竞合转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小城市发展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学术价值 |
| 1.1.3 研究基础 |
| 1.2 概念分析与界定 |
| 1.2.1 小城市 |
| 1.2.2 小城镇 |
| 1.2.3 城市化 |
| 1.3 本研究相关的理论依据 |
| 1.3.1 城市发展的一般理论 |
| 1.3.2 城市发展模式理论 |
| 1.3.3 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本文的可能创新点 |
| 1.5 本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5.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5.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5.3 对小城市研究文献的评述 |
| 第二章 小城市的形态、发展趋势及其与城镇体系的关系分析 |
| 2.1 小城市的形态 |
| 2.1.1 小城市的规模 |
| 2.1.2 小城市的类型 |
| 2.1.3 小城市的人口和腹地 |
| 2.2 小城市与城镇体系的关系 |
| 2.2.1 城镇体系概念与启示 |
| 2.2.2 小城市与城镇体系的关系 |
| 2.2.3 小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 |
| 2.3 小城市的发展趋势 |
| 2.3.1 小城市将成为乡村城市化人口的主要接纳者 |
| 2.3.2 小城市将成为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承载体 |
| 2.3.3 小城市的发展政策、实践面临挑战 |
| 第三章 我国小城市的发展现状与国外小城市发展的经验 |
| 3.1 中国小城市的发展沿革 |
| 3.1.1 我国古代小城市的发展 |
| 3.1.2 我国近代小城市的发展 |
| 3.1.3 我国当代小城市的发展 |
| 3.2 中国小城市发展的现状 |
| 3.2.1 中国小城市的人口 |
| 3.2.2 中国小城市的经济总量 |
| 3.2.3 中国小城市的区域面积 |
| 3.2.4 中国小城市的分布 |
| 3.3 中国小城市的发展特点 |
| 3.3.1 中国小城市的发展特点 |
| 3.3.2 中国小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4 国外小城市发展的经验 |
| 3.4.1 城市最佳规模理论 |
| 3.4.2 国外小城市发展路径选择的类型以及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小城市发展的内生性阻滞因素分析 |
| 4.1 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城市起源学说的综述 |
| 4.1.2 城市发展因子理论 |
| 4.1.3 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区位的制约 |
| 4.2.1 影响小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 |
| 4.2.2 山东省小城市的区位分析 |
| 4.2.3 区位如何制约了小城市的发展 |
| 4.3 人口的影响 |
| 4.3.1 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 |
| 4.3.2 人口的就业容量小 |
| 4.3.3 人口的流动性较差 |
| 4.3.4 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
| 4.4 历史的因素 |
| 4.4.1 峄城区地方行政建制的主要变迁及变迁时的社会背景 |
| 4.4.2 当前峄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水平及原因分析 |
| 4.4.3 历史的启示：行政建制变迁的发现 |
| 4.5 产业的限制 |
| 4.5.1 山东省工业发展阶段分析与判断 |
| 4.5.2 小城市工业发展分析 |
| 4.5.3 小城市支柱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小城市发展的外生性阻滞因素分析 |
| 5.1 政策与体制的约束 |
| 5.1.1 人口政策方面 |
| 5.1.2 城市化政策方面 |
| 5.1.3 行政区划政策方面 |
| 5.2 城市规划的制约 |
| 5.2.1 城市规划对小城市发展的作用 |
| 5.2.2 小城市规划方面的不足 |
| 5.2.3 小城市规划缺乏以及执行不到位的危害 |
| 5.3 小城市建设理念和若干行为的影响 |
| 5.3.1 小城市建设忽视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 |
| 5.3.2 城市交通规划、布局和投入滞后. |
| 5.3.3 城市发展与工业发展关系处理不到位 |
| 5.3.4 城市建设项目可持续性差 |
| 5.4 城市管理失范 |
| 5.4.1 城市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意义 |
| 5.4.2 小城市管理缺乏规范 |
| 5.4.3 小城市管理的缺失 |
| 5.4.4 小城市市民社会没有形成 |
| 第六章 小城市发展的阻滞性因素的消解机制构建与分析 |
| 6.1 小城市发展阻滞因素消解机制构建的基础分析及作用分析 |
| 6.2 优化小城市产业发展 |
| 6.2.1 要努力推进产业规划更新 |
| 6.2.2 要努力挖掘整合城市资源,培育新兴产业 |
| 6.2.3 要努力改革户籍制度,不断满足产业创新的人才需求 |
| 6.2.4 要努力推进文化革新,打造城市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 6.2.5 努力推进区域性产业合作 |
| 6.2.6 努力打造区域城市产业的地理标识 |
| 6.3 全面推进城市治理 |
| 6.3.1 要树立科学的城市治理理念 |
| 6.3.2 推进公共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城市治理 |
| 6.3.3 努力围绕满足城市发展的有效需求提供全方位城市服务 |
| 6.3.4 着力构建城市治理的有效保障机制 |
| 6.4 努力构建和培育市民社会 |
| 6.4.1 市民社会的产生、形成对小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
| 6.4.2 市民社会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力机制分析 |
| 6.4.3 培育成熟市民社会的机制构建 |
| 6.4.4 加大政策投入,优化政府主导职能 |
| 第七章 小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1 中国小城市的布局 |
| 7.1.1 城市发展的指导方针与小城市的规模标准 |
| 7.1.2 小城市的区域空间布局 |
| 7.1.3 小城市的功能布局 |
| 7.2 中国小城市的产业选择 |
| 7.2.1 主导产业的选择 |
| 7.2.2 特色产业的选择 |
| 7.2.3 “检视窗”产业理念 |
| 7.2.4 构建企业家成长的激励型城市 |
| 7.3 小城市发展的政策创新 |
| 7.3.1 制定实施差异化户籍管理政策 |
| 7.3.2 创新承包使用权不变基础上的集约化经营土地政策 |
| 7.3.3 建设鼓励创业城市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节事旅游的相关理论 |
| 2.1 节事与节事旅游的定义 |
| 2.2 节事旅游的类型 |
| 2.3 节事旅游的基本属性 |
| 2.4 节事旅游对举办地的影响 |
| 2.5 节事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山西省节事旅游的发展历程 |
| 3.2 山西省节事旅游的现状 |
| 3.3 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 |
| 第四章 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
| 4.1 品牌化策略 |
| 4.2 市场化策略 |
| 4.3 产业化策略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 |
（9）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一、社会转型内涵及本文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近代商人群体研究状况的概略 |
|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兴商人群体研究文献的检视 |
| 第二章 个案选择及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个案的选择及其简要描述 |
| 第二节 研究空间和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理论分析框架及相关概念厘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论述结构 |
| 第三章 商人群体生成的起始路径与地方经济结构变迁 |
| 第一节 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及其文化特质 |
| 一、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素描 |
| 二、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气质积淀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提升 |
| 一、经济转型与传统小农经济的市场化蜕变机缘 |
| 二、农民的韧武器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 |
| 第三节 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
| 一、商人群体的形成 |
| 二、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一）：政府视角 |
| 第一节 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 |
| 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有条件正当性及其行为逻辑的主要变量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制约与主动建构：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 |
| 一、义乌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机理分析 |
| 二、义乌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基本经验阐释 |
| 第三节 治理型政府的雏形显现 |
| 一、治理型政府的滥觞及其一般要素构成 |
| 二、义乌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嬗变：在试错中逐渐趋向“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二）：地方民主视角 |
| 第一节 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 |
| 一、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
| 二、商人群体的一般特质及我国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
| 一、政治参与动机的类型化分析 |
| 二、政治参与实现路径的多元化 |
| 第三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程度及其绩效评析 |
| 一、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 |
| 二、商人群体政治参与对地方民主发展的绩效厘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权力结构再造 |
| 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概况 |
| 二、义乌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再造 |
| 第二节 城市化与地方文化精神的嬗变 |
| 一、区域城市化的脉动 |
| 二、城市化推进下区域文化精神的嬗变 |
| 第三节 民间力量成长与地方社会转型 |
| 一、民间草根力量的生长：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浮现 |
| 二、正式制度力量的回应：社会治理生态的柔韧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和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 第一节 结语：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进一步的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对象简况表 |
| 附录二：义乌民营企业家（商人）访谈及问卷调查（纲要） |
| 附录三：作者在读期间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10）中国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的系统分析 ——山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多方合作供给的相关研究 |
| 1.3.2 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预期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相关理论 |
| 2.1 农村服务体系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服务、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 |
| 2.1.2 农村与农村公共服务 |
| 2.1.3 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特征 |
| 2.1.4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 |
| 2.2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 2.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4 博弈理论 |
| 2.2.5 治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多方合作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供给研究 |
| 3.1 合作中的供给主体 |
| 3.1.1 供给主体概念界定 |
| 3.1.2 各供给主体之间供给低效的主要原因 |
| 3.2 农村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博弈机制 |
| 3.2.1 三方合作的困境 |
| 3.2.2 重复博弈与合作 |
| 3.3 基于协同学的农村公共服务合作供给 |
| 3.3.1 耗散结构理论 |
| 3.3.2 协同学理论 |
| 3.3.3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协同发展的思想 |
| 3.4 政府、市场化供给组织和社会化供给组织的协同发展及合作模式 |
| 3.4.1 政府主导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
| 3.4.2 经营性服务供给方式 |
| 3.4.3 公益性辅助供给方式 |
| 3.4.4 依法监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
| 4.1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
| 4.1.1 农村生活性服务支持体系 |
| 4.1.2 农村生产性服务支持体系 |
| 4.1.3 农村发展性服务支持体系 |
| 4.1.4 农村保障性服务支持体系 |
| 4.2 国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
| 4.2.1 美国 |
| 4.2.2 法国 |
| 4.2.3 德国 |
| 4.2.4 日本 |
| 4.3 各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4.3.1 重视政府引导的多元化供给形式 |
| 4.3.2 重视农业科技研发 |
| 4.3.3 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 |
| 4.3.4 重视社会保障服务 |
| 4.3.5 重视基础教育的均衡性 |
| 4.3.6 重视农村生态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分析 |
| 5.1 山西省农村基本情况 |
| 5.1.1 山西省农村小康社会实现情况 |
| 5.1.2 影响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因素 |
| 5.1.3 山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现状 |
| 5.2 山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供给水平测评 |
| 5.2.1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体系的建立 |
| 5.2.2 基于灰色关联评价的各城市供给水平分析 |
| 5.2.3 自组织竞争网络对各地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分类 |
| 5.2.4 各地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低的差异分析 |
| 5.2.5 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农民满意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山西省为例 |
| 6.1 研究对象 |
| 6.2 问卷的设计及发放 |
| 6.2.1 问卷的设计 |
| 6.2.2 样本容量的确定 |
| 6.2.3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6.2.4 样本检验 |
| 6.3 指标体系框架 |
| 6.4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满意度分析 |
| 6.4.1 样本描述统计结构分析 |
| 6.4.2 因子分析 |
| 6.4.3 相关分析 |
| 6.4.4 结果分析 |
| 6.5 问卷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
| 6.6 卡诺模型对农村服务体系的改进策略 |
| 6.6.1 卡诺模型分析 |
| 6.6.2 结果解释 |
| 6.6.3 多方合作下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期政府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7.1 山西省政府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 |
| 7.1.1 广大农村建设能力严重不足 |
| 7.1.2 政府投入体制不合理 |
| 7.1.3 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监督和评估仍然薄弱 |
| 7.1.4 公共选择制度不健全 |
| 7.2 提升政府服务供给体制的对策建议 |
| 7.2.1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
| 7.2.2 建立"以工补农"的长效机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 |
| 7.2.3 提高财政支农的供给效率 |
| 7.2.4 地方政府应明确建设重点 |
| 7.2.5 重视多方合作供给力量 |
| 7.2.6 执行和完善政策法规 |
| 7.2.7 完善监督体制 |
| 7.2.8 改革供给决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成果 |
| 8.2 研究不足及今后发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祁县去年财政总收入达1．7亿元（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2]晋中市榆次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顾晨扬. 安徽农业大学, 2017(02)
- [3]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状况的研究与评价 ——以云南历史街区为例[D]. 王颖. 东南大学, 2015(08)
- [4]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D]. 贺三宝. 武汉大学, 2014(06)
- [5]基于GIS的耕地地力评价及分区管理研究 ——以武乡县为例[D]. 谢晓彤. 山西农业大学, 2013(03)
- [6]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 熊正贤. 西南民族大学, 2013(07)
- [7]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邵士官.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4)
- [8]山西省节事旅游发展研究[D]. 马爽. 山西大学, 2011(06)
- [9]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D]. 董明. 上海大学, 2011(02)
- [10]中国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的系统分析 ——山西省为例[D]. 吕微. 山西大学,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