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教育思想之我见(论文文献综述)
王英娜[1](2021)在《三教融合视阈下的“内圣外王”——论梁启超以儒、佛思想解庄及其人格审美理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启超反对胡适以西方知识方式论庄子,因为两者非同一门庭之物,而儒、佛理念与《庄子》内涵则有相契处。梁启超以儒、佛思想解庄是其对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特质诠解的方法,是他对东西文化反思的结果,亦蕴含了其欲重塑的人格审美理想。在内圣方面,他借鉴佛学提出了"真我"本体,完善了以佛解老的"道"体思想。在外王方面,他不仅引入佛理,而且更重视将儒家思想融入"真我"的"现境"落实中,从而进一步打开《庄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维度,以突显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李思家[2](2021)在《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白话诗代表,敦煌藏经洞所存的王梵志诗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以往学界多从文献、文学、语言词汇、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对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整理、结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不足。通过搜集整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14个写本,并从写本的角度对其进行细致全面地关照,重点分析写本的抄写者、抄写情景和应用情景,注重从写本的抄写状况归纳出其包含的社会文化活动信息。同时结合传播学和文学视角,探究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卷“上中别”版本和卷第三版本情况及其成书过程,并在整理研究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王梵志诗的思想内容和文学史意义。在上述研究思路之下,第一章论述王梵志的生平及敦煌文献中存王梵志诗的不同写本,论及学界对王梵志和王梵志诗的研究现状。第二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特征,首先从写本的题记、装帧形制入手探讨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抄写人、使用人及抄写和流传等问题。重点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的抄写及应用情况,写本与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章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情况,通过对14个写本叙录的整理和叙录工作,结合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论证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过程,同时分析了诗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深入探究了写本时代的诗歌传播问题。论证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及唐代结集之风对诗歌传播的推动作用。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不同结集的受传者及传播范围差异,结合时代特征探究其成书过程。第四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结合其创作背景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其“生不如死好”的现世观与“有钱多造福”的转世观体现了佛教传播的“世俗化”和“庶民化”过程。最后重点探究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对后世白话诗和僧人宗教诗的继承和影响。
李庚香[3](2021)在《以美育美——用“大美育”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文中指出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新时代中国美育主张建设美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契合,与全人类建构美好大同社会的理想相一致。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以美育美",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审美教育当属核心问题之一。中国现代的美育观发轫于西方,但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从来就不缺乏对美的发现、体认、洞察和表达。古代中国虽然没有"美育"的概念,但美育实践的传统早已存在,且不乏深厚丰富的内涵。如果说中国古代倡导的是"致中和"的美育观,那么近代中国追求的则是"以美育代宗教"。新时代,"美好社会"形态、"美好生活"追求、"美丽中国"建设呼唤中国特色的"大美育"。走向"大美育"时代,需要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需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为指导,建设新时代美育体系,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美育的深层价值内涵:既体现在艺术领域,更体现在制度、理念领域;既需要我们守望"精神家园",更需要我们实现知、情、意、行相统一,最终聚焦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
张馨予[4](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刘思雪[5](2021)在《新时期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价值研究》文中认为审美教育的发展,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审美教育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情感教育。通过对美的鉴赏,提高修养、陶养情感,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发展。由于审美教育的这种特殊性,才使得一般科学文化无法代替。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审美教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审美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案,将审美教育落到实处。科学合理的安排审美教育的实施,充分利用审美教育资源,推进审美教育向前发展。这正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涉及到教育学、美学等学科,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准确定位,而且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审美教育实践,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审美教育建设,并结合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体系,理论联系实际,制定一个符合当代教育体系的审美教育实施方案,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基于此,本文结合审美教育的本质以及特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价值,力求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以及论与史的统一。第一部分从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这两方面加以论述,阐明了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蔡元培的审美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对新时期审美教育发展的示范作用。第三部分论述了审美教育的本体价值,以及审美教育对推荐教育发展所起的作用。其中特别强调美术教育在审美教育实践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论文的整体以“蔡元培的审美教育理论”为支点,并以这个支点为基础,展开具体的分析,让审美教育在新时期发挥出更好的价值。因此,要大力弘扬和发展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这不仅可以为广大人民起到指导健康人生的作用,而且可以弥补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缺失的不足。在美的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审美素养越来越成为当代人必备的核心素养,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关系到国家教育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审美教育的发展对国家、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王英娜[6](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指出《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刘素娟[7](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完颜振清[8](2020)在《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蔡仲德先生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至今,中国音乐美学史学术成果丰硕,但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交叉学科的视野等,过去看待“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中的一些问题到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笔者针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专着这一领域去观察,发现除了影响力较广的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外,还有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以及龚妮丽《中国音乐美学史》这两部专着,然而这三部着作的影响力却相差甚远。这样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意味着后两部专着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非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修海林以音乐美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二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修海林“乐本体”(音乐美的实践)的理论体系,蔡仲德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修海林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下的实践研究,龚妮丽的研究即在于结合前两位作者的研究进行思想融合与延续;第三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三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蔡仲德“抑儒扬道”的历史观,是因其生活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修海林跨学科的材料观受到他历史观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即“音乐美的实践”,因此在他的着作中研究依据除了最基本的纸质文献,还有甲骨、曲谱、音像、文物等;第四部分是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的基本认识与评价,主要对写作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判断。三部着作都具有叙事性的写作特点,在写作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式。在它们的价值体现上,受到其作者社会身份、学术背景以及发言位置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造成了差异,但将这三部着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与它们的影响力相符。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创立,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先河,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渊源使往来之学者流连忘返。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更深得其中之意蕴,但任何一本专着都不可能称之为完美无缺,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中,对于这三部专着只有互相结合、互相包容甚至是互相批判的去学习,才能使“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当代学者只是一味的吹捧前人的研究,不能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就会停滞不前。
祝志满[9](2019)在《近现代德国美学对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建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美育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启蒙民思、重构精神、振兴中华成为了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建构的目的。在春秋时期,已有通过“诗”、“乐”教化天下、安邦治民的美育思想。西方美育思想始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先哲。西方近代美育思想伴随着德国古典美学达到高峰,以康德、席勒等为代表。随着西学东渐与西方侵略势力的入侵,近现代德国美学对现代中国美育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中国美育理论的建构同现代中国与近现代世界的社会历史、民众的思想启蒙与精神重建、近现代德国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存有密切关联。在近现代时期,整个西方世界历经了“科学、工业、政治”革命,近现代的全球时局整体上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期,尤其是各欧洲强国欲以霸权姿态登上世界舞台。整个世界版图大规模重整,导致了全球历史发生了大变革。近现代德国思想家们不愿以流血与抗争的形式来抵挡时代的洪流,他们以和缓的思想方式深思社会发展道路,因而在其哲学美学思想中存有一种乌托邦幻象。西方列强以枪炮和文化入侵亚非各国,久被压迫的民族逐渐觉醒,踏上了民族振兴之路。现代中国在变革的时代中寻求着拯救国运与民生的道路,“向西方学习”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思想主潮,中国现代思想家们选取了以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为代表的美学思想作为社会发展变革的指路明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方先进思想传播至现代中国,尤其是近现代德国美学在现代中国迅速传播,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思想家们通过翻译与评述近现代德国思想,进一步推动了近现代德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传播进程中形成了“康德热”与“尼采热”,席勒和叔本华的思想也得到广泛传播。虽然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传播较之其他哲人思想的传播稍显缓慢,却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获得迅捷且广泛的传播。思想家们传播近现代德国美学时,积极地对其加以承继与转化,意在探寻出一条融通中西思想之路。中国现代思想家们在近现代德国美学和现代中国现实境遇的影响下,既吸纳与转化近现代德国美学,又承继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在中西思想的融汇中凸显民族本位,形成了多样化的建构路径。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思想与“审美自由”思想、席勒的“人性自由”说与“审美游戏”说、叔本华与尼采的生命悲剧理论等成为了影响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建构的重要元素。中国现代思想家们面对时代的巨变、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域外文明所表现出的现实无力感时,激切地吸纳近现代德国美学,并在美学思想的移植中注入新的内涵。思想家们并未直接照搬域外的美学概念与范畴,他们基于民族危亡与国民精神颓靡的现实境遇,对美学概念与范畴予以延伸与拓展。他们以“无中生有”式的范畴新提、“有中生变”式的范畴新变以及“有中类同”式的范畴重整等方式生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美育理论。中国现代思想家们承转近现代德国美学时,坚守着厚重与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比较视域下,时刻探寻着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适用性。思想家们进一步扩展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在中国本土文化场域中建构出具有本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特质的美育理论。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受近现代德国美学的影响,表现出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启蒙精神、美育思想中的实践品格、异质文化间的相适性这三大特质。现代中国美育理论是在近现代德国美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现代历史文化语境的交叠中产生,既具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逻辑思辨和概念范畴,同时又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质,体现出世界最新思想的发展动态与本民族的文化立场。近现代德国美学是具有哲学理性思辨的理论,同中国传统思想寻求一种言不尽意、意韵深远的含蓄存有差异。现代中国美育理论正是在域外文明的影响之下,在中国本有文化的浸润中,以及基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从而具备了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启蒙精神。中国现代思想家们深知近现代德国美学产生于德国这一特定的地域,因而将现代中国美育理论的建构置于中国现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将美育指向于思想启蒙、精神重构、振兴中华的目的,美育理论也就具有了实践品格。从现代中国美育理论的建构之中可知,正是将近现代德国美学中的概念范畴、逻辑策略等予以引介,同时融汇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时期的变革大潮中,从而形成相适性特征。通过再度思考影响研究视域下的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可以探知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在建构中存有“审美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概念间的模糊不清,社会启蒙与审美启蒙互相缠结相伴,以及美育理论与实践活动如何有效对接这三大理论问题。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在建构进程中存有自身理论的辨识问题,尤其是“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同“艺术教育”边界的模糊不清、概念的阐释未明的理论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家们在审美教育中大多寄寓着审美与启蒙的双重动因,试图在审美人生与政治目的间探寻平衡的支点。受到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在西方引起广泛论争的影响,在现代中国美育理论的言说中存有社会启蒙与审美启蒙缠结相伴的现象。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对于当下理论界,如何建构起既有世界学术思想动态,又有民族特征的美育理论具有方法论价值。正是在建构中拥有开放包容的学术襟怀,持有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以实践的方式直面现实命题,将美育理论与实践活动予以有效对接,才能建构起具有本土特征的美育理论。
陆阳[10](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二、孔子教育思想之我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子教育思想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1)三教融合视阈下的“内圣外王”——论梁启超以儒、佛思想解庄及其人格审美理想(论文提纲范文)
一、质疑胡适解庄与确立以儒、佛解庄 |
(一)对胡适解庄的质疑 |
(二)以儒、佛解庄的确立 |
二、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三、“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四、“内圣外王”的人格审美理想 |
小结 |
(2)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王梵志与王梵志诗 |
第一节 王梵志其人 |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中的王梵志诗写本 |
第三节 王梵志诗的相关研究 |
第二章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特征 |
第一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的题记与装帧 |
第二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抄写与应用分析 |
第三节 两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的缀合与研究 |
第三章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之结集研究 |
第一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叙录 |
第二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与传播 |
第三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诗歌编选的矛盾处 |
第四章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思想内容及其文学史意义 |
第一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自觉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 |
第二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现世观与转世观 |
第三节 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文学史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一、发表论文 |
二、获奖情况 |
三、参与的科研工作 |
(4)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先秦儒家心论研究现状述评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问题、路径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
一、先秦儒家心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
(一) 政治秩序: 礼坏乐崩 |
(二) 兼并战争: 不义攻伐 |
(三) 大道即隐: 民风败坏 |
二、《易经》《尚书》《诗经》中的“心”说滥觞 |
(一) 《易》“心”典型应用 |
(二) 《书》“心”丰富发展 |
(三) 《诗》“心”蔚为大观 |
三、先秦儒家“心”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 |
(一) 先秦儒家“心”说义涵之历史进路 |
(二) 先秦儒家“心”范畴对天性情知等概念的涵括 |
四、先秦时期道、墨、法、管四家论“心” |
(一) 老子:以无知、无欲论“心” |
(二) 庄子:以虚心、游心论“心” |
(三) 墨家兼爱: 以爱正“心” |
(四) 刑名法家: 以法正“心” |
(五) 管子四篇: “心”治与国治 |
五、先秦儒家论“心”的独特之处 |
(一) 先秦儒家论“心”的特点 |
(二) 孟荀“心”论进路的差异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心”说的天人际会品格 |
一、天赋心以德性: “以德论天”和“以天论德” |
(一) 殷周之间的范式转换 |
(二) 以德论天: 天之德义的产生 |
(三) 天赋人德: 自天子至庶民 |
(四) 以天论德的完成: “天生德于予” |
二、心知的天生人成 |
(一) 认知辨义: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 |
(二) 知之可能: 心何以能知 |
(三) 心知的性质: 经验知识与德知 |
三、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体认: 与天合德与不求知天 |
(一) 天道与人心的内在遥契: “以天论心”与“以心明天” |
(二) 荀子“天人之分”乃“复归之分” |
四、外在的天命与人心的尊严和抉择 |
(一) 命的预设: 命定 |
(二) 儒家的天命即人道之抉择而显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诸子“心”“性”学说异同 |
一、先秦儒家“性”论大同小异之流变 |
(一) 前诸子时期“性”的概念 |
(二) 由特殊至一般:先秦儒家“性”之定义的共同规定性 |
(三) 同中有异: 先秦儒家“性”之多义性阐释 |
二、从仁本到“心”“性”交错含融的历史演化过程 |
(一)初变: 从仁本涵摄“心”“性”至“心”与“性”大体相同 |
(二) 再变: 从孟子“即心言性”至荀子“以心治性”的演变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思想中“心”与“情”“欲”的内在张力 |
一、先秦儒家“情”意涵的变迁与升华 |
(一) 孔子以“仁者爱人”推而广之的道德情感论情 |
(二) 《性自命出》以“好恶”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论情 |
(三) 《大学》《中庸》以“喜怒哀乐”等具有价值义的自然情感论“情” |
(四)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论“情” |
(五) 荀子以“性情”与“情欲”地双重涵义解“情” |
二、先秦儒家“心”“欲”关系的发展 |
(一) 前诸子时期天赋欲望思想的萌发 |
(二) 诠欲以见历史现实:孔孟荀的解读 |
三、先秦儒家以“心”范“情”“欲”的主张 |
(一) “心”对“情”的中和 |
(二) “心”对“欲”的约束 |
第五章 体用一贯:从心本体论建立到仁政的探索落实 |
一、“心”有其本:先秦儒家心本体论的内蕴 |
(一) 先秦儒家以天道为“心”的形上根据 |
(二) 先秦儒家以“心”为创生道德的本体 |
二、内在成德:正心与修身的互动 |
(一) 道德本体之应然到“身”“心”同体之实然 |
(二) 从“身”“心”同体之实践到道德价值的升华 |
三、从内圣仁心到外王仁政的落实 |
(一) “礼”“仁”一贯的为政吁求 |
(二) 德治为主,先教后刑的治国理念 |
(三) 仁政治国的举措 |
结语: 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和在当今世界的价值 |
(一)运思于天人之际: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 |
(二)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
(三)先秦儒家心论思想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新时期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一、研究课题的来源 |
二、研究课题的学术背景及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的综述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四、研究课题的思路和方法 |
五、研究课题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一、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提出 |
(一)社会背景 |
(二)思想基础 |
二、审美教育的发展历程 |
(一)审美教育的历史起源 |
(二)审美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
第三章 蔡元培审美教育实施的示范作用 |
一、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
(一)审美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 |
(二)审美教育与信仰 |
(三)健全人格——五育并举 |
二、蔡元培审美教育的实践性 |
(一)美术教学实践中的审美教育 |
(二)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对美术教学创新的启示 |
第四章 审美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 |
一、审美教育的本体价值 |
(一)陶养情感 |
(二)培养感性素质和感性智慧 |
二、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
(一)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 |
(二)培养从事美育教学和研究的人才 |
三、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对新时期美术教育的意义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三、《庄子》的文体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六、其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文献综述 |
二、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三、“心物”、“动静”说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一、游欧洲印象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二、“了解之同情” |
三、“新瓶旧酒”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三、“终结”与“开始”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三、两个孔子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8)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中研究对象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蔡仲德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第二节 修海林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第三节 龚妮丽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第四节 比较三部着作研究对象的“异”与“同” |
第二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中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蔡仲德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第二节 修海林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第三节 龚妮丽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第四节 比较三部着作理论体系的“异”与“同” |
第三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三观”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历史观的比较研究 |
第二节 材料观的比较研究 |
第三节 方法观的比较研究 |
第四节 三部着作“三观”的比较 |
第四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基本认识与评价 |
第一节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写作特点的认识与评价 |
第二节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价值的认识与评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近现代德国美学对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建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2 研究现状综述 |
3 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 |
第1章 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建构的发生语境 |
1.1 社会历史的跌宕与传统文化的没落 |
1.1.1 世界霸权的争夺与科学文化的发展 |
1.1.2 民族的觉醒与视野的拓展 |
1.2 时代变革下的思想启蒙与精神重建 |
1.2.1 启蒙民思与重构精神成为美育的目标 |
1.2.2 以美育的实践方式完成思想启蒙与精神重构 |
1.3 近现代德国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
1.3.1 在现代中国形成了康德和尼采思想传播的热潮 |
1.3.2 席勒和叔本华思想的广泛传播·黑格尔思想的传播由慢趋快 |
第2章 近现代德国美学与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建构的路径 |
2.1 吸纳借鉴与改造转化 |
2.1.1 美学思想的移植与重新阐释 |
2.1.2 延伸与拓展美学概念与范畴的边界 |
2.2 在中西思想的融通中凸显民族本位 |
2.2.1 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坚守中国传统思想 |
2.2.2 中西思想文化间的融通与共契 |
2.2.3 在讲求理性与逻辑中扩展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 |
第3章 近现代德国美学与现代中国美育理论的特质 |
3.1 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启蒙精神 |
3.1.1 理性拂照下的启蒙与抗争 |
3.1.2 审美救赎作为拯救民众的一种路径 |
3.2 美育思想中的实践品格 |
3.2.1 美育思想对民众精神的重构与生活的指导 |
3.2.2 美育学科的初步创建与艺术观念的现实效用 |
3.3 异质文化间的相适性 |
3.3.1 以包容的学术胸襟接纳古今中外思想 |
3.3.2 在反思中择选式承继中西思想 |
第4章 现代中国美育理论的再思考 |
4.1 “审美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概念间的关系问题 |
4.1.1 “审美教育”包含“情感教育”中的情感要素 |
4.1.2 “艺术教育”是践行“审美教育”的主要路径 |
4.2 社会启蒙与审美启蒙的缠结相伴 |
4.2.1 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在西方引起广泛论争 |
4.2.2 社会启蒙与审美启蒙在现代中国表现为缠结的状态 |
4.3 美育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有效对接 |
4.3.1 融通中西理论与守护本国历史文化 |
4.3.2 美育理论践行的中国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一、“道与世更”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一、爱国精神 |
二、民主精神 |
三、科学精神 |
四、创造精神 |
五、奋斗精神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孔子教育思想之我见(论文参考文献)
- [1]三教融合视阈下的“内圣外王”——论梁启超以儒、佛思想解庄及其人格审美理想[J]. 王英娜. 国际儒学(中英文), 2021(04)
- [2]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D]. 李思家.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以美育美——用“大美育”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J]. 李庚香. 河南社会科学, 2021(06)
- [4]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5]新时期蔡元培审美教育思想的价值研究[D]. 刘思雪.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1)
- [6]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8]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D]. 完颜振清.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近现代德国美学对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建构的影响研究[D]. 祝志满. 辽宁大学, 2019(09)
- [10]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