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孙小雁[1](2021)在《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个人、家庭和政府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达2.64亿,占人口总量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1.9亿,占13.5%。12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可高达30%-50%。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代际赡养关系和老年人的养老带来空前严峻的挑战。老年人由于生理机理衰退,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将逐步减少乃至丧失,另一方面他们的基本医疗与长期护理需要将显着增加,如果家庭转移支付与公共转移支付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基本收入,他们极易陷入贫困。论文将重点研究个人、家庭和政府三大主体对城乡老年人收入来源、收入差距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和作用。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户籍之上附加了各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政策,使得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在收入结构、社会保障和养老模式等方面呈现出非常显着的差异。伴随着子女数量减少和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代际赡养关系受到极大挑战,农村以家庭供养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城市化进程导致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向经济更发达的城镇聚集,农村老龄化程度和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城镇,家庭成员将难以向农村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的照料。虽然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已经从主要面向城镇居民提升为覆盖全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等正在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但是,城乡老人的收入差距和养老保障水平差距仍然相当悬殊。为进一步研究近十年城乡老年人收入变化和收入差距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城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收入开展研究,重点考察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两个群体的收入水平、来源和决定因素。第一,论文根据老年人收入来源的三个不同主体,将总收入划分为来源于个人的收入、来源于家庭的收入和来源于政府的转移收入。对近年来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的变化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按城乡、区域等不同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在城乡、区域、年龄段、性别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最大,收入结构差异也非常显着。第二,论文分析了城乡老年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相关因素对不平等的贡献度。本文采用各类不平等指数分别测算全体老年人、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并从两个维度对收入差距进行分解。一是用泰尔指数对老年人的收入差距进行组间组内分解,二是按收入来源对基尼系数按不同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农村内部差距趋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显着缩小,结果总体差距缩小。在各类收入来源中,社会保险转移净收入对总收入的基尼系数综合贡献率最高。第三,论文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城乡总体老年人、城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的个体收入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包括个人自然禀赋和人力资本积累等个人相关因素,家庭相关因素,以及社会支持政策等方面的因素。结果发现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影响因素有显着差异,城镇老年人收入受社会保障制度影响较大,农村老年人则受家庭转移支付的影响较大。第四,论文进一步研究了近年来社会保障在缩小老年人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所起的作用,发现社会保障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对于维护社会公平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藩篱仍然存在,社会保障受益水平差距悬殊,城乡老年人来自社会保障的收入差距远高于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第五,论文对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收入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各国国情有所不同,但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国民基本养老金的财政压力,在为老年人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收入保障方面做了很多制度改革,主要包括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维持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需求;基本养老金更加注重公平,实现收入再分配功能保证低收入者的经济来源;完善收入最低保障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贫困和患病的老年人提供托底保障等。最后,论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实施积极老龄化,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继续发挥家庭的支持作用,提升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平性与效率;加大对未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提升中国人口生育率,减缓人口少子老龄化进程等。
陈思晶[2](2021)在《数字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基于地级市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不断渗入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均收入稳步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基尼系数不断增大,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随着传统金融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数字金融这一新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当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对于现阶段推动我国各项政策落地,确保国内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公平与效率应当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从微观与宏观这两大角度着力分析数字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具体路径:微观层面,数字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投资决策、储蓄行为以及职业选择作用于收入分配;宏观层面,数字金融则通过经济增长效应、非均衡效应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于居民收入分配。以上各类因素相互关联、此消彼长,并且作用方向各异,因而数字金融影响收入分配的总效应无法进行简单预判,存在多种可能情况。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利用2011年-2018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分别对两者关系进行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实证检验。依据G-J模型理论,实证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当前国内大多数地区尚未跨越钟形曲线拐点,地区内的收入差距仍将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不断增大。利用Hansen(1999)构建的门槛模型,本文发现,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受到所在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较为显着的非单调双门槛特征,其对收入差距的正向扩大效应起初可能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有所增强,而当地区经济发展至更高阶段时,该效应将趋于回落,此时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负面效应将大大减小。基于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扶持力度,致力于从源头端消灭各地区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鸿沟;加快当前各区域的数字化进程,努力让各地区实现拐点跨域,使数字金融发挥出降低地区内收入差距的效果;完善政策性数字金融体系建设,努力矫正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造成的不平等,促使我国收入分配朝公平化方向发展。
褚雷[3](2021)在《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文中指出基本医疗保险是保障社会成员“病有所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本目标是保障国民健康。自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医疗保险制度以来,该制度在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减轻个体及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止202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已达到13.6亿人,参保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制度整合并轨不断加快,筹资和待遇水平持续提高,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病有所医”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之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和相关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幸福感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民生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增进民生幸福业已成为政府当前工作的重要主题。在学界、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关注下,幸福感研究的成果开始逐渐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成为监测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新兴方式与手段。那么,作为目前覆盖面最广泛的重要公共民生保障制度之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本论文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国外研究主要基于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并结合医保政策实际运行来开展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国内研究集中出现于2010年以后,大多为对具体政策实施情况的经验性研究。总的来看,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分析,但是直接关注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相关研究在理论逻辑分析、作用机制探讨及现实问题聚焦等几个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一些核心问题尚待深入探讨。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公共政策视阈下,基于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围绕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的意义为: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公共政策视角的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分析评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通过对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作用机制的分析,能够为从提升居民幸福感入手,优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建议。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幸福感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概念探讨和相关研究。在幸福感概念界定上,重点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内容的视角出发定义本研究所探讨的幸福感概念,并借鉴已有研究工具加以操作化处理;在基本医疗保险概念界定方面,主要考察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分别以参与度、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加以操作化处理。本研究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居民健康、防范安全风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融合并维护社会稳定等的基本功能,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中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研究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产品理论、需要满足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融合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在归纳分析上述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研究的成果与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5个理论模型,分别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直接影响效应模型、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需要满足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和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同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分别基于全国层面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2年数据(主要验证收入分层机制和社会融合机制)和笔者自行开展的山东城乡居民2020年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主要验证需要满足机制和功能性活动机制),通过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为:(一)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方面:(1)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直接效应在CGSS全国数据和山东调查数据中都得到证实;(2)基于CGSS全国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女性居民和35-59岁的中青年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着,而对城镇居民、男性居民和其他年龄层次居民的影响则不显着,此结果可能与数据调查年份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的政策调整变化有关,此外幸福感的性别、年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3)基于山东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居民在幸福感方面高于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的补充性作用。(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方面:(1)基于社会分层理论提出的收入分层效应机制在CGSS全国数据层面得到证实,可知基本医保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对增进居民幸福感发挥了积极作用;(2)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社会融合效应机制未得到证实,即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融合虽分别都与居民幸福感显着正相关,但两者交互作用不显着,有关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3)基于需要满足理论提出的健康、安全感和公平感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可知现行基本医保在满足居民健康、减少生活风险和维护社会公平等需要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通过这些作用机制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4)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的功能性活动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即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改善感等主观评价较高的居民比较低的居民功能性活动水平(包括社会参与、休闲参与和社会信任水平)要高,而较高的功能性活动水平又在提升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显着的正向作用。(三)居民幸福感基本情况分析方面:(1)CGSS全国数据显示居民幸福感(包括身心健康体验指数、享有发展体验指数)以及10个维度的均分皆在理论中位数以上,但10个维度中知足充裕、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得分相对其他维度要低而山东调查显示居民幸福感水平总体平稳,但心理健康指数和身体健康指数也有待提升。由此可知,当前居民幸福感总体平稳,但身心健康方面的幸福体验还有待增进;(2)CGSS全国层面数据和山东居民调查数据基本都显示了,女性居民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男性,务农群体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其他职业类别群体,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感水平较低,这与当前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四)基于山东居民调查数据的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效果居民评价情况分析:(1)调研样本居民的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95%;(2)调研样本居民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和公平感总体评价较高,但基本医疗保险改善感相对略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实施效果与居民体验的滞后性;(3)总体上,老年人群体、男性群体、低学历群体、非在婚群体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较其他群体要高,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的得分则较低,农业户口群体的基本医保改善感显着高于非农业户口群体。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基本医保对于农村群体、老年人群体等较大投入力度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但也提醒有关部门应加强个体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等非公经济就业人员和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保投入与保障力度。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研究从公共价值、制度结构和经办机制入手,分析归纳制约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功能发挥的因素,重点阐述了现行政策存在的重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基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制度结构(聚焦公平幸福价值取向)、政策实施(侧重需求分析与优化制度供给)、制度效能(凸显可行能力导向与共享发展)和管理服务(体现精准标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等保障机制)四个层面共11项建议。
黄振东[4](2021)在《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效应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量研究表明,不平等问题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普遍适用。2021年3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总理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只要拿到居住证,一定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决不能因为家境、区域不同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机会公平中,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在社会各界都在为总理的言论点赞时,我国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再次被公众热议。近几年,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和区域间教育资源差距悬殊等问题不断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何公众如此关注教育不平等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公平问题,更是关乎社会阶层流动,保持社会活力与和谐进步的关键问题。故此,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本文从教育不平等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边际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可能。首先,梳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补充和完善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论证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同时运用北京大学于2016年度发布的CFPS数据库实证检验教育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现理论与实证的相互印证与结合;其次,基于现有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引进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分析教育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再次,为了更加全面的反映教育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引入异质性分析不同群体间教育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差异;最后,从政策层面为政府不断淡化和消解教育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些许建议与对策。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教育不平等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2)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教育不平等先影响受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最后影响主观幸福感,这是教育不平等间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传导机制;(3)相比于农村居民和没有孩子的个体,城镇居民以及拥有孩子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受到教育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更大。政策启示:教育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有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水平,政府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以有效降低教育不平等程度,从而促进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叶璐[5](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陈苗[6](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着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着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着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着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着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着。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苏星[7](2021)在《人工智能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到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开始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工智能不仅对于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对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不平等也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于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的分析相对较多,但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分析尚不成熟,存在一些争议,对人工智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直接经验分析则更为匮乏。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相关实证检验,对人工智能影响收入不平等进行了一项相对系统的研究。第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接着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出发分析了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然后从发展环境和技术现状的角度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对主要收入不平等数据的解读,分析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第二,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从人工智能影响总体收入不平等、城镇收入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不平等的角度对人工智能影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异质性。同时,根据理论机制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人工智能影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五个假说。第三,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可获得的数据,采用了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24个省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回归(LSDV),得到人工智能对总体收入不平等、城镇收入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显着扩大了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城镇收入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不平等,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另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第四,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分析和直接经验分析,为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从政府规划引导、产业发展与就业创造、高等教育与教育培训、社会保障与再就业培训、城乡资源分配与地区产业发展等五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五个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并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对总体收入不平等、城镇收入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异质性。
罗廷锦[8](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王佳莹[9](2020)在《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如何增进国民幸福,是党和政府当前的核心课题,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升。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领域,诸如教育机会不平等、看病贵看病难、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信任危机频现等等,这些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民的幸福感。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党和政府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大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民生领域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应该说,在政府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持续改善民生的过程中,作为民生政策的生力军,民生财政支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财政理论也应运而生。如何使民生财政支出更好更有效率地为国民服务,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地让国民获得公平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成为了民生财政支出最需要实现的目标。就民生财政支出自身而言,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和产生效果,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支出规模是否适度、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支出效率是否最大。从民生财政支出发挥作用的过程看,支出规模是前提、起点,表现为资金投入的多少,支出结构是规模不变下的内部调整。而支出效率是终点,表现为民生资金发挥效果的好坏。本文正是以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为切入点,把中国民生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与国民幸福感置于同一个框架之内,研究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旨在以幸福感提高作为评判依据,探析我国民生财政支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以期为政府找到伴随人民幸福感提升的、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民生财政优化之路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基于上述目的,本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研究民生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民生财政要发挥作用,首先应表现为向民生领域提供充足资金,没有支出总量规模的保证,提高幸福感就是空谈。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与幸福感的关系,探究基于幸福感提升的民生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存在。同时,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探求幸福感最大化下民生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然后研究民生财政支出效率对幸福感的影响。根据本领域已有研究结论,大部分学者认同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总量或者优化支出结构,可以促增幸福水平提高。但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财政资金增长放慢已是客观现实,仅依靠民生财政支出规模提升和结构优化手段,已然不足以解决民生领域的问题,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更应该成为解决民生领域日益增长的要求与财政资金不足矛盾、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果的至善选择。最后,除了从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与幸福感的关系主线来研究、优化民生财政支出外,本文还聚焦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民生财政支出到底如何影响幸福感?能否从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进一步挖掘出基于幸福感提升的、民生财政支出优化的有效方法呢?这些问题也将在本文得到答案。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本文的绪论、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介绍为何研究以及如何研究以提高幸福感为导向的民生财政支出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哪些,有哪些创新点和不足,然后从民生财政支出、幸福感以及二者的关系角度,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介绍相关概念,并重点强调本文的民生财政支出范围只包括公共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3个维度。最后选择公共财政理论、社会公平正义理论、社会福利理论、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理论进行了阐述,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石。第二部分是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和国民幸福感的现状分析。首先介绍民生财政政策演变历史及近十年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发展变化趋势,然后结合CGSS回顾了2003-2015年以来,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及分布。第三部分是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与幸福感相匹配,实证分析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首先,分析全样本下民生财政支出的总量及各维度与幸福感关系;其次,在此基础上,按地区、收入等分组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进行研究与分析,然后在民生财政支出和幸福感的曲线关系之上,引入宏观税负变量,探讨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可以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感。第四部分是对民生财政支出的效率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用DEA方法,测算我国2015年各省级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效率,接着,对DEA无效的原因进行分析和阐释;最后通过构建有序概率模型和OLS模型,使用CGSS 2015年的数据,着重研究民生财政支出的效率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而为优化民生财政支出效率、提高幸福感找到解决办法。第五部分是民生财政支出对幸福感的传导路径和效应实证分析。本文把民生财政支出作用于幸福感的传导机制分为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民生财政支出引起幸福感变化的心理效应之三个中介变量即“机会平等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安定感”的存在,并提出假说,然后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有序概率模型和OLS模型,使用CGSS2015年数据,对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进行了验证和分析,最后对传导路径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第六部分是结合文章前部分的实证分析结论,并结合我国财政民生支出现状,以提高幸福感为导向,从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优化民生财政支出效率和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的传导路径三个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从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与幸福感角度,民生财政支出能显着提升幸福感。结构上看,三个维度较之,教育支出提升幸福感促增作用最大,其次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和卫生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着,且对幸福感起了负作用;不同收入阶层比较,民生财政支出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提升作用更强;不同区域比较,民生财政支出对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提升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而且,从民生支出三个维度对不同地区的幸福感提升效果来看,东部地区最主要得益于教育支出;中部地区最主要得益于社会保障支出;西部地区最主要得益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两项支出。民生财政支出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最优支出规模为11047元/人;考虑宏观税负因素后,宏观税负与幸福感呈负向关系,但系数远小于民生支出对幸福感的正向系数,此时民生财政支出最优规模降为8955元/人。教育支出的最优规模为5211元/人,社会保障的最优规模为3394元/人,医疗卫生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可能存在“U”型关系。结合我国的人均民生财政支出、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现状,三者均未达到最优规模的标准。因此为提高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民生财政支出总规模的投入,结构上应向教育领域、低收入阶层、西部地区倾斜。东部地区应加大教育支出,中部地区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西部地区加大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力度。2.从民生财政支出“效率”与幸福感的角度,民生财政支出总效率和分项效率,都与幸福感显着正相关。这意味着,在民生财政支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民生财政支出的效率来提高幸福感。利用DEA方法测得,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民生财政支出的综合效率都达到了DEA有效,但地区间差异较大,主要是技术原因造成。绝大部分省份教育支出达到了有效率状态,但是绝大部分省份医疗支出处于无效率状态。其中,教育支出的效率提高最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社会保障支出次之,医疗卫生支出作用最弱。因此,政府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障和提升民生效率,尤其是加大医疗改革的力度,以提升幸福感。3.从民生财政支出对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来看,民生财政支出既能通过收入效应直接作用于幸福感的提高,又通过提高机会平等感、社会安定感和社会信任感间接促进幸福感的提高。而机会平等感在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幸福感中起的中介作用最强。因此,政府应加大民生投入规模,保障其收入效应的发挥,同时还要保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医疗领域的公平分配,保障机会平等以促进幸福感的提升。4.基于提高国民幸福感的视角,我国民生财政支出存在规模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不高、传导路径不畅等问题,因此,政府要从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支出效率以及对幸福感的传导路径等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优化措施,以此促进幸福感的提高。
赫名超[10](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收入分配制度决定着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格局和分配结构,决定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分配制度在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予以长期坚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学理上揭示和理解收入分配制度演变的内在机理和规律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收入分配理论,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的现实矛盾,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本文共分6章探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收入分配制度演变和创新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第1章导论部分主要阐述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该研究在当前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以此说明该选题的依据;二是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三是介绍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在论文中得以展现。四是简要说明了研究思路。研究思路是对本文结构和框架的归纳。五是对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做了说明。最后总结了研究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第2章对全文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主要阐述了收入、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制度演变。在很多研究中由于没有对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之处。明确所使用范畴的含义对于一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任何研究的基础。笔者主要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些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差别。从学理上对两大体系进行了比较和说明。其中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当代中国分配制度演变的理论借鉴。第3章阐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思想的萌芽始于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其合理内核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并发展为科学的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展。列宁提出“按劳分配”的概念并结合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按劳分配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形式得到实现的重要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按劳分配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一方面实现了全体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上的平等,对于确立劳动者主权地位、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曲解,造成完全否定商品货币的作用,排斥价值规律和平均主义盛行的后果。按劳分配制度在这一时期实践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现实基础。第4章阐述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形成。改革开放后,随着公有制支配范围的缩小,按劳分配也不再是唯一的分配规则。新的分配方式不断出现,形成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虽然按劳分配仍是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按劳分配的形式及实现途径需要重新被认识。本章追溯了西方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其给予评价。笔者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对于认识市场经济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由于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使我国社会财富获得巨大增长,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显着提高。第5章对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运行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按劳分配制度作用范围随着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在不断缩小,改革之初形成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严重影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按生产要素分配由于在运行中缺乏有效规范,导致劳动者在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表现为总体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个人、地区、行业、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本章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提出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最后一章探讨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的重大创新。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予以长期坚持。这一创新为今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针对收入分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次会议强调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应当秉持的若干原则。一是要切实贯彻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再分配环节要充分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途径缩小收入差距,遏制贫富分化的趋势,扭转劳动收入比例下降的局面。三是将土地、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由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要素贡献决定报酬。本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主旨进行概括和总结。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进而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想工具。提高劳动收入,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是今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途径。
二、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个人、家庭和政府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框架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数据 |
一、相关概念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
第四节 主要创新与未来研究方向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与养老保障理论 |
三、西方经济学理论 |
四、社会学理论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老年人收入来源的研究 |
二、关于老年人群体收入差异的研究 |
三、关于老年人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四、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
第三章 城乡老年人收入来源与差异研究 |
第一节 老年人的收入来源 |
一、老年人收入来源分类 |
二、来源于个人的收入 |
三、来源于家庭的收入 |
四、来源于政府的转移收入 |
第二节 城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差异 |
一、城乡老年人收入变化趋势比较 |
二、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比较 |
第三节 东中西部老年人的收入差异 |
一、东中西部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变化及来源差异 |
二、东中西部老年人的收入结构变化差异 |
第四节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收入差异 |
一、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变化及来源差异 |
二、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收入结构变化差异 |
第五节 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收入差异 |
一、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变化及来源差异 |
二、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收入结构变化差异 |
第六节 个人、家庭和政府对城乡老年人收入保障的作用 |
一、个人对老年人收入保障的作用 |
二、家庭对老年人收入保障的作用 |
三、政府对老年人收入保障的作用 |
第四章 城乡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数据来源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一、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数 |
二、泰尔指数分解法 |
三、基尼系数按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的方法 |
第三节 城乡老年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 |
一、城乡总体老年人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趋势 |
二、城镇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趋势 |
三、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趋势 |
第四节 老年人不同人群组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
第五节 各类收入来源对基尼系数边际效应的动态分析 |
一、城乡老年人收入来源对总体基尼系数边际效应的动态分析 |
二、城镇老年人收入来源对总体基尼系数边际效应的动态分析 |
三、农村老年人收入来源对总体基尼系数边际效应的动态分析 |
第六节 社会保障对老年人收入差距作用的分析 |
第五章 城乡老年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一、研究假设 |
二、模型构建 |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
第二节 城乡总体老年人的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一、基本描述 |
二、个人、家庭和政府对总体老年人收入的作用 |
第三节 城镇老年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一、基本描述 |
二、个人、家庭和政府对城镇老年人收入的作用 |
第四节 农村老年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一、基本描述 |
二、个人、家庭和政府对农村老年人收入的作用 |
第五节 生命历程视角下老年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分析 |
第六章 发达国家保障老年人收入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
第—节 美国老年人的收入与社会保障 |
一、美国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与收入差距 |
二、美国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制度与政策 |
三、对美国老年人收入保障制度的评价 |
第二节 日本老年人的收入与社会保障 |
一、日本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与收入差距 |
二、日本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制度与政策 |
三、对日本老年人收入保障制度的评价 |
第三节 英国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制度 |
一、英国养老金制度 |
二、英国老年人的其他收入保障制度 |
三、对英国老年人收入保障制度的评价 |
第四节 美日英三国养老收入保障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数字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基于地级市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创新与不足 |
1.3.1 主要创新点 |
1.3.2 研究的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数字金融概述 |
2.1.1 数字金融的概念界定 |
2.1.2 数字金融的发展体系 |
2.1.3 数字金融的测度方法 |
2.1.4 数字金融的现实意义 |
2.2 数字金融与收入分配的问题研究 |
2.2.1 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
2.2.2 数字金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
2.2.3 数字金融与农村减贫相关研究 |
2.2.4 数字金融影响收入分配的路径机制 |
2.3 小结 |
3 数字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特征事实 |
3.1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现状与变化趋势 |
3.1.1 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 |
3.1.2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度量与指标体系 |
3.1.3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3.2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与变化趋势 |
3.2.1 我国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 |
3.2.2 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 |
3.2.3 我国收入分配的地域差异 |
3.3 我国收入分配与数字金融发展的整体对照 |
3.4 小结 |
4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机理分析 |
4.1 经典理论模型基础 |
4.1.1 Greenwood& Jovanovic(1990)模型 |
4.1.2 Galor& Zeira(1993)模型 |
4.2 微观层面路径分析 |
4.2.1 投资决策 |
4.2.2 职业选择 |
4.3 宏观层面路径分析 |
4.3.1 经济增长效应 |
4.3.2 非均衡效应 |
4.3.3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4.4 综合影响 |
4.5 小结 |
5 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实证检验 |
5.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5.1.1 变量选择 |
5.1.2 数据说明 |
5.2 线性模型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实证结果讨论 |
5.3 库兹涅茨模型 |
5.3.1 模型设定 |
5.3.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5.3.3 稳健性检验 |
5.3.4 基于城乡的异质性分析 |
5.4 小结 |
6 数字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
6.1 门槛回归方法介绍 |
6.2 门槛回归模型设定 |
6.3 门槛变量说明 |
6.4 实证分析与讨论 |
6.5 门槛模型估计 |
6.6 门槛变量区域划分 |
6.7 小结 |
7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3)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三) 总结与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数据来源 |
四、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核心概念讨论与相关理论分析 |
一、核心概念的讨论 |
(一) 对幸福含义的探讨 |
(二) 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讨论 |
二、相关理论分析 |
(一) 幸福感相关理论 |
(二) 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理论 |
三、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
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 |
(三) 研究假设 |
二、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
(二) 变量设计与处理 |
三、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四、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二)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情况 |
(三)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
(四)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五、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
一、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收入分层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二、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三、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需要满足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功能性活动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 |
一、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功能发挥的因素探讨 |
(一) 公共价值的制约 |
(二) 制度结构的制约 |
(三) 经办机制的制约 |
二、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一) 制度结构层面: 凸显普惠公平与消除福利分割 |
(二) 政策实施层面: 居民需求分析与高质量供给 |
(三) 制度效能层面: 可行能力取向与成果共享 |
(四) 管理服务层面: 精准标准施策与数字治理 |
三、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
(三)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一) 研究局限 |
(二) 未来研究的展望 |
附录一 山东居民生活状况调査抽样框说明 |
附录二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査问卷(部分)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效应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
二、教育不平等的相关研究 |
三、文献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一、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二、本文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一节 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分析 |
一、理论基础 |
第二节 教育不平等对幸福感影响的路径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教育不平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
二、教育不平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假设 |
第三章 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
一、教育不平等的度量 |
二、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测度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一、模型构建 |
二、数据说明 |
第三节 实证结果、检验与分析 |
一、基准回归 |
二、稳健性检验 |
三、内生性检验 |
四、异质性检验 |
第四节 教育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
第四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发挥我国资源调度优势,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
二、运用科学技术改善教育不平等 |
三、引导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降低收入在社会比较中的重要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1.6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6.3.1 计量模型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6)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与机理机制 |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 |
2.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的机理机制 |
2.3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环境可持续维度 |
2.4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社会平等维度 |
第3章 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水平测度与评价 |
3.1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变迁 |
3.2 我国环境规制的总体测度与评价 |
3.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评价 |
3.4 我国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4.1 空间面板模型与变量选取 |
4.2 环保投资与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 |
4.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5.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
5.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与变量选择 |
5.3 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特征分析 |
5.4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
5.5 本章小节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社会福祉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 |
6.1 社会福祉的测度与评价 |
6.2 中介效应模型与变量选择 |
6.3 基于居民健康和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
6.4 中、东部地区健康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6.5 本章小节 |
第7章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
7.1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7.2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整体减排效果分析 |
7.3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持续性分析 |
7.4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7.5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7)人工智能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人工智能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
1.2.2 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1.5 本文基本框架结构 |
第2章 我国人工智能和收入不平等的现状 |
2.1 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 |
2.2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及其经济影响 |
2.3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 |
2.3.1 全球主要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
2.3.2 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环境 |
2.3.3 我国人工智能的技术现状 |
2.4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 |
2.4.1 我国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 |
2.4.2 我国居民城乡收入不平等 |
2.4.3 我国城镇内部收入不平等 |
2.4.4 我国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
2.4.5 我国地区间收入不平等 |
2.5 小结 |
第3章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
3.1 人工智能影响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机制 |
3.1.1 人工智能影响劳资收入份额 |
3.1.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力内部收入不平等 |
3.1.3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收入不平等 |
3.1.4 人工智能地区分布不均直接影响地区间收入不平等 |
3.2 人工智能影响城镇收入不平等的机制 |
3.3 人工智能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机制 |
3.4 人工智能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机制 |
3.5 人工智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异质性 |
3.6 小结 |
第4章 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模型设定 |
4.2 数据说明和变量选取 |
4.2.1 数据说明 |
4.2.2 变量选取 |
4.3 计量方法的选取 |
4.3.1 单位根检验 |
4.3.2 F检验与Hausman检验 |
4.4 回归结果分析 |
4.5 地区异质性分析 |
4.6 小结 |
第5章 政策建议 |
5.1 政府积极引导,统筹战略规划 |
5.2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放大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 |
5.2.1 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新兴产业发展 |
5.2.2 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
5.3 完善发展高等教育体系,加强技能培训体系建设 |
5.3.1 提升高等教育水平 |
5.3.2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
5.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再就业培训水平 |
5.4.1 健全失业救济保障制度 |
5.4.2 提高再就业培训水平 |
5.5 促进城乡资源分配,缩小东中西部收入差距 |
5.5.1 提高城乡教育一体化水平,促进人工智能资本均衡分布 |
5.5.2 加强东西部技术交流,协调地区间产业发展 |
结论与展望 |
1、结论 |
2、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8)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2.2 研究方法 |
1.2.3 创新点 |
1.2.4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贫困 |
2.1.2 反贫困 |
2.1.3 数字鸿沟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3.1 国外研究 |
2.3.2 国内研究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3.2.1 世界银行 |
3.2.2 联合国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5.4.3 实证结论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5.5.2 平稳性检验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5.5.4 GMM估计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5.5.6 FEVD检验 |
5.5.7 实证结论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5.6.1 模型的选择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5.6.4 实证结论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6.1.2 空间贫困 |
6.2 模型的选择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6.2.2 SDM模型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6.3.1 数据来源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6.5 实证结论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9)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2.1.1 民生财政相关研究 |
2.1.2 幸福感相关研究 |
2.1.3 政府支出与幸福感相关研究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民生财政相关研究 |
2.2.2 幸福感相关研究 |
2.2.3 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相关研究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3.1 概念界定 |
3.1.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
3.1.2 幸福感的定义 |
3.2 理论基础 |
3.2.1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3.2.2 公共财政理论 |
3.2.3 社会福利理论 |
3.2.4 社会公平正义理论 |
3.3 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机理 |
第4章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现状考察 |
4.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现状考察 |
4.1.1 中国民生财政的政策演变 |
4.1.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及分布 |
4.2 国民幸福感的现状考察 |
4.2.1 幸福感的测度 |
4.2.2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及分布 |
第5章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影响实证分析:基于规模、结构视角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5.2.1 模型设定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财政民支出规模、结构影响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
5.3.2 稳健性检验 |
5.4 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影响幸福感的异质性分析 |
5.4.1 分收入的回归分析 |
5.4.2 分区域的回归分析 |
5.5 民生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和结构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影响实证分析:基于效率视角 |
6.1 问题提出 |
6.2 DEA方法及民生财政支出效率的计算 |
6.2.1 民生财政支出效率及DEA评价方法 |
6.2.2 民生财政支出效率的计算 |
6.3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3.1 模型设定 |
6.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6.4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1 实证结果分析 |
6.4.2 稳健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影响实证分析:传导机制 |
7.1 问题提出 |
7.2 研究假说 |
7.2.1 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幸福感之直接路径:收入效应 |
7.2.2 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幸福感之间接路径:心理效应 |
7.3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7.3.1 数据来源 |
7.3.2 核心变量定义 |
7.3.3 模型设定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描述性分析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及未来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基于幸福感的民生财政支出优化对策建议 |
8.2.1 优化民生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 |
8.2.2 优化民生财政支出效率 |
8.2.3 优化民生财政支出传导路径 |
8.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s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2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和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基本概念阐释 |
2.1 收入和收入分配 |
2.1.1 收入及其形式 |
2.1.2 收入的分配 |
2.1.3 收入分配的本质 |
2.2 制度和制度演变 |
2.2.1 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 |
2.2.2 制度演变 |
第3章 按劳分配制度 |
3.1 按劳分配制度的理论渊源 |
3.1.1 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 |
3.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
3.1.3 列宁对按劳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3.2 我国对按劳分配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 |
3.2.1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思考 |
3.2.2 按劳分配制度在我国的实践特点 |
3.3 按劳分配制度成效和问题 |
3.3.1 按劳分配制度取得的成效 |
3.3.2 按劳分配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第4章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
4.1 按劳分配制度的新发展 |
4.1.1 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途径 |
4.1.2 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
4.2 按生产要素分配 |
4.2.1 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
4.2.2 对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评价 |
4.2.3 所有制结构变革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形成 |
4.2.4 “劳动”要素的本质是“劳动力” |
4.3 基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收入分配制度演变 |
4.3.1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特征 |
4.3.2 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原因探析 |
第5章 对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反思 |
5.1 收入分配制度的两个层次 |
5.1.1 收入分配制度的性质 |
5.1.2 收入分配制度的运行机制 |
5.1.3 市场机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 |
5.2 现行收入分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5.2.1 按劳分配主体地位被削弱 |
5.2.2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运行缺乏规范 |
5.2.3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5.3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归因分析 |
5.3.1 基于制度、市场和技术的解释 |
5.3.2 源于所有制结构失衡的分配结构失衡 |
第6章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收入分配制度 |
6.1 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性 |
6.1.1 分配制度体现所有制的性质和要求 |
6.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制度成果 |
6.1.3 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制度保障 |
6.2 坚持和贯彻按劳分配主体地位 |
6.2.1 劳动收入和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
6.2.2 提高劳动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
6.2.3 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
6.3 健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 |
6.3.1 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和数据 |
6.3.2 完善市场对要素贡献的评价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个人、家庭和政府的作用[D]. 孙小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数字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基于地级市的实证研究[D]. 陈思晶. 浙江大学, 2021(09)
- [3]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D]. 褚雷. 山东大学, 2021(11)
- [4]教育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效应与对策研究[D]. 黄振东.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5]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6]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D]. 陈苗. 吉林大学, 2021(01)
- [7]人工智能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D]. 苏星.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9]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研究[D]. 王佳莹. 辽宁大学, 2020(07)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创新研究[D]. 赫名超.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