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举“选”没了村子(论文文献综述)
洛桑卓玛[1](2021)在《“我的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呈现 ——基于滇西北香格里拉村庄色勒克那的田野考察》文中认为在媒介和信息发达的时代,少数民族乡村生活也因为媒介发生新的变化,网络将人们的真实生活不断媒介化,各类社交媒体不断闯入人们的生活中,人与人的交流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微信、抖音等为主的网络社交媒体每天占用着人们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离开这些网络软件,这些软件不仅是社交的平台,更是综合性的信息平台,人际交往、社群交流,甚至是网络购物,这些网络社交平台都在时刻影响着大家的生活。乡村生活也是同样如此,在这样迅速的媒介化背景下,选择滇西北香格里拉的藏族村庄,研究村民门的日常生活与媒介的关系,看媒介如何呈现乡村日常生活,看村民们如何利用媒介展现自我,呈现生活。本文以我者的角度,看家乡人民生活的变化,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参与观察村民生活,去发现媒介与人们的关系。研究认为,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让村民的公共生活得到充实,个体呈现自我的方式是新颖的,通过塑造理想的自我形象,利用网络传播。日常生活成为可视的媒介生活,同时个体还可以去了解和观看别人的生活。在网络上传播的同类人群越多,就会形成独特的网络文化,民族文化就是这样,在网络上得到传播,并形成属于本民族的网络民族文化传播。微信群的使用,让村民之间的联系加强,同时产生虚拟网络公共空间,可以同时分享信息,村落治理有了新方法。新媒体的渗透让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迅速蔓延,村民们也可以很快接受这些新鲜事物,同时甚或日常也要依赖新媒体,乡村建设也离不开新媒体的促进。
陈鹏[2](2021)在《围墙内外:皖西南A村公共生活空间的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原本附着于乡村社会的“乡、土、人”开始“分崩离析”,“村落的终结”、“村庄的再造”、“村将不村”、“半熟人社会”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村落变迁的多元图景。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使得传统乡土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人口结构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使卷入其中的村民在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思想观念上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利益和个体的发展,村民的之间联系日益疏远化,传统的公共生活走向瓦解。这也是当前越来越多村子正面临着的相同困境:一方面是理性交换原则的渗透与个体中心主义盛行,另一方面集体意识的缺失和村落公共性的消解,农民公共生活出现异化。本文仅以近些年流行与笔者家乡的围墙建造现象为着力点做一个本土研究,探讨家乡公共生活空间的变迁和异化困境,侧重考察以日常闲暇为代表的公共生活空间。通过对该地区近几年正在兴起的各家各户在门前“疯狂”建立围墙这一空间实践进行陈述和分析,借助当地村民的生活记忆,以围墙前和围墙后两个事实为基点,再现不同时期、不同公共生活空间状态下村民行为上的差异,以此考察乡村公共生活空间转型过程中的变化与矛盾,并提出切实有效的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途径。最后在结语部分,本文回应了绪论部分笔者对于围墙事件的疑惑,阐述了围墙生产背后的逻辑,认为国家力量的退出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村民的社会关联越来越弱,围墙的出现代表着乡村个体化社会的日益深入,并反思了乡村未来的走向--是落脚于私人生活的私德还是回归村庄公共性,笔者认为尽管个体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乡村治理离不开传统,应当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回归到村落公共性构建上。
朱镛[3](2020)在《野地》文中提出1是的,苟鸣后来发生的事,与那场斗牛赛有直接的关系!那天火辣的太阳像无数的光箭,把地上的沙土射得发烫,斗牛场上一轮又一轮的争斗从未停歇。两头牛进场时,天边上来了火烧云,红土高原被映得发紫,周围密密麻麻的人仿佛被火烧云点燃,潮水般"哦哦哦"的吼声一浪赛过一浪。一个穿黑色嘻哈短袖戴墨镜的年轻人,头小身子粗,看上去像个两头尖的陀螺,
闫元元[4](2020)在《印地语达利特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指出种姓是印度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种姓把印度民众划分成数千个相互隔离的社会集团,源于宗教的种姓制度又赋予这些社会集团高低贵贱之分,形成一种基于职业的社会阶序。不可接触制是种姓制度的一环,剥夺了“不可接触者”生而为人的权利,使其长期遭受政治压迫和社会歧视。在古代印度,高种姓垄断了教育和文化,“不可接触者”沦为“不能言说的底层”。虽然在印度中世纪出现了几名“不可接触者”出身的诗人,但其作品犹如暗夜中点点萤光,并没有进入主流书写的范畴。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以后,种姓制度失去了司法和行政的合法地位,“不可接触者”群体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文学创作得以萌芽。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对于“不可接触者”的宗教归属问题,甘地与“不可接触者”领袖安贝德卡尔意见分歧巨大。甘地认为“不可接触者”群体理应属于“印度教徒”,而安贝德卡尔则认为“不可接触者”应当享有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等的地位。甘地的政治主张在印度文学界得到了积极响应,一批印度作家创作了以“书写‘不可接触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可接触者”在探索族群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选择了“达利特”(Dalit,意思为“受压迫者”)一词作为自我认同的身份标签。印度独立后,达利特知识分子队伍逐渐壮大,并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了达利特黑豹党运动,这是一场跨越政治、文化、宗教、文学的平权运动,在建构达利特族群身份认同、唤醒底层民众斗争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现代达利特文学的成形。兴起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拉提语达利特文学在向印度其他语言传播过程中,印地语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简称瓦尔密齐)发挥了重要的引介作用。瓦尔密齐不仅翻译了多本马拉提语达利特诗集,还创作了大量印地语达利特诗歌和短篇小说。他的自传《剩饭》是印度达利特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除了被翻译成多种印度地方语言之外,还被译为英语、汉语、德语、瑞典语等多种外语,使达利特文学产生了全球影响力。本文在细读瓦尔密齐的全部作品的基础上,以其文学创作为例,对印地语达利特文学展开深入研究。绪论梳理了该方向的研究状况,并对论文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考证;第一章梳理了瓦尔密齐对印地语达利特文学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为后文分析印地语达利特文学提供了背景知识;第二章以瓦尔密齐的四部诗集《多个世纪的苦难》《够了!过分了》《就此打住》和《字词不会撒谎》为研究对象,评析达利特诗歌对于印度经典诗歌和史诗故事的重构,分析了达利特诗歌的现实功用——批判种姓制度、塑造达利特尊严和唤醒达利特斗争意识;第三章以瓦尔密齐的两部短篇小说选集《致敬》和《侵入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中的边缘人书写、女性解放与强奸重写等主题,并指出达利特文学创作存在脸谱化书写等问题;第四章以瓦尔密齐的自传《剩饭》第一、二卷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达利特身份认同建构、群体心理创伤治愈、记录当代种姓制度变迁和达利特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等主题;第五章研究了达利特文学对于印度文学的影响,主要从达利特文学对印度教经典的抗议与重读、对中世纪帕克蒂文学的再定性、印度独立前达利特文学的发展和现代达利特文学对于印度现代文学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分析。通过梳理印地语达利特文学发展历程和评析个体文本,本文理清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深挖瓦尔密齐的文学创作,以点带面地展示了印地语达利特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各种达利特文学体裁的创作维度,研究领域囊括了心理创伤、身份政治、边缘书写、女性叙事等多个主题;二是用达利特文学中的底层视角来审视印度政治,达利特文学是达利特运动的重要一环,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文学,有着明确的社会和政治诉求。当代印度国民面临着多种身份认同——世俗国民、印度教徒和达利特,达利特文学为印度底层民众建构新身份起到了政治宣传和历史考证的双重作用;三是从文学作品发掘文本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资料价值。印度种姓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考察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剥去附在文本上政治宣传的外衣之后,达利特文学对于达利特生活的细微记录,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印度种姓社会的族群内部关系,从而为研究印度社会和种姓制度提供了详实的素材。
王锡昆[5](2020)在《从文化资源到治理资源 ——一个山东村庄的庄的宗族、政治与多元互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通过对位于山东省东部的样本村落Y村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对近些年来宗族在华北地区村庄政治和村庄治理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顺沿历史轨迹,重述文化谱系,通过实地探访,本文在分析宗族在文化及组织层面上的两重存在及其发展变迁的基础上,以乡村治理为落脚点,对宗族如何影响村庄公共物品的建设和提供,如何促进其从文化资源向治理资源的转化,以及如何合理利用并积极对待宗族这种积极的社会资本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国内的宗族组织受到了打击并趋向衰弱瓦解,乡村的旧有秩序、传统的宗族也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地方自主性的加强,乡村也有了新变化,宗族并没有完全失去活力,反而有了一定的复兴态势,作为党组织和政府之外的补充力量,宗族及宗族意识在农村的公共事业建设中显示出其影响力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传统乡村秩序也随之发生改变。在当今农村,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共识,宗族是一种能够推动其乡村建设和公共物品供给的良性社会资本,因血缘纽带而集中的宗族能够形成一种文化权力,而这种文化权力则是整合村庄内外资源,扩大村庄同外界的联系,以及打破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现象的重要媒介,最终将转化为乡村的治理资本,以乡村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决定着治理资源的结构和分配,在乡村社会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最终呈现为村民公共福利的获得。因此宗族所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本文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出发,通过对Y村庄政治的档案记录及族谱进行文献研究,并通过实际的走访调查,对村中的重要人物,如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等进行采访交流,同时将宗族与村两委会、Y村与其他地域村庄政治进行对比,使用具体的案例对Y村中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文章首先对宗族文化的村庄布局和村庄政治的文化谱系进行了梳理,以此点明宗族文化的凝结核作用,宗族作为文化资源既有历史延续,又与新时代的村庄政治进行了有机结合。接着对宗族这种文化资源向治理资源的转化进行了分析,乡村治理需要契机来实现这两种资源的转化,以此来弥补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缺位。最后,文章从村治资源的文化结构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多元互动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现阶段应引导文化资源转换成为现实中的经济政治力量,来促进村庄中公共事业和公共物品的建设及提供。宗族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力,其中最大作用就是它的文化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宗族随时代发展表现出复兴的迹象,但始终不能恢复成为一个具有组织性和制度性的结构,它将只能长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通过文化的作用拉近人际间的互信,成为帮助村庄建设的一种重要力量。通过分析宗族的文化作用及其对村庄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宗族的历史与现在的复兴迹象的再次认识,我们需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宗族文化做出引导,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宗族的作用,并推动宗族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时代的要求,让宗族能够配合乡村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董鑫[6](2020)在《从精英主导到自主发展:乡村社会变迁中村民自主性的建构 ——行仁庄村再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近些年来农村空心化、衰竭化、边缘化以及农田荒废、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等问题开始显现。如何破解农村发展问题,实现农村的再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和学界关心的重大问题。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迫切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前后的三个“一号课题”,分别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主体性”等要求,都在强调应该发挥农村主体力量的作用。本文认为,这种主体力量即为乡村生活的主体——村民,而村民自主性更是目前乡村发展的关键。本文中村民自主性指的是在乡村发展中,村民是真正的发展主体,其能够有效参与乡村生活,并根据自身与家庭的发展目标,提升其自主决策、自主规划、自主管理能力,最终实现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全面发展,进而表征为乡村全面发展。本文的核心命题是村民自主性的获得机制是什么?是仅仅由于村庄内部传统乡村精英治理机制衰落凸显而来的?还是完全依靠外部市场因素推动乡村经济、政治、社会变革而来的?本文认为,村民自主性的形成是村民在其自身“过好日子”的内在需求下,合理利用村庄内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共同建立的。具体至中国的乡村发展实际,由于乡村精英尤其是以书记为代表的传统乡村政治精英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延伸,在乡村发展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开始至改革开放前,传统乡村政治精英成为乡村社会权威的主要呈现形式,在集体主义的情境下,普通村民个体的“存在”常常被掩盖,其个体的能动性、自主意识以及自主选择的行动都被极大程度地限制。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分税制改革以及集体企业的衰落,使传统乡村政治精英的影响力逐渐削弱,村民整体的自主性被极大地激发,村民积极获取村庄内外部资源,依靠自主行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发展,进而逐步成为乡村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乡村社会的这种具体变迁历程如何?其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传统政治精英主导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如何向村民自主治理、自主发展、自主生活转向的?回溯并分析这一过程对于我们讨论中国乡村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发展中的“潜功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此为基础,本文选取河北省行仁庄村为调查点,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该村从传统政治精英主导乡村发展到村民自主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探讨乡村不同发展阶段中乡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行动关系,进而探讨在这期间村民自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以及村民自主性的形成过程,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秩序形成机制和动因。本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体现在村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第一,在经济生活中,传统乡村政治精英主要掌握村庄生产资料的控制权、生产经营的管理权与经济发展的规划权;第二,在政治生活中,传统乡村政治精英建立了同质化干部队伍、形成封闭化政治参与以及村干部权力真空;第三,在社会生活中,村民的行政程序认证需求与生产生活利益诉求只能被动依赖于传统乡村政治精英的作为。但是,传统乡村政治精英地位的形成则来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的政治授权,因此而形成的集体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化组织都是不断强化政治精英权威的重要政治基础,这种历史惯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在传统乡村政治精英主导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村民的自主性只能局限于科层制管理下的微观选择中,比如为降低生产成本而选择在集体企业中打工谋生等。而后伴随市场经济发展深入,村民自主性不断被呈现,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经济生活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大众传媒的普及,村民实现了社会资本的自主利用与信息渠道的自主获得。并在综合已获得的内、外部资源的基础上,自主规划个人与家庭的经济发展方向。并且能够根据市场经济提出的新要求,个人通过继续社会化,实现经济角色的自我发展。第二,在政治生活中,行政化的村民自治制度(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强化了村民的“自我存在感”,村民政治参与意愿不断提升,更加热情主动参与村委会选举活动,并审慎行使投票权。此外,村民的民主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通过上访告状等方式,制约监督村庄管理者的行为。第三,在社会生活中,村民通过自身的选择与具体行动,使村落共同体要素得以维系。村庄边界并未完全消失,村民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与情感联结,并通过互惠行为进一步巩固着村民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早期进入市场并获得成功的村民成为村民自主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其将关系网络内部的村民串联起来,为他人发展提供相应帮助。而随着村民掌握的信息与资源逐渐丰富,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进一步增多,使其摆脱了以往离家外出打工这种牺牲情感效益来获取经济效益的谋生方式,而是根据自身与家庭需要,实现市场经济下情感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最终由点成线,形成了以血缘、亲缘、地缘为核心的村民自主发展模式。可以说村民自主发展的过程,就是村民自主性形成的过程,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的经济发展秩序促成了广大村民的有效参与,使村民由集体经济期间一个单一的劳动力提供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简单加工者,转变为生产、加工、销售阶段积极的规划者、利益分享者和维护者。而平等竞争的经济、政治环境又提升了村民的自主发展能力,经济上的市场化选择提升了村民自主获取生产资料、灵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政治上的自治制度促进了村民权力意识觉醒以及政治参与能力提升。加之留存下来的村落共同体要素促使村民形成了互助式的发展秩序,使精英与普通村民各司其职,实现社会生活自立的同时避免了个体原子化的负面结果。最终促成了村民在经济生活中的自主发展、政治生活中的自主参与、社会生活中的自主选择,共同促进了村民自主性的形成。
董文静[7](2020)在《乡村振兴视域下村庄治理的基本逻辑 ——以S省五个村庄为例》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村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如何进行村庄治理、如何达到有效治理、如何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提升村庄治理绩效都是亟待探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域,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不同类型村庄治理逻辑的共同机理,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命题有相应的回应与解答。由此看来,关注乡村振兴视域下刻画村庄治理的基本逻辑既有时代意义也有相当的必要性。文章主要采取案例研究法、质性研究法和求异法,对处于S省北部、中部、南部地区五个不同治理绩效的村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为标准,五个村庄的治理绩效依次呈现无效治理、低效治理和有效治理三种不同样态;第二,无效治理的村庄虽具备相关治理要素,如村治精英、村庄党建、集体经济和村庄文化等但因各要素弱势无法发挥各自功能导致村庄衰败;第三,低效治理的村庄具备单一治理要素,如村治精英为主导要素的“精英型村庄”、集体经济为主导要素的“经济型村庄”、村庄文化为主导要素的“文化型村庄”,但因缺乏其它要素支撑且单一要素自身存在的不足等桎梏难以促进村庄走向振兴;第四,有效治理的村庄不仅具备完善的治理要素且各要素之间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因此村庄治理绩效良善,基本达到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第五,通过各案例村庄的比较分析,归纳出乡村振兴视域下村庄治理的基本逻辑:在村庄治理过程中,由村治精英担任治理主体、村庄党建承担治理的领航功能,且治理需在依托村庄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辅之以村庄文化的助力,各要素相互作用,在发挥各自功能的基础上实现要素间的良性协作与互动,形成完善聚合力推动村庄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文翰[8](2020)在《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权力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村民委员会主任,即俗称的“村长”,是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中村民委员会的带头人。他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本村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农村干部。可以说,村委会主任承载着全体村民的期望,同时,他又是乡镇政府与村子沟通的桥梁,是党和政府在村中的代言人。村主任身份特殊,它并不属于公务员体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又具备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虽然“官职”很小,但其权力却很大,掌管着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近些年来,村主任贪腐、贿选、涉黑涉恶等问题频繁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破坏了农村的政治生态。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新型基层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在三十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扩大了基层民主,发展了农村农业经济,维护了农村基层的社会稳定,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然而,在村民自治不断深入贯彻的同时,村主任的权力监督问题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现阶段由于村主任权力缺乏各方面及时有效的监督,导致一些村主任滥用职权、独断专行,违法违纪问题频发。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地对村主任的权力进行监督,成为权力监督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课题。本论文以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研究我国现阶段村主任权力监督问题。首先,概述在宪法视角下的村民委员会以及村主任的双重身份,村主任的权力性质,分析“一肩挑”模式下的优点。其次,以河北省“最牛村主任”,定州市泉邱二村村主任的孟玲芬滥用权力、违法违纪的典型案件为例,介绍和分析现阶段村主任权力监督的现状,提出现阶段村主任权力监督所存在的问题,具体包括“一肩挑”模式下的劣势、村主任选举制度不规范、监察法存在的瑕疵、审计工作不到位。接着,分析问题导致的后果,包括贿选问题普遍化、贪腐现象严重、宗族势力与乡镇政府相勾结。然后,从三个角度出发说明村主任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分别是治理贪腐、破除贿选、维护宪法。最后,针对现阶段村主任权力监督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村主任权力监督的建议,加强对村主任权力的监督要从整体出发,从细节着手,包括监察委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紧密结合、缩小选举范围、做好“一肩挑”模式的防控工作、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审计工作,激活村民会议功能。加强对村主任的权力监督,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能够使村民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村民自治的核心含义就是村民们自己行使决策权,是非常民主的方法,而不是由村主任一个人决定。加强对村主任的权力监督,可以更好的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防止村主任一人独裁的局面,也防止了小的权力演变成大的腐败,净化了农村的政治生态。
周楠[9](2020)在《H市贫困性村庄村民自治法实施调查报告》文中指出农村法治问题是国家法治问题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我们通过对村民自治法实施情况的调查来分析农村法治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已取得的进步。此次研究对象为H市下辖的典型中部贫困村庄的村民自治法实施情况,使用了实地调查的方式,实地调查采用了发放问卷和实地访谈两种形式。问卷主要围绕六个维度设置,分别是村民基本情况、村民选举、村民会议、村务及村财务公开、村规民约、监督评价。访谈也主要围绕村秩序、村经济、村选举、村法治、村监督这五个方面进行。通过对问卷结果和访谈结果的分析,我们了解到H市村民自治法实施中主要存在三大方面的问题,一是村庄自治效能弱化,这导致村民自治情况直观上出现了问题;二是面对村民自治的实际情况,相关法律程序存在短板;三是村民自治权利受到侵害,一个村选举缺乏事后救济,另一个是村务腐败问题惩治力度不足,同时这也反映了村民自治诉讼难以对应合适的诉讼框架。影响这些问题的法理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长期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二是农村法治体系的不健全,三是农村法治文化的自身局限。最后关于问题的解决对策,也从三个角度来阐述,一是激发农村内生法治机制,自下而上来改善;二是应该赋予村民更多的自治权利;三是对于构建村民自治权利保障提出设想,自上而下来改善。
杨旻旻[10](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二、选举“选”没了村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选举“选”没了村子(论文提纲范文)
(1)“我的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呈现 ——基于滇西北香格里拉村庄色勒克那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课题的缘起 |
二、学术界研究综述 |
(一)媒介化社会研究概况 |
(二)少数民族媒介使用研究 |
(三)媒介与乡村社会研究概况 |
(四)自我表达和自我呈现的体现研究概况 |
三、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四、课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一)研究理论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色勒克那村落概况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一、地理位置 |
二、行政归属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一、民族文化 |
四、生产生活 |
第二章 媒介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媒介化社会及表现 |
一、乡村社会的媒介化进程 |
二、个性化在网络社交媒体的展现 |
三、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 |
第二节 日常生活和无孔不入的媒介 |
一、传统农业生活与现代农业生活 |
二、劳动时的线上牵绊 |
三、消费习惯大变样——网购魔力诱人 |
四、与人共享的家庭生活 |
第三节 网络新媒体与人生仪礼的碰撞 |
一、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仪礼 |
二、仪礼的媒介化 |
第三章 媒介化的社会交往与自我呈现 |
第一节 媒介使用习惯对自我的反映 |
第二节 自我媒介形象建构 |
一、美颜里的理想容貌——表演的体现 |
二、呈现内容的花哨性 |
第三节 婚纱照流行与视觉传播 |
一、婚纱照——媒介新仪式的形成 |
二、婚纱照内部元素及视觉传播 |
第四节 新媒体与社会生活 |
一、节日的媒介呈现 |
二、社会生活与媒介 |
第五节 精神生活的媒介呈现 |
一、媒介与日常娱乐活动 |
二、信仰的媒介呈现 |
第四章 媒介与乡村公共空间 |
第一节 乡村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
一、村集体及公共空间 |
二、乡村生活以及乡村公共事件 |
第二节 乡村公共空间与媒介 |
一、从“挨家挨户”到“足不出户” |
二、村落事务在线 |
三、妇女群,妇女建 |
第三节 乡村政治生活媒介化 |
一、村落政治传播与新媒体 |
二、乡村治理与社交媒介的融合 |
第四节 公共媒介与乡村社会生活——疫情期间无接触式乡村生活 |
结语 |
一、日常生活媒介化是必然结果 |
二、个体的媒介呈现特点 |
三、乡村生活不断依赖媒介 |
四、网络媒体对人的其他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访谈者名单 |
附录二:访谈内容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2)围墙内外:皖西南A村公共生活空间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1.研究的目的 |
2.研究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 |
(二)中国本土的空间思想 |
(三)乡村公共空间相关研究 |
(四)文献简评 |
三、概念界定 |
(一)公共生活空间 |
(二)空间生产 |
(三)共同体 |
(四)围墙 |
四、理论工具 |
(一)空间生产理论 |
(二)治理理论中的乡村治理理论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 |
(二)实地研究 |
(三)比较研究 |
六、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皖西南A村的历史与现状 |
一、皖西南A村的历史沿革 |
二、皖西南A村当代的人口与生计 |
(一)人口概况 |
(二)经济发展概况 |
三、日渐式微的村落公共空间 |
(一)生活型公共空间 |
(二)事件型公共空间 |
(三)组织型公共空间 |
第二章 皖西南A村基于墙的空间叙事 |
一、围墙的诞生 |
(一)从土垛到高墙 |
(二)围墙的类型 |
(三)围墙的禁忌 |
(四)讲究的院门 |
二、围墙生产的缘由 |
(一)圈地:宅基地边界的确权 |
(二)私密空间与私密性 |
(三)面子文化 |
(四)风水思想 |
三、墙的空间表达:围墙的功能 |
(一)安全防御功能 |
(二)庭院养殖功能 |
(三)造景功能 |
(四)文化传播功能 |
第三章 共同体重构:“围墙”空间生产中的矛盾 |
一、公共生活空间的私人化 |
(一)“无公德个人”的兴起 |
(二)从集体到区域:日常公共生活的空间转向 |
二、私人空间中公共活动的盛行 |
三、村民的历史感与当下感 |
(一)传统仪式下的公共生活 |
(二)自由而私人化的公共生活 |
第四章 皖西南A村公共生活空间转型下的发展优化路径 |
一、乡村公共生活与精英参与 |
二、传统乡村社会组织的复兴与公共性生长 |
三、倡导地方戏曲的文化运作 |
四、行政嵌入下公共服务空间可达性评估 |
第五章 结语与讨论 |
一、围墙背后的逻辑:国家与市场的力量 |
二、个体化乡土社会的到来 |
三、私人生活的私德到村落公共性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论文类 |
附录:访谈提纲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3)野地(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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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地语达利特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和印地语达利特文学 |
1.1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对达利特文学的引介 |
1.2 印地语达利特文学的叛逆诗人 |
1.3 印地语达利特文学的进阶小说家 |
1.4 印地语达利特文学的传记大师 |
第二章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诗歌创作研究 |
2.1 解构与重建印度诗歌经典 |
2.2 批判种姓与种姓思想 |
2.3 唤醒达利特尊严与抗争意识 |
第三章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短篇小说创作研究 |
3.1 主人公形象的脸谱化逆写 |
3.2 双重空间的边缘人书写 |
3.3 女性解放与强奸重写 |
第四章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自传创作研究 |
4.1 建构达利特身份认同 |
4.2 记录达利特族群的心理创伤 |
4.3 记录印度种姓制度变迁 |
4.4 记录达利特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
第五章 达利特文学对印度文学的影响 |
5.1 对印度教古代经典的抗议与重读 |
5.2 对中世纪帕克蒂文学的再定性 |
5.3 印度独立前达利特文学的批判与反抗 |
5.4 现代达利特文学对印度文学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诗歌选译 |
附录二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自传摘译 |
附录三 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短篇小说摘译 |
致谢 |
作者简历 |
(5)从文化资源到治理资源 ——一个山东村庄的庄的宗族、政治与多元互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研究起因 |
(二) 研究目的 |
(三) 研究意义 |
(四) 研究方法 |
(五) 研究现状 |
1. 国内研究 |
2. 国外研究 |
二、宗族文化的村庄布局 |
(一) 历史的遗产与资源 |
(二) 宗族性的文化活动和表现 |
(三) 乡村中政治治理和建设的缺位与补位 |
三、村庄政治的文化谱系 |
(一) 宗族与村庄干部 |
(二) 宗族与治理精英 |
1. 体制内的精英 |
2. 制度之外的精英 |
(三) 宗族与村庄经济 |
四、文化资源到治理资源 |
(一) 文化资源进入治理领域 |
(二) 治理资源的实现与转化 |
(三) 治理资源的当集与呈现 |
五、村庄文化的功能与治理作用 |
(一) 宗族文化与村庄治理 |
(二) 文化资源配置和转化的意义 |
(三) 正确对待村治中的宗族 |
结论 |
(一) 村庄治理资源的文化建构 |
(二) 文化资源与多元互动治理 |
(三) 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录 |
(6)从精英主导到自主发展:乡村社会变迁中村民自主性的建构 ——行仁庄村再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理论视角与核心概念 |
一、理论视角 |
二、核心概念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对象 |
三、资料收集方法 |
第二章 政治精英主导下的乡村发展与自主性“遮蔽” |
第一节 村庄发展概况 |
一、行仁庄村的经济发展 |
二、行仁庄村的乡村精英 |
第二节 村民自主发展能力的界限 |
一、精英主导的经济生活 |
二、精英主导的政治生活 |
三、精英主导的社会生活 |
第三节 政治精英制度化权力的弊端 |
一、政治精英主导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 |
二、村民自主性的受限 |
第三章 村庄经济政治结构多元化重构与自主性显现 |
第一节 村庄发展概况 |
一、经济发展多元化 |
二、经济精英扩大化 |
第二节 政治精英权力的收缩 |
一、农村税费改革 |
二、集体企业衰落 |
三、政治精英再生产的尝试 |
第三节 村民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
一、政治精英权力策略化 |
二、村民认同的建构 |
三、村民自主发展意愿的凸显 |
第四章 内外互构:村民自主地位的获得与成长 |
第一节 外部环境的变革与村庄发展概况 |
一、外部环境变迁 |
二、村庄的蜕变 |
第二节 村民自主发展能力的壮大 |
一、经济生活的自主决策 |
二、政治生活的自主参与 |
三、社会生活的自主选择:村落共同体要素的留存 |
第三节 村民自主性的形成 |
第五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新内生发展观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
二、村民自主性形成机制 |
第二节 乡村振兴与内生发展 |
第三节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乡村振兴视域下村庄治理的基本逻辑 ——以S省五个村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ACT |
绪论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案例研究法 |
1.4.2 质性研究法 |
1.4.3 求异法 |
第一章 乡村振兴要求村庄治理进行转变 |
1.1 概念内涵 |
1.1.1 乡村振兴 |
1.1.2 村庄治理 |
1.2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村庄治理发生转变 |
1.2.1 乡村振兴要求村庄治理转变治理理念 |
1.2.2 乡村振兴需多种村庄治理要素共同发力 |
1.2.3 乡村振兴催生村庄治理方式多样化 |
1.2.4 乡村振兴促使村庄治理系统优化 |
第二章 治理无效的Z村:要素羸弱引发治理滑坡 |
2.1 村干部的素质不足 |
2.1.1 治理视野局限 |
2.1.2 缺乏公共精神 |
2.1.3 治理能力存在短板 |
2.2 村庄党组织建设虚化 |
2.2.1 政治看齐意识薄弱 |
2.2.2 思想引领力不足 |
2.2.3 组织结构失衡 |
2.3 集体经济衰落 |
2.3.1 由盛而衰 |
2.3.2 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消极 |
2.3.3 村庄公共服务弱化 |
2.4 村庄文化共识消解 |
2.4.1 历史之维:村庄基础滋养村庄文化 |
2.4.2 过程之维:村庄文化渐趋消散 |
2.4.3 现实之维:村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缩小 |
第三章 治理低效的三个村庄:单一要素举步维艰 |
3.1 精英主导型的C村治理困境:孤掌难鸣 |
3.1.1 村主任“独善其身” |
3.1.2 治理资源难聚合 |
3.1.3 治理过程敷衍化 |
3.2 经济主导型的X村治理藩篱:步履维艰 |
3.2.1 逐利性裂变乡土性 |
3.2.2 弱治理使治理绩效内卷化 |
3.2.3 贫富差距动摇村庄治理基础 |
3.3 文化主导型的G村治理瓶颈:难以为继 |
3.3.1 内外规则嵌套导致乡土失序 |
3.3.2 治理资源汲取方式单一疲软 |
3.3.3 治理基础支撑乏力 |
第四章 治理有效的L村:多要素有机结合 |
4.1 村治精英出类拔萃 |
4.1.1 超前的治理理念 |
4.1.2 复合的治理能力 |
4.1.3 优良的治理策略 |
4.2 党组织建设技高一筹 |
4.2.1 规范化程度高 |
4.2.2 嵌入治理路径 |
4.2.3 强大的组织号召力 |
4.3 集体经济推动发力 |
4.3.1 良好的运行机制 |
4.3.2 强大的建设功能 |
4.4 村庄文化凝聚人心 |
4.4.1 丰富多彩形成助力 |
4.4.2 规范村落成员行为 |
4.4.3 整合村庄共同体 |
第五章 乡村振兴下的村庄治理逻辑 |
5.1 村治精英:村庄治理的主体 |
5.1.1 有力决策 |
5.1.2 良性管理 |
5.1.3 有效整合 |
5.2 村庄党建:村庄治理的引领 |
5.2.1 规范村庄治理 |
5.2.2 有效思想引领 |
5.3 集体经济:村庄治理的依托 |
5.3.1 保障村庄公共服务 |
5.3.2 为治理村庄提供动能 |
5.4 村庄文化:村庄治理的助力 |
5.4.1 对村民价值的导向功能 |
5.4.2 有助于正式制度发挥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权力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村民委员会主任权力监督概述 |
(一) 宪法下的村民委员会 |
(二) 村民自治下的村民委员会主任 |
1. 村民自治下的村主任 |
2. 村主任的双重身份 |
3. 村委会主任权力的性质 |
(三) “一肩挑”模式下对村主任权力监督的概述 |
1. “一肩挑”模式的概述 |
2. “一肩挑”模式的优势 |
二、现阶段村主任权力监督存在的问题 |
(一)“一肩挑”模式的劣势 |
1. 村主任失去应有的监督 |
2. 村主任工作负担加重 |
3. 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
(二) 村主任选举制度不规范 |
1. 选举范围限制太小 |
2. 宗族宗派的干扰 |
3. 外出人口多影响选举质量 |
(三) 监察法的规定存在瑕疵 |
(四) 审计工作不到位 |
三、村主任权力监督缺失的后果以及监督的必要性 |
(一) 村主任权力监督缺失的后果 |
1. 贿选问题普遍化 |
2. 贪腐现象严重 |
3. 宗族势力与乡镇政府相勾结 |
(二) 村主任权力监督的必要性 |
1. 从治理贪腐看监督的必要 |
2. 从破除贿选看监督的必要 |
3. 从维护宪法看监督的必要 |
四、完善村主任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议 |
(一) 监察委与村监委要紧密结合 |
1. 提高村监委的待遇 |
2. 监察委指导村监委的工作 |
(二) 加强“一肩挑”的风险防控 |
(三) 对农村被选举人资格加以限制 |
1. 学历上严格把关 |
2. 限制涉黑人员参选 |
(四) 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审计工作 |
(五) 激活村民会议的功能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H市贫困性村庄村民自治法实施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村民自治的法学内涵 |
1.1.1 村民自治的含义 |
1.1.2 村民自治法的内涵 |
1.2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 |
1.4.1 实证分析方法 |
1.4.2 比较研究法 |
第2章 典型贫困性村庄自治法实施现状调研 |
2.1 调研设计 |
2.2 研究样本的选取及调查方法 |
2.2.1 样本范围 |
2.2.2 问卷调查对象 |
2.2.3 访谈调查对象 |
2.2.4 调查方法 |
2.3 调研结果分析 |
2.3.1 H市几个典型村庄概况 |
2.3.2 问卷样本分析情况 |
2.3.3 访谈情况分析 |
第3章 贫困性村庄村民自治法实施中的主要问题 |
3.1 村庄自治效能弱化 |
3.1.1 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 |
3.1.2 村民选举效果不佳 |
3.1.3 村务财务公开流于形式 |
3.1.4 村规民约制定边缘化 |
3.2 村民自治法实施程序滞后性严重 |
3.2.1 部分选举程序不符合村民需求 |
3.2.2 村务及村财务公开程序不够细致 |
3.2.3 村规民约制定后没有发挥其程序补足作用 |
3.3 村民的自治权利受到侵犯 |
3.3.1 以村民为基础的民主监督难以进行 |
3.3.2 村委会内部腐败惩治力度不足 |
3.3.3 村委会与党支部权责不分 |
第4章 影响H市贫困性村庄村民自治的原因 |
4.1 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人口流失 |
4.1.1 城镇岗位选择性吸纳青壮年劳动力 |
4.1.2 基层待遇难以留住人才 |
4.2 农村法治体系的不健全 |
4.2.1 农村治理正当法律程序缺乏 |
4.2.2 体系内部法律效力较低 |
4.3 农村法治文化的自身局限 |
4.3.1 农村法治意识淡薄 |
4.3.2 农村法治教育缺乏 |
第5章 H市贫困性村庄村民自治中存在问题的缓解对策 |
5.1 .激发农村内生法治完善机制 |
5.1.1 稳定农村人口机制 |
5.1.2 强制普及基层法治教育与宣传 |
5.1.3 完善驻村干部帮扶机制 |
5.2 确定村民对部分自治程序享有决定权 |
5.2.1 确定村民对程序立法的协商制度 |
5.2.2 发挥村规民约的法治补足效果 |
5.3 构建自治权利保障机制 |
5.3.1 建立长期的民主监督管理机制 |
5.3.2 确定村民会议的权威 |
5.3.3 侵犯村民自治权行为“入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A(调查问卷) |
附录 B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1.1.1 小金县概述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2.1.2 语言与认同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2.3.1 大坪寺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4.1.1 亲属互助圈 |
4.1.2 地缘互助圈 |
4.1.3 友缘互助圈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4.3 仪式与互助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5.1 权力与权威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致谢 |
四、选举“选”没了村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的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呈现 ——基于滇西北香格里拉村庄色勒克那的田野考察[D]. 洛桑卓玛.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围墙内外:皖西南A村公共生活空间的转型研究[D]. 陈鹏.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野地[J]. 朱镛. 含笑花, 2020(06)
- [4]印地语达利特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文学创作研究[D]. 闫元元.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5]从文化资源到治理资源 ——一个山东村庄的庄的宗族、政治与多元互动[D]. 王锡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6]从精英主导到自主发展:乡村社会变迁中村民自主性的建构 ——行仁庄村再调查[D]. 董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7]乡村振兴视域下村庄治理的基本逻辑 ——以S省五个村庄为例[D]. 董文静. 山西大学, 2020(01)
- [8]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权力监督研究[D]. 关文翰. 大连海事大学, 2020(11)
- [9]H市贫困性村庄村民自治法实施调查报告[D]. 周楠. 南华大学, 2020(11)
- [10]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