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庞坤缺[1]（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张晓明[2]（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指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赵永斌[3]（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樊雨欣[4]（2021）在《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云南对外贸易史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云南作为边疆省份是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更是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本文基于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文献研究,通过对政策、朝贡贸易、边境贸易、商品、商人会馆、商业市镇等各方面对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力图研究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发展并总结历史经验。与明代相比,清前期贸易环境有所不同,一方面国内外形势基本都由动荡逐渐转为稳定,清政府也逐渐探索出一套较完整的治滇体系,外交政策上延续“怀柔”战略,与云南周边各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清前期政府意识到云南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门户,开始进一步发展其交通,改土归流后水陆交通逐渐完善。这些客观条件为清前期云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贸易环境。从政策角度看,明清时期,中外朝贡关系有了深层次的发展,朝贡制度逐渐完善成熟。与明朝不同的是,清廷在朝贡关系的建立上更为谨慎,对于使团贸易清政府采取限制与鼓励两个方面的政策来规范贸易行为,为清政府带来一定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关系,云南作为缅甸和南掌的贡道,在接待使臣、保障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边境贸易中,对外贸易政策“宽严相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规定了贸易地点、限制部分商品贸易、严格核查身份。总体来说,清前期政府一直开放云南与东南亚陆路边境贸易,但实行严格的管制,云南主要与周边接壤国家开展边贸,对各国的贸易政策有所不同。对于滇缅贸易政策主要受滇缅战争的影响,呈现出开-关-开的总体发展趋势;滇越贸易政策主要受边境滋事因素的影响,中安陆路通道关闭一段时间后重新发展,并制定了相关的通商章程;因清前期清朝与南掌朝贡关系较为稳定,因此云南与南掌边境贸易的管理体制也处于稳定状态。从商品流通中看,自缅甸输入云南的货物主要有木棉花、鹿茸、琥珀、青花石、宝砂等当地特色商品;南掌向云南输入的商品主要有鹿茸、安息香及山货药材;而清前期从安南进口到国内的商品相对较少,文献中记载多是云南出口至安南的商品,清前期滇越贸易中云南是属于出超地位的;云南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为矿产品、茶叶、盐等,同时还包括了四川、江西等地的丝、瓷器和纸等,将对外贸易与省际贸易有机联系了起来,活跃了社会经济。从对外贸易中的其他要素看,清前期云南省的商人与商人会馆的发展实力虽不如清后期,但其对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高宗时期的腾越商人就在滇缅贸易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会馆的建立也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为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市场化运作。同时,商业市镇的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各边地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贸易市场,譬如大理府的三月街在清前期汇集了国外的商品如缅甸的棉花、宝石等,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都会。各类市集的交易有力的调节了人们的供求关系,活跃了云南城乡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商业市镇既是云南对外贸易的中间产物也是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基础。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也存在着商品结构单一、外贸商人发展较慢等问题,新时代云南对外贸易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从历史中学习经验与教训,有利于推动云南现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本文通过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经验和启示,为推动新时期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走上更好更快的发展道路建言献策。
张婷[5]（2021）在《印度与日本双边贸易潜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不断蔓延,这致使全球货物的生产、制造、供应以及物流运输等相关通道都大受限制,全球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贸易也持续陷入了低迷状态。而国际格局伴随着中美博弈、英国“脱欧”以及RCEP协议的签署等事件而发生变化,这使得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形势加剧以及区域和多边主义合作进一步加强。印度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至关重要的两股力量,近年来签署了多项经济、政治、军事等协议,这让印度与日本的关系成为了紧密的“特殊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印日关系的改善与不断加深的经贸合作,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以此为背景,重点研究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现状、影响因素以及贸易合作潜力,并提出相关建议。首先,本文分阶段梳理了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历程,对印日双边贸易的发展现状、进出口市场、贸易结构以及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分析,并总结出印日双边贸易存在的特点以及问题。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2-1973年的起步发展阶段、1974-1999年的曲折发展阶段、2000-2011年快速发展阶段以及2012年-至今的徘徊发展阶段。从贸易规模来看,2000-2019年间印日双边贸易规模总体上不断扩大,其年均增幅为6.83%,在2000年印日双边贸易总额为45.33亿美元,而在2019年达至169.96亿美元,其中,当2012年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正式生效后,印日双边贸易额达到186.24亿美元的峰值。同时,印度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逐步加大,2000年印度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为8.77亿美元,到了2019年已经翻了大约3翻,此外印度对日本的进、出口额分别占印度和日本进、出口额中的份额逐年下降、上升,但该比值依然较小以及变动幅度不大,这说明印日双边贸易的发展还有待提升的空间。从印日的进、出口市场排名情况得知,双方在各自的进、出口市场的排名都不是很高,但两国依旧保持着较稳定的贸易关系。从印日双方的贸易商品可知,印度主要依赖于进口日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而出口商品类型则从初级产品变为工业制成品。从印日贸易竞争性指数结果看出,印度的SITC-5、SITC-6和SITC-8类产品的世界市场竞争力较强,而日本在SITC-7和SITC-9的竞争力比较强,这表明双方的竞争优势产品有所不同,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实力强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对于日本来说,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比较强。印度与日本在五大重合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并不激烈,这说明印、日之间的贸易竞争性较弱;从贸易互补性指数结果来看,在印度出口日本的十类产品中,SITC-0、SITC-2、SITC-3、SITC-5、SITC-6和SITC-8类商品的互补性较强,而日本出口印度的十类产品中,SITC-6、SITC-7和SITC-9类商品的互补性极强。此外,从印日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看到,两国商品贸易的形式中产业间贸易居多,而产业内贸易还比较少。在SITC-5、SITC-6类商品的印日的贸易往来较为活跃,这说明双方的贸易方式具有改变的可能性。总体来说,印日双边贸易状况呈现出贸易总量少、贸易结构稳中有变、贸易互补性较强的特点,并存在贸易关系不对称、贸易结构不平衡以及贸易摩擦加大的问题。其次,本文构造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贸易自由度以及金融自由度对双边贸易起着促进作用和交通运输成本高以及基础设施水平落后阻碍着双边贸易的发展的重要结论。从印日双边贸易潜力值来看,印度与日本的实际双边贸易额与贸易潜力值的差距保持在400-600亿美元之间,可见双方的贸易潜力并未完全发掘出并且存在着较大的潜力,但是双方的贸易潜力值随时间波动的幅度很小,这说明了双方之间的贸易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预计未来在短时间内印日双边贸易规模依然较小。最后,通过对本项的研究,得出一些有利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启示:其一,加强政治交流,增进互信水平;其二,针对贸易竞争互补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其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贸易效率;其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进贸易往来便利。
刘思瑶[6]（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柬埔寨经贸地理空间重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古以来,柬埔寨和中国就有着深厚的友谊,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2013年,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柬埔寨政府高层和学界学者都对其保持密切关注,柬埔寨领导更表示会全面支持、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柬埔寨居民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倡导的至柬埔寨旅游的中国人民也表示热烈欢迎。目前,柬埔寨进入“四角战略”第三阶段,向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方向努力奋进,努力实现人民的梦想,重申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使命和决心;中国刚完成“十三五规划”,开始实行“十四五规划”,努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现有关“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的文献研究较少,相关研究还没有很深入;有关中柬贸易发展研究还都停留在现状描述阶段,没有结合动态的数据分析,对如何实现中柬贸易深化发展的研究缺乏针对性。基于2001——2019年柬埔寨国内经济发展数据和经贸进出口数据,分析柬埔寨经贸发展特征,了解柬埔寨经济贸易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研究发现柬埔寨的经贸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在商品结构方面,柬埔寨经贸出口商品以材料类商品为主,但呈逐年下降趋势,进口商品结构较为稳定,以材料类商品为主。在空间分布方面,柬埔寨出口商品主要市场仍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德国、中国和英国,发生明显转向。进口商品市场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基于2001——2019年中柬经贸数据分析中柬贸易发展现状,研究发现:随着中柬贸易的发展,中柬经贸的贸易差也在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柬埔寨对中国进口额大于柬埔寨向中国出口额;中柬贸易在第十一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八类（皮革制品）和第十二类（鞋、帽、伞、杖、鞭等,及饰品）商品上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在柬埔寨经贸地理空间重塑方面,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柬埔寨经贸发展整体增长的趋势显现;2016年柬埔寨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进出口市场结构方面,美欧国家（地区）的权重有所下降,东亚国家（地区）所占比例上升,出口市场转向东亚地区的态势逐渐显现;商品结构方面,出口商品以材料类商品为主,依赖于欧美市场,但其所占比重是逐年下降的,也呈现出向亚太地区流动的局面。基于以上分析对柬埔寨经贸发展、中柬经贸合作进行总结和展望,在柬埔寨经贸发展方面,柬埔寨应该调控贸易逆差,扩大出口贸易;拓展出口商品市场,稳定进口贸易市场;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维持进口商品结构。在中柬经贸发展方面:要发挥中柬贸易互补性优势,优化商品贸易结构,提升柬埔寨对中国的出口,缩小中柬贸易差;柬埔寨应更加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改善境内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中柬经贸发展;借助中柬合资共建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促进中柬贸易发展。
闫亚娟[7]（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薛凤冠[8]（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柳直[9]（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表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张晨瑶[10]（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二、“十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开放的内涵 |
| 2.1.2 对外开放的内涵 |
| 2.1.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
| 2.2.1 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
| 2.2.2 强烈的风险意识 |
| 2.2.3 博大的国际胸怀 |
| 2.2.4 科学的思维方式 |
| 2.2.5 形象的语言风格 |
| 2.3 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关系 |
| 2.3.1 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提供丰富经验 |
| 2.3.2 以改革促开放,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 |
| 2.3.3 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 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 3.1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国际背景 |
| 3.1.1.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 |
| 3.1.1.2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 |
| 3.1.1.3 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 |
| 3.1.2 国内背景 |
| 3.1.2.1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 3.1.2.2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 3.1.2.3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
| 3.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2 列宁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1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3 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4 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交往和开放的思想资源 |
| 3.2.3.1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 3.2.3.2 郑和下西洋,“锐意通四夷”的睦邻友好交往思想 |
| 3.2.3.3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知夷情”“解夷事”“睁眼看世界”等开放思想 |
| 3.2.3.4 康有为、梁启超的开放思想 |
| 3.2.3.5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 |
| 3.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 3.3.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 |
| 3.3.2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 |
| 3.3.3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
| 3.3.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
| 4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1 根本理念: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 |
| 4.1.1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
| 4.1.1.1 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
| 4.1.1.2 扩大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 4.1.2 开放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 |
| 4.1.2.1 主动开放 |
| 4.1.2.2 全面开放 |
| 4.1.2.3 共赢开放 |
| 4.1.2.4 双向开放 |
| 4.1.2.5 公平开放 |
| 4.1.3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
| 4.1.3.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4.1.3.2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 4.1.4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
| 4.1.4.1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 |
| 4.1.4.2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
| 4.2 战略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
| 4.2.1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
| 4.2.1.1 打造东部沿海开放新高地 |
| 4.2.1.2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 |
| 4.2.1.3 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
| 4.2.2 完善对外开放贸易布局,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
| 4.2.2.1 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 4.2.2.2 推动多边、区域、双边贸易协同发展 |
| 4.2.2.3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 4.2.2.4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 4.2.3 完善对外开放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
| 4.2.3.1 稳步实施“引进来” |
| 4.2.3.2 积极推进“走出去” |
| 4.3 战略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 4.3.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3.1.1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 |
| 4.3.1.2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
| 4.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 |
| 4.3.2.1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
| 4.3.2.2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
| 4.3.2.3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
| 4.3.2.4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
| 4.3.2.5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
| 4.3.3 “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 |
| 4.3.3.1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
| 4.3.3.2 设施联通不断加强 |
| 4.3.3.3 贸易畅通不断提升 |
| 4.3.3.4 资金融通不断扩大 |
| 4.3.3.5 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
| 4.3.4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影响 |
| 4.3.4.1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
| 4.3.4.2 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辟广阔空间 |
| 4.4 重要支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1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定位与角色 |
| 4.4.1.1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
| 4.4.1.2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
| 4.4.2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2.1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 4.4.2.2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4.4.3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
| 4.4.3.1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展示中国担当 |
| 4.4.3.2 在经济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 |
| 4.4.3.3 在网络治理新兴发展领域承担中国责任 |
| 4.4.3.4 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贡献中国力量 |
| 4.5 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
| 4.5.1.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 4.5.1.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 4.5.1.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 4.5.1.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 4.5.1.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 4.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
| 4.5.2.1 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
| 4.5.2.2 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
| 4.5.2.3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
| 4.5.2.4 文化上坚持互鉴共存,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
| 4.5.2.5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 4.6 重要保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4.6.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
| 4.6.1.1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实基础 |
| 4.6.1.2 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
| 4.6.1.3 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
| 4.6.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 |
| 4.6.2.1 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4.6.2.2 树立“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周边关系 |
| 4.6.2.3 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 |
| 5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
| 5.1 思想维度 |
| 5.1.1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
| 5.1.2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 |
| 5.1.3 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 |
| 5.2 实践维度 |
| 5.2.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5.2.2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 |
| 5.2.3 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 |
| 5.2.4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
| 6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6.1 理论创新 |
| 6.1.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
| 6.1.2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 6.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
| 6.2 实践意义 |
| 6.2.1 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增添新动力 |
| 6.2.2 为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新空间 |
| 6.2.3 为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提供新平台 |
| 6.3 世界影响 |
| 6.3.1 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展示了中国力量 |
| 6.3.2 为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
| 6.3.3 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清前期对外贸易背景 |
| 二、清前期对外贸易政策 |
| 三、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情况 |
| 四、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中的商业、商人 |
| 五、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环境 |
| 第一节 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的背景 |
| 一、国际与国内环境 |
| 二、清与云南周边国家的关系 |
| 第二节 云南外贸交通环境 |
| 一、中央对交通发展的重视 |
| 二、主要外贸交通线路 |
| 第三章 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政策 |
| 第一节 贸易总体政策 |
| 一、朝贡贸易政策 |
| 二、边境贸易政策 |
| 第二节 云南与缅甸贸易政策 |
| 一、清缅战争前 |
| 二、清缅战争中 |
| 三、清缅战争后 |
| 第三节 云南与安南贸易政策 |
| 一、开放与关闭关口 |
| 二、设立通商章程 |
| 第四节 云南与南掌贸易政策 |
| 一、贡期变化与朝贡伴送 |
| 二、边境管理 |
| 第四章 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中的商品 |
| 第一节 云南与缅甸贸易商品 |
| 一、缅甸出口至云南的商品 |
| 二、云南出口至缅甸的商品 |
| 三、部分大宗商品 |
| 第二节 云南与安南贸易商品 |
| 一、铜矿产品 |
| 二、其他商品 |
| 第三节 云南与南掌贸易商品 |
| 第五章 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中的商人、会馆与商业市镇 |
| 第一节 商人与会馆 |
| 一、商人 |
| 二、会馆 |
| 第二节 对外贸易与商业市镇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对外贸易环境 |
| 二、对外贸易政策 |
| 三、对外贸易中的商品、商人与商业市镇 |
| 四、对外贸易影响 |
| 第二节 启示 |
| 一、关注对外贸易的政策体系建设问题 |
| 二、关注对外交通发展问题 |
| 三、关注云南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问题 |
| 四、关注商人与商业组织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5）印度与日本双边贸易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印日双边贸易合作研究 |
| 二、其他双边贸易合作实证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要素禀赋理论 |
| 第二节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一、产业内贸易理论 |
|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第三章 印度与日本经贸关系发展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印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 |
| 一、起步发展阶段(1952-1973) |
| 二、曲折发展阶段(1974-1999) |
| 三、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1) |
| 四、徘徊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第二节 印日双边贸易发展的现状 |
| 一、贸易规模分析 |
| 二、进出口市场分析 |
| 三、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印日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
| 一、印度与日本贸易竞争性分析 |
| 二、印度与日本贸易互补性分析 |
| 第四节 印日双边贸易的特点与问题 |
| 一、印日双边贸易的特点 |
| 二、印日双边贸易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日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潜力实证 |
| 第一节 模型的构建 |
|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介绍 |
|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模型适用性检验 |
| 二、模型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贸易潜力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一带一路”背景下柬埔寨经贸地理空间重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第2 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柬埔寨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
| 2.2 “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研究 |
| 2.3 中柬经贸合作研究 |
| 第3 章 柬埔寨地理 |
| 3.1 柬埔寨地理位置 |
| 3.2 柬埔寨行政区划 |
| 3.3 柬埔寨自然资源 |
| 3.4 柬埔寨经济发展 |
| 第4 章 柬埔寨经贸地理格局 |
| 4.1 柬埔寨经贸发展概述 |
| 4.1.1 柬埔寨经贸发展现状特征 |
| 4.1.2 柬埔寨经贸政策与法律的演变 |
| 4.2 柬埔寨进出口贸易结构 |
| 4.2.1 柬埔寨商品进出口市场结构 |
| 4.2.2 柬埔寨经贸商品种类结构 |
| 4.3 柬埔寨经贸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柬埔寨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 |
| 4.3.2 柬埔寨对外依赖性较大 |
| 4.3.3 柬埔寨基础设施较落后 |
| 第5 章 中国与柬埔寨经贸发展地理 |
| 5.1 中国与柬埔寨经贸往来简史 |
| 5.2 中国与柬埔寨经贸发展特征 |
| 5.2.1 中国与柬埔寨经贸总体规模上升 |
| 5.2.2 中国与柬埔寨经贸商品结构特征 |
| 5.2.3 中国与柬埔寨商品贸易互补性分析 |
| 5.3 中国与柬埔寨经贸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中柬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 |
| 5.3.2 柬埔寨较低的农业技术水平 |
| 5.3.3 柬埔寨薄弱的工业基础 |
| 第6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柬埔寨经贸地理空间转变 |
| 6.1 “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 |
| 6.1.1 柬埔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 |
| 6.1.2 “四角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
| 6.2 柬埔寨经贸规模扩大趋势明显 |
| 6.3 柬埔寨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地理空间分布 |
| 6.3.1 柬埔寨经贸商品结构及地理格局分析 |
| 6.3.2 柬埔寨经贸商品结构空间变化分析 |
| 6.4 柬埔寨经贸地理格局转变 |
| 6.4.1 柬埔寨经贸市场结构变化 |
| 6.4.2 柬埔寨经贸市场局部自相关分析 |
| 第7 章 柬埔寨经贸地理总结与展望 |
| 7.1 柬埔寨经贸地理格局转向 |
| 7.1.1 调控贸易逆差,扩大出口贸易 |
| 7.1.2 拓展出口贸易市场,稳定进口贸易市场 |
| 7.1.3 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维持进口商品结构 |
| 7.2 中国与柬埔寨贸易地理格局再造 |
| 7.2.1 发挥商品贸易互补性优势,优化商品贸易结构 |
| 7.2.2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柬经贸发展 |
| 7.2.3 借助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促进中柬贸易发展 |
| 第8 章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经济 |
| 1.4.2 经济建设 |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 1.5 创新之处 |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 2.1.1 青少年时期 |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 2.2.3 毛泽东思想 |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 3.1.3 东北时期 |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 3.2.2 调整工商业 |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十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4]清前期云南对外贸易研究[D]. 樊雨欣.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印度与日本双边贸易潜力研究[D]. 张婷.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6]“一带一路”背景下柬埔寨经贸地理空间重塑研究[D]. 刘思瑶.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8]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9]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10]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