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晋商兴盛的关键（论文文献综述）
崔志杰[1]（2021）在《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明清晋商创新精神研究》文中指出
赵常艳[2]（2020）在《晋商经营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示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晋商经营文化是晋商人在长期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义利文化和丰富的商业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它完美的体现出山西商人的智慧,是晋商取得成功的关键。晋商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经营文化,为后世企业在经营管理、职业道德等方面树立了典范。今天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许多的挑战。而晋商的经营文化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宏观调控、企业发展等提供宝贵的经验,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宏伟事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研究晋商经营文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以晋商经营文化的内容为依据,分别从经营价值观、经营精神和经营策略这三部分展开论述。首先从研究背景、意义、现状及创新之处等方面提出命题。其次分别从政府、企业和企业家的角度,应如何借鉴晋商经营文化的内容展开分析。以义制利、诚信为本,儒贾相通、重商立业,经商爱国、胸怀天下,唯贤是举、注重创新是晋商经营中所追求的价值观。晋商的经营价值观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现代企业文化的培养,企业的价值追求方面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晋商的经营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方面。通过古为今用,赋予了晋商精神新的时代意义。此外,晋商经营文化还启示当代企业家要传承经商爱国的高尚情操,培养企业家爱国济民的大情怀和奉献社会的大担当。晋商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重视商业信息,和气生财,紧抓机遇的经营策略,对处于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现代企业来讲,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借鉴晋商的经营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对于企业和企业家的调控的不同手段、对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立足和培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都有重要的启示。继承和发扬晋商经营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王飞[3]（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王晋丽[4]（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韩晓敏[5]（2020）在《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应该成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才也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商业团队,他们坚持以德为先的伦理道德,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创新、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这些精神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道德建设的要求,也是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当代大学生需要具备的道德品质。因此,将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挖掘晋商的优秀品德,提炼出晋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优良品格和传统,探究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寻找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从而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晋商精神的内涵及产生的历史条件。晋商精神内涵丰富,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底蕴和地理因素。第二部分为晋商精神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晋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创新、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具有继承性、超越性、教育性等特征。第三部分分析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内在精神素质,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四部分对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进行分析阐述,包括要坚持正确的融入原则和导向,高校要发挥校园文化、实践活动、网络媒体的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也要为晋商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必要的外部坏境。
张楠[6]（2020）在《明清时期南太行地区山西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文中指出南太行地区现存数量众多的金龙四大王庙,金龙四大王是运河与黄河地区保佑水运平安的神灵,通过关注为什么金龙四大王信仰会出现在不具有水运条件的南太行地区这一问题,进而考察南太行地区大王庙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关系。主要通过大王庙中现存庙宇碑刻材料展开研究,同时综合运用历史地理、田野调查、民间文献学等方法。南太行地区大王庙大多位于村落边缘的河流边。南太行地区有的大王庙中金龙四大王仍然维持谢绪的神灵形象,其功能仍然是保佑水运平安,这些多为商人祈求出外行商水运时的平安。另一些大王庙中大王已经被解释为龙王,其功能为防患水患,普通村民也多有信奉。大王庙最初由商人带回南太行地区,这些商人主要是在运河或黄河地区经商,涉及铁业、丝织业与布业、典当业、戏曲等行业。商人与大王庙有密切关系,商人因大王有灵验事件,为感谢神恩而兴修大王庙。大王庙兴修的组织主要是通过大王会来进行,这和其他庙宇由村社来组织不同。商人为大王庙的兴修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外地为大王庙募化捐资。南太行地区金龙四大王庙是由在外经商的商人带回家乡,这是商人推动信仰传播的典型案例。
张艳鑫[7]（2020）在《锦生润票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西票号是山西商人商业经营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顶峰的阶段性成果和标志性成就。它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又是最广泛、最直接的见证者。锦生润票号于1903年在太谷成立,1917年歇业,前后经营15年。锦生润票号诞生在清末票号业扩张的高峰时期,整体处于山西票号巅峰走向衰落的阶段,虽然经营时间不长,却从开始便取得较高利润,因而被称为太谷帮的“后起之秀”。祁太平地区繁荣的商业、成熟的票号机制、掌柜的业务水平、曹家雄厚的资本以及道路邮递系统的完善等都是锦生润票号成熟发展的重要因素。山西票号的书信是重要的金融工具,锦生润凭借书信专门化的金融经营与其他的金融要素一起完成了票号业务的办理。锦生润信稿不仅勾勒出其发展脉络,而且折射出该时期长城沿线及东北地区商业发展的整体情况,蕴含着丰富的商业信息,对金融史、货币史以及城市史都有独到的价值。锦生润在业务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反映出祁太平地区对各分号有力的资金支持。地域分布上,除了在位于长江流域的汉口短暂开设分号外,锦生润票号各分号鲜明地分布于长城沿线和东北一带。时间上,锦生润经历晚清民国,在1906年到1910年发展到顶峰,在辛亥革命时期开始衰落。锦生润票号的兴起和衰败始终与曹家的商业经营保持紧密的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动乱环境以及新兴银行的出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等都是使锦生润票号走向衰落的因素,但它的衰败根本上是祁太平金融市场的整体萎缩和自身的利润负增长导致的。锦生润的辉煌和衰落是山西票号整体性衰败的写照,因而锦生润作为票号成熟发展的典范,是研究中国金融史等学科依托的重要个案。
陈添翼[8]（2020）在《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账局萌芽于明末,成熟于康乾之际。账局兴衰发展的演变轨迹,可以窥探到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实际。账局的兴起、发展与全国商品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长途贩运、汉蒙民族贸易与恰克图贸易的兴起,扩大了商业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京债经营机构、印局、当铺等其他金融机构,为了满足扩大了的商业需求开始扩充业务,向工商业放款,当对工商业放款在其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账局经营必将走向专业化、专门化。账局专门从事辅助商业周转的金融借贷,以获取利息为主要目的,为商业运转提供资金支持。账局作为独立的行业分享了商业的部分利润。账局的制度设计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量身定制,并不适应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因而其被社会淘汰成为必然。账局的组织制度与经营管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账局的组织管理采用合伙制,账局由银股（钱股）和身股（人力股）两部分构成,银股和身股按股俸共享经营所得利润。账局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完全分离为主,但不排除不完全分离的情况存在。在账局经营中银股负无限责任,而身股在营业亏累时,无分红可分,但每年仍可支取一定的应支银,负有限责任。账局的原始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人与商号以及官僚等,其经营资本主要来自股东投入的原始本银以及对外吸收的存款。账局的利润来源以出放借款所得利息为主,对外投资其他商号的分红与应支、银两的平色余利收入、银钱买卖收入、汇费及兼营其他商业的收入,占据一定的比例。在账局盈利情况下,支出结构中营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较大,经营性支出的比重相对要小些,反之则出现亏损。而疲账撇除所占比例影响账局的盈利情况。在正常情况下,账局的资本收益率大致在10%——20%之间。账局有限地吸收存款,以放款的出放量为标准,量出为入,当贷款放不出去时,即使是相熟客户,也会催促其将存款取回。其存款的主要来源为确实进行工商业经营的商人或商号。账局吸收存款要与客户开立约、票、帖、凭折等凭证,甚至业务往来频繁的相熟客户,不需开立何凭证,只需登注入双方账簿上即可。账局并未发展到将民间社会闲散资金以存款的方式吸纳组织起来,做为金融资本借贷给工商业运营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质上,账局是中国银行的早期阶段。账局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进行放款,商号组织均为无限责任制,商号股东的资产均可作为贷款偿还的来源。账局对放款严格管理,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客户的动态信息,以真实的商品交易为背景的商人或工商业字号为主要放款对象等因素,决定了账局采用信用放款的可行性及稳定性。账局自成立伊始就专门为工商业运行融通资金,进而开展了借贷业务,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业务,为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商号进行债权债务清算服务。其清算方式可以通过账簿直接拨兑,也可以通过信札下达支付命令。账局的清算主要在同时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商号间进行,这与上海钱庄的结算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账局是地方化、区域化的民间金融机构,其对外存放款遵循当地金融市场的借贷习惯。
杨帆[9]（2020）在《清代晋中商人家族对内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晋中地区崇商之风逐渐盛行,推动了商人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商人家族的来源以本地原住民为主,随着其不断壮大,家族分支日益增多。但因商业发展需要采取分家不分业的合股经营方式,使得各支族间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又为家族持续发展提供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商人家族这种“大家族——小家庭”的发展模式下,族长与各堂当家人协调配合,实现了对家族事务的有效处理,共同确保了商人家族的持久兴盛。晋中商人家族十分重视对宅院、祠堂和坟地等族产的管理。其中宅院管理重在严格划分功能区、建立账簿制度和完善防御措施。祠堂管理强调规范建设和对祠堂资金收支的严格控制。坟地管理则把保护风水和产权放在重要地位。晋中商人家族通过对族产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为家族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的稳定和发展,晋中商人家族积极加强对族人日常生活的管理,尤其是将家族救济与族内富人协济相结合,制定救济规条,开展济贫扶弱、养老慈幼和助济婚丧等活动,一定程度上给族内弱势群体的生活以保障,缓和了矛盾。此外,家族还以规训劝诫和立约等方式来预防纠纷的产生,当纠纷发生时遵循先调解后告官的原则尽量减少诉讼。商人家族对族人社会生活开展积极有效管理,对维持宗族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发展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族人的思想管理方面,晋中商人家族先以祠祭和墓祭的方式强化族人的一本观,又通过修家谱和绘神轴来巩固宗族观,明确了家族世系,进一步强化了族人的尊祖敬宗观念;同时将家训引导和族规惩戒相结合,家族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协调,共同引导族人向善,并加强对子孙勤俭、诚信和重义等商德的培养。家族通过思想管理,不仅有助族人在尊祖敬宗观念下形成强固整体,而且能促进家族商业的长久发展。清代晋中商人家族通过对内管理增强了自身实力,方便了其与官府互动以及发展与名绅的关系,也使他们在地方公益事业建设中得以发挥巨大作用,由此提升了家族地位和影响力。但由于晋中商人家族维护的是尊卑等级秩序的稳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因此,当代政府应该引导家族在发挥自我管理作用的同时积极适应时代潮流,协调好家族与地方和国家的关系,以实现共同发展。
姬海南[10]（2019）在《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商业习俗作为民俗学尤其是经济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反映了商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态势和行为准则,并对商业行为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商业习俗不仅在过去,还是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业习俗实用功能的研究价值愈发凸显,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商业习俗的研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比如缺乏高屋建瓴的学术理论指导,未形成一定的研讨气候,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商业习俗的泛化描写,缺乏对古今商业习俗社会变迁的探讨等等。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为商业习俗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还衍生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新的衣、食、住、婚丧、娱乐等习俗,对蒲州当地社会和俗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有利于我们了解特定地域俗民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模式、社会风气和思维方式。有鉴于此,笔者选取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商业习俗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中展开相关研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的商业习俗事象包括广告习俗、交易习俗、行会管理习俗、商业禁忌与祭祀习俗等进行系统描述和梳理,同时对这一时期蒲州商业习俗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发展变迁等展开深入探讨,进而对蒲州商业习俗的文化内涵、时代价值意义进行概况和归纳。在完整的时空坐标中全面审视俗民群体所创造和传承的商业习俗活动,弥补以往研究中对俗民生活和精神关注的缺失。文章通过对蒲州地区相关商业习俗文化的深入描述,致力于建立较为完整的商业习俗文化的研究体系框架,填补相关方面的研究空白,同时极力发掘传统商业习俗文化的合理内核,以期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者有所裨益。论文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交待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及难点。第二章主要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蒲州商业兴起和繁荣发展的历史,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进行简要描述和分析。第三章至第五章综合运用民俗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蒲州地区的商业经营习俗、交易习俗和行会管理习俗等,进而剖析蒲州商人的精神领域和蒲州商业习俗的内在演化过程。第六章探讨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和俗民生活的影响。最后在文末结语处通过对社会转型时期蒲州商业习俗传承与变异形式的总结和归纳,分析其对当今中国商业发展的时代启示。
二、明清晋商兴盛的关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晋商兴盛的关键（论文提纲范文）
（2）晋商经营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晋商经营文化的概述 |
| 2.1 晋商的经营价值观 |
| 2.1.1 以义制利,诚信为本 |
| 2.1.2 儒贾相通,重商立业 |
| 2.1.3 爱国济民,注重创新 |
| 2.1.4 唯贤是举,胸怀天下 |
| 2.2 晋商的经营精神 |
| 2.2.1 勤俭谨慎的敬业精神 |
| 2.2.2 敢冒风险的进取精神 |
| 2.2.3 同舟共济的群体精神 |
| 2.3 晋商的经营策略 |
| 2.3.1 审时度势,灵活机动 |
| 2.3.2 薄利多销,重视商业信息 |
| 2.3.3 紧抓机遇,和气生财 |
| 第3章 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启示 |
| 3.1 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向企业实施宏观调控的启示 |
| 3.1.1 加强市场经济中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共同发展 |
| 3.1.2 处理好企业间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和谐相处 |
| 3.1.3 提供政策支持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
| 3.2 晋商经营文化对政府向对企业家实施宏观调控的启示 |
| 3.2.1 加强企业家征信体系建设,规范企业家行为 |
| 3.2.2 加强积极的价值引导,提高企业家道德素质 |
| 3.2.3 完善人才政策,提高企业家的知识能力素质 |
| 第4章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启示 |
| 4.1 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
| 4.1.1 树立同舟共济的群体意识 |
| 4.1.2 树立信誉为本的经营意识 |
| 4.2 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是企业发展的保证 |
| 4.2.1 树立创新观念 |
| 4.2.2 树立任人为贤观 |
| 4.3 树立正确的经营战略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
| 4.3.1 审时度势,抓住市场机会 |
| 4.3.2 重视收集了解市场信息 |
| 4.3.3 树立远大的商业追求 |
| 4.3.4 竞争中讲求和谐是企业发展的保证 |
| 第5章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家的启示 |
| 5.1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培养的启示 |
| 5.1.1 积极作为,培养新时代进取精神 |
| 5.1.2 团结互助,培养新时代群体精神 |
| 5.1.3 传承美德,培养新时代敬业精神 |
| 5.2 晋商经营文化对企业家价值观塑造的启示 |
| 5.2.1 树立胸怀天下的大格局 |
| 5.2.2 树立爱国爱民的大情怀 |
| 5.2.3 树立奉献社会的大担当 |
| 第6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1.关于晋商的研究 |
| 2.关于晋商精神的研究 |
| 3.关于利用晋商精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晋商精神的内涵及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晋商精神的内涵 |
| 1.晋商 |
| 2.晋商精神 |
| (二)晋商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 |
| 1.晋商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晋商精神产生的文化底蕴 |
| 3.晋商精神产生的地理因素 |
| 二、晋商精神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一)晋商精神的主要内容 |
| 1.诚实守信——晋商的成功之道 |
| 2.开拓创新——晋商的智慧胆略 |
| 3.和衷共济——晋商的团队精神 |
| 4.务实经营——晋商的职业素养 |
| 5.经世济民——晋商的社会担当 |
| (二)晋商精神的特点 |
| 1.继承性 |
| 2.超越性 |
| 3.教育性 |
| 三、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
| (一)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内在精神素质 |
| 1.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
| 2.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
| 3.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
| (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
| 1.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2.拓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 (三)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1.晋商精神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
| 2.传承晋商精神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途径 |
| 四、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
| (一)坚持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
| 1.坚持政治性和思想性原则 |
| 2.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
| 3.坚持摒弃与传承相结合原则 |
| (二)构建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校路径 |
| 1.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感染作用 |
| 2.强化实践活动的巩固作用 |
| 3.增强网络媒体的宣传作用 |
| (三)营造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 |
| 1.政府要积极挖掘晋商精神的内涵及价值 |
| 2.创造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明清时期南太行地区山西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金龙四大王信仰与南太行地区的商人概况 |
| 第一节 金龙四大王信仰及其传播 |
| 一、成神过程 |
| 二、敕封过程 |
| 三、信仰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太行地区商人 |
| 第三节 南太行地区的大王庙 |
| 第二章 南太行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
| 第一节 从庙宇坐落看金龙四大王信仰 |
| 一、良户村大王庙个案分析 |
| 二、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金龙四大王的形象的维持 |
| 一、金龙四大王水运神形象的维持 |
| 二、金龙四大王的配祀神灵 |
| 第三节 金龙四大王形象变迁与地方化 |
| 一、大王从谢绪到龙神的转变 |
| 二、大王阁体现的大王神灵形象 |
| 第三章 兴建金龙四大王庙的商人 |
| 第一节 商人的行商区域 |
| 一、周村镇大王庙 |
| 二、古寨大王阁 |
| 三、石桥口大王阁 |
| 四、西郜大王阁 |
| 五、圪旦大王阁 |
| 六、大阳镇东西大王庙 |
| 七、兴建大王庙商人行商区域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商人在行商区域的商业情况 |
| 一、各行商区域经商商业情况 |
| 二、商人经营的行业情况 |
| 第四章 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 |
| 第一节 商人修庙的原因 |
| 第二节 庙宇兴修的组织方式 |
| 第三节 商人募化捐资 |
| 一、商人募化 |
| 二、良户商人王天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锦生润票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结构安排与方法论 |
| 第一章 锦生润票号的诞生 |
| 第一节 山西票号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太谷帮票号概述 |
| 第三节 锦生润票号的诞生的时代背景与条件 |
| 第四节 锦生润票号诞生考述 |
| 第二章 锦生润票号的发展 |
| 第一节 锦生润票号金融经营的机制 |
| 第二节 锦生润票号金融经营区域与分号设置 |
| 第三节 锦生润票号金融经营的特殊性 |
| 第四节 锦生润票号金融经营的绩效——以锦生润票号账册为重点 |
| 第三章 锦生润票号的消亡 |
| 第一节 锦生润票号收歇过程考述 |
| 第二节 锦生润票号收歇时代背景 |
| 第三节 锦生润票号解体后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六、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账局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账局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账局的起源 |
| 第三节 清代账局的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账局的资本及经营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账局的资本组织形式——合伙制 |
| 第二节 账局经营资本的来源及其构成 |
| 第三节 账局的收支结构与盈利 |
| 第三章 账局的业务与功能 |
| 第一节 账局的存款业务 |
| 第二节 账局的放款业务 |
| 第三节 账局的结算功能 |
| 第四节 账局的其他业务 |
| 第四章 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二节 太谷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三节 平遥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四节 祁县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五节 多伦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五章 账局与金融市场 |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放款与利率行市 |
| 第二节 账局与标期制度 |
| 第六章 账局的衰落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账局的概况 |
| 第二节 账局衰落的原因探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清代晋中商人家族对内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晋中地区商人家族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晋中地区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 |
| 一、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 |
| 二、推崇商业的社会风气 |
| 三、贾而好儒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晋中地区商人家族的建构过程 |
| 一、商人家族的来源 |
| 二、商人家族的形成 |
| 第三节 晋中地区商人家族的发展结构 |
| 一、从大家族向小家庭发展的趋势 |
| 二、以商人为核心的父权家长制 |
| 第二章 晋中地区商人家族的族产管理 |
| 第一节 家族对宅院的管理 |
| 一、严格划分宅院功能 |
| 二、统一管理院内开支 |
| 三、注重保护宅院安全 |
| 第二节 家族对祠堂的管理 |
| 一、制定祠堂管理规范 |
| 二、严格经管祠堂资金 |
| 第三节 家族对坟地的管理 |
| 一、精心选择坟地 |
| 二、加强产权保护 |
| 三、积极修护坟茔 |
| 四、严格规定葬制 |
| 第三章 晋中地区商人家族的生活管理 |
| 第一节 开展族内救济 |
| 一、家族对弱势群体的救济 |
| 二、族人之间的互助救济 |
| 第二节 预防与解决纠纷 |
| 一、竭力预防纠纷发生 |
| 二、遵循先调解后告官 |
| 第四章 晋中地区商人家族的思想管理 |
| 第一节 强化家族一本观 |
| 一、定期开展祠祭与墓祭 |
| 二、勤修家谱与绘制神轴 |
| 第二节 培养族人道德规范 |
| 一、引导族人向善 |
| 二、重视商德教育 |
| 第五章 晋中地区商人家族提升社会地位的方式 |
| 第一节 结交官绅以提升地位 |
| 一、积极与官府互动 |
| 二、发展与名绅关系 |
| 第二节 参与公益以扩大影响 |
| 一、开展赈灾济贫 |
| 二、建设基础设施 |
| 三、发展教育事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时间、区域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3.2 蒲州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5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及难点 |
| 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1 蒲州商业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
| 2.1.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 2.1.2 社会人文历史因素 |
| 2.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概况 |
| 2.2.1 明初—清中叶:蒲州商业的兴盛与发展 |
| 2.2.2 清中叶—20 世纪初:蒲州商业曲折发展,由盛转衰 |
| 2.2.3 “十年省政建设时期”:蒲州商业出现短暂繁荣 |
| 2.2.4 抗日战争时期:蒲州商业全面衰败,退出历史舞台 |
| 2.3 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4 小结 |
| 3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经营习俗 |
| 3.1 蒲州商业广告习俗 |
| 3.2 蒲州商号店铺的经营之道 |
| 3.2.1 知人善任,量才录用 |
| 3.2.2 热情待客,服务周到 |
| 3.2.3 生产销售,经营有方 |
| 3.2.4 号规严格,赏罚分明 |
| 3.3 小结 |
| 4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交易习俗 |
| 4.1 集市庙会习俗 |
| 4.2 货币流通习俗 |
| 4.2.1 当铺 |
| 4.2.2 钱庄 |
| 4.2.3 近代银行 |
| 4.3 小结 |
| 5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行会管理习俗 |
| 5.1 蒲州传统商业行会组织 |
| 5.1.1 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 |
| 5.1.2 地缘组织:商帮与会馆 |
| 5.2 由行会向近代商会的过渡 |
| 5.3 蒲州商业行会组织的信仰与禁忌 |
| 5.4 小结 |
| 6 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6.1 引起了蒲州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职业结构的改变 |
| 6.2 引领了社会风尚的变化 |
| 6.2.1 经商之风的盛行 |
| 6.2.2 儒贾之风的盛行 |
| 6.3 促进了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
| 6.3.1 带来了服饰、饮食、建筑、婚丧等习俗的多样化 |
| 6.3.2 “商路即戏路”:推动了蒲剧的产生与繁荣 |
| 6.4 大力扶持社会公益事业 |
| 6.4.1 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
| 6.4.2 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
| 6.4.3 修筑公共基础设施,积极维护地方治安 |
| 6.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明清晋商兴盛的关键（论文参考文献）
- [1]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明清晋商创新精神研究[D]. 崔志杰.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2]晋商经营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示的研究[D]. 赵常艳. 沈阳工业大学, 2020(01)
- [3]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4]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5]晋商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韩晓敏.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6]明清时期南太行地区山西商人与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D]. 张楠. 河北大学, 2020(08)
- [7]锦生润票号研究[D]. 张艳鑫. 山西大学, 2020(01)
- [8]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D]. 陈添翼. 河北大学, 2020(03)
- [9]清代晋中商人家族对内管理研究[D]. 杨帆.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D]. 姬海南.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