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期间的湖北经济运行走势分析与对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赖晓敏[3]（2021）在《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技兴农战略下,中国农业专利事业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的研发不平衡与转化不充分问题愈发突显。得益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发展,中国农业专利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专利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且增速不断加快,后发优势明显,在特定技术领域实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跨越。与此同时,专利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研发不平衡、转化不充分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在数量布局、质量层次和研发主体结构上存在失衡现象,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的加速扩张与农业经济的增速放缓不相适应,二者的脱钩反映出农业专利的质量不高与应用转化不足。对此,围绕如何量化并解释中国农业专利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研究依次从专利数量、专利质量和专利经济效果三方面入手,综合利用专利文献计量、空间计量经济学、二元选择模型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在量化把握农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水平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农业专利产出数量水平的均衡收敛机制,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的长期优化机制,以及农业专利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转化扩散机制,并据此提出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专利研发与转化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1）中国来源和受理的农业专利规模整体不断扩大,1985-2019年中国来源和受理的累计农业发明申请、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数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一;中国农业专利多布局在以植物栽培、农药、饲料、养殖管理和肥料等小类为主的农业生产领域和以食品饮料加工处理小类为主的食品加工领域;首要应用行业是以农业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业中间品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制造业,其次是以各种农作物种植栽培为主的农林牧渔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是研发主力,个体占比趋于下降。整体上,专利数量和申请人规模在1985-1995年技术引进期较小,此后进入技术发展期,并在2008-2019年技术发展期第二阶段加速增长;不同技术领域和研发主体的技术生命周期演进存在一定差异。（2）中国农业专利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分布,数量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中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且各区域研发主体结构不同;数量水平的省域分布高度失衡,失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区域内相对均衡;数量水平分布具有负空间自相关性,省域分布以低高聚类为主,其次是高低聚类。发明申请和实用新型水平的省域分布呈绝对β收敛,且在技术相似和产业相似两种关联矩阵下的收敛速度快于反距离和邻接关系两种地理矩阵,而科研机构和企业三类专利水平均呈绝对β收敛,个人则仅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水平收敛;引入控制变量后,全样本和各主体的三类专利水平仍呈现条件β收敛,其中技术市场发育对各专利水平增速均有促进效果。（3）中国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符合技术生命周期演化特点,在1996年进入技术发展期之后质量水平被稀释下降,质量综合指数由期初的0.70降至期末的0.40,质量的子维度技术通用性、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在发展期有所下降;空间分布上,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呈现东高西低特点,三者分布在前期呈现一定的空间失衡,而技术通用性和综合质量水平始终较为均衡。专利规模扩张也带来泡沫专利规模的上升,累计泡沫23,135件,整体泡沫化程度为11.70%,泡沫规模在2008-2019年呈加速上升趋势,但泡沫化程度略有下降;泡沫专利空间格局与农业专利总量格局一致,即东多西少,省域分布由失衡转为均衡,但本土专利的泡沫化程度远高于境外来源专利。无论是Logit、Probit和异方差Probit模型,还是随机森林和BP神经网络算法,各方法对非泡沫专利的预测精度均趋于100.00%,但在泡沫专利的预测上,仅随机森林算法在训练样本内有99.24%的预测精度,其余方法均有明显第一类错误。（4）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及其构成受本地和相关地区农业研发要素投入、研发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中研发人员投入在关联矩阵下对专利技术创新性和法律经济的间接效应为负,经费投入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直接效应为正,对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均为负;科研机构发育对技术创新性具有正向间接效应,企业发育在地理矩阵下对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为正,在关联矩阵下对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基础研究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负,技术市场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正,科技转化服务对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对临近地区技术创新性的间接效应为正,信息化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但对经济价值为正。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专利的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具有累积性,受经济价值影响,综合质量在地理矩阵下具有累积效应,在关联矩阵下具有收敛性;动态模型中上述长期边际效应依旧成立,并进一步证实长期与短期效应的作用方向多相反。（5）以种植业为例,各空间模型中农业有效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并大于普通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农业专利同时存在地理临近和技术供需联系两种扩散渠道;反距离矩阵、邻接关系矩阵、技术相似矩阵和产业相似矩阵四种空间权重下,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总贡献分别为12.30%、12.72%、13.41%和13.16%,贡献率仅次于化肥（50.00%左右）和劳动（20.00%左右）投入,与机械投入（10.00%左右）相近;专利对农业经济的总贡献效应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四种矩阵下的直接效应分别为11.97%、16.07%、18.29%和14.36%,而间接效应分别为0.33%、-3.35%、-4.88%和-1.21%,这种差异化的间接效应表明专利的空间溢出包含由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辐射增益效应和农业物候相似凸显的专利权负向排他效应两部分。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三个方面:（1）拓展并验证了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关联。在探讨农业科技研发绩效和经济贡献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反距离矩阵和邻接关系矩阵刻画的常见地理溢出效应,还基于夹角余弦定理拓展并检验了技术和产业结构相似地区间的技术供需关联溢出效应。（2）基于专利视角测度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相比以往研究采用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变量,专利作为应用研究的直接成果,避免了兼顾基础研究的政府经费投入会夸大实际技术研发支出,并能全面涵盖科研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各类技术研发主体。（3）探索了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综合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三个维度构建质量评价体系,系统量化了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现状格局,并讨论了研发要素投入、科研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对综合质量及其子维度构成的影响。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王刻铭[5]（2020）在《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种植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饮茶人口,茶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发展出独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叶产业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茶农收入、出口创汇乃至文化输出中均有着独特的作用。当前,茶叶产业发展较快,茶叶生产加工日趋规范化、标准化,无论是国内茶叶消费量、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在全球茶叶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可忽视的是,单产低、茶园面积与产量不成正比、出口品类结构不平衡、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程度不高、集约化规范化品牌化程度低,我国茶叶产业“大国小茶”,“大而不强”特征依然存在。茶叶产业面临着机遇与危机、优势与不足并存的局面,如何充分发挥自身发展优势,有效克服发展中的不足,是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对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进行研究,对于我国茶叶产业的持续科学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立足于中国茶叶产业现状,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相互需求理论”产业竞争力理论,构建研究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模型和测算指标体系。运用UN Comtrade链接WITS数据库中的样本数据,测算了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份额、产业内贸易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品出口价格,将测算结果与全球主要茶叶出口国进行对比,探索了中国茶叶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情况与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在1992～2017年间,中国茶叶国际市场占有率呈现出明显的“U”形走势,先下滑-后筑底稳定-再回升;中国茶叶属于典型的产业间贸易模式,近几年产业内贸易趋势出现细微显现,并不明显;中国茶叶出口在1992～2002年期间具有极强比较优势,而从2003～2017年间则下降为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出口价格也呈现出明显的“U”形走势,并在2017年突破前期记录,不断攀升。从中国四个茶叶品种不同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指标测算结果来看,中国绿茶的国际市场份额、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明显高于红茶,但中国红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产品出口价格又明显高于绿茶。为了检验实证结果,根据钻石理论的四维要素,构建了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影响机制的统一检验框架,建立了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钻石四维模型,最后得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土地生产效率、市场化改革、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茶叶及其四个贸易品种国际竞争力的四个方面——国际市场份额、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优势、出口价格,在大部分情况下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的现状,综合实证分析、影响机制研究的结论,文章认为,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既需要茶企的创新与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在战略发展层面,提出了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研发创新、价值提升和营销模式优化等四点对策,在产业发展方面提出了坚持延伸产业链,促进茶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升土地生产效率、坚持科教兴茶理念,提高茶叶产业的科技含量,整合品牌资源,提升行业竞争力、加强外部环境整顿,确保市场有序发展、落实财政支持政策确保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六个方面的提升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对我们茶叶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格。
王翔[6]（2020）在《中国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测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碳金融市场作为各国政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生的特殊金融产物,自其出现之日其便备受关注。碳金融市场具有市场分化、拥有标的物、金融产品及衍生品丰富等传统金融市场属性,但其交易标的物为无实体意义的温室气体;因其本身就是因政策而产生的市场,因此受政策影响较大,所面临的波动风险也显着高于其他金融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低碳经济成为当下的发展主流,我国碳金融市场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中必将承担重要角色。由于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建设起步较晚,各项市场配套设施尚不完善,市场管理水平亟待提升,此类问题导致我国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频繁且剧烈,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极其突出。研究测度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有助于为市场各方提供控制风险的策略,提升碳金融市场运作效率,增强市场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从宏观角度对碳金融市场的风险形成机制、风险诱因及国内外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选取我国五个具有代表性的碳金融市场的碳现货价格收益率数据进行统计特征分析,根据统计特征分析结果进行价格及收益率波动讨论分析;对各试点碳金融市场的市场波动性通过T-GARCH模型进行测度及波动集群性进行分析讨论。其次利用T-GARCH模型消除影响VaR风险测度准确性的相关统计特征后对各市场进行VaR风险测度,综合市场波动性和VaR测度的结果,从风险波动持续性、风险波动趋势、风险波动幅度、风险波动集群效应以及VaR值波动程度等五个方面,对五个碳金融市场的测度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讨论,探究其产生风险的根本原因。然后从宏观角度,将市场发展现状与政策环境考虑入内,并结合微观的数据实证分析结果,全面的考察分析中国碳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程度与产生的原因。T-GARCH-VaR模型结果显示:选定的五个中国碳金融试点市场的市场风险波动程度具明显差异,受国家及国际层面宏观政策影响的风险波动持续性与受微观地方性政策影响的风险波动走势之间无明显一致性;对反映市场好坏的风险波动持续性与反映市场参与者情绪风险波动集群效应对比来看,可发现二者之间同样并无显着的同步变化;而市场波动集群效应与VaR值波动程度具有明显同步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本文为我国控制市场波动风险提出完善体制建设、加强行业协会监督作用、加速碳金融创新的建议,并为我国未来控制市场风险从宏观层面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
许浙川[7]（2020）在《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文中指出在高质量成为教育发展重要取向的当下,推进学前教育普及依然是当前中国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确定了普及学前教育的重要目标。纵观以往学前教育普及研究多是从某一侧面进行切入或研究某一主体在其中的作用,缺乏对学前教育普及问题的整体性关照。本研究所提出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便是以一种生态性的视角来整体分析学前教育普及的道路选择问题。在微观研究盛行的时代,适当的中宏观研究实属必要。本研究围绕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应答而展开,寻求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提升之道,以达到推进学前教育普及的目的。论文整体分为导言、正文（六章）和结语三大部分。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并围绕着承载力、教育资源承载力、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三个概念对以往研究做出梳理与述评。第一章是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理论初探。本章在对承载力历史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学前教育现实,提出了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并对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承压结构、现实样态、总体特征等进行了深度解构与阐述,为后续论文的展开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该章还对支撑承载力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阐释。第二章是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历史循迹。本章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承压结构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即快速恢复期（1979-1992）、持续徘徊期（1993-2009）、优化提升期（2010至今）。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历史追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与经验启迪。第三章是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困境遭遇。本章以历史背景和园长的访谈资料作为基础,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现实样态作为问题分析的框架,具体呈现了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在情境弹性力方面存在区域供能低下和赋权不足的困境;在资源基础力方面存在资源区域失衡和结构失衡的困境;在管理形塑力方面存在管理缺位、信息时滞和激励阙如的困境。第四章是以静态关照的方式回应承载力的困境遭遇。静态关照的核心便是深入挖掘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静态形态,以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即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建设。指标建设过程采用了三种方法,即用文本分析法从39份政策文件中提取承载力的相关要素;用德尔菲法对所提取的要素及其指标话语表达进行专家判断并生成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量化处理生成承载力指数以展示一种承载力的计算方法。通过对省级数据测量,我们发现我国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逐步从阶梯状分布转变为“中部塌陷”的状态,东部保持领先优势、西部强势崛起、中部发展滞后。第五章是以动态把握的方式回应承载力的困境遭遇。动态把握的核心便是系统把握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形态,即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机制。同时,文章详细解析了平衡机制内部的驱动系统、承压系统和响应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明确高效运行的平衡机制应该具有螺旋上升的线路地图、激励相容的主体关系、信息通畅的系统网络和制度明晰的系统结构。第六章是基于静态关照与动态把握,以及国际经验参考的背景下生成本土的具体行动策略。本章首先扩展了研究的国际视野,选择了两个具有不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路径的西方大国（即美国和英国）作为国际经验参考。其次基于前述分析,从理念之维、制度之维、工具之维提出具体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的本土策略。在理念层面,需要确立可持续发展与循证实践的理念;在制度层面,需要改革学前教育供给与管理制度;在工具层面,需要组建承载力数据系统和专业评价机构。结语是对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未来展望。此部分通过对前述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总结,阐述了承载力所应具有的三重向度,即内含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内置生态型思维的把握方式、内生承载力测量的评价工具,为未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提供合理取向。
张艳超[8]（2019）在《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正在引领全球教育的前进方向,“全纳、公平、优质、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的核心发展理念。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如何创新办学模式,改善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办学空间,已成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办学院校以及劳动力市场普遍关切的问题。本论文以生态系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框架,探索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数学建模法、情景预测法和访谈法,研究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演变过程及综合发展水平;探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现实困境、办学空间及发展趋势;关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改革发展路径。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系统演变是外部环境与办学群落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先后经历“一枝独秀”“双雄并举”“三足鼎立”等三个发展阶段,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群落整体发展处于生态失衡状态,不能有效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同时,我国不同地区人力资源存量、继续教育机会、继续教育资源的差距较大,导致办学群落区域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滞缓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推进步伐。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即将来临,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将逐步进入“融合统一”的发展阶段。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我国31个省（区、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演化形成三个发展方阵,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而发生演变。结合生态学规律可知,解决供需矛盾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教育政策主导下的异发演替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演变的主要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追求的办学目标,新时期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改革任务是提高质量、促进公平、改善环境、优化结构。综合分析,本文提出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发展建议:一是提升各省（区、市）办学自主权,采取区域推进方式进行差异化改革,第一方阵重点探索教育引领创新,拓展办学发展空间,第二方阵重点聚焦教育质量保障,提升院校办学水平,第三方阵重点推进信息技术应用,改善现有办学生态;二是明确系统整体办学生态位,生源输入环节建立基于师生比的规模生态位,办学群落优化结构生态位和质量生态位,资源输出环节形成基于多维评价的效益生态位;三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可持续发展模型,不断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张伟平[9]（2019）在《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机制和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信息技术的手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教学点是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短板,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我国教学点在办学中存在经费投入、师资资源配资、课程开设和留守儿童等诸多困境。其中,音乐、美术等课程开不齐、开不好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许多地区采用信息化的手段帮助教学点解决课程问题,从而实现质量提升。为对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并从理论角度揭示其原理,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与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相关的研究,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乡村教学点相关研究,包括教学点问题的表现、成因和对策;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相关研究;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相关研究;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机制（机理）的相关研究。随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对这些研究对于本文的价值和意义、可借鉴之处进行了分析。其次,对乡村教学点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我国教学点发展历史、教学点存在的价值、我国促进教学点发展的政府行动、当前教学点面临的主要困境、学术界提出来的应对教学点困境的主要对策、国外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薄弱学校的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我国政府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升包括教学在内的农村薄弱学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改善基础办学条件,完善教师配置,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不足。教学点作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仍然存在不少困境。主要包括: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质量不佳;生源质量偏低,留守儿童比例高。学术界对教学点困境提出的对策有针对经费困难的,有针对教师和教学困境的,有针对整体性困境的。其中利用信息化手段帮助教学点解决音乐、美术等课程开不齐、开不好的问题也被学术界提及,并有研究团队对此开展相关的研究。第三,通过文献分析和对第一手调研材料的整理分析,将我国几个利用信息化手段帮助教学点解决课程开不齐、开不好问题,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地区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这些案例地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同步课堂”和“双师教学”。“同步课堂”即让优秀教师通过网络同步的方式给教学点上课,教师和远端的学生可以实时交互。“双师教学”即教师利用MOOC进行教学的模式,教师课前熟悉MOOC内容,课堂上在可控的情况下,播放MOOC进行教学。案例地区利用这两种方式帮助教学点开齐原本开设不了的课程,上好原本上不好的课程,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四,运用机制设计理论、教育治理理论,在对部分案例成功经验,以及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机制,即“规章制度”。该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组织架构、权责分配和制度安排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功能上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教育治理理论的运用突出了“管办评分离”的原则,机制设计理论的运用则突出了“激励相容”和“信息效率”原则。第五,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扎根理论,总结提炼了一个“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理论模型,包括影响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与教师专业发展及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利用理论模型,设计了量表和问卷,通过对部分地区教师发放问卷方式收集数据,用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决策、社会支持、中心校支持、信息化环境、数字教育资源和教师因素等。这些“影响因素”对“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发展”具有影响作用;在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中,“教师专业发展”在“影响因素”和“学生发展”起着中介作用;“同步课堂”和“双师教学”对“影响因素”对“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发展”的作用具有调节作用。第六,运用教育公平理论、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进行了理论阐释。运用教育公平理论从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技术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运用场域理论从信息技术改变传统课堂的场域形态、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教师的教育资本及学生的文化资本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乡村教学点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行动者网络,通过转译过程中的问题呈现、利益共享、征召和动员四个环节对行动者网络进行描述。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机制包括:组织架构、权责分配、制度安排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套机制体现了治理理论所倡导的“管办评分离”原则和机制设计理论所倡导的“激励相容”和“信息效率”原则。2.在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中,主要影响因素有:政府决策、社会支持、中心校支持、信息化环境、数字教育资源和教师因素等,这些因素对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具有影响作用。3.教师专业发展在这些影响因素和学生发展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而同步课堂和双师教学在影响因素和教师专业发展,及影响因素与学生发展之间起到调节作用。4.可以用教育公平理论、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信息化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进行解释。信息技术在帮助教学点在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信息技术在帮助改变教学点所处场域、改变教师和学生的惯习,从而改变教师教育资本和学生文化资本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乡村教学点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行动者网络,通过转译过程中的问题呈现、利益共享、征召和动员四个环节实现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推进。
邢战雷[10]（2019）在《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轻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覆盖最广的消费品行业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力军,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稳定出口规模、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更好地服务“三农”等方面。自中国改革开发以来,轻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经过了高速发展、告别短缺、数量为本的发展阶段后,正进入以质量和效益的双提升为目标的中高速发展新阶段。不论在轻工产品的生产、出口或消费,中国已成为世界轻工业大国。然而,轻工业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目前轻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处于“消费平稳、投资放缓、出口乏力、调整加速、分化明显”的“缓中趋稳”发展态势。中国轻工业由“大国”变为“强国”之任务仍然艰巨,发展中的矛盾、“痛点”和“栓塞”依然存在且日趋明显,转型升级变得愈发迫切。要实现轻工业转型升级就必须重视创新。而创新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问题更加普遍,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故此,基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的创新驱动成为助推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知识产权也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和“新引擎”,是轻工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绕不过的坎”,更是打开轻工业转型升级之门的“金钥匙”和“核心驱动”。论文以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为主题,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为研究主线,综合管理学、产业经济学、系统工程、知识产权管理等学科理论知识,依据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既有成果,运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定量与定向相结合、数据挖掘等科学方法,针对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体系构建及路径选择开展专门研究。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为轻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和一套“策略组合”,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轻工业宏观发展态势、显化轻工业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提高轻工业转型升级中的知识产权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知识产权驱动支撑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如下所述:（1）首次把知识产权引入中国轻工业发展与转型升级问题的研究。虽然目前不少轻工企业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战略和管理体系,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活动,但轻工类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品仍然较少、较弱。加之目前从学者到政府到社会服务机构,并没有专门开展轻工业领域的专利技术盘点、诊断与布局,这也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被忽略的关键之一。为此,文章率先通过利用专业的IncoPat数据库的数据来源,设计规范的检索公式,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引入“专利地图”技术处理方法,从专利申请与授权趋势、运营情况、申请人类别、地区、排名情况、专利法律状态、子行业专利分布等维度,从轻工产业角度具体对中国轻工业领域的专利资产进行检索、数据挖掘和比较等计量分析,以期揭示轻工业领域的专利竞争格局、结构与发展动态。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仍然是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痛点”和“栓塞”。（2）构建了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体系和“G-CPU”驱动范式。结合系统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探讨和构建了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五驱力”（5Fs）体系,分别对战略管理能力、创造开发能力、协同运营能力、金融服务能力和法律保护能力五个方面,详细分了其各自内涵、运作机制和注意事项;在“三螺旋”（Three-Helix）理论的基础上,将科技平台因素（例如:产业集群、特色区域、行业协会、专利联盟等）引入到传统的“产学研”创新体系,设计了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四螺旋”（Four-Helix）驱动范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以及政府、科技平台、企业、高校四个主体视角出发,围绕知识产权战略能力、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知识产权运营能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等五个维度,引入“专利地图”“专利导航”“高价值专利培育”等先进理念,提出了中国轻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策略组合”研究认为,G-CPU驱动范式是轻工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和关键环节所在。。（3）探索创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贡献度及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了进一步阐释知识产权与轻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贡献度,以及基于知识产权的轻工业创新能力评价,文章探索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轻工类高校为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轻工产业发展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测算出中国轻工业固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知识产权投入的产出系数,并进一步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知识产权投入对中国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将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对专利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以江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八所轻工类高校为样本,从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强度、潜力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选取了 2006-2018年间的专利信息数据,开展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进而掌握了轻工类高校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及其影响。研究表明,知识产权投入对轻工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投入,促进我国轻工产业转型升级。综上所述,论文通过对知识产权创新驱动背景下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不仅对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发展、工作成效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更是首次引入“专利地图”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轻工业知识产权发展状态及其结构进行了专业的检索分析,通过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知识产权投入对中国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促进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五驱力”,构建了“四螺旋”模型,为中国轻工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二、“十五”期间的湖北经济运行走势分析与对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五”期间的湖北经济运行走势分析与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专利研发 |
| 1.3.2 专利评价 |
| 1.3.3 专利转化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创新理论 |
| 2.1.2 TRIZ创新方法理论 |
| 2.1.3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农业专利 |
| 2.2.2 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
| 2.2.3 农业专利质量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专利的数量增长与趋同 |
| 2.3.2 农业专利的质量评价与甄别 |
| 2.3.3 农业专利的有效应用与转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格局与技术生命周期 |
| 3.1 数据来源与研发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分布 |
| 3.2.1 中国农业专利的全球地位 |
| 3.2.2 中国农业专利的IPC分布 |
| 3.2.3 中国农业专利的行业分布 |
| 3.2.4 中国农业专利的主体分布 |
| 3.3 中国农业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 |
| 3.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整体发展阶段 |
| 3.3.2 主要农业技术领域的生命周期比较 |
| 3.3.3 三大主体的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与收敛性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 |
| 4.2.1 中国农业专利的省域分布 |
| 4.2.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均衡性 |
| 4.2.3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 |
| 4.3 中国农业专利的收敛性 |
| 4.3.1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绝对β收敛 |
| 4.3.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条件β收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质量分布与泡沫甄别——以授权发明为例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分布 |
| 5.2.1 基于综合评价指数的专利质量比较 |
| 5.2.2 基于专利宽度的技术通用性分析 |
| 5.2.3 基于专利被引的技术创新性分析 |
| 5.2.4 基于专利权利要求的法律价值分析 |
| 5.2.5 基于专利存续期的经济价值分析 |
| 5.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1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规模 |
| 5.3.2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空间均衡性 |
| 5.4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识别 |
| 5.4.1 基于二元选择模型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2 基于机器学习分类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3 两类泡沫专利识别方法结果比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影响因素 |
| 6.2.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边际影响 |
| 6.3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 |
| 6.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通用性路径 |
| 6.3.2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创新性路径 |
| 6.3.3 中国农业专利法律价值路径 |
| 6.3.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价值路径 |
| 6.4 考虑创新累积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1 综合质量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2 技术通用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3 技术创新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4 法律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5 经济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效果评价——以种植业为例 |
| 7.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1.1 空间计量模型 |
| 7.1.2 数据来源 |
| 7.2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贡献分析 |
| 7.2.1 模型适配度检验 |
| 7.2.2 地理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2.3 供需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3 中国农业专利的边际经济贡献 |
| 7.3.1 地理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3.2 供需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效果的稳健性检验 |
| 7.4.1 模型互为因果的内生性讨论 |
| 7.4.2 异方差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
| 7.4.3 含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
| 7.4.4 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中国农业专利数量加速增长,省域间数量水平呈现β收敛 |
| 8.1.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阶段性下降,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
| 8.1.3 中国农业专利具有显着经济贡献,贡献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优化农业技术研发资源配置,推动农业专利产出合理收敛 |
| 8.2.2 壮大市场化农业技术研发主体,加快农业技术诱致性创新 |
| 8.2.3 构建农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农业高质量专利应用转化 |
| 8.3 讨论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方法 |
| 1.2.2 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综述 |
| 1.3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
| 1.3.2 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宏观研究 |
| 1.3.3 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
| 1.3.4 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关于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量化测算 |
| 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5 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5.4 论文结构 |
| 1.6 研究数据来源 |
| 1.7 创新点与不足 |
| 1.7.1 论文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7.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茶叶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产业 |
| 2.1.2 茶叶产业 |
| 2.1.3 产业竞争力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波特六因素理论 |
| 2.2.5 后发优势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茶叶产业发展概况 |
| 3.1.2 中国茶叶产品产销现状 |
| 3.1.3 中国茶叶企业发展分析 |
| 3.2 中国茶叶产业优势分析 |
| 3.2.1 基于产业要素的分析 |
| 3.2.2 基于产业门类的分析 |
| 3.2.3 基于产业政策的分析 |
| 3.3 中国茶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基于产业主体的分析 |
| 3.3.2 基于产品门类的分析 |
| 3.3.3 基于产品创新的分析 |
| 3.4 中国茶叶产业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4.1 茶园面积大,但单产低,茶园面积与产量不成正比 |
| 3.4.2 茶类丰富,但是品类结构不平衡 |
| 3.4.3 集约化、规范化、品牌化程度低,大国小茶特征依然明显 |
| 3.4.4 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影响大众消费及出口 |
| 3.4.5 产品质量安全,贸易壁垒影响中国茶叶市场 |
| 3.4.6 产能过剩,销售压力持续加大 |
| 3.4.7 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程度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际茶叶市场发展分析 |
| 4.1 国际茶叶市场发展概况 |
| 4.1.1 国际茶叶生产地区分布 |
| 4.1.2 国际茶叶产量情况 |
| 4.2 国际主要茶叶企业发展分析 |
| 4.2.1 立顿 |
| 4.2.2 川宁 |
| 4.3 国际茶叶贸易现状 |
| 4.3.1 贸易总体情况 |
| 4.3.2 茶叶进出口品类分析 |
| 4.3.3 茶叶进出口地区分析 |
| 4.3.4 国际茶叶进出口发展趋势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
| 5.1 国际竞争力的理论依据 |
| 5.1.1 国际市场折衷理论 |
| 5.1.2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5.1.3 比较优势理论 |
| 5.1.4 相互需求理论 |
| 5.2 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
| 5.2.1 国际市场占有率 |
| 5.2.2 产业内贸易指数 |
| 5.2.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5.2.4 产品出口价格 |
| 5.3 数据样本 |
| 5.3.1 数据样本来源及选取 |
| 5.3.2 HS标准下茶叶出口分类 |
| 5.3.3 全球主要茶叶出口国 |
| 5.4 实证分析结果 |
| 5.4.1 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测算 |
| 5.4.2 中国茶叶不同品种的国际市场份额测算 |
| 5.4.3 中国茶叶不同品种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 |
| 5.4.4 中国茶叶不同品种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 |
| 5.4.5 中国茶叶不同品种的产品出口价格测算 |
| 5.4.6 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
| 6.1 已有研究回顾 |
| 6.1.1 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
| 6.1.2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 |
| 6.1.3 已有研究评述 |
| 6.2 基于钻石理论剖析的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影响机制 |
| 6.2.1 自然资源禀赋:土地生产效率 |
| 6.2.2 市场需求条件:本地市场效应 |
| 6.2.3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6.2.4 国内企业战略行为:市场竞争程度 |
| 6.2.5 茶叶国际竞争力四维支持因素的相互强化机制 |
| 6.3 基于钻石理论实证检验的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影响机制 |
| 6.3.1 实证模型 |
| 6.3.2 估计方案 |
| 6.3.3 量化指标 |
| 6.3.4 数据样本 |
| 6.3.5 检验结果 |
| 6.4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结构优化是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条件 |
| 7.1.2 产品创新是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基础 |
| 7.1.3 价值提升是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
| 7.1.4 营销模式优化是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手段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坚持科教兴茶理念 |
| 7.2.2 延伸产业链,促进茶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7.2.3 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升土地生产效率 |
| 7.2.4 整合品牌资源,提升行业竞争力 |
| 7.2.5 加强外部环境整顿,确保市场有序发展 |
| 7.2.6 落实财政支持政策,确保绿色可持续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中国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测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2 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形成机制与相关理论 |
| 2.1 碳金融市场及波动风险形成机制原理 |
| 2.1.1 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定义 |
| 2.1.2 碳金融市场构成机制 |
| 2.1.3 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形成机制 |
| 2.2 碳金融市场风险相关理论 |
| 2.2.1 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 |
| 2.2.2 气候风险管理理论 |
| 2.2.3 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理论 |
| 2.2.4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
| 2.2.5 环境金融学 |
| 2.3 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测度模型理论 |
| 2.3.1 GARCH模型的推导 |
| 2.3.2 T-GARCH-VaR模型的推导与检验 |
| 2.4 本章小结 |
| 3 碳金融市场发展及波动风险现状与分析 |
| 3.1 国外主要碳金融市场发展及波动风险现状 |
| 3.1.1 欧盟碳金融发展及波动风险现状 |
| 3.1.2 美国碳金融市场发展及波动风险现状 |
| 3.1.3 国外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现状对比分析 |
| 3.2 国内碳金融市场发展与波动风险现状 |
| 3.2.1 国内碳金融市场介绍 |
| 3.2.2 中国CDM项目发展现状 |
| 3.2.3 中国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发展与波动风险现状 |
| 3.3 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现状宏观成因分析 |
| 3.3.1 政策波动风险 |
| 3.3.2 经济波动风险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描述与分析 |
| 4.1 收益率数据处理及统计特征 |
| 4.1.1 平稳化处理 |
| 4.1.2 统计特征分析及平稳性检验 |
| 4.2 价格与收益率走势波动分析 |
| 4.2.1 价格走势分析与波动性检验 |
| 4.2.2 ARCH检验 |
| 4.3 GARCH族模型建模及实证研究 |
| 4.3.1 收益率序列的GARCH族模型构建与选取 |
| 4.3.2 基于T-GARCH模型的风险非对称性评价与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测算 |
| 5.1 VaR测算与检验 |
| 5.1.1 VaR值的测算 |
| 5.1.2 基于失败率的VaR回测检验 |
| 5.2 结果讨论 |
| 5.2.1 收益率波动的集群效应讨论 |
| 5.2.2 风险的非对称效应讨论 |
| 5.2.3 风险测度结果讨论 |
| 5.3 本章小结 |
| 6 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控制的政策建议 |
| 6.1 政府积极推进市场配套机制的建设,鼓励市场化运作 |
| 6.1.1 建立健全碳金融市场法律法规,明确市场交易准则 |
| 6.1.2 推进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建设,消除政策壁垒 |
| 6.1.3 推出市场激励措施,加强行业间监督作用 |
| 6.2 积极推进专业金融机构参与,创新碳金融交易工具 |
| 6.2.1 强化商业银行在碳金融市场中的支持作用 |
| 6.2.2 加强创新性碳金融交易工具的开发和推出 |
| 6.2.3 积极发展碳金融市场服务中介机构,降低市场参与成本 |
| 6.3 鼓励企业提高节能减排技术,增加碳资产获取能力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普及学前教育是当下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议程 |
| (二)普及学前教育需要学前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 |
| (三)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研究缺少生态性的思维方式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理论本体问题—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为何? |
| (二)客观现实问题—历史与现实中的状况如何? |
| (三)实践应答问题—提升路径与具体策略是何?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四、文献综述 |
| (一)承载力相关研究述评 |
| (二)教育资源承载力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访谈法 |
| (三)德尔菲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摸索: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理论初探 |
| 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概念解读 |
| (一)承载力的内涵流变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概念释义 |
| (三)资源承载力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承压结构 |
| (一)施压方—承载对象 |
| (二)承载方—支撑结构 |
| (三)承压结果—承载水平 |
| 三、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现实样态 |
| (一)现实总样态—指向有质量的学位供给 |
| (二)情境弹性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支撑条件 |
| (三)资源基础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基础条件 |
| (四)管理形塑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 |
| 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特征 |
| (一)目标的双向寻优性 |
| (二)结构的系统性 |
| (三)边界的有限性与开放性 |
| (四)关系的递阶性与相互性 |
| 五、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机制设计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循迹: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历史演进 |
| 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快速恢复期(1978—1992) |
| (一)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入开启了承载主体多元化进程 |
| (二)承载媒介的空间附着导致了承载力边界的闭合性 |
| (三)承载标准的初步规定刻画了承载力的总体轮廓 |
| (四)学前教育的福利定位造成承载水平的普遍低质量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持续徘徊期(1993—2009) |
| (一)政府将责任推向市场造成了承载主体的结构失衡 |
| (二)承载媒介的空间流动推动了承载力边界走向开放 |
| (三)承载标准的逐步颁布刻画了承载力的内部结构 |
| (四)学前教育的市场定位造成承载水平非公平低质量 |
| 三、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优化提升期(2010—至今) |
| (一)政府强化责任的承担促进了承载主体趋向于稳态 |
| (二)承载媒介质与量的提升标志着承载力的巨大进步 |
| (三)承载标准精确化规定提升了承载力的质量要求 |
| (四)学前教育的普惠定位促进承载水平的有质量均衡 |
| 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演进的思考 |
| (一)多主体协同是主体结构趋向稳态的重要保证 |
| (二)资源流动的互补功能有利于区域分异的消解 |
| (三)标准精确化保证质量的同时不利于资源汇聚 |
| (四)合理的学前教育定位有利于承载水平的提升 |
| 第三章 现实审视: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困境遭遇 |
| 一、情境弹性力层面的困境 |
| (一)供能低下:区域可用资源的限制 |
| (二)赋权不足:区域自主能力的低下 |
| 二、资源基础力层面的困境 |
| (一)区域失衡: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 |
| (二)结构失衡:教师队伍补充的滞后 |
| 三、管理形塑力层面的困境 |
| (一)管理缺位:专业力量建设的不足 |
| (二)信息时滞:政策响应对象的偏差 |
| (三)激励阙如:市场资源汇聚的乏力 |
| 第四章 静态关照: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指标建设 |
| 一、指标建设对于困境突破何以必要 |
| (一)探寻区域学前教育资源短板,推动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
| (二)明确区域生境有效支撑能力,合理规划政府参与层级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建设的思路 |
| (一)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构建的相关研究经验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设计原则与依据 |
| (三)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评价的核心要素提取 |
| 三、主成分分析法在测量中的应用—以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
| (一)2011—2017年省级承载力的测评过程 |
| (二)2011—2017年省级承载力的简要分析 |
| 第五章 动态把握: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机制 |
| 一、平衡机制对于困境突破何以必要 |
| (一)展现承载力的运作路径,促进平衡路径的谋划 |
| (二)解析承载力的动态困境,提升管理形塑的能力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平衡机制的分析 |
| (一)承载力非平衡状态的动因—驱动系统 |
| (二)非平衡压力在结构中传导—承压系统 |
| (三)非平衡向平衡状态的复归—响应系统 |
| 三、平衡机制高效运行的总体特征 |
| (一)运行的线路地图:螺旋上升 |
| (二)运行的主体关系:激励相容 |
| (三)运行的系统联结:信息通畅 |
| (四)运行的结构支持:制度保障 |
| 第六章 行动生成: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提升举措 |
| 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的美英经验参考 |
| (一)以强化公共部门介入为特征提升承载力的美国经验 |
| (二)以推动私人市场发展为特征提升承载力的英国经验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的本土策略构建 |
| (一)理念之维:可持续发展与循证实践理念的确立 |
| (二)制度之维:学前教育供给侧与管理制度的改革 |
| (三)工具之维:承载力数据系统与专业机构的组建 |
| 结语—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三重向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第1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2节 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问题 |
| 二、概念界定 |
| 第3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研究 |
| 二、国内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研究 |
| 三、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研究述评 |
| 第4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特色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特色 |
| 第5节 研究思路及论文架构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第1节 生态系统理论 |
| 一、生态系统概述及其特征 |
| 二、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特点 |
| 三、生态系统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2节 资源依赖理论 |
| 一、资源依赖理论概述 |
| 二、生态系统的资源依赖关系 |
| 三、资源依赖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3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及溯源 |
| 二、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4节 系统构成及生态分析框架 |
| 一、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系统构成 |
| 二、系统构成要素的“生物学”隐喻 |
| 三、生态分析框架 |
| 第3章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群落演变的生态分析 |
| 第1节 办学群落构成及子系统发展历程 |
| 一、成人本专科教育发展历程 |
| 二、自考本专科教育发展历程 |
| 三、网络本专科教育发展历程 |
| 第2节 成人本专科教育:“一枝独秀”演变分析 |
| 一、物种构成及种群关系 |
| 二、群落办学水平综合分析 |
| 三、群落演变动因生态分析 |
| 第3节 成人、自考本专科教育:“双雄并举”演变分析 |
| 一、物种构成及种群关系 |
| 二、群落办学水平综合分析 |
| 三、群落演变动因生态分析 |
| 第4节 成人、自考、网络本专科教育:“三足鼎立”演变分析 |
| 一、物种构成及种群关系 |
| 二、群落办学水平综合分析 |
| 三、群落演变动因生态分析 |
| 第4章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群落的现实发展困境 |
| 第1节 办学群落整体发展处于生态失衡状态 |
| 一、院校之间互斥竞争为主,缺少互利共生 |
| 二、质量优先的K对策发展模式难以形成 |
| 三、办学生态位模糊,人才培养质量低下 |
| 第2节 办学群落区域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 |
| 一、各省(区、市)人力资源存量差距较大 |
| 二、各省(区、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机会差距较大 |
| 三、各省(区、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资源供给差距较大 |
| 第5章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空间及发展趋势 |
| 第1节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区域发展水平分析 |
| 一、31个省(区、市)综合发展水平测量 |
| 二、31个省(区、市)的三个发展方阵划分 |
| 第2节 国内外环境生态因子发展变化分析 |
| 一、国际环境生态因子 |
| 二、国内环境生态因子 |
| 第3节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预测分析 |
| 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作用及贡献率分析 |
| 二、基于毛入学率指标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预测 |
| 第4节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趋势透视 |
| 一、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空间所受影响 |
| 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群落生态演变规律 |
| 三、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未来发展趋势判断 |
| 第6章 促进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发展建议 |
| 第1节 采取区域推进方式进行差异化改革 |
| 一、第一方阵:重点探索教育引领创新,拓展办学发展空间 |
| 二、第二方阵:重点聚焦教育质量保障,提升院校办学水平 |
| 三、第三方阵:重点推进信息技术应用,改善现有办学生态 |
| 第2节 明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系统办学生态位 |
| 一、生源输入:建立基于师生比的规模生态位 |
| 二、办学群落:优化结构生态位和质量生态位 |
| 三、资源输出:形成基于多维评价的效益生态位 |
| 第3节 实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一、办学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 |
| 二、办学群落:应用可持续发展模型 |
| 三、办学行动: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针对成人学习者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二:针对继续教育主管部门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针对院校继续教育管理者的访谈提纲 |
| 附录四:针对院校继续教育教师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五:针对函授站点(学习中心)的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机制和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学术意义 |
| 1.3.3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路线图 |
| 1.6 相关概念界定 |
| 1.6.1 信息化 |
| 1.6.2 教学点 |
| 1.6.3 机制与机理 |
| 1.6.4 同步课堂模式 |
| 1.6.5 双师教学模式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乡村教学点相关研究 |
| 2.1.1 教学点问题的表现 |
| 2.1.2 教学点问题的成因 |
| 2.1.3 教学点问题的对策 |
| 2.2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相关研究 |
| 2.2.1 国内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研究 |
| 2.2.2 国外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研究 |
| 2.3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相关研究 |
| 2.3.1 国内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研究 |
| 2.3.2 国外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研究 |
| 2.4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机制(机理)研究 |
| 2.4.1 国内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机制(机理)研究 |
| 2.4.2 国外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机制(机理)研究 |
| 2.5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2.6 国内外研究对本研究的意义 |
| 第3章 我国乡村教学点的历史和现状 |
| 3.1 我国教学点发展历史回顾 |
| 3.1.1 教学点的由来和在上世纪的发展 |
| 3.1.2 十年“撤点并校”史 |
| 3.1.3 后“撤点并校”时代的教学点发展 |
| 3.2 教学点存在的价值 |
| 3.2.1 公平价值:保障农村孩子就近入学的机会 |
| 3.2.2 文化价值:乡土文化建设和传承的主阵地 |
| 3.2.3 教育价值:小规模学校更利于学生成长 |
| 3.3 我国促进乡村教学点发展的政府行动 |
| 3.3.1 促进教学点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 |
| 3.3.2 改善教学点办学条件类工程项目和工作 |
| 3.3.3 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工程项目 |
| 3.3.4 促进教学点发展政府行动的效果和不足 |
| 3.4 教学点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 |
| 3.4.1 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 |
| 3.4.2 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质量不佳 |
| 3.4.3 生源质量偏低,留守儿童比例高 |
| 3.5 学术界针对教学点困境提出的对策 |
| 3.5.1 针对经费困境的对策 |
| 3.5.2 针对教师困境的对策 |
| 3.5.3 针对教学困境的对策 |
| 3.5.4 针对整体性困境的对策 |
| 3.5.5 对学术界提出对策的评述 |
| 3.6 国外利用信息化提升薄弱学校质量的经验借鉴 |
| 3.6.1 OLPC (One Laptop Per Child)项目: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触优质教育资源 |
| 3.6.2 TESS:利用OER(开放教育资源)帮助贫困地区教师发展 |
| 3.6.3 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案例分析 |
| 4.1 对教学点质量提升的界定 |
| 4.2 湖北省咸安区:两类同步课堂提升教学点质量 |
| 4.2.1 咸安区教学点基本情况 |
| 4.2.2 信息化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主要措施 |
| 4.2.3 信息化助力教育质量提升的成效 |
| 4.3 湖北省崇阳县:同步互动专递课堂提升教学点质量 |
| 4.3.1 崇阳县教学点基本情况 |
| 4.3.2 信息化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主要措施 |
| 4.3.3 信息化助力教育质量提升的成效 |
| 4.4 湖北省恩施州:三类同步课堂和数字教育资源提升教学点质量 |
| 4.4.1 恩施州教学点基本情况 |
| 4.4.2 信息化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主要措施 |
| 4.4.3 信息化助力教育质量提升的成效 |
| 4.5 吉林省长白县:同步混合课堂提升教学点质量 |
| 4.5.1 长白县教学点基本情况 |
| 4.5.2 信息化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主要措施 |
| 4.5.3 信息化助力教育质量提升的成效 |
| 4.6 重庆市彭水县:双师教学模式提升教学点质量 |
| 4.6.1 彭水县教学点基本情况 |
| 4.6.2 信息化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主要措施 |
| 4.6.3 信息化助力教育质量提升的成效 |
| 4.7 云南省富宁县:多种信息技术应用方式提升教学点质量 |
| 4.7.1 富宁县教学点基本情况 |
| 4.7.2 信息化助力教学点质量提升的主要措施 |
| 4.7.3 信息化助力教育质量提升的成效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机制设计 |
| 5.1 机制设计的思路 |
| 5.2 机制设计的理论依据 |
| 5.2.1 教育治理理论 |
| 5.2.2 机制设计理论 |
| 5.3 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机制 |
| 5.3.1 组织架构和责权分配 |
| 5.3.2 制度安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模型构建及检验 |
| 6.1 模型构建及检验的整体思路 |
| 6.2 研究变量的探索 |
| 6.2.1 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
| 6.2.2 对若干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 |
| 6.2.3 研究变量的提取和研究假设 |
| 6.3 模型的初步构建 |
| 6.4 调查对象选择 |
| 6.5 调查问卷的设计和修订 |
| 6.5.1 问卷的组成 |
| 6.5.2 小范围预试问卷及项目分析 |
| 6.5.3 正式施测 |
| 6.6 模型的检验与假设验证 |
| 6.6.1 模型检验 |
| 6.6.2 假设验证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机理分析 |
| 7.1 机理分析的基本思路 |
| 7.2 教育公平理论视角的分析 |
| 7.2.1 教育公平理论 |
| 7.2.2 信息化促进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
| 7.2.3 相关案例简析 |
| 7.3 场域理论视角的分析 |
| 7.3.1 场域理论 |
| 7.3.2 文化资本与社会再生产 |
| 7.3.3 信息化对教学点所处场域的改变 |
| 7.4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分析 |
| 7.4.1 行动者网络理论 |
| 7.4.2 乡村教学点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
| 7.4.3 乡村教学点教育信息化建设行动者网络描述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主要贡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附录1: 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问卷(教师卷) |
| 附录2: BOOTSTRAP计算回归方程系数显着性SPSS代码 |
| 致谢 |
（10）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转型升级 |
| 2.1.2 知识产权 |
| 2.1.3 知识产权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竞争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理论 |
| 2.2.3 三螺旋理论 |
| 2.2.4 专利地图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动态 |
| 2.3.2 国外研究动态 |
| 2.3.3 研究综评 |
| 3 知识产权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辨析 |
| 3.1 机理分析 |
| 3.2 知识产权与创新驱动 |
| 3.3 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升级 |
| 3.3.1 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
| 3.3.2 知识产权对轻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
| 3.4 基于四螺旋的轻工业转型升级知识产权“G-CPU”驱动范式 |
| 3.4.1 范式构建 |
| 3.4.2 特征描述 |
| 3.4.3 机理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与成效 |
| 4.1 中国轻工行业发展轨迹与政策梳理 |
| 4.1.1 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
| 4.1.2 轻工业联合会的政策与实践 |
| 4.1.3 部委间的协同与支撑 |
| 4.2 基于中轻景气指数的轻工行业经济运行态势 |
| 4.2.1 总体景气指数 |
| 4.2.2 工业增加值增速 |
| 4.2.3 主营业务收入 |
| 4.2.4 商品出口 |
| 4.2.5 效益水平 |
| 4.3 轻工行业转型升级实践成效 |
| 4.3.1 轻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不断巩固 |
| 4.3.2 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不断优化和提升 |
| 4.3.3 轻工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
| 4.3.4 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支撑功能日益明显 |
| 4.3.5 轻工业知识产权呈现明显阶梯式进步 |
| 4.3.6 结构调整初见成效,重点子行业转型效果明显 |
| 4.4 轻工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4.1 轻工业增长缓慢,下行压力较大 |
| 4.4.2 国际贸易摩擦严重,出口形势严峻 |
| 4.4.3 原料价格不断上涨,利润空间被双向挤压 |
| 4.4.4 行业运行分化较大,企业效益不佳 |
| 4.5 本章小结 |
| 5 知识产权驱动轻工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度量与困境剖析 |
| 5.1 基于“Patent-Map”的中国轻工业专利状态分析 |
| 5.1.1 轻工业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态势分析 |
| 5.1.2 轻工业专利运营情况 |
| 5.1.3 轻工业专利申请人结构分析 |
| 5.1.4 轻工业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
| 5.1.5 轻工业专利除本土外技术原创国家/地区分布 |
| 5.1.6 轻工业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
| 5.1.7 轻工业子行业专利分布比例 |
| 5.2 知识产权对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
| 5.2.1 模型与方法 |
| 5.2.2 指标与数据 |
| 5.2.3 贡献度测算结果分析 |
| 5.3 专利视角下的轻工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5.3.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3.2 数据分析 |
| 5.3.3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5.3.4 结论及特征分析 |
| 5.4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困境 |
| 5.4.1 战略意识普遍缺乏,自主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
| 5.4.2 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 5.4.3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权利失效流失严重 |
| 5.4.4 产品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转型升级 |
| 5.4.5 子行业与地区知识产权创造不平衡 |
| 5.5 本章小结 |
| 6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驱动力构建 |
| 6.1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 |
| 6.2 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 |
| 6.2.1 基于价值链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工作机制 |
| 6.2.2 轻工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与提升过程机理分析 |
| 6.2.3 轻工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提升的支撑体系 |
| 6.3 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
| 6.3.1 “五环”模型构建 |
| 6.3.2 “动力火车”模型及工作机制 |
| 6.3.3 支撑要素 |
| 6.4 知识产权运营能力 |
| 6.4.1 基本模式 |
| 6.4.2 影响因素 |
| 6.4.3 系统模型及工作机制 |
| 6.5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能力 |
| 6.5.1 服务体系 |
| 6.5.2 工作机制 |
| 6.6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
| 6.7 本章小结 |
| 7 基于“G-CPU”的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 |
| 7.1 政府驱动路径 |
| 7.1.1 充分发挥创新政策的引领作用 |
| 7.1.2 鼓励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认证 |
| 7.1.3 构建轻工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体系 |
| 7.1.4 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 7.1.5 建立全方位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 |
| 7.2 企业驱动路径 |
| 7.2.1 实施轻工业专利导航和战略布局 |
| 7.2.2 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 |
| 7.2.3 创新轻工企业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
| 7.2.4 提升轻工企业质押融资信用水平 |
| 7.3 科技平台驱动路径 |
| 7.3.1 组建轻工业知识产权联盟 |
| 7.3.2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模式 |
| 7.3.3 充分发挥科技平台的综合效应 |
| 7.3.4 抓好重点服务平台建设 |
| 7.3.5 提升产业集群协同能力 |
| 7.4 高校驱动路径 |
| 7.4.1 强化政策激励与导引功效 |
| 7.4.2 制订专利战略规划和布局 |
| 7.4.3 打造高价值专利培育体系 |
| 7.4.4 探索多元化的运营新模式 |
| 7.4.5 创新综合服务体系和机制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 |
| 附录2 中国轻工业经济指数统计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导师课题、主持课题与获奖 |
四、“十五”期间的湖北经济运行走势分析与对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D]. 赖晓敏. 华中农业大学, 2021(02)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D]. 王刻铭. 湖南农业大学, 2020(01)
- [6]中国碳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测算研究[D]. 王翔. 西安科技大学, 2020(01)
- [7]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D]. 许浙川.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D]. 张艳超.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9]信息化助力乡村教学点质量提升的机制和机理研究[D]. 张伟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10]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D]. 邢战雷. 陕西科技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