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管分析

一、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管情况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吴凌梓^[1]（2021）在《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物流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加上全球气候恶化等不利因素,世界各地新发和变异病原频繁出现,非洲猪瘟、沙漠蝗和新冠肺炎等疫情非常严重,外来物种入侵、物种资源流失、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受破坏等生物安全事件持续不断,造成了巨大危害;此外,转基因农产品、食品和生物恐怖袭击等潜在生物安全问题,让人类和动植物以及生态环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安全风险。生物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和动植物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给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造成潜在、深远的危害。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是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最重要的屏障,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是有效防止上述生物因子传入传出国境口岸的支柱与基石。面临国内外复杂形势,根据中国国情,为有效保障我国生物安全和经济安全,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和《国际卫生条例》等国际规则的视角审视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结合对比域外先进国家生物安全法律制度,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还存在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对有关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系统地梳理分析、深入地调查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规则,更加科学、合理、实用的健全和完善之建议。论文分绪论、四部分主要内容和结论。绪论介绍本文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主要内容四方面,第一,概述生物安全和国境口岸生物安全的内涵,归纳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阐述其重要意义。第二,梳理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现状,包括立法和实践现状,并通过分析一些实际数据、案例,论述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在保障国境口岸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第三,介绍域外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包括国际规则、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的法律法规。第四,提出健全和完善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建议。立法建议的构想是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综合考虑保障国境口岸生物安全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适应性,以《国际卫生条例》《SPS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规则为基础,同时借鉴和汲取域外国家生物安全立法经验。建议的内容包括:一是健全国境口岸生物安全主要法律规定存在的共性问题,包括明确执法和管理机构、增设社会共治规定、增加进口货物和物品实施检疫处理的法律制度等。二是完善国境卫生检疫的立法宗旨、国境口岸分级建设要求、入境申报和跟踪制度、口岸监测和应对能力以及公共卫生事件评估和通报程序、强制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三是完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律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内容和范围等五方面法律制度。四是完善日常进出境查验监管法律制度,包括完善《海关法》,出台《生物安全法》配套法规与规章,健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物种资源流失、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查验监管和防控口岸生物恐怖袭击的法律制度。

史金剑,黄琦山,徐定凯,付茂强^[2]（2017）在《出入境快件中不合格特殊物品的风险分析及探讨》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分析出入境快件中不合格特殊物品带来的风险,探讨检验检疫部门应对的措施,提高对特殊物品的检疫查验效率及质量。方法:对当前通过出入境快件中特殊物品的现存状况和检验检疫部门查验现状进行风险分析。结果:随着跨境寄递快件总货量的增长,出入境不合格特殊物品所带来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结论:只有尽快加大特殊物品管理力度,改善检验检疫查验环境,才能有效降低风险。

魏虹,钟承,魏晓娟,苏世敏,王少华^[3]（2017）在《2014—2016年首都机场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监管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首都机场口岸特殊物品出入境情况及其监管工作。方法对2014—2016年首都机场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业务量、种类及监管情况进行分析。结果首都机场口岸特殊物品以入境为主,2014—2016年入境特殊物品分别占总业务量的90.62%、89.60%和89.90%,检验检疫监管批次不合格率分别是1.20%、0.95%和0.42%,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702,P<0.05）,生物制品批次不合格率分别是1.44%、0.97%和0.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1.793,P<0.05）。结论首都机场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业务量持续下降,批次不合格率有所下降。应当从统一标准、加快审批、技术支撑和强化监管等方面继续做好出入境特殊物品检验检疫工作。

张涛,于滢泉,侯伟,李继宇^[4]（2017）在《2015年山东口岸截获特殊物品案例》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对山东口岸入境截获特殊物品案例进行汇总分析,为加强特殊物品的检疫监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2015年山东济南、青岛、烟台、日照、威海等5个口岸截获的特殊物品案例进行数据统计和原因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对策。结果 2015年,山东口岸共截获非法入境特殊物品88批13 587支,货值超1 500万元,美容用特殊物品约占99%,来源以韩国、日本为主,途径以旅客携带和邮寄为主,原因以恶意闯关、法律意识淡薄和不主动申报为主。结论非法入境特殊物品检疫风险不容忽视,需加强宣传教育,完善通报制度,加大处罚力度。

李玉楠,田相廷^[5]（2016）在《上海邮运口岸特殊物品监管探析》文中指出目的探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邮运口岸特殊物品的监管效率。方法通过分析上海邮运口岸2013—2016年截获特殊物品数据,对特殊物品监管效果进行总结,寻找现行监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结果上海邮运口岸因未办理审批手续而被截获的特殊物品数量逐年增长,其中95.3%集中来自日本和韩国,以数量大、体积小的美容产品为代表。结论上海邮运口岸引入风险管理理念,通过信息化手段严控特殊物品进境,打造特殊物品专业监管队伍。

邵柏,李继宇,侯伟,梁洁,张军伟^[6]（2016）在《山东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检疫监管工作分析与探讨》文中指出目的加强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检疫监管工作。方法通过对2015年山东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检疫监管情况分析,找出旅邮检口岸非法入境、未实施严格保护措施运送、使用人无相应法律资质的问题。结果阐述了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和宣传教育、加强信息互通与联合查验工作机制、明确特殊物品种类以及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的检疫监管对策。结论加强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检疫监管情况的分析和研究,对于进一步提高检验检疫技术执法有着重要意义。

刘文羽^[7]（2016）在《北京地区入境特殊物品单位信用评级及监管》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和相关科研的迅速发展,北京地区对境外特殊物品的需求不断加大。而且,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云集,使得入境特殊物品的品种和数量迅猛增长。而入境特殊物品的品种和数量的迅猛增长却使得监管效率和监管安全之间的矛盾愈发严重。传统特殊物品审批、查验时线性工作模式给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造成了诸多不便。引入信用管理可有效弥补传统特殊物品审批、查验时线性工作模式的不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分类监管模式成为检验检疫部门进一步解决特殊物品入境效率低的必然选择。入境特殊物品单位的定义为：入境特殊物品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入境特殊物品单位可以对特殊物品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科研,其存在规模小、采购量少、采购品种多,采购物品风险复杂等特点。而北京地区入境特殊物品单位监管过程中存在入境审批时间长、审批手续复杂；入境特殊物品单位信用评级工作未全而开展：监管信息存在多头管理现象,各环节信息不完全共享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用信用管理理论,Petri网等理论,借鉴国内外特殊物品监管经验,结合相关课题研究的具体调研结果,以相关政策为依据,构建了入境特殊物品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运用模糊Petri网对入境特殊物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进行了建模求解后,将企业分为A、B、C、D四级,并对从A级单位中选出AA级单位,并对各等级的单位的监管办法提出了相关建议。

高鹏飞,戴晓理,刘德臣,许文燕,黄健华^[8]（2016）在《入境特殊物品全流程监管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针对入境特殊物品全流程监管周期长、环节多、效率低等问题,结合特殊物品入境监管法制性、风险性、复杂性特征,应用特殊物品及其入境监管理论和供应链管理理论,从信息化和双维管理两个角度为入境特殊物品全流程监管优化提出了相应的监管模式,并对不同方案的优化效果进行了对比评价,得出了较为理想的监管时长。

刘文羽,张晶,王康琳,上官文学,张楠,黄健华^[9]（2016）在《入境特殊物品监管模式创新调查分析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解决特殊物品的入境审批周期过长、申报手续复杂问题,保证入境特殊物品监管安全、提高监管效率,监管部门提出了"物品备案、信用管理、全流程监管"等创新思路,调查以北京地区入境特殊物品单位为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并实施抽样调查,旨在了解入境特殊物品监管现状特点,以及入境申报单位对入境特殊物品监管模式创新的诉求,为监管部门创新入境特殊物品监管模式、制定相应监管政策提供定量化依据。

王津^[10]（2016）在《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风险传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特殊物品是指出入境过程中需要特殊管理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是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原料之一,在传染病传播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和国民生命安全,历来是出入境检验检疫监管的重点对象。从90年代以来,生物医药产业一直保持着15%-30%的快速增长,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石”的特殊物品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入境规模迅速扩大。从2005年至2014年,仅北京地区,入境特殊物品审批数就从2913批次猛增至17000批次,平均每年增速高达25%。入境特殊物品具有危害大、隐患多、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因此在特殊物品入境过程中,其风险控制一直是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在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中存在风险及其传导的情况,而目前尚没有专家与学者对风险传导现象进行研究,本文既以此为对象进行研究。本文建立了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系统,界定了三个一级监管环节,八个二级监管环节；总结了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的组成因素（监管对象单位、特殊物品、信息技术、专业设备、法规政策）、结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特性（系统性、多样性、风险性、传导性）。本文第四章确定了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系统中四种风险因素（监管对象单位风险、特殊物品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专用设备风险）,两种风险传导载体（信息、物质）,建立了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风险传导模型。本文第五章首先将模型进行具体应用,经研究发现,在四个风险因素中,以信息技术对入境监管的风险传导影响最大,在二级监管环节中,以使用环节平均风险最高：然后综合风险因素与入境环节的关系,本文定义了关键系数以体现某环节中的某个因素对整个监管过程风险防控的重要程度；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风险防控对策。

二、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管情况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管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出入境快件中不合格特殊物品的风险分析及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3）2014—2016年首都机场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监管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2015年山东口岸截获特殊物品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5）上海邮运口岸特殊物品监管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山东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检疫监管工作分析与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7）北京地区入境特殊物品单位信用评级及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8）入境特殊物品全流程监管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风险传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管情况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研究[D]. 吴凌梓.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2]出入境快件中不合格特殊物品的风险分析及探讨[J]. 史金剑,黄琦山,徐定凯,付茂强. 中国市场, 2017(34)
• [3]2014—2016年首都机场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监管数据分析[J]. 魏虹,钟承,魏晓娟,苏世敏,王少华.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 2017(05)
• [4]2015年山东口岸截获特殊物品案例[J]. 张涛,于滢泉,侯伟,李继宇.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 2017(02)
• [5]上海邮运口岸特殊物品监管探析[J]. 李玉楠,田相廷.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 2016(06)
• [6]山东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检疫监管工作分析与探讨[J]. 邵柏,李继宇,侯伟,梁洁,张军伟. 口岸卫生控制, 2016(04)
• [7]北京地区入境特殊物品单位信用评级及监管[D]. 刘文羽. 北京交通大学, 2016(02)
• [8]入境特殊物品全流程监管模式创新研究[J]. 高鹏飞,戴晓理,刘德臣,许文燕,黄健华. 物流技术, 2016(05)
• [9]入境特殊物品监管模式创新调查分析报告[J]. 刘文羽,张晶,王康琳,上官文学,张楠,黄健华.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16(04)
• [10]入境特殊物品监管过程风险传导研究[D]. 王津. 北京交通大学,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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