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融合经济 促进国企改革──乌鲁木齐市国有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焦新宇[1]（2019）在《金融支持六师五家渠市实体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文中研究表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本文立足六师五家渠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近年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避免金融脱实向虚,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徐云辉[2]（2019）在《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公益性岗位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为理论视角,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比较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解析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运行情况,在厘清制度发展中的困境及其成因基础上,明确公益性岗位制度实质,提出今后该项制度的发展路径,力图为促进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世纪初,受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影响,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大批冗员亟需安置和再就业,同时,国家治理模式变革也进一步引发了中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变迁和转型,因而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受到政策社会取向、维稳思维及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应运而生。公益性岗位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安置了大批国企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政策性失业人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益性岗位制度逐渐形成了通过政府开发和购买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岗位,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的政策体系。该项制度运行以来,在市场就业之外,开拓了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渠道,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失业压力,较好地补充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力量,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本文认为公益性岗位制度是产生于经济社会转型及变革时期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保障政策,其实质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过渡性的、非正规的就业途径。公益性岗位制度是中国就业保障政策从补偿性福利思维向积极性福利转型的有益探索,更是帮助就业困难人员从依赖福利转向工作福利的一种实现手段。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发展至今已历经十余年,已逐渐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相继帮扶了数百万困难人员就业,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发挥了解决困难群体就业难题和补充公共服务力量的双公益作用,也成为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就业保障方式。但作为一项保障困难群体就业的政策性安排,公益性岗位制度发展、变迁过程中具有强制性、滞后性和单一性等特征,制度由于原有的惯性或路径依赖而陷入非效率的锁定状态,主要表现为:公益性岗位制度尚缺乏理论支撑和顶层设计,政策体系存在风险和漏洞,公共资金投入大幅增长,管理行政成本不断上升,而从业人员薪酬待遇较低,并存在退出机制与市场就业衔接不畅等现象和难题。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给政府部门、基层服务平台带来困扰,而且导致部分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心理失衡,形成了岗位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还引发了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风险。为此,本研究以公益性岗位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为对象开展了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和掌握不同省市公益性岗位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重点分析了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瓶颈,探求科学合理的解决途径。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面对中国仍然巨大的就业压力,作为就业保障的重要手段之一,维持公益性岗位制度可持续、高质量地运行对促进和保障困难群体就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中的困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反思,运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理论解释、分析,研判制度的实质和必要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吸收、借鉴国外积极促进和保障特殊群体就业的经验,本文提出了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转型目标,即建立积极的“双公益”型公益性岗位制度。围绕目标的实现,公益性岗位制度转型应坚持四个原则,分别是以就业困难群体发展需要为导向,以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为切入点,以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为契机,以拓宽资金渠道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重点。在明确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积极“双公益”型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即在构建“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的过程中,在制度的“入口”即确定公益性岗位帮扶对象或聘用人员范围时坚持优先机制,实现需要优先、自愿优先、适合优先;在政策制定和宏观管理层面坚持统筹机制,实现制度统筹、开发统筹和管理统筹;在制度“出口”公益性岗位人员退出帮扶岗位时实行转化机制,实现渐退机制、岗位机制、市场机制;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资金实行多元筹资机制。
谢锐勤[3]（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董博文[4]（2016）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文中提出本文希望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我国对民族关系的调控,影响和决定着新疆民族关系的变迁。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新疆的民族关系,本文的问题意识、社会场景和分析论述将主要立足于新疆。经由此,笔者将进一步地对我国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中的普遍性问题作出研究和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将社会行动区分为行动者、价值成分、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社会环境等成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是行动结构。这一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要素,笔者对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价值取向通过社会领导力量而对社会环境的构建有着规范作用,而作为社会大众的其他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能否获得有效参与手段和积极参与条件,以实现自身发展目的,进而将价值规范内化于自身,决定着社会整合的程度。这样,各民族成员在社会环境中能否将价值目标、特别是民族平等价值内化,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依据价值规范所进行的民族关系调控能否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以使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得到妥善处理,进而推动民族平等的实现。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在整体上拘泥于倾向歧视与压迫的大民族主义价值观,但同时也能以“仁义观”作为价值指引,来构建民族交往的主要社会环境即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合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推动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不断地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然而,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和落后生产力,又导致传统民族关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压迫性、动荡性和有限性。进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反抗侵略中逐步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政府亦推动传统民族关系调控向现代转化,但受制于阶级属性之局限和内忧外患之环境,其终未能推动民族关系走出历史窠臼、走向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历史变迁中,随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不断深入,“仁义观”理念在构建民族关系调控机制中的规范意义逐步消解。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制约民族关系发展的阶级压迫被彻底消除,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真正开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先后以国家统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强大为优位价值指引,并始终注重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传统“仁义观”相结合,逐步在计划体制下建立了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而其现实形态即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这一调控机制,有着内在的集体主义属性,为各民族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有效地吸纳了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平等价值的实现及内化,推动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内在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而这也制约着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的可持续性。为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做出判断,并带领各族人民启动了改革,社会转型亦随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富裕成为优位价值,民族平等则仍是重要价值目标;以此为指引,我国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逐步向分化性调控机制转变,这也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开始变化。但是,由于集体主义属性发生弱化并遭受功利主义片面化发展的冲击,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未能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传统“仁义观”进一步消解,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问题加剧。这在实践中就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地促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民族关系趋于紧张,民族区域自治面临困境。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新中国的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传统调控机制的历史局限,推动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制约着总体性调控机制的未来。在社会转型中,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总体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内涵的“平均主义”取向的不足,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然而集体主义属性的弱化与功利主义倾向的凸显,又制约着分化性调控机制应对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的制度功能。而要更好地推动民族关系发展,就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集体主义属性。这既需要汲取历史智慧,又要总结现代经验,即通过把传统“仁义观”与现代“公正观”相结合,在基本价值体系中引入具有中国内涵的公平正义价值,进而以此为指引,系统弥补分化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松动的问题,推动分化性调控机制向分化—整合性调控机制发展;其在实践中就是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在进一步的变革中更好地吸纳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从而推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新升华。
马桂花[5]（2016）在《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文中指出“分配正义”问题,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从古至今,分配正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受到人们的深切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8年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近20年来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的情况,居民收入在国内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以此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然受到阻碍,社会和谐稳固的局面也会遭到严重威胁。面临如此驳杂的局势,学界有人对我国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和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提出各种怀疑,如:马克思分配正义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按劳分配是否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分配规律,按劳分配能否兼容市场经济等等。鉴于此,本文选取“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为题,以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为基础,系统梳理其理论内涵,深入探讨其基本原则和指导意义。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渊源上,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前人的分配正义思想,其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有15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闵采尔的“财产共同分配”、莫尔的“各取所需”以及康帕内拉的“按需要平均分配”思想;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关于“按劳动贡献”来决定每个成员地位和收入及未来社会的分配应是“等量的劳动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等理论;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配第、斯密、李嘉图等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在对他们分配正义理论研判的根基上,吸纳了他们关于分配正义的科学成分。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中的分配正义是指社会主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经济活动中有关经济权利、财富和收入在国家、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占有、配置和分割而产生的公平正义问题。内容上,这一理论包括分配从属于生产、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决定地位、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权与尊严、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其中,分配从属于生产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逻辑起点、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重心、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权与尊严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实现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一贯竭力于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分配制度改革,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新时期得到了充盈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探究出了符合中国具体实情的收入分配制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服务于实践。本文以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为依据,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下推进分配正义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进一步实现分配正义应遵循的原则和实践政策。旨在为我国当前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柴富成[6]（2013）在《新疆兵团农地制度变迁与绩效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兵团受地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也逐步实施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和农地产权变革为主的、采取循序渐进、局部均衡、经营权从所有权逐渐分离和职工家庭生产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的农地制度变迁方式，直到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清晰到户、农资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的兵团团场基本经营制度。兵团农地制度变迁的意义远远超出原来的纯粹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方面，实现了兵团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并最终引发兵团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新的农地制度安排表现出巨大的制度绩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恢复以来，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建设，现已成为集党政军企于一身、三次产业和社会事业快速、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联合体。“十一五”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兵团抢抓机遇、开拓进取、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强化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三大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和高新节水灌溉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农业经济保持了全面、持续、快速增长，为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兵团的农业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与具有完善的生产组织职能的团场组织的矛盾、兵团集团化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是制约兵团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瓶颈。一方面要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扩大农工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势必导致分散化生产与兵团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相悖；另一方面，团场经营主体有计划的组织农业生产又剥夺了农工家庭经营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客观上降低了农工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制度绩效低下。因此，在市场经济和兵团特殊体制下，什么样的农地制度安排才是有效，才能既调动两个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又能使制度供给者获得预期收益，从而使兵团率先在西北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兵团农地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每一次制度安排的绩效，以及农地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依赖，这涉及到兵团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体制等制度环境，同时团场农工身份的确定和团场的职能定位，是兵团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兵团“三农”问题是兵团完成“屯垦戍边”使命的根基，而“三农”问题归根结蒂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关键是制度问题，即农地制度创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业产业是兵团经济的基础，因此，农地制度创新成为兵团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事实上，新中国经济成长的史实表明，国民经济无论是处于高速增长，抑或停滞徘徊，其实都是农业增长与停滞的必然反映①，而中国农业的增长，又得益于农地制度的深刻变迁。对兵团而言，虽然农地经营制度变迁与地方农村有差异、甚至是不同步，但从军队经营到集体经营再到家庭经营制度的基本确立，包括兵团“1+3”②文件以及“1+3”补充文件的出台，以及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每一次变迁都在探索更高绩效的制度安排。我国近30多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了制度的重要性。在制度经济学中，虽然学者们对“制度”有很多种理解，但大家还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制度是重要的③。农地制度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也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本文研究的思路是采用统计学和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以兵团农地制度（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和农地产权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兵团农地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关键点）入手，分析兵团农地制度变迁的历程、动因、主体和影响因素等，在此基础上，首先以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分析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的绩效和效应；其次以产权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产权的完整性、完全性及剩余权的视角探讨兵团农地产权制度的绩效；再次以上述讨论的结果为基础总结分析兵团现行农地经营制度的利弊，并提出兵团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政策建议；最后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1)阐述本研究的背景、意义和目的；2)梳理与本研究相关的农地制度、制度变迁、制度绩效及产权的基本理论，并对相关概念及研究范围、对象给予界定；3)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相关理论分析兵团农地制度变迁及其影响因素；4)定性分析兵团农地经营制度变迁绩效并应用数据进行定量实证分析；5)以产权的完整性、完全性及剩余权的视角研究兵团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农业投入、技术和劳动力对农业增长的影响；6)对现行兵团农地基本经营制度进行探讨，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和今后的创新方向；7)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得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为兵团农地制度改革与创新提供政策依据。本文的核心思想是从历史的进程，大跨度地考察和分析兵团农地经营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因素，以及解释不同时期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动因，分析不同时期兵团农地制度变迁背后的关键因素及其与农业绩效的关系，探索现行团场基本经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革措施，为未来兵团农地制度创新和农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兵团农地制度变迁与地方农村相比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兵团特殊体制和肩负多重使命的制约较大。因此，兵团农地制度变迁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社会、生态、边疆稳定等效益。一方面要调动职工家庭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提高职工收入；另一方面要发展壮大农牧团场、增强团场经济实力、为兵团实现多重目标奠定基础；兵团农地制度变迁受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企业管理改革影响，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为主，同时也受职工家庭意愿影响，结合诱致性变迁为辅的方式演进。改革开放后，兵团农地制度变迁体现出巨大的制度绩效，并经历了三次高潮，促使兵团农业产业得到极大的发展，为兵团农业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兵团团场现行基本经营制度是追求农地制度绩效和实现兵团多重目标选择的结果，其制度意蕴是调动职工家庭和团场两个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好“统”和“分”有机结合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受有限理性经济人约束，往往表现为一方面是“统”有余而“分”不足，制约职工家庭经营自主权，挫伤职工生产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是“统”不足而“分”有余，挫伤团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无法发挥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优势。因此，兵团农地制度改革创新的方向是：一方面是加大“分”的力度，即加快农地产权制度创新，进一步清晰农地产权、探索农地流转方式、农地收益权、处置权、租赁权的改革，扩大职工家庭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是提高“统”的能力，即加大生产经营制度的创新力度，以市场为导向、面向职工家庭，以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资料采供、技术培训服务以及农产品加工等为纽带，依托兵团农业龙头企业，鼓励强强联合，组建相应的大型服务公司，充分发挥兵团组织化、集约化优势，实现农业现代化。
张悦[7]（2013）在《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 ——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种解读（1954-2012）》文中认为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无论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其终极意义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的本质并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与传统政治思想研究不同,发端于现代行为主义学派的政治文化研究,摒弃了传统局限于文献和史料的哲学研究范式,开始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微观式地研究政治人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中国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这一研究范式,用于中国民众政治态度与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由于文化的内生性和本土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化研究的路径根植于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之中。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毕竟是以西方哲学观为基础建立的,与中国传统和近现代的哲学观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引入该研究范式时也出现了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基于中西方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中社会物质生存形态的相关性,以及中国政治中强意识形态的特点,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先进经验与中国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的特性相结合,仍不失为解读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有利视角。由此,笔者汲取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和内容,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人性论”为基础,重点结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逻辑,提出了“政治文化向度”的研究路径,以期探寻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未来的方向所在。在本文提出的政治文化向度研究路径中,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调整和发展历程（1954-2012）为历时性考察过程,将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从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的文化核心出发,分三个时期共时性解读政治文化转向与政治制度选择的关系。首先,分析各个时期主导性政治意识向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并阐述该政治意识的主要内容；其次,概括各个时期由政治意识引导形成的政治价值取向,分析该时期政治制度形成的原则和宗旨基础,以及该政治制度的框架；再者,从政治制度环境中所建构的社会政治基础阶层的生存形态入手,分析政治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基础阶层的政治心理。最后,进行历时性对比,分析不同向度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间的作用力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时期,现代化、工业化及革命历史、国际共运、大跃进、“文革”等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基础,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以“共和”为意识向度建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摸索中,中国共产党在摸索如何设计与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的政体的过程中,发现树立党的执政权威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从“共和”的价值转向“一元集权化”的价值,构建了以党委或党组为核心的、中央对地方全方位的、党政一体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支持也是树立党的权威的重要内容。以一元集权化价值向度和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建构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以强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和单位、公社等集权化的社会结构改造推进的。工、农、知识分子三大政治基础阶层,在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塑造的政治生存形态影响下,加上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产生了意识和行为上,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政治态度。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调整时期,基于“文革”、政权交接、社会建设受挫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加上实现现代工业化建设目标的严峻性,中国共产党将社会建设集中于政治改造的意识转向于经济建设领域,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意识向度。在此意识向度为主导形成的“稳定发展”的价值取向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完善原有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系,改变集权化体制的特征,寻求集体化和制度化的领导模式,形成了以放权为主的一元多层的政治体制。在一元多层式政治体制的作用下,社会主要政治基础阶层的政治生存形态比前一时期未有实质性改变,仅在政治活动的自主性上有所增强,与前一时期高度一致性政治态度不同,此时期社会各阶层更多关注近身政治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趋于稳定,社会发展的突发性显现。局部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机、社会思潮、民族宗教、自然公共安全等问题,给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挑战。在调整改革思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延续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意识,在强调巩固党的领导权威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相互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此时期建构的以精神文明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政治价值体系,突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强烈要求。与前一时期放权的政治体制不同,此时期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党和政府的关系放到了首要的位置。此时期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各阶层的政治心理。在高层引导和民间开放之间,引导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最后,将三个时期进行历时性对比,分析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来政治制度建构中文化与制度的张力,探寻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因素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
杨彬[8]（2010）在《西北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 ——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文中认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严重限制西北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己为社会各界所认识,但国内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借鉴个体群进化分析方法,定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为区域内部个体群主动进化的能力,同时区别了显性进化能力与隐性进化能力。基于经济行为主体角度,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划分为个体、企业、组织、政府进化能力。在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化动力及形成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定性评估内容和衡量指标,并以定西市安定区为例进行相关实证分析。本文认为,通过生存方式变革来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会陷入“循环论证”的误区。因为拥有相对高素质的公务人员,同时迫于内在的发展压力,提升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突破口应该首选政府；通过扩大对外交流获取区域外部规模性的资本和技术支持,通过促进经济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以打破传统落后的思维观念,对于提升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艳霞[9]（2009）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比较突出,农业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低于全国水平,生活恶劣于全国水平。对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交通闭塞、思想封闭、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落后、信息不对称、民族文化习惯制约等因素影响,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体现出难度大、成本高、进展慢、收入低等限制。如何根据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高度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特征、劳动力素质等特点,寻求一条能够有效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普遍受到三大难点问题的困扰：一是“劳动力转移悖论”,即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流出,形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愈加扩大这一恶性循环。二是“城乡就业怪圈”,即在相对发达的工业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使城镇就业概率越高,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就越多,从而形成“城镇现代部门扩张得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率就越高”的怪圈。三是“异地转移难题”,即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以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各大中城市流动为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不仅带来“民工潮”等诸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劳动力自身生活质量水平提高的问题,也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等带来了一定隐患。本文认为,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具有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宗教与文化拉力强大等特色,围绕上述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就近就地向旅游产业转移,实现“离业不离家”式的生产结构而非生活地域的转移,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和甚至解决上述“三大难题”：一是可以有效吸收民族地区高素质旅游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解决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和农村产业空心化现象,缓解城镇就业压力；二是可以通过旅游投资项目和旅游消费吸引资金回流农村,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三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城乡收入预期差异,从而改善农村劳动力长期异地转移给城市社会、就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发展旅游经济是解决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题的最佳劳动力转移模式。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目的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特征与影响因素、经济效益、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旅游经济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若干重要影响以及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探讨通过发展旅游经济扩大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途径。论文按照“文献综述”→“理论局限”→“模型修正”→“模式选择”→“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证。首先,论文在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和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该地区当前劳动力转移中面临着若干重要理论局限和现实难题,必须探索一条适合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性转移模式。其次,论文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对经典“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和重述,证明大力发展以旅游经济是有效解决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难题的重要有效途径。随后,论文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转移效应、现实障碍三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并从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旅游扶贫、社区参与、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朴银哲[10]（2009）在《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延龙图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延吉市、龙井市、图们市的简称。2007年7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延龙图一体化战略正式启动。论文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角，运用了多学科知识、多种研究方法，剖析研究了延龙图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合作、产业整合、市场整合与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加快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考，由此拟探索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可行性与实现路径。论文分绪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与借鉴、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结论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问题的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评述、论文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包括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合作情况的介绍及其对延边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延边区域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及战略选择、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可行性等。第三部分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与借鉴。介绍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及启示。第四部分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也是论文的第三、四、五、六章的内容，是整个论文的核心部分。在第三章延龙图区域政府间合作研究中，在具体分析政府间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政府间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延龙图政府间合作的重点领域及政府间合作机制的构建。在第四章延龙图区域产业整合研究中，运用钱纳里多国模型、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产业梯度系数、区位商等研究方法，分析延龙图产业整合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三市间的产业梯度与产业发展定位，最后提出延龙图产业整合的路径选择。在第五章延龙图市场整合研究中，运用樊纲等提出的市场化五个方面的指标，对延龙图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运用相对价格方差系列模型，对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图表，具体分析了延龙图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人才与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与信息、产权市场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与市场壁垒进行了相关分析，最后提出了构建延龙图一体化市场的路径选择。在第六章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研究中，先以量化制度变量的方法，分析了制度变迁对延龙图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再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做出延龙图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进而研究每一种制度变迁对延龙图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后，在分析影响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主体及路径选择。第五部分为结论。论文得出的结论为：（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是以先易后难的顺序，逐步推进的过程；（2）市场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3）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4）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起步阶段，政府的强制执行力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也是必要的；（5）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任重而道远。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为：（1）论文所研究的延龙图区域为经济欠发达的、由三个县级市构成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研究对象上有别于以往对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发达地区省区间合作的先例。（2）论文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对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有别于以往主要以地理学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方式。（3）论文力求将本身定性意义较大的一些论题，如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创新等问题做了量化分析，以提高论据的科学性与说服力。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收集资料有限，影响研究结果的精准性；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实证分析不足等，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补充与加强。
二、发展融合经济 促进国企改革──乌鲁木齐市国有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融合经济 促进国企改革──乌鲁木齐市国有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支持六师五家渠市实体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师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
| （一）概况 |
| （二）经济构成 |
| （三）“两改”主要目标和完成情况 |
| 二、金融支持师市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及做法 |
| （一）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三农 |
| （二）金融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 |
| （三）配合兵团深化改革，金融助推兵团改革健康发展 |
| （四）围绕城市经济做好金融服务工作 |
| 三、金融支持兵团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受兵团改革转制影响，金融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
| （二）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
| （三）金融业务产品服务开展不畅 |
| （四）社会信用环境影响 |
| 四、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
| （一）建立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和担保机制 |
| （二）挖掘资源优势，打造“土地”银行 |
| （三）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四）坚持有保有压，控制企业经营风险 |
（2）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价值 |
| 1.1.3 现实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视角 |
| 1.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视角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
| 1.4.2 研究方法的创新性 |
| 1.4.3 研究目标的创新性 |
| 1.4.4 研究过程的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文献述评 |
| 2.1 公益性岗位制度研究述评 |
| 2.2 公益性岗位政策文件述评 |
| 2.2.1 国家层面的公益性岗位法规政策 |
| 2.2.2 各地出台的公益性岗位政策性文件 |
| 第3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及路径依赖 |
| 3.1 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3.1.1 经济体制转型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 |
| 3.1.3 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行政体制改革 |
| 3.1.4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转型 |
| 3.2 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的原因 |
| 3.2.1 维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 |
| 3.2.2 满足社会成员对基层公共服务的需求 |
| 3.2.3 计划安置就业的路径依赖与维护国企改革的现实选择 |
| 3.3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的意义分析 |
| 3.3.1 从直接的经济补偿到提供就业岗位援助 |
| 3.3.2 从保障基本生活到促进社会融入 |
| 3.3.3 从被动下岗分流到主动提供社会服务 |
| 第4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情况—基于部分省市公益性岗位制度现状的实证研究 |
| 4.1 我国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基本情况 |
| 4.2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
| 4.2.1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制度发展历程与建设情况 |
| 4.2.2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和人员构成 |
| 4.2.3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情况调查实证分析—基于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视角 |
| 4.2.4 吉林省不同类别公益性岗位案例调查分析——基于公益性岗位开发、使用部门视角 |
| 4.2.5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制度社会效益分析 |
| 4.3 东中南部5省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对比分析 |
| 4.3.1 五省公益性岗位政策体系建设 |
| 4.3.2 五省公益性岗位的开发 |
| 4.3.3 五省公益性岗位管理体制 |
| 4.3.4 五省公益性岗位筹资渠道及从业人员薪酬待遇 |
| 4.3.5 五省公益性岗位制度的综合比较 |
| 第5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成因 |
| 5.1 岗位依赖 |
| 5.1.1 出口不畅 |
| 5.1.2 “一岗难求”现象 |
| 5.2 制度风险 |
| 5.2.1 政府负担过重 |
| 5.2.2 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新的排斥 |
| 5.2.3 公共服务作用发挥不充分 |
| 5.2.4 公益性岗位管理模式不适应就业发展趋势 |
| 5.3 困境的成因 |
| 5.3.1 制度原因 |
| 5.3.2 结构原因 |
| 5.3.3 体制原因 |
| 第6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优化—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 |
| 6.1 公益性岗位制度优化的必要性 |
| 6.2 其他国家及地区积极促进和保障特殊群体就业的经验及启示 |
| 6.3 公益性岗位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优化路径 |
| 6.3.1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目标 |
| 6.3.2 “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构建需要坚持的四个原则 |
| 6.3.3 “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3）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四、方法论讨论 |
| 五、调查情况介绍 |
| 六、本文的贡献及欠缺 |
| 第一章 历史回望：传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成因 |
| 一、儒家文化的出现及其凝聚力的存在 |
| 二、儒家文化凝聚力的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封建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民族关系调控的现实基础与价值指引 |
| 二、主要的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及其成效 |
| 三、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的启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民族关系调控价值目标的确立 |
| 二、主要的民族关系调控政策 |
| 三、民族关系的变迁：调控的成效与不足 |
| 第四节 新疆传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基本历史脉络 |
| 二、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三、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四、初步的总结 |
| 第五节 民族关系调控的中心问题 |
| 一、主体的二重性 |
| 二、两个基本过程 |
| 三、七项因素 |
| 四、中心问题 |
| 第二章 奠定基石：建国初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民族关系发展的基础 |
| 一、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契机 |
| 二、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阻碍 |
| 第二节 认识民族参与 |
| 一、新涵义与新认识：“交往即是参与” |
| 二、民族参与的社会环境与价值规范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发展 |
| 一、民族关系调控的制度设计：民族区域自治 |
| 二、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构成与功能 |
| 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 四、过渡时期 |
| 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第四节 启迪与思考 |
| 一、建国以来的基本经验 |
| 二、新疆民族关系的战略地位和标本意义 |
| 第三章 推进改革：转型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起点与路径选择 |
| 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再判断 |
| 二、首要制约和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转变与效果 |
| 一、基本价值体系与优位价值的变化 |
| 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 |
| 三、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
| 四、推进科学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问题的出现 |
| 一、调控机制变革的基本线索与新问题的产生 |
| 二、新疆民族关系变迁中的问题 |
| 第四章 转型反思：围绕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 |
| 第一节 价值规范转变中的是与非 |
| 一、效率提升的价值基础 |
| 二、个体利益地位的上升 |
| 三、基本价值关系的转变：从和谐到紧张 |
| 第二节 利益关系调控机制转变中的利与弊 |
| 一、效率提升的现实依据 |
| 二、计划式调控向竞争式调控转变的新困境 |
| 三、扶助式调控的效用约束 |
| 四、功利主义思想的流行 |
| 第三节 文化关系调控机制转变中的得与失 |
| 一、效率提升的观念引导 |
| 二、对功利主义的应对及其效果 |
| 三、汉族的包容性问题 |
| 四、少数民族的选择 |
| 第四节 保障机制转变中的胜与负 |
| 一、效率提升的关键支撑 |
| 二、双重挑战 |
| 第五节 关于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问题的初步总结 |
| 一、对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功能的再认识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变化与未变 |
| 三、特殊的结构紧张 |
| 四、思索：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变迁的机理 |
| 五、探讨：我国民族关系变迁的规律 |
| 第五章 更好调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
| 第一节 变迁机理中的启迪 |
| 一、核心：在社会转型中更好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
| 二、首要问题：调节基本价值体系的内在紧张 |
| 三、调节紧张的思想资源：传统与现代 |
| 四、路径：系统弥补松动的集体主义 |
| 第二节 机遇和挑战并存 |
| 一、主要困难 |
| 二、历史机遇 |
| 第三节 迈向更好 |
| 一、绵绵用力：从培育仁义到涵养公正 |
| 二、久久为功：从更好扶助到更好参与 |
| 三、固本培元：从治标先行到标本兼治 |
| 四、螺旋上升：从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分配正义的一般概念及其内涵 |
| 第一节 分配的含义和属性 |
| 一、分配的科学含义 |
| 二、分配相关概念的内涵 |
| 第二节 正义的含义和属性 |
| 一、将正义视为人的理性建构 |
| 二、将正义视为自然客观的必然 |
| 三、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正义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一、正义与公平的关系 |
| 二、正义与平等的关系 |
| 三、正义与公正的关系 |
| 第四节 分配正义 |
| 一、分配正义的缘起 |
| 二、分配正义的历史考察 |
| 三、分配正义的基本含义 |
| 四、分配正义理论区分 |
| 第五节 分配非正义 |
| 一、分配非正义回溯 |
| 二、分配非正义的表现 |
| 第二章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 |
| 二、古典经济学派的分配正义思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逻辑起点：分配从属于生产 |
| 二、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重心：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 |
| 三、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原则：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 |
| 四、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价值取向：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权与尊严 |
| 五、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实现路径：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 |
| 第三章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践探索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分配正义的初步尝试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最大限度调动抗日力量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践探索 |
| 一、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 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从多种分配向“按劳分配”集中 |
| 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阶段：实行平均主义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时期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践探索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按劳分配原则重新确立 |
| 二、全面改革开放阶段：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
| 三、改革深化发展阶段：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确立 |
| 四、当前进展：“两个同步，两个比重”分配格局确立 |
| 第四节 分配正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
| 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分配正义制度的辩证关系 |
| 二、分配正义制度的调整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
| 三、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促推分配正义制度的逐步完善 |
| 第四章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当前实践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面临的理论挑战 |
| 一、马克思分配正义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 |
| 二、按劳分配是否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分配规律 |
| 三、按劳分配能否兼容市场经济 |
| 第二节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面临的现实困难 |
| 一、当前中国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被忽视的原因透析 |
| 一、错误解读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主旨思想 |
| 二、社会主义市场活动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
| 三、理论维度下分配正义活动的非实在性 |
| 第五章 推进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深入发展 |
|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主要原则 |
| 一、以人为本原则 |
| 二、社会分配与社会生产相一致原则 |
| 三、提高效率，注重公平原则 |
| 四、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原则 |
| 五、按需要调节原则 |
| 第二节 继续探索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政策选择 |
| 一、动力机制下的政策选择 |
| 二、平衡机制下的政策选择 |
| 三、调整机制下的政策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新疆兵团农地制度变迁与绩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地的概念 |
| 2.1.2 制度的涵义 |
| 2.1.3 农地制度的概念界定 |
| 2.2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农地产权制度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 2.2.4 制度绩效理论 |
| 第三章 新疆兵团农地制度变迁分析 |
| 3.1 兵团基层组织及其制度分析 |
| 3.1.1 兵团组织体系 |
| 3.1.2 兵团基层组织的特征 |
| 3.1.3 兵团农业生产、生活资料供给制度变迁 |
| 3.1.4 兵团农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 |
| 3.2 兵团团场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历程 |
| 3.2.1 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改革（1979-1982 年） |
| 3.2.2 兴办家庭农场改革（1983-1987 年） |
| 3.2.3 推行团场企业承包制改革（1988-1992 年） |
| 3.2.4 “两费自理”的推行（1993-2000 年） |
| 3.2.5 综合改革时期（2001-2005 年） |
| 3.2.6 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2006 年至今） |
| 3.3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变迁 |
| 3.3.1 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国家所有阶段 |
| 3.3.2 农地经营权属逐步下放阶段 |
| 3.3.3 农地产权逐步明晰阶段 |
| 3.3.4 兵团农地制度变迁的特点 |
| 第四章 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绩效分析 |
| 4.1 制度绩效的理论评价标准 |
| 4.1.1 制度经济学的效率标准 |
| 4.1.2 农业价值评价标准 |
| 4.1.3 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绩效评价指标构建 |
| 4.2 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的政治效应 |
| 4.2.1 国家意志的体现 |
| 4.2.2 层级决策者效用最大化选择 |
| 4.2.3 经济当事人自身需求 |
| 4.3 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的经济效益分析 |
| 4.3.1 农地资源的产出效率显着提高 |
| 4.3.2 农地利用效率增强 |
| 4.3.3 农业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
| 4.3.4 农业从业者收入稳步增长 |
| 4.4 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社会效应分析 |
| 4.4.1 社会保障效应 |
| 4.4.2 地权稳定性效应 |
| 4.4.3 稳定职工队伍效应 |
| 4.5 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生态效应分析 |
| 4.5.1 节水农业功效卓着 |
| 4.5.2 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 |
| 4.5.3 创新了生态建设新模式 |
| 4.6 兵团农地生产经营制度绩效实证研究 |
| 4.6.1 数据选取 |
| 4.6.2 变量及模型建构 |
| 4.6.3 结论 |
| 第五章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绩效 |
| 5.1 产权对绩效的影响机理 |
| 5.1.1 产权对绩效的功能和效应 |
| 5.1.2 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与农业增长 |
| 5.1.3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的分析框架 |
| 5.2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的激励效应 |
| 5.2.1 行政计划时期（1954-1982 年） |
| 5.2.2 团场综合改革时期（1983—2005 年） |
| 5.2.3 落实团场基本经营制度阶段（2006 年至今） |
| 5.3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的资源配置效应 |
| 5.3.1 农业投入总量情况 |
| 5.3.2 单位农业产值要素投入 |
| 5.3.3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动 |
| 5.4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的科技进步效应 |
| 5.4.1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 |
| 5.4.2 实施“五个一”培肥工程 |
| 5.4.3 推广种植业“十大”主体技术 |
| 5.4.4 精准农业和高密度优质高产栽培模式 |
| 5.4.5 推行优良杂交和工厂化育苗移栽 |
| 5.5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与交易费用 |
| 5.5.1 管理者目标多重使土地承包费用过高 |
| 5.5.2 团场职工的理性和机会行为 |
| 5.5.3 兵团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绩效——一个实例 |
| 第六章 兵团现行农地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
| 6.1 兵团农地经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
| 6.1.1 农地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 |
| 6.1.2 农地产权不完整 |
| 6.1.3 农地使用与生产经营合约存在矛盾 |
| 6.1.4 身份地固定于职工，效率低下 |
| 6.1.5 基层组织变迁后，两用地经济效益不高 |
| 6.2 完善兵团农地制度改革的保障措施及今后的创新方向 |
| 6.2.1 不断完善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强化农地产权的刚性 |
| 6.2.2 大力发展租赁经营 |
| 6.2.3 稳定和强化土地的承包权 |
| 6.2.4 推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
| 6.2.5 鼓励支持能人牵头的大户承包 |
| 6.2.6 促进、规范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
| 6.2.7 正确处理团场农业职工承包经营主体的双重身份 |
| 6.3 兵团农地制度改革的创新方向 |
| 6.3.1 团场经营方式与模式转变 |
| 6.3.2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创新 |
| 6.3.3 农地经营的两个主体合作共赢 |
| 6.3.4 团场管理体制改革，政企分开 |
| 6.3.5 加强农业中介组织建设,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兵团农地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多重因素影响 |
| 7.1.2 兵团农地制度变迁体现出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方式 |
| 7.1.3 农业是兵团经济的基础，农地制度创新是解决兵团“三农”问题的关键 |
| 7.1.4 兵团现行的团场基本经营制度是追求农地制度改革绩效和实现兵团多重目标的结果 |
| 7.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兵团农业绩效主要年份原始数据 |
| 附件2：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职工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7）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 ——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种解读（1954-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国内外文化与制度研究综述 |
| (一) 以制度为核心的西方研究综述 |
| (二) 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方法---“政治文化向度”研究制度的路径 |
| (一) 作为政治文化向度研究路径核心的政治文化要素 |
| (二) 作为方法的政治文化向度研究路径的形成 |
| 三、研究框架及设想 |
| (一) 研究的架构 |
| (二) 研究的设想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形成时期政治文化向度与政治制度选择(1954-1978) |
| 第一节 “共和”“集权”意识向度中的“人民民主专政” |
| 一、“现代工业化”“国际共运”“革命”与“共和”“集权”意识向度的形成 |
| 二、“共和”“集权”意识中的“人民民主专政 |
| 第二节 “一元集权化”价值取向与“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 |
| 一、“一元”“整体”“意识形态”主导的“一元集权化”价值取向 |
| 二、“一元集权化”价值基础上“党政一体”政治体制的建构 |
| 第三节 党政一体政治体制中的社会政治心理 |
| 一、党政一体政治体制中“人民”的政治心理 |
| 二、党政一体干部管理体制中干部的政治心理 |
| 三、党政一体政治体制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调整时期政治文化向度与政治制度选择(1978-1992) |
| 第一节 “改革”“发展”“稳定”意识向度中的“人民民主” |
| 一、“改革”“发展”“稳定”意识向度形成的现实基础 |
| 二、“改革”“发展”“稳定”意识中的“人民民主” |
| 第二节 “稳定发展”价值取向与“一元多层”政治体制 |
| 一、“开放”“多元”“团结”中的“稳定发展”价值取向 |
| 二、“稳定发展”价值中的“一元多层”政治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一元多层”政治体制中的社会政治心理 |
| 一、“一元多层”政治体制中“人民”的政治心理 |
| 二、一元多层领导体制中干部的政治心理 |
| 三、一元多层政治体制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时期的政治文化向度与政治制度选择(1992-2012) |
| 第一节 “深化改革”“科学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意识 |
| 一、“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意识的现实基础 |
| 二、“深化改革”意识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
| 三、“科学发展”意识中的“人民当家作主” |
| 第二节 “二位一体”价值系统与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 |
| 一、“精神文明”或“核心价值”一体中的政治价值取向 |
| 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社会政治心理 |
| 一、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中“公民”的政治心理 |
| 二、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 |
| 三、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中领导层的政治心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文化与制度的张力 |
| 一、中国政治制度嬗变中文化与制度的张力 |
| (一) 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文化的主导力 |
| (二) 中国政治文化转向中制度的强化力 |
| 二、对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意识形态主导向制度主导的转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西北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 ——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分析方法 |
| (四) 内容安排与逻辑结构 |
| 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概念辨析 |
| (一) 发展的主体性 |
| (二) 发展与进化 |
| (三)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
| 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机制 |
| (一)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二)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动力 |
| (三)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机制 |
| 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定性评估 |
| (一) 促进或阻碍扩展秩序的形成 |
| (二) 促进或阻碍合作与信息共享 |
| (三) 促进或阻碍观念更新与知识创新 |
| 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衡量 |
| (一) 个体进化能力 |
| (二) 企业进化能力 |
| (三) 组织进化能力 |
| (四) 政府进化能力 |
| 五、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特殊性 |
| (一)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缓慢的原因 |
| (二)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路径选择 |
| 六、典型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以定西市为例 |
| (一) 定西自我发展能力变迁的历史轨迹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定西自我发展能力的变迁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定西自我发展能力提高的原因探析 |
| (四) 进一步提升定西自我发展能力的对策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9）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 |
| 1.2.1 西部民族地区相关概念 |
| 1.2.2 劳动力转移相关概念 |
| 1.2.3 旅游经济相关概念 |
| 1.3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假定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假定 |
| 1.5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2.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西方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 |
| 2.1.1 西方早期劳动力转移理论 |
| 2.1.2 马克思的人口迁徙思想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
| 2.1.3 “推—拉理论”及后人对人口迁移理论的发展 |
| 2.1.4 二元结构论——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阐释 |
| 2.1.5 以舒尔茨、斯塔克等为代表的其他劳动力转移理论 |
| 2.2 国内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 |
| 2.2.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研究 |
| 2.2.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 |
| 2.2.4 文化和宗教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 2.3 旅游经济与劳动就业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3.1 旅游经济效应 |
| 2.3.2 旅游乘数理论 |
| 2.3.3 TSA与OECD旅游就业模型 |
| 2.3.4 旅游经济与劳动力就业理论 |
| 2.4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相关研究 |
| 2.4.1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 |
| 2.4.2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 |
| 2.4.3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劳动力转移 |
| 2.5 文献综述分析与评价 |
| 2.5.1 劳动力转移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导向问题,经济利益是决定劳动力转移的根源,也是解决劳动力转移难题的根本出路 |
| 2.5.2 劳动力转移没有普适性的固定模式,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应充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实际情况,探索一条特色化的最佳模式 |
| 2.5.3 劳动力是社会、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劳动力转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全面考虑宗教、文化、社会等对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影响 |
| 2.5.4 必须认真研究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设计能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模式和转移路径 |
| 3.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与理论修正 |
| 3.1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 3.1.1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现状 |
| 3.1.2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现状 |
| 3.1.3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 |
| 3.1.4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就业现状 |
| 3.2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 |
| 3.2.1 区域环境的特殊性 |
| 3.2.2 城乡差异的特殊性 |
| 3.2.3 宗教文化的特殊性 |
| 3.2.4 制度背景的特殊性 |
| 3.3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局限 |
| 3.3.1 民族地区“推—拉”力量格局特殊 |
| 3.3.2 民族地区异地转移的负面因素突出 |
| 3.3.3 民族地区“成本—收益”决策复杂 |
| 3.3.4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合成悖论” |
| 3.4 均衡城乡就业流动推拉力量格局——对劳动力转移经典“推—拉”模型的修正 |
| 3.4.1 经典的“推—拉”机制劳动力流动理论 |
| 3.4.2 推—拉模型应用于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
| 3.4.3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反推拉”模型 |
| 3.5 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转移经典二元结构模型的修正 |
| 3.5.1 刘易斯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模型 |
| 3.5.2 刘易斯模型应用于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
| 3.5.3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二元分割”模型 |
| 3.6 改变城乡就业“收入—成本”预期——对劳动力转移经典托达罗模型的修正 |
| 3.6.1 托达罗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劳动力流动模型 |
| 3.6.2 托达罗模型应用于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
| 3.6.3 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成本”模型 |
| 4.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模式的选择与旅游经济发展 |
| 4.1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发展与历史进程 |
| 4.1.1 第一阶段(1979—1983年)向农业深度发展转移阶段 |
| 4.1.2 第二阶段(1984—1988年)高速转移阶段 |
| 4.1.3 第三阶段(1989—1991年)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回流 |
| 4.1.4 第四阶段(1992—1996年)超常转移阶段 |
| 4.1.5 第五阶段(1996—1997年)调整重组阶段 |
| 4.1.6 第六阶段(1998—今)劳动力转移新阶段 |
| 4.2 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点与现实挑战 |
| 4.2.1 如何将西方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转型期社会经济相结合 |
| 4.2.2 如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多重不平衡问题 |
| 4.2.3 如何解决我国劳动力转移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出的悖论 |
| 4.2.4 如何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失业的两难问题 |
| 4.2.5 如何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异地转移为主向异地、就地转移相结合 |
| 4.2.6 如何结合“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寻求民族地区等欠发达地区最佳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
| 4.3 发展旅游经济——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与模式创新 |
| 4.3.1 从转移地域看,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异地转移”向“就地转移”转变,减少城乡社会矛盾和城镇就业压力 |
| 4.3.2 从转移产业看,将引导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充分发挥旅游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
| 4.3.3 从转移模式看,能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其自身“造血机能”培育和“后发优势”建立 |
| 4.3.4 从转移主体看,可吸纳民族地区不同性别、年龄和层次的社区居民参与,避免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流出和“农村空洞化”等社会矛盾 |
| 4.3.5 从转移效果看,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和新农村建设,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
| 5.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 |
| 5.1 阶段特征 |
| 5.1.1 人力资源素质随时间推移逐步提高 |
| 5.1.2 产业结构由单一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
| 5.1.3 地域结构由中心集中逐步向周边扩散发展 |
| 5.2 人口特征 |
| 5.2.1 性别比例比传统转移方式更加均衡 |
| 5.2.2 年龄构成突破高度集中的传统分布 |
| 5.2.3 就业人员受教育培训程度相对较高 |
| 5.3 地域特征 |
| 5.3.1 以本区域就地转移和周边民族地区异地转移为主 |
| 5.3.2 民族地区旅游景区和旅游小城镇成为异地转移重点 |
| 5.3.3 与周边或其他地区间跨区域流动呈双向或多向关系 |
| 5.4 地位特征 |
| 5.4.1 旅游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规模仍然偏低 |
| 5.4.2 旅游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工作收入有所增加 |
| 5.4.3 劳动力转移旅游经济中的城乡差距相对较小 |
| 5.4.4 旅游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后续矛盾较为缓和 |
| 6.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转移效应 |
| 6.1 经济效应 |
| 6.1.1 增加经济收入 |
| 6.1.2 调整产业结构 |
| 6.2 社会效应 |
| 6.2.1 改变就业结构 |
| 6.2.2 影响人口结构 |
| 6.2.3 影响教育结构 |
| 6.2.4 影响婚姻家庭结构 |
| 6.3 文化效应 |
| 6.3.1 促进文化交流 |
| 6.3.2 实现文化保护 |
| 6.3.3 推动文化发展 |
| 6.4 生态效应 |
| 6.4.1 保护自然环境 |
| 6.4.2 节约自然资源 |
| 7.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障碍 |
| 7.1 旅游开发浅层性明显,劳动力有效吸纳不足 |
| 7.1.1 旅游产品的相似性和低层次竞争 |
| 7.1.2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低容量限制 |
| 7.1.3 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风险隐忧 |
| 7.2 旅游产业关联度较低,旅游就业乘数比较小 |
| 7.2.1 产业水平较低,以旅游为主的三产发展不足 |
| 7.2.2 产业联动不足,产业结构和质量有待升级 |
| 7.2.3 旅游设施滞后,影响产业发展和就业转移 |
| 7.3 旅游经济总体规模小,劳动力吸纳总量不大 |
| 7.3.1 旅游经济规模小,拉动就业作用有限 |
| 7.3.2 旅游开发难度大,吸引投资力度较小 |
| 7.4 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就业分布及结构不均 |
| 7.4.1 不同地区间就业分布及结构不均 |
| 7.4.2 同一地区内就业分布及结构不均 |
| 8.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
| 8.1 推进旅游产业深度开发,有效推动劳动力转移 |
| 8.1.1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 |
| 8.1.2 延伸旅游产业链,发挥旅游经济乘数效应 |
| 8.1.3 加速旅游产业发展,扩大旅游就业规模 |
| 8.2 重视旅游城镇建设,打造劳动力转移平台 |
| 8.2.1 科学规划,完善旅游城镇支撑服务功能 |
| 8.2.2 打破城乡分割,健全政策制度保障体系 |
| 8.2.3 依托城镇发展特色经营,充分吸纳就业转移 |
| 8.3 实施旅游扶贫联合化,优化劳动力转移分布及结构 |
| 8.3.1 合理定位,找准最佳旅游开发类型 |
| 8.3.2 因地制宜,选择最佳旅游扶贫模式 |
| 8.3.3 适度引资,最大化就地转移的拉动效应 |
| 8.3.4 多方培育,充分发挥旅游扶贫主体作用 |
| 8.4 加强人力培训及政策支持,提升劳动力转移续动力 |
| 8.4.1 加快知识化进程,提高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 |
| 8.4.2 转变思想观念,促进就业转移与信息分享 |
| 8.4.3 加强旅游就业引导,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
| 8.5 重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保证劳动力转移可持续发展 |
| 8.5.1 重视社区参与的意义与作用,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
| 8.5.2 充分重视社区利益主体,鼓励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 |
| 8.5.3 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分配机制,保证对社区的就业拉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延龙图区域概况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国际背景 |
| 三、区域经济合作正成为国内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
| 四、延龙图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内外研究进展评述 |
| 一、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
| 二、国外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内容及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及结构 |
| 第一章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 |
| 第一节 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合作 |
| 一、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合作概况 |
| 二、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合作的经验与教训 |
| 三、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合作对延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延边区域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及战略选择 |
| 一、发展优势(Strengths) |
| 二、发展劣势(Weaknesses) |
| 三、发展机遇(Opportunities) |
| 四、发展挑战(Threats) |
| 五、延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
| 第三节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延龙图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二、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
| 三、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性 |
| 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内实践与借鉴 |
| 第一节 中国三大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
| 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
| 二、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
| 三、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三大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启示 |
| 一、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 |
| 二、建立区域协调组织 |
| 三、进行体制与制度创新 |
| 四、城市群发展中的利益协调机制 |
| 五、政府在城市群发展中的作用 |
| 第三章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与地方政府间跨区域经济合作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 |
| 一、行政区域经济与政府合作 |
| 二、地方政府保护性竞争与市场行政性分割 |
| 三、政府合作的理论基础 |
| 四、政府合作的影响因素 |
| 五、政府合作机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延龙图政府间跨区域经济合作 |
| 一、延龙图一体化已取得的工作进展 |
| 二、延龙图政府间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延龙图区域政府合作的基本原则 |
| 四、延龙图政府间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 |
| 五、延龙图区域政府合作机制构建 |
| 第四章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整合 |
| 第一节 产业整合基本理论 |
| 一、产业整合一般理论 |
| 二、产业整合的多层性 |
| 三、产业整合效果的衡量标准 |
| 第二节 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 |
| 一、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溯源和内涵 |
| 二、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效益及相互关系 |
| 三、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延龙图区域产业整合 |
| 一、延龙图产业发展基本现状 |
| 二、延龙图区域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延龙图产业梯度分析 |
| 四、延龙图城市功能定位 |
| 五、延龙图产业整合的总体思路及三市产业发展定位 |
| 六、延龙图产业整合的路径选择 |
| 第五章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与市场整合 |
| 第一节 市场一体化基本理论 |
| 一、市场一体化的内涵 |
| 二、市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
| 三、共同市场理论模型 |
| 四、市场一体化的经济效应 |
| 第二节 一体化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一国内部的经济边界形成的原因 |
| 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不利影响 |
| 三、区域市场的形成基础 |
| 四、一体化市场建设要经历的阶段或过程 |
| 五、区域市场的经济效应 |
| 第三节 延龙图区域市场整合 |
| 一、延龙图市场化水平测度 |
| 二、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趋势判断 |
| 三、延龙图市场发展现状 |
| 四、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
| 五、延龙图区域市场壁垒分析 |
| 六、构建延龙图一体化市场的路径选择 |
| 第六章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 一、制度及其内涵 |
| 二、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概述 |
| 三、制度的基本功能与经济增长 |
| 四、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延龙图区域制度创新 |
| 一、制度变迁对延龙图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 二、延龙图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约束 |
| 三、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主体 |
| 四、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结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四、发展融合经济 促进国企改革──乌鲁木齐市国有企业改革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支持六师五家渠市实体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J]. 焦新宇. 兵团党校学报, 2019(06)
- [2]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D]. 徐云辉. 吉林大学, 2019(10)
- [3]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D]. 董博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5]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D]. 马桂花.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1)
- [6]新疆兵团农地制度变迁与绩效问题研究[D]. 柴富成. 石河子大学, 2013(01)
- [7]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 ——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种解读（1954-2012）[D]. 张悦.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8]西北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 ——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D]. 杨彬. 兰州大学, 2010(10)
- [9]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分析[D]. 马艳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4)
- [10]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D]. 朴银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