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伊斯兰教与西方：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一、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论文文献综述）

刘中民^[1]（2020）在《对中世纪至近代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再认识》文中认为中世纪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发展是矛盾冲突与交流合作并存的复杂过程。双方的关系既有颇具宗教色彩的漫长冲突,也留下了许多不同宗教和谐共处的佳话,但这种事实却多被冲突的历史叙事所掩盖。在近代,拒绝与规避、世俗主义与西方化、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了伊斯兰对西方进行反应的四种形式。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对于西方的反应并非简单的抵制、排斥或反抗。首先,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复杂关系,是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关系存在多种形式的重要因素。其次,伊斯兰政治思潮及其社会力量对西方的反应具有复杂多元的特点,而并非单纯地反西方。经研究,本文得出两点结论和启示:第一,伊斯兰与西方交往的主题叙事亟待重新谱写,应摆脱目前突出矛盾冲突、忽视交流合作的片面叙事;第二,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中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既不是宗教冲突,更不是文明冲突。

郑帅^[2]（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刘静^[3]（2020）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国内外的伊格尔顿研究因此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政治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向,特别是转向了神学和形而上学。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斗士缘何大谈特谈上帝和撒旦?这令其学术声誉一度遭遇质疑。21世纪伊格尔顿并不仅仅展现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他同时还表现出文学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倾向。伊格尔顿的各种理论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以天主教左派业余神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参与创办并主编了天主教左派阵地刊物《斜向》,探索教会和牧师制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疆界。天主教左派政治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就随着左派政治的失败而陷入低潮。21世纪伊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叙事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伊格尔顿大胆探索“理论之后”的理论,呼吁回到理论本身,以更好地应对愈加严峻的激进政治斗争形势。他一方面抨击文化理论政治感的缺失,一方面积极地提出了神学、哲学、文学、身体唯物主义等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治话题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政治危机的普遍反应形式。“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始终把握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脉搏,针对资本主义“改头换面”这个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跨学科地进行反思和追问,试图重组理性、感觉和经验,恢复主体的物质实在性来对抗主体的过度物化和美学化。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的内涵是对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这一角度出发,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总体上基于激进政治理想,以文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伊格尔顿研究对其文化理论政治动因的阐释并不十分充分,对伊格尔顿如何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左派政治的挖掘也不够充足。这些局限使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评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把握其精神实质。为了深入探索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解读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神学、哲学、文学和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促进作用,本文围绕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描述其发展轨迹,主要以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批判、神学和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哲学的思考、文学批评的加强、身体唯物主义的提出等理论建构为主体,追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分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发展的贡献,评价其意义和局限性。“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从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与补救、文化的自大到神学、哲学等替代性话语的介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辩护以及对文化理论走向的探索。通过对神学话语的借用,伊格尔顿延续并拓展了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左派时期的神学思考,“重新”发掘并利用上帝与耶稣、恐怖与邪恶、悲剧与爱等激进神学概念,塑造神学对于激进政治的现代价值,通过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解放理想,传播革命的预言,加强团结和共识。在面对文学批评危机时,伊格尔顿则从文学哲学的视角对文学本质进行追问,坚守文学批评的修辞传统,号召兼顾“内容的政治”与“形式的政治”,并突出“形式的政治”以强化文化左派的政治敏感性。伊格尔顿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责任意识使其始终以理论的普及化作为使命,对危机的阐释和应对构成了其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伊格尔顿反复论述文化的危机,以“作为社会无意识文化”为切入点,追溯了唯物主义传统并提出身体唯物主义,指出“理论之后”彰显身体唯物主义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离散空间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对政治批评的有效性。论文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从辩证性、策略性、话语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进行结构性剖析,描绘了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表征,通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对文化、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话语运用,指出伊格尔顿作为激进左派文化理论家,其政治批评体现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章景然^[4]（2020）在《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文中指出宗教在当代社会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有凝聚社会的功能,又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宗教群体如何实现与社会和谐共存,成为本文探索的核心论题。17世纪兴起于英国的贵格会与19世纪脱胎于波斯（今伊朗）的巴哈伊,两大信仰团体在初创期均被贴上“激进教派”标签,受到官方打压与社会排斥。历经近半世纪的教内外调适与互动,最终完成了作为“平和”团体的历史嬗变。对其历史过程的梳理与比较,不仅有助于人们解决信仰摩擦问题,还将为贵格会和巴哈伊研究提供新视角。本文坚持唯物主义史观,以宗教比较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以宗教社会学等理论,从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社会互动中,对两者的”平和”之路进行历史性考察,并试图得出某些规律性认识。本文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社会行为及平和转折,探究其引起社会敌视的原因。两者（1）的肇始恰逢社会改革时代,它们的信仰变革夹杂着社会诉求,且采取较为激进的表达方式,这是两者被社会排斥的主要因素;继而追溯两者从激进走向平和的转折事件,这一转变奠定此后温和策略的思想基础。基于以上考察,在理论层面探讨两大教团激进行为的根源,在现实层面比较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差异。第二章从本土与海外两个区域,考察两大教团的生存状态与相应调整。贵格会在海外殖民地所受打压甚于本土;巴哈伊则相反,海外生存环境较本土优越。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两者采取不同途径。贵格会通过集体请愿、政治游说等方式寻求与英国上层对话;巴哈伊则求助于国际组织,通过国际舆论为自身发展寻求空间。通过比较可知,不同的社会环境是两大教团遭受地域差异化打压的主要原因,宗教打压造成其与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促使了它们的教内整合。第三章从教内外两个层面,比较两大教团的和谐理念与实践。两者对和谐理念解读方向不同,贵格会的罗伯特·巴克莱与威廉·佩恩,肯定教义中的宽容成分,并给予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应用;巴哈伊的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更倾向对宗教和平思想的传播。在此思想基础上,两者教外实践产生差异。贵格会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神圣实验”为阵地,将宗教宽容作为策略进行推行;巴哈伊则强调非政府参与原则,以顾问形式与政府合作,通过“全球发展计划”实践和平理念。但在教内实践中,贵格会和巴哈伊对异己思想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两者教内外实践的差异,为和平宽容本质及其相对性提供了可探讨的空间——宽容绝不意味无限自由,群体的发展及宽容的实现与制度规范需要相辅相成。第四章从自我标识、社会融入、管理模式三方面,比较两大教团从“激进”到“平和”的特征。两大教团排他性减弱、世俗化增强、初期宗教领袖情结明显,这些相似性特征推进两者成为温和教团;文章还进一步探究这些相似性特征中的差异性。两大教团融入社会方式不同,贵格会在人员不断流失的困境下被动融入社会,巴哈伊则积极主动融入;两大教团后续管理模式迥异,巴哈伊在集体领导下巩固发展,贵格会则在松散管理中走向衰败。这两个因素成为两者当今发展各异的主要原因。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以此探索某些规律性认识,对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现状与趋势做出预测。针对不同文明形态的两大教团进行比较,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信仰群体与社会之间不是评判与被评判的等级关系,而是体现着身份相互认同的动态过程,和谐共处的实现需要多层面的对话、妥协与让步。

李益斌^[5]（2020）在《欧盟恐袭主体认知偏差与“文明冲突”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9·11"事件之后,关于"文明冲突"的讨论甚嚣尘上,尤其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俨然成为世界的主题之一。以伊斯兰"圣战"为旗号的恐怖袭击（以下简称"恐袭"）在西方世界此起彼伏,给欧美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将"文明冲突"的认知推向了高潮。在欧洲地区,人们记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圣战"恐袭,似乎自2001年以来,"圣战"恐袭

李益斌^[6]（2019）在《欧盟恐袭主体认知偏差与“文明冲突”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自2001年以来,欧盟各界形成了"圣战"恐袭是恐怖主义主流形式的刻板印象。通过对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中欧盟数据的详细分析可知,实际上民族分离式恐袭依然占据主要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认知偏差,除了两种恐袭发生次数和伤亡人数本身的涨跌之外,宗教问题、经济危机和新媒体的推波助澜等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文明冲突"被夸大和滥用才是根源。这是西方寻找敌人的后果,也是美欧中东战略的后遗症,更是"文明冲突"预言的自我实现。因此,在进行反恐活动和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时,西方需要摒弃这种冲突思维。

田园^[7]（2018）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再探讨 ——基于当代资本逻辑的视角》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挖掘,揭示深藏在文本中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终极旨趣。即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共产主义社会一定到来,进而为指导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提供理论支撑。从历史的抽象王国迈入现实世界,通过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寻求人类最终的幸福与解放,这种历史意识凝结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与革命实践之中。当恩格斯宣称属于马克思的“两个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时候,实际上也充分的肯定了马克思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人类“历史科学”的重大意义。因为正是马克思真正以现实的“人的观点”终结了以往哲学“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将“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从而实现了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取代了以“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为核心的“费尔巴哈的新宗教”;同时,也正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因此,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既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与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相统一的革命宣言,也是哲学批判与生活现实批判内在一致的“新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用资本逻辑的实践“证实”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过程也是发展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过程。中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道路坚持利用和发展资本,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中得以确认;中国道路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把非公有制纳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范畴;中国道路直面“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填补了如何发展与监管“虚拟经济”的“空白”。首先,力求基于“回到”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本身,以“在历史中”而非“超历史”的观点来思考人的历史及其发展,注重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思想线索、问题意识与思维逻辑的整体性,超越以往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研究中的种种“独断论”、“虚无主义”的思想立场。从而,在保有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研究的发展创新意识基础上,总体性认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现代变革的思想真义。其次,阐述了马克思研究资本的总过程: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批判,对于生产力概念、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各个环节、社会的经济结构、国家形式、社会意识形式予以了精确的剖析,对于历史分期做了较之以前更为明确的论述,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在于资本本身,如不可避免的平均利润率下降,生产力和购买力的矛盾等,证明“剥夺者被剥夺”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再次,围绕福山历史终结论进行再思考,以历史决定论对于福山源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进行哲学批判,以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揭示历史终结论的荒谬和浅陋,反证历史决定论的正确和深刻。最后,系统论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借助资本发展生产力的有益探索。而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已经大获全胜,局部战争、民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等等正让资本制度陷入一轮轮的危机中,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衰退。资本制度本身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和灭亡的原因,它的逐渐衰亡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必要。并且,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绩,特别是中国能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的阴影。这一方面是对资本终结论的有利反驳,中国改革开放后分享了资本制度的优势,并不等于要按照资本制度的模式发展。面对资本全球化的扩展趋势,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却逐渐显露出了新的生机,并充满了全球性的批判张力。

黄平^[8]（2017）在《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与宗教依赖——基于奥利维耶·罗伊的“新原教旨主义”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有强烈的认同焦虑问题,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更是如此。"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新发展,它放弃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实现政治正常化的策略,选择在跨国层面对伊斯兰教进行复兴,并支持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穆斯林共同体。由于欧洲社会特殊的背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契合了穆斯林移民的这种认同焦虑,因而得以在欧洲蔓延并引起种种政治后果。目前,这种原教旨主义在欧洲社会有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去文化化和再伊斯兰化,以及个体化和对"圣战"重视等几个明显特征。

房乐宪,吴学锐^[9]（2017）在《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内涵、渊流与当代现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5年以来,欧洲陷入难民危机与恐怖袭击的窘境,唤醒了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从历史和现实考察,欧洲对伊斯兰的恐惧实质上是一种排外主义情绪,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欧洲长期以来存在着自我认知的优越感,一度将伊斯兰建构为欧洲文明的对立面。同时,在与伊斯兰的互动过程中,欧洲一直对外输出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殖民时代的现代化意识以及当代的西式民主价值观,由此激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恒久敌意,也造就了许多失败国家——前者演变为恐怖主义,后者则成为难民潮的重要根源。当前欧洲右翼势力兴起,试图隔离伊斯兰的威胁。然而这种"围墙心态"违逆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逻辑,也难以有效应对欧洲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构成的挑战。因此,重新审视欧洲自身对伊斯兰的认知塑造和政治建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马润^[10]（2017）在《“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探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90年代初,“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在西方的学术报告以及媒体中,迄今已有二十余载,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恐惧症”愈演愈烈。西方世界“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叠加的直接后果,其中的主客观因素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和揭示的。自公元7世纪初政教合一体的伊斯兰教创立以来,对抗与博弈几乎成为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主旋律。早期西方对中东地区长达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漫长的殖民统治与肆意掠夺,使得双方都产生了深深的积怨与隔阂,也因此埋下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仇视的种子。20世纪60-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及革命输出,使得伊斯兰世界再次成为了西方世界关注的焦点。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加强对伊斯兰国家的干预,加深了彼此间的敌对。冷战终结后,基地组织极端分子发动了针对美国的“9 · 11”恐怖袭击,使得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教的恐惧到达空前的程度。“9 · 11”之后,美国对伊斯世界先后发动了两次反恐战争及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并通过对伊斯兰的刻意负面宣传来抢占舆论的制高点,“改造”（打击）—“回应”（报复）的恶性互动模式,使得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非正向”的关系加速发展。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局持续动荡,内乱、冲突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交错重叠,使得国内的难民数量不断攀升并向周边的欧洲国家流散,欧洲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甚嚣尘上。中东地区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长期干预下,动荡与战乱局势成为了“常态”,并最终催生了新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它在中东地区频繁的制造恐怖袭击,在西方大国的强力围剿下进行了全球战略转移并鼓动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开展“独狼式”恐怖袭击,西方世界被恐怖主义的阴霾深深的笼罩。从根源而言,伊斯兰世界的守旧与落后,西方世界在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及其“文化优劣”理念下的肆意干涉,“改造-还击”已经成为当今双方关系的主要模式,“伊斯兰恐惧症”在此土壤上落地、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二、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论文提纲范文）

（1）对中世纪至近代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2）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5）欧盟恐袭主体认知偏差与“文明冲突”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6）欧盟恐袭主体认知偏差与“文明冲突”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再探讨 ——基于当代资本逻辑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与宗教依赖——基于奥利维耶·罗伊的“新原教旨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论文参考文献）

• [1]对中世纪至近代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再认识[J]. 刘中民.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0(04)
• [2]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3]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D]. 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D]. 章景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欧盟恐袭主体认知偏差与“文明冲突”的关系[J]. 李益斌. 社会科学文摘, 2020(01)
• [6]欧盟恐袭主体认知偏差与“文明冲突”的关系[J]. 李益斌.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04)
• [7]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再探讨 ——基于当代资本逻辑的视角[D]. 田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与宗教依赖——基于奥利维耶·罗伊的“新原教旨主义”视角[J]. 黄平. 国际政治研究, 2017(05)
• [9]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内涵、渊流与当代现实[J]. 房乐宪,吴学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03)
• [10]“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探究[D]. 马润. 云南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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