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内需也要从收入再分配“解决”——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再思考

一、刺激内需还应从收入再分配中“求解”——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景华^[1]（2019）在《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供给和需求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要素,两者相互关系决定或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时,市场供求达到平衡,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经济运行将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态势。当供求失衡时,生产受到抑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严重的供求失衡甚至还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供求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思想家已经就农业生产、农产品供给等问题从理论层面作出阐述。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供给和需求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供求理论。这些供求理论犹如璀璨的星光,在经济理论体系的苍穹里熠熠生辉,其中有一颗最为耀眼,那就是马克思的供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社会运行发展的必然规律。供求问题是融入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经济学者们分别从市场价值与价格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研究供给和需求问题,但尚未将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体系化、系统化。因此,本文选此作为研究课题,着眼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试图梳理出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理论特点、传承与发展,并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并提出对策建议。首先,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总结古代思想家、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思想,他们为马克思建立科学供求理论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理论素材。然后,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考察马克思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微观供求理论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内涵特点及市场供求、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供求理论包括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含义、总供求平衡、总供求失衡及其调控等内容,微观部分是宏观部分的基础,宏观部分是微观部分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而,本文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并与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理论特点、政治立场和时代价值。再而,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供求问题的论述,可见其是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供求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最后,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当前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指导下,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市场供求平衡性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本文尝试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相关学者关于供求理论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马克思供求理论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论形成之路,这对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深化供求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从政策指导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环境与科学依据,解读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不平衡的特征及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供求作用机制提供了政策指导,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政策支撑。

孟溦蕾^[2]（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朱松梅^[3]（2017）在《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以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物品是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主要内容。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住房的最低构成条件,制约人口的居住质量,影响社会福利水平。在以公共物品稀缺为基本特征之一的城中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的稀缺是基本的表现形式。长期以来,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是造成城中村“非城、非村”的原因之一,其中,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的稀缺正是导致城中村与城市其他区域居住质量差异的基本要素,也增加了城中村人口的居住成本。基于此,本论文以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为例,对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分析。在城镇化进程中,承担低成本居住区功能、容纳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城中村建设问题,实际上正是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并首先表现为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在这一基础上,本论文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展开具体的论述:第一,从城中村居住人口构成的角度,将城中村的功能界定为“低成本居住区”,指出实际承担低成本住房功能的城中村住房与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住房的关键差异,由此将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引入其中。作为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低成本住房的集中区域,城中村以其低房租、可支付的优势,容纳了城市住房保障体系覆盖范围以外、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体的大量低收入人口,这正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基本体现。尽管政府并未明确赋予城中村这一功能,但是城中村常住人口构成数据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点;然而,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并没有合理配置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对基本生活的满足程度低,适足性差,因此并不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住房属性（可支付与适足）。第二,本论文界定的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具有基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其成本和收益与私人物品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建立了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在成本方面,本文指出,除了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以外,使用者承担的使用成本和未使用者承担的机会成本,都应纳入总体成本的考量中。在收益方面,生产者收益、使用者收益、负向收益都是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总体收益构成的重要部分。第三,进一步从现实出发,对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进行总结与梳理,分析造成的“各相关主体收益降低”这一负面影响,以及导致困境的原因。并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西安市城中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问题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佐证现实困境。第四,在前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成本、收益的视角提出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破解之道。最后,以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为例,对改进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各个主体都将从城中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改善中获得收益的增加,因此,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有效解决,既有助于增加各个群体之间的公平,也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是一种明显的帕累托改进。

胡绍雨,申曙光^[4]（2013）在《扩大我国内需的税收政策国际借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对我国长期以来以出口拉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扩大内需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出口回落所带来的需求减少及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有利于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消费率偏低的矛盾。积极研究借鉴国际上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对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政策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伊丽^[5]（2013）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公共养老金制度不仅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和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现代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本文在阐述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演变和改革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效应,特别是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企业发展、劳动力市场、社会储蓄、国民消费和国家财政等方面的影响,深入分析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对公共养老金的财政收支、公共养老基金以及不同年代人们的养老负担和养老金受益水平的影响等,指出日本公共养老金的制度缺陷与发展方向,为日本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共养老金制度提供政策建议。目前来说,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问题”和“财政问题”两个方面。“制度体系问题”是指,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基本养老金和报酬比例养老金的功能定位等存在较大问题,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有待提高。“财政问题”是指由于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日本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务危机,国家财政压力加大。首先,本文结合公共养老金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经济理论基础,论述日本国民的晚年生活对公共养老金的高度依赖性,指出公共养老制度在日本现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演变的梳理,着重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对“国民皆年金”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构建、两层次公共养老金制度构架的形成、“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的引入等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进行深入剖析,指出不同时期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重点及其特征。其次,论述日本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制度模型,详细分析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三大公共养老金的财政模式、缴费状况和受益水平等,深入论证2004年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引入的“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作为日本独特的养老金核算方式的实际效应及其意义所在,并着重剖析日本公共养老金的财政状况、公共养老基金的运营效益和日本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社会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企业发展、劳动力市场、国民储蓄和家庭消费等方面的影响,重点考察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而总结得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的制度缺陷。再次,在比较分析各种改革方案和制度争议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路径,特别是对各方热议的将公共养老金的财源由“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消费税”、改现行的“现收现付制”财政方式为“基金积累制”的财政方式、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改革以及如何缩小公共养老金的代际差别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今后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文章将在总结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今后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政策选择。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符合年龄条件的所有国民为参保对象的国民养老金（也称为基本养老金）制度,第二层次是以一般企业职工为参保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制度和以公务员等公职人员为参保对象的共济养老金制度所构成的雇员养老金制度。国民养老金的参保对象按其职业的不同可以分为第1号被保险人（农林渔业等自营业者）、第2号被保险人（加入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人员）和第3号被保险人（第2号被保险人的配偶）。以第1号被保险人为参保对象的国民养老金于2002年开始出现财务收支赤字,之后,国民养老金的财务赤字不断扩大。1998年,厚生养老金的收支盈余开始逐渐减少,至2003年日本厚生养老金也出现了财务赤字,2005年以后,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的不景气更是大大影响了厚生养老金保险费的收缴,日本厚生养老金的财务赤字迅速扩大,而且,日本的各类共济养老金制度因为参保人数的减少和领取共济养老金人数的增加也陆续出现财务赤字。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财政赤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提高公共养老金的保险费（率）、下调公共养老金的支付乘数,并逐步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起始年龄等,从而引发了公共养老金受益水平的代际不公和养老负担不断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2004年日本又进行了一次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旨在能够构建一个“一百年安心”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此次养老金制度改革规定：2017年后不再上调公共养老金的保险费（率）,引入“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以合理调整公共养老金的支付标准,维持公共养老金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信任感。但是,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以来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加之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空洞化问题和公共养老金制度内的不公平现象等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日本国民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抱有怀疑态度,日本政府必须在尽快摆脱经济困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公共养老金制度,提高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与稳定性,充分发挥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积极效应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日本现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采取的“修正式的基金积累制”（基金积累制+现收现付制）财政方式,日本目前仍保有约120万亿日元的公共养老基金,对已有的养老基金如何进行投资运作以提高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弥补公共养老金收支失衡的问题,这也成为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今后改革的重要问题之一。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恶化了国内投资环境；②劳动力需求市场受到抑制,社会产能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受到一定影响；③个人和家庭的消费不足,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市场的低迷；④个人和家庭的储蓄下降,国家的财政压力加大,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与稳定性较差。关于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措施,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有必要根据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相应改革,提高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有效解决公共养老金的财务收支赤字,以保障养老金制度的健康发展。首先,对于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的改革：①改固定保险费为国民养老金保险费率,切实解决国民养老金空洞化问题；②将非正式职工纳入厚生养老金制度、扩大厚生养老金制度的参保范围,提高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③规定第3号被保险人的养老保险费由第3号被保险人家庭承担,消除公共养老金制度内的不公平现象；④设立报酬比例养老金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制）,基本养老金采取现收现付制财政方式,确保高龄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⑤统一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保险费率和参保条件,逐步将共济养老金并入厚生养老金制度,促进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改革。其次,有效解决公共养老金财务赤字：①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适度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起始年龄,缓解劳动人口不足和公共养老金的财政压力；②上调浮动调整率、延长“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的实施年限,适度抑制公共养老金受益水平的上涨幅度；③降低高收入家庭的养老金支付标准、依据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确定保险费率,确保公共养老金收益率的相对平衡；④设立专门的以提高福利为目的消费税或者提高现有的消费税税率,提高公共养老基金的运营收益,尽可能在保障公共养老金财务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与稳定,促进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应从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吸取一定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我国应适度提高退休年龄,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有效解决养老金的资金缺问题口；其次,拓展筹资渠道,加大政府对养老金的财政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占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再次,提高基本养老金的统筹水平,统一基本养老金的缴费与支付,消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养老金负担与受益水平的差异,并逐步推进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改革,消除制度内的不公平现象；最后,将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账管理,积极拓展养老基金的投资渠道,规范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模式,构建安全、高效的养老基金运营机制,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投资能力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提高公共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郭新强,胡永刚^[6]（2012）在《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且偏向投资建设性支出,本文采用SVAR方法得到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影响就业的经验事实:政府生产性支出增加能够促进就业,但是促进就业的有效性依赖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表现在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可以刺激就业,而增加服务性支出则抑制就业。基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上述事实,政府支出影响就业的程度依赖于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大小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中国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投资性支出通过生产性效应、投资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等渠道刺激就业;然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和体制转轨阶段,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将导致结构性劳动替代,从而抑制就业;税收则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实际就业水平的提高还需依赖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

李晓霞^[7]（2010）在《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 ——基于面板协整的经验验证（1978-2008）》文中研究表明解决失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问题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非常沉重,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解决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当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财政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政策之一,是治理失业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在比较全面地综述国内外有关背景文献的基础上,初步确立财政政策与就业关系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作为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中国1978-2008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了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回归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国内比较前沿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实证分析依次检验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就业效应、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财政赤字的就业效应,比较全面、系统的评价了中国的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为重新估计中国财政政策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政府消费性支出、政府生产性支出、财政赤字分别与就业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中国的财政收入与就业量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政府生产性支出与就业量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为正向,但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财政赤字与就业量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力求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并希望这些对策建议能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潘孝珍^[8]（2010）在《后危机时代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危机凸显了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意义,本文从当前税收体系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资金不恰当的征收方式、政府收入挤占居民收入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在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上存在的问题,并从这些方面提出了我国在后危机时代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

潘娟^[9]（2010）在《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能掩盖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尤其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当然,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和文献都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把研究视角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从不平衡的现象追溯到体制层面,财政分权作为不能回避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作为各国理论界关注的前沿问题,1956年蒂布特（Tiebout）的一篇《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开创了财政分权理论的先河,TOM模型、偏好误识理论、“菜单”理论以及分权俱乐部理论等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把竞争和信息优势作为立论之本,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抛出了对官员忠于职守假设的疑问,改变了辖区居民福利最大化的前提假设,并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引入了财政理论,更加关注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励。国内的研究更加着力于实践领域的探索,财政分权与市场化的顺序及对地区市场分割的作用、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最优财政分权度近年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热的研究话题。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再到1994年后的分税制改革,每一次改革都可以看作是财政分权的具体尝试,在这期间,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经历了逐步拉大的过程。如果把财政分权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来考虑,从资本投入来讲,一方面,为了中央一贯的“渐进式”、确保稳定的改革依赖,在制度设计时税收返还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主要是转移支付、专项投入的“重东轻西”,使得中西部在财政方面的资本形成显然不具有东部的优势。而东部的自积累效应促使他们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吸引,在初始的资本和劳动力都不占优势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在重塑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和促进市场一体化方面呈现不同的地区差异。而且,财政优惠政策并没有表现出如本文期待的“扶贫济困”、“抑富助穷”的效果。更进一步讲,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运行结果,不管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经济目的,以财政分权为主的财政体制改革后,对地方政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应。理论的推断证明了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可以促使地方之间的一致性合作,从而出现同质性的政府。但是政治上的集权与官员考核指标的单一化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结果在地方官员的“利己选择”下,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出现了不同比例的增长。在支出总量上,中西部地区由于财力所限,无法与东部相比,而且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也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这些正是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通过构造财政分权和地区经济增长指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在推动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在支出总量上呈现出东部多、中西部少的特征,在支出结构上也是“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竞争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未来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挑战更多的是如何选择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本文的最后,从转移支付、税收制度、支出结构、财权事权划分以及地方官员的考评体系等方面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潘孝珍^[10]（2010）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危机凸显了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意义,本文从当前税收体系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资金不恰当的征收方式、政府收入挤占居民收入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在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上存在的问题,并从这些方面提出了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

二、刺激内需还应从收入再分配中“求解”——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刺激内需还应从收入再分配中“求解”——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以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扩大我国内需的税收政策国际借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7）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 ——基于面板协整的经验验证（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8）后危机时代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9）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刺激内需还应从收入再分配中“求解”——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景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3]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以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为例[D]. 朱松梅. 西北大学, 2017(03)
• [4]扩大我国内需的税收政策国际借鉴研究[J]. 胡绍雨,申曙光. 财会研究, 2013(10)
• [5]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学分析[D]. 张伊丽.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6]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J]. 郭新强,胡永刚. 经济研究, 2012(S2)
• [7]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 ——基于面板协整的经验验证（1978-2008）[D]. 李晓霞. 重庆理工大学, 2010(02)
• [8]后危机时代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J]. 潘孝珍.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0(03)
• [9]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研究[D]. 潘娟. 兰州大学, 2010(10)
• [10]金融危机冲击下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J]. 潘孝珍.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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