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调整财富观念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论文文献综述)
陈弼文[1](2021)在《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思考及其货币政策环境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标。准确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前提是准确把握“财富”这一范畴。根据独立性的不同,可对财富作出原生财富和次生财富这两种区分。其中:原生财富是指侧重于发挥使用价值的商品,属于生产力层面的范畴;次生财富则是价值流通和增殖的载体,其存在并不用于满足人的某项具体需要,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财富。共同富裕就是全体成员掌握的原生财富水平足够生活需要、并且人均享有一定次生财富的社会状态。原生财富和次生财富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创造和分配机制的差异。原生财富创造必须经历产业资本循环;而次生财富凭借观念预期即可完成增殖,但是预期兑现必须要依赖产业资本循环的顺畅运转。市场经济体制下,原生财富的分配一般以次生财富的分配为前提;次生财富的分配则包含基础性分配和延伸性分配两个阶段。货币是一种典型的次生财富,其在两种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架起了货币政策影响于共同富裕的桥梁。从生产端来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营造适度货币环境和引导社会预期,调动社会在原生财富生产上的积极性,同时控制次生财富生成的规模和速率。分配端来看,货币政策可以以存量和流量调控为杠杆,提升实用财富分配效率,激发分配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从四方面着手营造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货币政策环境:一是以金融力量支持公有制经济改革发展;二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三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四是控制通货膨胀程度。
张敏[2](2020)在《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体行业与金融、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涉足金融资产与房地产,显现出企业金融化的现象。现有大部分研究表明,企业进行金融化主要有两种动机:资金储备动机与资本套利动机。从资金储备动机来看,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可以提高企业资产的流动性、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促进企业进一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从资本套利动机来看,企业将闲置的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与房地产,忽视了企业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提高,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对消费者、对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本文基于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动机,展开了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以及创新点。第二章梳理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相关文献。第三章阐述企业社会责任、企业金融化的概念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从理论上分析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以及不同股权属性下和不同价值观念下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以及不同股权属性下和不同价值观念下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本文归纳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关建议。本文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倒U性关系。(2)在国有企业中,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倒U性关系。(3)在强股东财富最大化观念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负相关关系。在弱股东财富最大化观念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正相关关系。
邱煜[3](2020)在《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文中提出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中国贫困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使一批成长于贫困环境的个体走上了上市企业总经理(CEO)的位置,在企业中肩负着重要职责,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丰裕的人力资本。因此,CEO的早期贫困经历不仅是我国独特的现象,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生理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经验证据表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塑造个体性格,并影响决策风格。那么,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会展现何种不同的经营风格,则成为我国企业发展中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虽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富差距缩小的拐点却尚未来临,中国社会流动性也在开始降低,也即成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人生成就和社会地位。在此背景下,成长于贫困环境的群体被贴上了固有标签,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人穷志短”,即早期关于贫困的记忆使人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财富和地位,所以更志在维持现状,而排斥为获取长远利益承担更多风险。从企业经济理论而言,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穷人思维会使其回避关乎企业长远利益的风险性项目;另一种观点是“穷则思变”,即早期经历过贫困的人,在成长历程中得到了更多历练,心智更为坚定,面对困境会越挫越勇,对成功表现出强烈的渴望,从而倾向于开拓进取。换言之,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作用,存在一正一反的竞争性假设,说明实证检验该问题的必要性。那么,CEO早期贫困经历究竟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CEO什么观念造成的?同时,这种影响又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什么效应?进一步,既然心理学研究表明后天经历能够对一个人早期形成的性格和行为进行重塑,那么,后天经历能否改造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乃至深入探索目前鲜有文献涉及。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精神分析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等,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依据,围绕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整理CEO的出生地信息和媒体报道来定义CEO的早期贫困经历,并且手工搜集和整理CEO的教育经历、海外经历、政治关系、职业背景等CEO后天经历数据,同时结合国泰安(CSMAR)和万得资讯(Wind)数据库,实证研究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研究结论: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究竟是呈现出“人穷志短”效应还是“穷则思变”效应。研究发现,其一,CEO早期贫困经历显着降低了企业风险偏好,表明早期贫困经历使CEO更偏好风险规避;其二,从正式制度环境约束视角发现,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或者国有企业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其三,从外部文化冲击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小富即安思维这种非正式制度环境的视角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越弱;扩展性分析发现,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具体体现在缩减企业研发投入、抑制企业并购活动、提升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上。上述研究结论初步显示,早期贫困经历使CEO显现出“人穷志短”的效应,并且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民营产权属性,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有效约束有早期贫困经历CEO的自利主义行为,削弱其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其次,本文从实证上提供了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是出于什么观念降低了企业风险偏好。一方面,基于财富观视角的动因检验发现,若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获取了较高薪酬,则会出于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高额财富观念,更加明显地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另一方面,基于地位观视角的动因检验发现,若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拥有较高权力,则会出于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地位,更明显地降低企业风险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若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同时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则能够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从而有效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短视观念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不利影响。上述结论为本文有关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接着,由于企业风险偏好是一把双刃剑,为更清楚地观察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风险规避倾向对企业发展而言究竟是利还是弊,本文探索了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对企业价值的效应,并且基于企业投资机会和投资风险的视角,进一步从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探讨了上述经济后果产生的外部基本条件。研究发现,整体上,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会对企业价值造成显着负面影响。但是,区分企业外部基本条件后发现,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并不一定对企业价值造成显着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只有当企业处于宏观经济扩张期,或者面临较低的政策不确定性时,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风险规避倾向才会对企业价值创造产生显着的负面作用。最后,鉴于以上研究综合表明CEO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显着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有损企业价值创造,于是本文以上述研究结论为基础,进一步从CEO后天的教育经历、海外经历、政府支持、金融背景四个不同的维度,探讨CEO能否通过后天努力缓解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尽管CEO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显着负面影响,但CEO良好的后天经历会弱化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作用。具体来说,第一,教育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如果后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会明显地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二,后天海外经历有助于丰富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三,政治关系帮助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获得更多资源优势,进而显着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四,金融背景可能会通过丰富社会网络、扩宽融资渠道等促进企业实施更多风险行为,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如果拥有了金融背景,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上述四种后天经历中,海外经历产生的正向作用更为强烈。此外还发现,CEO的后天经历越丰富,对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之间关系的改造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以跨学科理论为基础,运用手工搜集的CEO早期贫困经历数据,探讨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不仅丰富了高管早期经历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相关研究,还从管理者行为的视角扩展了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应用范围。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CEO童年的经济萧条经历、灾难经历等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本文则基于与生俱来的早期贫困经历视角,为CEO早期经历与企业经营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第二,本文不仅研究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还探究了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是出于什么观念影响了企业风险偏好,同时还出于企业风险偏好是一把双刃剑,分析了这种影响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这些研究均可以为CEO早期经历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拓展和补充。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CEO早期经历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对造成这种影响的动因,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细致深入地探讨,而本文的研究恰恰可以弥补上述不足。第三,后天丰富的教育经历和人生际遇在CEO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得出有早期贫困经历CEO的风险规避倾向不利于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运用手工搜集的CEO后天经历详细数据,将CEO的早期贫困经历和受教育程度、海外经历、政治关系、金融背景四个维度的后天经历纳入同一框架,层层深入探讨了CEO能否通过后天努力改变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弥补了以往文献要么单独侧重于早期经历,要么仅仅从后天经历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经营决策的不足,同时也拓展了管理学与社会学学科结合的相关研究。第四,本文从CEO早期贫困经历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企业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近年来,如何从CEO个人特征视角分析企业的风险偏好和行为决策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热议,现有文献大多从CEO的性别、年龄、个人爱好、家庭成员、从军经历等视角进行了考察,却尚未涉及CEO的早期贫困经历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不仅研究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还探究了导致这种影响产生的动因,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更甚至进一步探讨了后天经历能否改造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风险认知,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企业风险偏好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文献。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中国社会现状,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主要在于:首先,就社会公众角度而言,人们应当摒弃对成长于贫困环境群体的固有观念,从更加广泛的人生经历视角,科学全面地认识一个人性格特征的动态演变;其次,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应当鼓励员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传授知识技能,另一方面应当充分调动员工继续学习深造的积极性、重视员工培训,努力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接着,对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来说,应当充分结合CEO早期经历、后天经历等个人特征判断企业风险偏好,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水平选择更符合自身偏好的投资方案,优化投资决策,这有利于资本市场优化配置,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最后,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说,应当充分认识并正视早期贫困经历对自身性格的影响,力图在后天通过丰富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提升人力资本、拓展社交网络,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而弥补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负面作用。
李胜强[4](2020)在《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研究》文中提出为了保障我国高校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完善的贫困生资助体系,社会资助作为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是国家资助政策的重要补充,而且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内蒙古自治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资助文化氛围不浓,区内高校办学层次普遍不高等原因导致区内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水平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资助的各项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本文于立足内蒙古自治区,选定15所高校,通过2018年的资助数据,对15所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进行分析;通过近11年(2008—2018)间的资助数据,对包头师范学院贫困生社会资助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同时,还通过与部分驻区企业相关人、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二级学院辅导员、贫困生进行访谈,了解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目前面临的问题并探讨解决的办法。在全面研究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现状,探寻制约因素,同时借鉴国内外高校社会资助的经验,从国家、社会、高校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举措。法律法规的完善、高校办学层次的提升、区域经济的繁荣、企业的发展、社会资助文化的培育、高校社会资助机制体制的建立、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校外勤工助学渠道的开辟、创新创业孵化功能的发挥将会促进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资助的育人效果。
王冬雪[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幸的罪恶本源,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藩篱。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的理想,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承诺。开发式扶贫是党和政府在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的本质在于将自食其力和社会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体需求有效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体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冲破贫困藩篱,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内而外彻底摆脱贫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单纯地进行物质救济式帮扶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助长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通过坚持学习、努力奋斗才能彻底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教育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断显现,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学赈灾是民间社会的应尽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教育扶贫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到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为此,论文围绕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选题,运用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理论资源、实践探索、实践模式等内容,以此明确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扶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基本经验、发展机遇、发展挑战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以助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扶贫教育脱贫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在此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结构及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现实背景、发展脉络、总体成效。以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爬梳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探索阶段、1990年—2000年展开阶段、2001年—2011年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攻坚阶段。并从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本章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论文的理论资源进行归纳,为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践探索、模式分析和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本章主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以资育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涉足的主要领域和实践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本章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大体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又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又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又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第六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论文科学合理地将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扶贫资源的链接者、扶贫服务的提供者、扶贫能力的建设者、扶贫行动的倡导者和扶贫工作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提出要发扬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论文从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机遇,即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四大机遇。第四部分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所遇到的挑战。论文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存在法律缺失、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普遍资源短缺和内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尽快解决。第五部分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优化性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良性发展,必须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并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情况,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归纳概括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二是鉴于社会组织在大扶贫格局下社会扶贫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定位了中国社会组织在2020年后农村教育扶贫中的五种角色,即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能力建设者、行动倡导者和扶贫工作合作者。三是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包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为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教育贫困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四是全面分析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在当前以及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优化性路径选择。
程桂芳[6](2019)在《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来自CGSS(2015)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当前,伴随着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及金融产品不断变更,微观经济主体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行为以适应此变化。那么,到底是何种因素影响、怎么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就逐渐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宗教教义和价值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财富观念,对人们的经济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纵观国内学术界,研究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文献不少,但对宗教的研究多为单纯的浅析宗教信仰等社会问题,并没有关注到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拟将宗教信仰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变量,检验其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是否有影响。本文承袭现有研究,从宗教信仰这一较为新颖的视角切入来探讨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问题。我们首先尝试从社会根源与认知根源两个角度进行理论挖掘,进而利用目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对这一话题进行实证考察,并引入各省宗教活动场所密度这一概念,将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及密度作为工具变量,尝试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研究发现:(1)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确存在正向的影响效应;(2)进一步在“最高受教育程度”细分样本中显示,这种影响效应呈递减趋势,且在较低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显着;而基于“家庭年总收入”的细分样本却表明,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受访者这种影响效应更大且显着;(3)尽管不同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有差异,但外来宗教的影响效应明显更显着;(4)基于社会互动维度的社会资本效应对宗教信仰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然而,基于认知烙印维度的价值效应、桎梏效应作用不显着。本文的研究补充及拓展了有关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及宗教信仰在个体经济行为中现实作用的现有文献。最后,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从社会互动维度出发,要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者的信教自由,为信教者提供宗教活动场所,增强信教徒与其他群体的社会互动,以保护资本市场;同时,从认知烙印维度出发,在正确把握和看待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因素时,要在尊重宣传各宗教教义的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充分挖掘宗教信仰对信教徒在信任水平及风险偏好两个方面的影响,利用宗教文化的力量,让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
石立春[7](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张凤玲[8](2019)在《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的重构》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社会转型在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的同时,由于政策法律的滞后也为民营企业的伦理失范行为埋下了隐患,民营企业自身对经济利益放纵追逐而漠视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伦理失范的现象较为严重,经营伦理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因此,对民营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深刻的伦理反省,加强民营企业伦理建设,使民营企业肩负起建设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责任,并承担遵守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义务,进而把民营企业的伦理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这对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壮大,增强我国经济整体实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论文结构上论文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说明了研究背景,分析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关于民营企业伦理的内涵、现状、问题及对策的资料进行梳理,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定位,也为写作积累了参考文献。第二章界定了民营企业及其伦理的内涵、实质以及伦理关系,从企业伦理建设的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理论,同时,分析了加强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意义。第三章是民营企业伦理失范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产品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偷税漏税行为较为普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企业信用水平低下、劳资矛盾较为突出等,这些无不与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缺失有很大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外部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内部伦理意识薄弱、制度缺失。第四章提出了我国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原则和途径。对外诚实守信,对内以人为本,是我国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必顺遵循的原则。只有通过构建强有力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有效的内部有效机制,约束民营企业行为主体,才能促使民营企业形成伦理意识,并内化为企业的一种经营理念,最终使企业获得发展的道德推动力。
付立新[9](2019)在《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信托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生根中全球,我国于2001年正式颁布《信托法》,移植信托制度。但我国《信托法》在信托关系中的核心环节——受托人谨慎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上问题突出,仅有原则性、抽象的规定即“谨慎、有效管理”两个本身都需要进一步解释限定的注意义务标准。本文拟从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制度体系论、制度演化论的角度剖析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规则,以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分析范式探究注意义务制度本身以及制度演化的深刻原因,以期构建符合我国经济、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并对我国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第一章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功能定位。注意义务制度的运行有其深刻的经济功能,即规避当事人双边逆向选择,并最小化信托交易过程中包括事前协议制定成本、事中规则适用、事后救济过错成本的交易成本。信托于近现代的发展亦经历了利益保护功能的重新定位,首先,在财产安全与财产效率这一对矛盾中,由财产安全保护功能向安全与效率的衡平发展。其次,在限制受托人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实现信托财产的最大再生效率,应坚持受益人最大利益原则而非受益人唯一利益原则。信托制度以增加财产效益、减少利益冲突为目标,以强化有效管理理念、施加过失责任以及善意理念为路径选择。信托制度利益保护衡平功能于注意义务制度体现为同时以消极限制、积极促进方式赋予受托人必要范围自由裁量权、宽容理性行为所致损失的同时防止受托人懒惰不作为以及非理性决策,并以善意为前提,调和利益冲突。第二章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体系论。我国受托人注意制度体系可以不同逻辑主线展开,但在同一法律条文内应以一种逻辑区分。以受托人行为效果为标准可表述为不得偷懒的勤勉义务、积极作为的有效管理义务,此为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的原则性规定;以行为要求标准的义务可表述为亲自管理的注意义务、分别管理的注意义务、理性决策的注意义务,此亦为注意义务的具体应用领域;以理性行为要素为标准的义务体系可表述为注意、技能、谨慎小心,此亦为注意义务履行标准的判断标准。第三章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演化论。库恩范式理论认为规则中“反常现象”的累积定会导致“构造范式”甚至“社会学范式”的变化与更迭。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在自身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反常现象”对现行规则的突破冲击着受托人义务构造范式,促使其不断内部演化以适应、阐释、包容变化中的信托受托人义务。本章根据第二章体系论的逻辑对各要素的演进深入剖析。其中“以受托人行为目标为标准的义务体系”的演进本质上是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功能的演进,即由保护财产安全向效率、安全并重的利益保护衡平功能演进,此内容于第一章详细阐述,本章不再赘述。首先,注意义务于受托人行为要求亦即应用领域的演进如下:分别管理义务的演化包括混同管理绝对禁止向例外禁止的演进、分别管理方式由“物理”向“财务、组织意义”为主演进、受托人混同管理民事责任松动等;亲自管理义务中事务性代理原则禁止向例外禁止的演进、裁量权代理全面禁止向例外禁止的演进、受托人转委托责任的松动等;理性决策义务的演化主要表现为私益信托投资决策自由程度的扩大、公益信托近因原则的弹性化等。其次,注意义务制度于受托人行为理性判断过程中的演化包括谨慎小心要素中财产安全向与财产合理收益并重演进、技能要素中统一标准向专业受托人区分标准演进。最后本文总结了注意义务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总趋势从调节性走向惩罚性再向调节性复归、制度规则从柔性向刚性转变后再从向柔性复归、制度内涵从分散性走向统一再向分散性复归、文本形式从不完备向完备演化后从封闭向开放型进化。第四章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构建的法社会学分析。信托制度随着社会因素中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国家经济管理的创新、个人及自由主义凸显而不断调整自身,以期具有更强适应性与包容性。注意义务制度作为信托法律的重要规则,亦与我国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且良性互动。注意义务制度演进的社会因素主要体现为:管制理念的变化,即诚信义务本质上是国家强制对市场的限制;商业信托的兴起致使信托制度中投资促进因素、有效管理因素、当事人利用合同保护自身权益意识增加。商业信托兴起对注意义务规则的变造使分散投资理念应用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减少、注意义务履行评价中有效管理因素上升、义务规制模式由事前禁令向事后追责演化,我国法治环境的优化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亦对注意义务产生影响。第五章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修正。虽然注意义务的法律本质可表达为“积极义务”、“最大限度促进信托受益人利益的善意”、“受托人自由裁量权”,但以此三个定位作为立法着力点规制受托人注意义务存在逻辑上的困难与现实困境。首先,无法利用不可被当事人合意修改的强制性规范规制注意义务这一积极性作为义务;其次,“最大限度促进受益人利益的善意”这一定位中的善意本身亦是对注意义务制度所欲达到的理想模式下应然的描述,作为受托人注意义务的必要条件无法有效引导、规制实践中受托人具体管理行为,仍需要后续制度的补充;最后,准确划定受托人自由裁量权边界仍然面临协调积极赋予财产管理自由的裁量权与反面限制受托人自由裁量权,避免权力的滥用造成信托财产的损失的困境。我国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完善应从立法理念修正、立法体系优化两个方面入手,构建符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信托注意义务制度。我国立法理念存在偏重消极限制自由裁量权并施加沉重责任的倾向,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注意义务制度体系存在注意义务制度行为规制逻辑混乱、注意义务制度适用领域模糊不清、注意义务履行判断标准笼统原则、注意义务制度责任体系沉重僵化等缺陷。因此我国受托人注意义务完善应坚持积极赋权的促进思维及消极限制思维并重的立法理念的同时,更应该树立权责统一的追责理念。注意义务体系完善应以“受托人行为”架构模式作为注意义务原则性规定、以“业务环节”架构模式作为注意义务具体应用领域、以“理性行为要素”架构模式作为义务履行判断标准、应以“弱化过失责任强化善意”架构模式作为追责理念。
蔡星星[10](2017)在《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文中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制度的创新与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题。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但是在制度转型的过程,由于外在制度的缺失,为了应对复杂的外部不确定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其生产经营有必要开启内在制度的模式。利用中国传统关系网络与市场关系网络相结合的模式,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制度,促进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的稳定发展。论文首先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融合社会网络理论来探究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与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进而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探讨这种融资结构网络对温州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从而说明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稳定功能。理论方面,为了说明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拓展模式,论文对传统“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延伸,首次构造出中国私人与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三维立体模型。用以阐明传统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指导原则的,从而可以突破血亲关系限制,实现人与人之间相处善道的关系网络系统。它是一个均衡的网络系统,在其内部可以实现“利我”与“利他”的统一,从而构建起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信任体系。企业成长理论认为转型时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对信任资源的整合,一旦信任关系得以建立,企业的关系网络便可以在市场中得到无限的延伸。因此,由传统关系网络参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企业内部与外部信任的特殊路径。中国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包括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与企业自身的关系网络。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自身关系网络会超越企业家私人网络在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难以消除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对企业关系网络的影响。理论上,这种关系网络可以通过公司制改革,完全去除血亲关系的影响,但是,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是,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适用于公司制改革。因而,在转型时期企业关系网络运行机制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努力延长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的范围和质量。另一方面则利用自身关系网络,在网络的非嵌入节点寻找关键客户,建立与其牢固的关系,将非嵌入型节点转变为嵌入型节点,从而消除转型时期不确定性因素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这种组织制度安排实质是将血亲等关系融入到生产关系中,实现对信任资源的整合,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在实证方面,由于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普遍具有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特征,文章以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为例,借助抽样调查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三部分论述。从而验证以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为代表的传统关系网络具有稳定的网络结构。第一部分,主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结合温州2010-2015的经济数据与温州121家企业高管人员的现场访谈与调研,发现温州民营企业关系网络的特点:(1)温州民营企业企业主拥有自己的圈子文化;(2)温州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具有灵活的伸缩能力,且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在关系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3)温州民营企业私人关系网络的扩张具有局限性,而且企业自身关系网络的扩展也受到企业主私人关系网络与血亲关系的束缚难以实现自由扩张。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便具备了内外有别、远近亲疏、自我封闭的特性。第二部分,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PAJEK软件,结合温州上市公司及其合作伙伴(239)的数据进行测算,同时利用问卷调查进行个案分析与验证,阐释温州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防范功能。数据显示,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并不是积聚成块,而是存在大小不等的派系,具有结构性阻断风险传播的功能。温州民营企业擅长借助私人关系网络的行为,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险防范机制:(1)私人关系网络的规模受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限制,借贷规模存在边界性;(2)网络成员间的信任程度依血亲关系的密切度因人而异,人际关系网络展现出小团体自我封闭的特性,同时也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形成网络的自我约束机制;(3)网络内的核心企业可以对网络风险提前干预,保证融资网络的安全。(4)网络内成员的合作关系以及核心企业事先干预的能力,可以形成对商业银行的保护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虽然部分风险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转移至银行,但是国有银行也可以凭借其庞大的资产与管理优势,最终化解风险,避免风险向社会的蔓延。从而决定了温州民营企业借贷风险传播的有限性以及融资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定性。第三部分,则是借助风险传染的动态理论模型与MATLAB软件对温州的融资网络结构进行仿真测度与分析,再次验证:(1)当网络内的企业发生个体风险时,网络的传染比率处于低位水平,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是稳定的。(2)“中心企业”在关系网络内具有重要的风险控制作用。因此在未发生全国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温州民营企业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是稳健的。从而说明传统关系网络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在因素对这种关系网络系统的干扰,在逐步完善外在制度的同时,文章提出了依托熟人网络建立互助制公司与依托“中心企业”熟人关系网络进行银行信贷担保的策略与主张,以及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当充当的角色等政策建议。
二、积极调整财富观念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积极调整财富观念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1)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思考及其货币政策环境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重难点与创新点 |
1.3.1 重难点 |
1.3.2 创新点 |
2 再思考的理论来源:一个文献评述 |
2.1 共同富裕思想 |
2.1.1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相关表述 |
2.1.2 当代共同富裕理论的研究进展 |
2.1.3 共同富裕理论既有研究之局限 |
2.2 马克思货币理论 |
2.2.1 经济运行层面的货币供求理论 |
2.2.2 社会关系层面的货币批判理论 |
2.2.3 两个层面货币理论之间的联系 |
2.3 货币政策有效性 |
3 财富与共同富裕:分析框架的构建 |
3.1 财富范畴的再认识 |
3.1.1 使用价值:财富的本质 |
3.1.2 价值:以货币为起点形式的财富延伸 |
3.1.3 原生财富与次生财富的概念生成 |
3.2 财富创造: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首要基础 |
3.2.1 原生财富创造:从个别资本运动到社会总资本运动 |
3.2.2 次生财富创造:观念作用下的财富迭代生成机制 |
3.2.3 共同富裕社会构建中应遵循的财富创造原则 |
3.3 财富分配:共同富裕赖以实现的必要保障 |
3.3.1 原生财富与次生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 |
3.3.2 原生财富与次生财富分配的性质及关系 |
3.3.3 共同富裕社会构建中应遵循的财富分配原则 |
4 共同富裕的货币政策助力何以能:作用机理的阐释 |
4.1 货币运动:从两种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来看 |
4.1.1 在原生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发挥的作用 |
4.1.2 在次生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发挥的作用 |
4.2 基于货币运动的货币政策共同富裕效应阐释 |
4.3 两种财富观下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货币政策启示 |
5 共同富裕的货币政策环境检视:实证考察 |
5.1 新世纪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精神概览 |
5.2 货币政策共同富裕效应的考察指标构建 |
5.2.1 对公有经济的支持力度 |
5.2.2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
5.2.3 对金融泡沫的防范力度 |
5.2.4 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力度 |
5.3 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共同富裕效应的建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2)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2.1.1 资本套利动机 |
2.1.2 资金储备动机 |
2.1.3 中介投资动机 |
2.1.4 文献述评 |
2.2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
2.2.1 外部影响因素 |
2.2.2 内部影响因素 |
2.2.3 文献述评 |
2.3 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的相关关系 |
2.3.1 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 |
2.3.3 文献述评 |
第3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 |
3.1.1 企业金融化 |
3.1.2 企业社会责任 |
3.2 相关理论 |
3.2.1 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 |
3.2.2 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理论 |
3.2.3 委托代理理论 |
3.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1.1 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 |
4.1.2 股权属性、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 |
4.1.3 股东财富最大化观念、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 |
4.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4.2.1 变量定义 |
4.2.2 模型构建 |
4.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第5章 实证结果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 相关性检验分析 |
5.3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第6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结构安排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 |
2.文献综述 |
2.1 个人经历与性格塑造 |
2.1.1 早期成长环境与人格塑造 |
2.1.2 早期贫困环境成长经历与人格塑造 |
2.1.3 后天经历对早期成长环境个体人格塑造的影响 |
2.2 CEO个人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2.2.1 CEO早期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2.2.2 CEO后天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2.3 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
2.3.1 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 |
2.3.2 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2.3.3 CEO个人特征、企业风险偏好与经济后果 |
2.4 国内外文献评述 |
3.理论分析 |
3.1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及动因的理论依据 |
3.1.1 精神分析理论 |
3.1.2 高层梯队理论 |
3.1.3 禀赋效应理论 |
3.2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的理论依据 |
3.3 后天经历影响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理论依据 |
3.3.1 认知发展理论 |
3.3.2 人力资本理论 |
3.3.3 社会网络理论 |
3.4 理论分析的综合性框架 |
3.4.1 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 |
3.4.2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 |
3.4.3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3.4.4 后天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改变效应 |
3.5 本章小结 |
4.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 |
4.1 问题提出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 |
4.3.3 研究模型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4.4.2 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分析 |
4.4.3 基于市场环境视角的分析 |
4.4.4 基于产权性质视角的分析 |
4.4.5 基于外来文化冲击的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4.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4.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4.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4.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4.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与企业风险偏好 |
4.6 扩展性分析: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具体表现 |
4.7 本章小结 |
5.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研究 |
5.1 问题提出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定义 |
5.3.3 研究模型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5.4.2 基于财富观的动因检验 |
5.4.3 基于地位观的动因检验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5.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5.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5.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5.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5.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与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检验 |
5.6 进一步检验:CEO 属于实际控制人对动因检验的影响 |
5.7 本章小结 |
6.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6.1 问题提出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3 研究设计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3.2 变量定义 |
6.3.3 研究模型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6.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6.4.2 CEO早期贫困经历、企业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 |
6.4.3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视角的分析 |
6.4.4 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6.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6.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6.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6.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6.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7.后天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改变:进一步分析 |
7.1 问题提出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3 研究设计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7.3.2 变量定义 |
7.3.3 研究模型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7.4.2 后天教育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7.4.3 后天海外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7.4.4 后天政府支持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7.4.5 后天金融背景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7.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7.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7.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7.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7.5.6 CEO早期极穷和极富经历的对比分析 |
7.6 进一步检验:CEO复合型后天经历的调节作用 |
7.7 本章小结 |
8.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依据 |
四、研究范围、概念的界定 |
五、研究方法 |
六、论文结构 |
七、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内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的孕育与发展 |
一、国内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的历史演进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1949 年前)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1949—1978 年) |
(三)改革开放后的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1979 年—今) |
二、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的发展状况 |
(一)社会团体、企业成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的重要力量 |
(二)教育基金会的成立提升了高校筹资水平 |
(三)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特点 |
第二章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现状 |
一、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数据分析 |
(一)贫困生社会资助数据采集 |
(二)贫困生社会资助情况分析 |
二、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制约因素 |
(一)法律法规现状影响社会资助 |
(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社会资助 |
(三)高校办学层次影响社会资助 |
(四)高校类别影响社会资助 |
(五)高校社会影响力影响社会资助 |
(六)高校重视程度影响社会资助 |
第三章 国内外高校社会资助经验对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的启示 |
一、美国 |
(一)美国国家、社会层面的社会资助体制机制健全 |
(二)美国高校内部运行科学规范 |
二、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
三、国内高校社会资助经验 |
(一)成立教育基金会,完善社会资助制度 |
(二)加强对外信息交流,提升高校社会影响力 |
(三)密切与校友的联系,巩固社会资助的源头 |
(四)争取地方政府政策支持,推动社会资助向纵深发展 |
四、国内外高校社会资助经验对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的启示 |
第四章 促进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发展的举措 |
一、国家层面的举措 |
(一)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政策制度,为贫困生社会资助保驾护航 |
(二)提升高校办学层次,扶持师范类高校,提高贫困生社会资助质量 |
二、社会层面的举措 |
(一)繁荣区域经济,支持企业发展,为贫困生社会资助打牢物质基础 |
(二)培育社会资助文化,为贫困生社会资助储备潜在力量 |
三、高校层面的举措 |
(一)建立健全社会资助运行机制,为贫困生社会资助铺平道路 |
(二)提高社会影响力,为贫困生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
(三)增设校外勤工助学岗位,为贫困生拓宽社会资助渠道 |
(四)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为贫困生孕育更多的社会资助项目 |
(五)发挥社会资助育人功能,助力贫困生成长成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及不足 |
1.4.1 框架结构 |
1.4.2 创新之处 |
1.4.3 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2.1.1 社会组织 |
2.1.2 教育扶贫 |
2.1.3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 |
2.2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 |
2.2.1 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有待开发 |
2.2.2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优势凸显 |
2.2.3 精准扶贫要求多元力量参与 |
2.3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历史进程 |
2.3.1 1978 年—1989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探索阶段 |
2.3.2 1990 年—2000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展开阶段 |
2.3.3 2001 年—2011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深化阶段 |
2.3.4 2012 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攻坚阶段 |
2.4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总体成效 |
2.4.1 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 |
2.4.2 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 |
2.4.3 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 |
2.4.4 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1.1 发展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3.1.2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
3.1.3 教育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2.1 发展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举措 |
3.2.2 发展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
3.2.3 发展教育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3.3.1 人力资本理论 |
3.3.2 文化贫困理论 |
3.3.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3.4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 |
3.4.1 有教无类——教育的普惠性 |
3.4.2 治乱学说——教育的教化性 |
3.4.3 经学致用——教育的实用性 |
3.4.4 教养兼施——教育的公益性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 |
4.1 基础教育 |
4.1.1 学前教育 |
4.1.2 义务教育 |
4.1.3 普通高中教育 |
4.1.4 特殊儿童教育 |
4.1.5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
4.2 职业教育 |
4.2.1 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 |
4.2.2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
4.2.3 抓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
4.2.4 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
4.3 普通高等教育 |
4.3.1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
4.3.2 指导城市返乡青年创业 |
4.4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
4.4.1 学前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2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3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4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5 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5 以资育人 |
4.5.1 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自立自强 |
4.5.2 通过人文助困树立学生积极心态 |
4.5.3 通过感恩教育培育学生责任意识 |
4.6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
4.6.1 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
4.6.2 提高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 |
5.1 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 |
5.1.1 筹款工具模式 |
5.1.2 项目运行模式 |
5.1.3 组织资助模式 |
5.2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5.2.1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5.2.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
5.3 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5.3.1 社会企业模式 |
5.3.2 公益创投模式 |
5.3.3 影响力投资模式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 |
6.1 明确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 |
6.1.1 扶贫资源的链接者 |
6.1.2 扶贫服务的提供者 |
6.1.3 扶贫能力的建设者 |
6.1.4 扶贫行动的倡导者 |
6.1.5 扶贫工作的合作者 |
6.2 发扬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 |
6.2.1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
6.2.2 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 |
6.2.3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 |
6.2.4 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 |
6.3 抓住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机遇 |
6.3.1 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 |
6.3.2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 |
6.3.3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 |
6.3.4 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 |
6.4 正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挑战 |
6.4.1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缺失 |
6.4.2 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 |
6.4.3 社会组织普遍资源短缺 |
6.4.4 社会组织内部能力不足 |
6.5 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
6.5.1 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体系 |
6.5.2 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 |
6.5.3 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 |
6.5.4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后记 |
(6)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来自CGSS(2015)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5 研究价值 |
2 文献回顾及评述 |
2.1 宗教影响经济活动与个体选择 |
2.1.1 国外宗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后果 |
2.1.2 国内宗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后果 |
2.2 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 |
2.2.1 国外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因素考察 |
2.2.2 国内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因素探寻 |
2.3 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 |
2.4 研究评述 |
3 理论分析与逻辑机制 |
3.1 宗教信仰与家庭金融资产的研究现状 |
3.1.1 宗教信仰的研究现状 |
3.1.2 家庭金融资产特性与趋势分析 |
3.2 理论分析 |
3.2.1 宗教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社会根源 |
3.2.2 宗教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认知根源 |
3.3 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 |
3.3.1 宗教信仰与社会互动 |
3.3.2 宗教信仰与信任水平 |
3.3.3 宗教信仰与风险偏好 |
3.4 本章小结 |
4 宗教信仰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
4.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4.1.1 数据来源 |
4.1.2 变量选取 |
4.2 模型设定 |
4.3 数据处理 |
4.3.1 描述性统计 |
4.3.2 相关性分析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4.4.1 回归结果及解释 |
4.4.2 内生性检验及处理 |
4.5 基于不同细分样本的结果比较 |
4.5.1 按最高受教育程度进行样本划分 |
4.5.2 按家庭总收入高低进行样本划分 |
4.6 不同宗教类别的影响效应差异 |
4.6.1 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两大类别的影响效应 |
4.6.2 五大宗教的影响效应 |
4.7 作用机制探寻 |
4.7.1 基于社会互动的社会资本效应 |
4.7.2 基于信任水平的价值效应 |
4.7.3 基于风险偏好的桎梏效应 |
4.8 稳健性检验 |
4.9 本章小结 |
5 结论与思考 |
5.1 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C.各省宗教活动场所数量 |
D.各省投资行为与信教人数 |
E.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调查问卷(居民问卷) |
F.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7)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1.1.1 选题的缘起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1.2.1 研究脉络 |
1.2.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预期创新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二、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伦理 |
(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伦理的含义 |
(二)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三)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意义 |
三、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失范问题的分析 |
(一)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
(二)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失范的外部原因 |
(三)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失范的内部原因 |
四、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原则与途径 |
(一)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原则 |
(二)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外部环境 |
(三)创建有利于民营企业伦理建设的内部环境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9)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功能定位 |
第一节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功能的经济分析 |
一、代理成本理论视阙下的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 |
二、注意义务制度可规避信托中双边逆向选择风险 |
三、注意义务制度最小化信托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 |
第二节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利益保护的衡平功能 |
一、信托关系中利益保护目标的多重内涵 |
二、信托关系中利益保护目标实现的路径 |
三、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利益保护的衡平 |
第二章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体系架构 |
第一节 原则规定:以受托人行为目标为标准的义务体系 |
一、勤勉义务 |
二、有效管理义务 |
第二节 应用领域:以受托人行为要求为标准的义务体系 |
一、分别管理的注意义务 |
二、亲自管理的注意义务 |
三、理性决策的注意义务 |
第三节 履行标准:以受托人理性行为要素为标准的义务体系 |
一、注意 |
二、技能 |
三、谨慎小心 |
第三章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嬗变 |
第一节 注意义务制度于应用领域适用过程中的演进 |
一、分别管理义务的演进 |
二、亲自管理义务的演进 |
三、理性决策义务的演进 |
第二节 注意义务制度于行为理性判断过程中的演进 |
一、技能要素中统一标准向专业受托人区分标准演进 |
二、谨慎小心要素中财产安全向与财产合理收益并重演进 |
第三节 注意义务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 |
一、总趋势从调节性走向惩罚性再向调节性复归 |
二、制度规则从柔性向刚性转变后再从向柔性复归 |
三、制度内涵从分散性走向统一再向分散性复归 |
四、文本形式从不完备向完备演化后从封闭向开放型进化 |
第四章 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构建社会基础 |
第一节 注意义务制度构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
一、法律制度与社会互动的一般理论 |
二、信托制度构建中的社会因素 |
第二节 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运行环境 |
一、政府监管理念演进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
二、商事信托兴起对传统信托制度的厘革 |
第三节 制度运行环境变化对我国注意义务制度影响 |
一、政府监管理念对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理念的变造 |
二、商业信托兴起对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规则的变造 |
第五章 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修正 |
第一节 注意义务的法律本质与规制困境 |
一、私法内以强制性规范规制积极义务存在逻辑难题 |
二、私法内以“善意”规制注意义务是必要而并非充分条件 |
三、私法内设置边界量化受托人自由裁量权存在现实难题 |
第二节 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缺陷 |
一、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理念的偏差 |
二、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体系的缺陷 |
第三节 我国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完善 |
一、注意义务制度立法理念的修正 |
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体系的优化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导论 1.1 |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2 |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 |
可能的创新点 第2章 |
文献综述 2.1 |
关于“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 2.2 |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理论综述 2.3 |
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经济学价值 第3章 |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结构研究 3.1 |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结构 3.2 |
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与市场经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3.3 |
研究小结 第4章 |
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为例 4.1 |
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研究分析 4.2 |
温州民营企业关系网络与融资关系网络的状况 4.3 |
研究小结 第5章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的分析 5.1 |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介 5.2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的分析 5.3 |
案例分析 5.4 |
研究小结 第6章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结构的风险传染效应 6.1 |
风险传染的动态理论模型 6.2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传染仿真模型 6.3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传染效应分析 6.4 |
案例分析 6.5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局部脆弱性及其解释 6.6 |
研究小结 第7章 |
结论、政策建议、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7.1 |
结论 7.2 |
政策建议 7.3 |
研究的局限性 7.4 |
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致谢 |
四、积极调整财富观念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 [1]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思考及其货币政策环境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D]. 陈弼文. 浙江大学, 2021(01)
- [2]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关系研究[D]. 张敏. 湖北工业大学, 2020(12)
- [3]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D]. 邱煜.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研究[D]. 李胜强.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2020(07)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D]. 王冬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6]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来自CGSS(2015)的经验证据[D]. 程桂芳. 重庆大学, 2019(09)
- [7]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8]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伦理的重构[D]. 张凤玲. 长江大学, 2019(11)
- [9]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研究[D]. 付立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D]. 蔡星星. 厦门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