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典型的汉英误译案例分析

一、一些典型的中译英误译实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薛婧^[1]（2020）在《《西厢记》英译研究》文中提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毫无疑问,《西厢记》是中国戏曲经典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自诞生以来它不仅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研究者的目光,同样也引起了各国翻译家和汉学研究者的注意;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它被陆续翻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中,《西厢记》在英语世界取得的成绩尤为瞩目。从19世纪末起,它就先后被十几位译者以全译本、改译本、英文剧本等形式翻译出版;在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撰写硕博论文、学术论文,对它进行专题研究,呈现出《西厢记》在海外广泛的接受和强劲的传播态势。本论文主要运用译介学、描述性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对《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研究对象涵盖《西厢记》英语译介的全过程及其他相关因素,如《西厢记》英译的社会文化语境、英译者的身份、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不同《西厢记》英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等细节上的处理、《西厢记》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经典化历程等。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西厢记》的英译这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具体来说,首先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土壤、元代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以及文人的被动选择这三方面对元杂剧兴盛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对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细致地分析;并对《西厢记》故事的流传和版本问题进行了简单阐述,指出《西厢记》的英译本底本选择以《金批西厢》和弘治本《西厢记》两种为主。继而在广泛搜集大量关于《西厢记》译者、译本和评价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历时性传播进行了梳理,阐明《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以时间和译者活动为线索对其进行阶段划分;提出《西厢记》在英语世界已经完成经典化的结论,并且从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两方面对其经典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西厢记》在译者、研究者、出版社和高等教育机构这些角色的共同推动下完成了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宏观角度上,论文全面分析了《西厢记》七个主要英译本的文本和副文本。重点结合译者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对译者的主要翻译思想或目的进行探讨;并对各个译本在语言和风格上所体现的特色进行了具体分析;某些译本由于副文本内容较多,信息量大,论文也进行了额外的探讨和分析。微观角度上,笔者指出《西厢记》的外译过程其本质乃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文化负载词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单位。因此,本论文对《西厢记》译介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做了比较细致的微观研究;将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分成语言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生态文化五类,每一类各选取大量的例证进行微观分析;总结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往往呈现出较大差异的结论。最后论文对中国戏曲典籍外译和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展望。《西厢记》是英语世界被重译次数最多的中国戏曲作品,研究其英语译介活动对于中国戏曲典籍外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研究和探讨《西厢记》英译活动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译介传播的本质特征和内因,对于中国戏曲典籍今后的外译工作无疑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李小刚^[2]（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朱雯瑛^[3]（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认为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庞恒田^[4]（2020）在《汉英交替传译中的不当直译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直译法是译员在汉英交替传译中经常使用的翻译方法。译员的惯性语言思维和对两种语言的不同熟悉程度,使得直译法在多数情况下更能够在汉英交传模式中满足即时性的翻译需求。但是直译法运用不当也会给翻译带来许多问题,例如不当直译造成的冗余问题、逻辑问题和源语内涵的误译。不当直译是在源语不适合直译或者不能直译的情况下,译员依然使用了直译法并造成了译出语的语言和逻辑方面的不恰当、不准确或错误,常见的不当直译现象表现为对源语字对字翻译、将源语简单句逐一罗列翻译等,这些不当方法造成的译出语问题,究其深层原因可以总结为汉英双语的语言差异和译员的语言能力两个方面,语言差异影响主要体现在直译法无法传译源语的内涵;译员的语言能力影响主要体现在双语的转码过程。研究结合口译实践案例,以分析双语语言差异对译员处理源语的影响为主,并从翻译方法理论和语言能力训练两个维度提出改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英语语言能力训练、转码过程信息重构和多种译法的替换应用,这些方法也会在译员的能力训练和翻译教学等方面有一定的普适性。

刘欣^[5]（2019）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文中认为在汉语译成英语或英语译成汉语时,如何实现表达准确,即用词“达意”,是困扰我国广大英语学习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中,“达”是关键。所谓“达”,即通达,明达,就是把想要传递的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而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具体指对英语思维方式不了解,或者掌握不准确的英语学习者）,在汉译英时往往存在英语表达不准确、不恰当、不流畅的问题。在英译汉时,也常常很难把握英语语句准确的含意,无法用清晰顺畅的汉语表达出来。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隐蔽的因素是这些英语学习者没有自觉意识到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了以汉语和英语为母语者的思维活动的不同结构和特征,这种差异会从根本上影响汉英互译的质量和效果。对许多英语学习者而言,由于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汉英互译往往停留在文字之间含义的直接转换上,缺乏对由思维方式决定的语句的思想背景、意义判断、价值取向、文化形态的整体理解。这里实际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哲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要解决汉英互译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在汉译英时,自觉地调适到要用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反过来,在英译汉时自觉地调适到用汉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因此,学习者需要同时熟悉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调适机制,在汉英互译中对思维方式自觉地进行调整,而这是以往语言学习和教学中不大重视的。显然,从哲学视角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如何调适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提高汉英互译水平和文化交流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哲学视角展开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问题的研究,可以提出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汉语和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的各自特征是什么?两者的差异在汉英互译中引发了哪些具体的哲学问题?如何通过思维方式调适来消解这些影响?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综合运用中西哲学比较和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充分利用认知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针对汉英互译实践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将抽象的哲学理论分析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哲学思考方面,本论文采用中西哲学比较的理论和方法,指出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的差别;在认识对象上,表现为“取象”与“抽象”的差别;在认识途径上,表现为“直觉导向”和“逻辑导向”的差别;在知识形态上,表现为“强调意会”与“强调建构”的差别;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变通”与“注重规定”的差别。这五个方面,存在着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内在逻辑线索。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汉英互译实践中,受到语言迁移、理解障碍和视域演变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忽略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将母语中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地渗透到对目标语的理解和表达中去,这就造成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追溯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理解目标语的过程中,由于意义向一切可能的理解敞开大门,如果在思维“前结构”中缺乏目标语之所蕴含的思想背景和观念体系,目标语意义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很难抵御来自基于母语思维方式的曲解,难免出现对目标语意义的误读。因此,汉英互译需要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视域融合,这就需要发现英语学习者以往存在的某些思维方式上的固有弱点,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本论文针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根据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指出他们以往存在思维方式上的如下弱点,这就是“主体性不突出”、“隐喻能力不足”、“例证分析能力不足”、“层级建构能力不足”和“’是’概念不发达”,进而讨论了这些弱点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认知特征。英语学习者通过适当的思维训练,可以比较自觉地建构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通道,即在分析汉英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基础上,找到各自包含的思维结构的对应关系,使得一种思维结构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顺畅地转换成另一种思维结构。这里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利用“思维前结构的调整”、“逻辑追问”、“逻辑反演”、“现象学还原”等方法,促进思维方式的调适,从而消解汉英互译中由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提升汉英互译的能力和水平。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本论文指出英语教学改革应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转向通过思维方式的调适提升语言表达的能力。这需要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加强对哲学、比较文化、认知科学相关知识的必要了解。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应当培养翻译人才充分了解汉英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实现不同思想文化的准确和顺畅的交流。本论文有助于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更广泛、更充分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想文化成果。

鄢秀,王红华,刘和平,李端阳^[6]（2019）在《翻译评估:基于语料库的香港大学生笔译错误分析》文中指出本实证研究基于香港某大学的学习者翻译语料库对翻译错误的类型、频次、特点及成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为:（1）英译中理解类错误较多,中译英语言表达类错误较多;（2）二元错误与非二元错误的比率英译中较高,非二元错误与宏观翻译策略欠佳密切相关;（3）英译中时与中文水平有关的错误较多,受粤语负迁移影响的错误也较多。据此提出了规避翻译错误、提升翻译教学质量的方法;并指出教师应充分考虑翻译教学中语言的方向性、译者的选择和适应、语言生活环境以及不同语篇层级等。

崔亚蕾^[7]（2019）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文中指出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存在大量中日同形词。一般认为,由于中日同形词的存在为中日互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中日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在词义、搭配习惯、文体、褒贬色彩等诸多方面却往往存在差异,因此经常发生误译或翻译不当等情况。本研究从翻译目的、预期受众、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等多维度探讨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卷的两个日译本中的中日同形词翻译问题。考察了翻译目的的差异对同形词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译文,深入分析了影响同形词翻译的受众接受效果的诸多因素,提出了基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新的同形词翻译方法分类。本研究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同形词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提出了应根据事先制定的翻译目的选择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原则。同时,本研究对于除政治文献以外的同形词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献的翻译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同形词本身的翻译研究,无论是从政治文献翻译的特殊意义还是一般性翻译的普遍意义来看,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主要译者和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对相关历史资料的考证,回溯了两个日译本翻译的时代背景、翻译目的、预期读者、翻译过程等,探究了这些要素对译者在翻译同形词时思考与选择的影响。在中央文献特别是领袖着作日译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通过译者访谈等研究方法,明确了外文社译本和风媒社译本由于翻译目的及预期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了对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选择上的差异,探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今后中央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所具有的科学指导意义。其次,通过受众问卷调查,对两个日译本的同形词翻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接受本次调查的日本受众人数高达234名,且分布较为均衡,保证了问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同形词翻译研究中如此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尚属首次。具体调查方法是将两个译本中一方翻译成同形词,而另一方翻译成其他表达的部分进行抽取,进而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同形词展开对比分析。基于对比分析的结果,设计并实施了受众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全面考察分析了两个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在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并从词义、搭配、文体、褒贬色彩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受众接受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通过译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推进了同形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首次依据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同形词的翻译方法进行了6种新的划分:（1）移植;（2）解说;（3）加译;（4）译为其他汉语词;（5）译为非汉语词;（6）不译。其中（1）到（3）的翻译方法采用了保留“同形词”形式的“异化”翻译策略,而（4）到（6）的翻译方法则采用了不保留“同形词”形式而侧重传递原文内容的“归化”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考察两个译本中的同形词在翻译方法上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结合译文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揭示出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多样性,也为今后中央文献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的日译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本研究发现,风媒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感兴趣、并有汉文训读（「汉文训読」）基础的一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受众的需求。正是基于对受众的这种预期,该译本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则更多地使用了直接“移植”的方法。而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的同形词在采用“移植”的方法直接用于日语译文的时候,产生了词义不明、与前后词语之间搭配不当、文体过于生硬、汉语和日语中的褒贬色彩不一致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而外文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好地“理解这些年中国历史变化和今后局势发展”,并未将预期的受众只限定于有较好的「汉文训読」（汉文训读）基础的知识层,因此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策略上既有“异化”又有“归化”,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也没有局限在直接“移植”上,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外文社译本采用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更为自然易懂,更易被日本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尹佳^[8]（2019）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予了密切关注。在国际交流日渐深化、国际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信息来源,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至关重要。对外传播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因此,外宣翻译实践的成效关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外宣翻译,其中心词为翻译,但“外宣”一词既指出了中译外的方向,也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及动态性,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及发展是其传播目的是否实现的关键。我国外宣翻译虽然历经了迄今为止60余年的发展,但其研究体系还不够完善,局限于译本语言文字层面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不断尝试将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与边缘交叉学科进行融合,不仅关注翻译的语言层面,还注意到语言之外的因素,证明除了语言本身,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在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学转向的过程中,其社会属性需要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以研究其生产、传播、接受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各种研究视角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能够与外宣翻译研究产生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关联;2)在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3)在权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征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批评话语分析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外宣翻译要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外宣翻译研究可以更清晰地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本研究重点分析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所选语料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既蕴含大量意识形态内容,又以实现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为要求,既讲求对原文的高度忠实,又要对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给予关注,单纯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探索无法满足以上多维度的需求,传统的归化或异化策略无法适应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辩证的、动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对语料进行分析。从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三维分析框架（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从译本、翻译的传播实践以及翻译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维度为译本:涉及传播的信息内容,主要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第二维度为翻译的传播实践,包括翻译的生产、翻译的传播与翻译的接受;第三维度为翻译的社会实践,包括翻译与权力关系,翻译与社会身份,以及翻译与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审视外宣翻译,探索外宣翻译话语实践的传播属性。研究发现:1)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审视外宣翻译,能够有效突破语言文字分析的局限性,凸显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性;2)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传播实践过程,对赞助人、译者、传媒以及读者的多维度思考是一种主体间性意识,这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意义,对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3)话语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者使用的话语策略密不可分,本研究从读者接受与读者反应的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外宣翻译的话语传播策略。

许天虎^[9]（2019）在《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理念的转变,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民众的关注。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而同时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中的信号（或讯息）会受到外界各种干扰的影响,要想提高传播效率,就要努力去消除这些干扰,即“降噪”。本文以传播学中的“降噪”为研究视角,以传播学中施拉姆的“经验场”观点和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研究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医药文化英译中如何降低读者阅读难度和消除误解即翻译“降噪”的问题。本文选取了《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到了译本的翻译年代、读者对象、翻译风格与策略等各方面的因素,确保了研究对象比较的有效性。在文本分析中,笔者从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性、学科专业性和翻译准确性等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为中医药文化的外宣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在中医药文本的英译研究中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文字处理问题或仅从宏观战略视角对中医药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全面探讨“降噪”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思路,为中医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二是以“经验场”和“视域融合”度为衡量标准,不再拘囿于笼统的“归化”和“异化”探讨,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案例向读者呈现各译者的“降噪”策略与不足,为中医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在我国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让译文以更加“亲近”读者的方式准确阐释中医药文化已成为摆在我国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愿笔者的拙作能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王亚光^[10]（2019）在《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文中认为西方文论汉译中的“背离现象”指的是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言非所是”的状况,背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总体性背离、逻辑背离和语义背离。背离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会导致实践应用上的失误。在西方文论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对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和文体特点有准确的认识,自觉克服导致背离的原因,最大限度地缩小背离的幅度,减少背离的频度。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说明了文学理论翻译常用的方法、梳理了关于文学理论文本翻译标准的讨论,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西方文论是一种理论话语,有明确的观点和清晰的逻辑,但是文学理论文本没有固定的体裁,除了理论阐述以外,诗歌、书信、对话都可能成为文学理论的载体。文学理论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科学技术文献翻译。文学是虚构的,以故事讲述和情感共鸣为特征;科学技术文献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而文学理论兼有文学作品的灵性、抽象性和科技文献的严谨性、逻辑性。因此,作为一种论说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兼具人文性和学术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传统的翻译方法包括:“格义”“达旨”、“直译”“意译”和“归化”“异化”。在翻译标准方面,理想的译文应该做到语义忠实、思想契合、表达流畅、风格一致。文学理论话语翻译具有学术性、语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其次,具体梳理了背离的类型和原因。西方文论翻译中的背离,主要指语义内涵背离、思想内涵背离、文化内涵背离和表达风格背离。具体表现为原文语义的增删、变异,以及风格的改变等等。此外,复译的理论文本也可能存在背离现象,西方文论作品复译的需要来自于接受语境的时代性变化及接受状况的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问题求解。这直接关系到原文要点在翻译中的理解,因此也直接关系到如何翻译。尽管复译相对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文本复译能完全避免背离现象。文学理论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语义和风格的个性化特点更突出,思想文化内涵更深刻。西方文论翻译中背离现象的产生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指言说语境不同,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差异,文论语境差异和文化语境差异等等。汉语是象形文字,字就是画,能直接表意;西方语言多为拼音文字,不仅文字构形不同,而且语言逻辑关系也有差异。语言的言说语境包括历史语境、空间语境、文化语境和文论语境;一切观念的产生、转述和接受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当语境改变的时候,观念该如何理解、如何再现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主观方面讲,译者的语言能力、理论水平、工作态度等原因也会导致对理论文本理解不到位或者表达不充分,主体性应对策略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译文质量。某些情况下,背离是译者遇到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策略,这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背离也是一种抵达。再次,面对背离现象,提出西方文论翻译中的应对策略。西方文论汉译就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这是在一个陌生语境中,为了实用目的进行语言转换、思想再现的过程。意蕴转换需要再现语义内涵、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表达风格,译文一方面要和原文意蕴一致,另一方面要和目的语的表达规范相符。译者的主体性就体现为不断克服上述导致“背离”的不利因素,追求“完美翻译”,译者是文学理论翻译的主体,也是解决背离问题的关键。一个合格的西方文论译者应该具备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无论在理解环节还是在表达环节,都不能出现知识性和意旨性的纰漏。理想的文论译者应该是某个领域——比如某个理论流派或者某个理论家的研究专家,能真正弄清楚理论文本中每个词的含义,一个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很可能表达不完全想同的意思,换言之,一个词在每个理论家那里可能具有特别的涵义。只有对一种理论或者一个理论家足够熟悉的译者才能在译入语中找到那个恰当的对应词。许多西方文论术语的内涵都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这就为在译入语中找到切近的表达增加了难度。译者对文论语境的熟悉程度会影响其对术语的理解,也会影响其对译文的选择。对于曾经翻译过的术语,特别是约定俗成、广为接受的,要尽可能沿用,这会大大降低翻译的成本和理论交流的成本。专家型译者或者研究型译者是理想的文学理论译者。理想的译者还要懂得翻译技巧和翻译技术。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料库的建立,特别是翻译辅助技术、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等,对于解决理论术语一致性问题非常有帮助。懂技术的译者会大大提高翻译的速度和效度。西方文论是西方文学理论家个人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因此是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西方文论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需要在严谨的科学态度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研究,才能解开原文的迷津,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用地道的汉语流畅地表达出来,追求没有背离的“完美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二、一些典型的中译英误译实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些典型的中译英误译实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西厢记》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4）汉英交替传译中的不当直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翻译评估:基于语料库的香港大学生笔译错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些典型的中译英误译实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厢记》英译研究[D]. 薛婧.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4]汉英交替传译中的不当直译问题研究[D]. 庞恒田.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D]. 刘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6]翻译评估:基于语料库的香港大学生笔译错误分析[J]. 鄢秀,王红华,刘和平,李端阳.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19(02)
• [7]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D]. 崔亚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8]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D]. 尹佳.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9]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D]. 许天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10]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D]. 王亚光. 辽宁大学,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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