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即史”：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一、“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论文文献综述）

吕品强^[1]（2021）在《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及其再认识》文中认为章学诚是中国清代乾嘉时期着名的史学家和史学思想家。他生活于举世崇尚朴学的考据时代,却能不徇于考据风气,主张治学创新风气,为此走向了一条特立独行的治学道路。其治学取向大抵在于针砭学术,自六经、文学、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均有所涉猎,力求探究史学义例和校雠源流,也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所着述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是反映其生平治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着作。两书互为表里,《文史通义》重在彰显学术宗旨,《校雠通义》力求揭示学术源流,结合两书来看,可以发现章学诚对古代学术在批评性与总结性上所表现出的卓越见识,并最终呈现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终结与嬗变的时代特征。一、章学诚关于《史记》体例的评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中,对清代乾嘉时期以前历代的着名史家、史书均有所评论,其中对司马迁《史记》所着笔墨占有极大分量,涉及到关于《史记》的评论,我们依据《史记》的体例的五个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为本纪继承《春秋》中仍有变通之处、十表不拘常规中略显无图不足、八书阐发大旨中稍显图缺书冗、世家沿袭经典中表现功过并存、列传不拘篇目中还可加以改进五个方面。综合分析来看,章学诚在总体上仍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梳理和总结,相信对进一步深化关于章学诚史学理论的理解和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二、章学诚关于《史记》体例评价的再认识,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是没有专篇进行讨论的,而是点点滴滴散见于他关于六经、史学、文学、方志学、校雠学的叙述之中。我们通过对材料进行爬梳,之后加以分类、归纳、分析、总结和再认识,帮助我们解决了两大方向的问题。一是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价方面;二是关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研究方面。其中,关于本选题涉及到的司马迁《史记》评价方面,对如下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补苴罅漏作用:第一、《秦始皇本纪》后存录的秦史问题;第二、《三代世表》的“旁行邪上”问题;第三、《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第四、《六国年表》“篇言为六,实叙为七”问题;第五、《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成书问题;第六、《史记》八书的形成问题;第七、《史记》三十世家沿袭旧有国史文字问题;第八、《三王世家》的成书问题;第九、《史记》列传运用别裁法和互见法的问题;第十、《史记》列传的古典目录学地位问题。其中,关于本选题涉及到的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方面,能使我们深化对其如下理论、思想的理解:第一、章学诚的朴素史学史观念;第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概念;第三、章学诚的撰述史学理论;第四、章学诚“撰述”和“记注”的思想认知;第五、章学诚对《春秋》和《周礼》的哲学阐义;第六、章学诚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思想;第七、章学诚以“志乃史体”为代表的方志学理论;第八、章学诚创新纪传体史书编纂方法的设想;第九、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思想以及刘歆《七略》学术对章学诚治学的影响;第十、章学诚的“道统”哲学化历史观。总体而言,章学诚的治学取向在乾嘉时代是特立独行,不趋同于时俗的。其治学主张要开时代风气,造成了他关于历史和史学演化、发展的认知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特点。我们以中国古代史家代表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以小切口来发掘出大视野,使本选题见微而知着,从小的切口来往深挖掘出章学诚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复杂状况,并为疏通章学诚学术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作出一些有益尝试。

贾红霞^[2]（2020）在《比附西学与立足传统:民国时期清代史学诠释的两种倾向》文中认为王国维谓,"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①准确归纳了清代学术的阶段特征。但如何看待清代学术,尤其是本文讨论的清代史学,却见人见智、言人人殊。以笔者看来,对清代史学的诠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比附西学,将清代史学符合西方学术精神的部分大加阐扬,甚至脱离其原有语境,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田明^[4]（2020）在《邵廷采的学术与文学》文中指出作为清初浙东学派重要人物之一,邵廷采不仅在学术上有突出的成就,在文学上也有独特造诣,而其文学实即学术的外化。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四个方面回顾梳理明清之际浙东学术之演化过程。一是浙东理学的传播。浙东理学以阳明心学为重点,钱德洪、刘宗周接踵其后。其后明清之际的姚江书院派以宣传阳明学说为己任。邵廷采之父、祖包括他本人皆为姚江书院派弟子。二是经世实学的流衍。在浙东,晚明以来的经世思潮一直持续至于清初。浙东学派学术精神要义实即外王经世。三是西洋学术的传入。四是经史之学的兴起。浙东学派底色虽是理学,但在后世以经史之学着称,从中可以看到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化。第二章叙述邵廷采学术人生的转向,并对其一生处境及心态进行研究。邵廷采幼年即习理学,十七岁时表现出对史学的强烈兴趣。其后学术又日见驳杂,涉足各种学术,而以经世践履为根本治学精神。至于晚年,方重新回归史学,并编辑成一系列史学着作,成就了不朽的成绩。一般世人皆以理学家目之,但事实上其对理学的空虚亦有所批判的。其“成圣”情结贯穿一生。第三章对邵廷采学术成就进行补充说明。他本身有一种鲜明的学术史构建意识。在构建的基础上进行理学的整合,而这种整合恰反映了理学自身在理论上已经丧失了持续发展的生命活力。其经世思想以儒家传统“民本”主义为本,反对官府乃至皇帝的惨酷剥削,倡导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暗契黄宗羲《原君》诸篇之旨。其史学以明道为宗旨,秉持以《易》经为基础的历史哲学观。第四章述其古文写作之成就。邵廷采论文不重辞采藻绘,而重是否有关世道。于古文最推崇越中陶石篑、王阳明之文。倡导作文、为人应该合一,“学”、“行”、“文”三者不可分割,深契中国传统文论精神。邵廷采古文书写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可分三点,曰沉痛,曰刚毅,曰雅正。其古文特征表现为:根底经史;文以经世,风格健实;卷舒开阖,任情摇曳;思维遽密,严峻清洁。其古文严谨雄健,可以为后世浙东散文的血脉渊源。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索清代“浙东古文”概念构建之可能。

孙学喜^[5]（2020）在《邵晋涵史学思想与浙东史学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邵晋涵的史学思想源自浙东学术,具有“约取”“成家”的特点,其从事史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在于以史家之言探索儒家义理之真,存续孔子《春秋》大义之教,推原大道以明孔圣笔削真义。邵晋涵力主史官相传之成法,将义理的价值内涵注入史家“纪实”原则之中,意在求义理之真,故特重史家之“义”。因之,邵氏对“史裁”一目极为重视,并辅以探求学术因革流变、损益得失的“寻绎”之法以图用史学求儒门义理之真。因为身处清代考证学洪流之中心,邵晋涵从家学“诵经考史”之教中习得的考证本领被时人所推重,名列汉学师承之谱系,实因其义理之学在浓厚考证学风下的隐微不发。浙东家学之教对邵晋涵的史学思想影响深远。祖父邵向荣的“学规四条”和课业亲授使邵晋涵浸润义理之学,奠定其思想基础。邵氏家学强调的“敦伦”一条影响了邵晋涵对史学功能和价值的认知和追求。邵晋涵的学术交游则使其浸润考证学风,增广见闻,声名飚扬,但并未改其以义理为第一义的学术倾向,这种倾向在邵晋涵入四库馆完成历代正史提要的工作后愈发明显。纵观邵晋涵的学术生命,受教家学使其立定治学之志、明得经史之方,与考证学者的学术交游或为其提供学术新见,或开入四库馆之机运,或勉励其着述之业,但无改其治史“端本义理,探求德性”的义理精神本色。邵晋涵的史学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他将“史以纪实”的史学原则赋予道德义理的价值内涵,目的在于揭露是非善恶、不德不义,推原孔子的笔削之大义。因此,在邵晋涵的史学思想中,史以纪实非是现代史学概念下所求的客观外在之实,而是代表史家价值认知的义理之实。邵晋涵与全祖望交亲盖因思想之契合,全氏重视“史以纪实”的原因在于春秋之旨能使乱臣贼子无以弃时窃据。为匡正与留存义理之真,史家必须慎重“史裁”方能呈现“史家之义”。邵晋涵慎重史裁的思想与万斯同相通,皆为彰显奸贤事迹,防止曲言凿空。为保证裁别之质量,史义之真切,邵晋涵将经学研究的“寻绎”之法运用到史学,探求史书、史学思想源流变化以揭示史家着述宗旨。纪实、史裁、寻绎思想的运用皆是围绕具有义理内涵的史义展开,邵晋涵运用史义思想,辅以纪实、裁别、寻绎的原则和方法将史料取舍、史学建构、史学批评的史学要素贯穿起来,建立基本的史学研究框架。这个过程所呈现的“一贯”“综合”的特征,这正是浙东学术的特色。在邵晋涵史学思想体系中,“一贯”“综合”所指恰是浙东学术相传之义理而非考证,他关心的仍是世道人心和人伦日用的道德实践,推重的是孔子笔削所传之大义。在儒家思想动态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思想背景下,尊德性仍旧是邵晋涵史学思想的核心,邵氏虽以考证扬名,但其考证工作的全部意义在于义理的阐发。

杨念群^[6]（2019）在《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文中指出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考据学只具有寻究古典文献来源的技术含义,没有什么"思想性",另一种观点则极力论证清代考据学具有不同于宋明儒学的新"义理",并不缺乏"经世"意义。更有甚者,考据学被认为是最具有"准科学"性质的学问,与西方近代学术传统可以构成对话关系。本文拟对以往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以分析其利弊得失。

张昊苏^[7]（2019）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运用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乾嘉文学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希望对乾嘉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乃至时代风貌有所发明。本论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包括: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述与反思,特别注意探讨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中运用这一角度的学术价值。本论文在方法上对罗宗强范式的改良。对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情况的综述。本论文研究的范围、框架、思路。第一章,简要概括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思想学术史、文学活动等内容。本章勾勒的简要框架,是此下数章专题性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乾嘉时代,特别是乾隆朝,以“稽古右文”为世所艳称,文化贡献不可抹杀;但社会也处在文字狱和“官学”的阴影之下,帝王专制对学术、思想、文学、心态均有压抑,使士人闭口钳舌。然而,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人、甚至是在官方性的写作中,也时刻（隐约）透露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感。不遇之士则“变音”尤甚。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考据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区别于文人、学人合一的倾向,乾嘉以“朴学”为“主流”,考据学者对辞章多有贬斥。这一学术倾向投射到文学领域,则引起了学、文的分离,使创作倾向、批评理论均有相应的演化。这个时期大盛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讨论,代表了朴学家与理学家、辞章家的区隔,隐然成为数十年后文史哲“学术现代化”分科的理论资源。第四章,主要讨论追求个性解放与艺术精致的文学思想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必有其创作的追求。乾嘉时代固然有讲求规范的创作理论,但文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潮则是发扬性灵,彰显才情。更具体地说,这些观念直接地接续了晚明的传统,包括士人（主要是江南）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心态和思想观念等,均成为晚明的延续,并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远。第五章,主要讨论叙事文学展现的文学思想命题。乾嘉时期同时是叙事文学的高峰,“六大名着”独占其二,其他小说也各有优长。故这里单独立章,探讨叙事文学在乾嘉时期对文学思想的特殊贡献。创作中出现的“自传性”现象、文体兼容的“集大成”现象及文言叙事文学的文体新变,均证明这一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上的特殊性。

邓林^[8]（2018）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承载了戴震对儒家之“道”的追求,是戴震一生最为重视的着作。本文将戴震及其《疏证》置于儒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视野下进行考察,分别从着作的“背景”、“内容”、“宗旨”与“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先说《疏证》的“背景”。戴震受到清初以来儒学新风的影响,尤其是继承了顾炎武“理学,经学也”一语的精神要旨,即依“经”求“理”,将“理学”纳入“经学”之中。清代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原本只是在儒家经学的范围内来说的,代表了宗主“汉学”与“宋学”两种不同的治经取向,后来逐渐演化为“考据”与“义理”相争的流俗之见。但无论是在哪一种意义上,戴震始终都未曾陷入“汉宋之争”,所谓“尊汉反宋”的晚年论学转向其实也并不存在。相比“汉宋之争”而言,“儒释之辨”才是戴震及其《疏证》真正关心的问题。士林佛学是乾隆年间兴起的一股“潜流”,代表人物彭绍升就曾与戴震辩论儒佛问题。戴震的“儒释之辨”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陆、王之失;二是辟老、释之说;三是辨儒、释之界。再论《疏证》的“内容”。戴震在《疏证》中有“破”也有“立”,既批评和修正了程朱理学的若干理论错误,也借助“字义”的疏解提出了许多自己的义理见解。在晚年戴震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上,通过以《疏证》为核心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反理学”说存在需要补充或修正的地方,如:戴震对待“程朱”与“陆王”是有差别的;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只针对“其言”,却始终礼敬“其人”;戴震与程朱之间在本质上是貌离而神合的。另一方面,戴震“反理学”虽然立足于学术批评,但其批评目标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现实。这一点在《疏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戴震有意凸显理学的最大危害是“祸民”,二是戴震的批判矛头直指“今之治人者”。在《疏证》中,戴震提出的以“人心”为中间环节的理论逻辑既是他用来连接学术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也是其“反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再谈《疏证》的“宗旨”。《疏证》的着述宗旨核心在于“闻道”,回归以六经、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传统。《疏证》书题标举“孟子”是戴震有意为之的,《疏证》尊孟主要有三个缘由:一是作为戴震用来“援据”的主要“经言”依据;二是作为戴震建构的儒家道统论中的先师人物;三是作为戴震的学术宗主。在《疏证》的“闻道”宗旨问题上,由于戴震承认“经”是“道”的承载者,故而求“道”就只能以治“经”作为基本途径,由字义训诂入手的解经之法也就成为了求道的基本方法。《疏证》将“道”分为“天道”与“人道”,然后用“性”作为沟通二者之间的中介。但是,戴震所说的“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类似于“本原”的“道”,二是类似于“真理”的“道”,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是指向《疏证》的“宗旨”。而且,戴震追求的儒家之“道”还存在两种取向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性的“原儒”取向,二是现实性的“经世”取向。最后讨论《疏证》的“意义”。戴震作《疏证》在儒学史上不仅有“批评”的价值,也具有“建设”的意义。《疏证》的主要思想贡献是在“生生”、“民本”与“教化”等方面实现了对儒家思想传统的“保守”与“开新”。近代以来,《疏证》中的义理内容已然成为了各种“戴震哲学”论述的基础。从《疏证》的现代学术价值着眼,如果要在“戴氏之义理”的基础上再发展出某种现代哲学,“情感哲学”（或“情欲哲学”）与“语言哲学”可以代表两个较有潜力的理论方向。

石明庆^[9]（2017）在《史家文心亦精微——章学诚文论的特色及其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略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立足于大史学立场,建构了宏大的文史学理论体系,其文论体现鲜明的史学家色彩,是中国古代史家文论的顶峰。根据其学术思想的特点来阐释其文论,从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浙东地域文化特色、清代乾嘉学术的背景、唐宋古文理论及桐城派的传统等多角度来研究章学诚的文论及其价值,有助于深化对史家文论的研究,加深对中国文论多侧面丰富形象的认识。

张铁诚^[10]（2016）在《从“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 ——浅析章学诚的经史关系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论着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理论,也是他最重要的经史关系命题。“方志立三书”,是章学诚晚年方志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两个论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章学诚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经史关系理论体系。章学诚屡次提倡“六经皆史”,将“经”放入“史”的领域进行考察,甚至将亘古以来的“着作之林”皆视为史学,体现了章学诚学术中史学所占据的重要作用。而对“六经”何以为史,章学诚也给出了相当充分的论据。虽然这些论证散见于各篇文章中,却不难从中归纳出一个完整的“六经皆史”系统。章学诚毕生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贫困潦倒的生活状况和四处奔走的艰难处境,导致他试图完成的大型史学着作《史籍考》难以实现。然而将方志视为史籍的方志学理论,又使其方志着作具有重要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意义。“方志立三书”的呼吁,是“六经皆史”理论的最终体现。方志学、史学、六经相统一,有利于通过其方志理论和着作探讨“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的具体贯彻途径。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并非简单地将“六经”冠以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六经”在史学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章学诚都分别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当时的学术社会背景下来看,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不但是将经学请下了学术研究的圣坛,使之与史学等其他研究领域处于同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章学诚认为“六经”的史学功用显着,除了具备作为史学文献的一般性之外,“六经”还分别在史学功用中具有突出的特殊性。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经学理论密不可分,不但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还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其他学者并未发现的客观事实。对“六经皆史”的反复研读,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渊源、途径和时代意义,也能够从一种更加客观、独立的研究视角审视乾嘉时期的学术成就和价值。

二、“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及其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邵廷采的学术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5）邵晋涵史学思想与浙东史学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7）乾嘉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9）史家文心亦精微——章学诚文论的特色及其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略论（论文提纲范文）

（10）从“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 ——浅析章学诚的经史关系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 [1]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及其再认识[D]. 吕品强.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1)
• [2]比附西学与立足传统:民国时期清代史学诠释的两种倾向[J]. 贾红霞. 近代中国, 2020(02)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邵廷采的学术与文学[D]. 田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5]邵晋涵史学思想与浙东史学关系研究[D]. 孙学喜.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6]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J]. 杨念群. 史学史研究, 2019(02)
• [7]乾嘉文学思想研究[D]. 张昊苏. 南开大学, 2019(05)
• [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D]. 邓林. 湖南大学, 2018(06)
• [9]史家文心亦精微——章学诚文论的特色及其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略论[J]. 石明庆. 斯文, 2017(01)
• [10]从“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 ——浅析章学诚的经史关系理论[D]. 张铁诚. 西北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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