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天地生人”系列讲座(6)（论文文献综述）
程晨[1]（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李海青[2]（2021）在《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全盘西化,传扬各种主义和现代精神,并将之奉为创造新道德、新文化的利器时,早在19世纪末,美国着名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就注意到了一个他们有意扬弃的问题:两希文化及中国儒学保有的古典视野,以神性、人性和物性三个维度看待生活的视野,一种复杂和整全的视野,逐渐被他们抛弃和遮蔽。那时,世界主流的文化已嬗变为大多数人青睐理性及生存问题。这致使很少人追问现代精神中是否存在危机。在他看来,这一现象起于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面对此危机,白璧德选择了回归古希腊哲学,并承认基督教对人的德性有救拔作用,认为此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次要之事僭越了道德的中心地位,形成了新道德成为宗教代替品的新局面,最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生活。白璧德对卢梭的批评,正好重申了这一古典视野,道出了现代危机的种种面貌。以此视野看待中国问题,才能找到当时吴宓关心的根源问题。众所周知,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核心是文化与道德。但是,如果人们谈论他们的要核问题,即道德问题时,遗忘了神性、人性和物性并存于生活的古典视野,那么,他们只能将这场论争看成是门派之争,或者是同一生存视野之下的主义之争,而无法回答新旧道德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对文学的根本影响是什么。吴宓借鉴白璧德的道德思想,重申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秩序关系。他在批判维新者崇奉的科学主义时,批判的并非是科学主义本身,批判的是维新者引入科学主义之时,遮蔽了古典视野,进而引发了诸多危机。这一问题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也许有所启示。
董俊[3]（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田晨[4]（2020）在《Vlog观众的快感生产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使得网络环境不断迭代更新。从文字时代到后来的图文时代,现如今随着发展我们已经进入视频时代,符合当下碎片化内容消费习惯的短视频迎来爆发期,视频博客（Vlog）兼具短视频的互联网传播优势和传统博客的个人化内容趋向,在短视频热潮中迅速兴起。本研究对Vlog的文本生成及观众的观感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Vlog中呈现的视觉语言探寻观众的快感生产。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文献资料进行梳理,为接下来对Vlog观看者快感生产的研究打下基础。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Vlog的兴起、发展与文本出发,介绍Vlog作为一种新的快感形式兴起的现象,以及Vlog的文本。一种新的流行出现必然会使受众产生快感,并洞悉Vlog作为一种快感生产的方式,关键不在于其文本内容,而是在于观众在文本中的获得,为阐述观众在Vlog的观看中获得的快感奠定基础。第二章至第五章是从观众对Vlog文本的接收入手,分析观众产生的窥视、休闲、交往及认同快感。窥视快感的产生源于Vlog创造的合理舒适的“窥视情境”,在Vlog空间中观众通过窥视Vlog创作者在前台的后台化表演而产生窥视的信任感与新鲜感;休闲快感是观看者在消极休闲的行动中获得Vlog创作者积极休闲体验的替代性满足感;交往快感是来源于观众通过观看Vlog和创作者互动搭建的更为亲近的满足感,通过拟剧理论分析Vlog创作者在视频呈现中脱去了社会角色的扮演,和观众建立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的快感来源于现实与虚拟社交“失落”的填补;认同快感是基于观看者和Vlog创作者在身份、观念、兴趣等方面共情产生的愉悦体验,这种认同来源于Vlog这种形式本身,也来源于Vlog的呈现内容。结语在回顾并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概括了研究的结论。本文基于对Vlog文本内容及观众观看反馈的大量涉猎,运用文本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的思维,从微观层面上解析了Vlog的文本制作、创作者、观众及其快感生产之间的关系脉络,通过Vlog引导,观众产生的快感更是对现实生活方式的反馈。
苗建荣[5]（2019）在《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场着名的政治运动,即戊戌变法。维新儒学,即为晚清时期这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指导的儒学。在维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科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使得维新儒学成为了研究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的绝佳素材。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西方科学在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探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维新儒学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即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而维新派主张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进一步说,是否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是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最大区别。因此,与洋务派不同的是,维新派提出了自己的旨在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维新派还思考了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维新儒学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二是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前者讲的是如何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具体方案;后者讲的是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作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维新儒学不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且还有自己相对较为固定的范畴系统。维新儒学的范畴,大致说来包括两个层面的:一是变法主张层面的,如通情、制度局、兴民权、废科举、兴学校、建学会等等;二是理论依据层面的,如进化观念、夷夏观念、变易观念、道器观念、托古改制、仁通观念等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维新儒学,均是在对上述范畴的阐释中展开的。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维新时期读过不少西方科学书籍并熟悉很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数学知识、几何学知识、医学知识等等,这在康有为的着述中均有所体现。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对于其维新儒学的建构,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康有为在政治上要求立宪法、开国会、设制度局;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完善金融体系、鼓励自由通商;在文化上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废科举、兴学校,这些均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康有为还为其维新变法提出了一套理论依据,即以三世进化说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无论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主张,均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层面提出的设制度局的主张,而作为其制度局之一的学校局的主要职责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而在康有为看来要发展工业实业就必须先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在文化上要求兴学校,而其所设想的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一就是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康有为为维新变法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三世进化说,而其三世进化说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维新时期不仅读过《谈天》、《地学浅释》、《格致汇编》等等诸多介绍西方科学的着作,而且还熟悉诸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等等,这在梁启超的着述中亦有着充分的体现。梁启超对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在政治上主张兴民权,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中。梁启超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上提出兴民权,而其兴民权的具体措施是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在梁启超的设想中,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的手段之一,就是学习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梁启超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对变易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梁启超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充分考虑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的基础上进行的。梁启超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谭嗣同亦对西方科学有着充分的了解。从现有着作中可以看出,谭嗣同不仅熟悉西方科学,如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而且还对西方科学作了大量的宣传,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仅大大开阔了其学术视野,而且也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谭嗣同在政治上主张模仿西方议会制度、以学会代议会,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鼓励机器生产;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谭嗣同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与此同时,谭嗣同还为其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阐释中。谭嗣同的维新儒学,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谭嗣同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比如其主张学习西方议会制度是通过兴学会来完成的,而其所设想的学会的一个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比如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而其振兴商业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主张废科举,而其提出废科举的动因之一就是看到了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相比之下的巨大优势。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谭嗣同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其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西方科学参与了晚清时期维新儒学的建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中天然地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中亦大量地包含着西方科学的因素。这充分说明:在晚清时期,儒学并没有排斥西方科学,更没有阻碍西方科学。需要指出的是,在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吸收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用。如康有为在其《实理公法全书》中试图用西方几何学的成果来论证其变法主张,谭嗣同在《仁学》中试图用西方代数学的方法来论证其仁观念。这些论证看似增加了其结论的普遍性必然性,实则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是误用西方科学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儒学和科学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在于,西方自然科学只能作事实判断而不能作价值判断。因此,当维新儒士利用西方科学来丰富自己的变法主张、论证自己的变法依据时,会增加其维新儒学的说服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维新儒士试图利用西方科学直接来作某种价值判断,误用就在所难免。进一步说,西方科学可以为儒学的价值判断提供有力的根据,但不能代替儒学去作价值判断。总之,作为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儒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种开包容性与开放性表明:儒学不会排斥西方科学,更不会阻碍西方科学。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儒学与西方科学之间是存在某种界限的。
李铁绳[6]（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陈广华[7]（2018）在《李济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宗师”。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遗址发掘,开辟了以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的新路。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遗址发掘,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及相关器物资料,部分证实了传统文献的可靠性,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为中国古史重建做出重大贡献。除领导发掘工作本身外,李济还对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组织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方面,他从“人类史”的观念出发,以全人类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世界眼光形成其新史料观,即“平等的眼光”。他将考古学放在重建文化的架构上,将一切考古材料当作人类文化发展记录的一部分;他坚持跨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利用包括古环境、考古、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跨出中国版图,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关联。课题关怀方面,李济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先驱,其一生最关切的学术情怀就是探寻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既牵涉到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他一生治学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为宗旨,每有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讨;论着深入浅出,琅琅上口,重科学实证,拒斥无根据的推测及臆断;主编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学者的必读刊物;提高中国考古学工作水平及其世界地位,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方面,他既能开拓学术新领域,又能指明学术方向与方法。其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典范,将中国古器物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更科学的道路上。其人类学研究坚持心理学、双语互证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人类学思想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通向古史重建之路;善用体质人类学知识,证明中国人种的多元。其史学研究坚持走一条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藉由田野考古向远古推本寻源,讲述一连串历史情境,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纳入史学范畴,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历史,解决各种古史问题,促使古史研究实现革命性转化。人才培养方面,李济在培养考古、博物馆人才方面也作出突出贡献。仅在他所领导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就培养出吴金鼎、高去寻、夏鼐等一批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考古事业,均留下了李济的考古学思想印迹。晚年的李济,还亲自培养出了如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和历史学者。科学情怀方面,李济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生观入手,深入探究“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展”这一李约瑟难题。他极力宣扬科学,一生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在学术研究中,他谨守科学原则,在操守上保持学者本色,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追求知识本身。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学科,探索科学精神,不囿成见,一心追求真理,逐渐形成了理性思维与现代学术视野。治学特色方面,李济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因此,其治学态度不仅兼收并包,还具有严谨、创新、客观等特点,较好地兼顾了客观实证与历史想象、术业专攻与科际整合、研究专精与视野广博。李济重视精确记录,不但要将田野工作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而且站在人类学角度开辟史学新途径。他坚持人类学知识与考古研究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想象和假设,将崇真求实精神和客观实证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中去,使考古发掘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国际影响,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做学问为唯一目标的优良作风,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在传统旧学和西方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先生和他领导的殷墟团队以现代考古学方法从事田野发掘,坚持详细记载考古资料,要求合乎欧美最高学术规范撰写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派”。
潘庆华[8]（2018）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也悄然转移到网络空间。网络不仅作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而存在,而且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如何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维护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本文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新特点,本文提出:作为状态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竞争力在网络空间中不被削弱、消解和丧失的存在形态;作为能力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国家所具备的使其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不受威胁的能力。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逻辑结构、解释框架和表达形式的分析,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性化、碎片化、日常生活化和通俗化等特征,并从从众心理、选择性注意和群体极化三方面探究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机理。从媒体格局、舆论主体和舆论环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生态。从网络意识形态舆论生成机制、舆论操控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规律,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管理、引导、操控网络意识形态舆论的策略和方法。本文对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进行了深度思考。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完善领导管理体制、加强网军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力度;从做强主流媒体、管控新兴媒体和促进媒体融合等方面提出重构舆论生态;从加强正面引导、提高网民素质和提升媒介素养等方面提出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从优化传播话语、完善政治话语和创新网络话语等方面提出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更新思维理念、管控特殊人群、靶向调控媒体等方面提出智能宣传新策略新战法;从构建云服务应用体系、研发部署网络舆情研判指挥平台、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等方面提出创新先进技术方法手段的对策建议。
赵耀[9]（2018）在《新时期美学论争现场透析与学理反思》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美学理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后实践美学”不仅为美学研究引入了生存论的维度,而且对“实践美学”的学理欠缺也进行了必要的学理反思。同时,“实践美学”内部也分化发展出“新实践美学”及“实践存在论美学”等谱系学派,通过对“实践”内涵与外延的修正实现理论的自我更新和阐释效力的持续提升。新世纪以来,美学研究更加凸显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特别是随着西方新近成果的译介及社会现实的迅猛变化,“生活美学”、“认知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人类学美学”、“网络美学”、“政治美学”、“环境美学”、“乐感美学”等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对美学现象的多重阐释功能。这一方面彰显了美学理论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学术研究的困难。因此,对新时期美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就不能再局限于传统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而是应该从方法论革新的角度思考从整体上实现对新时期美学发展概况的有机把握与规律认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论断提供了重要的可借鉴性资源。即在研究过程中不应被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所干扰,应该“按照现实的历史叙述本身的规律”对历史进行必要且合理的修正。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对新时期美学的研究就应不再拘泥于大量的难以有效梳理的文献资料,而是应该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够承载特定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美学话语;不应再满足于线性的发展观念,而是应该着重探究与所处时代有着多重矛盾与思想碰撞的美学话语,深入历史的细部,在个人与时代、个性与潮流多重碰撞的性灵挣扎中还原历史的本真;不再迷信于经典化的权威观念,拒绝任何将美学话语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固化观念,在动态比较的话语生成脉络中探寻新时期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选取美学论争作为新时期美学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抓住了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紧扣学理的发展脉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学论争中突显的问题意识和辩驳话语可以有效透视出美学家们的理论希冀与现实愿景,特别是贯穿论争始终的一系列问题在当下的理论实践中仍尚未完全终结,成为连接过去和当下的重要话语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出于时间跨度之大、参与讨论人数之多、涉及问题领域之广,对新时期美学论争进行整体把握难免易于陷入观点淹没的困境之中。因此,选取一个贯穿论争始终的切入点,以点带面地透视出新时期美学论争的发展脉络不失为一种必要的策略。本文认为,“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这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杂糅的矛盾体是切入新时期美学论争的不二选择。从理论形态上来说,新时期美学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渡,但是在具体演进的过程中,并非是一蹴而就地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而是出现诸多难以简单概括的矛盾性问题和无法忽视的结构性悖论。毋庸置疑,新时期美学之所以会多次出现持续性的论争,除政治性因素和西方话语影响之外,美学家们告别古典的努力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这种告别古典的努力却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集体无意识羁绊,陷入古典的轮回惯性之中。新时期美学的话语资源和建构方式虽然极富现代性特征,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屡次回归古典,难以真正意义上切断与古典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告别古典是全体美学家们共同的努力方向,一种集体性的理论追求;另一方面,古典的审美理想又具有异常强大的诱惑力迫使美学理论不断回归传统。一方面,融入现代是新时期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希冀,另一方面,在现代的融入过程中却又遭到比西方社会更为复杂的矛盾重重的现代性。因此,从“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这一充满悖论的矛盾语境切入新时期美学话语的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在对新时期美学论争中所凸显的“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特征进行宏观概括之后,有必要从微观角度进一步深入。本文认为,纵观新时期美学论争始终,“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是支撑“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这一矛盾性语境的三个重要支点,是进一步深入新时期美学论争的三个重要维度。“学理的论争”主要聚焦于新时期美学几次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争鸣。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够凸显论争各方理论内核与价值取向的观点,相对客观地捕捉论争的焦点问题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剥离出论争的核心分歧。同时,不再局限于对论争本身的观念重复与表层叙述,将研究的视野推向各方理论观念的思想来源追溯与学派传统探究,并从其相对稳定性的价值追求中透析论争中存在的普遍性弊端与重要理论收获,从论点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双重逻辑思维的比较中评判各方理论的成败得失。“学术的历史”主要从新时期美学论争的整体流变入手,着力展现新时期美学理论在融入现代语境后所面临的悖论性困境与阶段性调整。具体来说,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从新时期美学论争的自身演进中探寻美学理论构成历史的方式。在共时性的横向梳理中揭示为何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某种占据主流的美学话语并引发持续性的学术争鸣,在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中说明某种美学话语的观念来源及思想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剥离出各种不同理论倾向背后所共同具有的一致性追求,特别是在这种一致性追求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性实现方式。其次,从美学理论话语的自身独特性质,特别是中国新时期美学理论话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角度揭示美学论争自身所存在的张力与冲突。“学者的心灵”主要展现新时期美学家在美学论争中凸显的矛盾心态与灵魂撕裂,他们不仅在“士大夫情怀”和“浮士德动机”之间摇摆不定,而且在群体观念与个人意识之间难以求得平衡,不仅承载着历史理性的建构渴望,更难以拒绝非理性的生命狂欢。基于此,“学者的心灵”重点揭示美学家们在亲历中国美学理论话语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心路历程。需要指出的是,“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三者并非绝对孤立的,相反是相互联系且相互包含的。没有对学理论争的精准透析,就难以实现对学术历史的客观把握,没有对学术历史的理性评判,更无法完成对学者心灵的深度剖析,而学者的心灵更是打开学理论争所承载文化因子密码的钥匙。因此,“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恰恰需要对三者的综合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新时期美学发展历程的深度透析,欠缺任何一个维度都会对研究本身造成伤害。因此,在宏观上以“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切入新时期美学论争,在微观上以“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三个维度予以支撑,无论在理论层面的逻辑论证还是在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分析皆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全文共分五部分。绪论通过对既往新时期美学研究范式的归纳与评判,论证选取“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研究路径的合理性与优势性,在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拟解决的学术问题及预期成果。第一章选取“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存在论美学”三个有代表性的“后实践美学”的相关论争,通过对论争核心内容的梳理,重点揭示“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反叛与超越过程中所凸显的自身矛盾性,以及由此展现的结构性悖论。在论争现场的还原与反思中,透析新时期美学理论形态从古典到现代的艰难转型和美学学人的复杂矛盾心态。第二章选取“新实践论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三个“实践美学”谱系学派的相关论争,通过对论争核心内容的梳理,从不同角度展现“实践美学”在新时期的分化发展过程中所流露的自我更新的渴望与学理开拓的艰难。第三章选取“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体美学”、“认知美学”、“别现代”四个美学新话语的相关论争,通过对论争核心内容的梳理,揭示新时期美学话语不同的理论趋向中的共同性因子,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剥离出各种不同理论倾向背后所共同具有的一致性追求,特别是这种一致性追求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性实现方式。结语重点探讨新时期美学研究终结古典惯性与超越现代幻象的具体可操作性路径,通过对科学化美学研究路径学理依据的分析,说明美学研究科学化对中国美学实现自我深化,完成学术形态由古典到现代转型的重要作用与现实意义。
卞梁[10]（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天地生人”系列讲座(6)（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天地生人”系列讲座(6)（论文提纲范文）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 2.2 国外研究 |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 2.2.3 争议与评价 |
| 2.3 国内研究 |
| 2.3.1 介绍性研究 |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2 生物学说 |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 3.3 历史主义 |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 3.4 人道主义者 |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 3.4.2 实地考察 |
| 3.5 小结 |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 4.3.1 何谓“正常” |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 4.4 小结 |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 5.1 人的发展 |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 5.2.1 企业家才能 |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 5.4 小结 |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 6.2.3 政策主张 |
| 6.3 小结 |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 7.3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2）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人文主义研究 |
| 第三节 为何重申人文主义 |
| 第一章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 |
| 第一节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
| 第二节 人文主义的现代危机 |
| 第三节 人文主义的道德批评 |
| 第二章 人文主义的秩序问题 |
| 第一节 视野层级及其秩序 |
| 第二节 怜悯与宗教替代品 |
| 第三节 性善论与道德努力 |
| 第四节 田园幻想与自然秩序 |
| 第五节 道德目的与艺术秩序 |
| 第六节 秩序的崩坏:次要僭越中心 |
| 第三章 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 |
| 第一节 吴宓与白璧德 |
| 第二节 吴宓与东西文化调和论 |
| 第三节 两种文艺复兴 |
| 第四章 国内人文主义的视野问题 |
| 第一节 视野之争与科玄论战 |
| 第二节 以理制欲与中庸之道 |
| 第三节 新旧之争与进步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白璧德年谱简表 |
| (二)吴宓年谱简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Vlog观众的快感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Vlog流行与快感生产 |
| 第一节 Vlog的发展与流行 |
| 第二节 Vlog的文本与表达 |
| 一、视觉语法 |
| 二、叙事聚焦 |
| 三、生活化主题 |
| 四、故事诠释 |
| 第三节 Vlog的流行与观众的快感生产 |
| 一、流行文化的快感因子 |
| 二、流行文化与快感的浅白 |
| 三、观众构建的快感生产 |
| 第二章 观众的窥视快感生产 |
| 第一节 隐私与奇观的凝视 |
| 一、隐私的直接窥探 |
| 二、奇观的参与围观 |
| 第二节 Vlog情境中的窥视满足 |
| 一、窥视日常的信任感与安全感 |
| 二、窥视表演后台的新鲜感 |
| 第三章 观众的休闲快感生产 |
| 第一节 休闲的体验同享 |
| 一、Vlog中的休闲体验 |
| 二、社会临场感的辅助 |
| 第二节 消极休闲中的积极体验 |
| 一、观看Vlog的消极休闲满足 |
| 二、Vlog中积极休闲的间接体验 |
| 第四章 观众的交往快感生产 |
| 第一节 观赏舞台上的角色返璞 |
| 一、Vlog的“前台后台化” |
| 二、褪去社会角色的面具 |
| 第二节 虚拟交往中的真诚回归 |
| 一、准社会交往的亲近化 |
| 二、Vlog交往的真实化 |
| 第三节 现实与虚拟社交“失落”的填补 |
| 一、双重空间的社交“失落” |
| 二、填补社交“失落”的快感 |
| 第五章 观众的认同快感生产 |
| 第一节 呈现形式的价值认同 |
| 第二节 内容表达的情感认同 |
| 一、观念表达的认同快感 |
| 二、身份共情的认同快感 |
| 三、兴趣群体的认同快感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分析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及创新 |
| 第二章 维新儒学的形成及特征 |
| 第一节 维新儒学的理论背景 |
| 一、洋务运动的衰落 |
| 二、维新变法的兴起 |
| 第二节 维新儒学的基本内涵 |
| 一、维新儒学的概念界定 |
| 二、维新儒学的两个维度 |
| 第三节 维新儒学的重要范畴 |
| 一、变法主张层面的范畴 |
| 二、理论依据层面的范畴 |
| 第三章 西方科学与康有为维新儒学的建构 |
| 第一节 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的了解 |
| 一、康有为读过的西方科学书籍 |
| 二、康有为了解的西方科学知识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维新儒学思想 |
| 一、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 |
| 二、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西方科学对康有为维新儒学的影响 |
| 一、西方科学对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影响 |
| 二、西方科学对康有为变法依据的影响 |
| 第四章 西方科学与梁启超维新儒学的建构 |
| 第一节 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的了解 |
| 一、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的学习 |
| 二、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的宣传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维新儒学思想 |
| 一、梁启超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 |
| 二、梁启超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西方科学对梁启超维新儒学的影响 |
| 一、西方科学对梁启超变法主张的影响 |
| 二、西方科学对梁启超变法依据的影响 |
| 第五章 西方科学与谭嗣同维新儒学的建构 |
| 第一节 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了解 |
| 一、谭嗣同了解的西方科学知识 |
| 二、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宣传 |
| 第二节 谭嗣同的维新儒学思想 |
| 一、谭嗣同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 |
| 二、谭嗣同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西方科学对谭嗣同维新儒学的影响 |
| 一、西方科学对谭嗣同变法主张的影响 |
| 二、西方科学对谭嗣同变法依据的影响 |
| 第六章 回顾与反思 |
| 第一节 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吸收 |
| 第二节 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误用 |
| 第三节 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的省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 |
| (二) 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分期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教师教育专业化研究 |
| (二) 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研究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研究 |
| (四)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设置研究 |
| (五) 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师范教育初创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的萌芽 |
| 一、师范教育思想的萌芽 |
| 二、师范教育的初步实践 |
| 三、师范教育理论的移植与探索 |
| 第二节 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创立 |
| 一、钦定:自上而下颁布 |
| 二、奏定:自上而下推行 |
| 三、独立设置的师范教育体系形成 |
| 四、师范教育公费制度与自费制度并存 |
| 五、管理师范教育的教育行政体制建立 |
| 第三节 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一、中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二、高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三、实业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第四节 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
| 一、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二、女子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三、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四、优级师范选科学堂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员任用检定制度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任用制度和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初创时期师范教育的特色与不足 |
| 一、嫁接的师范教育思想 |
| 二、封闭的师范教育体制 |
| 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总体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师范教育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变迁 |
| 一、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初步发展(1912-1922年) |
| 二、开放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发展(1922-1927年) |
| 三、上下结合的独立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1927-1949年)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1912-1922年) |
| 二、多元开放的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22-1927年) |
| 三、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复兴(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五、实业教员养成所的建立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课程的演进 |
| 一、封闭的师范教育课程(1912-1922年) |
| 二、开放的师范教育课程(1922-1927年) |
| 三、多元的师范教育课程(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四节 教师检定制度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五节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师范教育实践 |
| 一、根据地师范教育的创建与发展 |
| 二、解放区师范教育的发展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逐步走向专业化 |
| 一、启蒙到专业 |
| 二、探索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师范教育重建 |
| 第一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发展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制度的衰落(1966-1978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制度的重建(1978-1999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封闭师范教育机构的重建与发展(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机构严重削弱(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多元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76-1999年) |
| 第三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专业设置演变 |
| 一、建国初期师范专业设置 |
| 二、改革开放期间师范教育专业设置 |
| 第四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课程的变迁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76-1999年) |
| 四、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职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在繁荣中式微 |
| 一、师范教育的发展特色 |
| 二、师范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教育转型 |
| 第一节 教师教育转型政策演进 |
| 一、综合化 |
| 二、开放化 |
| 三、高端化 |
| 四、一体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转型实践 |
| 一、综合化:师范院校向综合化发展 |
| 二、开放化:综合性院校参与教师教育 |
| 三、高端化:教师教育院校和培养层次升级 |
| 四、一体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逐渐融合 |
| 第三节 师范专业设置与认证 |
| 一、师范专业设置 |
| 二、师范专业认证 |
| 第四节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建立 |
| 一、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
| 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
| 二、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制度变迁分析 |
| 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路径演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理论逻辑 |
| 一、教师教育基本规律 |
| 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 |
| 三、教师教育的二重性 |
| 第三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逻辑 |
| 一、国家宏观层面:建立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制度体系 |
| 二、地方中观层面:推进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学校微观层面:践行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 |
| 四、完善教师教育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李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李济生平与治学背景 |
| 第一节 李济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李济的治学背景 |
| 第三节 李济的早年学业与志向 |
| 一、早年国内学业 |
| 二、留学美国 |
| 第二章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李济的考古生涯 |
| 第一节 西阴村遗址发掘 |
| 一、发掘经费与组织 |
| 二、发掘过程与结果 |
| 第二节 殷墟与城子崖 |
| 一、殷墟与城子崖发掘历程 |
| 二、殷墟发掘成果 |
| 三、殷墟研究成果 |
| 第三章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的考古人类学思想 |
| 第一节 李济的考古学思想 |
| 一、考古学术语体系的构建尝试 |
| 二、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探索 |
| 三、点线面结合,建设多样化的考古学 |
| 第二节 李济的人类学思想 |
| 一、人类学立场与观点 |
| 二、心理学、双语互证、人类学三者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三、人类学的研究探索 |
| 第三节 创建中国现代器物学的基础 |
| 一、对待器物的科学态度 |
| 二、进化论影响下的器物分类 |
| 三、器物纹饰研究 |
| 第四章 “考古学中的历史感”:李济的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正当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全新的史料观 |
| 第三节 史学方法 |
| 第四节 史学境界 |
| 第五节 中国上古史重建之路 |
| 一、古史重建的学术背景 |
| 二、利用考古学重建古史 |
| 三、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 |
| 第五章 “让科学在中国生根”:李济的科学情怀 |
| 第一节 道森氏·晓人案件 |
| 第二节 李约瑟之间与科学思想的推进 |
| 一、中国的固有文化里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 |
| 二、如何推进科学思想 |
| 三、以身作则推进科学 |
| 第六章 李济的治学特色 |
| 第一节 李济谈治学 |
| 一、开阔包容的学术视野 |
| 二、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 |
| 第二节 李济治学特色 |
| 一、历史叙事中的实证与想象 |
| 二、多学科综合的科际整合 |
| 三、专精与广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小结及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分析 |
| 2.1 意识形态 |
| 2.1.1 意识形态的内涵 |
| 2.1.2 意识形态的特征 |
| 2.1.3 意识形态的功能 |
| 2.2 网络意识形态 |
| 2.2.1 网络意识形态的兴起 |
| 2.2.2 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 |
| 2.2.3 网络意识形态的功能 |
| 2.3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
| 2.3.1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 |
| 2.3.2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 |
| 第三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解析 |
| 3.1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构成 |
| 3.1.1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主客体构成 |
| 3.1.2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文本构成 |
| 3.1.3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资源构成 |
| 3.2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表达 |
| 3.2.1 多模态话语的感性表达 |
| 3.2.2 微碎话语的浅散表达 |
| 3.2.3 惯习话语的语境表达 |
| 3.2.4 社会话语的通俗表达 |
| 3.3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认知 |
| 3.3.1 从众跟随与众从权威 |
| 3.3.2 惊悚猎奇和选择性注意 |
| 3.3.3 责任分散与群体极化 |
| 第四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生态分析 |
| 4.1 媒体格局 |
| 4.1.1 新媒体日益成为媒体格局中的主导力量 |
| 4.1.2 新媒体的资本化、市场化倾向明显 |
| 4.1.3 中西媒体不对称格局短期难以逆转 |
| 4.2 舆论主体 |
| 4.2.1 网络舆论主体的构成 |
| 4.2.2 网络舆论主体的特点 |
| 4.2.3 网络舆论主体影响意识形态的机制解读 |
| 4.3 舆论环境 |
| 4.3.1 技术环境 |
| 4.3.2 社会环境 |
| 4.3.3 制度环境 |
| 第五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传播机理 |
| 5.1 网络意识形态舆论生成 |
| 5.1.1 以网络媒体议题设置为起点 |
| 5.1.2 以网络媒体交互聚集为辅助 |
| 5.1.3 以网络媒体受众参与为推手 |
| 5.2 网络意识形态舆论传播 |
| 5.2.1 通过信息筛选改变舆论走向 |
| 5.2.2 通过信息推荐吸引网民关注 |
| 5.2.3 通过信息植入实现潜在渗透 |
| 5.3 网络意识形态舆论引导 |
| 5.3.1 下好“先手棋”加强研判分析 |
| 5.3.2 把握“时度效”争取最佳效果 |
| 5.3.3 突出“差异化”提升引导水平 |
| 第六章 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形势 |
| 6.1 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成效显着 |
| 6.1.1 网民参与意识极大增强 |
| 6.1.2 网络正向能量广泛传播 |
| 6.1.3 网民整体情绪渐趋理性 |
| 6.2 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
| 6.2.1 网络成为西方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破坏的“首要渠道” |
| 6.2.2 网络信息传播特点使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威胁” |
| 6.2.3 军队成为西方对我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攻击的“首选对象” |
| 6.3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主要特点 |
| 6.3.1 将歪曲党的领导作为攻击重点 |
| 6.3.2 将炒作热点问题作为重要手段 |
| 6.3.3 将诱导网络舆论作为主要途径 |
| 第七章 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
| 7.1 政府层面:持续加大网络空间治理力度 |
| 7.1.1 加强党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管理 |
| 7.1.2 制定实施网络空间战略 |
| 7.1.3 加强网军队伍建设使用 |
| 7.1.4 切实发挥网络正向功能 |
| 7.2 媒体层面:积极支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
| 7.2.1 做强主流媒体 |
| 7.2.2 管控新兴媒体 |
| 7.2.3 推动媒体融合 |
| 7.3 公众层面:消弭非理性情绪非理性行为 |
| 7.3.1 加强正面引导 |
| 7.3.2 强固道德素质 |
| 7.3.3 提升媒介素养 |
| 7.4 话语层面:着力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
| 7.4.1 优化传播话语 |
| 7.4.2 完善政治话语 |
| 7.4.3 创新文化话语 |
| 7.5 策略层面:创新智能宣传新战法 |
| 7.5.1 更新思想观念 |
| 7.5.2 管控特殊人群 |
| 7.5.3 靶向调控媒体 |
| 7.6 技术层面:发展先进技术方法手段 |
| 7.6.1 构建云服务应用体系 |
| 7.6.2 研发部署网络舆情研判指挥平台 |
| 7.6.3 发展信息传播技术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新时期美学论争现场透析与学理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时期美学研究范式及评价 |
| 二、拟采取的研究思路及可行性分析 |
| 三、拟解决的学术问题及预期效果 |
| 第一章 “后实践美学”的崛起 |
| 第一节 “超越”的渴望：关于超越美学的论争 |
| 一、批判与建构 |
| 二、探索与争鸣 |
| 三、反思与积淀 |
| 第二节 “生命”的激情：关于“生命美学”的论争 |
| 一、本体的置换与双向的建构 |
| 二、“生命”的考辨与“历史”的追问 |
| 三、资源的驳杂与消解的危机 |
| 第三节 “存在”的执迷：关于存在论美学的论争 |
| 一、“本体论”的考辨 |
| 二、“存在论”的得失 |
| 三、“后实践”的困境 |
| 第二章 “实践美学”的分化 |
| 第一节 “情感”与“实践”：关于新实践论美学的论争 |
| 一、理论建构 |
| 二、理论价值 |
| 三、理论争鸣 |
| 四、理论局限 |
| 第二节 “突创”与“实践”：关于新实践美学的论争 |
| 一、概念的厘定与结构的划分 |
| 二、“终结”的抗争与“创新”的可能 |
| 三、学理的推进与论争的偏转 |
| 四、静态思维与工具倾向 |
| 第三节 “生存”与“实践”：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 |
| 一、理论的提出 |
| 二、理论的争鸣 |
| 三、论争的缺失 |
| 四、学理反思 |
| 第三章 新话语的生成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关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 |
| 一、核心分歧 |
| 二、浅表平移 |
| 三、一体两面 |
| 第二节 “感性身体”的考察：关于身体美学的论争 |
| 一、译介与评析 |
| 二、质疑与支持 |
| 三、影响与变异 |
| 四、收获与缺失 |
| 第三节 “审美机理”的揭示：关于认知美学的论争 |
| 一、论争现场 |
| 二、理论收获 |
| 三、路径更新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的概括：关于“别现代”的论争 |
| 一、建构与争鸣 |
| 二、价值与意义 |
| 三、缺失与空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 后记 |
（10）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大陆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二) 台港澳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三) 西方及日本学界的研究 |
| 三、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西人来台背景及其职业 |
| 第一节 近代来台西人所处的时代背景 |
| 1.1.1 十九世纪中叶的台湾 |
| 1.1.2 大航海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西方 |
| 第二节 近代赴台西人的职业 |
| 第二章 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 |
| 第一节 实证主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记述中的实践 |
| 2.1.1 社会学理论及其在西人述台中的作用 |
| 2.1.2 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在西人印象形成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与东方学 |
| 2.2.1 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实际运用 |
| 2.2.2 东方主义理论及其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影响 |
| 第三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上) |
| 第一节 地理景观与风物特产 |
| 3.1.1 对台湾的地质学考量 |
| 3.1.2 对台湾本岛的描述 |
| 3.1.3 对澎湖地区的描述 |
| 3.1.4 台湾的植物 |
| 3.1.5 台湾的动物 |
| 3.1.6 台湾的矿产资源 |
| 第二节 历史变迁与城镇面貌 |
| 3.2.1 台湾的历史沿革 |
| 3.2.2 近代台湾的城镇面貌 |
| 3.2.3 近代台湾原住民地区面貌 |
| 第三节 “二元”的社会构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
| 3.3.1 西人的对台人种学理论 |
| 3.3.2 西人眼中的台湾先住民形象 |
| 3.3.3 近代西人眼中的汉人形象 |
| 第四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中) |
| 第一节 台湾文化与台湾社会 |
| 4.1.1 台湾医疗 |
| 4.1.2 台湾音乐 |
| 4.1.3 台湾教育 |
| 4.1.4 台湾方志及游记 |
| 第二节 台湾的宗教与民间信仰 |
| 4.2.1 在台汉人的宗教观 |
| 4.2.2 台湾原住民的宗教观 |
| 4.2.3 近代天主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4 近代基督新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5 风水迷信 |
| 第五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下) |
| 第一节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樟脑战争 |
| 第二节 牡丹社事件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
| 第三节 法军侵台与西人眼中的战时台湾 |
| 第六章 西人“台湾印象”形成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赴台西人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 |
| 第二节 “文化优越论”与西方中心观 |
| 第三节 基督教义与潜意识中的“救世”心态 |
| 第四节 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天地生人”系列讲座(6)（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D]. 李海青.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Vlog观众的快感生产研究[D]. 田晨.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D]. 苗建荣. 山东大学, 2019(09)
- [6]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李济学术思想研究[D]. 陈广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2)
- [8]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潘庆华.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9]新时期美学论争现场透析与学理反思[D]. 赵耀. 吉林大学, 2018(12)
- [10]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