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转轨的成本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通[1]（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马洁华[2]（2018）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文中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释放了社会生产的巨大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绩,实现了中国国民财富的突破性创造与积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也从无到有呈现出累积性增长,它们不仅表现为人们财富的损失和天然资源的提前耗竭,如国企股份化改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改革后人们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情况;还表现为较不确实的价值损害,如下岗职工的生存、发展困境,及单位福利解体后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福利市场化所导致的社会消费品及公共服务所出现的普遍涨价现象。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严重降低并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福利,更加恶化了社会公平。回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历史,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意味着经济绩效的提升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者或社会公众的福利,即社会成本问题无法根除;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治理实践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国有企业改革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虽然无法根除但是可以通过政府与时俱进的建立合理的社会政策体系,不断寻找适宜的政策组合予以解决。从理论起源和发展来讲,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命题。从“工资侵蚀利润”到“国企政策性负担”,从张维迎到林毅夫,因为学者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机制的推崇及对“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机制的排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既有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按照稀缺资源配置的问题来处理,被视为企业经济绩效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的暗伤。但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问题从来没有因此而消失。本文继承了社会政策学家蒂特马斯对社会成本的研究,并在其基础之上跳出既有的经济学解决框架,明确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置于社会体系中来衡量。聚焦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解读,围绕“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这一核心观点,对社会成本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解释。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特点,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逐渐孵化（1978-1991年）;第二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1992-2002年）;第三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2003年至今）。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孵化阶段,从社会变迁来看,国家政权稳定、经济文化开始自由化、社会资源开始自由流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不断给企业赋权、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经济政策。这些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经济政策为社会成本提供了孵化的温床——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开始出现分化。同时期的社会政策直到80年代末才出台,属于滞后且严重不健全的补偿性社会政策。这种滞后性无法妥善应对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大规模爆发,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变迁的市场化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爆发性出现。一方面,在国有中小型企业的产权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规范操作,各种暗箱操作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另一方面,企业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逃避应尽的责任。不仅直接解雇在岗职工降低其劳动力成本,而且很多企业虽然推行了职工聘用制,却并未按照法律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导致了国内贫富分化的加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攀升至0.4以上,而且城市出现了新的社会贫困群体——下岗职工。同时,城市社会消费品涨价和公共服务的欠缺又间接巩固了收入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制定各项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诸如扩大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建立和完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针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针对公共服务的欠缺和社会服务市场的空白积极将原有企业的社会服务机构推向市场。2006年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政策”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社会政策的调控下渐趋稳定。本轮国企去产能改革主要是在煤炭和钢铁行业进行,仅煤炭行业就涉及约150万个从业人员岗位,占现有煤炭行业总就业人数的26%。在改革伊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分别设立专项资金和配套政策来管控相关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成本。如中央政府拿出了1000亿元来安置职工,而地方政府对煤炭钢铁行业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通过内部分流方式安置职工,而实现不裁员或少裁员的给予稳岗补贴;同时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企业,按不超过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等。可以说,该阶段的社会政策是在第二阶段社会政策基础上的进化,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提前出台社会政策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进行预先防控。本文通过对H省J煤业集团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典型案例的分析,将劳工利益损害纳入社会成本考察与管控的范畴。深入分析了调研中出现的内退员工、一线员工、年轻员工与企业经济绩效发生的现实利益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试图提供社会政策的解决方法和实用的认知逻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社会政策学科研究,而且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和社会政策应对的发展历史再次论证了:“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而对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分析则是试图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典型案例提供社会政策建议并展望适宜的社会成本管控之道,即构建能够妥善解决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政策,从主体来看应该是能够充分动员并发挥各方力量,从管控效果来看应该是能够融合企业（市场）、政府、社会的不同利益。只有这样的社会政策才能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赵俊岭[3]（2016）在《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改制公司。受组建的政策强制性以及治理方面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制约,出于降低制度成本的考量,改制公司大多会出现不同于通常所谓“法定模式”的权利配置。这些做法在实践中时常引发争议,与之有关的诉讼也大量发生。因为法律规定的缺失或模糊以及法理层面认识的不统一,致使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始终存在,这既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又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法学界关于改制公司的系统性研究非常薄弱,既有的成果基本上都分散在章程设限股权转让与“人走股清”制度安排的效力以及资本多数决的结果对反对股东是否具有约束力等几个方面,缺乏对改制公司形成机理、约束条件、权利配置特点的详细考察,未能为改制公司的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公司制度与经济体系的运行高度关联,在公司法制较为发达的英美法区域,公司法与法经济学的语境已深度融合,因此本文即选取科斯法律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框架,以产权、交易成本和权利配置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本文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首先,根据对三十余家改制公司的实地调查结果总结归纳出改制公司进行特殊权利配置的主要情形并将其类型化;接着选定理论视角和分析论证的主要理论工具;继之对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几种主要情形进行制度分析与效力解析;最后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尝试对改制公司的治理特点进行归纳,并提出制度建构方面的建议。因实践中大量关于权利配置的争议发生在国有股权已经退出、全面私有化的封闭性改制公司之中,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定为产权改革较为彻底的改制有限公司。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共列举七种权利配置的特殊情形并将其类型化。强制性的权利配置包括股权分散、全员持股、国有股比例受限;设置部分权能受限的经营者岗位激励股;带有社会公益性的组织被改制为民办非企业法人而导致产权残缺三种。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包括以合意或多数决形式限制转股权自由转让;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表决权;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知情权;创设不同于“法定模式”的公司机关或对公司机关的职权进行重新配置四种。对改制公司的强制性权利配置首先要尽可能维持产权界定的完整性,避免产权的残缺或弱化,减少租值消散,降低制度成本;其次,在改制的产权初始配置方面,要在既有的意识形态等局限条件的约束下争取效率的最大化,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最后,当产权界定完成后,公权力即应在市场机制面前保持谦抑性,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既有强制性权利配置中不合理之处以及未能充分实现制度目标的部分,应该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制度绩效为依归,对其进行调整或完善。改制公司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很多时候是以限制部分股东权利的形式出现,对其效力的认定在立法上应当包容,在裁判上应当宽容。在封闭公司的领域,无论立法还是司法的层面,都应坚决摈弃管制主义的理念与做法,尽量赋予公司参与者更大的制度选择自由。本文主张应当充分拓展公司自治的空间,尊重公司股东基于私法自治的合意结果,进而尽量维持改制公司自治性权利配置的效力。于改制公司权利配置而言,除涉及股东寻求内外部救济的工具性权利不得以多数决形式予以剥夺外,其余权利皆可重新配置,而对异议股东的保护就是赋予其以公平价格退出公司的权利。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以及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体制特征,改制公司普遍具有产权残缺、受传统单位制度影响较大以及延续党政权力运作机制的治理特点,这些特点与建基于西方宪政理论之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契合,因此,我国改制公司的治理远较普通的公司复杂。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导致对与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有关的制度需求日渐增大,应增加这些方面的制度供给。在与之有关的制度建构中,保障封闭公司股东公平退出的公力救济机制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主张,我国封闭公司的立法应充分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除涉及公司法人格独立、有限责任以及较大负外部性的行为以外,皆可交由公司自治;如果有公司参与者对多数决形成的制度安排持有异议且无法以合意的方式解决,则其可循退出权的公力救济途径退出公司。
张杨[4]（2016）在《中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初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正式发布,实现了机关事业单位（国际上称为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迈出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从“碎片化”向“大统一”的关键一步。本文以此次改革为背景,通过对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比较和养老金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解读了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问题,并对新制度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模拟量化分析。本文首先对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基础进行了系统阐述,作为对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理论支撑,总结了国际上四种主要的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模式,分析了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性、特殊性,归纳了其他国家对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的经验。在理论阐释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改革历程,分别对公共部门选择现收现付制和部分基金积累制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选择部分基金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能适应老龄化日益加速的趋势,该制度下使得公共部门福利最大化的缴费率与公职人员的年龄结构有着密切关系。2015年我国公共部门养老金制度并轨后,新制度的可持续问题必将成为研究的热点,欧盟委员会（2001）曾经指出“待遇的充足性、财务的可持续性和对变化的适应性”是养老金计划长期可持续的三大原则,世界银行报告也提出“养老金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能够提供充足、可负担、可持续和稳健的退休收入”。为此在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我国公共部门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研究框架,包括养老金待遇水平、养老金未来财务收支状况与转轨成本三个方面。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养老金待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未来养老基金的支出规模,也影响着过渡期转轨成本的大小,而不同的改革方式下转轨成本的大小不同,对养老金未来的收支平衡容易产生压力,同时如果未来新制度的收支状况良好也意味着制度本身能够承载更多的转轨成本并带来更高的待遇期望。本文对这三个问题逐一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对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提供了量化说明。全文按照“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主要模式和特殊性——国际改革经验总结——国内改革实践与模式选择——对新制度模式的可持续分析（待遇水平、财务收支预测、转轨成本分析）——制度完善建议”的逻辑展开,主要创新和贡献在于:（1）总结了国际上主流的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并比较了它们的设计特点和相对于私人部门的差异性（2）全面梳理了我国公共部门的改革进程,明确了相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的特殊性（3）从经济学福利最大化角度解释了我国的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问题（4）对2015年改革后的公共部门养老金待遇、转轨成本和未来的财务可持续能力逐一进行了量化分析,通过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促进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杜秦川[5]（2015）在《发展经济学中人口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进展 ——基于经济分析史的述评和展望》文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越过50%不久,进入了中期加速的阶段,这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城市化问题的文献很多,但却缺乏对文献的系统的梳理。以往的文献综述多是从某些角度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通常是在大家已经认可的研究范式或成熟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单修正,可能会陷入有局限的研究范式中。本文的基本工作就是:基于经济分析史以及其转变趋势,对经济学中研究城市化问题的各类文献进行梳理。对城市化的经济史的考察发现:城市化过程和经济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呈现多样性,但还没有清晰的统计研究支持这种多样性。对经济理论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文献大多是在零交易成本分析范式下进行的,对中国的人口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则基本以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对经济分析及其简史等的回顾,说明了为什么城市化问题首先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问题,也说明了本文为什么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也说明了经济分析正在向正交易成本的分析范式转变。基于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史,本文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扩展到了正交易成本的情景。并基于此尝试着对人口城市化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多样性给出了一致性的解释。本文的贡献在于:填补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界关于人口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文献梳理工作的空白,从而为人口城市化问题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分析基础。本文的不足则在于:在基于经济分析史对城市化的相关文献述评时,难免还是漏掉了相关文献。并且,没有对城市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经验实证研究。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本文选题最初所考虑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挖掘。
范辰辰,陈东[6]（2015）在《我国农村养老筹资模式的转轨成本及其财政可负担能力研究——基于2009-2030年宏观数据的模拟与测算》文中指出我国农村养老筹资模式正在从家庭养老的现收现付制转向以新农保制度为标志的账户积累制,不可避免地存在转轨成本。基于新农保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筹资模式,分别采用财政补贴和个人账户缺口保险精算模型,对转轨成本规模测算并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负担能力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转轨成本不仅存在,而且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随之增长。其中,基数庞大的基础养老金将保持较高增速,直接影响转轨成本的走势;个人账户资金在2024年左右出现缺口并迅速扩大,超过参保补贴部分成为影响转轨成本规模的第二大因素;伴随转轨的配套成本不容忽视。中央财政有能力负担转轨成本,地方财政支持能力不均,贫困地区和县级财政压力过大。
陈丹丹[7]（2010）在《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社会主义国家基于计划经济效率的困境纷纷放弃计划经济制度朝市场体制迈进。这场大规模的经济体制转型涉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原苏联、东欧12国以及中国、越南等国,约1／4的世界人口卷入了这场变革。转型以来,各国转型道路差异很大,绩效迥异,对转型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如何评估转型绩效,以便修正、指导下一步转型是转型经济学一个重要命题。本文从成本——收益视角出发,试图通过建立经济转型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从而科学地评估中国30多年来经济转型的绩效。国内外关于经济转型绩效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经济转型绩效的认识,但是不同国家由于转型任务、初始条件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构成其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并不一致,因此传统惯用的比较研究方法缺乏相应的科学性。而且一些绩效评价缺乏可操作的量化指标,主观评价的成分较大。同时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转型内容的全部,用市场化改革的速度来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绩效难免缩小了对转型的认识。因此,在对以往有关经济转型绩效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关于经济转型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并以此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构建经济转型绩效的评价模型,实现对经济转型绩效的科学评价。作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转型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必然付出一定的成本。中国经济转型30多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中国经济向后转型时代的迈进,原来被推迟、忽略、潜伏的矛盾日益显现,经济转型成本激升成为目前不得不关注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命题。在界定了经济转型成本的内涵和分析维度的基础上,通过设计经济转型成本的测度指标体系,采用AHP统计技术方法测度了1978年—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成本的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结合使用HP滤波法、Fisher最优分割法以及指数平滑法分析了32年来中国经济转型成本的变动趋势及阶段性变化特征,并对未来经济转型成本做出了预测。与此同时采用相同的方法对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演变趋势也进行了研究。在分别得到了中国经济转型成本和经济转型收益各自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时间序列的DEA模型测度了1978-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变动水平。并且对经济转型绩效做了进一步的分解研究,详细分析了经济转型绩效的变动特征。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转型的综合绩效正在不断地逼近效率前沿,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后转型时代。后转型时代是从以关注经济转型收益为重点的生存型转型模式向关注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转型模式转变的过程。后转型时代以和谐、建设、一体化和融合化为标志,致力于构建和谐、共同富裕、民生本位和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后转型时代需要着力解决好经济转型成本的问题,在保持收益递增的前提下走上一条低成本的经济转型道路。为了解决后转型时代面临的经济转型成本问题,需要通过控制和合理分摊逐渐激升的经济转型成本来促进经济转型绩效在长期中的可持续增长。本文分别从成本控制与成本分摊的角度设计了后转型时代低成本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为后转型时代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经济转型成本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分摊是后转型时代社会各利益团体在承担经济转型的代价时能否获得相对公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转型成本的合理分摊需要依靠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后转型时代构建低成本经济转型路径的政策取向必须注意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经济转型的成果,并以实现增进全体公民的福利作为政策设计的长远目标。
张存涛[8]（2008）在《中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转轨成本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研究1997年以后中国（城镇）养老体系在由原现收现付体系向部分积累制（或混合养老体系）转轨过程中的转轨成本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养老体系应该采取现收现付制还是积累制,在经济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对1970年代以来有关养老体系学术争辩的脉落,以及对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转轨的研究进行综述,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本文第一个研究要点。中国“统账结合”的养老体系是采用世界银行“三支柱”体系模式,这种以智利模式为范本的模式无法避免由原现收现付制向新体系转轨成本中的“二重负担”（转轨成本）问题。本文首先对中国养老体系转轨成本进行模型分析,通过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养老体系转轨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对转轨成本的影响大小。在分析中国转轨成本大小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养老体系转轨成本的承担者一政府、企业、工作一代人—在承担转轨成本时而受到的影响,当前转轨成本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增加了企业成本,通过跨代转移对当前工作一代人福利造成了影响,也挤出了个人储蓄。这些研究,借鉴养老体系分析时最常用的OLG模型进行分析。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转轨,也是国际养老体系发展脉落的线索。从1981年智利养老体系改革开始,世界养老体系变革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从以智利为代表的智利模式（世界银行以此为范本提出“三支柱”体系）,到以瑞典为代表的“名义账户制”模式,也体现着有关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争论,也与转轨成本这个核心问题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对养老体系国际发展脉落进行综合考察,这比国内文献一般仅仅考察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改革,或某一种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消化养老体系的转轨成本更具有借鉴意义。在经济学原理和养老体系转轨的国际分析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养老体系转轨成本消化方案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消化中国转轨成本过程中,一定要解决激励不足、省级统筹条块分割、覆盖面不足的现状,这些矛盾又是互为因果,需要政府综合治理。
高维和[9]（2007）在《中国企业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渠道成为企业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一项战略性资产,渠道决策对企业市场成功与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如何构建顺畅和谐的渠道关系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塑造竞争优势的第一要义。遗憾的是,虽然渠道关系研究逐渐成为营销研究的显学,但渠道投机行为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亟需予以特别关注。特别是在国内,不仅理论研究刚刚起步,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更为匮乏,而目前又处于市场制度不断完善、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企业如何应对环境挑战和竞争威胁,未雨绸缪营造和谐的渠道关系以获取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当前中国企业必须思考的难题和关注焦点。本研究力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大层面六大问题:第一,形成并完善渠道投机的理论体系,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一、总结和辨析渠道投机的理论基础;二、比较并概括国内外渠道投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既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经验和素养;三、研究并形成渠道投机理论模式和框架,主要包括前因、表现形式和影响分析。第二,扎根中国转型期的渠道环境,实地研究中国企业渠道投机情况并提出策略建议,其中主要包括:一、根据理论框架的主要成分和需要验证的核心内容,搜集并整理中国企业渠道实证数据;二、建立渠道投机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指标,切实保证提供的数据真实再现中国渠道的运行情况和渠道投机的关系特质;三、实证分析转型期制度背景下,渠道投机行为的治理机制选择和管理策略问题,并指出不同背景比较的差异。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渠道投机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渠道投机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第二,不仅是对传统渠道投机理论的升华和突破,并以此为基础,基于转型期国家企业渠道运行数据,进行系统的渠道投机实证研究;第三,不仅为中国企业渠道投机理论乃至渠道关系研究提供系统性支持,更为中国企业如何管理渠道关系、构建和谐渠道关系提供得以操作的建议和分析视角。本研究以渠道关系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组织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首先进行系统的理论综述和比较归纳,说明目前国内外渠道投机理论分析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根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有机衔接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设计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第一,渠道投机行为的前因要素、表现形式和结果分析。一、渠道购买商的网络外部性引起的正反馈循环会使销售商“锁定”,购买商专用性投资对于销售商的渠道投机行为影响效应显着;二、渠道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渠道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渠道信息流对于渠道策略形成和渠道投机行为作用显着;三、除了本文揭示的极少数特例外,渠道投机行为一般会对渠道交易的持续造成潜在威胁,并会腐蚀交易中自然增长的长期利润;四,从理论上来看,对渠道投机行为的治理机制主要分为市场机制、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以及多边治理。第二、渠道投机行为治理机制的具体效应分析。一、必须重新审视关于渠道投机行为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传统理论,以及审视当下关于渠道结构和渠道模式的纷争。具体来说,渠道制造商对渠道购买商拥有所有权,并不能有效的治理购买商的渠道投机行为。在目前中国的渠道环境中,渠道伙伴甄选可以有效地降低渠道投机行为。所有权控制和渠道专用性资产抵押投资构成的复合机制可以有效治理渠道中的投机行为。所有权控制和渠道伙伴选择构成的复合机制并不能有效的治理渠道中出现的投机行为;虽然我们说单一的专用性抵押资产投资不能有效的治理渠道投机行为,但其与所有权控制的复合使用却可以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与此类似,其与渠道伙伴选择的复合机制也能有效治理渠道中出现的渠道投机行为;二、渠道投机治理机制的选择必须兼顾转轨时期的中国渠道环境。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渠道的经理人员必须要花费必要的精力用于构建与渠道伙伴的关系。渠道运行的法律环境对于渠道经理人员选择具体的治理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效应。法律环境不规范和不健全会导致正式契约失去治理效力,而不健全的环境刚好给与了从事投机行为的空间和条件。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研究提出并形成渠道投机行为分析框架,通过系统分析渠道投机行为前因、表现形式及其治理机制,以行为分析为着眼点,而以渠道组织和结构为结束点,有效弥合结构分析和行为分析之间的鸿沟,成为全新的渠道分析理论框架;研究指出亟需重新审视威廉姆森关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论断,说明采用纵向一体化进行投机治理的多维性,因为纵向一体化是否能够治理投机行为取决于交易所在的具体情境,转轨期多变的中国市场环境无法支持适用于国外完善市场环境下治理机制的效应论;研究对交易成本经济学赖以生存的重要变量——专用性投资进行了系统论证,结果表明专用性资产是否导致投机行为发生,取决于交易关系的时间期限,短期导向的专用性资产会导致投机行为,如果交易长期导向,则专用性资产则成为投机行为的有效治理机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发展并超越了传统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我们将制度背景、时间纬度和关系持续纳入到传统经济学的效率分析框架,表明“网络嵌入”大大影响投机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本文提出渠道投机和冲突治理的“生命周期观”,与传统对于渠道冲突分析的横向和纵向探讨不同的是,本研究通过渠道投机行为的前因和发展演变的分析,提出渠道冲突的治理应该“寻根溯源”,树立渠道投机和冲突治理的“生命周期观”,唯如此,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渠道投机和冲突的治理问题;论证渠道外部性是导致渠道资产专用性的源泉,从而也成为渠道投机的关键前因之一;本文进一步深化渠道投机行为的内涵分析,证明可以根据渠道投机行为对于行为客体的影响结果,将渠道投机行为分为“好”的投机行为和“坏”的投机行为。第三,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渠道投机行为治理机制和渠道结构的选择不是单一的“两分法”,需要重视混合治理——关系规范对于渠道投机治理的重要作用。本文的实证分析扎根于中国的渠道实践,尤其是结合中国渠道运行所在的转轨期环境,实证分析表明渠道投机的治理不仅要注意微观任务环境,更不能忽视制度背景,因为法律环境的是否健全会显着影响渠道投机行为的治理策略。从而,对于如何进行投机治理机制选择、构建渠道关系策略,本研究都探索性给出了解答,以期为企业的实践和渠道管理尽绵薄之力。
徐世江[10]（2007）在《渐进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退出的效率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从经济实绩看,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倾向早已得到广泛认同,从而也就引发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的经济体制转轨浪潮。在转轨国家,由于传统计划时期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配置经济资源的关键性微观主体,其经济行为涉及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因此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适应性改革,也就成为了经济转轨的核心性和关键性问题。与俄罗斯等主要激进转轨国家在转轨之初就对国有企业实施迅速而大规模的私有化不同,我国转轨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未深入到产权层次,直至1997年国有企业退出战略才正式推出。尽管如此,我国国有企业退出的比例却是相当高的: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截至2005年其累计退出比例已经达到75.02%。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最终选择了国有企业退出战略,而不是继续采取非产权处置式的体制内改革呢?国有企业退出的潜在效应又应体现在哪些方面?而选择何种标准、以哪些指标、何种方法来对国有企业退出的经济效率进行全面衡量才是合理的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关乎能否全面地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乃至整个渐进转轨进程进行综合判断和客观评价的问题。正因如此,本文力图对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国有企业退出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作进一步研究,并以此为突破口,对我国国有企业退出效率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对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和客观评价。国外文献虽然涉及了国有企业退出的原因、影响和最优路径选择等问题,但却没有充分考虑各国经济转轨的实际进程及其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现实影响,因而对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内涵与综合绩效的研究也就不够全面。国内学者在国有企业退出原因、退出壁垒等方面的分析更具现实解释力,但却存在着的或是以产业效率分析、或是以制度变迁效率分析来替代综合效率评价的以偏概全倾向。本文认为,对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分析,既要考虑渐进转轨的宏观背景,又必须具有全面性和实证性。第二,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退出的内在动因,揭示了经济体制转轨与国有企业退出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一方面,构造了政府持有国有企业产权的效用函数,并通过动态考察国有企业在上缴经济剩余、创造财政收入和吸收城镇就业等方面的能力演化趋势,解释了国有企业退出的体制内原因;另一方面,阐述了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由“外部人控制”向“内部人控制”模式的极端化演进过程以及非国有企业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形成的对国有企业的功能替代问题,从而证明了国有企业退出的体制外原因。第三,确立了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适用评价标准。在全面分析现有效率标准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说明了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适用评价标准,应该是主要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力标准和科斯交易成本最小化标准的成本—收益标准。应用该标准来考察国有企业退出效率,当涉及收益判断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标准为基础,将着眼点放在其是否真正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上;而当涉及成本分析时,又必须以科斯的交易成本最小化标准为基础,充分关注利益相关者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第四,阐述了国有企业退出的潜在效应和效率内涵。以合约理论的视角看,国有企业的性质可以归结为一种嵌入了生产、就业、社会保障与福利等单项合约的综合经济制度。这样,国有企业退出的潜在效应应该同时体现在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国有企业退出的收益可分解为存续国有企业的市场性重构、制度性就业迁移、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正规化等,而其成本则主要由摩擦成本、实施成本和后摊成本构成。基于此,国有企业的退出效率就可以理解为配置效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前者反映着由国有企业退出所引发的社会存量资源再配置和增量资源配置的效率变化情况,后者则可以视为制度变迁视角下国有企业退出过程的顺畅程度。第五,对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状况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国有企业退出的适用效率评价标准和效率内涵,以综合效率为出发点,实证性地说明,无论是国有企业退出的配置效率还是交易效率,都表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特别是配置效率更是颇为显着。因此,国有企业退出战略的实施,充分显示了政府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第六,立足于经济转轨的实际进程,提出了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思路与对策措施。以我国国有企业退出进程的持续性和进一步对存续国有企业实施退出处置的必要性为切入点,对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市场性约束条件和制度性约束条件做出了综合研究,并据此提出了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市场推进战略、制度深化战略和短期政府干预战略。
二、经济转轨的成本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转轨的成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主题与范围 |
| 1.2.1 研究主题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1.5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5.1 概念界定 |
| 1.5.2 理论基础 |
| 第2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2 国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政策应对的理论分析 |
| 2.2 国内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营企业股份化社会成本研究 |
| 2.2.2 国有企业社会负担研究 |
| 2.2.3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 |
| 2.2.4 有关经济转轨社会代价的研究 |
| 2.3 评价与发现 |
| 第3章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历史发展及社会政策应对 |
| 3.1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逐渐孵化(1978-1991年) |
| 3.1.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孵化的社会背景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孵化的政策温床 |
| 3.1.3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雏形及社会政策应对 |
| 3.2 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1992-2002年) |
| 3.2.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社会背景 |
| 3.2.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直接原因及后果 |
| 3.2.3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特点 |
| 3.2.4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社会政策应对 |
| 3.3 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2003年至今) |
| 3.3.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的社会背景 |
| 3.3.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的社会政策应对 |
| 第4章 现阶段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典型案例分析—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 |
| 4.1 J煤业集团发展概况及契约化改革背景 |
| 4.1.1 J煤业集团发展概况 |
| 4.1.2 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背景 |
| 4.2 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典型案例分析—基于K公司的调研 |
| 4.2.1 K公司代表性及调研结果 |
| 4.2.2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成因分析 |
| 4.2.3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结果分析 |
| 4.2.4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分析 |
| 4.2.5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应对建议 |
| 第5章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社会政策应对的反思与启示 |
| 5.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社会政策应对的反思 |
| 5.1.1 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产生 |
| 5.1.2 国有企业改革巩固并恶化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 |
| 5.1.3 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缺位”导致社会政策保护缺失 |
| 5.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的启示 |
| 5.2.1 发挥国有企业的主体力量 |
| 5.2.2 深入挖掘社会各主体活力 |
| 5.2.3 完善积极型社会政策体系 |
| 第6章 发达国家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经验 |
| 6.1 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
| 6.1.1 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对比 |
| 6.1.2 社会政策学视野下发达国家的借鉴意义 |
| 6.2 自由市场福利国家的美英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
| 6.2.1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 6.2.2 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的实践 |
| 6.2.3 企业社会责任在英国的实践 |
| 6.3 国家福利的德瑞X+社会福利模式 |
| 6.3.1 共同治理+法团主义社会政策的德国模式 |
| 6.3.2 工会监督+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的瑞典模式 |
| 第7章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必要性及具体路径 |
| 7.1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必要性 |
| 7.1.1 合理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政府公共服务升级的体现 |
| 7.1.2 正确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备条件 |
| 7.1.3 有效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需要 |
| 7.2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具体路径 |
| 7.2.1 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健全职业福利体系 |
| 7.2.2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完善社会服务机制 |
| 7.2.3 巩固社会主义政体,发挥财政福利优势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框架 |
| 第一章 改制公司及其权利配置的特点与成因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的界定 |
| 一、国企改革历程考察基础上的改制公司界定 |
| 二、改制公司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类型化分析 |
| 一、独特的改制公司权利配置 |
| 二、类型化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产权效率的原因分析 |
| 一、国有企业产权模糊 |
| 二、国企改制与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经济逻辑 |
| 第二章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视角的选择 |
| 一、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 |
| 二、法经济学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效力判定 |
| 一、现有理论的介绍与评析 |
| 二、改制公司权利配置效力判定的路径建构 |
| 第三章 改制公司的强制性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的股权结构问题 |
| 一、改制公司独特股权结构的由来与争议 |
| 二、改制公司股权结构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效率 |
| 三、对未来国企改革的启示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激励股的设置 |
| 一、改制公司激励股设置现状与制度绩效 |
| 二、激励股设置的理论基础与权利构造 |
| 三、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
| 第三节 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规制 |
| 一、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规制困境 |
| 二、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产权效率 |
| 三、基于制度选择的规制重构 |
| 第四章 改制公司的自治性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转股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对股权转让自由的限制 |
| 二、司法裁判的困惑与理论上的争议 |
| 三、改制公司转股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股东表决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表决权的特殊配置 |
| 二、实践与理论上的争议 |
| 三、改制公司股东表决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第三节 改制公司股东知情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对特定股东群体知情权的剥夺 |
| 二、改制公司股东知情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三、股东知情权行使的法律限制与公司自治 |
| 第四节 改制公司机关创设与职权重新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机关创设与职权重新配置的争议 |
| 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公司机关设置 |
| 三、公司机关职权配置的效力探讨 |
| 第五章 改制公司的治理路径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 |
| 一、党政权力运行机制的延续 |
| 二、单位制度的深远影响 |
| 三、“产权残缺”现象的普遍存在 |
| 第二节 制度建构 |
| 一、丰富商事主体的制度供给 |
| 二、拓展公司的自治空间 |
| 三、商事裁判独立与商事裁判理念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4 本文创新 |
| 第2章 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主要模式 |
| 2.1 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1.1 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险 |
| 2.1.2 国家干预主义与养老保险 |
| 2.1.3 福利经济学与养老保险 |
| 2.1.4 市场失灵理论与养老保险 |
| 2.1.5 新自由主义与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 |
| 2.1.6 公共物品理论与社会养老保障 |
| 2.1.7 养老保险的多支柱理论 |
| 2.1.8 世代交叠模型与一般均衡分析 |
| 2.1.9 家庭养老与中国传统文化 |
| 2.2 国际上公共部门养老金制度模式 |
| 2.3 国际上公共部门养老制度的设计特点 |
| 2.4 境外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启示 |
| 2.4.1 改革方式 |
| 2.4.2 过渡方式 |
| 2.4.3 公共部门养老金与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 |
| 2.4.4 对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3章 我国公共部门养保险的模式选择及经济学分析 |
| 3.1 关于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改革的研究回顾 |
| 3.2 公共部门养老金制度的特殊性 |
| 3.3 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改革历程及模式选择 |
| 3.3.1 改革历程 |
| 3.3.2 模式选择 |
| 3.4 我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
| 3.4.1 现收现付制 |
| 3.4.2 部分基金积累制 |
| 第4章 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基本框架 |
| 4.1 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内涵 |
| 4.2 国际上关于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改革 |
| 4.3 我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改革的研究综述 |
| 4.4 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基本框架 |
| 第5章 我国公共部门养老金待遇水平测算 |
| 5.1 替代率与待遇水平 |
| 5.2 关于养老金替代率的研究综述 |
| 5.3 替代率测算模型 |
| 5.4 参数设定 |
| 5.5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第6章 我国公共部门养老金财务收支预测 |
| 6.1 相关研究回顾 |
| 6.2 公共部门人口预测 |
| 6.3 工资水平估计 |
| 6.4 基本养老金年度收入 |
| 6.5 基本养老金年度支出 |
| 6.5.1“老人”养老金支出 |
| 6.5.2“新人”基本养老金支出 |
| 6.5.3“中人”基本养老金支出 |
| 6.6 新制度下公共部门养老金财务状况分析 |
| 6.6.1 名义账户制条件下的收支情况 |
| 6.6.2 个人账户实账积累条件下的收支情况 |
| 第7章 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改革转轨成本分析 |
| 7.1 转轨成本的理论分析 |
| 7.1.1 转轨方向与转轨成本 |
| 7.1.2 过渡方式与转轨成本 |
| 7.2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隐形债务和转轨成本的测算综述 |
| 7.2.1 关于企业养老金的隐形债务和转轨成本测算综述 |
| 7.2.2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转轨成本的测算研究综述 |
| 7.3 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测算 |
| 7.3.1 测算假设 |
| 7.3.2 模型与测算方法 |
| 7.3.3 计算结果及分析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公共部门人口 |
| 附录B 养老金替代率测算结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发展经济学中人口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进展 ——基于经济分析史的述评和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三 主旨及概念辨析 |
| （一）题目简析和经济分析简介 |
| （二）城市化与城市增长等相关概念 |
| （三）经济发展、交易成本和体制转轨等概念 |
| 第二章 人口城市化及其经济和空间分布后果：经济史的考察 |
| 一 人口城市化过程及其经济发展和空间分布后果的比较研究 |
| （一）城市的兴起、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比较经济史考察 |
| （二）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道路及其影响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过程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事实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重要背景事实 |
| （二）中国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统计描述 |
| 三 人口城市化过程及人口在产业、空间分布的比较研究总结 |
| （一）人口城市化过程及其经济发展后果因地区变化多样 |
| （二）人口城市化过程及人口在城市的空间分布变化多样 |
| 第三章 人口城市化与人口的产业和空间分布：经济理论文献等 |
| 一 研究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发展经济学文献 |
| （一）城乡间农业产品和工业商品市场的同时均衡 |
| （二）城乡间要素市场上的收入分配的同时均衡 |
| （三）劳动力人口在部门间分布及相应的资本动态积累过程的均衡 |
| （四）城乡间金融市场的动态均衡 |
| （五）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暗含的交易成本假定 |
| 二 研究城市经济、城市发展兴衰的城市经济学等文献 |
| （一）从屠能到阿隆索——地租竞价与单中心城市的形成 |
| （二）从外部经济的角度对城市形成及其空间演变的解释 |
| （三）与外部经济相关的城市体系——多城市演化的机制 |
| （四）从单中心城市模型到多中心城市模型的发展演变史 |
| （五）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和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
| （六）关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新简况 |
| 三 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相关文献等 |
| （一）政策研究述评 |
| （二）应用研究述评 |
| （三）既有研究总结 |
| 四 以上研究的不足及其分析范式的局限 |
| 第四章 经济分析及其简史等 |
| 一 经济分析的材料及架构 |
| （一）经济分析的材料构成及分析架构 |
| （二）事实、描述性事实和典型性事实 |
| （三）理论经济学研究、应用经济学研究及政策研究的区别与联系 |
| 二 经济分析史的简要回顾 |
| （一）对经济分析进步历程的图形简说 |
| （二）历史上重要经济分析体系的联系 |
| （三）现代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轮廓图 |
| 第五章 经济分析向正交易成本的制度转轨动态范式扩展的初步展望 |
| 一 微观经济分析向正交易成本的制度转轨动态范式扩展的初步展望和探索 |
| （一）体制转轨引发市场结构转变对微观经济分析的含义 |
| （二）对已有分析体制转轨世界中微观市场结构演变的相关文献的简评 |
| 二 宏观经济分析向正交易成本的制度转轨动态范式扩展的初步展望和探索 |
| （一）体制转轨引发不确定性变动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含义 |
| （二）转轨宏观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初步应用及定性的经验检验 |
| 三 公共经济分析向正交易成本的制度转轨动态范式扩展的初步展望和探索 |
| （一）经典公共产品理论史中政府-市场的边界划分 |
| （二）体制转轨引起边界变动对动态最优边界的可能启示 |
| 第六章 狭义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史及其分析向制度转轨动态扩展的初步展望 |
| 一 狭义经济发展思想史和理论史回顾 |
| 二 考虑利益集团和制度转轨动态因素的发展经济学：一个极其初步的展望 |
| 第七章 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多样性的尝试性解释：交易成本的视角 |
| 一 人口城市化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多样性 |
| 二 不同的交易成本可能引起的关系的多样性 |
| （一）第一类交易成本引起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多样性 |
| （二）第二类交易成本引起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多样性 |
| （三）第三类交易成本引起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多样性 |
| 三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一 本文总结与展望 |
| 二 本文贡献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自我介绍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我国农村养老筹资模式的转轨成本及其财政可负担能力研究——基于2009-2030年宏观数据的模拟与测算（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模型设定与相关假设 |
| 四、转轨成本规模的预测结果与分析 |
| 五、养老转轨成本的财政可分担能力分析 |
| 六、结论与评述 |
（7）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或个人贡献 |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经济转型绩效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1 经济转型绩效的文献综述 |
| 2.1.1 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转型绩效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2 基于"北京共识"的转型绩效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 经济转型成本的文献综述 |
| 2.2.1 转型成本的界定与划分 |
| 2.2.2 转型成本的特征与表现 |
| 2.2.3 转型成本的决定 |
| 2.2.4 转型成本的分担与控制 |
| 2.3 经济转型收益的文献综述 |
| 2.4 对相关研究的评价及本文的研究视角 |
| 2.4.1 对转型绩效研究的评价 |
| 2.4.2 对转型成本研究的评价 |
| 2.4.3 对转型收益研究的评价 |
| 第三章 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新分析框架:成本—收益视角 |
| 3.1 基于成本—收益视角进行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思路 |
| 3.2 基于成本—收益视角进行经济转型绩效的评价模型 |
| 3.2.1 构建经济转型的成本函数 |
| 3.2.2 构建经济转型的收益函数 |
| 3.2.3 经济转型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
| 3.3 构建低成本的和谐经济转型模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成本及其度量 |
| 4.1 经济转型成本的内涵与度量 |
| 4.1.1 经济转型成本的界定 |
| 4.1.2 经济转型成本分析的维度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1.3 1978-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成本的测度 |
| 4.2 对中国经济转型成本的进一步分析 |
| 4.2.1 经济转型成本的趋势分析 |
| 4.2.2 经济转型成本的动态阶段性特征分析 |
| 4.2.3 经济转型成本的预测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转型收益及其度量 |
| 5.1 经济转型收益的内涵及其度量 |
| 5.1.1 经济转型收益的界定与测度指标体系 |
| 5.1.2 1978-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测度 |
| 5.2 对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进一步研究 |
| 5.2.1 经济转型收益的趋势分析 |
| 5.2.2 经济转型收益的阶段性变动特征分析 |
| 5.2.3 经济转型收益的预测 |
| 5.3 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 |
| 6.1 经济转型绩效的内涵及度量 |
| 6.1.1 经济转型绩效的界定及度量方法 |
| 6.1.2 经济转型绩效的特征 |
| 6.1.3 经济转型绩效的度量方法 |
| 6.2 模型设计与测度 |
| 6.2.1 模型的设计 |
| 6.2.2 1978-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测度 |
| 6.3 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分解研究 |
| 6.3.1 体制转型绩效 |
| 6.3.2 结构转型绩效 |
| 6.3.3 发展方式转型绩效 |
| 6.3.4 全球化转型绩效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后转型时代低成本转型的问题 |
| 7.1 中国进入后转型时代的标志 |
| 7.1.1 后转型时代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新和谐" |
| 7.1.2 后转型时代的性质由"改革"转变为"建设" |
| 7.1.3 后转型时代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非均衡"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建设 |
| 7.1.4 后转型时代的转型途径由市场化转变为集聚化、渗透化与融合化 |
| 7.2 后转型时代的特征 |
| 7.2.1 后转型时代是和谐的时代 |
| 7.2.2 后转型时代是共同富裕的时代 |
| 7.2.3 后转型时代是民生本位的时代 |
| 7.2.4 后转型时代是关注质量的时代 |
| 7.2.5 后转型时代是稳定的时代 |
| 7.3 中国后转型时代面对的低成本转型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后转型时代低成本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
| 8.1 有效控制经济转型成本 |
| 8.1.1 经济转型成本控制的必要性 |
| 8.1.2 经济转型成本控制的目标 |
| 8.1.3 经济转型成本控制的原则 |
| 8.1.4 经济转型成本控制的手段 |
| 8.2 合理分摊经济转型成本 |
| 8.2.1 经济转型成本分摊的特点 |
| 8.2.2 经济转型成本合理分摊的原则 |
| 8.2.3. 经济转型成本合理分摊的方法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中国后转型时代低成本经济转型的政策取向 |
| 9.1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转型 |
| 9.1.1 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 |
| 9.1.2 积极推荐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
| 9.1.3 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系统 |
| 9.1.4 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依法行政制度 |
| 9.2 建立公平的成本分摊与利益补偿机制 |
| 9.3 促进向低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
| 9.3.1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9.3.2 鼓励低碳型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 |
| 9.3.3 建立低碳化经济转型的制度支持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10.1 结论 |
| 10.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转轨成本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之处 |
| 1.4 本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养老体系的研究框架 |
| 2.1.1 Samuelson叠代模型 |
| 2.1.2 Aaron生产和投资模型 |
| 2.1.3 研究框架的新发展 |
| 2.2 国外学术界关于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学术争论 |
| 2.2.1 争论1 PAYGO降低私人储蓄率 |
| 2.2.2 争论2: FF比PAYGO更能应对养老支付危机 |
| 2.2.3 争论3: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的转轨——养老制度转轨成本论述 |
| 2.2.4 争论4:PAYGO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扭曲效应 |
| 2.3 有关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养老体系的争论 |
| 2.4 有关中国养老体系转轨成本的研究 |
| 2.4.1 中国养老体系转轨成本 |
| 2.4.2 中国养老成本的消化 |
| 第三章 社会转轨成本分析 |
| 3.1 社会财政成本 |
| 3.1.1 人口因素Gt和Nt |
| 3.1.2 收入因素Ht和ω_t~il_t~i |
| 3.1.3 其它因素RRt和θ |
| 3.2 社会隐性养老债务(IPD) |
| 第四章 城镇工作一代人转轨成本分析 |
| 4.1 对城镇工作一代人影响 |
| 4.2 对企业影响 |
| 4.3 对政府财政影响 |
| 第五章 消化养老体系转轨成本的国际借鉴 |
| 5.1 改革PAYGO DB体系的历史原因 |
| 5.2 智利模式下的转轨成本 |
| 5.2.1 转轨成本的处理 |
| 5.2.2 智利模式下的隐性债务(IPD) |
| 5.3 转轨成本与NDC模式 |
| 5.3.1 NDC模式内容 |
| 5.3.2 NDC模式优点 |
| 5.4 仍采取PAYGO DB发达国家的借鉴 |
| 5.5 对中国的借鉴 |
| 第六章 如何摊销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转轨成本 |
| 6.1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转轨成本的承担者 |
| 6.2 对消化转轨成本相关方案的讨论 |
| 6.2.1 降低养老金水平 |
| 6.2.2 提高退休年限 |
| 6.2.3 扩大养老体系覆盖面 |
| 6.2.4 利用资本市场 |
| 6.2.5 划转国有资产 |
| 6.2.6 动用外汇储备 |
| 6.2.7 建立NDC体系 |
| 6.3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3.1 本文结论 |
| 6.3.2 政策建议 |
| 尾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发表文章 |
（9）中国企业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主题 |
| 1.2 基本假设与概念 |
| 1.3 研究框架及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渠道投机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3 国内外关于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研究的现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网络外部性、渠道异质性与渠道投机行为 |
| 3.1 引言 |
| 3.2 渠道网络外部性与渠道投机行为：模型分析 |
| 3.3 资产专用性、渠道异质性与渠道投机行为：中国实证 |
| 3.4 不足及展望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与渠道投机行为 |
| 4.1 引言 |
| 4.2 不确定性与渠道投机行为 |
| 4.3 信息不对称与渠道投机行为：模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渠道投机形式、结果及其治理机制：一个理论框架 |
| 5.1 引言 |
| 5.2 渠道投机行为的表现形式 |
| 5.3 渠道投机行为的分析框架 |
| 5.4 渠道投机行为的治理悖论（GOVERNANCE PARADOX） |
| 5.5 渠道投机行为的治理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渠道投机行为治理策略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
| 6.3 实证过程 |
| 6.4 管理建议与未来展望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转轨时期中国企业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策略研究 |
| 7.1 引言 |
| 7.2 中国企业渠道投机行为概述 |
| 7.3 信任机制与渠道投机行为：模型分析 |
| 7.4 实证研究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研究展望 |
| 8.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8.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8.4 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渐进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退出的效率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三、逻辑思路与框架结构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的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的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非转轨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及其绩效分析 |
| 二、激进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及其绩效反思 |
| 三、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及其绩效分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的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有企业退出的含义与形式 |
| 二、国有企业退出的原因 |
| 三、国有企业的退出壁垒 |
| 四、国有企业的退出效率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退出的动因与退出模式 |
| 第一节 经济体制转轨与国有企业退出战略的推出 |
| 一、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性 |
| 二、经济体制转轨的两种模式及其共同点 |
| 三、经济体制转轨与我国国有企业退出战略的形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退出动因的体制内分析 |
| 一、基本模型 |
| 二、模型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退出动因的体制间比较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治理模式演变与国有产权低效率的持续性 |
| 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及其对国有企业的功能替代 |
| 三、结论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退出的现状与模式选择 |
| 一、国有企业退出的现状 |
| 二、国有企业退出的模式选择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适用评价标准 |
| 第一节 现有效率评价标准述评 |
| 一、帕累托最优及帕累托改进标准述评 |
| 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
|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标准 |
| 四、科斯的交易成本最小化标准 |
| 五、布坎南的合意一致性标准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综合评价标准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退出的成本—收益分析与效率命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退出的本质 |
| 一、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 |
| 二、国有企业退出的本质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退出的收益分析 |
| 一、国有企业退出的生产性收益 |
| 二、体制性就业迁移 |
| 三、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退出的成本分析 |
| 一、国有企业的退出壁垒 |
| 二、国有企业的退出成本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退出的基本效率命题 |
| 一、配置效率 |
| 二、交易效率 |
| 三、国有企业退出的基本效率命题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退出的配置效率检验 |
| 一、存续国有企业的市场性重构分析 |
| 二、非国有企业进入状况分析 |
| 三、资源相对配置效率的变动分析 |
| 四、工业经济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
| 五、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变动分析 |
| 六、国有企业退出的配置效率综合评价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退出的交易效率检验 |
| 一、再就业动态效用评价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分析 |
| 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交易效率的影响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综合评价 |
| 第六章 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思路与对策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企业退出进程的持续性 |
| 第二节 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市场性约束和制度性约束 |
| 一、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市场性约束 |
| 二、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制度性约束 |
| 第三节 增进国有企业退出效率的对策措施 |
| 一、市场推进战略 |
| 二、制度改革深化战略 |
| 三、短期政府干预战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详细摘要 |
四、经济转轨的成本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2]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D]. 马洁华. 吉林大学, 2018(12)
- [3]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D]. 赵俊岭. 南京大学, 2016(06)
- [4]中国公共部门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可持续性研究[D]. 张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12)
- [5]发展经济学中人口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进展 ——基于经济分析史的述评和展望[D]. 杜秦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5(12)
- [6]我国农村养老筹资模式的转轨成本及其财政可负担能力研究——基于2009-2030年宏观数据的模拟与测算[J]. 范辰辰,陈东. 东岳论丛,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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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中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转轨成本的经济学分析[D]. 张存涛. 复旦大学, 2008(04)
- [9]中国企业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策略研究[D]. 高维和. 上海交通大学, 2007(04)
- [10]渐进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退出的效率分析[D]. 徐世江. 辽宁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