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稳定一般理论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杨楠[2]（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李世斌[3]（2021）在《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长期粗放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也开始集中出现,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日益强化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将是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重点任务。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解决现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必要选择。因此,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互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具体表现为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上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长期依靠单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我国环境规制在实现短期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技术创新激励。而近年来以信息公开和披露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开始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弥补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有必要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析,从而通过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中国的实践进行考察,分析在技术创新现实基础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层面验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探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技术创新激励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并针对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最后,针对我国技术创新导向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上,本文认为以命令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仅包含政府和企业两个参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共谋行为,即使在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体系下,企业仍然缺乏技术创新激励。而当社会公众以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形式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时,能够起到弱化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谋行为的作用,从而产生源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创新激励,而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基础在于有效的信息供给制度。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进一步通过消费者选择和声誉机制加强了外部约束,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能够在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激励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此外,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条件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有效识别企业环境风险,从而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第二,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利用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构造准自然实验,针对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其稳健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着地提高了城市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能够通过提高发明专利和绿色专利比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结构;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机制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着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地区;城市间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间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强后衰退的特征,省界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具有较大影响。第三,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针对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检验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影响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自愿性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弱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在对技术创新结构的影响上,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发明专利以及绿色专利占比的提高,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则对实用新型专利占比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不利于企业发明专利占比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点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企业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优于其他地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各区域企业技术创新均不存在显着影响;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重污染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显着影响,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环境信息披露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着,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中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调节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产生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第一,完善了“波特假说”中关于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梳理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这一新兴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地阐释,并通过实践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考察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第二,丰富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公众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调节传统环境规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这为采用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第三,拓展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样本数据,对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三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检验,进一步拓展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证经验。
彭钰栋[4]（2021）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百余年时间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历了从萌芽到诞生,再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于现代公司企业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在为股东利益赚取利润的同时,是否应当兼顾社会中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成为了企业必须面对的议题。随着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也逐渐进入了法学领域中,在我国突出表现为2005年《公司法》第5条中加入了“社会责任”,这一修订被视作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诞生,并引起了商法学界的积极讨论。但自那之后,由于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识的不足,以及《公司法》第5条概括性质的规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并未取得实质性质的突破。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在总则编的“营利法人”中通过第86条,再次规定了“社会责任”的内容,这一条可兹看作对于《公司法》第5条的延续和发展。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之中,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下,使得第86条具有了商法原则的地位。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具有法律原则的性质,于现有立法模式之下,无论是对条款自身性质的认识与解释,还是对于法条适用方法的探究都大有裨益。首先,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条文的概括性使得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足,在历史解释和文义解释之外还需要对法律原则的价值进行探讨和补充,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可用民事基本原则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价值补充,尤其是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绿色原则。其次,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在其适用上可以借鉴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裁判功能以及评价功能进行展开,其中指导功能强调第86条对于《公司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中有关利益相关者保护的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裁判功能则是在缺少法律规则的时候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规则化适用,以弥补对于利益相关者保护不足的法律漏洞;评价功能则是在个案中,当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在与其他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通过比例原则进行衡量的过程。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通过发挥其法律原则的功能而进入司法实践中,但这一过程可能赋予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在现有的立法模式之下,可以利用“标准”与“法律”的特殊关系,在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所构建的制度基础上,发挥标准制定主体的灵活性与内容丰富性等特点,在企业声明适用某一标准的情况下,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构成对《民法典》第86条的原则补充,一方面指导企业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贯彻于日常经营之中,另一方面为法官在审判中利用原则进行规则创制或者进行原则之间的衡量提供规范性依据。最终通过这一法律化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成果融入到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之中。
姜龙[5]（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文中指出自1984年人民银行恢复中央央行职能以来,中国的货币调控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单一目标”与“多重目标”之间交替切换和协同配合,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日渐成熟。经济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出现一定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和“稳物价”等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各界正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通过VAR拓展和混频动态因子等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问题。根据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体系搭设,文章的主要章节包括以下内容:理论基础部分:包括论文第1章和第2章。论文第1章主要介绍论文研究主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学术发展史、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等基础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进行重点介绍,重点理解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研究进展,找出论文选题的研究切入点,总结梳理本文的边际贡献。论文第2章在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等内容介绍的基础上,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基础理论进行重点阐述和说明,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动态有效性等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实证分析部分:论文第3章、论文第4章、论文第5章和论文第6章。论文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本章运用SV-TVP-FAVAR模型,基于冲击极值、短期效应等指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进行脉冲分析,并通过将预期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初步讨论预期管理可能存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向调控效应。论文第4章为“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具有混频数据处理能力的MF-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混频检验,进一步运用时变动态SV-TVP-FAVAR模型考察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从而论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化会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产生影响,进而引出关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关系的计量检验。论文第5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本章首先基于长短期松紧指标测算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指数,并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宏观经济效应异质性分析,主要包括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之间的关系论证。论文第6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基于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时变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经济增长质量调控效果。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论文第7章主要是对前文理论基础、实证分析、计量检验等章节进行全面总结,并在研究结论和针对性解决对策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进一步在指出本文研究不足和学术研究薄弱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后续学术研究展望。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手段,工具选择理应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货币政策操作取得了较为显着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效。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货币政策能通过特定传导机制调控政策当局的预设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显着,一直都是货币政策当局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新形势下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效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张男[6]（2020）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都是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而言,随着利率全面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的影响方式也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理论中稳定的金融体系与完善的政策调控框架相比,我国本世纪初期我国金融体系的调整优化升级仅处于初级阶段,各个市场间存在相互分割的状况,货币市场化利率浮动空间严重受限,金融自由化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改进可能,种种原因令该时期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具有潜在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这一具体政策框架下,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的潜在阶段性特征角度出发,探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与关键政策的演进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传导机制的影响,不仅能够进一步解析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渠道与调控模式,同时够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针对资产负债表渠道,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以及利率管制和存款保险渠道,深入探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传导速度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变化情况,分析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这对新常态时期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极大程度地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和累积的可能性,以及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在中高速水平上实现稳定、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分为6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先详细介绍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发展背景并提出存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需求,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本章中依据政策传导路径的不同特征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多层次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政策传导机制、传导范围与传导效果,为后文中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进一步,本章同时对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这一具体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进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梳理与文献分析,特别是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框架与传导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第二章开始进入文章的实证研究阶段,本章从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利率水平影响,利用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在明显上升,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因,并且不确定性整体呈现出逆周期性,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的冲击。美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造成不确定性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不确定性的主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面对不确定性的上升,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十分迅速,不确定性往往引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平稳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程度最低,在金融危机时期反映程度加大,在贸易摩擦时期的反应程度最大。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分解研究。本部分创新性的将不同层面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具体政策结构与经济形势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了我国已实行与未实行的利率市场化政策在具体经济背景下对不同渠道传导机制的影响。第三章将从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渠道这一角度出发,将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三个信用扩张渠道,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国货币政策在广义信用渠道方面的传导仍然以信贷为主,表外融资次之,直接融资效果最弱。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向广义信用的传导力度和速度均有明显改善,应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利率并轨和实质上的市场化。结合研究结果和与现有文献的对比分析,本章对我国货币政策量价转型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从“总量——结构”的功能性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价格为主、参考数量”的货币政策量价搭配调控范式。第四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存在调控“困境”出发,利用包含有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的DSGE模型,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行的指标量化,进而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对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阶段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当模型系统中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时,紧缩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得到相应的强化,并延长了相关变量对经济系统稳态的回归时间且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模型框架中同时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变化时,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将提高模型中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程度并提高变量恢复稳态的速度,换言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助于提高紧缩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第五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利率市场“双轨制”这一利率生成模式展开,利用DSGE模型对我国的双轨制利率生成模式、利率管制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以及存款保险金制度等利率市场化进程政策与操作进行研究,重点探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措施与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一方面削弱了常规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抑制了宏观经济的常规性波动,减少了经济活力。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大前提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能够显着的提高中央银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释放市场潜能。逐步取消管制利率,让“双轨制”利率生成机制逐步回归市场化生成机制,是促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的实证研究是对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在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各渠道的传导机制以及方针效果后,最后本文将针对存款利率上限打开以后,中央银行迟迟没有推进市场轨和计划轨的双轨合并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对我国利率的渐进市场化与完全市场化后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进行研究,并且对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给出相应的预测与展望。在宏观传导方面,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地优化利率传导机制,然而若是立即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均衡利率水平的提升很可能降低经济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这说明尽管完全市场化不会改变利率宏观传导的有效性,但会降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在利率的微观传导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着实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然而若是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风险会迅速放大,造成利率的微观传导失灵。
王晓丹[7]（2020）在《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文中提出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巨震,为了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中国政府以“国家队”身份、以超过一万亿的资金规模直接入市救助股市。后期又面临大量资金是否和如何退市问题。此次中国“国家队”资金救助股市为世界各国（地区）所关注,也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实验,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这一重大的经验事实。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阐释了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国内外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突出了研究意义,介绍了论文的内容结构。第二章对现有关于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的相关文献做梳理。从股市危机的特征和政府职能两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从文献中总结政府救市策略的目标、具体方式和政策效果,并重点突出股市干预基金的设立及运行效果;进而立足于中国政府股市干预策略,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危机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研究缺陷;最后指出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退出机制的研究不足。第三章从金融史的角度,以政府救助方式为划分,并遵循重大股市危机发生的时间轴,对20世纪以来历次典型性金融危机中各国（地区）政府救市的经验做比较,尤其集中于政府直接注资股市的策略比较,对比较成功的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详细展开,并总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股市的政府干预策略差异。着眼于中国股市,对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的政府干预策略进行梳理,并详细剖析2015年股市危机的救市计划,为中国股市危机的应对措施提供历史经验。第四章对政府入市策略做理论分析,结合中国股市的典型性特征,基于噪声交易模型,分别从股市危机的形成、中国政府救市的目标与策略、入市干预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对政府救市资金入市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入市效应的三个理论假说。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中国政府救市资金的运行情况和策略效果的实证分析。对救市资金及其后续调整的详细统计是救助策略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五章首先集中关注2015年中国股市大波动期间,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力的“国家队”救市资金的统计,分别从资金入市的市场背景、资金的筹集规模、入市结构安排、选股原则、后期资金动态调整、等各方面剖析政府此番的注资行动;并对“国家队”各持股成员拆分比较,以完整展示救市资金运行全貌。第六章基于第四章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说,实证检验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计划的政策效果,分别从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对市场整体层面和被救助对象个体层面的波动性影响、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检验等三个方面,对政府此番股市救助策略的实施效果作评价。第七章是政府救助策略的处置问题研究。在政府入市模型的框架之上,退市理论研究探讨了政府退市的目标设定、交易策略、预期效果等,并在两期模型中给出了政府退市的必要条件和持仓调整的操作策略,对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初步的机制设计。本章第二部分基于退市模型的结论,通过对救市资金的投资成本和各期收益水平的核算,指出“国家队”救市资金的退出时机,为退市策略建议提供现实依据。第八章对研究成果做总结,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展望;在各国（地区）股市危机救助历史的梳理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救市的策略选择及救市资金的后期运行提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入市方面:政府入市救助的目标是稳定市场,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各方面:政府通过增持股票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政府的股市干预有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并且干预力度越大,个股的收益率波动性越低;降低股票的噪声交易程度是救市资金降低股市波动性风险的主要作用机制。退市方面:国有资金大量滞留股市是有负面作用的,退市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退市的目标比入市实际上更多元,所以退市行为更应该谨慎和有策略。考虑到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偏好或权衡,其实后危机时期政府救助资金退出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和时机。假定政府的目标只是入市资金的损益平衡,其实2017年底已经出现过全部退出的时机。但是,实际上政府至今还活跃在股市中,说明政府在某些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其救助资金的目标函数中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如此,政府救市资金理论上没有确定的最优退出时间或时机,相机抉择是最优策略。本文的创新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把政府干预股市的行为分为入市和退市,分别分析,尤其是退市策略分析。因为现实中往往是入市很果断,退市很麻烦,需要特别慎重。政府入市的后处置直接决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却往往在策略制定和政策效果评价体系中被忽视。将政府救市资金退出问题纳入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政策研究中,为救助资金的后续处置机制作出理论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择机撤出救助领域的研究空缺,为全球各市场类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退市制度设计。探讨救市资金的处置问题的前提是掌握现有资金在市场中的实际运行效果,通过较为细致的核算救市资金自入市以来的成本和各期收益情况,为救市资金的后续处置策略提供现实依据,并为退市策略的机制设计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对政府干预股市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设定政府入市的目标函数与退市的目标函数不同:前者是稳定市场,后者的目标函数中是包含投资收益的。鉴于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基本属性,结合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对政府入市的理论研究以稳定股票价格波动为主要的干预目标具有合理性,已有文献也提供了较强的理论支持。以本文对2015年政府救市资金的统计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救市资金的筹集渠道、干预效果和资金变动等现实情况,本文对救市资金在后危机时期的处置研究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政府退市的目标函数,符合政府干预政策的市场逻辑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把投资收益作为政府重要的干预目标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的,本文对政府救市资金退市的理论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政府对各市场领域的干预行为评估。第三,在经典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引入政府行为,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总结出三个理论判断,并在实证分析中加以验证。理论上在有政府参与的市场中,政府干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可能通过改变交易噪声实现,这为政府干预的影响机制研究拓展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不足也是三点:第一,在理论分析中,把退市目标简单化处理为“获得投资收益”,确实过于简单和抽象,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政府与双重目标即投资收益和稳定市场,甚至有更多的目标,但是,由于确定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和构建相应模型太复杂,模型构建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所以,只能以后再深入研究。第二,受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在统计分析中,本文采用季度性数据追踪救市资金的持股情况,但是季度性数据难以捕捉政府救市资金的具体交易时点及价格,导致救市资金的成本收益核算可能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除以出资方证券公司的资产账户收益情况为补充外,要反映救市资金的真实收益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第三,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仅对政府救市资金的干预效果以流动性和波动性两个标准衡量,并未考虑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对救市资金的作用机制也仅以降低噪声交易渠道解释,指标选择比较简单。
高锐[8]（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张振[9]（2020）在《东北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文中指出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出,是应近年来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产业革命等外部因素冲击下不断出现经济运行模式调整的需要而产生的。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遇到的各种冲击或扰动:自然灾害的侵袭、资源能源的耗尽、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都可能使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区域经济遭受外部冲击后,有的区域能够成功复苏,重新实现经济稳步增长,有的区域却从此锁定于经济下行轨道难以摆脱。一个区域经济如果具有较好的韧性,则不仅可以在外部冲击到来之际足以抵御这些冲击的影响而保持增长态势不变,而且可以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快速调整为适应新环境的经济运行方式,修复被冲击的增长过程并实现更良性的增长。因此,在面对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现阶段,构建具有良好韧性的区域经济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除其定义有所进展外,但也无定论,有的关注经济增长的稳定,有的则强调经济增长的转型。各经济学者之间就区域经济韧性的交流并非基于同一概念和同一指标,从而导致相关研究的混乱,其主要形态、形成机理等理论研究也尚在探讨之中。近年来,东北经济遭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第四次产业革命兴起等外部冲击后,长期处于下行态势,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引起社会关注。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切入点,探讨区域经济韧性的定义、表现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对东北地区经济韧性进行研究,以期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做出贡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将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界定为:区域经济系统应对外来冲击以维持或改善原有经济运行模式的能力,并将区域经济韧性分为抵抗力和重构力两种形态,东北经济现阶段所表现的区域经济韧性不足,归根结底是重构力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不完全市场、区域异质性、开放经济、新产业革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将区域经济韧性视为区域经济系统的固有属性,区域经济系统作为区域经济韧性的物质载体,从区域供给系统、社会系统梳理了区域经济韧性的构成要素及其应对外部冲击的机理,从而确立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结合东北地区的外部冲击的背景,阐述了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演进历程,并分别从东北地区产业体系、空间结构、技术能力、贸易体系四个层面深入剖析了当前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对东北地区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特征的归纳与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序列上看,2009至2012年,各经济韧性等级的城市所占比例变化不大,2013年以来,较低经济韧性和中等经济韧性城市所占比例迅速增长,较强经济韧性城市所占比例骤减;从空间演化上看,较低经济韧性城市和低经济城市呈“集聚化”的分布。沿海地区城市经济韧性高于内陆地区,南部高于北部,东中部高于西部。省际之间经济韧性吉林省最强,其次是辽宁省,黑龙江省最弱;从城市类型上看,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较低,非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高于资源型城市,在资源型城市内部呈现综合型城市>森工型城市>石油型城市>煤炭型城市>冶金型城市的趋势;从城市规模上看,规模越大的城市经济韧性相对较高,其中超大城市的经济韧性远远领先于其他规模的城市,中小城市区位偏远,经济规模小,经济发展缺乏发达的经济中心的带动,经济韧性普遍较低;从增长速度来看,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慢基本能反映城市经济韧性高低,同时区域中心城市经济韧性远高于其他城市。第三,基于面板回归方法,通过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总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区域创新水平、空间品质有助于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区域经济韧性;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辽宁省区域创新水平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最强,吉林省次之,黑龙江省最弱;不同规模城市回归结果表明,大城市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幅度远高于中小城市,空间品质对大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正向影响,对中小城市影响不显着;不同类型城市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区域创新水平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韧性均起到促进作用,空间品质、对外开放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影响不显着。第四,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产业多样化与产业专业化对区域经济韧性影响的视角,对东北地区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韧性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产业多样化对本地的经济韧性起到了提升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显着。产业专业化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经济韧性都起到了提升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竞争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证明,东北地区在产业选择上应因地制宜,追求少而精的产业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主导产业,通过区域内相关的配套产业建设带动临近城市的发展。产业选择既不能忽略当前需求的变化、新产业革命、产业政策等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要素,更不能忽略当前东北地区产业体系、资源禀赋、企业构成等特殊性的影响要素,各省根据自身源技术、资源禀赋的优势,构建存在技术支撑和产业关联度、符合当前新产业革命范畴内的创新型高附加值产业,最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建立具有韧性的区域经济系统。第五,结合东北地区经济特征、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在产业技术层面,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空间层面,打破行政界限,提高城市群协作水平;在社会系统层面,重视人才作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政府则应致力于营造创新环境,保护企业私有产权,降低企业的营商成本。
张龙[10]（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49至2020年,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多年,世界经济地位稳步提升。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传导渠道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一直都是我国政策当局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不同经济状态需要货币政策的不同调控取向和工具配合,有的经济状态重在货币政策的“松紧”切换,有的经济状态倾向货币政策的“量价”选择。不可否认,我国货币政策的盯住目标具有多元化特质,但至少都涵盖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两大目标。从宏观经济调控经验看,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选择和松紧取向较为成功,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阶段性目标。然而,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系统的时变特征愈加明显,内外部冲击更显复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着增加,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关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有效性问题,各界已达成一些共识,多数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具有宏观经济效应,但不同阶段和目标下,量价工具的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从Friedman的数量规则到McCallum的数量规则再到Taylor的价格规则,政策规则形式和内涵得到逐步完善,但各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动态视角下研究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与调控工具选择,有助于探究货币政策有效性争议的根源,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系统“时变特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滞后效应”、行为主体“异质预期”、时点脉冲“随机波动”等关键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问题延伸→解决问题→进一步思考与展望”的设定思路,通过VAR、MS-AR、MF-VAR、TVP-VAR、SV-TVP-FAVAR和DSGE等时变和动态模型分析不同情形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包含与未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包含与未包含预期冲击等）。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体系搭设,文章的主要章节包括以下内容:理论基础:论文第1章和论文第2章。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意义、学术进展、主要思路和创新之处等问题。具体来说,本文第1章首先介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这一主题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随后按照“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递进式思路,梳理评述研究主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在突出本文分析视角和研究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本文的分析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等内容,并基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基准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比较分析）、预期管理如何逆周期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量价工具宏观调控有效性产生的影响（比较分析的逆向调控）这三方面给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总结来看,论文第1章和第2章旨在为本文后续实证分析、计量检验等章节作基础铺垫。实证分析:论文第3章、论文第4章和论文第5章。实证部分主要回答了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经济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其中,第3章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的准备工作,通过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与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同频检验与混频检验。第4章为基准分析,在不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通过TVP-VAR模型对量价工具的经济效应进行时变分析,直观观测不同阶段下量价工具的宏观经济有效性差异。第5章为对比分析,首先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阶段性划分,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性特征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SV-TVP-FAVAR模型对货币政策量价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三维脉冲分析、总量脉冲分析、分阶段脉冲分析和分区制脉冲分析,从而逐步论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不同阶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弱化强度等问题。计量检验:论文第6章和论文第7章。计量检验部分为本文重要章节,主要论证预期管理是否可以逆周期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货币政策预期与技术进步预期之间是呈现同频共振“叠加效应”抑或震荡错位“抵消效应”?等问题。具体来说,本部分运用DSGE模型对未包含预期、包含货币政策预期、货币政策预期+技术进步预期下我国货币政策量价工具的宏观调控有效性进行计量检验,主要评价指标有冲击极值、调控幅度、响应周期、短期效应、阶段效应和长期效应,从而检验预期管理是否具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弱化效应的逆周期调控功效,并对宏观政策与技术进步不同预期冲击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效应”或“叠加效应”进行创新型论证。结论、启示与展望。本章主要是对前文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等章节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在总结全文实证分析结论和政策启示的基础上,指出论文可能存在的研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学术研究展望。研究不足和学术展望主要涉及到货币政策多重目标权衡两难、经济政策缺乏协调、发展质量考虑不足等三个方面。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为主体异质预期等经济现实的基础上,通过VAR及拓展模型、DSGE及拓展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和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内容和分析结论对于构建新形势下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金融稳定一般理论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融稳定一般理论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相关研究 |
| 1.2.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行为及绩效影响相关研究 |
| 1.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 |
| 2.1.3 技术创新 |
| 2.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与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下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 2.2.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 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波特假说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实基础 |
| 3.1.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 3.1.2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状特征 |
| 3.1.3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3.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实基础 |
| 3.2.1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支持背景 |
| 3.2.2 中国技术创新现状 |
| 3.3 中国技术创新现实问题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可能发挥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4.1.1 基于公众参与的分析 |
| 4.1.2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 |
| 4.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4.2.1 基于对传统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分析 |
| 4.2.2 基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效应 |
| 5.1.1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进一步分析 |
| 5.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邻地效应 |
| 5.2.1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介绍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介绍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结果 |
| 6.2.2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6.2.3 基于技术创新结构的分析 |
| 6.2.4 分位数回归结果 |
| 6.2.5 异质性分析 |
| 6.2.6 中介效应分析 |
| 6.2.7 调节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
| 7.2.2 充分发挥各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
| 7.2.3 发挥公众参与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7.2.4 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7.2.5 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情况 |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 三、法律化路径说明 |
| (一)道德的法律化 |
| (二)本文法律化路径思考 |
| 第一章 法学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沿革 |
| (一)中世纪后期西欧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萌芽 |
| (二)1900-1950:企业社会责任的萌芽阶段 |
| (三)20 世纪50-6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 |
| (四)197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时期 |
| (五)1980-1990 年代:补充性理论的蓬勃发展 |
| (六)21 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 |
| 二、我国法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 |
| (一)法律概念之争与法律条文解释之辩 |
|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的多元视角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困境 |
|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判例概况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在判决中的运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困境 |
| 四、对企业社会责任中“责任”概念的再认识 |
| (一)何为“责任” |
| (二)法学中有关“责任”的探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是何种“责任” |
| 第二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理论探讨 |
| 一、《民法典》第86 条立法沿革 |
| (一)早期立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
| (二)2005 年《公司法》第5条中的“社会责任” |
| (三)《民法典》第86 条的出台 |
| (四)《民法典》第86 条文义解释 |
| 二、《民法典》第86 条的法律原则性质研究 |
| (一)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律性质之争 |
| (二)法律规范理论:规则与原则的区分 |
| (三)《民法典》第86 条法律性质:法律原则 |
| 三、作为法律原则的《民法典》第86 条解释 |
| (一)体系因素解释:民商合一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 |
| (二)目的因素解释: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补充 |
| 第三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司法适用 |
| 一、指导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法律规则的解释方法 |
| (二)劳工保护 |
| (三)消费者保护 |
| (四)环境保护 |
| (五)案例分析 |
| 二、裁判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裁判功能——用于法律漏洞补充 |
| (二)法律漏洞认定 |
| (三)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 |
| (四)案例分析 |
| 三、评价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评价功能——价值衡量的依据 |
| (二)怎样进行衡量——比例原则 |
| (三)案例分析:北京世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诉刘富君劳动争议案 |
| 第四章 对《民法典》第86 条的补充——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为依据 |
| 一、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
| (一)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 |
| (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方法 |
| 二、标准:作为法律的补充 |
| (一)什么是标准 |
| (二)标准与法律的关系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第86 条的补充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国内标准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在实践中的运用 |
| (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补充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学术进展与文献评价 |
|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 1.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 1.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 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 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基础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 |
| 3.1 SV-TVP-FAVAR模型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值模拟分析 |
| 3.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三维冲击效应分析 |
| 3.2.2 不同阶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3.2.3 区间替换与稳健性检验 |
| 3.3 纳入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3.3.1 MF-VAR模型 |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城乡消费因果关系分析 |
| 3.3.3 考虑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城乡消费的冲击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 |
| 4.1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分析 |
| 4.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4.3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性描述与转换过程 |
| 4.4 不同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4.1 全区间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4.4.2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5.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 5.1.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 |
| 5.1.2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 5.2 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5.2.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 |
| 5.2.2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1 混频动态因子模型 |
| 6.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定量测度与特征描述 |
| 6.2.1 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特征 |
| 6.2.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维度和指标 |
| 6.2.3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情况 |
| 6.3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分析 |
| 6.3.1 总量脉冲响应分析 |
| 6.3.2 分阶段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回顾 |
| 1.3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 1.4 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关研究综述 |
| 1.5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不同时期下我国利率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 |
| 2.1 利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回顾 |
| 2.3 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分析 |
| 2.4 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 |
| 3.1 货币政策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2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回顾 |
| 3.3 广义信用视角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分解 |
| 3.5 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利率市场化、资产负债表衰退与紧缩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4.1 资产负债表衰退和紧缩型政策的经济后果 |
| 4.2 基于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DSGE模型构建 |
| 4.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和参数估计 |
| 4.4 紧缩型货币政策的实际经济后果分析 |
| 4.5 基于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紧缩型货币政策效果评估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利率双轨制下利率市场化进程、存款保险制度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5.1 我国货币政策“双轨制”框架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
| 5.2 双轨制泰勒规则模型的构建 |
| 5.3 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5.4 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1 利率市场改革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变的逻辑分析 |
| 6.2 理论模型 |
| 6.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6.4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7）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创新 |
| 1.3 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 1.4 研究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 2.1.1 股市危机的特征 |
| 2.1.2 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利弊之争 |
| 2.2 政府救市政策的方式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
| 2.2.1 政府干预政策的目标及方式划分 |
| 2.2.2 股市平准基金的设立 |
| 2.2.3 政府干预股市的政策效应 |
| 2.3 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行为研究总结 |
| 2.3.1 中国政府干预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 2.3.2 中国政府历次干预股市的方式及影响分析 |
| 2.3.3 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的成因分析 |
| 2.3.4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理论研究与不足 |
| 2.3.5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实证研究与不足 |
| 2.4 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处置理论探究 |
| 2.4.1 政府干预措施退市的必要性 |
| 2.4.2 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困境 |
| 2.4.3 中国政府救市行动的后处置研究进展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各国(地区)政府股市救助政策的比较 |
| 3.1 自由放任走向积极干预的美国股市 |
| 3.1.1 “黑色星期四”:自由放任主义 |
| 3.1.2 “黑色星期一”:建立熔断机制 |
| 3.1.3 2000年互联网泡沫:交易制度改革 |
| 3.1.4 2008年金融危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
| 3.1.5 2020年股市崩盘:无限量量化宽松 |
| 3.2 股市平准基金盛行的亚洲市场 |
| 3.2.1 日本经济泡沫与非传统货币政策 |
| 3.2.2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政府注资 |
| 3.2.3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政府借贷 |
| 3.2.4 1998年中国香港金融危机与盈富基金 |
| 3.2.5 中国台湾股市危机与股市平准基金 |
| 3.3 中国大陆的股市干预史 |
| 3.3.1 中国2015年以前的历次股市干预 |
| 3.3.2 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计划简介 |
| 3.3.3 中国政府的股市干预措施总结 |
| 3.4 各国(地区)政府救市政策对比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政府入市的理论分析 |
| 4.1 噪声交易模型在中国股市的适用性 |
| 4.2 入市模型基本假设 |
| 4.3 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 |
| 4.4 政府股市干预的行为及其目标 |
| 4.5 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均衡 |
| 4.6 政府入市效应的理论假说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救市资金运行的统计分析 |
| 5.1 救市资金持股统计 |
| 5.1.1 持股规模 |
| 5.1.2 持股结构 |
| 5.2 救市资金动态追踪 |
| 5.2.1 持股规模变动 |
| 5.2.2 持股结构调整 |
| 5.3 救市资金持股指数编制 |
| 5.3.1 指数计算说明 |
| 5.3.2 救市资金整体持股指数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政府救市效果的实证检验 |
| 6.1 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 6.1.1 流动性衡量及假设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3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1.4 DID流动性实证结果 |
| 6.1.5 稳健性检验 |
| 6.2 救市资金对市场整体波动性的影响 |
| 6.2.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2.3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6.2.4 GARCH模型检验结果 |
| 6.3 救市资金对个股波动性的影响 |
| 6.3.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 6.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3.3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结果 |
| 6.3.4 GMM稳健性检验 |
| 6.4 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4.1 噪声交易的量化 |
| 6.4.2 噪声交易机制检验 |
|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资金退出策略(后处置)研究 |
| 7.1 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理论研究 |
| 7.1.1 退市模型设定 |
| 7.1.2 定义均衡策略 |
| 7.1.3 退市均衡策略求解 |
| 7.1.4 两期模型下的政府退市策略设计 |
| 7.1.5 政府退市模型的政策含义 |
| 7.2 救市资金退市的现实依据 |
| 7.2.1 收益率估算方法 |
| 7.2.2 救市资金初始成本核算 |
| 7.2.3 救市资金累计收益率核算 |
| 7.2.4 救市资金与A股股指收益比较 |
| 7.2.5 救市资金收益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东北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区域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 |
| 1.2.2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4 区域经济韧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研究 |
| 1.3 论文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框架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1 增长极理论 |
| 2.1.2 循环积累因果理论 |
| 2.1.3 乘数理论和加速理论 |
| 2.2 区域产业相关理论 |
| 2.2.1 区域产业分工理论 |
| 2.2.2 区域产业成长理论 |
| 2.2.3 区域产业结构理论 |
| 2.2.4 区域产业空间理论 |
| 2.3 区域空间结构相关理论 |
| 2.3.1 区域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 |
| 2.3.2 区域空间溢出理论 |
| 2.4 自组织理论 |
| 第3章 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探讨 |
| 3.1 研究的前提 |
| 3.2 区域经济韧性的界定及其构成 |
| 3.2.1 区域经济韧性的内涵 |
| 3.2.2 区域经济韧性的构成要素 |
| 3.3 区域经济韧性的类型 |
| 3.3.1 脆弱型区域经济韧性 |
| 3.3.2 复原型区域经济韧性 |
| 3.3.3 创新型区域经济韧性 |
| 3.4 区域经济韧性应对外部冲击的机理分析 |
| 3.4.1 区域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 |
| 3.4.2 区域经济韧性的机理 |
| 3.5 区域经济韧性的强化路径 |
| 3.5.1 产业体系调整与韧性重建 |
| 3.5.2 产业空间优化与韧性溢出 |
| 3.5.3 社会系统调整与韧性支撑 |
| 第4章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演进与现状分析 |
| 4.1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演进 |
| 4.1.1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韧性 |
| 4.1.2 “入世”阶段的经济韧性 |
| 4.1.3 现阶段的经济韧性 |
| 4.2 当前东北地区经济韧性存在的问题 |
| 4.2.1 产业体系问题 |
| 4.2.2 创新能力不足 |
| 4.2.3 城市体系脆弱 |
| 4.2.4 贸易体系问题 |
| 第5章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评价与特征分析 |
| 5.1 区域经济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 |
| 5.1.1 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标准化处理、指标权重处理 |
| 5.2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指数及分析 |
| 5.2.1 总体分析 |
| 5.2.2 各省区域经济韧性分析 |
| 5.2.3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特征分析 |
| 5.3 数量分析结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6.2 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设计及数据来源 |
| 6.2.3 面板数据检验 |
| 6.2.4 总体回归结果 |
| 6.2.5 分区域回归结果 |
| 6.2.6 不同规模城市回归结果 |
| 6.2.7 不同类型城市回归结果 |
| 6.3 数量分析结论 |
| 第7章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韧性溢出效应分析 |
| 7.1 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分析 |
| 7.2 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3 东北地区产业选择与转型升级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研究假设 |
| 7.4.2 模型方法 |
| 7.4.3 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 |
| 7.4.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7.5 数量分析结论 |
| 第8章 全面提升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对策 |
| 8.1 转换经济运行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8.2 重视人才作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
| 8.3 突破体制固化,提升市场化水平 |
| 8.4 打破行政界限,提升城市群协作水平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3 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 |
| 2.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1.1 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1.3 混合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3 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3.1 政策承诺 |
| 2.3.2 前瞻指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1.1 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1.2 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分析 |
| 3.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未纳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变效应分析 |
| 4.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4.1.1 利率传导 |
| 4.1.2 汇率传导 |
| 4.1.3 资产价格传导 |
| 4.1.4 信贷传导 |
| 4.2 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分析 |
| 4.2.1 TVP-VAR模型 |
| 4.2.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4.2.3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总量分析 |
| 5.1.1 SV-TVP-FAVAR模型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总量脉冲分析 |
| 5.2 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
| 5.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阶段性划分与数字特征 |
| 5.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效应分析 |
| 5.3 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
| 5.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均值法视角 |
| 5.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MS-AR视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预期与未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6.1 包含货币政策预期的DSGE模型 |
| 6.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6.2.1 数据说明 |
| 6.2.2 先验分布 |
| 6.2.3 最优期限选择与贝叶斯估计 |
| 6.3 未预期与预期视角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3.1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单指标评价 |
| 6.3.2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多指标评价 |
| 6.4 方差分解与稳健性检验 |
| 6.4.1 方差分解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重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7.1 包含货币政策预期与技术进步预期的DSGE模型 |
| 7.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7.2.1 数据说明 |
| 7.2.2 先验分布 |
| 7.2.3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 7.2.4 最优期限选择与贝叶斯估计 |
| 7.3 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
| 7.3.1 数量型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7.3.2 价格型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7.4 方差分解与稳健性检验 |
| 7.4.1 方差分解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金融稳定一般理论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李世斌. 吉林大学, 2021(01)
- [4]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D]. 彭钰栋.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D]. 姜龙. 吉林大学, 2020(03)
- [6]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张男. 吉林大学, 2020(03)
- [7]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D]. 王晓丹. 山东大学, 2020(02)
- [8]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9]东北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D]. 张振. 吉林大学, 2020(08)
- [1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张龙.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