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东山》构思巧妙

一、《诗经·东山》的巧妙构思（论文文献综述）

王赛男^[1]（2021）在《阮元诗歌笺注》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在经学、金石考据等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其创作的诗歌在清代诗歌发展中亦独树一帜,数量衆多,特色鲜明,但当前学界对阮元诗歌研究及艺术成就的认识尚且不足,故本文以中华书局1993年邓经元点校本《揅经室集》为底本,校以《文选楼丛书》本,对其中阮元诗卷部分进行笺注,同时参考学者颜建华的1佚成果,从《清代名人墨迹》《长离阁集》以及《扬州北湖续志》中补入佚诗共12首,以期为学界研究阮元之诗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笺注本。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主体部分为笺注。一、前言。该部分先是介绍阮元生平与着述,总结其在经学、史学、金石学以及文学四个方面的成就,以期对阮元本人及学术成就有全面的了解。然後《揅经室集》的版本流传情况,说明所选用的底本与参校本的缘由。其次介绍当前学界对阮元诗歌的研究现状,详细列举这一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并予以适当评述。最後论述阮元诗歌创作和理论中所体出的“真厚和雅,雅正为宗”的诗学思想的渊源及内涵,从丰富的诗歌内容、多样的语言形式以及典雅的艺术风格这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对阮元诗歌所体现出的诗学思想作出深入分析,对其诗歌的成就给予客观评价。二、凡例。该部分介绍本次笺注所使用底本与参校本、学界1佚成果以及笺注的内容与形式。三、笺注。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将阮元诗歌内容完整呈现,对其中的重点字词进行笺注,力求详尽。凡人物、地名、史实、典故等均加笺注,疑难或重点字词亦有注释。凡异体、俗体字等,径改为通用字。所引书籍一律注出篇名。本文在对阮元诗歌作系统而全面的笺注基础上,结合阮元诗学思想的根源和内涵,来论述其诗歌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做到诗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林雪儿^[2]（2021）在《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嘉三大家”是指刘宋元嘉时期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他们自发地在诗歌中运用时序感模式。时序感模式是一种诗歌结撰技术,也是一种审美经验模式,即它是一种较稳定的表达策略,是一种较一致的主观认知,它的审美意义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诗歌艺术方面的。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在汉末文人五言徒诗处形成以“感物缘情”为审美经验、有稳定的表达技巧的时序感模式。太康时期,“感时生情”成为时序感模式的审美经验核心。元嘉三大家将时序感模式继承下来,并主要在哲学与世俗两个范畴对其内容进行扩充,使其审美经验更加丰富,并将其发展成纯熟的诗歌结撰技术。而三人各自的文化认知与处时态度也在他们表达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元嘉三大家的时序感模式在内容上包括哲学时间、世俗时间、审美时间三类,分析其诗歌的哲学问题、人事遭际、美学意义,能梳理出时序与志、情、理等主题的联系。刘宋时期,“缘情说”的内涵发生变化,“物”的限制减少,“感物”不是必须的传情途径,时序感模式直接成为主题表现的工具。元嘉三大家以诗的时间作为内核,以时空溶合、今昔对比、虚实相生等结构手段,多角度描写、夸饰、比兴、象征等手法,排比、反问、对举等句式,巧用叠词、联绵词、副词、动词等炼字技巧表现这种诗性的时间。如果从时序感模式的角度切入元嘉诗运转关的论题,考察元嘉三大家诗歌创作的复古与创新,那么时序感模式就有了更丰富的美学意义。复古主要指再度恢复了诗歌缘情言志的功能,具体而言是牢牢抓住感时生情的抒情内核、时与情的联系更加灵活。而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最大的两处新变是情感浓度的提高以及对物色的关注。前者体现在生死别离与韶华易逝两大主题在诗歌中频繁出现,甚至在表达上多直抒胸臆、直接议论与诘问时序。而对物色的关注则出于化解时序压迫的需求,其主要特点是时序中的节物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甚至为了更好地表现物与情的关系,丰富了比兴的表现技巧。第一章叙时序感模式发展前史,手绘先秦至刘宋诗歌时序感模式发展史作为背景板。以时序感模式的诞生标志《古诗十九首》为界,分先秦两汉诗歌的时间意识与魏晋诗歌的时序感模式两部分,考虑到元嘉三大家的复古取向,重点落在建安、太康时期。再在元嘉文学的背景中考察三大家复古出新的诗学实践与时序感模式的联系。第二至四章根据时序感模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从哲学向度、历史向度、抒情美学向度分别展现三大家中以理、情为取尚的各类诗歌的审美经验架构,从“浓情”与“物色”两个角度突出元嘉三大家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的新变,既对三大家诗歌创作中的复与变均有所关涉,又显现时序感模式在诗史中的演变状况及在中古后期的形态。

王悦笛^[3]（2021）在《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文中指出唐宋时期,园林植物的栽培技艺更加成熟,植物种类更加丰富。唐宋文人对园林植物的栽培与观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独特的园林植物审美体验,在诗歌中有丰富的表现。唐宋诗歌的意象表现和艺术意境的营构,都与园林植物审美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内在联系。本文对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审美内涵,做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论文主体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主要考察唐宋时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王维和杜甫园林植物书写有着迥异的艺术特色。王维的辋川别业诗倾向于在无人与无我之境中,摒除人工因素的介入,呈露园林植物自然本真的面目;杜甫的园林诗则大量描写园林植物的配置、栽种和修剪活动,着重表现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错位,通常呈现出并不融怡和洽的园景。——两人几乎分别处于“物我交融”与“物我对峙”两端。白居易对园林植物的观照方式,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介于物我混融与物我对峙之间。白居易在长期的造园和园居的实践中,对植物材料之于园林审美的各方面意义有深刻领会,并在诗歌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入的表现,形成了卧赏、移床等富有个性的审美方式,以及极具个人色彩的“窗竹”等园林植物意象,并表现出驯化、吸纳式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就园林植物书写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诗中,值得关注的是园林植物的两种形象——作为隐逸符号的花木与作为博物和收藏对象的奇花异木。后世园林中模仿山林的富有野趣的空间,与相对世俗趣味的私人玩好空间的并立,在李德裕对平泉草木的吟咏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反映。苏轼诗中的园林植物审美具有浓厚的人文化特色,常将花木置于历史性文本或画境的联想及道德比附中进行审美,突出园林植物的德性美,并明确提出了“种木”即“种德”的思想。他相对忽略花木自然物态的书写及其与其他园林景素的配合,表现出了与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有所不同的审美侧重。晁补之是汇聚诗、画、园于一身的最具代表性的枢纽人物,处于文人造园到画士造园的过渡阶段。其东皋归来园的园林植物的分区式空间布局和种植方式,表现出了较有法度、相对成熟的园林植物景观配置,他的东皋诗植物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相关典故中的历史场景也反映出宋代园林文人化、文学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杨万里对园林植物的书写,既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又代表了宋人观物的典型状态。他对园林植物的物态、环境因素等特性的细致捕捉,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都是宋人对植物投以知识化、趣味化和审美性观照的典型体现,与宋代植物谱录和植物题材的绘画相通。下编是唐宋诗歌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论文选取了“窗竹”与“出墙花木”两个唐宋诗歌和绘画中的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结合图画与画论文献,挖掘其美学意蕴。窗竹意象以白居易对窗外之竹的吟赏最为典型,白居易对这一园林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开拓,其由内而外吸纳式的观物视角与宋人“窗景如画”的观念和绘画中“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艺术思维的联系。出墙花木在唐宋诗歌中有着丰富的艺术意蕴,其中“墙头花”、“出墙红杏”等意象,还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联想。这一意象在颜色的明艳与素净、线条的横斜与竖直之对比,以及半藏半露的状态等方面所具有“互妙”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画趣,与折枝花卉、悬崖古木等题材的绘画存在相通的画理。总的来说,唐宋许多文人能够自觉地在造园活动中,运用花木配合其他园林景素来构建园景。新型园林植物的引入和新观赏风尚的形成、对花木品种日趋精细的观赏和鉴别、花卉品种的改良和创新、以主题分区的方式栽植园林植物等等,都是唐宋园林,尤其是唐宋文人园林植物审美发展的重要表现。唐宋诗人对园林植物的吟咏,有着复杂的历史联想、精神投射,艺术表现多姿多彩,极大地深化了园林植物审美的内涵,与绘画审美也形成丰富的联系。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丰富审美内涵,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张茜^[4]（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姜维枫^[5]（2020）在《泰山辞赋研究》文中认为泰山文化源出上古,泰山辞赋滥觞于两汉,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自西东迁,阴阳五行说兴起,泰山被齐人纳入五行系统,从而具有了“一岁之首、万物之始”①的新含义。秦汉王朝,前后相续,实现一统。秦皇汉武求仙奉道,报天之功,先后东巡封禅。自此,泰山地位超拔五岳,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逐渐凸显。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②“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体制特征与上升期的秦汉王朝敷陈万物、宣扬美德、报天成功的家国心态绾合。在历代赋家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泰山辞赋含藏了帝王与国家的封禅文化、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华夷思想等。赋家借泰山持世、持己,在主流文化之外,抒写自家隐逸情怀,充分发挥辞赋的颂美讽喻与感物体道功用,表达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本论文由泰山辞赋文本阅读出发,呼应历史,力求深研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包蕴万端的文化内涵,揭析泰山辞赋作家独特的情怀与人格理想,体察泰山辞赋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论文共分三部分八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整体上揭析泰山辞赋之概貌和泰山形象的生成流衍特征;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集中阐释泰山辞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包括封禅文化、华夷之辨、正统观、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隐逸文化;第三部分为第八章,主要研析泰山辞赋的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第一章,泰山辞赋概貌纵览。主要从创作内容、情感、审美等方面,综括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两汉泰山辞赋以敦请封禅、颂美国家为主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出现讽喻、批判现实之作。唐代泰山辞赋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国势上升,泰山辞赋充满高歌进取的精神,赋文多书写封禅、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笔涉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后期藩镇割据、国势衰颓,泰山辞赋开始反思封禅,内容富于哲思与理性精神,风格沉静内敛。宋代泰山辞赋以真宗封禅泰山为界,前期风格华丽虚妄,后期质实尚朴。宋代真宗朝之后,封禅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元明清三代的泰山辞赋开始集中反思封禅,同时泰山作为自然山的地理特征受到关注。元代郝经《泰山赋》传达“大一统”“华夷一家”的治国理路和礼乐文化、王道仁政理想。明代泰山辞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并行,在颂美主题之外,出现表达隐逸情怀的赋作。清代泰山辞赋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文体与题材更趋多元,较同期长白山赋、东巡赋,泰山辞赋更注重形塑清帝省方展义、成民是念之特征;乾嘉以降,出现以人文泰山为主题的辞赋,特点是颂美功能尾大不掉。第二章,泰山形象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纵向梳理历代泰山形象的流衍变化特征。自汉代开始,泰山崇高巍峨的庄严形象,封禅大典恢弘威仪的皇家气魄与赋体文学恢弘俯仰、铺张扬厉的文体特征完美结合,泰山成为族群、国家、政权、文化认同的象征。元代之前,泰山形象处在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交融与离合之中;唐宋元明清几代,泰山形象表现出由国家正统向正统消解转移;明清两代的泰山形象出现另一流脉——于胶着板滞、踵事增华的神圣化描写中增添了灵活生动的平民气质。第三章,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封禅是历代泰山辞赋创作的主题,本章采用文史互证法,尝试厘清封禅之初衷与本质,梳理历代封禅观念的嬗变。古帝封禅本皆为民,至秦汉时期发展为求仙报功,唐朝帝王拨乱反正,封禅回溯为苍生祈福,至宋真宗封禅沦为帝王之术的手段,封禅大典的神圣性与崇高性被消解。从国家族群、帝王治道层面看,封禅有其积极的功用:帝王借“一统”“天命”“正统”观以巩固统治,借封禅以沿袭礼乐文化制度、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树立帝王典范、构建国家情感。泰山辞赋所承载的封禅文化,经过“秦仙汉纬,唐骄宋惑”的曲折发展,其主导是将“仁政”“德治”作为治道之本,以实现天下一统、安息苍生黔黎的理想。第四章,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思想贯通中国文化思想之始终,泰山辞赋中的族群意识与华夷观,与世推移,流衍轨迹清晰。就泰山辞赋创作而言,汉代的华夷观,主要集中于西汉时期,呈现为以大汉为中心的百蛮向风特征。唐代泰山辞赋之华夷观可以概括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一家论、正朔论。宋代泰山辞赋的华夷观演化为想象中的“华夷会同”“华夷同志”。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不言华夷、不辨华夷,实质上“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已成为此期思想的底色。第五章,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泰山辞赋传达出强烈的国家族群认同意识,泰山辞赋含藏大一统思想与礼乐文化。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为疆域一统、族群一统,还包括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社稷稳定、经济繁荣、黎庶安宁等思想内容。泰山辞赋承载的礼乐文化具体呈现为“德化”“和序”“颂美”等形式特征。唐宋时期的泰山辞赋将礼乐文化的阐释推至顶峰,宋之后,封禅辞赋创作式微,泰山辞赋关于礼乐的阐释逐渐消解。泰山辞赋中的礼乐文化呈现向由礼乐本义到祭祀艺术的回归。第六章,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信仰中,泰山是庙堂文化中沟通天人之津梁。汉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主要表达了基于“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传达出基于“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唐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出现了关于“先天”“奉天”“革天”的命题,这不仅是赋家个体的天人认知,也代表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宋代儒学与科学相对发达,宋人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出现新变,然而当赋家描绘帝王封禅的蓝图时,往往又会重启天人感应的传统模式。泰山辞赋借助天人关系服务皇权,“天命至上”“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是帝王文化的典型表征,当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出现离散之势,君臣无法从现实政治文化中获得自信与出路,便借助天人思想来稳固政权,凝聚国家意识,有时甚至不惜伪造天命来凝聚民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真宗朝的泰山辞赋强调天命主导,其后则强化人事、弱化天命。元明清时期,泰山辞赋的“天命”观不断弱化消解,然天命观的集体无意识仍若隐若现。第七章,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通观历代泰山辞赋,赋家所抒发的隐逸心态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面对出处浮藏的矛盾,对无德、无智、无功、无名之境的思考,对自然与自我合一的追求等。“隐逸”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之一,也是此期赋家津津乐道之题。唐宋隐逸绍承前代遗风,泰山辞赋一面表现怀才不遇、一面传达隐逸情怀,盛唐之后出现仕隐兼通之风。宋代泰山辞赋写出文人无可逃逸的矛盾。元代排斥文士,泰山辞赋否定以归隐为行欲之阶、怀揣逞志之辈。明代强求集权,泰山辞赋表达赋家由仕而隐的心路历程。清代对文人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倾向于自然与自我的合一,呈现为一种追求自由与人格的意识。总之,隐士、隐逸文化一直与封建王朝相伴相生,通观泰山辞赋,士人命运始终随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境遇而变迁。泰山隐逸辞赋借助象喻比德,书写出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八章,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历代泰山辞赋多借封禅与反封禅来实现颂美方今帝王之功用,泰山辞赋创作至清代,颂美内容出现新变,陈梦雷与周藩的同题《泰山赋》均能基于赋家的现实经历来表达辞赋主题。清代泰山辞赋多借意象颂美国家帝王,其一为自然意象,如泰山、白云、观日等;其一为文化意象,如“一览众山小”“登泰山小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挟山超海”等。赋家沿着咏物——抒情——颂美的创作路向,描摹泰山自然、体悟泰山人文,传递儒家修齐治道。相较于早期以封禅为主调的颂美辞赋,在泰山辞赋创作的后期,更多的自然与文人化物象融入辞赋作品,审美风格趋于自然、典雅、优美,美中不足的是,“颂美”之声尾大不掉。部分泰山辞赋创作改变了传统辞赋结构,加强了讽喻批判社会的内容,增加了匡救时弊的成分。泰山辞赋的感物体道功能,或借“体物写志”来表达人格理想,或借主客问对来完成由事悟道。论文最后有附录两则,其一为历代泰山辞赋目录,其二为泰山辞赋勘误。

韩璐楠^[6]（2020）在《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诗文百余首存于《陶渊明集》。《闲情赋》作为陶集中一篇较为独特的辞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闲情赋》作为研究对象,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在汉魏六朝情赋中审视《闲情赋》。全文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以历家的评点接受为中心,以对后世诗文创作的影响为重点,全面展现陶渊明《闲情赋》的研究价值与文学意义。陶渊明《闲情赋》作为六朝赋作中一篇颇有争议的作品,诸家各持己见,展开多元讨论,其接受内容主要存于陶集校本、文人诗话与词话、历家诗文集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闲情赋》的接受历程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历代文人《闲情赋》的评点,主要体现在以萧统“白璧微瑕”说为中心,以苏轼“比兴寄托说,”为重点,以其他文人的评点为补充,构建《闲情赋》接受的丰富体系。《闲情赋》接受的主要两大阵营,一是萧统提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批判赋文“卒无讽谏”,开启了《闲情赋》接受与批评的先河;一是苏轼反对萧统之见,提出“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何异。”指出此赋别有寄托,内涵丰富,逐渐成为接受主流;此外,一些文士不赞同萧、苏之见,提出不同见解,进一步深化了《闲情赋》的阐释与评论。后世对《闲情赋》的接受还体现对该赋的模拟、化用典故、对比研究等多个方面,各家的丰富解读,显示出《闲情赋》对文学创作的多重影响。其一,《闲情赋》作为汉魏情类赋作中的一篇佳作,后世文人对此创作手法与内容进行整体与局部模拟,体现其赋作对于后世的影响力;其二,诸多文人化用《闲情赋》中的意象与典故,从多个视角加以剪裁与重新构造,借此抒发细微繁富的情思;其三,历代诗人诗评此赋时,立足多篇作品相互比较,在多个角度的对比解读中,洞悉《闲情赋》的内涵,呈现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而陶渊明《闲情赋》一文,在后世诗文创作中多次被模拟与化用,也一定程度上展现出《闲情赋》的文学价值与深远影响。《闲情赋》对于其他文艺作品,如书画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渗透。此外,在陶渊明《闲情赋》接受过程中,不仅加深世人对于陶渊明形象的理解,扩充其诗文题材的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一个文学话题,在后世文人的评点与文学创作中彰显出《闲情赋》接受的多元文化价值。综上所述,无论是对《闲情赋》的文本解读与主旨探析,还是历代文人的阐释与评论,或是对《闲情赋》的模拟与化用,都体现了世人对《闲情赋》艺术价值的认可。虽时有争议,颇有微词,却正可体现《闲情赋》独特价值,客观上推动了《闲情赋》接受的蓬勃发展,为世人深入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参照。

郝曦光^[7]（2020）在《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文中认为朝鲜半岛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有着深邃而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艄公霍里子高之妻丽玉所作的《箜篌引》,然而与其悠久的渊源相比,女性创作的数量却甚为稀少,且有诗文集流传者仅限于朝鲜时代一朝。朝鲜王朝建国之初,便把儒家思想定为治国理念。社会及家庭内部以父权家长制与儒家伦理规范为根基实行着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半点话语权,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制约与限制,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不被认可与鼓励的事情。然而就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却涌现出了大批能用汉字作诗属文的女诗人,她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诗集甚至得到了刊行及流传。其中堪称“海东第一女诗人”许兰雪轩的诗集更在当时远播至中国及日本,在古代东亚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抹靓丽的色彩。朝鲜朝女性的汉文学创作是朝鲜汉文学史中不可忽略的一环,亦是留给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的研讨。鉴于此,本文从宏观的、整体性的角度着眼,对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发展的概貌、主题意蕴、艺术特色及与中国文化的关联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考察。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中主要从选题价值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对象及论文总体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概述。长期以来,朝鲜汉文学史一直被男性所主宰,女性创作处于边缘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以及清晰客观的评价。近些年,虽然学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一领域的研究,但仍显不足。现行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韩两国,国内起步相对较晚,成果较少;而韩国方面虽然研究颇丰,但大都集中于这一时期的几个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上,缺少宏观性的整体考察。第二章为朝鲜朝女性汉诗兴起的原因和发展概貌。朝鲜王朝建国以后在文化上的重大创举便是“训民正音”的创制,自谚文产生之后,朝鲜女性的教化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且在女子不宜为文的社会主流思想下,仍有一些进步思想的文人把目光投向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对她们的诗作给予一定的肯定与欣赏。朝鲜朝后期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家族越来越重视家中女子的教育,他们积极鼓励倡导女性读书识字,为妻妾子女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开明的家学环境。另一方面,朝鲜王朝时期官妓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妓生在教坊内接受了严格的艺技训练,提升了吟诗作赋的能力,且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她们,更加渴望通过作诗以立身扬名,求得身份上的提升。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各个阶层的女性皆展开了活跃的汉诗创作活动。此外,这一时期尤以朱之蕃与许筠为代表的中朝之间密切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女性汉诗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进一步刺激与推动作用。同时,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与立言求名以期不朽的自觉亦加速了女性创作的发展。因而,与前代相比朝鲜朝女性汉诗无论在作家还是作品数量上都实现一次质的飞跃,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个女性主导的文学诗社—“三湖亭诗社”,且在男性文人的认可及帮助下部分女性诗文集还得到了刊行及流传。第三章聚焦朝鲜朝女性汉诗的主题意蕴。这一时期的女诗人从闺阁情恨的诉说到超越苦难现世的渴望,再到民生国事的关心,实现了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表达的主题升华。首先,朝鲜时代的女性由于生活空间的局限性,她们所吟咏的范围常常离不开家庭与闺阁,如与恋人之间的相思与离情、嫁入夫家后对娘亲故土的思念之情以及因四时变幻所引发的伤春悲秋之情等;其次,在备受现实苦难的煎熬中,她们创作了诸多寄情自然、神游仙界及归隐田园主题的诗,而这些歌咏皆反应了她们想要超越现世苦境的一种内心渴望与情感诉求。最后,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作中还出现关乎国家军事、政治、民生等问题的诗歌,表达了她们对民族命运及百姓疾苦的关心与忧虑之情。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朝鲜朝女性汉诗的艺术特色。从诗歌语言上看,用语自然浅显,有着天然去雕饰之美感。表达方式上从抒情到明理,文思隽永,耐人寻味。艺术风格则整体上主要呈现出了含蓄婉丽、冲淡闲雅、清壮豪迈三种风格,同时诗中还巧妙运用了比兴、用典、叠词等多种表现手法,展现出了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创作的较高艺术水平及艺术魅力。第五章分别从与中国诗体、与中国民俗节日、与中国诗人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朝鲜朝女性汉诗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首先,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从古体到近体皆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采用,相对古体来讲,近体的创作数量更多且更显成熟。虽然在平仄及对仗方面仍显不足,但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诗人已基本掌握了这两种体裁的艺术技巧,呈现出了较高的汉诗创作水平。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沿用中国乐府古题翻新创作的乐府诗及对词的拟作。其次,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存在一部分与中国民俗节日,如与重阳、七夕、除夕、端午、寒食等等有关的诗歌创作。在保持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原型的基础上,诗中亦融入了朝鲜朝女诗人自身的审美体验与命运感受,表现出了具有民族化及性别化特色的诗歌文本特征。最后,朝鲜朝女性汉诗中亦表现出了深受中国的陶潜、李白及杜甫影响与辐射的痕迹。她们的诗作中不仅频繁出现了这三位诗人的名字及相关典故,还大量化用及借鉴了陶潜、李白及杜甫诗中的意象、意境、风格等,表现出了强烈的追捧与膜拜之情。然而在效仿摹拟的同时,却并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而是紧扣自身的人生经历与命运体验,写出了独具特色的情怀与感受。朝鲜时代给予了女性太多的痛苦与磨难,然而自古苦难造就诗人,可以说恰是这一苦难的时代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女诗人。她们在时代的凄风苦雨中悲情吟咏,所谱写的诗歌如同春水般温柔,夏花般绚烂,亦如秋叶般静美,冬夜般凄凉。更为难得的是,她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并融入到自身的文学创作中,缔结出了一朵朵象征着民族文化间交流成果的汉诗之花。

姚灼^[8]（2020）在《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文中提出集注就是汇1或综合诸家对同一古籍音义的注释。对各个版本的注释进行整理,并对个别部分进行补充,加深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张怀瓘是唐代着名的书法理论家,留下许多价值极高的书法理论着作,《书断》是其书论中重要的一篇。《书断》的内容颇多,范围极广,时间跨度较大。首先是对十体发展历程的论述和概括,并把各个书家按“神、妙、能”三个层次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其品评的标准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本文对《书断》进行集注汇评,主要针对现有的相关着作进行集注,并相应的加入笔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求文意更为通顺,便於理解。首先文章第一部分是绪论,对《书断》以及张怀瓘的研究现状,版本问题以及研究的重要性进行简单的论述。其次文章第二部分是对张怀瓘本人以及他的其他相关着作进行简单的论述和概括。最後文章第三部分即本文的主体,针对笔者手中现有的各个版本对《书断》进行校对,主要以明毛晋《津逮秘书》民国十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的济古阁本为底本,以笔者目前掌握的其他版本加以参校。校对部分主要以王云五的《丛书成集》、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其主要包括《中国书画全书》本、《四库全书》本、范祥雍点校本、洪丕谟点校本;《墨池编》主要包括《中国书画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何立民点校本;《书苑菁华》主要包括陈思编撰本以及《中国书画全书》收录本、《四库全书》、《历代书法论文选本》、潘运告《张怀瓘书论》、石连坤《书断》、梁德水《张怀瓘〈书断·序〉解读》本、邵军校注的《书断》、边平恕、金菊爱《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为主。注释部分主要依据潘运告《张怀瓘书论》、石连坤《书断》、梁德水《张怀瓘〈书断·序〉解读》本、邵军校注《书断》、边平恕、金菊爱《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对文章的注释部分进行集注,最後根据相关的硕博论文对与《书断》有关的论述进行汇评总结,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邱丹^[9]（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提出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王伟^[10]（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指出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二、《诗经·东山》的巧妙构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诗经·东山》的巧妙构思（论文提纲范文）

（1）阮元诗歌笺注（论文提纲范文）

（2）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泰山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论文提纲范文）

（9）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10）《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诗经·东山》的巧妙构思（论文参考文献）

• [1]阮元诗歌笺注[D]. 王赛男.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D]. 林雪儿. 中山大学, 2021(08)
• [3]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D]. 王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4]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泰山辞赋研究[D]. 姜维枫. 山东大学, 2020(12)
• [6]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D]. 韩璐楠. 扬州大学, 2020(01)
• [7]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D]. 郝曦光. 吉林大学, 2020(08)
• [8]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D]. 姚灼.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9]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10]《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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