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交通运输业投资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王一佼[1]（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互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我国经济已经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均具有迫切需求。我国在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中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而交通运输作为衔接供需两端的重要纽带,其在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以及提高供需匹配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强化交通运输在现代经济体系的支撑与先导作用,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要深入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同时基于交通强国的发展目标,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将迎来更加宝贵的“黄金时期”。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是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及创新引领新产业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实现我国产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的跨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能够有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而且也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理论层面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存在一定相互作用,因此从实证角度探究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制,并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二者之间的机制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为研究背景,进行研究的总目标在于:一是,测算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验证“一带一路”倡议分别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着的政策影响,从而为本文后续研究奠定重要的政策背景。二是,从动态视角下考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短期和长期互动关系。三是,基于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机制,并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二者之间的机制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策影响评价。该部分内容首先利用RAM模型对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经济与环境联合效率进行测度,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进行衡量。其次通过理论分析假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分别对我国沿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然后利用DID模型对以上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着促进了我国沿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显着促进作用。（2）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互动关系分析。该部分内容主要基于测度得到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利用PVAR模型从动态角度对二者之间在短期和长期的互动关系进行讨论。基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进行考虑,同时结合短期和长期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得出全国样本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着的相互促进关系,而分地区来看该结果存在异质性情况。具体地,东部地区样本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没有显着促进作用,相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则能显着促进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提升;中、西部地区样本下均存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着的相互促进关系。（3）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该部分内容首先从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视角基于理论分析假设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扩大市场需求、改善资源错配和进行技术创新三条作用路径来间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然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以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所得结论与理论分析存在一定差异,现实中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和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未能通过改善资源错配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次通过理论分析假设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市场需求水平、资源配置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三个中介变量产生影响的路径会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调节,然后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以上假设进行了论证。（4）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机制分析。该部分内容首先从交通运输需求变化的视角基于理论分析假设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以通过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的作用路径来间接促进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提升,然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以上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证;其次通过理论分析假设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的中介变量产生影响的路径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调节,然后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以上假设进行了论证。本文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如何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促进效应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效应;如何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改善资源错配和强化技术创新;如何基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求,从供给侧角度优化我国交通运输结构的相关对策建议。
郭瑾[2]（2020）在《低碳港口形成机理及投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港口是耗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低碳港口建设日益受到重视。港口低碳发展是我国世界一流绿色港口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碳排放2030年达峰、2060年碳中和承诺实现的主力军。分析和把握港口低碳形成机理,对于掌握我国港口低碳发展规律、辅助港口低碳投资决策、做好碳减排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围绕上述目的,本论文对我国港口低碳形成机理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应用到获取港口低碳建设投资优化策略上。以上港集团为典型案例,通过借助LMDI方法详细探究了低碳港口的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两大驱动因素贡献规律;借助Gamma分布函数深入分析了基于深层多维度影响因素的低碳港口演化机理规律,借助随机优化理论构建了不确定环境下低碳港口碳减排投资优化模型。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借助LMDI分解法构建了基于能源消耗视角下的我国港口碳足迹测算和表层驱动因素分解分析模型,测算港口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单位货物吞吐量碳足迹的驱动效应。同时,以2008-2019年期间的上港集团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港集团碳足迹总量呈缓慢增长趋势,电力能源消耗是上港集团碳足迹的主要来源;受制于我国火电在电力能源结构中占比仍较高影响,上港集团单位货物吞吐量碳足迹降低主要来自能源效率的提高驱动,其能源结构的调整对单位货物吞吐量碳足迹影响不明显。（2）借助Gamma分布函数建立了不含影响因素和含有影响因素低碳形成机理演化模型,揭示我国低碳港口形成机理。以港口单位货物吞吐量碳足迹为低碳港口演化因变量指标,同时借助对应深层政策、能源、港口规模、技术和管理五大影响因素的我国单位GDP能耗、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足迹、上港集团货物吞吐量和节能减排资金投入四个量化自变量指标,采用Gamma分布概率密度函数拟合得到低碳港口形成机理。以2006-2019年期间的上港集团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上港集团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2020-2030年期间其单位货物吞吐量碳足迹仍将保持持续下降趋势,但上港集团要突出重视提升碳减排技术和管理能力。（3）构建了不确定环境下的港口碳减排投资决策模型。将碳排放投资预算上限约束、碳排放清缴配额、碳减排政府补贴、碳足迹总量、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等多个关键因素纳入了港口碳减排投资优化决策范围,让场景尽量贴近港口实际。同时,以碳减排投资综合成本最小化为优化目标,基于港口碳排放配额、碳减排投资预算上限等约束条件,将港口碳足迹和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同时纳入碳减排投资优化决策过程,考察了两者不确定情景下对碳减排投资决策所带来的联合影响及优化策略。利用随机过程理论方法,推导得到了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港口碳减排投资简约式目标函数和优化模型,并利用梯度下降法求解得到最优化投资额。对上港集团碳减排投资优化问题进行案例分析,验证了本模型科学性和合理性。
张爱萍[3]（2020）在《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搭售是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产业组织理论和反垄断领域对搭售行为研究颇多,但都缺乏对消费者福利的特别关注。在交通出行中,有些搭售现象也很有趣:一些损害消费者福利的搭售行为,如火车票搭售保险,仍有消费者选择这一搭售组合;一些有益于消费者福利的搭售行为,如高铁出行搭售网约车服务,但是很多消费者更偏好通过第三方平台约车;还有一些搭售行为,如网约车搭售“感谢费”和第三方平台购买火车票搭售“加速包”,平时很少有人问津,但在特定条件下（如出行高峰期）则被消费者争相抢购。这些现象表明,一是传统以消费者剩余为标准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很难解释这些交通出行领域中发生的新现象,二是时空特征的差异也会影响消费者出行决策行为。因此,本文引入了心理账户理论,建立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框架,从消费者特定时空出行决策的视角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问题。特定时空带来的经济评价决定了消费者福利,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比较消费者福利的差异并阐释出行决策。基于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分析发现,心理账户的核心是消费者对经济结果进行评估并分类记账以获得满意最大化,评估就是对决策结果差异化的经济评价,而特定时空出行决策是消费者心理账户的基础。心理账户理论认为,消费者购买活动获得的总效用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获得效用即消费者剩余,另一个是交易效用即相比参考价格的收益或基于商品成本定价的收益。消费者购买搭售组合获得的总效用与分开购买独立商品的效用总和之比,即不可替代率,可用来分析特定时空下消费者对搭售的经济评价。物信同步关系、同物异信关系、异物同信关系和物信异步关系四种物信关系下交通出行服务的消费者经济评价具有明显差异性,消费者心理账户对满意最大化的要求会驱动出行服务向物信关系统一方向发展。物信关系的改善,会直接提升消费者交通出行特定时空的经济评价结果。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改善了物信关系,改变了消费者经济评价,形成了独立的消费者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本质区别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有技术层面和心理层面两个体现,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应重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基于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依次对合约型搭售、技术型搭售和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进行分析,并以合理原则为基础对搭售行为进行反垄断经济分析可以得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果。在合约型搭售下,假设搭售组合总成本为1,则存在临界价格1.87使得消费者选择从纯搭售向混合搭售转变,同时消费者剩余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大小关系不是同向变化。在技术型搭售下,一家企业投资而另一家企业不投资是稳定的纳什均衡,同时交通出行企业开放基础服务合作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在心理型搭售下,消费者选择交通出行服务不是只关注价格,特定时空的出行服务质量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经济评价。以“合理原则”在反垄断审查过程中的经济分析为基础,结合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行业特性,本文提出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原则,综合分析技术不可替代性和心理不可替代性。综上所述,本文结论有四点:考虑行为因素的消费者福利分析可以更有效地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问题。基于交通出行消费者决策中的行为因素,将心理账户理论和搭售理论相结合,建立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消费者心理账户中经济评价的变化结果,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问题。两种决策结果的经济评价不以固定比例稳定存在即为不可替代性,这与微观经济学中两种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商品具有可替代性的概念有了很大区别。心理账户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购买总效用包括获得效用和交易效用两部分,基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弥补了仅考虑消费者剩余的不足。基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能解释消费者决策与消费者剩余之间并非必然关系。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基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解释以往通过消费者剩余分析方法难以阐释的消费者决策与消费者剩余变化方向不一致的矛盾现象,一是消费者购买总效用与消费者剩余的增减幅度不一致,二是交通出行服务的开放合作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因物信关系统一而效率提升的心理型搭售在增加消费者福利的同时也受到负面物信关系的制约。基于对搭售理论发展历程的梳理并结合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诸多现象,研究发现交通出行附加服务中广泛存在心理型搭售。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商品与为了更高效获取和使用该商品的服务进行搭售,即心理型搭售。心理型搭售是交通出行业追求物信关系统一的竞争策略,一方面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增加现在福利,另一方面也会受到物信关系风险制约。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中可能涉及的反垄断经济分析应兼顾技术不可替代性和心理不可替代性。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支配地位的交通出行企业采用搭售策略会产生排除竞争或市场封锁的结果,时空因素对消费者交通出行具有重要影响,因而针对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进行反垄断经济分析应兼顾技术不可替代性和心理不可替代性。技术不可替代性程度较高则是垄断存在的直接依据,心理不可替代性程度较高是参考依据。图18幅,表19个,参考文献179篇。
王晶晶[4]（2020）在《中国海运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以中远海运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海运市场加速整合,海运业陷入运力持续过剩、运量增速下跌的恶性循环。在海运业发展受限的情况下,国内外大型传统海运业为扭转困局出现了新一轮大规模兼并重组风潮。中远海运重组形成,马士基吞并汉堡南美,海洋网联船务从日本邮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中诞生,韩进海运宣告破产等等。企业兼并接连发生,航运联盟几番重组,全球海运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市场结构愈发趋向寡占。在这一背景下,为进一步推动海运业国际化的发展,本文对中远海运的国际化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由定量分析得知,海运业国际化发展是为扩大全球市场竞争优势,中国海运企业的境外投资面对的不再只是本土市场竞争,而是参与争夺世界航运市场份额。由案例分析得知,海运业往往以航线代理以及设立海外办事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并与本土企业合作合资占据境外市场,进而设立独资子公司或绿地投资布控全球航线。国际化路径遵循着网状布局→本土经营→全球运作→联盟组建→兼并重组→联盟重建的路径演进。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寡头企业纷纷抱团组建联盟,又通过兼并重组快速获得实际控制权,导致联盟瓦解,形成动态平衡。由产量博弈分析可知,成立联盟后各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福利。若各成员实力均等则在联盟成员数为4时达到各自利润增加值最大化。只有实力相当的寡头才能维持长期的合作联盟,也只有规模相当的联盟之间才能相互抗衡。由价格博弈分析可知,兼并重组,尤其是大企业之间的兼并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兼并重组的趋势是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必然结果。由进化博弈分析可知,市场上选择联盟或兼并的企业是稳定有限的,现有联盟的市场占有率维持在80%左右,市场中依旧存在大量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中国海运业的国际化有“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三个层次。为进一步“走上去”,中远海运应审时度势,在实现海外大区域管理的同时避免过度扩张;结合当前海运市场形势,大多数有实力的海运业“走进去”的契机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尚处于“走出去”阶段的企业而言,扩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减少资源内耗和同质化竞争,才能不被吞并。海运业的大势所趋是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建立行业联盟。
惠乐天,杨徐君[5]（2020）在《四川省交通运输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对于四川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利用E-views软件所得结论进行分析,四川省交通运输业还存在投资模式陈旧、资金流向趋势顽固、资本市场时序失衡、投资环境受限、技术问题难以攻克等问题。相应的对策应当是创新投资模式,更新融资理念;开拓投资渠道,盘活资金动力;加强投资导向,分析制定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提供多方支持。
乔睿蕾[6]（2020）在《“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6”行业）率先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改革,至2016年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我国完成了从营业税到增值税转变的税制改革。“营改增”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打通抵扣链条,解决了营业税原有的重复征税问题,减轻了企业税负,更深层次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减税释放企业活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现有文献对“营改增”政策实施的效应给予了较多关注,既包括对财税体制、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也不乏对企业税负、投资、研发和分工效应等微观企业政策效应的评估,然而尚未涉及“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重要的是,“营改增”实现对投资、研发、技术引进等诸多方面的促进作用需要企业为之提供资金,现金持有作为内部资金来源必然会在“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发挥其对实物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支持作用,从而促使企业调整现金持有政策,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如何变化,变化程度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最终是否产生了相应的经济效应,发挥了现金持有的战略作用,这些都是“营改增”带来的影响中被忽视但却亟待探索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进行了如下研究:首先,“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作用机制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文在理论方面的创新之处。作为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反映企业留存现金的程度和积极性,即相对现金储蓄倾向,首次阐述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作用机制,认为“营改增”后,企业为发挥现金持有对实物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支持作用而调整现金持有政策,主要通过改变企业投资行为（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等）、改善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包括销项税从销售收入中分离、外购商品和服务的抵扣以及税率变化效应等）等途径,降低了企业留存现金的程度和积极性,从而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本文首次从投资政策与现金政策的联动关系、现金持有量与经营现金流量的联动关系两个角度,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其次,本文基于“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2011年-2016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基于Almeida et al.（2004）现金流模型的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基于系统方程组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该影响的动态时间效应、所有制效应和行业效应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并进一步运用PSM-DID（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营改增”显着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在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中更显着,且动态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效性。再次,探求“营改增”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变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由于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同时具有可抵扣性和可转嫁性两种特征,故“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也主要通过抵扣渠道和转嫁渠道传递。本文理论阐述了抵扣能力和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税负转嫁能力越强,“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越大,抵扣能力越强,“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越大,这说明抵扣能力和税负转嫁能力直接影响了“营改增”的政策效应。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中更显着,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显着。最后,在前述分析“营改增”对现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政策调整产生的相应经济后果,以探寻“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战略效应的实现途径与程度,并使“营改增”对现金持有行为与后果的影响分析更加连续。产品市场投资是企业投资的重要方向,“营改增”促使企业减少现金持有以支持产品市场投资,使产品市场的业绩和竞争力提高,发挥现金持有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程度及具体中介途径,发现“营改增”显着提升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总体上看,“营改增”主要通过增加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提升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但对于服务业企业和研发型制造业企业而言,“营改增”同时通过增加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和增加研发投入两种途径提升了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探析“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政策的影响,理解“营改增”背景下企业投资政策和现金政策之间的关系,证明了“营改增”可以促进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调整以发挥其战略效应,通过降低以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为表征的现金储蓄倾向,支持实物投资,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发挥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另外,企业应重视税负转嫁能力和抵扣能力的提升,以促进“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战略效应的发挥,最大化政策红利。
马倚虹[7]（2020）在《社会和经济网络中心位置的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资产价格的视角》文中指出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公司之间以及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使得风险、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和资产价格的演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标准资产价格决定理论忽视了资产、投资者之间的互相关联和互相作用,而网络分析工具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社会和经济网络视角下,各个市场参与主体（节点）的异质性已不再仅由自身孤立的经济属性决定,还受到自身网络位置中心程度——与其他各个参与主体之间连接关系的多寡、强弱以及方式——的影响。基于经济网络形式的多样化、网络中连接方式的复杂性,不同节点的网络位置千差万别,在风险传染和信息传递过程的作用也显着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作用日益重要、国内市场参与主体差异显着、各市场参与主体关联紧密的泱泱大国,更加不能忽视不同网络位置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然而,由于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与内生性,识别节点网络位置的异质性作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研究网络中节点位置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与理论意义。本论文以资产价格为切入点,选取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羊群交易这三个资产定价领域的重要设定,通过对多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网络（包括行业间投入产出生产网络、机构投资者间关系网络、基金同事关系网络）进行挖掘,识别了在社会经济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节点在风险、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以及这种异质性作用如何影响资产价格这一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节点在经济网络中的位置越中心,即与更多的节点产生网络连接关系、与其他节点在网络中的距离越接近或连接的节点更为中心时,节点的“权势”就越大。具体机制可以概括为:第一,中心的节点可以更有效地联系到其他节点,因此,对风险的敞口更大,信息获取成本也更低;第二,丰富的网络关系为中心节点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使得中心节点面临的限制和转换成本更低,因此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在现实中体现为更强的合作共谋能力以及风险吸收能力。依靠这两方面的“权势”,中心节点在风险传染、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显着不同于边缘节点,投资回报率也更高。因此,社会和经济网络中代表性公司互联性、投资者互联性为风险、信息的传递提供了渠道,对资产价格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从外部性角度,本文基于1995-2011年40个国家35个行业构建的投入产出生产网络,通过手工收集的733个外生的行业冲击事件,探索性地从实体经济角度识别经济网络中的风险传染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平均而言,行业风险可以在投入产出网络中自上而下传递3阶之远;第二,中心位置的行业相较于边缘位置的行业有更高的风险吸收能力。本文继而通过多部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从资产定价角度挖掘行业中心程度与对系统性风险的总敞口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我国2002-2010年行业投入产出数据加以验证。经研究发现,风险传染效应可以形成不可分散的系统性风险,而行业中心性与随机贴现因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行业中心性构建定价因子CMP,发现CMP因子可以作为新的资产定价因子。虽然高中心性行业可以部分地缓解自身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处于中心位置的行业对系统性风险的总敞口也越大,因此股票回报率越高。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本文利用中国混合拍卖式IPO制度下的询价数据（2010年11月1日-2012年4月28日）,基于是否共同参与IPO询价构建出机构投资者间询价关系网络,研究不同位置的投资者在拍卖式IPO中的异质性行为和投资回报。研究发现询价机构中心程度越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这表现在:第一,询价机构的中心性越高,即参与此次IPO询价的“伙伴”询价机构越多,询价机构越有可能参与此次IPO,降低拍卖式IPO中“参与询价群体的不确定性”这一问题;第二,询价对象中心性越高,搭便车报价的概率越低,说明信息共享可以提高信息准确度,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第三,询价机构的中心性越高,报价准确度（相较于发行价格）越高,说明关系网络中存在信息共享、合作报价的可能。进一步考察发现,询价对象间网络结构越密集,IPO首日回报率越高,说明机构投资者间询价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效应并没有提高IPO定价准确程度,而是提供了合作压低报价的渠道。最后,从羊群交易角度,本文基于2006-2018年开放式基金数据和基金同事关系网络,研究基金中心性与基金投资行为和基金业绩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基金的中心性越高,投资策略的差异性越弱,与其他基金的投资组合相似程度、抱团持股程度越高,因此存在羊群交易效应;第二,基金中心性越高,择时能力、择股能力也越好;第三,基金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越中心,基金超额回报率越高,“抱团”可以“取暖”。此外,相比于基金家族外部形成的关系,基金业绩更容易受到内部关系的影响,基金同事关系网络具有“亲疏有别”的特征。本文结论对研究经济网络中市场参与主体的异质性和互联性、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加强对系统重要性行业的识别与监管、优化IPO制度设计、促进资本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有重要现实意义。
王兰娟[8]（2019）在《反倾销的对外投资激励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不断升级,中国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因此学者们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问题的研究也相对成熟起来,对于OFDI与反倾销壁垒之间的关系研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理论界对反倾销造成的企业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大多从发达国家角度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异质性行业的反倾销壁垒对该行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首先利用价格领先的Stackelberg模型分析在自由贸易条件和东道国设置反倾销壁垒条件下中国企业采取的决策差异,以及探究企业选择OFDI以跨越反倾销壁垒的临界条件。其次,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7年中国对17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反倾销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出发,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角度,运用2005-2018年中国对能源行业、金属行业、交通运输业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以及行业遭受反倾销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反倾销壁垒对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抑制效应。同时考虑到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还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在理论和实证检验基础上,总结得出反倾销壁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一般路径,进一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性政策建议。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东道国实施的反倾销壁垒显着的刺激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中经济规模和对东道国的出口额均显着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样本来看,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带来的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反倾销引发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其次,不同行业间遭受反倾销后作出的决策存在异质性。能源行业、金属行业、交通运输业遭受反倾销与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化学原料及制品业遭受反倾销会负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影响结果不显着。此外,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动态连续性,易受上一期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还发现,东道国与母国的地理距离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效应也存在差异,能源行业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地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倾向于投资与母国地理距离近的国家。最后,针对能源行业进行分样本检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对能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显着大于发展中国家。能源行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倾向于与母国距离近的东道国;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其地理距离对能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着的抑制效应。可见,反倾销壁垒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拓海外市场。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环境不同,反倾销对我国造成的影响也各异,也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走出去”,当面临反倾销壁垒时要积极做好应诉准备,维护企业切身利益。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方式及发展战略,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冯晓菲[9]（2019）在《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文中提出小微企业是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对象之一。自2013年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我国不断强调要加强对小微企业这类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这为小微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我国陆续出台各项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在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小微企业贷款投入力度,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从2010年末的7.55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末的33.49万亿元,是2010年末的4.4倍。《中国金融年鉴2017》数据显示,随着企业规模的下降,抵押贷款占比逐渐增加,信用贷款占比逐渐减少,这充分说明金融机构认为企业规模越小,信用状况越差,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为小微企业发放抵押贷款,约50%的小微企业需要提供抵押品才能够获得贷款。虽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在逐渐上升,但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小微企业本身规模小,经营方式比较灵活,生产不确定性大,处于整个产业链中的末端,抗风险能力较弱,尤其是在我国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去产能、金融去杠杆、流动性分层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小微企业受到较大的冲击。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日益凸显,单户贷款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更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点关注的对象。如何降低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是关系到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故研究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问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随着企业规模的下降,抵押贷款占比逐渐增加,违约风险逐渐增大,资产质量逐渐变差。以信用担保为主的大型企业贷款,违约风险较低,资产质量较好。以抵押担保为主的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较高,资产质量较差。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属于高风险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小微企业贷款中更加严重。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信贷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为了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抵押和保证为主要形式的担保在借款合约中广泛存在。我国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中,大部分需要抵押担保,无法提供抵押品的小微企业,需要提供保证担保。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中起什么作用?在贷前甄别环节是否减轻了小微企业逆向选择?在贷后监督环节,是否缓解了小微企业道德风险?抵押和保证这两种担保方式,哪种更能够降低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本文沿着抵押和保证两大主线,基于小微企业微观数据,从贷前甄别和贷后监督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抵押担保、保证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事后违约风险的影响,判断抵押担保、保证担保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中的作用,对比分析了抵押担保、保证担保在影响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方面的差异,得出哪种担保方式在缓解信息不对称方面更有效。结合利率定价,从不同价值抵押品和不同保证担保方式角度分析了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居高不下的原因,这对金融机构防范和化解小微企业违约风险,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以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信息不对称视角来看,抵押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抵押在小微企业贷款发放前发挥的是甄别小微企业质量的作用,且甄别效果较好,减轻了逆向选择。抵押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缓解了道德风险。不仅如此,在贷款发放之后,抵押对小微企业贷款从可疑演变为损失类资产形态的贷款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保证虽然无法减轻贷款发放之前的逆向选择,但却能够有效缓解贷款发放之后的道德风险。保证在贷款前发挥的是甄别小微企业质量的作用,保证人的增信功能在银行甄别小微企业质量方面效果欠佳,并未有效减轻事前的逆向选择。保证不仅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缓解道德风险,而且能够有效阻止小微企业贷款从次级-演变至可疑、损失等形态。与抵押贷款相比,保证贷款的小微企业事前风险较高,逆向选择更严重。原因在于,在银行无法甄别小微企业风险的情况下,由于差借款人提供抵押品的成本较高,抵押能够帮助银行把好借款人与差借款人分离出来。而由于保证人的准入门槛较低,小微企业提供保证人的成本低,加之保证人的实力良莠不齐、担保能力有限、银行无法充分识别保证人的风险等,导致保证无法将好借款人和差借款人有效分离出来,所以保证无法降低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缓解逆向选择。在事后违约风险方面,与抵押相比,保证更能够降低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缓解道德风险。原因在于:（1）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无论是抵押担保还是保证担保,利率越高,事后违约风险越高。抵押贷款平均执行利率高于保证贷款,导致抵押贷款的事后违约风险较高。（2）从代偿角度来看,抵押贷款是物的担保,抵押品的担保属于内部担保,银行在抵押品价值范围内获得代偿,抵押贷款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抵押品价值波动以及执行比较难等因素影响,增大了抵押品的代偿执行难度,提高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保证是人的担保,保证人的担保属于外部担保,在保证贷款中,保证人以其全部资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银行信贷产品设计不科学,违约风险较高。既然抵押、保证都能够降低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缓解道德风险,那为何最近几年,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逐渐暴露,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双升?这与利率定价,不同价值抵押品以及不同保证担保方式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不同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发现,与强抵押相比,弱抵押不仅增加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增加了逆向选择,还提高了事后违约风险,加剧了道德风险。弱抵押不仅增加了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而且对贷款从正常状态最终演变为次级-、损失状态起到加速恶化的作用。因此,弱抵押贷款拉高了全部抵押贷款的事后违约风险。与自然人单一保证相比,自然人联合保证不仅能够降低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减轻逆向选择,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事后违约风险,缓解道德风险。信贷产品利率定价不合理,会导致小微企业贷款发生违约。利率越高,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越高。银行通过设计不同的借款合约,将低风险与高风险的小微企业有效分离出来。银行为提供高价值抵押品的小微企业匹配强抵押、低利率的借款合约,为提供低价值抵押品的小微企业匹配弱抵押、高利率的借款合约。不同价值抵押品的小微企业贷款具有不同的风险属性,弱抵押的违约风险比强抵押高。银行更偏好为低风险的小微企业发放低利率的强抵押贷款,但是往往由于能够提供强抵押担保的小微企业较少,迫使银行大多开展高利率的弱抵押贷款。较高的弱抵押贷款利率定价,促使小微企业为获取更高的收益,开展主营业务以外的对外投资,追求投资成功率低,收益率高的煤矿、房地产等投资项目,加剧道德风险,这是导致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双升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同保证担保方式的小微企业贷款具有不同的风险属性,自然人单一保证的违约风险比自然人联合保证高。自然人单一保证产品本身风险较高,是小微企业风险集中爆发的高地,银行为降低风险溢价,设计了较高的利率。银行发放高利率的自然人单一保证贷款是导致银行小微业务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双升的又一主要原因。银行的风险甄别能力尚待进一步提升。在贷前甄别和贷后监督两个环节,小微企业主基本特征、小微企业地区特征、借款合同特征、宏观经济变量对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事后违约风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距。关于小微企业主基本特征的影响,本文发现,在贷前甄别环节,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经营公司的女性小微企业主事前风险较高;而在贷后监督环节,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个体工商户事后违约风险较高。关于地区特征的影响,在贷前甄别环节,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较低,中部、西部地区的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较高;而在贷后监督环节,内蒙古东部、中部地区的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均高于西部地区。关于借款合同特征的影响,在贷前甄别环节,贷款金额对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的影响不显着;而在贷后监督环节,贷款金额较高的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较高。贷款期限在贷前甄别环节和贷后监督环节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即期限越长,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和事后违约风险越低。银行为预防事前风险而采取的按月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并未有效降低小微企业事后违约风险。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在贷前甄别环节,内蒙古地区GDP增速越快,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越低;而在贷后监督环节,内蒙古地区GDP增速越快,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越高。M2增速在贷前甄别环节和贷后监督环节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即M2增速越快,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和事后违约风险越高。这充分说明,银行风险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发展速度快的时候,银行往往低估风险,认为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较低,一旦经济降速,小微企业违约风险将会逐渐暴露,事后违约风险较高。不同担保方式对不同地区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具有异质性影响。银行认为,无论是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中、东部地区,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西部地区,抵押均能够降低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减轻逆向选择。保证却提高了不同地区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加剧逆向选择。小微企业贷款事后违约风险不仅与抵押担保方式有关,而且与小微企业地区特征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证贷款事后违约风险越高,而抵押贷款的事后违约风险越低。内蒙古中部、东部地区小微企业抵押贷款事后违约风险较低,西部地区的事后违约风险较高。保证贷款恰恰相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实证研究自然人保证担保的视角创新。现有文献多从理论角度研究第三方商业性担保机构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有的文献得出保证担保能够降低贷款违约风险,缓解道德风险;有的文献则认为保证担保提高了贷款违约风险,加剧道德风险。少数文献从理论角度分析自然人保证担保贷款违约风险,然而,实证研究缺较为欠缺。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到较少学者探讨的自然人保证担保,从实证角度分析保证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为破解小微企业因缺乏有效抵押品的贷款难题,提高银行发放自然人保证担保力度,控制小微企业自然人保证贷款违约风险提供了有力支撑。（2）与以往研究仅聚焦小微企业事后违约风险不同的是,本文从贷前甄别和贷后监督两个视角,比较全面地分析抵押担保在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中发挥的作用。现有理论强调了以抵押为代表的担保方式能够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缓解信息不对称;而实证研究主要致力于寻求信贷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的证据。从实证角度来看,抵押担保到底是减轻事前的逆向选择还是缓解事后的道德风险,现有文献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抵押担保在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中各发挥什么作用?现有实证文献尚未厘清。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使用实证方法,从贷前甄别和贷后监督两个维度,探讨了抵押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事前风险、事后违约风险的影响。本文从实证角度对现有理论进行检验,有效分离了抵押担保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这不仅厘清了抵押担保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检验了银行传统的“抵押品崇拜”风险防控手段的科学性,为金融机构设计、完善抵押贷款产品提供了新的设计理念。（3）多维度检验银行风险甄别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这一思路创新。本文对比分析发现,银行贷前甄别和贷后监督效果存在一定的差距,小微企业主基本特征、小微企业行业特征、小微企业地区特征、借款合同特征和宏观经济变量这五大方面对小微企业事前风险和事后违约风险影响不同。这充分说明,银行的风险甄别能力尚需进一步提升,而且只有经过现实反复论证之后的风险甄别标准,才能够帮助银行甄别小微企业事前风险,进而降低事后违约风险。
瞿淦[10]（2020）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表明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杠杆。按照国际经验,产业升级动力结构源自国内与国际环境变动的双重驱动。无论是边际产业论,还是产品生命周期假说,都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的结构变革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变为净输出国,因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产业升级的战略机遇期所产生的驱动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在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产业升级方面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是描述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母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研究或囿于对产业升级概念内涵理解的差异、或囿于理论关注的层面的不同,大多未能对国际直接投资助推产业升级的特殊性作出准确概括,同时对这种产业升级助推作用的内在机制及其传导过程也缺乏系统分析。本文在对产业升级作出“改进型”与“结构型”归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证据,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的基本假说。对外直接投资回馈国内产业升级的“反哺效应”,其本质是导入国际市场机制而非政府政策参数推进产业升级,从而将产业升级置于世界市场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和定位。基于这一假说,本文对“反哺效应”展开了分层解构。通过选取不同行业代表性厂商,刻画其在效率改进或产业链升级的具体路径。相关的案例分析不仅总结了我国厂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推进产业升级的运作经验,而且深入揭示了产品升级-企业升级-产业链升级的产业升级的微观和中观基础。并且,本文通过采集相关的面板数据,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定计量经济模型,从宏观视角对不同投资类型的“反哺效应”进一步加以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反哺效应”的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路径差异,而且厂商的空间分布和行业选择的异质性,对效应的强弱程度亦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的案例研究和计量检验,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反哺效应”的本质特征及其作用机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建议认为,跨国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主体,是“反哺效应”能否生成的关键战略支点。“反哺主体企业化”要求我国大力培育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体系,这是国内产业升级耦合世界产业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而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反哺效应”的必要前提,是厂商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国际市场需求导向,高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助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反哺机制市场化”政策建议的实质,是要求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和投资区位时注重合理性和稳健性。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下的产业升级企业化的“反哺主体”和市场化的“反哺机制”,其特点集中在反哺路径的国际化。“反哺路径国际化”对我国国内产业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制定产业升级政策。综上所述,“反哺效应”假说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回路”中,产业升级并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副产品”。放大“反哺效应”既对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国内产业升级开创了更广阔的国际经济空间。
二、2004年交通运输业投资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交通运输业投资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互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径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问题的研究 |
| 2.1.1 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 |
| 2.1.2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评价方法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关问题的研究 |
| 2.2.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的影响 |
| 2.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因素 |
| 2.3 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策影响评价 |
| 3.1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影响 |
| 3.1.1 研究假设 |
| 3.1.2 范围调整度量模型 |
| 3.1.3 双重差分模型 |
| 3.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1.5 稳健性检验 |
| 3.1.6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的影响 |
| 3.2.1 研究假设 |
| 3.2.2 双重差分模型 |
| 3.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2.4 稳健性检验 |
| 3.2.5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互动关系分析 |
| 4.1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设定 |
| 4.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
| 4.3.2 GMM估计结果 |
| 4.3.3 脉冲响应分析 |
| 4.3.4 方差分解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 |
| 5.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市场需求水平的中介作用 |
| 5.1.2 资源配置水平的中介作用 |
| 5.1.3 技术创新水平的中介作用 |
| 5.1.4 “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作用 |
| 5.2 相关模型设定 |
| 5.2.1 中介效应模型 |
| 5.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4 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5.4.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5.4.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1 中介效应检验 |
| 5.5.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模型的设定、识别与估计方法的选择 |
| 5.6.2 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 |
| 6.1.2 “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作用 |
| 6.2 相关模型设定 |
| 6.2.1 中介效应模型 |
| 6.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
| 6.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中介效应检验 |
| 6.4.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模型的设定、识别与估计方法的选择 |
| 6.5.2 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启示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低碳港口形成机理及投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价值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4.1 低碳港口定义和范围 |
| 1.4.2 研究对象选取理由 |
| 1.5 研究内容、方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4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结论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我国低碳港口发展阶段理论 |
| 2.1.2 港口碳足迹过程测算理论 |
| 2.1.3 碳排放LMDI分解理论 |
| 2.1.4 Gamma分布函数理论 |
| 2.1.5 随机优化决策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低碳港口碳足迹测算方法研究评述 |
| 2.2.2 低碳港口影响因素研究评述 |
| 2.2.3 低碳港口形成机理研究评述 |
| 2.2.4 低碳港口形成评价研究评述 |
| 2.2.5 碳减排投资优化决策研究评述 |
| 2.3 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 基于能源消耗视角的低碳港口形成驱动因素研究 |
| 3.1 研究思路 |
| 3.2 驱动因素分解模型 |
| 3.2.1 港口碳足迹驱动因素解构 |
| 3.2.2 港口碳足迹测算和驱动因素分解模型 |
| 3.3 上港集团低碳港口形成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
| 3.3.1 数据采集 |
| 3.3.2 碳足迹计算 |
| 3.3.3 能源结构和效率驱动因素分解 |
| 3.4 主要结果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Gamma分布的低碳港口形成机理研究 |
| 4.1 研究思路 |
| 4.2 深层影响因素及其量化指标选择 |
| 4.2.1 刻画指标 |
| 4.2.2 外部影响因素及量化指标 |
| 4.2.3 内部影响因素及量化指标 |
| 4.3 基于Gamma分布的低碳港口形成机理拟合模型构建 |
| 4.3.1 不含影响因素的拟合模型 |
| 4.3.2 含有影响因素的拟合模型 |
| 4.4 上港集团低碳港口形成机理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采集 |
| 4.4.2 实证结果 |
| 4.4.3 低碳演化趋势 |
| 4.5 主要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5 低碳港口碳减排投资优化研究 |
| 5.1 研究思路 |
| 5.2 低碳港口碳减排投资优化模型构建 |
| 5.2.1 问题描述 |
| 5.2.2 模型假设 |
| 5.2.3 模型构建 |
| 5.2.4 模型优化 |
| 5.2.5 最优解求解法 |
| 5.3 上港集团碳减排投资优化案例分析 |
| 5.3.1 数据采集及主要参数确定 |
| 5.3.2 碳减排投资额K最优解 |
| 5.3.3 敏感性分析 |
| 5.4 与实际情况结果对比分析 |
| 5.5 主要结果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低碳港口建设对策建议 |
| 6.2.1 港口行业层面的对策分析 |
| 6.2.2 港口企业方面的对策分析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现象发现与问题提出 |
| 1.1.1 搭售现象的广泛存在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附加服务与交通出行附加服务 |
| 1.2.2 搭售的概念及其与捆绑的区别 |
| 1.2.3 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相关阐释 |
| 1.2.4 其他相关概念简述 |
| 1.3 研究现状与进展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1.4.4 创新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评述 |
| 2.1 搭售理论 |
| 2.1.1 哈佛学派与杠杆理论 |
| 2.1.2 芝加哥学派与单一垄断理论理论 |
| 2.1.3 后芝加哥学派与非定价效率动机 |
| 2.1.4 双边市场理论与定价策略 |
| 2.2 心理账户理论 |
| 2.2.1 心理账户理论的发展 |
| 2.2.2 心理账户理论的特征 |
| 2.2.3 心理账户理论的作用机制 |
| 2.3 附加服务理论 |
| 2.3.1 基本服务与附加服务 |
| 2.3.2 交通出行附加服务 |
| 2.4 文献评述和本文研究方向 |
| 2.5 本章小结 |
| 3 解释框架:物信关系视角下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3.1 交通出行特定时空决定消费者心理账户基础 |
| 3.1.1 特定时空出行服务对心理账户的影响 |
| 3.1.2 特定时空出行心理账户的不可替代性 |
| 3.1.3 附加服务搭售对心理账户的影响 |
| 3.2 心理账户驱动特定时空下的物信关系进步 |
| 3.2.1 物信关系类型 |
| 3.2.2 出行服务的物信关系 |
| 3.2.3 心理账户引导物信关系改善 |
| 3.3 物信关系改善交通出行特定时空的结果 |
| 3.3.1 搭售的物信关系变化 |
| 3.3.2 物信关系统一改善出行特定时空 |
| 3.3.3 附加服务搭售的物信关系改善心理账户 |
| 3.4 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与反垄断经济分析 |
| 3.4.1 搭售问题实质上就是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分析 |
| 3.4.2 搭售问题的反垄断经济分析应重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3.5 本章小结 |
| 4 合约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1 我国铁路的合约型搭售发展历史 |
| 4.1.1 我国铁路发展历史 |
| 4.1.2 铁路服务产品的变化 |
| 4.1.3 合约型搭售的形式变化 |
| 4.2 合约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2.1 多产品市场下的基础模型 |
| 4.2.2 纯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2.3 混合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3 火车票与保险合约型搭售的结果分析 |
| 4.3.1 纯搭售与不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对比 |
| 4.3.2 混合搭售与不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对比 |
| 4.3.3 混合搭售与纯搭售的消费者购买总效用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5 技术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1 中国高铁的技术型搭售发展历史 |
| 5.1.1 中国高铁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 |
| 5.1.2 高铁出行中的服务产品变化 |
| 5.1.3 技术型搭售的产品服务形式 |
| 5.2 技术型搭售的产品改进与消费者福利 |
| 5.2.1 “赢者通吃”市场下的基础模型 |
| 5.2.2 产品改进策略下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2.3 技术搭售策略下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3 高铁出行与外卖服务技术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3.1 技术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比较 |
| 5.3.2 产品改进策略下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5.3.3 技术型搭售下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5.4 本章小结 |
| 6 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6.1 我国网约车的心理型搭售发展历史 |
| 6.1.1 我国网约车发展的历史 |
| 6.1.2 网约车服务产品的变化 |
| 6.1.3 心理型搭售的产品服务形式 |
| 6.2 网约车心理型搭售的出行服务分析 |
| 6.2.1 网约车与出租车的基本服务差异 |
| 6.2.2 网约车与出租车的附加服务差异 |
| 6.2.3 网约车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价值评价 |
| 6.3 网约车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购买总效用分析 |
| 6.3.1 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购买总效用 |
| 6.3.2 附加服务心理型搭售的经济评价 |
| 6.3.3 心理型搭售与物信关系风险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反垄断经济分析 |
| 7.1 附加服务搭售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7.1.1 附加服务合约型搭售 |
| 7.1.2 附加服务技术型搭售 |
| 7.1.3 附加服务心理型搭售 |
| 7.2 “合理原则”下附加服务搭售的反垄断经济分析 |
| 7.2.1 限制不利于消费者的技术不可替代性 |
| 7.2.2 改善有益于消费者的心理不可替代性 |
| 7.2.3 基于“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原则”的经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中国海运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以中远海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内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
| 2.2 服务业国际化进入模式 |
| 2.3 海运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
| 2.3.1 物流业的组织网络 |
| 2.3.2 海运业的国际贸易 |
| 2.3.3 海运业的战略联盟 |
| 2.3.4 海运业的兼并重组 |
| 2.4 文献评述 |
| 3 中国海运业的国际化发展现状 |
| 3.1 海运业的定义 |
| 3.2 中国海运业国际化发展现状 |
| 3.2.1 行业背景及走势 |
| 3.2.2 市场格局与供需 |
| 3.2.3 企业特征和层次 |
| 3.3 中国海运业国际化发展问题 |
| 4 案例分析:中远海运国际化的演进、动因与机理 |
| 4.1 中远海运的国际化路径演进 |
| 4.1.1 中远海运的发展现状 |
| 4.1.2 国际化经营模式对比 |
| 4.1.3 国际化路径演进分析 |
| 4.2 中远海运的国际化决策动因 |
| 4.2.1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
| 4.2.2 变量统计和回归分析 |
| 4.3 国际化路径选择的内在机理 |
| 4.3.1 海运企业的特殊性 |
| 4.3.2 战略联盟的必要性 |
| 4.3.3 兼并重组的必然性 |
| 4.3.4 联盟兼并的平衡性 |
| 5 结论和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5）四川省交通运输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
| （一）现状分析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交通运输部门投资与经济增长间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与分析方法 |
| 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2.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模型 |
| （二）数据统计及计量测度 |
| 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测度 |
| 2. 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测度 |
| 四、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四川省交通运输业投资模式陈旧，招商引资活力欠缺 |
| （二）四川省交通运输业投资方向单一，资金流向趋势顽固 |
| （三）四川省交通运输业投资引导不足，资本市场时序失衡 |
| （四）四川省交通运输业投资环境受限，技术问题难以攻克 |
| 五、结论与启示 |
| （一）创新投资模式，更新融资理念 |
| （二）开拓投资渠道，盘活资金动力 |
| （三）加强投资导向，分析制定政策 |
| （四）改善投资环境，提供多方支持 |
（6）“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论文结构安排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 |
| 1.4 核心概念与事件概要 |
| 1.4.1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
| 1.4.2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
| 1.4.3 税负转嫁能力 |
| 1.4.4 抵扣能力 |
| 1.4.5 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评述 |
| 2.1 关于“营改增”的文献评述 |
| 2.1.1 “营改增”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2.1.2 “营改增”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
| 2.2 .关于现金持有的文献评述 |
| 2.2.1 现金持有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
| 2.2.2 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 |
| 2.3 关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文献评述 |
| 2.3.1 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到“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
| 2.3.2 融资约束与CCFS的关系研究 |
| 2.3.3 将CCFS视为收入不确定性的结果 |
| 2.3.4 将CCFS视为不同条件下相对现金储蓄倾向的反映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营改增”背景及改革历程 |
| 3.2 “营改增”通过改变投资行为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2.1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 3.2.2 投资行为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3 “营改增”通过改善经营现金流量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3.1 “营改增”对经营现金流量的直接影响 |
| 3.3.2 “营改增”通过经营现金流量对现金持有量的间接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设定与计算方法 |
| 4.2.3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3 分组分析与动态效应检验 |
| 4.3.4 运用PSM-DID进行稳健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税负转嫁能力概述 |
| 5.2.1 税负转嫁能力的含义 |
| 5.2.2 相关文献评述 |
| 5.2.3 税负转嫁能力的衡量指标 |
| 5.3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平均效应 |
| 5.4.2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所有制效应 |
| 5.4.3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市场特征效应 |
| 5.4.4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行业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抵扣能力的引入 |
| 6.2.1 相关文献评述 |
| 6.2.2 抵扣能力的衡量指标 |
| 6.3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6.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2 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平均效应 |
| 6.4.2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所有制效应 |
| 6.4.3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行业效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概述 |
| 7.2.1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含义 |
| 7.2.2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衡量方法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7.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2 变量与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 |
| 7.4.3 基于不同实现途径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项目 |
（7）社会和经济网络中心位置的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资产价格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社会和经济网络和节点 |
| 1.3.2 三种社会和经济网络之间的内在联系 |
| 1.3.3 社会和经济网络位置 |
| 1.3.4 经济后果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复杂网络理论 |
| 2.1.1 复杂网络内涵 |
| 2.1.2 网络中心位置与经济后果 |
| 2.2 资产价格决定理论 |
| 2.2.1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回顾 |
| 2.2.2 传统资产价格决定理论的改进 |
| 2.3 社会和经济网络与资产价格交叉研究 |
| 2.3.1 经济网络与风险传染 |
| 2.3.2 社会网络与投资者决策行为 |
| 2.3.3 经济和社会网络与资产价格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投入产出网络中心位置与股票收益率 |
| 3.1 本章概要 |
| 3.2 投入产出网络与风险传染文献回顾 |
| 3.3 行业风险样本 |
| 3.3.1 识别行业冲击 |
| 3.3.2 行业冲击类别 |
| 3.3.3 行业冲击描述性统计 |
| 3.4 构建投入产出网络 |
| 3.4.1 投入产出网络定义 |
| 3.4.2 行业在网络中的位置 |
| 3.4.3 行业投入产出网络性质 |
| 3.5 数据、变量设计及研究方法 |
| 3.5.1 数据来源 |
| 3.5.2 变量设计 |
| 3.5.3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
| 3.6 投入产出网络中心性与风险传染效应 |
| 3.6.1 实证分析 |
| 3.6.2 稳健性检验 |
| 3.7 投入产出网络中心性与股票收益率 |
| 3.7.1 理论模型 |
| 3.7.2 实证检验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机构投资者关系网络中心位置与IPO定价 |
| 4.1 本章概要 |
| 4.2 IPO定价文献回顾 |
| 4.3 构建机构投资者关系网络 |
| 4.3.1 机构投资者关系网络构建 |
| 4.3.2 机构投资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 |
| 4.4 数据、变量设计及研究方法 |
| 4.4.1 数据来源 |
| 4.4.2 变量构建 |
| 4.4.3 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
| 4.5 机构投资者关系网络实证分析 |
| 4.5.1 网络中心性与协同参与 |
| 4.5.2 网络中心性与“搭便车报价” |
| 4.5.3 网络中心性与报价准确程度 |
| 4.5.4 关系网络与IPO定价后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金同事关系网络中心位置与基金业绩 |
| 5.1 本章概要 |
| 5.2 基金经理与基金业绩文献回顾 |
| 5.3 构建基金同事关系网络 |
| 5.3.1 基金同事关系网络定义 |
| 5.3.2 基金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 |
| 5.3.3 基金关系网络性质 |
| 5.4 数据、变量设计及研究方法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变量构建 |
| 5.4.3 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
| 5.5 基金关系网络实证分析 |
| 5.5.1 基金网络中心性与基金业绩 |
| 5.5.2 基金网络中心性与投资行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 6.1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A.1 模型求解 |
| A.2 引理3-1的证明 |
| A.3 引理3-2的证明 |
| A.4 定理3-1的证明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反倾销的对外投资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贸易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第二节 反倾销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反倾销壁垒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外对华反倾销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第二节 国外对华反倾销现状 |
| 第三节 反倾销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 |
| 第四章 反倾销壁垒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及反倾销壁垒条件下的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跨越反倾销壁垒动机的机制阐述 |
| 第五章 反倾销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假说和计量模型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及变量选取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六章 反倾销对中国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及变量选取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本文框架和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工具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文本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信息不对称与违约风险的理论基础 |
| 2.1.1 违约风险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是发生违约的主要原因 |
| 2.1.4 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理论 |
| 2.1.5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抵押、保证对违约风险的理论基础框架分析 |
| 2.2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抵押、保证对违约风险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2.1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抵押对违约风险的影响 |
| 2.2.2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保证对违约风险的影响 |
| 2.3 抵押贷款、保证贷款的利率定价与比较 |
| 2.3.1 贷款定价模式 |
| 2.3.2 抵押贷款、保证贷款利率定价比较 |
| 2.4 影响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其他因素 |
| 2.4.1 借款人基本特征与违约风险 |
| 2.4.2 财务状况、信用状况与违约风险 |
| 2.4.3 行业特征与违约风险 |
| 2.4.4 借款合同特征与违约风险 |
| 2.4.5 地区经济特征与违约风险 |
| 2.4.6 宏观经济因素与违约风险 |
| 2.5 小结 |
| 3.我国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现状和特征 |
| 3.1 小微企业的划分与特征 |
| 3.1.1 小微企业的划分 |
| 3.1.2 小微企业经营管理特征 |
| 3.1.3 小微企业主要融资途径 |
| 3.2 我国小微企业贷款特征分析 |
| 3.2.1 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抵押贷款占比更高 |
| 3.2.2 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型银行更倾向于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
| 3.2.3 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加严重 |
| 3.3 我国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特征 |
| 3.3.1 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 |
| 3.3.2 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抵押贷款违约风险更高 |
| 3.4 小结 |
| 4.抵押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分析 |
| 4.2.3 变量描述 |
| 4.2.4 描述统计 |
| 4.2.5 计量模型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抵押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 |
| 4.3.2 抵押担保对不同地区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 |
| 4.4 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
| 4.4.1 强抵押、弱抵押与事前风险 |
| 4.4.2 强抵押、弱抵押与事后违约风险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小结 |
| 5.保证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描述 |
| 5.2.2 描述统计 |
| 5.2.3 计量模型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保证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 |
| 5.3.2 保证担保对不同地区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 |
| 5.4 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
| 5.4.1 自然人联合保证、自然人单一保证与事前风险 |
| 5.4.2 自然人联合保证、自然人单一保证与事后违约风险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小结 |
| 6.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对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对比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6.1.1 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的作用机制 |
| 6.1.2 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的违约风险对比分析 |
| 6.1.3 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的利率定价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对比分析 |
| 6.2.2 计量模型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贷前甄别:抵押担保、保证担保对事前风险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3.2 贷后监督:抵押担保、保证担保对事后违约风险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3.3 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居高不下的原因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小结 |
| 7.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以及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完善风险甄别机制,减轻逆向选择 |
| 7.2.2 差异化贷后监督,缓解道德风险 |
| 7.2.3 完善贷款产品,降低违约风险 |
| 7.2.4 开展自然人保证担保贷款,有效缓解贷款难题 |
| 7.2.5 因地制宜地制定行业风险管理策略 |
| 7.2.6 有的放矢地制定区域风险管理规划 |
| 7.2.7 中小银行做好逆周期风险管理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 |
| 1.2.2 产业升级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理论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形成与发展 |
| 2.1.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成果 |
| 2.2.2 国内研究成果 |
| 2.3 现有理论评述 |
| 第3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增速快 |
| 3.1.2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跟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
| 3.1.3 中国已步入净资本净输出阶段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特征 |
| 3.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3.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分布 |
| 3.2.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 |
| 3.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选择 |
| 3.3 中国产业升级的特征和演化分析 |
| 3.3.1 中国产业升级基本特征 |
| 3.3.2 中美产业升级水平对比 |
| 第4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生成机制分析 |
| 4.1 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 |
| 4.1.1 资源供给 |
| 4.1.2 市场需求 |
| 4.1.3 技术创新 |
| 4.1.4 战略资产 |
| 4.2 反哺效应假说 |
| 4.2.1 反哺效应的定义 |
| 4.2.2 反哺效应的特征 |
| 4.2.3 反哺效应的内涵 |
| 4.2.4 反哺效应微观理论模型 |
| 4.3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生成机制 |
| 4.3.1 对外直接投资资源供给反哺机制 |
| 4.3.2 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扩张反哺机制 |
| 4.3.3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帕累托改进机制 |
| 4.3.4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战略导向反哺机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跨案例分析 |
| 5.1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2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3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4 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第6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说和变量选择 |
| 6.1.1 理论假设 |
| 6.1.2 变量设置 |
| 6.2 样本选择和模型介绍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模型介绍 |
| 6.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1 基于整体视角 |
| 6.3.2 基于年份视角 |
| 6.3.3 基于区域视角 |
| 6.4 平稳性检验 |
| 6.4.1 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
| 6.4.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
| 6.5 整体实证分析 |
| 6.5.1 静态面板结果 |
| 6.5.2 动态面板结果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母国空间异质性与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6.1 东部地区 |
| 6.6.2 中部地区 |
| 6.6.3 西部地区 |
| 6.6.4 小结 |
| 6.7 东道国投资区位与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7.1 平稳性检验 |
| 6.7.2 协整检验 |
| 6.7.3 回归分析 |
| 6.8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8.1 灰色关联度方法 |
| 6.8.2 数据选取 |
| 6.8.3 计算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有显着的反哺效应 |
| 7.1.2 东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反哺效应不均衡 |
| 7.1.3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区位选择有差异 |
| 7.1.4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 |
| 7.2 产业升级反哺效应放大的政策建议 |
| 7.2.1 反哺主体企业化 |
| 7.2.2 反哺路径国际化 |
| 7.2.3 反哺机制市场化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主持和参与课题 |
| 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2004年交通运输业投资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互动机制研究[D]. 王一佼. 长安大学, 2021(02)
- [2]低碳港口形成机理及投资优化研究[D]. 郭瑾.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研究[D]. 张爱萍.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4]中国海运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以中远海运为例[D]. 王晶晶. 浙江大学, 2020(02)
- [5]四川省交通运输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J]. 惠乐天,杨徐君. 西部学刊, 2020(10)
- [6]“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D]. 乔睿蕾. 东南大学, 2020(01)
- [7]社会和经济网络中心位置的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资产价格的视角[D]. 马倚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反倾销的对外投资激励效应研究[D]. 王兰娟.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6)
- [9]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D]. 冯晓菲.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2)
- [10]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D]. 瞿淦. 苏州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