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岁的女孩在爸爸去世后存活了几天

一、Girl,2,Survives for Days After Dad Dies（论文文献综述）

李宜倢^[1]（2021）在《记忆与表达—“红色高棉事件”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红色高棉事件是柬埔寨历史上一出令人痛心的惨剧。在短暂的执政时期,红色高棉不顾柬埔寨的基本国情推行的激进政策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红色高棉政权自此丧失了民心,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坍塌和毁灭,也成为了一代人挥之不去和无法逾越的梦魇。亲历了红色高棉事件这场空前浩劫的幸存者试图努力让这道刺目锥心的伤口成为永恒的警示,他们以回忆录的形式叙述重现这一事件,并在叙述中完成了自我的治愈与重塑。论文以幸存者写作的回忆录为基础,对红色高棉事件的文学书写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论述。首先,幸存者以第一人称视角用微观炽热的书写补充宏观冷静的历史叙述,将有关红色高棉事件的个体记忆叙述与真实的历史事件互证,使我们得以从这一微观的切口窥见那时真切的生命状态。其次,幸存者文学书写中凸显的时空意象——照片与手表、金边与梦境,见证了红色高棉事件中的创伤和苦难。书写中的意象来源于唤醒的记忆,是时空的表征。幸存者通过意象的召唤寻找情感的慰藉,治愈精神的创伤。最后,幸存者的个体记忆通过文本参与建构集体记忆,幸存者作为后创伤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治愈和重塑。其目的在于:只要生活还得继续,人类还需要生存的意义,对历史事件的记录、阐释,对灾难的叙述就是必须之举。

朱云会^[2]（2021）在《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文中提出翻译家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是在中国官方翻译机构任职的英籍翻译家。她的一生译着颇丰,译介的作品体裁丰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戴乃迭的翻译工作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合作翻译”模式（主要合作者为其丈夫杨宪益先生）和“独立翻译”模式。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的作品,对戴乃迭独译作品的关注略有欠缺。在中国生活近60年期间,戴乃迭独立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包括短篇作品140余篇,长篇作品20部左右。这些译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对翻译家戴乃迭及其译作的研究可以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方面入手。宏观方面,探究戴乃迭的生活背景,梳理其翻译实践活动,寻找时代背景与翻译实践活动、翻译选材之间的关系。微观方面,深入文本内部,从细微处提炼精华,找出戴乃迭作为翻译家的独特性。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对比分析、整理归纳、文本细读、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戴乃迭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着重从翻译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划分、翻译选材的特性、不同体裁的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思想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揭示了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对当今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首先,本研究对戴乃迭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阶段划分,即:非职业翻译阶段和职业化译介阶段。其中,非职业翻译阶段起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戴乃迭前往国立编译馆工作时结束;职业化译介阶段起始于四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戴乃迭停止译介工作时结束。非职业翻译阶段是戴乃迭翻译活动的奠基阶段,该阶段的合译者主要是杨宪益。职业化译介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四十年代初至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结束至九十年代初。本研究从翻译的时代背景、工作环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分析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职业化之后,戴乃迭独译作品的数量增多,职业规范性增强,翻译风格日益凸显。其次,总结戴乃迭翻译选材的民族性与文学性的特点。“民族性”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价的标准之一,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身份的彰显和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存在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构造之中,譬如,语气、修辞、写作技巧、写作结构等。戴乃迭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选择当代着名作家沈从文、孙犁、张洁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叙事结构、叙事方式、作品主题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有利于展现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再次,分析戴乃迭翻译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譬如小说、诗歌、回忆录、单口相声、民间传说。其中,小说的数量占译作总数的一半以上。分析戴乃迭翻译小说时的时代背景,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从“红色”小说、女性作家小说、童话体小说三部分入手,分别探究译者在译本中塑造的农民形象、女性形象、儿童形象;分析戴乃迭发表的相关文章,指出译者主体意识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论文指出了戴乃迭翻译小说的四个特色:（1）译本在尊重源语文本语言、内容和形式等的基础上,尽量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2）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凸显原文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农民形象、女性形象和儿童形象;（3）重视不同年龄段读者受众的需求。在翻译童话体小说时,戴乃迭区分了儿童读者与成年读者在阅读能力和接受能力方面的差异;（4）充分考虑中英文的行文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删除冗杂的赘述。本研究将戴乃迭英译的诗歌分为新诗和民间叙事诗。首先,以王书怀诗歌英译本为例,分别从诗歌韵律、诗歌的抒情与叙事特征等角度深入分析戴乃迭英译的新诗。其次,以《阿诗玛》英译本为例分析译者翻译的民间诗歌,探究戴乃迭英译本的底本,进而从诗歌韵律和修辞的翻译入手,分析译本的特征。本研究梳理《阿诗玛》的英译本,并从翻译目的、文本再现、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对《阿诗玛》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其中,两个英译本出自戴乃迭。综合来看,戴乃迭英译中国诗歌主要有三个特点:（1）以诗译诗,再现原诗的形式美;（2）重视诗歌的韵律;（3）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小说和诗歌以外,戴乃迭还英译了回忆录、单口相声和民间传说等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回忆录是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献,本研究以《新凤霞回忆录》为例,分析回忆录的翻译价值,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情感倾向。相声的精华是“包袱儿”,分析《张寿臣单口相声选》中各种类型的“包袱儿”,指出戴乃迭翻译不同“包袱儿”时采用的显化和隐化翻译策略。《北京的传说》中包涵了许多京味文化,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究译者对源语文本京味文化的解读与再现。本章探索出戴乃迭翻译其它体裁文学作品的以下特点:（1）注重文体特色的传输与再现。（2）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通过添加副文本等方式增强译本的文学性与可理解性;（3）译本篇目的选取顺应了意识形态的需求,符合时代主题。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从翻译选材观、读者审美与接受观、译研结合观、翻译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总结戴乃迭的翻译思想。在翻译选材方面,将译者的翻译选材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的选材特点及其主客观影响因素。在读者审美和接受方面,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戴乃迭遵守职业规范、尊重文化差异、重视读者的阅读接受。她选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译介文化负载词,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译研结合观是戴乃迭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戴乃迭为许多译本添加《译者序》,主要讲述了译本产生的背景、作者的创作背景、作者的生平简介、译者的翻译感想等。此外,译者还通过添加脚注、撰写评论性文章等方法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译介与传播。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戴乃迭强调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研究还发现,戴乃迭的文化修养、审美意识以及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熟知程度等方面同样影响戴乃迭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翻译思想的形成。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发分析戴乃迭的翻译选材,剖析戴乃迭英译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探究影响戴乃迭翻译实践的主客观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戴乃迭的翻译思想,有益于促进翻译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

高宝军^[3]（2021）在《院门孤独》文中研究指明孤独的院门老家的院门像个精灵,在我的脑海里徘徊,在我的梦幻中出现。院门破旧得不成形了,漆皮脱落得斑斑驳驳,瓷片残缺得豁豁牙牙,两扇破门板在风中六神无主地摇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一样。透过开裂的缝隙,我看见了童年的自己。他正坐在院子里啃半块馒头,黑红的脸膛印着汗痕,焦黄的头发沾满草屑,两只黑豆似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院门,眼神里充满期待。

吴美玲^[4]（2020）在《湖北省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二战时期日军在亚洲地区推行“慰安妇”制度,迫使40万妇女成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受害妇女就达到20万,是受害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十几个省份大规模建立慰安所,将诱骗、掳掠等手段征来的无辜妇女关入所内供日本官兵发泄兽欲。湖北省因特殊的战略地位,惨遭日军铁蹄践踏长达七年余,湖北也是受日军“慰安妇”制度残害程度较深的省份之一。日军自1938年入侵鄂东后,便在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建立慰安所;同年10月26至27日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日军在这里建立起武汉兵站,作为战时大后方开始了长达7年多的占领,伴随着的是包括陆、海军100多个慰安所的林立;接着日军逐渐入侵到鄂东北的孝感、黄陂,鄂中的荆州、荆门、宜昌等地,慰安所也紧跟着日军的步伐遍及上述地区;即使是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3月,在十堰几乎均为山区的地方仍能看到日军慰安所,令人愕然。据已发现的档案、日本战犯笔供、“慰安妇”口述、相关报纸、少数的文史资料等多方证据推断,日军在湖北省至少建立了295个慰安所,是目前发现慰安所数量最多的省份。也因为湖北特殊的战略地位,武汉三镇成为日军作战的大后方,其他地区又有或短或长的兵站支点,更有几次会战的作战前线,慰安所的分布呈现着稳定性与流动性并存的特点。湖北已经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较为成熟的阶段,慰安所自上而下的建立更加熟练与系统,慰安所管理与运营的整体性与全面性也更具备。依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推算出的24000名“慰安妇”保守推断出湖北“慰安妇”至少35000余名,这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武汉籍受害者袁竹林、韩国籍河尚淑、《二十二》电影主人公之一的毛银梅等。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各省中,湖北慰安所数量最多,受害人数最多。万恶的军国主义,男女的不平等,以及集体特殊时期的群体狂热等等都是导致该制度产生与发展到如此地步的原因。对该湖北慰安所的梳理,使我们了解到该制度在湖北实施的具体规模,从整体上丰富了“慰安妇”制度历史的全貌与区域细节,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不仅如此,湖北一省切实史料的呈现、受害者证词的相印证,从根本上驳斥了日本政府至今抵赖、否认该制度实施的真实性。铁证如山。

韩圣豪^[5]（2020）在《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塔里木》2018年第一期节选、《塔里木》2018年第四期节选、《活着就是幸福》节选》文中提出

高静^[6]（2020）在《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创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加拿大首位摘此桂冠的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史上首位仅凭短篇小说创作而获奖的作家。门罗的作品展现了一直处于主流文学边缘的加拿大文学的无穷魅力,也使得短篇小说（short story）这一长期被误解、被冷落和被低估的文体形式大放异彩。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门罗作品的学术研究,中国的门罗研究近年来也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国内对门罗的小说研究主要着墨于“女性主义”和“叙事手法”等问题上,而对作家创作的深层意识和作品形成的隐性因素探究不多,对显性的文本下隐含的内涵及深层文学学理问题涉及也相对很少。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门罗文学创作的心理基础为切入点,结合文学地理学、文学心理学、后女性主义和接受美学等理论,对门罗笔下的形象范式、心理动势、隐喻手法、审美表征和文化传承进行多维论述。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心声”的表露,是什么样的创作心理让作者选择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理决定作者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写和写给谁等问题?本文就是要对这些左右着门罗创作机制的种种复杂因素和交互关系进行学理探讨,就是对那些门罗创作过程中不易被察觉的、从那些文本表层难以一窥究竟的甚至连作者自己都难以意识到的隐性因素进行考察和揭示。论文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是开宗明义,名实先明,对论文所使用的机制等基本概念进行解释,然后对门罗看似庸常的人生过往和看去波澜不惊的创作历程进行追溯,然后对门罗研究的国内外历史与现状进行评述,渐次将论题引向本论文的核心。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主要分五个部分展开,从文本分析到心理跟踪,从文本细析到语境关联,从语言表层到修辞界面,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从纵向掘进到横向影响,依次对门罗创作的心理机制、形象机制、隐喻机制、审美机制和文化传承机制进行分析。第一章从个性心理特征出发,结合地域情结、自卑情结和自主情结三个方面,分析作家独特的心理特征。门罗的童年经历以及成年后的婚姻生活与生命体验,形成了门罗隐秘的心理机制,影响了门罗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设定、各种意象的内涵以及她对探索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兴趣。因此,论文的第二章论述门罗小说的形象定势,即门罗笔下各类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色及成因。在门罗的小说中,复杂的男女形象和两性关系隐含着门罗对女性困境以及两性关系的深刻思考。门罗拒绝直白控诉男女两性间的各种冲突,但她开放包容的两性气质观更能抓住读者的心,这有别于传统女性主义的性别观。独特的生活体验、文化认知和审美感受使门罗得以利用简约的文学语言和各种修辞手段,赋予寻常事物以丰富的文化内涵。门罗正是透过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普通意象来探讨人性的复杂,传达自身的感悟,从而给人以深刻启迪。这是论文第三章所着力探讨的内容。而第四章和第五章则从读者反应角度和文本之外的因素诠释门罗作品的美学风格。门罗作品真实细腻地记录了主人公顿悟的心智成长历程,又以“琐碎化”、“碎片化”为媒介,将作家内心活动和思想轨迹传递给读者,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五章重点考察作为作家的门罗与所处大环境的关系及其受到的外部文化的三维影响,考察门罗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西方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考察其所受到的熏染和浸润及其在作品中的能动反映。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正是其个性特征决定其面对相同的社会语境、文化传承和各种外部影响时才能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美学表征和思想蕴含的文学作品。结语部分进一步分析门罗小说的艺术成就与其独特的心理动势间的关系。家庭背景、宗教背景、婚姻经历、性别身份和文化传承都会对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产生诸多影响,但这些影响作用于每个作家的结果却大异其趣。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理建构的产物,其创作过程是一个包括文学家自己的需求、欲望、感觉、直觉、情感、想象等心理功能在内的极其复杂的过程。门罗是一位了解人类心灵的作家,对自然、人物和世事有深刻的认知和敏锐的感知,正是这种独特的审美心理指引着门罗摒弃宏大叙事、倾力庸常描写,才使其作品看似寻常却奇崛,在小说美学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李娜^[7]（2019）在《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村落、社区为基点,以民族志书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彝族宗教研究的成果,通过对云南省开远市碑格乡的彝族濮拉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籍此对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加以呈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碑格彝族濮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如何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等问题。首先,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旱作农耕的社会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濮拉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常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崇拜着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灵,这些神灵与人们旱作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山区绝大部分仍以旱作农耕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濮拉村民来说,土地、阳光、雨水对农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这是他们崇拜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根源所在。至今濮拉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祭年和祭龙仪式,仪式中的年树（年神）和龙树（树神）是天地的象征,其整个祭祀过程是人们崇天敬地的仪式反映,同时也是他们旱作农耕社会生活的一种符号表达。从濮拉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人们对自然神明的心态和行为可归结为一种民间宗教,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初步认知和信仰习俗。祭年和祭龙仪式是濮拉人协调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生存智慧,其仪式行为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丰产丰收和人畜增殖的期盼和诉求,同时也是辛勤耕作的濮拉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其次,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父系血缘的延续。濮拉人的祖灵崇拜建立在父母灵魂不灭的信念基础之上,人们认为父母生前是世上对自己最关怀的人,死后必定会处处保佑着自己的子孙。基于这样的观念,濮拉人产生了一套严密的丧葬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葬礼具有随地点、状态、身份变化的过渡意涵。其二,葬礼中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濮拉人的历史信息,是人们族群记忆的重要体现。其三,葬礼中仪式主体的性别分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家男性成员在整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以死者儿子为主体的仪式行为,还是葬礼中实质性的礼物流动,都在发挥着维系父系血缘社会结构的文化功能。另从家族的外部来看,葬礼中村民们的相帮互助多以男性家长的名义进行,由此也强化各父系血缘家族与社区的整合,增强了村寨社区的凝聚力。在祖灵的关照下,父系血缘纽带是维持濮拉家庭、家族乃至村落社会运转的内部机制。最后,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的抉择。鬼魂在碑格濮拉人的疾病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濮拉人鬼与魂的区别是,魂指活人,鬼指死人;如果魂离开了人体,人就要生病;如果鬼附着在活人身上,人也要生病。为解除疾病带来的困扰,濮拉人叫魂和驱鬼仪式一直盛行不衰,这种需求使通过驱除鬼魂为人治病的仪式专家（贝玛和锁斋）应运而生。日常生活中,濮拉人遇到身体不适,请贝玛和锁斋治病是他们疾病治疗的首选,在其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医院就医,对传统治疗的依赖反映出他们对地方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这也是濮拉人求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濮拉人在依赖传统治疗的同时,并没有对现代医疗拒而远之,而是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神药两解”中交替选择是人们在解决生命困扰的疾病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较为明智的抉择方式。

王钶媃（Ong Ke Rou）^[8]（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提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王梦^[9]（2018）在《关于《像树一样活着》的朝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次翻译的作品原文为韩国作家禹宗永的《像树一样活着》。作家禹宗永是一位树木医生,从事此职业已经有近三十年,他是一位对树木怀有强烈的爱心的人士。为了呼吁人们关爱身边的树木同时向他人传达他在树木身上领悟和学到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因此作者创作了这本作品。译者在通读了这部作品后,被树木身上的精神深深触动,这部作品分别从35种树木来赞扬每种树木身上具备的精神,例如有竹子顽强的生命力,连理枝求同存异的智慧,栗树的舍鱼而取熊掌的价值观,杜松在自身生存困难的情况下还帮助其他植物的奉献精神等等,这些好多都是人类明白却做不到的,而树木却做到了,翻译这部作品有利于人们更加了解树木和学习树木的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越发的忙碌,争分夺秒的工作和学习,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留意身边的风景。并且随着土地的升值,原本是生长树木的地方也都被开发,尤其在城市中,土地寸土寸金,原来生长树木的地方也都被一片片的高楼大厦所代替,不经意间,人们才发现身边的那抹绿色已经难寻踪迹。愿有兴趣的读者在阅读了这部作品后能够给予树木一些关心和爱护。并且希望树木身上的优秀品质也能够给读者带来鼓励。这本作品共有朝文16万余字,共三个大章节,分为38篇文章。译者截取了其中前一二章和第三章的前三篇,原文近十万字,中文译本字数为五万余字。本翻译报告对翻译的过程、结果和问题进行了逐步介绍。报告开篇首先介绍了作者、作品、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作品特征。其后,该报告重点分析了在翻译这部作品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举例子分别说明了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分析了在词汇,句子方面的特殊例子。最后,在报告结论部分总结了此次翻译实践使我学到的经验,并使我认识到的自身的不足之处。

李君威^[10]（2017）在《昨日之岛》文中研究说明1晨光在露珠里打转的一天清晨,在病房的隔窗前,他看到母亲戴起了搁置多年的珍珠项链。时光恍惚回到了许多年前继父去世的那个春日午后。母亲弓着腰,向着奄奄一息的丈夫,张开着嘴,好像正欢乐地笑着,眼巴巴地等待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她嘴里因为过于兴奋而生出的丰富的津液同丈夫嘴里的最后

二、Girl,2,Survives for Days After Dad Die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Girl,2,Survives for Days After Dad Dies（论文提纲范文）

（1）记忆与表达—“红色高棉事件”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院门孤独（论文提纲范文）

（4）湖北省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塔里木》2018年第一期节选、《塔里木》2018年第四期节选、《活着就是幸福》节选（论文提纲范文）

（6）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创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关于《像树一样活着》的朝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四、Girl,2,Survives for Days After Dad Dies（论文参考文献）

• [1]记忆与表达—“红色高棉事件”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李宜倢.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2]戴乃迭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研究[D]. 朱云会.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院门孤独[J]. 高宝军. 延河, 2021(03)
• [4]湖北省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D]. 吴美玲.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8)
• [5]翻译作品题目（汉译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翻译作品题目（维译汉）：《塔里木》2018年第一期节选、《塔里木》2018年第四期节选、《活着就是幸福》节选[D]. 韩圣豪. 新疆大学, 2020(07)
• [6]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创作机制研究[D]. 高静. 山东大学, 2020(09)
• [7]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D]. 李娜.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8]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9]关于《像树一样活着》的朝汉翻译实践报告[D]. 王梦. 延边大学, 2018(12)
• [10]昨日之岛[J]. 李君威. 作品,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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