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保险业如何应对WTO（论文文献综述）
黄琳琳[1]（2020）在《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文中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金融服务贸易应运而生,如电子银行、整合支付、移动支付、网络支付、P2P、网络借贷、远程信息处理、网络众筹等。1995年乌拉圭回合,国际社会首次达成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GATS将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模式,并以附件的形式对金融服务贸易进行了规定。然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普及,亟需形成以跨境交付为主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但近期以来,WTO陷入困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更是难以推进,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则则在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1中出现,但无论是从规则体系还是具体规则内容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预探究FTAs中规则的差异所在?以及规则差异背后所映射出的发展趋势?同时总结归纳出规则适用的方式与特点?最终试图从价值层面判断与反思规则设计上与其适用实践中所具备的优势与缺陷,构建出既能够推动跨境交付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又能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以期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建议。本文除导论共分为五章:第一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以金融服务要素跨境为核心,包含传统服务提供模式中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以及自然人流动三种模式,其依托网络空间规则,并且以金融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为关键性因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作为新兴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其产生以“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为基础,符合“破坏性创新”构成的三个要素,即“变革”、“替代性潜力”和“结构性影响”,并且从“市场准入”和“业务运行”等方面革新了以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为基础的传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从NAFTA中的初级规则演变到USMCA中的高级规则,展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市场准入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前提条件、非歧视性待遇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中间保障、审慎例外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风险屏障。第二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GATS项下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与商业存在下的金融服务贸易适用同样的规则,但对于以产品分类为主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显然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框架不利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跨境金融数据流动成为市场准入争议的焦点、例外规定阻碍自由化措施的实施、DSU不能有效解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争议等。WTO有关争端涉及到跨境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跨境交付的含义问题、GATS第16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的联系问题、市场准入的具体措施问题等。现有的FTAs在破坏性金融创新的理论背景下为应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而达成的,从NAFTA到USMCA,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主要分为GATS型、CPTPP型、欧盟型以及其他等四种类型,均对GATS规则体系不足做出了有利的回应,如全面的市场准入义务以及跨境金融数据的自由流动,但在特定方面,基于跨境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也保持了一定的沉默。然而对于未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无论是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内涵以及市场准入数量性限制措施的本质,还是从跨境金融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性来看,放弃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的概念都不会影响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第三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非歧视性待遇是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维持国内外平等竞争环境的重要保障,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然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所具有的合法的安全稳健性、国际义务与国家安全间的平衡性以及跨境金融数据流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原本GATS项下对于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服务原产地的认定问题、非歧视性待遇条款中的“同类性”问题以及事实上歧视性待遇的解释问题等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新一代的FTAs均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微弱的回应,但并未实质上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未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应更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解决例外条款举证之困难、金融服务同类性判断标准不确定等问题,并构建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非歧视待遇标准。第四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审慎例外规则”。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以及市场失灵决定了必须存在审慎规制,金融服务贸易分为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前者是以结果为导向,依赖普遍适用的原则,而后者则是指存在具体的监管细则。但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常处于不同的管辖权范围内,其所依赖的审慎例外条款则本身具有原则性监管的性质,因而具有较大程度的灵活性。GATS早期对审慎例外条款的谈判存在较大的争议,阿根廷金融服务案是专家组做出的首例审慎例外条款解释的案件,但也存在解释过为宽泛的弊端,FTAs对于GATS审慎例外条款存在的问题从条款名称、关系需求、反滥用要求等方面进行了革新,以期更加符合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然而,审慎例外条款本身的原则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国际上形成统一适用的标准,并且从GATS近30年的实践以及新的FTAs中有关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可见,各主权国家对于金融自由化的理念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无疑会增加达成一致性审慎例外条款的困难。欧盟在金融服务一体化市场上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其相互承认原则也要求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条款的适用需要各主权国家的相互承认予以配合。第五章“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信息技术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使得跨境金融服务业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已经逐渐开始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予以关注。金融服务业开放是WTO服务贸易的重要议题,主要涉及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业务范围和审慎规制,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涵盖服务贸易除商业存在模式外的三种模式。以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设定了高标准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规则对我国构成挑战。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无论在国内法律法规中还是在签订的FTAs中,都展现了较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国内法层面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FTAs中较少涉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以及FTAs中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不一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尚存在争议、金融行为监管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出于条件不具备及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建议从国内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体系、我国在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以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监管科技完善等层面加以考虑。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程度、强化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以及将金融科技融入到审慎例外条款中。综上所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在FTAs中愈发重要,并且其规则体系也在逐渐完善,但相较于GATS,在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审慎例外等基本规则方面尚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适用新金融服务贸易的出现。为对接并引领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我国可从完善国内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体系、加快在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以及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监管科技等层面加以考虑。
毛勤晶[2]（2020）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指出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信用保险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伯尔尼协会的数据,仅2018年出口信用保险就支持了全球2.5万亿美元的出口和投资,占全球跨境贸易和服务金额13%。我国是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出口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意义重大。从1988年中国恢复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高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出口。30年间该制度直接支持出口贸易金额从1989年的1.0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098亿美元1。根据我国2019年17.23万亿的出口额计算,出口信用保险占出口额比重达24.8%,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政府高度重视。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八次、连续五年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希望运用这一政策性工具,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2020年2月抗击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并指出要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然而不同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制度安排均有所差异。上世纪末欧盟内部还出现过出口信用保险部分业务私有化的现象,形成了三大商业保险机构:Coface、Autradius、Euler Hermes。在伯尔尼协会中,商业性机构一度占据85%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份额（Morel,2010）。作为政策属性的重要载体,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各国的具体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政策性和商业化的选择、模式安排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如:Funatsu,1986;Koning et al,2003;Turguttopbas,2013;Pamela,2016;Koen,2019）。在我国,虽然采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方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同样有商业保险机构涉足相应领域的经营。国内学者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问题也展开了争鸣和探索（如:赵慧萍、王国军,2006;唐金成等,2010;周玉坤,2019）。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加上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部分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内在成因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政策属性如何实现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内外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对服务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通过规范研究,采用政策性金融理论,分析了其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供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然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立足我国二元特征的出口贸易,围绕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相关的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风险变化,对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分为7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包括第一章的导论和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成因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导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背景介绍,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与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目标关系的问题。梳理了既有研究的文献,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总结了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对于研究的关键范畴予以界定。梳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成因的主要理论展开讨论,如市场缺陷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等,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探讨政策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问题。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展开理论和实证的全面研究,探讨其政策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以及实现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出口信用保险的实际情况,聚焦该制度的关键政策性目标——促进出口贸易,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需均衡的展开探讨,做出理论分析,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重点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第四章至第六章解决政策性作用机制问题。第三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和全球发展历史,分析在特定贸易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该制度政策性属性的变迁和调整,研究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全面梳理总结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研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于外贸出口的内在机理。结合全球主要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体模式,进行了特征事实的对比分析,对于不同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从市场均衡角度入手,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提出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该险种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特点。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会出现低需求和低供给的均衡状况,无法有效支持出口贸易。从而提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其政策属性在市场上的作用机制。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风险特殊性,结合前景理论,以政策性目标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海外买方在内的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存在风险及风险感知的特殊性。通过模型推导,分析政府、政策性保险公司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影响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交易均衡、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立足我国出口贸易的二元特征事实,对比在不同贸易模式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机制差异,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验证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影响差异,研究该险种在中国发挥政策性价值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特殊环境,探讨出口信用保险对于贸易结构优化的价值和作用。第三部分作为最终的政策建议和展望,回答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和发展的问题。第七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中风险变化及企业基于风险需求做了分析,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模式问题和变革展开讨论,结合其政策性和金融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做了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主要结论有:1、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是和其承担的风险和功能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进而能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立,政策属性贯穿于发展始终。政策性发挥程度则与不同时期全球的宏观风险和不同国家自身的状况高度相关。逆周期调节作用是其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2、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政策性体现最关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同时作用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通过基础功能的实现,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3、出口信用保险没有政府介入时会出现市场均衡悖论,不利于实现对于出口促进的政策目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说明,要更好的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与海外买方达成贸易均衡,需要保险机构同时提高赔偿水平和降低保险费率。政府的必要参与才能更好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4、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二元特征,出口信用保险的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在一般贸易下体现更加明显。在样本期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每增加1亿元,平均将影响各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2.1%,影响各省总出口额增长8.3%,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仅6.4%而且并不显着。说明如果准确区分贸易模式,出口信用保险的边际影响会上升45.6%。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的门槛效应特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主要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运用政策性金融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前人的研究侧重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某一方面,且较少涉及其政策属性问题。当前研究的主线围绕政策属性,从政策性成因、属性、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实现不同角度,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聚焦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的特殊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对于风险层面,研究了出口贸易中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特殊属性,及其带来的出口企业风险感知问题,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需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将功能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三类。结合成因,进一步研究了作用机制和政策性成效。从促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两个领域,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在内容的系统性上有一定的创新。2、用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国际贸易均衡的改善作用。首次将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引入到出口信用保险研究中。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参与下,出口企业和海外买方国际贸易均衡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出口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感知情况,探讨了海外买方的违约对于贸易达成的影响。研究了基于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贸易演化均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3、结合中国出口贸易中二元特征,拓展了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研究领域,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内在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讨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拉动作用时,首次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不同贸易模式传导作用机制的差异问题,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基于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相关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价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研究涉及政策性金融、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本文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由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水平有限,对于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和研究仍不够深入。2、本文虽然尝试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但在变量选取、模型构建方面,受到数据来源制约仍不够深入,缺乏跨国对比,科学性和完备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相信随着未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将更为准确,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Ivan Sarafanov[3]（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姜莉[4]（2020）在《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农业保险近年来备受全球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许多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作为政府干预农业、保护农业和维护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来建设。金砖国家的农业经济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但一直以来缺乏农业经济合作的模式,难以实现农业生产的升级转型,而且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不健全也加剧了金砖国家内部、金砖国家之间以及金砖国家对外的农业经济发展。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一直处于制度缺失、理论不足的状态。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发展沿革不长、立法尚有缺失,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具体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有待完善。本文主要采取历史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基础理论”,探讨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基本涵义、重要性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理论支撑,指出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为避免农业生产中可能遭受的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市场风险造成损失而与保险公司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提出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具有政策性特点,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完全的供需平衡,需要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中的参与者提供一定财政支持。第二部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发展简况”,研究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梳理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主要的制度。指出金砖国家虽然在农业保险制度、财政补贴制度的发展沿革有所差别,但是它们无一例外也都采取了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政策。从金砖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中提出政府补贴农业保险是有必要且合理的。第三部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基本制度”,分析了金砖各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具体制度,对补贴制度的主体、范围、方式进行了分类比较、归纳总结。指出:虽然金砖国家在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财政补贴制度的具体规定方面有所差别,但是也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中都存在的立法不完备、补贴结构不合理、监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第四部分“WTO规则下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审视”,以WTO规则为视角,分析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规性和如何进一步规范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机制,提高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WTO的实用性。指出:农业保险之所以迅速发展,是因为可能免于WTO的削减承诺,但在WTO框架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是否合规可能会受到多个WTO规则的约束。提出:充分利用规则的前提是尊重并遵守WTO的规则,在WTO框架下规范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提高金砖各国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实践水平。第五部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展望”,以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不足为主线,提出了金砖国家完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内部治理,探索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作。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制度,不仅有利于巩固中国农业基础性地位,提升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的话语权,还有利于金砖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皆存在不足,必须从完善立法、优化补贴结构和健全监管机制方面先完善内部治理;金砖国家农业合作既有历史基础、制度基础,在WTO中还有实践需求,需从多边合作、信息共享、共同发展几个方面实现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作。
李其成[5]（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李玉[6]（2019）在《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组织的一员,作为入世后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保险业放开一系列准入限制,对外开放速度加快。经过多年改革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近年,我国经济向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转型,对保险行业持续转变经营理念、深化市场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保险业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2018年,保险业开放提速,颁布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3年后不再设限等相关政策,进一步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这将使我国保险业的开放达到一个全新水平,那么保险业开放提速背景下,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到底将对我国保险公司效率产生什么影响,这值得探讨分析。本文基于以上想法,梳理保险业开放度、保险公司效率以及二者间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保险业对外开放度与保险公司效率影响研究的可行性与创新性。利用并改进Mattoo（1998）提出的银行、保险业服务贸易频度测量模型,完成从“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两方面对保险业对外开放度的测算;构建保险公司效率指标体系用超效率DEA模型完成样本保险公司效率测度。在前两者定量测度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定性分析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对保险公司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紧接着选取相关控制变量,用计量方法建立实证模型,将2000——2017年样本保险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带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力图找出二者间的逻辑联系。结论表明,我国保险业“名义开放度”逐年稳步提升,“实际开放度”却呈下降趋势,保险业总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我国保险公司的效率值较高,并且,财产保险公司效率高于人寿保险公司的效率。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对中资与外（合）资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不同,“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对保险公司效率影响也呈现不同效应。根据实证结果,在当今保险业开放提速背景下,本文提出监管机构制定开放策略的三条建议:把握风险与开放关系,稳步加大保险业对外开放度;推进制度建设扩大保险业名义开放度;拓展我国保险业实际开放度,借开放促改革创新。以及中资与外（合）资保险公司应对开放提速,提升公司效率的四条建议:中资财险公司着力优化业务、产品结构,培养自身创新与竞争能力;中资寿险公司加大创新投入,重价值与防风险结合,提升效率;大型中资保险公司积极探索“走出去”战略,力争开放中全面发展;外（合）资保险公司保持优势,推进本土化建设,提升市场渗透率。
朱丽静[7]（2019）在《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金融服务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保险业在二十世纪末金融全球化的形式下迅速发展。随着人们保险意识的深化和接受程度的提高,保险业已成为中国市场不可或缺的产业。外资保险公司也因此进入中国市场,使其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同时保险业也会出现一些新问题。由于外资保险公司与我国保险公司的差别体现在结构和布局、发展和数量、资金管理能力和水平以及业务范围等方面,放宽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家的限制,风险将是抗风险能力差的外资保险公司一旦陷入困境进而导致破产倒闭将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甚至会干扰整个金融国际体系的安全和稳定。由此激发的连锁反应可能波及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从而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为了维护国内保险市场的安全和稳定,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将合法审查或确认希望进入该国的保险公司的业务资格和业务能力,来维护保险业的安全稳定,保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目前对外资保险机构采取的一种“谨慎欢迎”的态度,即是一种“有限制地、有选择地、有步骤地开放”的政策,反映在监管原则上即为适度的保护主义、平等互惠与国际规则靠拢的原则。“安全控制”和“加速开放”两者之间本就相互矛盾,过度的重视安全控制必然会导致开放速度的缓慢。加速开放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安全隐患。正是这样的立法目的导致立法的内容不断摇摆,最终导致诸如上述关于引进外资的决定性规则中过于保守,而在如下关于经济安全的重要规则中过于激进的现状。虽然外资保险公司具有高效的管理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基础,但这依然无法规避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保护我国金融市场的安全,规避国际化对外开放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是我国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立法的前提。同时把握国际保险监管合作的发展态势,借鉴国际监管合作经验,大力推进我国外资保险公司监管合作。兑现我国不断加强对外开放、构建公平健康的金融市场环境的承诺。并为提升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助力。
李莉[8]（2006）在《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险监管作为现代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保险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监管不但可以起到市场准入管控的作用，而且可以引导创造保险公司的最大效益规模，同时，保险监管也是实现保险业经济补偿职能的重要途径。保险监管必须依法进行，没有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保险监管机关也就失去了监管的标准、依据和基本前提，保险人的行为将失去规范、约束和指引，保险市场将缺乏明确的指导与调控。要实现有效的保险监管，首先必须完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我国加入WTO后，面对大量外资保险公司涌入中国市场保险法中保险业的监督管理制度是存在一定弊端的，其相关内容也缺乏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本文着重对比研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分别从保险监管体制、对保险业务的监管、对偿付能力的监管、对保险中介人的监管、对再保险的监管以及对外国保险公司的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针对我国加入WTO前后我国保险行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变化发展，具体分析了我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目前所存在的缺陷。入世后我国保险监管法虽然经过了相关完善，但是在部分领域仍过于保守，保险监管立法仍不到位，不能实现审慎监管的要求。一方面保险机构准入法律监管不足、保险业务准入法律不足、保险资金运用法律监管不足、保险保障基金法律监管不足、再保障法律监管不足。另一方面，我国保险监管法规建设不完善，监管方式、措施落后，监管的重点有待调整等等相关问题层出不穷。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保险监管法律制度，总结出我国保险法规中保险市场监管制度的缺陷和需完善之处，并提出改善建议。我国应进一步确立现代化的、可操作性强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应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要努力改善保险业的监管方式和手段，仅以比突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加强保险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保险业监管信息系统。还有我们要严格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强化保险机构内部管控和行业自律机制，最主要的是在面临国际化市场的条件下加强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有利监管。通过各国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比较，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监管优势，取长补短，从而加强对于我国保险行业保险监管的立法步伐，特
毕姝晨[9]（2004）在《中国保险业适度管制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真正意义上的、适度的保险管制模式的形成是我国保险业不断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重要标志。文中围绕适度的保险管制模式论及了五个问题：保险管制一般分析，中国保险管制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中国保险管制模式的演进历程，中国保险管制的适度性考察，中国保险业适度管制模式的构建。文章从研究保险业适度管制模式的需要出发，首先对管制、保险管制和保险管制模式等范畴进行一般性分析。政府管制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为了防止发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确保利用者的公平使用，由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运用法律权限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以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行为加以规范与制约。一般认为，管制理论的发展经历公共利益论、管制的俘获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这些不同的理论相应地构成了实施管制、放松管制和实施再管制的理论基础。从本质上讲，保险管制是弥补保险市场缺陷的一种替代制度，是一般经济管制在保险业这一特定领域的体现，是国家对某些重要的保险活动、保险业务实行的强制控制措施，主要包括分业经营、市场准入、保险费率、资金运用的严格限制等。保险管制实行严厉的、“一刀切”式的直接控制，对保险公司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约束。保险管制模式则是研究在既定的成本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保险管制的某种预期目标而做出的管制行为的选择方式。<WP=215>管制模式的初始选择取决于保险管制初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限制。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政府的作用都不一样，因此政府的保险管制模式也就不同。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保险管制程度也有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保险管制的强弱程度，实际上是与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保险产业成长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随着保险市场竞争强度、交易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发展而不断做出适时调整。本文所分析的保险管制模式不是指保险管制模式类型，而是指所列国家各自保险管制的具体模式，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保险管制的具体模式。从经济思想演变的角度来看，历来有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之争。这些思潮的交替变换，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有关保险管制的一般理论探讨之中。20世纪初，保险业管制的普遍确立，实际上就是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的产物。20世纪30至70年代，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也是保险业政府管制最为严格的时期。而反对保险管制，主张放松保险管制，则是7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反映。保险管制的公共利益论从一般管制理论出发，阐述了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险业作为一个特定的产业部门也会由于垄断、过度竞争和外部效应等原因发生市场失灵，因而政府实行以防止保险公司过度竞争，保证保险公司的健全性，提高保险市场运行的内在稳定性，以及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为主要目标的保险管制措施便具有了相应的理由。而信息不对称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补充和扩展了这种分析。他们同样认为，保险管制是源于市场失灵。但这种市场失灵显然已不仅仅局限于保险业本身的稳定性特征，他们更多地关注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公共利益论的分析启示我们，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随着保险业风险因素的日益显性化，应该重视维护保险市<WP=216>场体系稳定性和健全性的管制。信息不对称论启示我们，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仍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直接的保险管制手段，以克服由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保险管制放松论的分析思路与上述二种分析思路有明显的区别。其一，它的分析背景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初现端倪的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竞争的加剧，直接管制的成本变大了，管制在促进稳定的同时也降低了市场效率。这样，放松管制的理论就为现实中的管制失灵提供了理论解释。其二，它的着重点在于分析保险管制手段，尤其是那些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管制手段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这一点使它对于分析我国当前的保险管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提示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险管制同样也可能失灵，因而必须注重对保险管制效果的实证考察。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即使保险管制带来了很多的负面效果，但在全面的放松管制或不要管制可能造成更多负面效果的情况下，管制仍有作为“次优选择”而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许多国家事实上对保险领域的管制仍然很有力度，有些甚至还有加强趋势。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由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曲折历程，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的保险管制模式也发生相应的变革，以1993年为界，我们可以这种变革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集中统一的行政型管制和现代市场型管制两个时期，而每一个时期又由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组成。在集中统一的行政型的保险管制模式下，保险管制是被纳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之内的，保险资源完全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保险
谭小斌[10]（2004）在《入世后中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保险监管是保障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保险市场健康运行的必然要求。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还很不健全，与国外保险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难以适应入世以后保险监管的客观要求。因此，本文旨在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核心监管工作，构建其监管指标体系，并借鉴国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成功经验，探讨加入WTO后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的完善这一基本问题。 第一章在对保险监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等概念加以界定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偿付能力监管的必要性及其在整个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并构建了偿付能力监管的指标体系。 第二章围绕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各项具体指标，简要介绍了当前国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立法，并由此概括出国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简要回顾了我国的保险立法，并对照前述国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先进做法，以偿付能力监管的各项指标为侧重点，指出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的现状与不足。 第四章针对WTO规则的要求和我国政府开放保险业的承诺，提出入世以后完善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的初步构想。
二、中国保险业如何应对WTO（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保险业如何应对WTO（论文提纲范文）
（1）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结构安排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概念 |
| 一、“金融服务”的概念与种类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含义 |
| 三、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壁垒 |
| 第二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 |
| 二、破坏性金融创新对传统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的革新 |
| 三、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与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的融合 |
| 第三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特征归纳 |
| 一、市场准入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前提条件 |
| 二、非歧视待遇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中间保障 |
| 三、审慎例外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风险屏障 |
| 第二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内涵 |
| 一、市场准入规则的含义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演变 |
| 第二节 GATS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存在的争议 |
|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供给不足 |
| 二、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的含义问题 |
| 三、GATS第16条的解释问题 |
| 四、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问题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的回应 |
| 一、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定 |
| 二、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改变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的无效性 |
| 一、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内涵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限制性措施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关系不大 |
| 三、跨境金融信息流动自由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 |
| 四、新金融服务条款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第三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的特殊性 |
| 一、非歧视性待遇的内涵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性待遇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GATS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存在的争议 |
| 一、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 |
| 二、跨境金融服务原产地的确认问题 |
| 三、非歧视性待遇条款中的“同类性”问题 |
| 四、监管环境能否成为歧视性待遇的抗辩理由问题 |
| 五、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的解释问题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问题的回应 |
| 一、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关系问题的回应 |
| 二、对服务贸易原产地问题的回应 |
| 三、对于“同类性”问题的回应 |
| 四、对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的回应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应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 |
| 一、非歧视待遇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必要性 |
| 二、现有的非歧视待遇条款并没有满足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要求 |
| 三、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非歧视待遇标准 |
| 第四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审慎例外规则 |
| 第一节 审慎例外条款的性质界定 |
| 一、金融服务贸易的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 |
| 二、审慎例外条款归属于原则性监管 |
| 第二节 GATS下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条款的模糊性 |
| 一、GATS有关审慎例外条款的谈判 |
| 二、GATS审慎例外条款的争议 |
| 三、阿根廷金融服务案对GATS审慎例外条款的解释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审慎例外规则的改变 |
| 一、含有审慎例外条款的FTAs |
| 二、FTAs对 GATS审慎例外实体规则的改变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需要相互承认 |
|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相互承认的必要性 |
| 二、GATS及 FTAs中相互承认的实践 |
| 三、欧盟相互承认原则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可借鉴性 |
| 第五章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 |
| 一、国内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
| 二、我国FTAs中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内法层面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 |
| 二、FTAs中较少涉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 |
| 三、FTAs中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不一 |
| 第三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尚存在争议 |
| 二、金融行为监管能力不足 |
| 三、条件不具备及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 |
| 第四节 完善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建议 |
| 一、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程度 |
| 二、强化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三、将金融科技融入审慎例外条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出口信用保险与全球国际贸易发展 |
| 1.1.2 出口信用保险与中国国际贸易发展 |
| 1.1.3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路线与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 |
| 2.1.2 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特点 |
| 2.1.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 |
| 2.1.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属性特征 |
| 2.1.5 政策性与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辨析 |
| 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成因的理论 |
| 2.2.1 市场缺陷理论 |
| 2.2.2 风险感知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政策工具理论 |
| 2.2.5 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 |
| 2.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 |
| 2.3.1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3.2 异质性企业理论 |
| 2.3.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3.4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理论综合分析 |
| 2.4.1 风险的特殊性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 |
| 2.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体现为支持出口贸易 |
| 2.4.3 国际规则是政策性方式的制度保障和财务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3.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 |
| 3.1 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1.1 萌芽期:商业化经营,金融属性明显 |
| 3.1.2 起步期:政府积极参与,政策属性凸显 |
| 3.1.3 发展期:政策属性与金融属性有机融合 |
| 3.1.4 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属性强化 |
| 3.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2.1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 |
| 3.2.2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履职成效 |
| 3.2.3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政策性特征 |
| 3.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的趋势特点 |
| 3.3.1 政策性贯穿信用保险发展各个阶段 |
| 3.3.2 政策性发挥与风险状况高度相关 |
| 3.3.3 逆周期调节机制是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 |
| 3.4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与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 |
| 3.4.1 政策性金融视角的功能分析 |
| 3.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分析 |
| 3.4.3 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与功能框架 |
| 3.4.4 空间逆向调节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拓展 |
| 3.5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1 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2 不同模式下的政府角色 |
| 3.5.3 伯尔尼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5.4 国际信用保证保险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6 政策性模式选择的结论与启示 |
| 3.6.1 经营模式选择与政策目标实现 |
| 3.6.2 经营模式选择与国家国情 |
| 3.6.3 欧盟商业化模式的特殊成因 |
| 3.7 本章小结 |
| 4.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 |
| 4.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1.1 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 |
| 4.1.2 企业的保险需求 |
| 4.1.3 认知偏差与企业保险需求 |
| 4.1.4 出口贸易中的企业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供给 |
| 4.2.1 风险评估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 |
| 4.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目标 |
| 4.2.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产品及服务 |
| 4.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特点 |
| 4.2.5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规模经济 |
| 4.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求与出口贸易的经济视角 |
| 4.3.1 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和政策价值 |
| 4.3.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外部性与国际贸易发展分析 |
| 4.3.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
| 4.3.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福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
| 5.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假设 |
| 5.1.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 |
| 5.1.2 模型假设 |
| 5.2 模型构建和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模型求解 |
| 5.2.3 模型结果 |
| 5.3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5.3.1 政府的角色 |
| 5.3.2 政策性保险机构的应对 |
| 5.3.3 企业的风险应对 |
| 5.4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 |
| 6.1 政策性目标和中国特点 |
| 6.1.1 我国政策性目标的特殊性 |
| 6.1.2 中国二元贸易结构特征的研究 |
| 6.2 假设、变量与模型构建 |
| 6.2.1 政策性功能的作用机制和假设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4 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分析 |
| 6.3.1 基本模型和考虑内生性以后的模型 |
| 6.3.2 门槛效应模型:保费作为门槛 |
| 6.3.3 门槛效应模型:赔付率作为门槛 |
| 6.3.4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 |
| 7.1 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
| 7.1.1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强化 |
| 7.1.2 反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 7.1.3 全球贸易的规则面临冲击和挑战 |
| 7.2 国际贸易的风险变化 |
| 7.2.1 政治、金融风险的贸易传导加速 |
| 7.2.2 战争风险威胁仍然较大 |
| 7.2.3 突发事件影响国际贸易风险 |
| 7.2.4 风险源众多,风险网状交织传导 |
| 7.2.5 企业的风险感知变化和风险管理需求 |
| 7.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模式的问题和变革 |
| 7.3.1 政策性模式的问题 |
| 7.3.2 政策性与商业性模式的关系 |
| 7.3.3 政策性模式的变革 |
| 7.4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与发展建议 |
| 7.4.1 政策性与金融性的协调平衡 |
| 7.4.2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 |
| 7.4.3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建议 |
| 7.5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基础理论 |
| (一)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涵义 |
| (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重要性 |
| (三)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理论支撑 |
| (四)小结 |
| 二、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发展简况 |
| (一)全球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二)巴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三)俄罗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四)印度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五)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六)南非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七)小结 |
| 三、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基本制度 |
| (一)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主体 |
| (二)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范围 |
| (三)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方式 |
| (四)小结 |
| 四、WTO规则下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审视 |
| (一)WTO规则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规性 |
| (二)WTO规则下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实践 |
| (三)小结 |
| 五、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展望 |
| (一)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现有的不足 |
| (二)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完善 |
| (三)探索金砖国家间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作 |
| (四)小结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保险业开放度的研究 |
| 1.2.2 关于保险公司效率的研究 |
| 1.2.3 保险业开放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范围与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研究范围 |
| 1.4.2 相关概念 |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不足 |
| 2.保险业对外开放度的测算 |
| 2.1 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历程及现状 |
| 2.1.1 入世(2001 年底)前试点开放阶段 |
| 2.1.2 入世过渡期(2002——2004 年)阶段 |
| 2.1.3 发展阶段(2005——2017 年) |
| 2.1.4 开放提速阶段(2018 年至今) |
| 2.2 保险业对外开放度测算方法及框架 |
| 2.2.1 名义开放度的测算指标体系 |
| 2.2.2 实际开放度的测算指标体系 |
| 2.2.3 本文保险业对外开放度测量模型的建构 |
| 2.3 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度的测算 |
| 2.3.1 名义开放度(R1) |
| 2.3.2 实际开放度(R2) |
| 2.3.3 保险业的开放度及其测算结果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我国保险公司的效率分析 |
| 3.1 评价方法的选择和模型的介绍 |
| 3.1.1 传统DEA模型 |
| 3.1.2 超效率DEA模型 |
| 3.2 样本与指标的选取 |
| 3.2.1 样本数据的选取说明 |
| 3.2.2 指标体系的选取 |
| 3.3 我国保险公司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
| 3.3.1 我国保险公司的效率测度结果 |
| 3.3.2 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对保险公司效率影响实证研究 |
| 4.1 保险业对外开放对保险公司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1 产权结构影响 |
| 4.1.2 市场结构影响 |
| 4.1.3 技术外溢效应和创新效应 |
| 4.2 研究方法与变量的选择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变量的选择 |
| 4.2.3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
| 4.3 分组研究 |
| 4.4 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5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5.1 财产保险公司 |
| 4.5.2 人寿保险公司 |
| 4.6 本章小结 |
| 5.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监管机构的开放策略 |
| 5.2.2 不同保险公司的应对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的创新点 |
| 1.4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基本理论 |
| 2.1 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概述 |
| 2.1.1 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的内涵 |
| 2.1.2 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
| 2.2 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的模式 |
| 2.2.1 发达国家或地区完全准入类型 |
| 2.2.2 发达国家或地区有限准入类型 |
| 2.2.3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完全准入类型 |
| 2.2.4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限准入类型 |
| 2.3 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原则 |
| 2.3.1 保护主义原则 |
| 2.3.2 平等互惠原则 |
| 2.3.3 最惠国待遇原则 |
| 2.3.4 国民待遇原则 |
| 第3章 我国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监管现状与缺陷 |
| 3.1 我国现行的外资保险监管法律体系 |
| 3.1.1 我国外资保险监管的立法沿革 |
| 3.1.2 我国外资保险监管部门 |
| 3.1.3 我国对保险市场准入的限制规则 |
| 3.2 我国现行的外资保险监管法律现状 |
| 3.2.1 我国外资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发展 |
| 3.2.2 我国外资保险公司监管的内容拓展 |
| 3.3 我国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
| 3.3.1 法律制度缺陷对保险市场发展的阻碍 |
| 3.3.2 法律制度缺陷对保险市场安全的危害 |
| 第4章 WTO组织及发达国家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监管法律规定 |
| 4.1 WTO关于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的法律规定 |
| 4.1.1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 |
| 4.1.2 《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的规定 |
| 4.1.3 《全球金融服务协议》条款 |
| 4.2 WTO组织对外资保险监管的作用 |
| 4.2.1 WTO组织对外资保险监管的积极作用 |
| 4.2.2 WTO组织对外资保险监管的消极作用 |
| 4.3 发达国家保险业监管现状 |
| 4.3.1 英国 |
| 4.3.2 美国 |
| 4.3.3 日本 |
| 4.3.4 韩国 |
| 4.4 WTO组织及发达国家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法律监管启示 |
| 4.4.1 结合本土情况审慎选择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政策 |
| 4.4.2 设立严格的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 |
| 4.4.3 加强国际合作并建立信息获取和信息共享机制 |
| 第5章 我国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的完善 |
| 5.1 明确本土法律体系的内在需求 |
| 5.1.1 坚持加强对外开放的基本导向 |
| 5.1.2 经营模式的转变 |
| 5.1.3 为市场健康发展构建法律保障 |
| 5.2 完善合理的立法体系 |
| 5.2.1 树立经济安全优先的核心立法思想 |
| 5.2.2 采用一般立法与特别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
| 5.3 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对应 |
| 5.3.1 推进规则概念的同质化 |
| 5.3.2 推进规则内容的实质化 |
| 5.3.3 建立监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
| 5.4 进一步完善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具体规则 |
| 5.4.1 谨慎降低市场准入规则壁垒 |
| 5.4.2 补充完善许可费制度 |
| 5.4.3 完善相关市场准入实体规则 |
| 5.4.4 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拓展保险领域的国家监管合作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后记 |
（8）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0 引言 |
| 1. 保险监管法律制度概述 |
| 1.1 保险监管概念 |
| 1.1.1 保险监管的概念 |
| 1.1.2 保险监管的内容 |
| 1.1.3 保险监管的方式 |
| 1.1.4 保险监管的机构 |
| 1.2 保险监管的原因和目的 |
| 1.2.1 保险监管的原因 |
| 1.2.2 保险监管的目的和意义 |
| 1.2.3 保险监管对保险业影响 |
| 1.3 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
| 1.3.1 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产生 |
| 1.3.2 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 |
| 2 各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之比较 |
| 2.1 各国保险监管体制比较 |
| 2.1.1 英国保险监管体制 |
| 2.1.2 美国保险监管体制 |
| 2.1.3 德国保险监管体制 |
| 2.1.4 日本保险监管体制 |
| 2.1.5 我国保险监管体制 |
| 2.2 各国保险监管内容比较 |
| 2.2.1 对保险业务的监管 |
| 2.2.2 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
| 2.2.3 对保险中介人的管理 |
| 2.2.4 对再保险的监管 |
| 2.2.5 对外国保险公司的监管 |
| 3 加入 WTO对我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影响 |
| 3.1 WTO有关保险的相关规定 |
| 3.1.1 与保险业密切相关的WTO协议 |
| 3.1.2 加入 WTO的成员国在保险方面所要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待遇 |
| 3.2 我国加入 WTO对保险方面的承诺 |
| 3.2.1 关于国际保险服务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 |
| 3.2.2 国民待遇方面的承诺 |
| 3.2.3 承诺实现情况 |
| 3.3 加入 WTO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影响 |
| 3.3.1 加入 WTO给我国保险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 3.3.2 加入 WTO前我国保险监管法律的发展状况 |
| 3.3.3 加入 WTO后我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现状 |
| 3.3.4 加入 WTO后对我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影响 |
| 3.3.5 加入 WTO对我国保险监管法的要求 |
| 4 我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
| 4.1 保险监管法律制度总体缺陷 |
| 4.1.1 我国保险监管法在部分领域仍过于保守 |
| 4.1.2 保险监管立法仍不到位，不能实现审慎监管的要求 |
| 4.2 我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不足及存在问题 |
| 4.2.1 保险机构准入法律监管不足 |
| 4.2.2 保险业务准入法律监管不足 |
| 4.2.3 保险资金运用法律监管不足 |
| 4.2.4 保险保障基金法律监管不足 |
| 4.2.5 再保险法律监管不足 |
| 4.2.6 保险监管法律制度并存问题严重 |
| 4.3 保险监管法规建设不完善，监管重点有待调整 |
| 4.3.1 保险监督机制不健全 |
| 4.3.2 保险立法严重滞后 |
| 4.3.3 保险监管方式、措施落后 |
| 4.3.4 监管重点有待调整 |
| 5 建立和完善我国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
| 5.1 确立现代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完善保险监管法律体系 |
| 5.1.1 进一步确立现代化的、可操作性强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 |
| 5.1.2 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业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 5.2 努力改进保险业监管方式和手段 |
| 5.2.1 进一步突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 |
| 5.2.2 加快保险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保险业监管信息系统 |
| 5.2.3 加强监管机构的建设，完善监管责任制 |
| 5.3 建立宏观管控机制，完善对外资保险监管机制 |
| 5.3.1 强化保险机构内部管控和行业自律机制 |
| 5.3.2 严格保险机构市场准入，优化保险机构体系 |
| 5.3.3 加强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有利监管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9）中国保险业适度管制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 言 |
| 第1章 保险管制一般 |
| 1.1 管制的纷争--管制的定义及其理论发展 |
| 1.1.1 经济学家眼中的政府管制 |
| 1.1.2 政府管制的理论基础 |
| 1.2 保险管制的概念和范围 |
| 1.2.1 保险管制与保险监管辨析 |
| 1.2.2 保险管制的具体内容 |
| 1.3 保险管制模式 |
| 1.3.1 保险管制的目标函数与约束函数 |
| 1.3.2 保险管制的具体模式 |
| 1.3.3 确立适度保险管制模式的必要性及意义 |
| 第2章 中国保险管制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1 对保险性质的重新认识 |
| 2.1.1 马克思主义保险理论 |
| 2.1.2 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 |
| 2.1.3 现代经济学的保险理论评析 |
| 2.2 保险管制理论解释的传统视角--公共利益论 |
| 2.2.1 从自由走向管制的历史溯源 |
| 2.2.2 公共利益假定下保险管制的理论依据 |
| 2.2.3 “公共利益论”保险管制的具体指向 |
| 2.3 部门利益论:保险管制放松的理论 |
| 2.3.1 部门利益论产生的背景 |
| 2.3.2 保险管制放松的理论主张 |
| 2.4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保险管制 |
| 2.4.1 理论分析的起点:知情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
| 2.4.2 另一种信息不对称:被保险人角度的信息劣势 |
| 2.4.3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保险管制 |
| 2.5 上述解释思路对研究我国保险管制模式的适用性评价 |
| 第3章 中国保险管制模式变迁的历史分析 |
| 3.1 集中统一的行政型管制模式的特征和效应 |
| 3.1.1 社会主义保险管制实现的起点:保险业国有化 |
| 3.1.2 行政型管制推动下的保险业恢复与发展 |
| 3.2 保险管制放松与保险管制模式转换 |
| 3.2.1 现代市场型保险管制模式的初步建立 |
| 3.2.2 保险管制放松及其发展趋势 |
| 3.2.3 从《保险法》修订看保险管制改革的深化 |
| 3.3 我国保险管制模式演变轨迹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3.3.1 我国保险管制模式演变轨迹的一般规律性 |
| 3.3.2 我国保险管制模式演变的特殊性 |
| 第4章 中国保险管制的适度性考察 |
| 4.1 适度的保险管制及其量化 |
| 4.1.1 对适度保险管制的进一步理解 |
| 4.1.2 保险管制适度性的量化指标 |
| 4.1.3 适度的保险管制的量的规定性 |
| 4.2 中国保险管制适度性的检验结果 |
| 4.2.1 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度过低 |
| 4.2.2 政府的直接参与程度依然较高 |
| 4.2.3 原保险市场高度垄断 |
| 4.2.4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 |
| 4.3 中国保险管制非适度性所反映的深层次矛盾 |
| 4.3.1 非适度性的基本问题是保险业不充足的获利能力 |
| 4.3.2 偿付能力管制目标与保留偿付能力需要之间存在矛盾 |
| 4.3.3 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
| 4.4 保险管制过度的倾向及其风险分析 |
| 4.4.1 保险管制过度的模型解释 |
| 4.4.2 保险业的过度管制倾向 |
| 4.4.3 保险管制过度的风险 |
| 第5章 中国保险业适度管制模式的构建 |
| 5.1 主要保险管制模式的比较、评价与借鉴 |
| 5.1.1 发达国家保险管制模式的转变 |
| 5.1.2 美、英、日保险管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
| 5.1.3 保险管制模式比较的结论及借鉴意义 |
| 5.2 中国保险业适度管制的目标模式 |
| 5.2.1 统一管制是必然选择 |
| 5.2.2 以偿付能力管制为主 |
| 5.2.3 从静态管制机制逐步转向动态管制机制 |
| 5.3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保险管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
| 5.3.1 加入WTO 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 |
| 5.3.2 充分利用WTO 规则，保护民族保险业的发展 |
| 5.3.3 提高保险业管制水平，迎接“入世”挑战 |
| 5.4 构建中国保险业适度管制模式的路径选择 |
| 5.4.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
| 5.4.2 实现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统一 |
| 5.4.3 推动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动态均衡 |
| 5.5 构建适度管制模式的对策建议 |
| 5.5.1 稳步提高我国保险投资证券化程度 |
| 5.5.2 完善国有控股保险公司治理机制 |
| 5.5.3 积极调整保险市场结构 |
| 5.5.4 加强事后安全网的建设 |
| 5.5.5 探索混业和兼业经营的有效途径 |
| 5.5.6 深入推动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
| 结 语 |
| 参 考 文 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论 文 摘 要 (中 文) |
| 论 文 摘 要 (英 文) |
|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原创声明 |
（10）入世后中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概述 |
| 1.1 保险监管的产生及监管体系 |
| 1.2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功能定位 |
| 1.3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指标体系和监管手段 |
| 第二章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的外国借鉴 |
| 2.1 国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概述 |
| 2.2 国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的特点 |
| 第三章 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现状透视 |
| 3.1 我国保险立法概述 |
| 3.2 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之现状与不足 |
| 3.3 当前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 |
| 第四章 入世后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的重构 |
| 4.1 WTO规则与中国政府对保险业开放的承诺 |
| 4.2 对入世以后完善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立法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国保险业如何应对WTO（论文参考文献）
- [1]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D]. 黄琳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D]. 毛勤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
- [4]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比较研究[D]. 姜莉. 西南大学, 2020(01)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D]. 李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7]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 朱丽静.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8]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之比较研究[D]. 李莉. 中国海洋大学, 2006(02)
- [9]中国保险业适度管制模式研究[D]. 毕姝晨. 吉林大学, 2004(04)
- [10]入世后中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制研究[D]. 谭小斌. 湖南师范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