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生态·工业(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杨贤传[3](2021)在《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已经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环境破坏40%应该直接归因于人类的非绿色消费,而工业污染又多数是由消费需求驱动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碳中和”呼之欲出的大背景下,研究如何推动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厘清城市居民不同类型绿色购买行为的复杂驱动机理,并据此设计有效干预与引导策略,是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的题中要义。此外,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发现由驱动因素激活的积极绿色态度(动机)并没有有效转化为真实的绿色购买行为,出现了态度(动机)-行为偏差,相应地,如何修复这一偏差就成为了绿色消费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结果兼论如何修复这一偏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以“问题提出-理论研究-质性研究-实证研究-扩散仿真-引导策略构建”为研究主线,选取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市场营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围绕行为驱动机理、绿色动机-行为偏差修复、行为扩散仿真等议题展开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1)绿色购买行为内涵重构和维度划分。作为绿色消费行为的核心维度,绿色购买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单维的,本文通过典型消费者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基于绿色购买活动的现实表现和演化进阶规律,以生态价值观和环境关心为标准,重新界定和发展了绿色购买行为的概念内涵,构建了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进阶式三维度结构模型,即绝对绿色购买行为、条件绿色购买行为和随机绿色购买行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三类绿色购买行为均不程度存在,其中兼顾双重诉求的条件绿色购买行为分布最为广泛,后续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三维度划分的合理性。(2)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质性研究。运用质性分析方法萃取了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及主范畴间的典型关系结构,接着引入成熟的S-O-R理论和目标框架理论描绘了一个兼顾利己诉求和利他诉求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即内部和外部刺激因素通过激活三维目标框架进而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驱动机理;社会心理情境因素和城市情境因素调节了三维目标框架——绿色购买行为之间的联结关系。(3)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的量化研究。开发或修订完研究量表后,对中东部和东北城市居民开展了问卷调查,共收集到1345份有效样本。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个人月收入、职业类型、组织性质、职位等级、城市等级和城市所属地理区域上存在显着差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法和PRODCLIN2程序检验了28条总体中介效应和84条具体中介效应,从而全面呈现出了内外部驱动因素通过目标框架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复杂驱动机理,也更加有利于发现和解释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具体成因。同时,本文采用阶层式回归,结合使用Process v3.3和Johnson-Neyman法(简写为J-N法)检验和探讨了社会心理情境因素和城市情境因素对功利目标动机(框架)、享乐目标动机(框架)、规范目标动机(框架)与绿色购买行为影响路径中的潜在调节作用。上述调节变量对三维目标动机与不同类型绿色购买行为关系中调节效应的显着性、强度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这也有助于拓宽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探索视角。(4)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仿真分析。运用加权小世界网络理论构建了消费网络中个体间的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模型,借助Matlab仿真平台进行仿真研究,探索了网络中情境因素干预下个体条件绿色购买行为的扩散规律。结果表明:总的来看,“随机关系强度”网络、“弱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下,以势差优先模式确定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中的发送方,与其它两种模式相比能带来更高的行为增长率或最低的行为降幅,且网络均衡性更优,多数情况下能够最快实现网络整体均衡。加入情境因素的最强影响后,条件绿色购买行为的扩散效率受到多元动机的共同影响,涨跌互现;在“弱关系”网络中,以势差优先模式确定发送方时,网络中全体节点的行为扩散表现明显好于强度优先模式和随机模式,同时,势差优先模式下的网络均衡性更优,而且更快实现整体网络均衡。相对于“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受到情境因素的干扰影响更大。(5)以“双重诉求”兼顾为核心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进阶式”提升策略研究。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分别从个体心理因素驱动、媒体劝导、人际互动、双重诉动机激活、绿色购买行为分类引导、情境因素积极干预和购买者属性特征的精确靶向引导等七个方面出发,以系统性和全局性视角构建了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进阶式”提升策略体系。同时,在文献研读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复杂成因,并提出了对应的修复策略。该论文共有图97幅,表112个,参考文献330篇。
编辑一部,刘睿,沈涛[4](2021)在《省内专科院校在辽宁录取专业位次、最低分及平均分(2018~2020年)》文中研究指明在知分、知位次、知批次线填报志愿模式下,院校和专业的录取位次、录取最低分及平均分是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必须参考的重要数据。合理运用各院校、各专业往年的录取位次、录取最低分及平均分,可以最大限度地有效使用分数,降低报考风险,达到志愿最优化。为切实服务辽宁考生、解除家长的燃眉之急,本刊于2021年第2~8期独家发布《2018~2020年全国高校在辽宁录取专业位次、最低分及平均分》。
叶莉[5](2020)在《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速度放缓,从2012年起,经历了由下降转为微弱增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现有的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游客健康、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游客体验、旅游地形象等方式对入境旅游起到负向影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空气质量是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环境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因此,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发展入境旅游双重目标语境下,基于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价探讨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展开:第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入境旅游规模与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挖掘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时空分布演化特征和规律,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经验支撑;第二,基于入境旅游发展的视角,通过运用旅游推-拉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竞争力理论对空气质量是入境旅游的阻力因素还是引力因素的属性特征进行理论辨析,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感知、媒体信息影响、空气质量偏好、时间演化、地区差异等路径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第三,以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以PM2.5、PM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重等指标作为空气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进行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第四,在全样本实证的基础上,分别从游客类别、时间演化、地区分类异质性视角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结果,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范式归纳总结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动力机制。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的时空分布特征。第二,全样本数据表明,在即期影响中,除了PM2.5的负向影响未通过统计显着性检验外,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的负向效应以及达标天数比重的正向效应均较为显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其作为“阻力”的属性将放大,对入境旅游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反之,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其“引力”作用就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就越显着;PM10、PM2.5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通过旅游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达标天数比重则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滞后效应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PM2.5和达标天数比重变量滞后一期对入境旅游的负向或正向影响并不显着,以往持续大规模的媒体报道并未明显地影响当期入境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空气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即期负向效应。第三,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在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比较中,即期效应表明,入境旅游市场对PM10和达标天数比重指标更加敏感,PM10污染或者空气质量改善都将引起入境旅游市场规模较大幅度的减少或增加变化;在影响的调节效应中,存在空气污染对旅游的负向或达标天数比重正向调节效应在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显着的特征;在滞后效应方面,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滞后效应小于国内旅游,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市场没有产生明显的滞后效应。在外国旅游市场和港澳台旅游市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空气污染对外国旅游市场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表明外国旅游市场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更敏感;但空气质量的调节效应在港澳台旅游市场更加明显,也即港澳台游客对空气污染作用于旅游资源、交通和人力资源的危害风险更加敏感;在滞后效应中,空气质量对两个市场的影响均主要体现在即期效应,并未因以往持续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舆情报道宣传影响当期旅游决策。第四,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把研究时期划分为2004-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三个阶段,从各个空气质量指标结果看,尤其核心指标PM2.5作用于入境旅游的结果,无论是即期效应、调节效应,还是滞后效应,均是在2013-2017年这个时间段的负向影响最明显,体现出了2013年雾霾天气爆发且备受关注后,空气污染的舆情报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第五,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地区差别的异质性特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中,尽管各个空气质量的指标影响有所差异,但是总体看,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都更加明显;在南北方地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更加明显,空气质量的“引力”作用在南方地区更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空气质量具有“阻力”和“引力”双重属性,在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负向影响的背景下,本文从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全方位修炼提升入境旅游吸引力等方面有针对性提出化空气质量“阻力”为“引力”以提振入境旅游之策,以期增强入境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
岳燕祥[6](2020)在《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同时,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更为复杂,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旧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搅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内“三期叠加”仍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探索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迫在眉睫。伴随着生产要素向旅游业的大量集聚、旅游生产力的日益加强,旅游生产关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以及旅游发展中凸显出来的优化产业结构、提质增效中的积极作用,旅游化正成为我国日益重要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城市是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活跃的组成单元,城市效率反应着一个城市的发展能力,城市的旅游发展与城市效率有着历史性的关联,由此,本研究以城市为切入点,立足城市发展,对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首先以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具有相同的发展因素,以及城市旅游化通过对城市发展投入、产出因素的影响而对城市效率产生作用,城市效率的认知与实践惯性也作用于城市旅游化发展为支撑,提出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存在时间上的关联关系的假设,同时在论述城市类型和城市定位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协同存在空间差异的假设。其次,开展了定性分析。一方面通过文献研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明确了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化”、“城市旅游化”和“城市效率”本就是三个动态概念,而“城市”则是一个时空交叠的整体,故通过回溯历史,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下城市与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推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相关概念的认知,同时得出: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有着历史性的关联,旅游化是在后工业社会应运而生的一种生产方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中旅游业逐步上升为主导产业,在生活领域中旅游成为人们不能缺少的内容的动态过程。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驱动下的必然趋势,是当下可与工业化并行的有效生产方式,对缓解工业化发展中的伴生问题,以及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和增强人民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着科学严谨、逻辑合理与切实可操作的原则,在吸收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优化的城市旅游化和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并分别运用线性权重法和SBM-DEA法测算和分析了我国2007年-2016年间268个地级及以上样本城市的旅游化指数值及增长率和城市效率指数值及增长率,应用协整模型进一步从定量的角度论证了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在时间维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空间维度,利用四象限分析模型及交叉组合法将城市分类为十六种类型,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旅游化发展特征、城市效率特征进行了阐述,同时给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最后,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将研究的创新归纳为优化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指标体系、以城市发展为立足点来研究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依城市类型的差异客观理智地给出不同的旅游化发展建议。从旅游学人的角度,提出三个观点以讨论,分别是:1、旅游化是顺应历史的必然却不是旅游业的一支独大;2、旅游化兼具逆向的表征和正向的效用;3、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全面推进旅游化。对相关知识和思想进行创造性探索将是一项长久的使命。同时,从认知的使命角度,总结了研究的局限并对未来研究可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
刘雪梦[7](2020)在《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全球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新工业革命的兴起,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工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制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促进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即提高工业生态效率是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现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工业生态效率的变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关于二者间的关系还存在较多分歧,且有关FDI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有鉴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FDI异质性特征,在对FDI数量和质量及工业生态效率进行界定后,分析了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2001-2017年30个省、市(西藏和港澳台数据不全予以剔除)面板数据及包含共同前沿和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FDI和工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偏低,区域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工业生态效率高于全国均值,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从总影响来看,FDI质量对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FDI数量的溢出效应不显着,工业生态效率与FDI数量和质量呈正相关关系。(3)从间接影响来看,FDI质量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了工业生态效率,而FDI数量分别通过弱化环境规制负面效应及恶化产业结构产生正负外部性,其综合溢出效应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即FDI数量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不显着。所以,在引资过程中需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提高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改善投资环境,以促进FDI与工业生态效率正向互动的良性循环。
何春丽[8](2020)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传统汽车尾气排放污染严重,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同时,传统汽车严重依赖化石能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加剧了我国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传统燃油汽车的高污染和高能耗,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新能源汽车作为能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其在节能与缓解环境压力中的双重优势,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世界各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优先选择,但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一种新型的汽车产品,在技术上与传统的燃油车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产品。我国当前正处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过渡阶段,从市场消费需求的角度,基于私人需求引导产业向市场驱动转变,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广,有利于缓解环境污染和保障能源安全,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安全以及产业的结构升级,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主要从问题的提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政策导向四个角度逐步展开。首先,本文在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介绍了本文的主要思路、研究的重难点、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然后,在第二章进行理论分析,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并对当前关于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述评。在第三章对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动态和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证分析部分中,研究基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思路展开:在宏观层面,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意愿分成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两类情况,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二项Logit模型,对影响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一是对影响新能源汽车长期和短期接受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二是分析了城市公交系统建设对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意愿的影响;三是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中观层面,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多项Logit模型,对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进行了实证,一是对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对消费者的车型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三是就新能源汽车的类型对消费者偏好进行实证分析,并分别对消费者的各类偏好分地域和性别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微观层面,对新能源汽车五个方面的产品属性,即经济性、个性化、环保性、品牌化和科技感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各属性对消费者购车意愿的影响。最后,在第七章中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从不同层面针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提出相应的政策导向,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消费者购车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消费者认知、产品特征、消费者特征、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统计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消费者个体认知,无论对购车的长期意愿还是短期意愿都呈现出显着正向影响;产品特征中,充电成本、续航里程、充电时间对短期意愿影响显着,其中充电成本和充电时间对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消费者特征中,购车年限和购车经验显着地影响短期购车意愿,其中,购车经验越丰富的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家庭充电设施对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都呈显着影响,公共充电设施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影响显着;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消费者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均呈现出显着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对消费者购车的长期和短期意愿影响都不显着。城市公交系统的完善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公交出行越便捷的城市,消费者购车的短期意愿越低;城市越大,交通线路条数越多,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地铁站点越多,消费者出行越便捷,短期的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越低。从区域特点看,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越高。第二,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研究结论。消费者品牌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用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且对选择国产品牌存在比较显着的负向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消费者选择国产品牌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从地域特征看,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消费者,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消费者,在国产品牌和国外品牌之间做选择时,都更偏好于国外品牌,品牌偏好呈现出比较显着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影响不同,例如用车经验等因素对男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显着影响,对女性消费者影响不显着;里程偏好对女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一定的显着影响,对男性的品牌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性别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总体而言,国产品牌的行业竞争优势不明显,消费者对国有新能源汽车品牌信心不足。消费者车型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比如有动力偏好和里程偏好的消费者在轿车和SUV之间偏向于选择SUV;有价格偏好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SUV或MPV;用车经验对消费者车型偏好影响不显着。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例如年龄越大的消费者越偏向于MPV和SUV车型的选择,家庭规模越大消费者越倾向MPV车型。职业特征对消费者车型偏好有一定的显着影响,例如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对轿车的偏好更显着。车型偏好存在较显着的地区差异,例如中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对MPV车型的偏好更显着。不同因素对消费者车型的偏好也表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购车经验和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女性对车型的选择,但对男性选择车型的影响不显着。在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上,政策认知、购车年限、里程偏好和购车经验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其中购车年限、里程偏好以及购车经验对消费者选择纯电动汽车有显着影响。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也显着地影响消费者选择,尤其是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动力偏好和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地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的选择也存在地域差异,例如副省级城市消费者在纯电动汽车和其他类型之间,更偏向与选择其他类型的新能源汽车。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对纯电动汽车显示出显着偏好。同时各类因素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呈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政策认知显着地影响男性对汽车类型的选择,对女性的影响不太显着,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男性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对女性选择纯电动汽车影响不显着。第三,消费者的产品属性感知对新能源汽车需求影响的结论。产品的经济性和个性化对新能源汽车的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均有显着影响;产品的环保性和科技感主要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有显着影响,其中科技感对消费者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正向相关。消费者产品属性的感知对消费者购车意愿呈现显着的性别差异。产品的个性化对女性长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对男性消费者长期购车意愿影响不显着;产品环保性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且呈负向相关,但对男性短期购车意愿的影响不显着;科技感显着地影响男性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但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没有显着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针对引导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提出从宏观上增强消费者环保等个人认知,提高产品技术强化产品质量,引导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经济和完善公交设施等政策;从中观层面提出增强品牌形象和影响力,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对产业补贴的调整和转向等政策;从微观上提出企业应充分研究消费者行为准确定位产品和市场,鼓励企业增加产品核心技术投入,基于消费者感知注重产品设计和品牌管理等策略。并针对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产业链协同机制、打破区域壁垒等政策以提升产业竞争力。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目前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补贴措施和政策上。本文从经济学理论框架出发,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研究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对新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的选题和视角具有创新性;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上从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上进行实证,中观上对消费者品牌偏好、车型的偏好和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进行研究,同时深入研究了各类偏好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微观上就消费者感知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上实现了创新。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通过针对研究目的进行问卷设计,收集较为完备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较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形成了一个研究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和购车偏好的指标体系较为完整的量化模型,系统地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比较直观和准确的科学引导。
谢心怡[9](2020)在《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们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的加强,如何利用好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资源对提升生活质量以及环境保护也越来越重要。森林景观资源不仅可以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重要贡献,在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时,还可以满足人们对开展森林旅游业而产生的游憩需求,从而带动旅游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处于初始开发阶段,公园内森林景观资源极其丰富,并且为森林公园带来了巨大的旅游业务收入,因此对其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可以为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日后经营发展提供合理的依据。本文选用条件价值法对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景观资源资产进行价值评估,采用的是支付卡式设置支付金额,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长、株、潭地区以及岳阳地区的常住人口进行调查,内容涉及支付意愿、支付金额等,并用中位值来确定人均支付意愿,最终计算得到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是27.66亿元。又因为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的植被资源多为公益林,并非商品林,因此森林旅游带来的收益成为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的主要经济来源。据此本文又运用个人旅行费用法对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产生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通过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直接旅行花费、停留时间、时间成本等基本数据,运用SPSS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并通过对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最终得到线性回归方程 Q=2.233-0.006*Cost-0.199*Time+0.263*Income+0.727*Und,基于景区生态环境的最大容量计算得到游憩价值为12.33亿元。最后,根据价值的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对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的提升,以及其中游憩价值的提升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陆利军[10](2020)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时空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至今,以国家森林公园为典型代表的森林公园大致实现了从以木材生产为主营目的的林木生产空间到包括旅游消费在内的消费空间的转变。2019年新修订的《森林法》规定,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科学论证,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森林旅游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契机。在林业产业规划发展政策的支持下,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森林公园在旅游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森林旅游产业也逐渐成为林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森林旅游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森林旅游研究工作。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及通信技术的不断更迭,网络信息流的集散对森林公园旅游目的地、运营企业,及旅游者的影响越发显着;而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理论与实践分析略显滞后,以点、线形态存在的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静态研究已很难满足当下的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基本需求,多源信息融合正在推动,或者说倒逼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新的数据类型和研究方法上的更新发展,促使学者们对森林旅游的关注从对森林旅游资源这一旅游活动中客体要素的单一关注转向对旅游活动中人(地)互动双方要素的系统考察。在当前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以静态研究为主、动态研究不足的背景下,论文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纳入“旅游流”研究范畴,以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网络信息流集散进行动态分析的方式,在“面”的层次上探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的时空特征、区域效应、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提出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的优化策略,拓展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严格按照“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实证分析-理论归纳-总结展望”的基本路径展开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研究,主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如下:(1)借助pearson相关指数、年际变化强度指数、季节集中指数和周内分布偏度指数等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具有较明显的时间分布特征。其一,近年来,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呈现出持续迅速增长态势,且随着智能通信技术的更迭,旅游者获取森林公园网络信息的路径正在从“PC端”向“移动端”转变;其二,旅游者对森林公园的网络关注呈现出明显的“单峰”特征和不明显的“双峰”特征;其三,周内PC指数表现出明显的“工作日高,双休日低”的基本特征,而移动指数则呈现出“工作日低,双休日高”的特征。(2)借助季节性集中指数、变异系数(CV)、赫芬达尔系数(H)、首位度(P)和地理集中指数(G)等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具有比较显着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一,除广西、海南、云南、福建等四个省区之外,中国大陆地区大部分省区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均呈现出较明显的季节性差异,而且省际差异比较稳定,波动甚微;其二,从季节性指数变化情况看,各区域的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均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差异,但是,这种季节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较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3)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整体网络结构较为松散,但省区间的溢出效应比较突出。首先,从整体层面看,网络信息流呈现出随机分布状态,没有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或分散的分布特征;其次,从分省层面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部省区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网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核心省区出现了较明显的向南移动的发展趋势。其中,以湖北、江西和福建等省区为中心的东南部省区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要远高于西北部省区;诸如湖南、江西、河南和山东等省区异军突起,影响力逐年攀升。(4)借助OLS回归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工具,研究发现,森林网络信息流集散的时间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气候舒适度、节假日安排和时空距离;空间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水平、信息化建设水平、目的地接待能力、目的地吸引力、森林公园接待能力和森林公园资源禀赋等。其中,信息化建设水平、森林公园接待能力和交通可达性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集散起到主要作用;目的地接待能力、社会人口发展、森林公园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和目的地吸引力等因素起到次要作用。(5)借助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耦合协调效率等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其一,上一章节明确的各影响因素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有所不同;其二,由社会人口发展等因素构成的环境影响体系与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耦合协调度较好,系统间的发展较为同步;其三,省区间的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与环境影响体系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差异较大,且呈现出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布局特征;其四,各省区森林公园的环境影响体系建设均滞后于网络信息流的发展。提高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作用效率势在必行。(6)借助fs QCA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各省区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发展能够借助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其中,社会人口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水平和信息化建设水平是森林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森林旅游接待能力相对较弱省区网络信息流集散的关键影响因素;而森林旅游基础设施和森林旅游接待能力则是社会人口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对较弱省区网络信息流集散的关键影响因素。论文还据此提出,各省需要认真审视自身已经具备的基础条件,并根据对这些基础条件的系统认知,采用差异化的因果组合策略,促成各省区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森林公园旅游发展能力的提高。总之,论文在通过文献检索与分析方式对“信息流”和“旅游流”相关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研究纳入“流空间”理论分析框架,从“旅游流空间”分析视角出发进行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论文描述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动态格局与空间网络;探索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通过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协调效率分析探析了各关键影响因素与网络信息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分别提出了促进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聚散和提高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旅游产业发展能力地最佳因果组合策略。论文无论是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深度的延伸;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广度的拓展;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框架的完善;还是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方法的丰富等方面,均作出了有益且有效的尝试。
二、教育·生态·工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育·生态·工业(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1.2.2 研究范围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概念释义 |
1.4.1 都市圈 |
1.4.2 一体化 |
1.4.3 高质量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1.6.2 研究特性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2.3.1 国外经验 |
2.3.2 国内经验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2.4.1 人本化 |
2.4.2 绿色化 |
2.4.3 创新化 |
2.4.4 网络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4.1.1 识别原则 |
4.1.2 识别思路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5.2.1 自然地理 |
5.2.2 经济社会 |
5.2.3 城镇体系 |
5.2.4 服务设施 |
5.2.5 体制机制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6.1.1 总体思路 |
6.1.2 评价方法 |
6.1.3 数据来源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7.3.1 一般模式 |
7.3.2 复合模式 |
7.3.3 模式特征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10.2 创新点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10.3 不足与展望 |
10.3.1 不足之处 |
10.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二、学术回顾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小结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一、电力与通讯 |
二、毛巾与肥皂 |
三、燃料 |
四、自来水 |
五、铺底与房租 |
六、纳税与认捐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小结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小结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小结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一、晕堂 |
二、火灾与触电 |
三、建筑安全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小结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 |
2.1 绿色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 |
2.2 绿色购买行为内涵研究与结构发展 |
2.3 常用理论基础及模型 |
2.4 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相关研究 |
2.5 研究简评 |
2.6 本章小结 |
3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构建 |
3.1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因素选择与界定 |
3.2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3.3 本章小结 |
4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量表修订开发与数据收集 |
4.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4.2 正式调研与样本结构 |
4.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实证分析 |
5.1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
5.2 城市居民目标框架、绿色购买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相关分析 |
5.3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差异性检验 |
5.4 内外部刺激因素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效果分析 |
5.5 目标框架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
5.6 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
5.7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修正 |
5.8 本章小结 |
6 情境因素干预下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仿真 |
6.1 基于关系强度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选择 |
6.2 城市居民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的仿真建模 |
6.3 情境因素干预下的仿真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促进我国城市居民扩大绿色购买行为的策略建议 |
7.1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引导建议 |
7.2 做好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识别与修复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阐释 |
1.2.1 旅游产业 |
1.2.2 入境旅游 |
1.2.3 空气质量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
2.2 空气质量对旅游影响的研究 |
2.3 入境旅游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 |
2.4 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 |
2.5 国内外文献述评和研究机会 |
第三章 我国入境旅游与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3.1 研究方法 |
3.2 入境旅游时空演化特征 |
3.2.1 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时空演化概况 |
3.2.2 入境旅游规模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3.3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 |
3.3.1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3.3.2 空气质量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理论分析 |
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属性分析 |
4.1.1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
4.1.2 基于旅游吸引物理论的分析 |
4.1.3 基于旅游竞争力理论的分析 |
4.1.4 空气质量影响旅游的属性特征 |
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系统构建 |
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分析 |
4.3.1 风险感知影响路径 |
4.3.2 媒体信息影响路径 |
4.3.3 空气质量偏好影响路径 |
4.3.4 时间演化差异影响路径 |
4.3.5 地区差异影响路径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效应分析 |
5.1 研究方法 |
5.1.1 OLS混合回归 |
5.1.2 面板数据模型 |
5.2 模型构建 |
5.2.1 即期影响效应模型构建 |
5.2.2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5.2.3 滞后效应模型构建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5.3.1 变量选取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5.4 实证分析 |
5.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 |
5.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调节效应 |
5.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滞后效应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异质性评价 |
6.1 基于游客类别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6.1.1 模型构建 |
6.1.2 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6.1.3 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6.2 基于时间演化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6.2.1 模型构建 |
6.2.2 时间差异分析 |
6.3 基于地区分异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6.3.1 模型构建 |
6.3.2 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
6.3.3 南北方地区差异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7.1 旅游发展动力机制要素构成 |
7.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 |
7.2.1 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
7.2.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传导路径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分布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特征 |
8.1.2 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 |
8.1.3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 |
8.1.4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 |
8.1.5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区域差别的异质性特征 |
8.1.6 控制变量对入境旅游发展的正向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特征 |
8.1.7 空气质量的双重属性是入境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构成 |
8.2 政策启示 |
8.3 对策建议 |
8.3.1 多举并措加强环境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
8.3.2 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 |
8.3.3 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 |
8.3.4 全方位修炼内功助力入境旅游吸引力提升 |
8.3.5 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促入境旅游发展 |
8.4 创新之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 |
8.4.1 创新之处 |
8.4.2 研究的局限性 |
8.4.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社会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立论基础:旅游成为城市的一种生产方式 |
1.2.1 生产力要素向旅游集聚 |
1.2.2 旅游生产关系影响深入 |
1.2.3 旅游业社会贡献率提高 |
1.3 基本问题: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
1.3.1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基础格局 |
1.3.2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演化规律 |
1.3.3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正效机制 |
1.4 研究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实践意义 |
1.5 研究框架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结构 |
2 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旅游化 |
2.1.2 城市旅游化 |
2.1.3 城市效率 |
2.2 文献分析 |
2.2.1 旅游化研究综述 |
2.2.2 城市效率研究综述 |
2.3 本章小结 |
3 研究设计 |
3.1 研究假设 |
3.1.1 假设一: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存在时间上的协同关系 |
3.1.2 假设二: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协同存在空间差异性 |
3.2 研究方法 |
3.2.1 定性研究 |
3.2.2 定量研究 |
3.3 样本与数据 |
3.4 本章小结 |
4 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与测度分析 |
4.1 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 |
4.1.1 既有的旅游化指标体系分析 |
4.1.2 旅游化指标体系的优化原则 |
4.1.3 优化的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 |
4.2 城市旅游化测算与分析 |
4.2.1 权重分配 |
4.2.2 数据处理 |
4.2.3 测算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与测度分析 |
5.1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 |
5.1.1 既有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分析 |
5.1.2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优化原则 |
5.1.3 优化后的城市效率指标体系 |
5.2 城市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5.2.1 方法说明与数据处理 |
5.2.2 测算结果与数据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间关系分析 |
6.1 方法说明 |
6.1.1 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及其检验 |
6.1.2 协整检验 |
6.1.3 误差修正模型 |
6.2 数据预处理 |
6.3 时间关系分析 |
6.3.1 平稳性检验 |
6.3.2 旅游化和城市效率协整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7 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空间关系分析 |
7.1 分析说明 |
7.1.1 分析模型构建 |
7.1.2 城市分类说明 |
7.2 空间关系分析 |
7.2.1 城市旅游化的空间特征分析 |
7.2.2 城市效率的空间特征分析 |
7.2.3 交叉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总结 |
8.1 研究内容 |
8.1.1 城市旅游化的现状及时空特征 |
8.1.2 城市效率的现状及时空特征 |
8.1.3 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空关系 |
8.2 研究见解 |
8.2.1 旅游化是历史发展必然而非一支独大 |
8.2.2 旅游化兼具逆向的表征和正向的效用 |
8.2.3 并非所有城市都适合全面推进旅游化 |
8.3 研究创新 |
8.3.1 概念的创新 |
8.3.2 理论的创新 |
8.3.3 策略的创新 |
8.4 研究展望 |
8.4.1 研究局限 |
8.4.2 研究拓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2007-2016年) |
附录 B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排名(2007-2016年) |
附录 C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增长率(2007-2016年) |
附录 D 中国城市效率指数(2007-2016年) |
附录 E 中国城市效率增长率(2007-2016年)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 |
1.3.2 FDI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
1.3.3 FDI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第二章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FDI数量 |
2.1.2 FDI质量 |
2.1.3 工业生态效率 |
2.2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
2.2.1 FDI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2.2.2 FDI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2.2.3 FDI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2.2.4 FDI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第三章 FDI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3.1 FDI的测度 |
3.1.1 FDI数量的测度 |
3.1.2 FDI质量的测度 |
3.2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分析 |
3.2.1 中国利用FDI数量现状 |
3.2.2 中国利用FDI质量现状 |
第四章 工业生态效率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4.1 工业生态效率的测度 |
4.1.1 测算方法 |
4.1.2 指标选取 |
4.2 工业生态效率的现状分析 |
4.2.1 工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动分析 |
4.2.2 工业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
第五章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研究设计 |
5.1.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5.1.2 模型的构建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1 总的影响结果与分析 |
5.2.2 间接影响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2.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治污方式,制定差异化策略 |
6.2.2 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 |
6.2.3 优化投资环境,实现用高质量的外资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2.1 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 |
1.2.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1.5 本章小结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消费者偏好与需求理论 |
2.1.2 外部性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2.1.3 基于新古典主义的耐用品模型 |
2.2 文献综述 |
2.2.1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
2.2.2 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2.2.3 产品竞争力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2.2.4 基础设施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2.2.5 文献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3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3.1 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3.1.1 国外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3.1.2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3.2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3.2.1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动态 |
3.2.2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动态 |
3.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3.3.1 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动态 |
3.3.2 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动态 |
3.3.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存在的问题 |
3.4 本章小结 |
4 影响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实证研究 |
4.1 数据收集与问卷设计 |
4.1.1 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
4.1.2 问卷设计与样本结构 |
4.2 模型的选择和构建 |
4.2.1 离散选择模型分类 |
4.2.2 模型的选择 |
4.3 理论分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4.3.1 理论分析 |
4.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4.4 模型的回归与分析 |
4.4.1 新能源汽车的长期/短期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2 城市公交系统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 |
4.4.3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地域差异 |
4.5 本章小结 |
5 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5.1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5.1.1 理论分析 |
5.1.2 模型的选择与构建 |
5.2 基于消费者品牌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5.2.1 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的需求研究 |
5.2.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研究 |
5.2.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研究 |
5.3 基于消费者车型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5.3.1 消费者车型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研究 |
5.3.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车型需求研究 |
5.3.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偏好研究 |
5.4 基于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的消费需求实证研究 |
5.4.1 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的消费需求研究 |
5.4.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研究 |
5.4.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研究 |
5.5 本章小结 |
6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6.1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6.1.1 理论分析 |
6.1.2 模型的选择 |
6.2 消费者的产品属性感知对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影响 |
6.2.1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
6.2.2 模型的回归与检验 |
6.2.3 模型的解释与分析 |
6.3 调查结果的统计性描述 |
6.3.1 消费者家庭车辆的拥有情况及消费偏好 |
6.3.2 消费者个人认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调查结果 |
6.3.3 消费者的汽车共享出行情况调查 |
6.3.4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意愿与偏好 |
6.4 本章小结 |
7 基于市场需求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7.1 基于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政策导向 |
7.1.1 加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等意识的个体认知 |
7.1.2 强化产品特性提高产品质量 |
7.1.3 加强引导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
7.1.4 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公共交通体系完善 |
7.2 基于消费者偏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7.2.1 增加新能源汽车国产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
7.2.2 鼓励自主研发提高产业竞争能力 |
7.2.3 产业补贴和扶持政策的调整和转向 |
7.2.4 针对消费者特点的产业发展策略 |
7.3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7.3.1 研究消费者行为准确定位产品和市场 |
7.3.2 增加产品核心技术投入提高产品性能 |
7.3.3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注重产品设计与品牌管理 |
7.4 市场需求下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 |
7.4.1 构建协同创新平台进行深度合作 |
7.4.2 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协同机制 |
7.4.3 打破区域壁垒增进区域协同 |
7.5 本章小结 |
8 主要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与建议 |
8.2 后续研究展望 |
8.3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9)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国外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研究现状 |
1.3.1 基本理论研究现状 |
1.3.2 评估方法研究现状 |
1.4 国内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研究现状 |
1.4.1 基本理论研究现状 |
1.4.2 评估方法研究现状 |
1.5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2 理论基础与评估方法 |
2.1 基础概念 |
2.1.1 森林资源 |
2.1.2 森林资源资产 |
2.1.3 森林景观资源 |
2.1.4 森林景观资源资产 |
2.1.5 森林游憩价值 |
2.2 理论基础 |
2.2.1 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2.2.3 消费者剩余 |
2.3 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方法 |
2.3.1 条件价值法(CVM) |
2.3.2 旅行费用法(TCM) |
3 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概况介绍与研究设计 |
3.1 概况介绍 |
3.1.1 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概况 |
3.1.2 森林景观资源概况 |
3.2 个人旅行费用法(ITCM)研究设计 |
3.2.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
3.2.2 ITCM具体步骤 |
3.2.3 旅行成本的确定 |
3.3 条件价值法(CVM)研究设计 |
3.3.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
3.3.2 中位值法确定WTP |
4 基于ITCM的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资产游憩价值评估 |
4.1 样本的统计分析 |
4.1.1 社会经济学统计分析 |
4.1.2 游览特征分析 |
4.2 旅行成本的计算 |
4.3 需求曲线的拟合 |
4.3.1 相关性分析 |
4.3.2 多元回归分析 |
4.4 森林公园环境容量预测 |
4.4.1 森林公园生态环境容量的计算 |
4.4.2 森林公园空间环境容量的计算 |
4.4.3 环境容量值的对比与选择 |
4.5 游憩价值的计算 |
5 基于CVM的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评估 |
5.1 样本统计分析 |
5.1.1 支付方式分析 |
5.1.2 拒绝支付原因分析 |
5.2 基于CVM价值的计算 |
5.3 支付意愿率影响因素分析 |
5.4 支付金额影响因素分析 |
5.5 偏差分析与控制 |
6 建议 |
6.1 针对提升游憩价值提出的建议 |
6.2 针对提升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提出的建议 |
7 结论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基于ITCM对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旅行费用的调査问卷 |
附录B 基于CVM对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支付意愿的调査问卷 |
附录C 基于ITCM调查问卷数据 |
附录D 基于CVM调查问卷数据 |
致谢 |
(10)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时空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路线导图 |
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2 文献综述 |
2.3 研究述评 |
3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时空特征 |
3.1 数据来源 |
3.2 研究方法 |
3.3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时间特征 |
3.4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空间特征 |
3.5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
3.6 本章小结 |
4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空间结构与区域效应 |
4.1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整体网络结构 |
4.2 省区间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交互结构 |
4.3 省区间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有效关联 |
4.4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核心-边缘结构 |
4.5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区域溢出效应 |
4.6 本章小结 |
5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关键影响因素 |
5.1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
5.2 时间与气候因素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3 时间与空间距离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4 社会人口因素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5 经济发展水平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6 交通可达性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7 信息化建设水平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8 目的地接待能力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9 目的地吸引力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10 森林旅游接待能力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11 森林旅游资源禀赋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影响 |
5.12 本章小结 |
6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作用机理 |
6.1 研究方法 |
6.2 网络信息流与各影响因素间耦合协调度与协调效率分析 |
6.3 网络信息流与环境影响体系的耦合协调度协调效率分析 |
6.4 网络信息流与环境影响体系耦合协调效率识别及划分 |
6.5 本章小结 |
7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组合配置分析与优化策略 |
7.1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组合配置分析 |
7.2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优化策略 |
8 结论与讨论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创新 |
8.3 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基础数据统计表 |
附录 (B) 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校准后的模糊值 |
附录 (C) 森林旅游产业发展能力校准后的模糊值 |
附录 (D)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教育·生态·工业(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D]. 杨贤传.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4]省内专科院校在辽宁录取专业位次、最低分及平均分(2018~2020年)[J]. 编辑一部,刘睿,沈涛. 招生考试通讯(高考版), 2021(03)
- [5]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D]. 叶莉. 广西大学, 2020(07)
- [6]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D]. 岳燕祥.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7]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雪梦. 西安石油大学, 2020(12)
- [8]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D]. 何春丽.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研究[D]. 谢心怡.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2)
- [10]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时空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D]. 陆利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