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亏损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赵锦川[1]（2020）在《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民营经济步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高速低质型的增长模式向稳健高质型的发展模式转变。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语境下,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将会遇到许多新的挑战。一方面,国家层面的重视、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加健全完善的制度等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另一方面,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复杂的国内环境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此,政府如何发挥好管理职能,把握好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从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加强管理和引导等各个方面完善政策规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从济南市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济南民营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机遇,总体呈现出积极良好势头,对济南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不容忽视的是,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力晚、起步慢,目前仍然存在诸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2019年济南市委成立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笔者作为服务队一员,下沉到民营企业开展服务工作,结合工作经历,笔者最终选取了“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为研究课题。研究中,选取发展规模大型、中型、小型民营企业共10家进行问卷调查,选取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多家金融机构有关人员进行实地访谈,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出济南市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公共政策干预缺位、过度、失灵三个角度分析问题原因,之后提出可行性建议。研究发现,政府对金融机构难以协调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民营经济政策规定不完善、政府对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缺乏有效引导、政府培育龙头企业方面缺乏系统经验和制度等问题是制约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正确履行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公共管理职能,具体表现在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缺位”“过度”和“失灵”现象。研究提出,政府应当积极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完善民营企业政策规定、培育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加强人才建设、加大对大型民营企业的培育力度来解决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遇到的问题。
刘晓昳[2]（2020）在《国有企业的柔性能力对创新战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推动经济增长、培育新兴产业、服务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国有企业在复杂政治经济形势中稳定宏观经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任务更重,面临的冲击更大,其抗冲击的柔性能力和摆脱西方压制实现创新发展尤为重要。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处于转型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重任在肩,需要不断创新形成竞争优势,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引领者和践行者。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情境进行,但中国国有企业的战略选择和柔性能力具有显着的特异性。本文基于中国国情研究国有企业,对不同创新战略类型的国有企业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借鉴整合创新战略、柔性理论、绩效反馈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分析归纳我国国有企业创新战略类型实施的规律以及国有企业柔性能力的特征。在Miles&Snow战略类型框架下,将国有企业柔性能力因素引入到战略与绩效的作用关系之间,基于战略匹配视角及适应性观点,分析战略决策柔性在四种战略类型之中的差异,探讨其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针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别检验战略类型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以及财务柔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分析谈判柔性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战略类型的国有企业所取得的技术创新绩效及战略决策柔性的开放性具有显着差异,国有企业战略决策柔性开放性和递归性两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同,发现了战略决策柔性的开放性在战略类型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国有企业财务柔性对战略类型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非国有企业财务柔性在战略类型对经济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外部战略柔性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在谈判策略上保持较高的谈判道德标准,谈判柔性较低。研究拓展了企业柔性能力的研究,为后续基于战略层面研究国有企业组织特性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奠定微观知识基础。对于实施探索型、分析型、防御型以及响应型战略类型的四家典型国有企业进行案例研究,进而检验实证研究结果。多途径收集文献资料、档案记录,调研走访获取案例企业战略实施、柔性能力和绩效等方面的具体情况。采用半结构化面谈的方式对企业高级管理者进行深入访谈获取一手资料,了解企业实施创新战略过程中管理者的态度与实践、战略决策过程,剖析表象背后的原由,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通过案例内研究,发现不同战略类型国有企业的特征和规律;通过跨案例对比研究,对四家典型企业在战略类型、柔性能力特征和绩效结果等方面的表现横向进行对比并提炼总结,应用案例研究结果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成果。基于实证和案例研究结果,从多个视角提出针对国有企业增强战略实施有效性的管理策略建议,为国有企业管理者、实践者和监管层更好地理解实施战略、构建国有企业柔性能力提供理论实证证据,助力我国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国有企业应当加强探索型及分析型战略的实施,注重工程领域和行政领域匹配于创业领域。为国有企业构建柔性能力提供了策略建议,国有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当积极提高战略决策柔性的开放性水平,鼓励企业管理者从外部积极引进新观点、新理念,倡导重视新思路、新想法,避免过度依附以往决策和企业制度,鼓励内部跨职权决策,在跨职权协作中相互汲取新思想,避免战略决策的僵化;国有企业应当基于产权特性,科学有效控制财务柔性,强化财务资金管理使用,以促进其对于目标战略的支持。为我国企业的变革、转型、创新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进而提高我国国民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刘傲雪[3]（2020）在《创新激励补助、企业创新产出与盈利能力 ——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逐渐转变为技术和人才的竞争,而创新则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要手段。国家创新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科研机构及高校建设是远远不够的,企业也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主力军,而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又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所处环境竞争激烈,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并维持自身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及产品的创新。而在高新技术企业经营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整体的科技水平及创新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因此,我国政府积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活动,引导其加大研发投资力度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进而为整个国家的技术、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研发活动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企业的创新成果容易被其他竞争者窃取或低价复制。主导创新的企业付出了高额的研发成本,其经济效益却被同行竞争者共同瓜分,这将极大地打击企业的研发积极性,抑制企业的创新意愿,造成“市场失灵”的现象。这时便需要政府的参与,对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创新活动。然而现实中部分学者及社会公众担心造成资源错配的现象,对企业能否合理利用这类补助存在质疑:创新激励补助是否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从企业角度来看,创新激励补助是否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而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提高其盈利能力?对此,本文从众多类型的政府补助中区分出创新激励补助,选择营业毛利率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引入企业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创新激励补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创新激励补助能够有效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成长年限的增长可能会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带来阻碍。（2）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够显着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说明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创新成果后,能有效地将其转换为企业的生产力,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3）创新激励补助能够显着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盈利能力,其中创新产出起到显着的正向中介作用。说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注重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能够合理利用政府提供的创新激励补助,取得一定的创新成果,并能够有效地将创新产出转换为经济效益。（4）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电子业及信息技术企业在充分利用创新激励补助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及盈利能力方面通常会有更好的表现。本文聚焦于政府补助中的创新激励补助,设计较为新颖的代理变量,论证了创新激励补助、创新产出以及企业盈利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理论意义。另外,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理性看待政府给予的创新激励补助,并且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借鉴,极具现实意义。
董少明[4]（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指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穆君[5]（2019）在《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不面对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实现经济稳步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给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也为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平台,对整个国内市场产业升级和传统优势产能转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河北省是我国传统产业大省,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钢铁、水泥、化工原料等基础性建设领域技术成熟、产能富裕,具备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需求和产能缺口的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境外投资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河北省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国有企业利用自身装备和技术优势,以更高起点重视“走出去”战略。在此背景下,河北省国有企业抢抓机遇,精准投资,“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根据河北省国资委决算统计报表显示,截止2018年上半年,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已在全球15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45家境外企业,累计境外资产高达690亿元人民币,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起步晚,整体实力不足,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跨国经营、技术创新,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本文选择以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为研究对象,既对拓展完善区域经济具有理论意义,也对河北省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境外投资飞跃发展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在梳理总结境外投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述,指出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宏观上仍面临国际、国内双重挑战;在微观上也存在着尽职调查不足、投资方式单一、企业管理层风险意识薄弱以及国际化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并从境外投资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和风险防控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详细论证,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和我国大型央企境外投资实践和经验,提出河北省国有企业要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加快加大境外投资步伐和力度,充分做好尽职调查,深入掌握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选择适合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作出预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一条符合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发展之路。通过对影响境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河北省传统产业,如钢铁、建材、装备制造、医药、纺织等具有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在周边国家,非洲和拉美等地建立境外生产制造基地;资源型企业适宜到澳洲、非洲、拉美、中亚等资源富集地区投资开发铁矿和有色金属等资源,以缓解资源紧缺限制;促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地区建立经贸合作区;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如进入世界500强的河北钢铁集团、冀中能源集团,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展跨国并购。通过对影响河北省国有企业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应选择渐进式模式。从企业自身考虑,以技术优势开展境外投资宜选择新建投资,处于技术劣势则适宜跨国并购,国际化经验不足时,宜选择跨国并购,待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可选择新建投资。同时,根据企业资源禀赋,股权结构从低控制、低投入、低风险逐渐转向高投入、高控制与战略性强的股权结构。从东道国方面考虑,投资资本市场发展较差的国家宜优先考虑新建投资,对资本市场发达、市场经济体系成熟、风险相对较低的国家,可考虑跨国并购。当东道国的外资、外汇等政策的非连续性或不可预见性比较大的情形下,企业应集中控制权。从目标企业看,对价值确定,能够产生速度经济的目标企业,宜采用跨国并购,反之则倾向于新建投资。通过对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程中遇到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建立省级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国有企业母公司和境外子公司（分支机构、投资项目等,以下简称境外子公司）四级风险评价系统,并将风险评价体系功能延伸,分别与风险预警、业绩考核进行对接,形成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与风险预警对接形成四级联动机制,提高风险的预警范围和排查深度;与业绩考核对接,将境外投资风险纳入企业考核范畴,形成对国有企业母公司及境外子公司管理层更为适合的综合考评系统,实行风险奖惩制度。最后提出促进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配套措施建议,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出:政府应加强境外投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境外投资管理水平、完善境外投资服务保障机制;从微观层面提出:国有企业应审慎作出境外投资决策、加强尽职调查提高风险意识、加快技术管理创新提高国际化水平。
黄晓玲[6]（2019）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课程开发是技术技能积累和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在职业教育担负技能强国历史使命、校企合作亟须根本性突破、职业教育课程范式转型的背景下,针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缺位和浅层参与的问题,探讨企业的角色及其职责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围绕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运用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经验总结、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责任的合理性、责任的现状、责任的内涵、责任的内容和责任的履行等进行研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及其课程开发是由二者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企业技术性和制度性的两重属性以及职业教育职业性和技术性的本质,内在地规定着企业技术技能与职业教育产品的同一性、企业技术技能生成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契合性,以及企业技术技能生产载体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同质性,集中体现在面向工作世界的技术经验及其获得过程上。当前企业虽无法律规定的参与职业教育的强制性义务,但其对职业教育产品的需求决定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利益主体,具体表现在企业作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主体、职业教育混合供给主体以及校企跨界合作育人主体。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协作的建构过程,企业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重要的合作主体,其对职业教育专用技术技能的诉求从根本上决定参与开发的课程集中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理论上企业具有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理性,但事实上企业普遍参与不足,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也处于起步状态,应然与实然的差距显现明确企业责任的迫切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是基于其合作主体角色主观认识和客观能力的,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开发过程或课程产品形成中的回应和实际付出,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的统一性,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道德和利益的内在依从。责任的生成源于政府的权利赋予、企业的经济动力和能力基础,以及职业院校的迫切需求和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作用对象的特定性、责任边界的明晰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又决定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有限性。根据责任内容划分的基本原则和功能导向的划分依据,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主要有导向责任、供给责任和协作责任,三种责任自成一体并形成责任内容的基本框架。导向责任集中体现为培养质量确认及反馈,通过需求导向、标准导向和评价导向实现;供给责任体现为技术技能积累和提供,通过提供智能形态、实体形态和工艺形态技术技能实现;协作责任体现为专业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通过专业理论课程中的辅助性协作、专业实践课程中的主导性协作和理实融合课程中的对等性协作实现。目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履行处于起步阶段,校企合作程度较浅且覆盖面较窄,同时企业内在动力不足、认识及行动存在较大落差。这除了经济区位、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影响外,也受制于企业行业分类、技术类型、所有制形式、所处发展阶段和实际规模等自身因素影响。为推动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有效、有序发展,从企业履责意愿角度,需进一步激发企业内在动力、协同多种外部力量、增强企业自身基础能力;就责任实现机制而言,需进一步构建基于法定性契约的校企合作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连接作用,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走向课程治理,建立有效的企业履责评价与激励制度;对履责环境的优化,需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引领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接纳。
冉云芳[7]（2016）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面临两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第一,尽管众多企业对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持肯定态度,且有较强的参与意愿,但真正做出参与行为决策的企业却不多。第二,已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企业,其参与深度却不尽如人意。换句话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讲,作为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都会受到预期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因此,对其成本和收益构成要素,成本和收益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影响路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和收益值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围绕上述问题,笔者通过深度个案访谈、团体焦点访谈、大规模访谈式问卷调查,并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具体研究方法和步骤如下：首先,对60余家企业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收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建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行为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同时,通过对350余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取实证数据,运用AMOS结构方程分析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以探索成本和收益因素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影响路径。其次,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建构有风险和无风险状态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投资回报率模型、净收益现值模型和内部收益率模型,以及无风险状态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短期投资回报率模型、短期净收益现值模型和短期内部收益率模型。同时,给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成本和收益的具体测算公式。第三,运用无风险状态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短期投资回报率模型、短期净收益现值模型和短期内部收益率模型,以及具体成本和收益测算公式对161家已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并对其实际发生的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净收益现值和短期内部收益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第四,将企业基本特征、企业人力资源特征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依次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分析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净收益现值和短期内部收益率的影响,以探究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通过上述步骤,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收益和成本因素是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有：企业寻找职业院校的信息搜寻和决策成本、企业支付给合作学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企业支付给培训人员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企业提供的场地设备及材料等损耗成本、企业投入的合作开发技术或产品的成本。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收益有：合作学生顶岗实习的短期收益、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收益、企业参与办学的长期市场收益、企业利用学校资源的使用收益、企业享受政府政策的补给收益。第二,平均而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净收益现值和短期内部收益率均值分别为18.6%、4573.2元/人和12.7%。但仍有近50%的企业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净收益现值和短期内部收益率均为负值或低于基准利率,处于亏损状态。以月为单位来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在前3个月都处于亏损状态,在第4个月以后逐渐进入盈利状态。但从总的投资回收期来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需要在第9个月时才能收回前期投入的所有短期成本。第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短期成本和短期收益构成比例各不相同。短期成本主要由企业支付给合作学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企业支付给培训人员的直接或间接成本构成,占比分别为66.0%和27.9%。短期收益主要由合作学生顶岗实习的短期收益构成,占比为95.8%。而合作学生顶岗实习的短期收益又由学生因顶岗实习从事生产性任务产生的价值和学生顶岗实习充当技能劳动力节约的用工成本构成,占比分别为66.3%和33.7%。第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长期收益主要取决于学生实习结束后的留任率。从调研结果来看,学生留任率均值为39.3%。可见,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长期收益处于较低状态。这一结论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风险测量中也得到了证实。即学生毕业后不在企业就业,面临培养成本和人才流失的风险比较高,其均值为4.11分。第五,将企业基本特征、企业人力资源特征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对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净收益现值、短期内部收益率的解释率分别高达69.3%、66.4%和59.3%。具体而言,企业所属行业类别、企业发展阶段、企业是否拥有全职培训人员、合作学生规模、合作学生留任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满意度对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净收益现值和短期内部收益率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显着性影响。企业年限仅对短期投资回报率和短期净收益现值产生负的显着性影响。企业所有权性质在短期净收益现值和短期内部收益率上呈不同程度的显着性差异。企业是否拥有独立培训部门、企业参与合作对象在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内部收益率上存在显着性差异。合作形式仅在短期投资回报率上有显着性差异。合作时间仅在短期净收益现值上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他变量对短期投资回报率、短期净收益现值和短期内部收益率均无显着性影响。针对上述分析和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具体政策建议：第一,一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这类企业不需要政策激励也会有较高积极性。而一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在短缺内处于亏损状态,且长期收益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类企业需要通过政策激励来激发企业积极性。可参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高低状况确定需要政府激励的企业类别。如可考虑对建筑业、酒店服务业、制造业和物流业进行激励。但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类别中具体的职业岗位进行分析。如汽车维修与服务业中的汽车维修工岗位也可考虑进行激励。第二,参照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人力成本标准,建立人员专项补助资金,形成合理的政企人力成本分摊机制。如：建立针对合作学生的专项补助资金,分摊企业支付给合作学生的相关直接或间接成本。可考虑按照各行业一线技能人才的平均工资标准和学生在企业能达到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为基准进行补助；建立企业培训人员经费专项补贴,主要用于支付企业兼职培训人员尤其是一线操作指导师傅的额外工资,激发企业兼职培训人员带学生的积极性。可考虑按照当前一线操作指导师傅的产能损失标准进行补贴。第三,参照不同行业在设施设备、原材料损耗等人均物耗成本的最高限额标准,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因学生实习造成的设施设备、原材料损耗等物耗成本进行估值,并按照其价值的一定比例给予专项补贴,增加学生操作设备、工具等的机会。第四,参照各行业类别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成本现值总额,纳入税收优惠的项目内容,加大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力和吸引力。同时,参照当前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标准,在学生留任后一段时间内可减免企业对学生缴纳的“五险一金”费用。第五,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评估与考核制度,进行职业教育优秀校外实训基地等评估与考核活动,并赋予特殊荣誉称号,树立典型,提升企业形象。建立企业一线操作指导师傅资源库,为企业一线指导师傅提供培训机会的同时,对其进行评估与考核,并给予经费奖励,激发其指导学生的动力。第六,对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企业进行适当约束。根据不同行业及其职业岗位技能形成周期,灵活制定合理且匹配的学生企业实训时间,并尽可能考虑到企业和学生的双方利益；在固定的顶岗实习时间范围内,合理分配学生实习教学和实习生产的时间,以及实习生产时间中的技能性生产和非技能/半技能性生产的时间；建立学生评价企业、评价指导师傅制度,有效维护学生技能习得机会,并对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第七,政府制定学校资源共享的优化措施,让学校的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让企业的利益得到满足,也让学生学到真正的实践技能。以此,增加企业对学校资源的使用收益,提升学校资源使用效率。第八,逐步建立员工离职诚信档案,提高员工离职成本,优化劳动力用工制度等举措,以此来降低企业因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面临学生流失和不稳定性就业的风险,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长期收益。
段静[8]（2016）在《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是随企业制度建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的,并非市场经济发育的结果,公司治理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转轨的制度和不健全的法律背景下展开的。西方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不能完全指导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存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我国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开启的公司治理已历经20余年,学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日益激增,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展开,忽视了我国企业整体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及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多为经济后果研究。公司治理是公司参与各方长期博弈的动态过程,治理的有效性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完善程度、资本市场发展状况等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经济转轨期的宏观背景,选取2007-2014年为研究时间段进行特定情境研究,运用经济、法制、市场、传统文化、行为等要素对情境进行描述、刻画,综合考虑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本文结合国际学术界对行为研究的新趋势,突破公司治理原有内涵边界,提出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两个维度,并将其运用到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考虑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本身具体的特殊性及获取政治关联的不同途径,对政治关联进行性质和强度区分;拓展治理绩效概念内涵,对其进行全面的财务量化。从沪深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选取303家合适的上市公司样本,包括213家国有企业和90家民营企业,手工收集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和治理绩效三个变量的相关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模型等统计、计量方法,比较分析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的关系,实证检验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的影响效应。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现状整体上表现为良好,且治理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二、公司治理通过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两种路径影响治理绩效,且治理结构对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强于治理行为,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价值创造”的角色,显着影响治理绩效;三、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并未对治理绩效带来完全的正向影响,同时有企业犯罪情况的产生,随着2014年以后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强,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四、公司治理通过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但二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作用强度不同。立足于经济转轨期的宏观背景,基于特定情境研究,全面考虑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综合作用,对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和治理绩效进行结合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丰富了制度理论,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理论,为研究公司治理、政治关联提供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公司治理、政治关联的相互作用机制,填补了现行研究中的空白;二、拓展了公司治理的概念内涵,引入治理行为研究,提出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两个维度,并将其运用到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提供了全新的公司治理测量工具;三、实证检验了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差异性;通过区分政治关联的性质和程度,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进行回归分析,为政府“扶持”或“掠夺”作用的争议性提供更为清晰而全面的实证数据;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给出了公司治理的经验证据,亦说明了从公司治理视角展开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研究的必要性。
姜俪[9]（2014）在《我国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形成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垄断行业职工工资畸高已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典型表现之一,而广受诟病。本文之所以关注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形成,是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工资决定理论无法对此进行较好地解释,而现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无法直接套用来阐释我国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现象。垄断行业职工为何工资畸高?以往研究大多强调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是因为垄断行业存在超额利润。本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垄断利润仅是垄断行业职工获得高工资的前提条件,高利润并不必然决定职工可以获得几倍于市场的高工资,因此需要叠加其他必要条件。本文认为,在高利润的基础上,垄断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内生的分割机制才最终决定了工资报酬的分配规则,圈定了只有“内部人”才能分享垄断利润,从而导致垄断行业职工工资畸高。本研究指出,垄断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同于私有企业的经营者,其身份定位模糊,既是追求企业利益（利润）的“雇主代理人”,又是与企业正式职工利益（工资）绑定在一起的“雇员”,即企业“内部人”。垄断国有企业经营者与正式员工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资关系,而是利益共荣的共同体关系。经营者作为“雇主代理人”,在追求利润时需要雇佣三类人：高人力资本者（提高市场竞争力）、高非市场力量者（强化寻租能力）与低劳动成本者（降低成本）。同时,经营者作为企业“内部人”,为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只与其他“内部人’（高人力资本者、高非市场力量者）共享垄断利润。“内部人”一方面吸纳高人力资本者与高非市场力量者成为“内部人”,另一方面雇佣“外部人”（低成本的劳务派遣工）来共同创造利润,但同时对“外部人”实施工资歧视,从而圈定仅有“内部人”获得高工资并不断自我强化,形成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由此,笔者提出三个待实证检验的命题,为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形成机理提供实证支撑。命题1：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差距中持续存在大量不可解释部分。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借助工资分解方法演进脉络中最为前沿的FFL工资差异分布分解发现,从1988年至2009年,高分位（90分位）上的不可解释部分有所降低但仍占主导地位,而低分位（10分位）上持续存在大量不可解释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随着高人力资本者进入垄断行业会使工资分布高分位的不可解释部分有所降低,但是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仍维持“内部人”分享垄断利润,因此持续存在大量不可解释部分。命题2：高人力资本与高非市场力量者更容易进入垄断行业成为正式职工。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发现：①人力资本增加对个体进入垄断行业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增加对新一代（出生在1980年以后）个体进入垄断行业的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垄断企业为了应对不断激化的产品市场竞争和垄断行业内部竞争,近年对高人力资本者的需求上升；②垄断行业进入存在代际“粘性”。相比父亲在市级单位工作的个体,父亲在中央部委级别单位工作的个体进入垄断行业的发生比是进入非垄断行业发生比的3.87倍。相比父亲不从事管理工作的个体,父亲担任单位主要领导的劳动者,也就是“官二代”进入垄断行业的发生比是进入非垄断行业发生比的1.83倍。这说明垄断企业同时需要雇佣高非市场力量者来增强其寻租能力以获得非正常利润,并借此应对非市场性风险。命题3：在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会出现不同用工身份员工同岗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本文在提出矫正双重指数基准的Brown工资分解新改进方法的基础上,利用2012年杭州市企业-员工匹配数据发现,企业不同用工身份员工工资差异中有近1/4的工资差异来源于人力资本及企业特征差异,而有3/4的工资差异是不可解释部分。这说明劳务派遣工作为“外部人”,受到了“内部人”的工资歧视。也从侧面表明,垄断行业“内部人”（经营者和正式员工）可以通过大量雇佣“外部人”（劳务派遣工）降低用工成本来增加垄断利润,从而获得高工资。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短期内,需要打破垄断行业企业内部的内生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通过降低劳务派遣用工比率,消除用工身份歧视,实现正式员工与劳务派遣工的同岗同工同酬等,来改变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内部人-外部人”结构；中期内,以竞争性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定价为基础,建立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合理定价制度,从而有效调低非市场力量者的工资；长期内,优化市场竞争结构,破除行业行政垄断,从根本上消减“内部人”可分享的垄断利润。
何记东[10]（2013）在《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偏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钢铁产业是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基础产业，它的发展支撑了其他重工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世界发达国家经历的工业化过程来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钢铁消费量是同步提高的，所以可以说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钢铁化的过程。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在建国以来一直受到重视，随着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钢铁产量也快速提高,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对钢铁产品的需求。但是钢铁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产业组织集中度不高，市场过度竞争，产能过剩，企业盈利不高，企业研发能力不强，国际竞争力不高和在国际铁矿石资源市场上定价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影响了钢铁产业的稳定发展。为了促进钢铁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我国自2005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产业并购政策，推动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钢铁企业正式开始在市场上寻求并购，但成效并不明显。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和运用相关经济理论对产业并购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由于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在于其内在存在偏差。本文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产业并购政策均衡和偏差。产业并购政策的目的要么是防止垄断要么是防止过度竞争，但无论哪一种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产业的合理发展。由于企业并购的动因和政策的动因各不相同，而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存在交易费用，单靠产业并购政策的实施要想达到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几乎不可能。而且实际市场并购交易费用的存在，单独依靠市场实行并购也存在障碍，所以合理的并购选择是在政策影响下通过市场推进产业并购。产业并购政策的均衡是政策供需相等时一种状态，产业并购政策需求和供给相对条件的变化都会引起均衡的变化，当政策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场交易费用时候，政策需求降低；当政策的交易成本小于市场交易费用时候，政策需求增加；当二者相等时，均衡不变化。产业并购政策的要达到帕累托改进，具有一定的条件，应该具有合意性，在政策的相关利益者的满足程度和政策交易成本之间有个合理的平衡；应该具有一致性，不仅在相关者利益方面，而且在微观企业的技术和企业能力方面，也应该保持一致；最后产业并购政策应该是辅助的，在坚持市场为主导的前提下发挥作用，才能使政策作用有效发挥。这三个条件的满足可以使产业并购政策在市场并购过程中有效的改进市场并购绩效，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都将使产业政策本身和效果存在偏差。第二、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制定偏差。制定偏差体现在基于所有权差异和产业发展周期两个方面的偏差。在制定政策差异方面先以对日本钢铁产业为例说明，日本产业并购政策实施并没有反映当时的市场寡头垄断的实际，政策制定不利于市场竞争，这不仅是小企业反对，大企业具体实施的也比较少。对于我国，由于产权差异，国有或国有控股钢铁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政策制定方面是不平等的，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性质在政策上自然而然会争取优惠支持，行业协会中的大企业地位也会使其在政策制定的要求上向其利益倾斜。同时有相关财政、税收和信贷政策的支持，也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并不需要国内非国有企业的合作。所以所有权差异使政策制定上必定存在偏差。政策制定的偏差还体现在产业生命周期方面。政策制定并购目标应该与产业演化规律相符合。产业生命周期是产业从萌芽发育，经历成长、成熟到衰退的一个过程。在产业周期演化不同阶段，企业的规模不同，产业的绩效不同。原因在于，不同阶段，产业的成本曲线是不同的，在产业成长阶段，整个产业的成本曲线是逐渐降低的，产业市场扩大，整个产业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所以一般来看，在成长阶段，横向并购对于企业的发展有利，可以快速地占领市场并扩大企业利润，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在这一阶段很少发生。在产业周期演化的成熟阶段，产业成本曲线趋于平稳，整个产业市场需求趋于稳定，规模经济效应已充分发挥，企业一般依靠横向并购提高市场集中度，取得垄断地位来获取盈利。这时横向并购一般是发生在优势的盈利企业对劣势企业或者优势企业之间的并购上，而不是劣势非盈利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并购，所以在成熟阶段虽然有利但有风险。对于纵向并购，在需求平稳的成熟阶段，成本降低是关键。在已经取得规模化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对上下游的控制降低成本，是以一个可行选择，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上下游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则并购的正向绩效不会很明显。对于混合并购，由于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和市场，如果进入时新产业处于成长阶段，则并购企业对市场的熟悉了解过程和加大投资的规模，将在混合并购后的一段时期内总的盈利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在衰退阶段，由于替代产品的出现,对产业的需求下降，使产业的总产量处于下降,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老化，经营效率和技术水平相对于其他产业都较低，企业的成本处于上升阶段，产业长期平均成本也处于上升阶段，所以产业整体上处于衰退阶段。这时对于横向并购产生的市场效果最多是增加市场势力，却难以改变市场需求下降的趋势。纵向并购即使可以改变供应成本，也对市场需求的下降趋势难以改变；混合并购可能成了企业改变衰退的出路，但由于对新产业的并购到完全熟悉经营或持续盈利，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急于转型谋求盈利的，混合并购在初期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可能使主并购企业受到拖累。美国钢铁产业在演化过程中，早期在成长阶段的横向并购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衰退阶段的并购并没有扭转企业的不利局面。我国钢铁产业从总体上看目前属于成熟期，但是国有或国有控股钢铁企业自2004年以来盈利持续下降，说明了国有或国有控股钢铁企业与总体盈利平稳的私营钢铁企业比较，应起码处于成熟后期。在成熟后期，对于已经属于特大型的国有或国有控股钢铁企业来说，企业规模再通过并购进行扩张，只会取得规模不经济的效应。所以对于企业规模已经很大、盈利继续下降和处于产业成熟后期的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政策确定的并购目标与产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三、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执行偏差。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执行由于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差异和企业经理人员的偏好与能力问题，而使执行过程存在偏差。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般更多的关注地方利益，由于地方国有钢铁企业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兴建的，所有权和收益权皆归属地方政府管理，地方钢铁企业的发展对于地方财政税收、公共开支、就业以及相关政府官员的利益密切相关。当执行钢铁产业并购政策时，地方钢铁企业并入中央钢铁企业，由于税收征缴的差异，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收益明显向中央政府转移。所以在执行政策时，地方政府更多的会倾向区域内的并购重组而非是中央钢铁企业跨区域对管辖内的钢铁企业并购重组。案例分析中河北钢铁集团的形成充分说明了地方政府对政策执行的偏差。由于并购是企业的市场寻利扩张行为，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能力和努力水平。股份制条件下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由于企业经理人员的个人偏好和利益，其在经营中努力水平会和所有权和控制权统一时的情况存在差异，这会使企业经理人员在并购中因个人偏好和利益过于追求企业规模而偏离最优规模。由于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在开展，国有企业从所有权的委托管理到委托经营，存在多个层次的委托——代理问题，这会使钢铁产业并购政策在企业中执行时，企业经理一方面会因个人偏好和利益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也因并购政策的执行降低了其努力水平，并为以后企业的经营不利寻找到了政策上的借口而为自己开脱。第四、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市场绩效偏差。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市场绩效包括横向市场效应和纵向市场效应。横向市场效应指的是横向并购所带来的影响。在横向市场效应上，体现在并购对市场集中度、产能过剩、技术进步和企业盈利等几个方面。理论分析发现，在产能过剩的产业中，由于各个企业盈利存在差异，优势企业在空间市场上开展并购，会提高被并购企业的产量，在市场组织非寡头垄断的情况下，这会导致整个产业的产量进一步加大，从而致使产品价格进一步下降，产业亏损加大，从而使整个产业的产能过剩加大，这样在市场上出现市场集中度和产能过剩同步变化的反常现象。我国钢铁产业在产业并购政策实施以来，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钢铁产量增加，使市场集中度经历一个由高到低再到高的演变过程，但是由于钢铁产能过剩的存在和企业经营的效率差异，伴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产能过剩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技术进步和盈利水平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的常态性,钢铁产业的技术水平虽有改变，难以确定并购的效果，并购后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化，并没有呈现出并购前后的显着差异，这固然有整体经济形势变化的部分原因，但也说明并购的市场效果存在一定偏差。纵向市场效应上，根据模型分析，下游企业市场集中、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弹性和下游企业的产品价格变化决定了对上游企业的产品定价。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使钢铁产业快速发展，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钢铁产业的产量峰值还没有达到，所以钢铁产量仍会继续增加，对铁矿石的需求依赖也会继续增加。因此在国内铁矿石供给的不足情况下，对于国际铁矿石的进口需求越来越大。国际铁矿石供求市场上，由于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垄断和国际钢铁企业之间的竞争性，使我国钢铁产业即便通过并购政策推动钢铁企业并购提高市场集中度，在铁矿石进口来源地不变的条件下，也难以改变在国际铁矿石定价谈判中的不利地位。对于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存在的问题，应对相关政策加以调整。首先产业政策制定要坚持以市场为中心和政策为辅的原则。其次，坚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平原则。并购企业的市场行为，无论国有制还是私有制企业在并购机会面前应该平等；由于钢铁产业在不同地区的作用不同，并购中要考虑区域经济差异；第三、调整地方政府的相关经济职能，弱化对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同时使地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管理向上一级转移；对于并购中的利益转移问题，可以按照业务发生地进行调整。鼓励钢铁产业进行国际并购。最后，在并购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产业布局和产业技术政策也做相应调整，防止市场在并购中过度重叠和产量过剩加重。
二、河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亏损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亏损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文章架构 |
| 1.6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营经济 |
| 2.1.2 新民营经济 |
| 2.1.3 高质量发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创新理论 |
| 2.2.2 公共政策失灵 |
| 2.2.3 公共政策周期 |
| 第3章 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概况 |
| 3.1 济南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
| 3.1.1 起步和形成阶段 |
| 3.1.2 徘徊和发展阶段 |
| 3.1.3 巩固和提升阶段 |
| 3.1.4 转型和升级阶段 |
| 3.2 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呈现主要特点 |
| 第4章济南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分析 |
| 4.1 政府对金融机构难以协调导致融资难问题突出 |
| 4.1.1 政府对小微民营企业首贷支持较差 |
| 4.1.2 政府在民企贷款中缺位严重 |
| 4.2 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公共政策不完善 |
| 4.2.1 政策缺乏协调性、普惠性 |
| 4.2.2 政策推送不精准 |
| 4.3 政府对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缺乏有效引导 |
| 4.3.1 政府培育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能力不足 |
| 4.3.2 企业家缺乏科技创新精神 |
| 4.4 政府缺少培育龙头企业系统经验和制度 |
| 4.4.1 济南市整体营商氛围不够浓厚,民营经济总量低 |
| 4.4.2 缺乏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经验和制度 |
| 第5章 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 |
| 5.1 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缺位现象” |
| 5.1.1 政府在解决融资难题方面尚未制定有效工作措施 |
| 5.1.2 政府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缺乏系统保护和支持 |
| 5.1.3 政府未能搭建起有效的人才招聘渠道 |
| 5.2 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现象” |
| 5.2.1 政府对民营企业准入门槛设置过高 |
| 5.2.2 公权力腐败问题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
| 5.2.3 “官本位”传统思想导致民营经济活力不足 |
| 5.3 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失灵现象” |
| 5.3.1 民营经济相关政策滞后于民营经济发展实际需求 |
| 5.3.2 政府关于发展民营经济政策未能有效建立起产业集群优势 |
| 5.3.3 政府与企业双方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 |
| 第6章 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 6.1 营造良好融资环境 |
| 6.1.1 积极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 |
| 6.1.2 引导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
| 6.1.3 完善具有政府背景担保机构 |
| 6.2 完善民营企业政策规定 |
| 6.2.1 加强政策梳理和清理 |
| 6.2.2 建立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 |
| 6.2.3 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
| 6.3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
| 6.3.1 调整改革科技创新体制 |
| 6.3.2 修订完善科技创新政策规定 |
| 6.3.3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 |
| 6.4 推动企业加强人才建设 |
| 6.4.1 确保人才政策落地 |
| 6.4.2 搭建人才引进平台 |
| 6.4.3 引导企业家树立正确人才观 |
| 6.5 提升民营企业总体实力 |
| 6.5.1 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
| 6.5.2 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
| 6.5.3 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
| 6.5.4 构建好亲清政商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论文类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一、访谈提纲 |
| 二、访谈记录表 |
| 附录2: 济南市民营企业问卷调查方案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国有企业的柔性能力对创新战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战略理论 |
| 1.3.2 柔性能力 |
| 1.3.3 创新战略与柔性能力及绩效间的关系 |
| 1.3.4 国有企业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概念界定及国有企业特征分析 |
| 2.1 理论概念界定 |
| 2.1.1 战略类型 |
| 2.1.2 柔性能力 |
| 2.1.3 企业绩效 |
| 2.2 国有企业战略类型的特征 |
| 2.2.1 国有企业战略的特殊性 |
| 2.2.2 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战略特征分析 |
| 2.3 国有企业柔性能力的特征 |
| 2.3.1 国有企业柔性能力的特点 |
| 2.3.2 不同战略类型国有企业柔性能力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
| 3.1 研究假设提出 |
| 3.1.1 战略类型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
| 3.1.2 战略类型与战略决策柔性的关系 |
| 3.1.3 战略决策柔性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
| 3.1.4 战略决策柔性在战略类型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
| 3.1.5 战略类型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
| 3.1.6 财务柔性在战略类型与经济绩效关系间的作用 |
| 3.1.7 人格特征与谈判柔性的关系 |
| 3.2 概念模型 |
| 3.2.1 概念模型构建 |
| 3.2.2 研究假设汇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据采集与实证研究 |
| 4.1 战略类型与战略决策柔性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
| 4.1.1 问卷设计 |
| 4.1.2 变量测度 |
| 4.1.3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1.4 样本获取 |
| 4.1.5 问卷结果分析 |
| 4.1.6 实证检验 |
| 4.2 财务柔性与创新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4.2.2 变量设计与测度方法 |
| 4.2.3 实证检验 |
| 4.3 人格特征与谈判策略的关系 |
| 4.3.1 数据获取及变量测度 |
| 4.3.2 实证检验 |
| 4.4 结果讨论与分析 |
| 4.4.1 实证结果汇总 |
| 4.4.2 战略类型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
| 4.4.3 战略类型与战略决策柔性的关系 |
| 4.4.4 战略决策柔性在战略类型对技术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
| 4.4.5 不同行业战略决策柔性的差异分析 |
| 4.4.6 非国有企业财务柔性在战略类型对经济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
| 4.4.7 国有企业财务柔性在战略类型对经济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
| 4.4.8 人格特征与谈判策略的关系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企业的案例检验 |
| 5.1 国有企业案例研究设计 |
| 5.1.1 典型案例企业的选择 |
| 5.1.2 数据信息收集渠道 |
| 5.1.3 深度访谈框架 |
| 5.2 国有企业案例对比分析结果 |
| 5.2.1 战略类型层面的案例分析结果 |
| 5.2.2 柔性能力层面的案例分析结果 |
| 5.2.3 企业绩效层面的案例分析结果 |
| 5.2.4 案例间对比研究结果分析 |
| 5.3 案例研究结果对实证研究结果的验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增强战略有效性的策略建议 |
| 6.1 管理策略建议的分析路径 |
| 6.2 国有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管理策略建议 |
| 6.2.1 国有企业内部 |
| 6.2.2 政府宏观环境政策 |
| 6.3 国有企业柔性能力建设的管理策略建议 |
| 6.3.1 战略决策柔性 |
| 6.3.2 财务柔性 |
| 6.3.3 谈判能力柔性 |
| 6.3.4 知识与技术能力柔性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企业战略类型与战略决策柔性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 案例企业情况介绍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创新激励补助、企业创新产出与盈利能力 ——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结构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补助动机 |
| 2.2 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2.1 政府补助与创新投入 |
| 2.2.2 政府补助与创新产出 |
| 2.3 企业创新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 2.4 政府补助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 2.4.1 政府补助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
| 2.4.2 政府补贴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
| 2.4.3 政府补助与企业盈利能力无显着线性关系 |
| 2.5 文献述评 |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创新激励补助 |
| 3.1.2 创新与创新产出 |
| 3.1.3 企业盈利能力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3 信号传递理论 |
| 3.2.4 技术创新理论 |
| 3.2.5 外部性理论 |
| 4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创新激励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 |
| 4.1.2 企业创新产出与企业盈利能力 |
| 4.1.3 创新激励补助与企业盈利能力 |
| 4.1.4 创新产出在创新激励补助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
|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变量设计 |
| 4.3.1 被解释变量 |
| 4.3.2 解释变量 |
| 4.3.3 控制变量 |
| 4.4 模型设计 |
| 5 实证结果分析 |
| 5.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6 电子业及信息技术业的实证分析 |
| 6.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2 描述性统计及回归结果分析 |
| 6.2.1 描述性统计 |
| 6.2.2 回归结果分析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对企业的建议 |
| 7.2.2 对政府的建议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第二章 境外投资基本理论 |
| 2.1 境外投资宏观理论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境外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
| 2.1.3 对外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2 境外投资微观理论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内部化优势理论 |
| 2.2.3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
| 2.2.4 技术地方化和创新理论 第三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现状与问题 |
| 3.1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现状 |
| 3.1.1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主体 |
| 3.1.2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产业分布 |
| 3.1.3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分布 |
| 3.1.4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 3.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现状 |
| 3.2.1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发展阶段 |
| 3.2.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分布 |
| 3.2.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 3.2.4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情况 |
| 3.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存在问题 |
| 3.3.1 宏观问题分析 |
| 3.3.2 微观问题分析 第四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分析与选择 |
| 4.1 企业外部因素与境外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
| 4.2 企业自身因素与境外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
| 4.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决策技术路线 |
| 4.4 经验借鉴 |
| 4.4.1 法国电信境外投资区位选择 |
| 4.4.2 中国石油境外投资区位选择 |
| 4.5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第五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分析与选择 |
| 5.1 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的内涵和类别 |
| 5.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 |
| 5.2.1 投资方式选择影响因素 |
| 5.2.2 股权结构选择影响因素 |
| 5.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分析 |
| 5.3.1 投资方式选择分析框架 |
| 5.3.2 股权结构选择分析框架 |
| 5.4 基于云模型的境外投资进入模式决策 |
| 5.4.1 云模型 |
| 5.4.2 应用云模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
| 5.4.3境外投资方式决策模拟实验 |
| 5.4.4境外投资股权结构决策模拟实验 |
| 5.5 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经验借鉴 |
| 5.5.1 日本烟草公司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 5.5.2 中国化工集团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 5.6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第六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分析与防控 |
| 6.1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分析 |
| 6.1.1 东道国风险分析 |
| 6.1.2 国资监管部门风险分析 |
| 6.1.3 国有企业母公司风险分析 |
| 6.1.4 境外子公司风险分析 |
| 6.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设置 |
| 6.2.1 东道国风险评价指标 |
| 6.2.2 国资监管部门风险评价指标 |
| 6.2.3 国有企业母公司风险评价指标 |
| 6.2.4 境外子公司风险评价指标 |
| 6.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 |
| 6.3.1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价系统 |
| 6.3.2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 |
| 6.3.3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考核系统 |
| 6.4 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经验借鉴 |
| 6.4.1 美国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措施 |
| 6.4.2 日本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措施 |
| 6.5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 |
| 6.5.1 风险防控主体系 |
| 6.5.2 风险防控辅助体系 |
| 6.5.3 风险防控问责制度 第七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配套措施建议 |
| 7.1 宏观配套措施建议 |
| 7.1.1 加强境外投资金融支持力度 |
| 7.1.2 提高境外投资管理水平 |
| 7.1.3 完善境外投资服务保障机制 |
| 7.2 微观配套措施建议 |
| 7.2.1 提高思想认识审慎投资决策 |
| 7.2.2 深入尽职调查强化风险意识 |
| 7.2.3 加快技术创新提升国际化水平 第八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题目解读与研究背景 |
| 1.1.1 题目解读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3.1 问题提出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视角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技术路线 |
| 1.5.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理性 |
| 2.1 企业与职业教育基本属性及内在相关性 |
| 2.1.1 企业技术性与制度性的两重属性 |
| 2.1.2 职业教育职业性与技术性的双重属性 |
| 2.1.3 企业与职业教育及其课程的内在契合 |
| 2.2 企业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利益主体 |
| 2.2.1 企业作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主体 |
| 2.2.2 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混合供给主体 |
| 2.2.3 企业作为校企跨界合作育人主体 |
| 2.3 企业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角色 |
| 2.3.1 职业教育课程本质及开发特点 |
| 2.3.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多元主体 |
| 2.3.3 企业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作主体 |
| 2.4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任务 |
| 2.4.1 促进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功能实现 |
| 2.4.2 选择呈现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内容 |
| 2.4.3 规约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实施过程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实然表征 |
| 3.1 调查设计与数据来源 |
| 3.1.1 问卷调查及样本信息 |
| 3.1.2 文本分析与企业特征 |
| 3.1.3 质性访谈与信息印证 |
| 3.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参与不足 |
| 3.2.1 企业缺位 |
| 3.2.2 浅层参与 |
| 3.2.3 差异显着 |
| 3.3 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处于起步状态 |
| 3.3.1 教师参与少 |
| 3.3.2 协作程度浅 |
| 3.3.3 合作周期短 |
| 3.4 校企双方主观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
| 3.4.1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重要性认识不同 |
| 3.4.2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身份的认识不同 |
| 3.4.3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作用的认识不同 |
| 3.5 校企双方合作的需求和意愿不同 |
| 3.5.1 校企合作培养还未成为企业人才配置主要途径 |
| 3.5.2 在导向作用发挥上企业意愿不如院校需求迫切 |
| 3.5.3 在人财物等条件上企业意愿与院校需求不对等 |
| 3.5.4 在协作作用发挥上企业意愿与院校需求有差异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基本蕴涵 |
| 4.1 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演化及主要性质 |
| 4.1.1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单一到多元 |
| 4.1.2 企业社会责任性质:异质且综合 |
| 4.1.3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多重分析视角 |
| 4.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内涵 |
| 4.2.1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基本要素 |
| 4.2.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效益和正义的统一 |
| 4.2.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道德和利益的要求 |
| 4.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生成 |
| 4.3.1 权利赋予:政府法律政策推动 |
| 4.3.2 动力激发:企业经济利益契合 |
| 4.3.3 能力保证:独特育人资源支持 |
| 4.3.4 空间拓展:院校育人需求拉动 |
| 4.3.5 路径保障:校企合作机制建立 |
| 4.4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内容 |
| 4.4.1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 |
| 4.4.2 功能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划分 |
| 4.4.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内容的三维结构 |
| 4.4.4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内容的有限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培养质量确认与反馈的导向责任 |
| 5.1 需求导向:规约培养目标确定 |
| 5.1.1 企业需求对课程目标的规定性 |
| 5.1.2 课程目标确定与企业需求传导 |
| 5.2 标准导向:影响课程标准制订 |
| 5.2.1 企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的契合性 |
| 5.2.2 课程标准制订与企业标准转换 |
| 5.3 评价导向:促进课程完善创新 |
| 5.3.1 企业反馈与课程评价的精准性 |
| 5.3.2 企业评价促进课程的持续改进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技能积累与提供的供给责任 |
| 6.1 智能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内容 |
| 6.1.1 智能形态技术技能与课程内容的一致性 |
| 6.1.2 课程内容选择与智能形态技术技能转化 |
| 6.2 实体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资源 |
| 6.2.1 实体形态技术技能与课程资源的多样性 |
| 6.2.2 课程资源建设与实体形态技术技能支持 |
| 6.3 工艺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实施 |
| 6.3.1 工艺形态技术技能与教学过程的互补性 |
| 6.3.2 课程实施过程与工艺形态技术技能嵌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专业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协作责任 |
| 7.1 辅助性协作:专业理论课程 |
| 7.1.1 参与需求调研及分析 |
| 7.1.2 协助目标确立及细化 |
| 7.1.3 论证实施方案及条件 |
| 7.2 主导性协作:专业实践课程 |
| 7.2.1 工作任务选择与提供 |
| 7.2.2 实习实训实施与管理 |
| 7.2.3 技术咨询与产品提供 |
| 7.3 对等性协作:理实融合课程 |
| 7.3.1 项目课程设计与实施 |
| 7.3.2 工学交替实施与管理 |
| 7.3.3 教材研发与资源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履责的主要条件 |
| 8.1 履责意愿:调动企业参与积极性 |
| 8.1.1 激发企业履责的内在动力 |
| 8.1.2 协同企业履责的外部力量 |
| 8.1.3 增强企业履责的基础能力 |
| 8.2 履责管理: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 |
| 8.2.1 构建基于法定性契约的校企合作机制 |
| 8.2.2 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连接作用 |
| 8.2.3 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走向课程治理 |
| 8.2.4 建立有效的责任履行评价与激励制度 |
| 8.3 履责环境:优化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 |
| 8.3.1 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优化 |
| 8.3.2 引导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接纳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研究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7）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企业 |
| 1.2.2 职业教育 |
| 1.2.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
| 1.2.4 成本收益分析 |
| 1.2.5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 |
| 1.3 研究方法与过程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访谈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3.4 统计分析法 |
| 1.4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动因的文献综述 |
| 2.1.2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1.3 理论视角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文献综述 |
| 2.1.4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收益的文献综述 |
| 2.1.5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2.2 国外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相关文献综述 |
| 2.2.2 瑞士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相关文献综述 |
| 2.2.3 英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相关文献综述 |
| 2.3 总体述评 |
| 2.3.1 国内文献的总体述评 |
| 2.3.2 国外文献的总体述评 |
| 第3章 成本收益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行为的影响分析 |
| 3.1 理论分析框架：计划行为理论 |
| 3.2 影响因素模型建构及研究假设 |
| 3.2.1 感知需求、感知成本、感知收益、感知风险与行为态度 |
| 3.2.2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向 |
| 3.2.3 行为意向、感知行为控制与行为 |
| 3.3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3.3.1 设计思路 |
| 3.3.2 量表度量 |
| 3.3.3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3.3.4 数据分析方法 |
| 3.4 数据分析与检验 |
| 3.4.1 样本与量表的描述性分析 |
| 3.4.2 信效度及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4.3 影响因素模型的检验与分析 |
| 3.5 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5.1 感知需求、感知成本和感知收益对行为的显着性影响 |
| 3.5.2 感知风险和主观规范对行为并无显着性影响 |
| 3.5.3 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的显着性影响 |
| 3.5.4 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和行为的显着性影响 |
| 3.5.5 行为意向对行的显着性影响 |
| 3.6 本章小结与结论 |
| 第4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模型建构及测算方法 |
| 4.1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概述 |
| 4.1.1 投资回报率 |
| 4.1.2 净现值 |
| 4.1.3 内部收益率 |
| 4.2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模型建构 |
| 4.2.1 模型变量说明 |
| 4.2.2 无风险状态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模型建构 |
| 4.2.3 有风险状态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模型建构 |
| 4.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短期成本收益模型及测算方法 |
| 4.3.1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短期成本收益模型建构 |
| 4.3.2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成本的测算方法 |
| 4.3.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收益的测算方法 |
| 4.4 本章小结与结论 |
| 第5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实证分析 |
| 5.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5.1.1 问卷设计与样本选择 |
| 5.1.2 调查过程及问卷回收情况 |
| 5.2 样本描述性分析 |
| 5.2.1 企业基本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 5.2.2 企业人力资源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 5.2.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 5.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成本收益的测算与分析 |
| 5.3.1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投资回报率的测算与分析 |
| 5.3.2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净现值的测算与分析 |
| 5.3.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内部收益率的测算与分析 |
| 5.4 基于不同企业基本特征的短期成本收益测算与分析 |
| 5.4.1 基于不同企业基本特征的短期投资回报率测算与分析 |
| 5.4.2 基于企业基本特征的短期净收益现值的计算与分析 |
| 5.4.3 基于企业基本特征的短期内部收益率的测算与分析 |
| 5.5 基于不同人力资源特征的企业短期成本收益测算与分析 |
| 5.5.1 基于不同企业人力资源特征的短期投资回报率分析 |
| 5.5.2 基于不同企业人力资源特征的短期净收益现值的测算与分析 |
| 5.5.3 基于不同企业人力资源特征的内部收益率的测算与分析 |
| 5.6 基于不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的短期成本收益测算与分析 |
| 5.6.1 基于不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的短期投资回报率分析 |
| 5.6.2 基于不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的短期净收益现值的测算与分析 |
| 5.6.3 基于不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的内部收益率的测算与分析 |
| 5.7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长期收益及风险的测量与分析 |
| 5.7.1 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收益的测量与分析 |
| 5.7.2 参与合作的长期市场收益的测量与分析 |
| 5.7.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风险的测量与分析 |
| 5.8 本章小结与结论 |
| 第6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成本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相关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6.2 多元回归模型建构 |
| 6.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投资回报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6.3.1 企业基本特征对短期投资回报率的回归分析 |
| 6.3.2 企业基本特征和人力资源特征对短期投资回报率的回归分析 |
| 6.3.3 企业基本特征、人力资源特征和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对短期投资回报率的回归分析 |
| 6.4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净收益现值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6.4.1 企业基本特征对短期净收益现值的回归分析 |
| 6.4.2 企业基本特征和企业人力资源特征对短期净收益现值的回归分析 |
| 6.4.3 企业基本特征、人力资源特征和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对短期净收益现值的回归分析 |
| 6.5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短期内部收益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6.5.1 企业基本特征对短期内部收益率的回归分析 |
| 6.5.2 企业基本特征和人力资源特征对短期内部收益率的回归分析 |
| 6.5.3 企业基本特征、人力资源特征和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特征对短期内部收益率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与结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后续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现状及影响因素》访谈提纲 |
| 附录2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行为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录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测量问卷》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公司治理 |
| 1.4.2 政治关联 |
| 1.4.3 治理绩效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
| 1.6.1 研究技术路线 |
| 1.6.2 研究内容 |
| 1.6.3 章节安排 |
| 1.7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公司治理相关理论 |
| 2.1.2 政治关联相关理论 |
| 2.2 企业发展历程与公司治理 |
| 2.2.1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与公司治理 |
| 2.2.2 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与公司治理 |
| 2.3 公司治理文献回顾 |
| 2.3.1 公司治理相关研究内容 |
| 2.3.2 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3 公司治理现有研究不足与发展趋势 |
| 2.4 政治关联文献回顾 |
| 2.4.1 政治关联的分类 |
| 2.4.2 政治关联的度量 |
| 2.4.3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2 评价指标遴选 |
| 3.2.1 评价指标的初步确定 |
| 3.2.2 专家咨询 |
| 3.3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3.1 问卷调查设计 |
| 3.3.2 调查问卷概况 |
| 3.3.3 数据分析 |
| 3.3.4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4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整体情况 |
| 3.4.1 按行业分类的公司治理统计情况 |
| 3.4.2 按地区分类的公司治理统计情况 |
| 3.4.3 按企业性质分类的公司治理统计情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司治理结构与行为对治理绩效影响的比较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2 研究假设内容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4.3.2 数据分析方法 |
| 4.3.3 变量定义 |
| 4.3.4 研究模型 |
| 4.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检验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的研究 |
| 5.1 引言 |
| 5.2 企业政治关联途径分析 |
| 5.3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3.2 研究假设内容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4.2 数据分析方法 |
| 5.4.3 变量定义 |
| 5.4.4 研究模型 |
| 5.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 |
| 5.5.2 相关性分析 |
| 5.5.3 实证检验 |
| 5.5.4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公司治理视角下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研究 |
| 6.1 公司治理与政治关联的相互作用机制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2 研究假设内容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6.3.2 数据分析方法 |
| 6.3.3 变量定义 |
| 6.3.4 研究模型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相关性分析 |
| 6.4.2 实证检验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贡献 |
| 7.2 研究结论 |
| 7.3 对策建议 |
| 7.3.1 政府层面 |
| 7.3.2 企业层面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指标评价标准 |
| 附录3 假设汇总及研究结论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9）我国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形成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序言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特色与主要创新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理论研究综述 |
| 2.3 实证研究综述 |
| 2.4 现有研究述评 |
| 3. 我国行业工资差距的历史考察与垄断行业工资现状 |
|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 |
| 3.2 我国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的形成机理分析 |
| 4.1 垄断企业职工高工资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 |
| 4.2 垄断行业利润：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下的产业分割 |
| 4.3 工资分配战略：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 |
| 4.4 本章小结与待实证检验命题的提出 |
| 5. 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工资差距及其变动 |
| 5.1 经济转型时期城镇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的回顾 |
| 5.2 数据说明与统计性描述 |
| 5.3 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教育回报率变动趋势 |
| 5.4 FFL工资差异分布分解与经验分析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垄断行业的用人：人力资本与家庭出身的作用 |
| 6.1 行业进入影响因素的实证文献回顾 |
| 6.2 数据说明与统计性描述 |
| 6.3 人力资本与家庭出身对进入垄断行业的影响 |
| 6.4 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与工资决定：基于切换回归模型的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垄断行业的用工：正式员工与劳务派遣工的差异 |
| 7.1 我国劳务派遣用工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7.2 杭州市企业-员工匹配数据说明 |
| 7.3 垄断行业劳务派遣用工状况分析——以杭州市企业为例 |
| 7.4 谁能成为企业的“内部人”?——基于二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 |
| 7.5 不同用工身份员工的工资差异：基于新改进的Brown分解方法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2 治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畸高问题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偏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 1.4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展望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对政策偏差的研究 |
| 2.2 国内对于政策偏差的研究 |
| 3 产业并购政策的均衡与偏差——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
| 3.1 并购动因 |
| 3.1.1 企业寻利 |
| 3.1.2 管理层寻利 |
| 3.1.3 政策寻利 |
| 3.2 并购政策的均衡 |
| 3.2.1 并购政策均衡与调整 |
| 3.2.2 判断产业并购政策均衡和偏差的条件 |
| 3.3 产业并购政策偏差表现 |
| 3.4 小结 |
| 4 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制定偏差分析 |
| 4.1 日本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制定及偏差 |
| 4.1.1 日本产业并购政策及依据 |
| 4.1.2 日本钢铁产业并购政策制定偏差与效果 |
| 4.2 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制定偏差 |
| 4.2.1 钢铁产业并购政策背景 |
| 4.2.2 所有权差异与产业并购政策制定偏差 |
| 4.2.3 产业周期与产业并购政策制定偏差 |
| 4.3 小结 |
| 5 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执行偏差分析 |
| 5.1 并购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差 |
| 5.1.1 地方政府行为的依据 |
| 5.1.2 地方政府行为的动机 |
| 5.1.3 地方政府行为的偏差 |
| 5.1.4 案例分析:大而不强的河北钢铁 |
| 5.2 并购政策执行中的企业并购行为偏差 |
| 5.2.1 纯市场行为下的企业并购 |
| 5.2.2 政策影响下的企业并购行为 |
| 5.2.3 案例分析：“弱弱联合”的鞍钢和攀钢 |
| 5.3 小结 |
| 6 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绩效偏差分析 |
| 6.1 横向市场的效应分析 |
| 6.1.1 钢铁并购下的产能过剩分析 |
| 6.1.2 并购政策推行下的技术进步与盈利水平 |
| 6.2 纵向市场效应分析 |
| 6.2.1 纵向市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2.2 并购政策影响下纵向效应分析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河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亏损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D]. 赵锦川. 山东大学, 2020(05)
- [2]国有企业的柔性能力对创新战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D]. 刘晓昳.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3]创新激励补助、企业创新产出与盈利能力 ——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D]. 刘傲雪.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4]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5]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研究[D]. 穆君. 河北大学, 2019(08)
- [6]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D]. 黄晓玲. 天津大学, 2019(06)
- [7]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分析[D]. 冉云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8]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段静. 华南理工大学, 2016(12)
- [9]我国垄断行业职工高工资形成机理与实证研究[D]. 姜俪. 浙江大学, 2014(01)
- [10]我国钢铁产业并购政策的偏差研究[D]. 何记东. 江西财经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