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许晓雪[2]（2021）在《山东省S镇村干部“微腐败”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尤其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更是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保持高压态势。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基层反腐越来越被重视。身处基层的村干部,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腐败行为,更是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村干部“微腐败”问题扩散性强、渗透性广、影响力大,它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进而破坏基层治理体系,最终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本文基于笔者个人工作经历,选择S镇村干部为研究对象,结合该地区的社会结构情况,对“微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研究内容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研究的现实基础。该部分主要对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现象调查进行分析。概述S镇2016年至2020年“微腐败”查处情况、主要危害以及治理探索,并从中选取四个典型案例,加以分类,试图全方位展示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现状。第二部分为本文研究的关键之处。该部分围绕笔者绘制的S镇村干部“微腐败”机理框架图,从人情、事项、对象三个方面对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共性特征进行概述。相应演绎出S镇村干部“微腐败”内部结构层成因,从客观前提、制度空间和行为动力等三个方面进行机理解释。第三部分为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该部分从村级监督、乡村治理、村干部素质三个层面,提出适合当前S镇村干部“微腐败”治理的对策建议,具体分别为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协同党委“两委”村民全方位治理以及强化廉洁民主法治全要素教育。本文从S镇实际出发,侧重经验总结和实践研究,深入探究“微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提出相对应的治理措施,以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可供参考的研究思路和角度。
宋业臻[3]（2020）在《腐败犯罪思维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主要体现在我国腐败现象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形成腐败现象成因的复杂性上。采用腐败的主观测量方法、客观测量方法并引入传染病学的传播动力学模型,计算、估计十八大之后,我国腐败与反腐败发展趋势的“三高悖论”现象,对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高、查处绩效高以及个别地区和行业系统性腐败发生风险高。在“牛顿——实证主义”范式指导下的“方法论中心主义”心理学研究,由于缺失“本体论问题”,个体层面解释腐败现象时,难以形成与政治社会环境层面的呼应,故在解释系统性腐败成因方面面临宏观政治社会层面解释与微观个人层面解释的“两层隔离”困局。为了破解“三高悖论”之谜,突破“两层隔离”困境,本研究在吸纳心理学前沿理论的基础上,重塑了犯罪思维概念,采用“整体关联主义”范式指导下的质性量化混合研究方法的“探索式”、“解释式”与“嵌入式”设计,分别得出了以“权力”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权力型”、以“风险”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风险型”、以“利益是否合理”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三类型模型。从政治社会背景与个体差异性两层结合的角度分析,“功能性分权”背景下的“结构赋权”与“关系赋权”生成了“权力的心理效应”,进而塑造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心理补偿”机制与“时代性焦虑”构成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的生成动力。“政治资源经营化”的多重运作机制与“重监督、轻制约”权力安排、“运动式廉政治理”塑造了“环境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进而塑造了“风险型”腐败犯罪思维,“公平交易”、“上级庇护”的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与“相对随机”结构、体制结构组织化的腐败网络形态与政治资源经营化交易机制互相对应。社会转型造成的多元价值混合、“道德价值一元论”、“常识理性”推理机制与社会关系网络的耦合系统塑造了“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合理”的腐败犯罪思维与腐败网络共同组成了利益交换的信任机制。在揭示出腐败犯罪思维的三类型理论及其多层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其特征、成因与前沿科技成果,提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技术支撑建议。在“不敢腐”层次上,应当加强“执法威慑”与“技术威慑”,改变腐败分子的腐败决策衡量标准;在“不能腐”层次上,应当借助信息公开平台与协同办公系统断绝腐败分子的腐败机会;在“不想腐”层次上,应当从源头上通过先进技术辅助杜绝“带病提拔”,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党员干部心理健康、心理平衡的辅助配套措施。
廖瑾莹[4]（2019）在《制度-行为视角下贿赂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虽然中国学界对腐败的发生与治理有了不少成果,但是目前针对贿赂发生的研究较为缺乏,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将贿赂等同于腐败,对贿赂的形成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当前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贿赂现象进行分析,通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来构建制度-行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的贿赂发生机制,并以此探寻贿赂的治理途径,努力为党和政府治理贿赂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由于贿赂行为的天然隐蔽性与当事人可能的自我道德感及自我美化因素,对贿赂的研究难以借助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相关资料。因此,本文主要是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既有文献中的若干典型案例进行搜集、呈现与分析,进而对贿赂现象进行探讨。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从贿赂现象中构建出由“制度因素”“人情文化”“官员自由裁量权”“贿赂方式”四个范畴组成的一般性贿赂的演化模型——贿赂围场模型。研究发现,在不健全的制度诱因下,行贿者通过对人情文化的功利性运用来围猎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特殊利益互动时,贿赂得以发生。在贿赂围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贿赂行动者三方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贿赂的发生是行动者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行为结果,作出是否参与贿赂的决策是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另外,社会关系作为人情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构成了贿赂发生的关系基础,行动者会利用自身的关系特性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拥有不同社会关系资源的行动者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掌握信息流动方向、通过利益输送、占据结构洞位置、成为纯中介/非纯中介等来从网络中获益。在这个过程中,贿赂关系也会随之变得复杂,由最初的简单社会关系变为复杂的贿赂关系网络。最后,在正式制度失灵的情况下,个体的贿赂行为会演化为群体性的贿赂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贿赂治理的对策意见:一是加大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健全相关贿赂立法、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来构建有利于减少贿赂的制度环境;二是推动包括中央巡视制度、第三方监管制度以及建立廉政评估考核体系的制度创新来压缩贿赂生存空间;三是重视人情规范的影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树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培养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以及创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
韩正雄[5]（2019）在《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以S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基层是主战场,基层干部是主力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农村基层干部在落实国家政策、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型农民、建设美丽乡村方面做出了卓着的贡献,但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形势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大环境下虽有所好转却依然严峻,2016年全国查处的科级干部当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达39.4万人,比2015年增长了24%,查处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4万人,比2015年增长12%,所以,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的治理研究势在必行。论文针对当前农村基层腐败的严峻形势和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背景,提出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研究这个课题,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基层腐败问题研究现状的了解和相关腐败理论的学习,以S镇腐败案例为研究对象,结合深入农村基层访谈,对发生腐败问题的腐败主体以及腐败类型、腐败资金的分析,归纳了当前农村基层腐败的突出问题,指出基层发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基层的思想法纪教育、监督机制体制和执行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剖析了基层干部自身思想法纪素质需要提高的主体方面的原因,“一把手”权力缺少制约、腐败的低成本高收益和信息公开形式化以及监督机关作用发挥受限等制度方面的原因,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不足、基层组织生活质量和基层执纪问责方面等体制方面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治理对策:一是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法纪教育;二是完善基层各项制度,强化基层执行力;三是改善监督环境,建立高效的反腐败体系,尤其是确保监督机关相对于监督对象的独立性是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四是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农村基层腐败问题虽然多是苍蝇式腐败,但基数大,影响面广,加强对农村基层腐败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巩固基层党的执政基础,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稳定,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现乡村振兴,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郑姮[6]（2019）在《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广东省6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党中央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精神和《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积极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护伞”,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作为公共权力与黑恶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涉黑涉恶腐败,不但极大损害党和各级公共部门的廉洁形象和公信力、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和各级公共部门的权威,而且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社会的和谐安定繁荣,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涉黑涉恶腐败,属于多诱因的复杂社会问题。本研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广东省2012年--2018年通报被查处的60个典型案例,重点探讨其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类型。通过文本提取和数据处理,构建了经济绩效、政府规模、职务级别、领导核心和城乡差异5个条件变量,腐败金额和案件危害性2个结果变量,按照集合理论和布尔逻辑,分别对因果变量编码和csQCA运算,进行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和变量组合效应分析,得出:涉黑涉恶腐败以基层腐败为主,基层公职人员是关键主体。在此基础上,归纳影响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三种机制类型:权力主导型、资源掠夺型和环境衍生型,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本论文分为五章,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对选题背景和意义、概念和文献、价值和局限、思路和结构进行论述;第二章是研究设计。归纳现有资料、提出csQCA分析策略,提炼变量并测量;第三章是广东涉黑涉恶腐败案例的总体情况。对广东省60个典型案例进行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第四章是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类型。通过fsQCA2.5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和变量组合效应分析,根据结果归纳三种影响机制类型;第五章是研究结论与治理对策。根据三种影响机制类型,总结结果,提出对策。
李杨[7]（2019）在《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腐败问题：类型、后果与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腐败践踏着公平正义,污染着社会风气,并最终危及政府合法性,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重大阻碍。因此,厘清我国各个时期,尤其是现阶段存在的主要腐败类型,探究其成因,并分析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以及如何治理腐败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将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现阶段”三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腐败问题并不严重。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下的价格差异、社会各阶层获取资源和机会的不均等再加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了腐败行为的泛滥。在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所存在的主要腐败类型逐渐消亡,代之以新的腐败类型。通过对在2013年至2018年共6年期间受到查处的共1400余名“中管干部”、“央属干部”和“省管干部”的违纪处分公告和审判结果的分析发现,土地开发、企业经营、工程承揽、项目审批为现阶段主要的腐败领域。并且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现阶段腐败案件的数量持续增多,涉案金额持续增大。通过比较中西方腐败类型可以发现,两者的根本差别源于我国政府更多地是以主导经济发展为职能的“发展型政府”,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更多地是主要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腐败类型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相对应的。与之相比,由于我国政府承担着更多的发展职能,因此不仅有与公共服务职能相对应的腐败类型,还有与发展职能相对应的腐败类型。在理论中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润滑剂”和“绊脚石”之争。在实践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着经济高速增长与腐败频发并存的现象。本文发现,高增长与高腐败并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在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迫切希望抓住经济增长的主导权,而控制土地等生产要素供应、兴建基础设施、完善投资服务、提供政策优惠和倡导招商引资就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举措。这些关键性举措也伴生了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和规划审批、企业经营和滥用公共经费等领域的腐败问题。在模型分析中,本文将政府的公共支出分为投资型公共支出和消费型公共支出。其中投资型公共支出与私人资本一同对企业的生产函数发挥作用。如果官员能够将贪腐得来的非法收入投入到资本积累中,那么当各个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腐败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正向作用。进一步地,考虑官员会根据两类政府支出的腐败难易程度而对公共支出结构进行动态调整,那么经济增长率就是一条关于腐败水平的倒U型曲线。随后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大投资实现的,当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不再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时,腐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削弱。再次,经济增长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而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矿难为例,探讨了腐败问题所造成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损失。我国是一个产煤大国,但矿难死亡率却长期居高不下,针对这一问题,已有的解释主要是从生产设备水平,人员训练程度以及产权制度安排等角度展开的。本文认为腐败是导致矿难多发的一个重要因素,结合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后发现,腐败显着地提高了矿难死亡率。矿难问题所反映出的是在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政绩考核制度下,腐败对于企业选择低安全标准、高负外部性生产方式的强化激励作用。要降低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必须摒弃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通过打击相关行业的腐败,从而破除由官商合谋形成自增强链条的土壤,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最后,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治理架构下,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的利益同盟,同时提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职能,就有可能提高腐败治理的成效。具体来说,官员的异地调任制度有助于打破地方的政企合谋;而提高反腐部门和反腐官员的政治地位则有利于缓解由于过于强调发展职能而产生的对于反腐工作的漠视和对腐败的纵容。在我国,纪委书记对于反腐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别以纪委书记的异地调任制度和政治地位变迁来考察两者出于打破当地利益同盟和提高反腐职能重要性对于腐败治理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后发现,异地调任的纪委书记和政治地位高的纪委书记其反腐绩效更好,从而印证了上述推断。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研究系统地梳理和区分了“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现阶段”三个时期内我国存在的主要腐败类型及其成因。尤其是对1400余名违纪干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为有关我国腐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补充。同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来考察腐败成因,认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我国现阶段多数腐败问题发生的核心原因,也是我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所在。第二,本文以腐败对经济增长和对矿难发生的影响为例考察了腐败对于我国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从而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看待腐败发挥的“润滑剂”、“攫取之手”和“破坏之手”的三种作用。本研究对腐败与煤炭生产安全关系的探讨,可以为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兼有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与伴随着高昂社会成本的弊病提供一个注脚。第三,本文引入了反腐干部的异地任职和政治地位两个制度因素并综合考量了其对于反腐绩效的影响,丰富了关于反腐体制机制设计对于我国腐败治理成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当今中国腐败治理的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邹威[8]（2018）在《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文中指出高管腐败,不仅是代理问题的极端表现,而且是腐败从政府官僚系统向企业组织渗透的鲜明例证。并且,由于高管掌握着企业资源的直接使用权,与官员腐败相比,其腐败行为的内涵也有所扩充:不仅包括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明显违法违规的显性腐败,还包括利用公款进行奢靡职务消费等尚未明显触犯法律的隐性腐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贪腐犯罪与不正之风所带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官员腐败:不仅直接构成代理成本而贬损企业价值,更损害了所有公众的利益,抹黑国有企业的形象,危害公有制的合法性,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因而,如何有效治理高管腐败问题,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都需要攻克的重大难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对各领域的腐败予以打击与惩治,而且已经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治理思路达成了共识,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反腐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制度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靠的不是某个单一制度,而是一套系统整合的制度体系。根据系统理论,决定系统整体行为的是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整体性特征要求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应该以整体为主进行协调。因此,在当前反腐实践中单项制度初步建立和制度之间关系有待协调的现实背景下,不仅有必要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单项制度的治理效果,而且还需要厘清制度之间的理论关系,为实践中有效协调和综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本文选择研究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一方面,虽然同为有力的反腐制度安排,但是关于二者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缺少同时包含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等不同腐败类型的全面检验。并且,关于二者治理的具体作用路径仍是一个有待揭开的“黑箱”,既缺乏理论上的系统阐释,也没有实证上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二者治理高管腐败各有长短,需要协同,但是目前关于两种治理效应之间关系的认识仍存在“替代”与“互补”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甚至还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说。实践中协调两种制度的首要前提是在理论上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制度反腐的大系统中,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如何协调二者以形成综合治理?如果二者能够形成互补,治理腐败会更有效吗?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以更好地指导制度反腐实践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以“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控权理论、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理论、内部控制理论等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和法学研究成果,综合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选取我国2007-2015年接受政府审计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提出问题以后,按照“文献综述——框架搭建——实证检验——结论总结”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工作。本文首先从高管腐败的诱因及其治理、政府审计对高管腐败的治理、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以及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四个方面梳理了相关文献;其次以高管腐败的根本诱因分析为逻辑起点,以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控权理论为依据,以高管权力为核心,搭建一个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而后,分别针对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具体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审计的确能够显着抑制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并且这种治理效应存在两条路径:一是依靠审计揭示功能,表现为审前腐败水平与审计发现违规金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二是依靠审计抵御功能,表现为审计整改与审计之后腐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区分不同腐败类型的分组检验发现,政府审计对一把手腐败和非一把手腐败皆有效,对单人腐败有效而对多人腐败无效;区分不同审计力度的分组检验发现,审计质量越高,审计次数越多,腐败治理效果越好;引入高管权力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权力诱致的腐败行为;审计治理效应并非通过影响高管薪酬而实现,但审计可以增强“高薪养廉”的治理效果。第二,内部控制同样也可以有效抑制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表现为内部控制质量与腐败的负相关关系和内部控制缺陷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采用缺陷修复虚拟变量和修复时长连续变量衡量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发现与未修复相比,缺陷得到修复的样本当期的隐性腐败水平更低,显性腐败则没有显着变化;缺陷修复所耗费的时间越长,腐败越严重,换言之,内部控制缺陷的及时修复能够显着抑制腐败。进一步区分不同腐败类型的分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非一把手腐败和单人腐败有效,对多人腐败无效,对一把手腐败非但不能有效抑制甚至还会助长其发生;引入高管权力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整体上能够抑制权力诱致的腐败行为;细分五要素的检验发现,对于隐性腐败,除了信息与沟通之外其他四要素均发挥了作用;对于显性腐败则只有内部环境要素发挥了作用。第三,关于腐败治理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分组回归与引入交乘项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均支持互补关系假说。前者表现为,无论内部控制质量高低,政府审计都能够显着抑制高管腐败;后者表现为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系数显着为负。进一步分析中,一方面综合运用逐步法和Sobel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排除了互补关系中掺杂中介效应的可能;另一方面针对治理效果的时间累积变化与时间增量变化的检验发现,互补关系可以延长治理效果的持续期间大约3年。最后,通过深入挖掘上述结论的政策含蕴,分别从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各自的制度完善以及二者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与已有文献多侧重于单一制度的治理不同,本文基于综合治理视角,将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廓清并验证他们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建立二者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属于整合研究。第二,目前相关文献或仅针对显性腐败,或仅针对隐性腐败,且均得出了正向结论。本文同时关注两类腐败的治理,并进一步细分为一把手腐败与非一把手腐败、单人腐败与多人腐败,检验治理效果在不同腐败类型条件下的差异性,发现了对一把手腐败和多人腐败的负面效果,增加了对高管腐败内涵及其治理效果的认识。第三,与已有文献对政府审计的度量仍停留在“是否”审计的二元划分不同,本文通过深入挖掘企业审计结果公告并萃取指标作为审计功能的替代变量,实现对具体作用路径的细化检验;与已有文献多从单期内控质量的静态角度开展研究不同,本文综合采用缺陷修复虚拟变量和修复时长连续变量全面度量内控缺陷修复,将腐败治理研究拓展到跨期动态检验层面,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制度完善与腐败根治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机制。
冯志峰[9]（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王彬[10]（2018）在《甘肃省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郡县治,则天下安。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县一级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位置,具有完整的权力架构,担负着把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城乡基层的重要职责,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根基。从近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反腐行动不断升级,县区党政一把手的岗位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2010年以来,甘肃省共有13位县区党政一把手因腐败问题被调查,这些腐败均与权力滥用有关。因此,规范县区党政一把手用权,加强对其权力的制约监督,治理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本文运用寻租、制度预防腐败及政府俘获等理论知识,采用文献研究、访谈、案例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根据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对13起权力腐败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探究。从腐败资金、领域、形式、链条和影响等五个方面,总结归纳出甘肃省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的共性特征,即涉案金额巨大、涉及范围甚广、日趋多样多元、窝案串案增多、危害极为严重等。从权力、动机、机会三个层面细致分析这些县区党政一把手接连出现权力腐败的各方面原因,诸如权力配置不够科学且过分集中,“经济人”意识强烈导致心理失衡,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乏力,综合施治的制度“笼子”不够紧密等。为了科学有效治理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在立足相关理论和案例剖析的基础上,有必要从倡导多元主体共治、科学分权防止专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弱化“经济人”意识,健全制约监督机制、防范权力任性,构建完备制度体系、开展综合防治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以期对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进一步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执政能力有所裨益。
二、“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山东省S镇村干部“微腐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村干部 |
| 2.1.2 腐败 |
| 2.1.3 微腐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差序格局理论 |
| 2.2.3 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第3章 S镇村干部“微腐败”现状调查 |
| 3.1 S 镇村干部“微腐败”的查处概况 |
| 3.2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数据分析 |
| 3.2.1 查处数量逐年增加 |
| 3.2.2 “微腐败”增量得到遏制 |
| 3.2.3 党纪轻处分占多数 |
| 3.3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案例分析 |
| 3.3.1 S镇N村案例——霸蛮村书记从“能人”到“罪人” |
| 3.3.2 S镇Q村案例——党员发展讲“人情”不讲“原则” |
| 3.3.3 S镇S村案例——村级项目建设公私不分 |
| 3.3.4 S镇X村案例——惠农资金“到账”不“到位” |
| 3.4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问题分类 |
| 3.4.1 经济类“微腐败” |
| 3.4.2 政治类“微腐败” |
| 3.4.3 作风类“微腐败” |
| 3.5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主要危害 |
| 3.5.1 村集体资产流失 |
| 3.5.2 干群关系紧张 |
| 3.5.3 基层治理陷入困境 |
| 3.6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治理探索 |
| 3.6.1 制定村级“微权力”运行清单 |
| 3.6.2 集中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 |
| 3.6.3 深入推行“一案三跟进”工作机制 |
| 小结 |
| 第4章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特征分析和机理解释 |
| 4.1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特征分析 |
| 4.1.1 “微腐败”的人情特征 |
| 4.1.2 “微腐败”事项特征 |
| 4.1.3 “微腐败”的对象特征 |
| 4.2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机理解释 |
| 4.2.1 监督无力是“微腐败”出现的客观前提 |
| 4.2.2 治理状况是“微腐败”出现的制度空间 |
| 4.2.3 主观动机是“微腐败”出现的行为动力 |
| 小结 |
| 第5章 S镇村干部“微腐败”的治理对策 |
| 5.1 村级监督层面: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 |
| 5.1.1 事前监督: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 |
| 5.1.2 事中监督:严格规范“四议两公开”程序 |
| 5.1.3 事后监督:切实保障乡镇纪委监督执纪问责 |
| 5.2 乡村治理层面:协同党委“两委”村民全方位治理 |
| 5.2.1 巩固镇党委领导的核心地位 |
| 5.2.2 优化村“两委”负责的主导地位 |
| 5.2.3 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 |
| 5.3 村干部素质层面:强化廉洁民主法治全要素教育 |
| 5.3.1 强化廉洁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
| 5.3.2 强化民主教育,把握民主主线 |
| 5.3.3 强化法治教育,树牢守法底线 |
|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腐败犯罪思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 第一节 腐败现象发展的复杂性:“三高悖论” |
| 第二节 腐败成因解释的复杂性:“两层隔离”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腐败概念分析 |
| 第二节 犯罪思维概念分析 |
| 一、传统犯罪思维概念分析 |
| 二、系统梳理并重新界定犯罪思维概念 |
| 三、犯罪思维的影响因素 |
|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混合研究方法的科学哲学讨论 |
| 一、“第三波方法论”运动与从“牛顿-实证主义”到“整体关联主义”范式变迁 |
| 二、“三高悖论”、“两层隔离”、话语多元性与心理学“本体论问题”丢失 |
| 第二节 采用怎样的混合设计模式 |
| 一、总体混合设计模式 |
| 二、具体混合设计方法1:“探索式”部分的混合设计 |
| 三、具体混合设计方法2:“解释式”部分的混合设计 |
| 第四章 腐败认知表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参与者 |
| 第二节 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络类型的“探索式”混合设计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均衡性”分析 |
| 三、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中心性”分析 |
| 四、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凝聚子群”分析 |
| 第三节 腐败认知表征“概念-特征”网络类型的“解释式”混合设计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研究结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腐败决策表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工具 |
| 一、腐败决策表征维度探索 |
| 二、腐败决策表征工具设计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结果 |
| 小结 |
| 第六章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
| 一、研究工具 |
| 二、研究结果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思维影响因素质化研究 |
| 一、“权力型”不等于“一把手”:“功能型分权”下“结构赋权”与“关系赋权” |
| 二、““风险线索加工”与“政治资源经营化”的多重运作逻辑 |
| 三、“合理”与“常识理性-关系社会”耦合系统的“圈子”运行机制 |
| 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系的技术支撑 |
| 第一节 反腐败技术建议的制度基础 |
| 第二节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技术体系的建议 |
| 第八章 总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扩展“经济-社会结构”与“国家-社会”解释路径 |
| 二、扩展“个体差异性”解释路径 |
| 三、扩展反腐败技术支撑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制度-行为视角下贿赂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贿赂相关定义 |
| 1.2.1 贿赂的概念 |
| 1.2.2 贿赂的类型 |
|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腐败研究的多元视角分析 |
| 1.3.2 腐败领域中的贿赂研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意义和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制度-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
| 2.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 |
| 2.1.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脉络 |
| 2.1.2 理论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基础 |
| 2.1.3 中国情境下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 |
| 2.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理论框架构建 |
| 2.2.1 制度的内涵 |
| 2.2.2 制度与行为的关系 |
| 2.2.3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行为”分析框架 |
| 2.3 正式制度:“强激励”与“弱约束”的制度设计 |
| 2.3.1 “强激励”制度设计 |
| 2.3.2 “弱约束”制度设计 |
| 2.4 非正式制度:人情社会的人情规范 |
| 2.4.1 关系基础:差序格局与社会关系 |
| 2.4.2 互动法则:负债感与互惠原则 |
| 2.4.3 行为策略:礼物、宴请与贿赂 |
| 2.5 有限理性的行动者及其偏好 |
| 2.5.1 行贿者:逐利避害 |
| 2.5.2 受贿者:稳中求进 |
| 2.5.3 监管者:明哲保身 |
| 2.6 本文小结 |
| 第3章 贿赂发生的综合机制:贿赂围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方法 |
| 3.1.2 案例选择 |
| 3.2 扎根理论模型建构 |
| 3.2.1 开放性编码 |
| 3.2.2 主轴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饱和度检验 |
| 3.3 贿赂围场模型检验 |
| 3.3.1 官员自由裁量权 |
| 3.3.2 贿赂方式 |
| 3.3.3 人情文化 |
| 3.3.4 制度因素 |
| 3.4 贿赂围场的形成逻辑 |
| 3.5 本文小结 |
| 第4章 贿赂发生的利益驱动:参与者的博弈 |
| 4.1 两两参与的静态博弈模型 |
| 4.1.1 前提假设 |
| 4.1.2 行贿者与官员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1.3 监管方与行贿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1.4 监管方与官员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2 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分析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模型构建与分析 |
| 4.2.3 略为调整的博弈模型 |
| 4.3 几种现实存在的典型博弈分析 |
| 4.3.1 人情规范与正式制度的博弈 |
| 4.3.2 行贿者豁免制度分析 |
| 4.3.3 监管者激励分析 |
| 4.4 本文小结 |
| 第5章 贿赂发生的关系运用:关系网络演化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研究指标 |
| 5.1.3 案例选择 |
| 5.2 概念界定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整体网络分析 |
| 5.3.2 网络的总体特征 |
| 5.3.3 网络中心性 |
| 5.3.4 结构洞分析 |
| 5.4 贿赂关系网络演化: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
| 5.5 本文小结 |
| 第6章 贿赂发生的制度失灵:群体性贿赂 |
| 6.1 案例选择 |
| 6.2 行动者及其理性行为驱动 |
| 6.1.1 行贿者 |
| 6.1.2 受贿者 |
| 6.1.3 监管者 |
| 6.3 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分析 |
| 6.3.1 推荐环节 |
| 6.3.2 考察环节 |
| 6.3.3 表决与公示环节 |
| 6.4 群体性贿赂的发生逻辑 |
| 6.4.1 选拔过程中的制度失灵 |
| 6.4.2 监督过程中的制度失灵 |
| 6.4.3 制度失灵下的非理性行为选择 |
| 6.5 本文小结 |
| 第7章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贿赂治理建议 |
| 7.1 贿赂治理的理论分析 |
| 7.2 构建有利于减少贿赂的制度环境 |
| 7.2.1 加大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 |
| 7.2.2 健全相关贿赂立法,提高贿赂成本 |
| 7.2.3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适应现实需求 |
| 7.3 推动制度创新,压缩贿赂生存空间 |
| 7.3.1 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 |
| 7.3.2 构建廉政评估考核体系 |
| 7.3.3 设立第三方监管平台 |
| 7.4 重视人情规范的影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 7.4.1 树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 |
| 7.4.2 培养人民群众的廉政意识 |
| 7.4.3 创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8.3 对贿赂复杂性的再分析 |
| 8.3.1 转型期环境造成了制度的滞后与缺陷 |
| 8.3.2 社会关系人情化锐化了利益矛盾 |
| 8.3.3 双重委托-代理模式异化行动者偏好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巨野案件资料 |
（5）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以S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 |
| 2.1.2 农村基层干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权力制约理论 |
| 2.2.2 寻租理论 |
| 2.2.3 行政生态学理论 |
| 2.2.4 制度反腐理论 |
| 3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基本情况及突出问题 |
| 3.1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基本情况 |
| 3.1.1 腐败数量分析 |
| 3.1.2 腐败人员分析 |
| 3.1.3 腐败类型分析 |
| 3.2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突出问题 |
| 3.2.1 农村“一把手”腐败现象比较明显 |
| 3.2.2 共同腐败问题增多 |
| 3.2.3 国有资金成为腐败的主要对象 |
| 4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的原因 |
| 4.1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产生的自身原因 |
| 4.1.1 文化素质不高,政策意识不强 |
| 4.1.2 思想修养不高,权力欲望膨胀 |
| 4.1.3 法纪观念不牢,侥幸心理严重 |
| 4.2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 |
| 4.2.1 “一把手”权力缺少制约 |
| 4.2.2 监督体系发挥作用不明显 |
| 4.2.3 信息公开重形式轻内容 |
| 4.2.4 腐败成本风险低收益高 |
| 4.3 农村基层干部产生腐败的体制原因 |
| 4.3.1 监督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不足 |
| 4.3.2 基层组织生活质量不高 |
| 4.3.3 监督执纪问责缺少严肃性 |
| 5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的治理对策 |
| 5.1 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法纪教育 |
| 5.1.1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 5.1.2 加强法纪教育 |
| 5.1.3 创新教育方式 |
| 5.2 完善基层各项制度,强化基层执行力 |
| 5.2.1 强化信息公开,保障基层群众监督落实 |
| 5.2.2 加强决策机制落实,促进基层党内生活正常化 |
| 5.2.3 强化监督执纪,确保问责精准 |
| 5.3 建立高效的反腐体系 |
| 5.3.1 保证基层监督机关监督工作的独立性 |
| 5.3.2 加强基层惩防体系建设 |
| 5.3.3 保障司法权相对独立,加强司法监督 |
| 5.4 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 |
| 5.4.1 提高腐败成本 |
| 5.4.2 推行案件跨地查办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广东省6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重要概念 |
| 1.2.1 腐败 |
| 1.2.2 涉黑涉恶 |
| 1.2.3 涉黑涉恶腐败 |
| 1.2.4 公职人员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腐败影响因素研究 |
| 1.3.2 涉黑涉恶腐败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 |
| 1.4.2 文献研究法 |
| 1.5 研究价值和研究局限 |
| 1.5.1 研究价值 |
| 1.5.2 研究局限 |
| 1.6 研究思路和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篇章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资料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案例来源 |
| 2.2 分析策略 |
| 2.2.1 分析步骤 |
| 2.2.2 分析依据 |
| 2.3 变量与测量 |
| 2.3.1 条件变量 |
| 2.3.2 结果变量 |
| 第三章 广东涉黑涉恶腐败案例的总体情况 |
| 3.1 数据说明 |
| 3.1.1 文本数据 |
| 3.1.2 指标数据 |
| 3.2 描述性统计 |
| 3.2.1 地域分布 |
| 3.2.2 权力分布 |
| 3.2.3 结果分布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类型 |
| 4.1 真值表建构与检验 |
| 4.1.1 真值表建构 |
| 4.1.2 矛盾组态检验与修正 |
| 4.2 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单变量影响 |
| 4.2.1 基于腐败金额的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
| 4.2.2 基于案件危害性的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
| 4.2.3 对必要性条件的独立解释 |
| 4.3 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变量组合效应 |
| 4.3.1 基于腐败金额的变量组合效应分析 |
| 4.3.2 基于案件危害性的变量组合效应分析 |
| 4.4 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影响机制类型 |
| 4.4.1 权力主导型 |
| 4.4.2 资源掠夺型 |
| 4.4.3 环境衍生型 |
| 4.5 涉黑涉恶腐败程度影响因素的稳健性 |
| 4.5.1 新真值表建构及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
| 4.5.2 基于腐败金额变量组合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4.5.3 基于案件危害性变量组合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治理对策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治理对策 |
| 5.2.1 权力管理完善与权力观念培育 |
| 5.2.2 基层治理改革与优良家风建设 |
| 5.2.3 经济管理改革与法治德治强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广东省2012年--2018年60个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腐败案例信息库 |
| 附录二:广东省经济绩效和政府规模变量相关数据统计库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腐败问题：类型、后果与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选题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腐败的成因 |
| 2.1.1 腐败形成的前提:政府权力 |
| 2.1.2 政府权力结构的影响 |
| 2.1.3 历史地理文化因素的影响 |
| 2.2 腐败的后果 |
| 2.2.1 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
| 2.2.2 对投资的影响 |
| 2.2.3 对政府职能的影响 |
| 2.2.4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3 腐败的治理 |
| 2.3.1 高薪养廉 |
| 2.3.2 外部监督 |
| 2.3.3 信息公开 |
| 2.3.4 异地调任 |
| 2.4 本章小结 |
| 3 建国以来各时期我国的主要腐败类型 |
| 3.1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主要腐败类型 |
| 3.2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主要腐败类型 |
| 3.3 现阶段我国的主要腐败类型 |
| 3.4 发展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中西方腐败类型差别 |
| 3.5 本章小结 |
| 4 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 |
| 4.1 研究背景 |
| 4.2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主要腐败类型 |
| 4.3 基本模型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腐败的度量 |
| 4.4.2 模型与变量 |
| 4.4.3 基本回归结果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腐败的后果:以煤炭生产安全为例 |
| 5.1 研究背景 |
| 5.1.1 我国煤炭生产安全现状 |
| 5.1.2 研究假说的提出 |
| 5.2 腐败与煤炭生产安全 |
| 5.2.1 涉煤腐败的形式与成因 |
| 5.2.2 矿难频发的模型分析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模型与变量 |
| 5.3.2 方法适用性检验 |
| 5.3.3 基本回归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腐败与经济增长中的社会成本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6 腐败的治理:以纪委制度为例 |
| 6.1 研究背景 |
| 6.1.1 纪委制度沿革 |
| 6.1.2 官员交流制度 |
| 6.1.3 研究假说的提出 |
| 6.2 实证检验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方法适用性检验 |
| 6.2.3 基本回归结果 |
| 6.2.4 纪委书记行权机制分析 |
| 6.2.5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高管腐败 |
| 1.2.2 政府审计 |
| 1.2.3 内部控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高管腐败的诱因及其治理研究 |
| 2.1.1 高管腐败的诱因 |
| 2.1.2 高管腐败的治理 |
| 2.2 政府审计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2.2.1 治理机理分析 |
| 2.2.2 治理效果检验 |
| 2.3 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2.3.1 国外相关研究 |
| 2.3.2 国内相关研究 |
| 2.4 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研究 |
| 2.4.1 基于审计定价模型的相关研究 |
| 2.4.2 基于代理问题框架的相关研究 |
| 2.5 简要评述 |
| 3 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 |
| 3.1 高管腐败的根本诱因分析 |
| 3.1.1 寻租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3.2 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控权逻辑 |
| 3.2.1 监督控权 |
| 3.2.2 制约控权 |
| 3.3 综合治理理论框架的搭建 |
| 4 政府审计及其功能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1 政府审计治理高管腐败的整体作用分析 |
| 4.1.2 政府审计治理高管腐败的具体作用路径分析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度量 |
| 4.2.2 模型构建 |
| 4.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DID适用性检验 |
| 4.3.3 相关性分析 |
| 4.3.4 多元回归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更换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方式 |
| 4.4.2 采用未被审央企作为对照组 |
| 4.4.3 更换显性腐败配对样本的匹配比例 |
| 4.4.4 消除十八大反腐的宏观影响 |
| 4.4.5 采用PSM样本 |
| 4.4.6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区分不同腐败类型 |
| 4.5.2 区分不同审计力度 |
| 4.5.3 引入高管权力变量 |
| 4.5.4 高管薪酬的替代性解释 |
| 5 内部控制及其缺陷修复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1.1 内部控制治理高管腐败的机理分析 |
| 5.1.2 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影响高管腐败的机理分析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度量 |
| 5.2.2 模型构建 |
| 5.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多元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更换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方式 |
| 5.4.2 更换显性腐败配对样本的匹配比例 |
| 5.4.3 更换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的定义方式 |
| 5.4.4 更换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样本容量 |
| 5.4.5 消除十八大反腐的宏观影响 |
| 5.4.6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区分不同腐败类型 |
| 5.5.2 引入高管权力变量 |
| 5.5.3 细分五要素的治理效果 |
| 6 政府审计、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1 替代关系分析 |
| 6.1.2 互补关系分析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更换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方式 |
| 6.4.2 更换显性腐败配对样本的匹配比例 |
| 6.4.3 更换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的定义方式 |
| 6.4.4 更换内部控制的分组方式 |
| 6.4.5 消除十八大反腐的宏观影响 |
| 6.4.6 采用PSM样本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互补关系中是否掺杂了中介效应 |
| 6.5.2 互补关系是否延长了治理效果的持续期间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甘肃省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文献述评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点 |
|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1、县区党政一把手 |
| 2、权力 |
| 3、权力腐败 |
| (二) 理论基础 |
| 1、寻租理论 |
| 2、政府俘获理论 |
| 3、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三、甘肃省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的特征 |
| (一) 从腐败资金看,涉案金额巨大 |
| 1、贪腐金额不断攀升 |
| 2、公共资金损失严重 |
| (二) 从腐败领域看,涉及范围甚广 |
| 1、重点领域易发多发 |
| 2、涉及范围愈来愈广 |
| (三) 从腐败形式看,日趋多样多元 |
| 1、贪腐手段日益多样 |
| 2、腐败主体走向多元 |
| (四) 从腐败链条看,窝案串案增多 |
| 1、官员形成利益同盟 |
| 2、官商结成利益纽带 |
| (五) 从腐败影响看,危害极为严重 |
| 1、污染地方政治生态 |
| 2、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
| 四、甘肃省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的原因分析 |
| (一) 权力配置不够科学且过分集中 |
| 1、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增加寻租机会 |
| 2、权力存在过分集中 |
| 3、权力边界相对模糊 |
| (二) “经济人”意识强烈导致心理失衡 |
| 1、理想信念滑坡动摇 |
| 2、心理失衡把控不力 |
| (三) 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乏力 |
| 1、思想落后监督意识欠缺 |
| 2、权力运行封闭且程序不完善 |
| 3、监督主体作用发挥有限 |
| (四) 综合施治的制度“笼子”不够紧密 |
| 1、选任考核制度尚需完善 |
| 2、预防惩处机制有待改进 |
| 五、甘肃省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治理对策 |
| (一) 倡导多元主体共治,科学分权防止专权 |
| 1、力促县级政权组织简政放权 |
| 2、合理分权完善相互制约机制 |
| 3、建立权力清单厘清职权边界 |
| (二)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弱化“经济人”意识 |
| 1、破除官本位思想,提升政德修为 |
| 2、创新推进廉政教育,强化警示功能 |
| (三) 健全制约监督机制,防范权力任性 |
| 1、增强监督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
| 2、推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化 |
| 3、有效发挥各监督主体作用 |
| (四) 构建完备制度体系,开展综合防治 |
| 1、构建公平合理的选任考核制度 |
| 2、完善多管齐下的常态监督机制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山东省S镇村干部“微腐败”问题研究[D]. 许晓雪.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腐败犯罪思维研究[D]. 宋业臻.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制度-行为视角下贿赂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D]. 廖瑾莹. 南昌大学, 2019(01)
- [5]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以S镇为例[D]. 韩正雄. 河北农业大学, 2019(01)
- [6]涉黑涉恶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广东省6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D]. 郑姮. 广州大学, 2019(01)
- [7]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腐败问题：类型、后果与治理[D]. 李杨. 浙江大学, 2019(01)
- [8]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D]. 邹威. 东北财经大学, 2018(06)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甘肃省县区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治理问题研究[D]. 王彬. 兰州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