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超一项技术化解两个世界制油难题（论文文献综述）
窦星辰[1]（2021）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内涵丰富、结构多元、特征鲜明,具有舆论导向和价值引领的重要功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时代体现,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话语是作为语言实践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用以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符号系统,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交流过程中使用的符号体系,具有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灌输、价值观引领使用和保障使用的符号系统,包括内容体系、表达体系、传播体系、保障体系、评估体系五个方面,具有输导功能、转换功能、激励功能、辩护功能和引领功能,呈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科学性与人本性、恒定性与动态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等特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内背景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背景,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而探索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必须体现时代性,即体现新时代的新要求,抓住机遇,探索创新,同时直面新时代的新问题。一方面,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复杂化、话语权主体位移、公众认同危机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带来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话语主体“空场”、话语“泛意识形态化”、普遍性掩饰了“精准性”、话语转换无序等现实问题,有“主导”与“主体”关系认识不到位、教育者素质及转换能力有待提升、资源开发程度不够、协同机制不完善、话语环境的影响等多重归因。建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有益于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供需矛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实效性、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话语思想为思想基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理论指南,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话语资源,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学术性与生活化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努力以突出思想性、坚定自信心、提升亲和力、掌握主导权和彰显实效性为目标建构的话语体系。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是个复杂的工程,要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与政策引领机制、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机制、高校主导与融合育人机制,多维联动,确保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目标明确、内容完善、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着。新时代是信息时代,是全媒体时代,要培养平等对话交流的新型话语主体,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客体,丰富话语载体、拓展话语空间以创新话语介体,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情境、健康雅正的校园语境、积极向上的社会语境、开放包容的对外语境、绿色活跃的网络语境和温馨和谐的家庭语境以优化话语环体,充分利用全媒体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新时代的中国是发展中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建构立足时代、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精神家园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同源同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明确话语为人民、话语说中国,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积极应对“话语陷阱”,努力提升文化话语权,用中国话语重塑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建构“话语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健步走向世界。
杨佚楠[2]（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影响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繁荣兴盛、生生不息。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文化建设实践后总结出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现实需要、适合中国文化国情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领域始终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深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来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等等都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内涵。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也变得更具世界意义,即不仅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要以世界眼光来观照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有力举措以确保多维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阐述为出发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价值目标、现实境况和实践举措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等,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从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两个方面进行内涵界定。在对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首先从中西方两个角度阐述不同文化环境中关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详尽阐释。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上,首先明确了核心关键词新时代的特定含义,再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加以表述。最后从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具体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坚持以当代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涵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来源;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坚持以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交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包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定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本章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梳理并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总结出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从最初探索到认知深化,再到正式确立的一系列过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内涵上的丰富,还得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践行原则。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言,其价值目标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从个人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存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世界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目标既相辅相成、又内在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况。从实践成效来看,当今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从严峻挑战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对这些现实境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为实践举措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应当有针对性的应对前文所述及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量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打造事前正面宣传机制、事中科学引导机制、事后反思调整机制来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通过对内增强文化交流安全意识、对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来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论文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在论文选题上具有创新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概念一经提出,与此相关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本论文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在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需要和新问题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谋篇布局上,本论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角度出发,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内容,提升了整篇文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本论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观点,如: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设都为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五个方面出发,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解决之策。然而,鉴于笔者本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有限,本论文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选题颇为宏大、内容涵盖丰富,仅用两三年时间、十余万字将其讲清说透,是比较困难的。此外,本论文选题属于典型的社会现实问题,且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但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本人虽在行文中结合了现实案例,但就自身而言很难开展具体的实证工作和调研活动,这使得针对该选题的实证研究难以充分进行,使该论文缺少一定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撑,在研究结论上无可避免的稍显单薄。但从理论研究的动态发展上看,这些不足之处也恰恰印证了该主题具有强大的研究空间并为笔者未来的研究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倪琪[3]（2021）在《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流域为例》文中指出由于自然边界与行政界限不一致,流域生态环境跨区域管理难度日益增加。由于流域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水资源的单向流动性,流域内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常常陷入“囚徒困境”,上下游之间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流域的合作治理。跨区域流域水资源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耗资较大且见效缓慢,仅靠某一地方政府的单个治理行为难以有效解决。目前,我国的跨区域流域治理中,生态补偿仍存在市场或政府途径选择的困境、补偿利益主体关系复杂且界定不清、补偿方案较难达成共识、公众在补偿中参与不足等问题,使生态补偿难以在大范围、多主体、长时期内达成稳定的合作共识。本文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来设计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究将公众参与纳入政府主导性流域生态补偿中的路径,在补偿政策关键问题的设计中考虑公众意愿和偏好,思考环境保护的常态化建设和流域生态补偿的长效发展。本文构建了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框架,界定了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并分别探讨了上下游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和流域公众参与补偿行为,提出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成本收益为依据、地方政府逐级协商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提出纳入公众意愿与偏好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方式的设计与优化思路。并以渭河流域为例,结合1159份流域居民调研数据,运用选择实验、鲁宾斯坦恩议价模型、双栏模型、多变量Probit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探析了渭河流域公众参与补偿行为的影响因素、测算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动态分析了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过程以及探讨了公众对跨区域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及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及优化跨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对策建议。通过上述系统研究,本文主要形成了以下结论:第一,基于公众参与的补偿政策能够代表全流域利益,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提高补偿政策与公众需求的匹配度;上下游地方政府的逐级协商,能够解决跨区域生态补偿中相关利益主体关系复杂、界定困难等问题,使跨区域生态补偿便于实施和操作。公众参与为逐级协商提供参考和依据,逐级协商是公众利益和偏好的代表。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体是生态系统服务受益地区,受偿主体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地区。上下游政府之间的静态博弈策略结果表明双方自主治理时存在囚徒博弈的困境,上下游政府之间的演化博弈行为分析表明当引入上级约束和保障措施时,地方政府间长期行为能够向（保护,补偿）状态演进。第二,流域下游公众参与跨区域生态补偿决策过程分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这两阶段是两种不同的决策过程,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和内在机理存在较大差异。我国长期奉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导致普通民众形成了严重的政府依赖心理。越认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其支付意愿反倒越低。结合调研中的实际情况,发现我国公众普遍认为生态补偿应该是政府行为,当公众面对当前个人利益的损失与未来收益之间的权衡时,他们往往选择规避当前的风险而不去支付一定的补偿金额,从而支付意愿水平越低。通过强化下游公众对自身治理能力判断和感受的自我效能感、将其环境价值观内化为保护行为的个人规范,对于促进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公众有效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以成本原则测算渭河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全成本为142133.53万元/年,其中渭河流域上游地区治理维护的直接成本估算值为35021.27万元/年,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年。即为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基于收益原则,借助选择实验法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改善对下游使用者的收益。若流域上游地区为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发生142133.53万元/年的全成本,使得选择实验模型中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实验设定的最佳状态,则今后10a流域城镇居民愿意平均每年支付1107.86元/户,高于流域农村居民的981.44元/户,这反映出相较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具有更加强烈的改善当前流域环境现状的意愿水平。通过计算得出,陕西省渭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即为跨区域生态补偿的上限。当上下游分别依据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协商时,由于议价中的“耐心优势”和“先发优势”,下游省份在谈判过程中处于相对更加有利的地位,最终获得更大份额的净收益,这时补偿量更接近于成本原则测算的最低标准。在更加接近现实情况的有限期讨价还价博弈中,净收益份额取决于协商期限和谁在最后阶段出价。这就是讨价还价博弈中的“后动优势”。尽管下游具有先提出分配方案的“先动优势”,但弱势的上游仍然可以利用最终提出方案的“后动优势”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第四,公众对补偿方式的选择行为实证结果表明:（1）实物、技术补偿与资金方式之间具有选择上的替代关系,项目补偿方式和技术补偿的选择具有互补关系。（2）个体特征变量中,男性选择资金补偿的方式的概率更高,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项目、技术等方式;文化程度越低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资金补偿这种输血式补偿方式。（3）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居住地到流域的地理距离,与公众对资金补偿方式的选择之间具有显着的相关关系。（4）心理认知变量中,风险偏好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项目补偿的造血式方式;越信任政府的受访者,其选择实物补偿方式的概率越大,而选择项目补偿方式的概率越小。公众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流域受偿居民选择任一种生态补偿方式均不显着。最后,本文在对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性总结的基础上,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设计了我国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提出了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设计与优化的相关建议,以期为破解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困境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
王延霖[4]（2021）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源型产业是民族地区产业布局的核心,但其长期依赖的中低技术水平引发的“规模扩张”成长模式在当今时代不可持续,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如今全世界都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高技术服务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是传统产业获取产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现状、融合绩效及民族地区特性要素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产业融合情况,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提供参考,辅助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本研究以民族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田野调查法、对比研究法、规范和实证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熵指数法等多种方法,从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综合分析当前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状、水平及对绩效的影响,开展与非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以探究民族地区特殊规律,并从政府治理模式、社会要素配置和关系文化等特性要素方面探究了相关的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初现,并具有改造资源型产业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创新效应,同时民族地区更易引进技术应用类服务企业,融合模式也以平台型、参与型和基础建设型为。但目前由于相关概念的标准化问题、产业间及政府部门间的“搭桥”问题以及资金压力问题使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深化存在困难。2.利用熵指数法计算得到的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值表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已实现从“轻度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2012年后稳定上升,但目前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空间异质性特征显示产业融合高高集聚区向东、向南转移态势显着,而民族地区则多被低融合水平省份包围,地域间协同效应不高。3.实证研究结果总体说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的多维度绩效提升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其中创新绩效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实现。相比于非民族地区而言,以上提升作用在民族地区更强,“技术追赶效应”凸显。4.民族地区的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较高的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增强产业融合的经济和环境绩效提升效果,说明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及政府治理、高效的资本配置水平有利于引导稀缺资本应用到经济效益高和政府关注高的领域;但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在产业融合和创新绩效中呈负向调节作用,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资本更倾向于向低风险领域倾斜。民族地区较高的关系文化程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影响程度不高。5.民族地区中产业融合经济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说明其可充分借助高技术服务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影响,环境绩效方面虽然难以区分两种效应大小,但可借鉴非民族地区经验展开地域间的环保合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分别从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以及建设产业融合双方的能力体系方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刘晓鸣[5]（2020）在《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审判功能,而且还扮演着党的政策实施者的政治角色,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司法化的使命和任务。政策司法化,即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为载体,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运用于司法审判全过程的实践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政治性不断被强化。从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中观层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同时根据地方党委工作大局形成政策性司法文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微观层面,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将党的政策融入司法审判,以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和困惑。如,法院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官如何将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这些既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亦是长期困扰法官的实践问题。“政策司法化”既是法学理论问题,亦是政治学理论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初被探索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以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的梳理分析,通过对部分法院审判工作的观察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的感受和体会,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探究政策司法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判政策司法化的现实状况,科学理性地分析现阶段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困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党的政策属于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属于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司法化,本质上属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政法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司法政策以指导司法审判,其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政策转化者”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转化党的政策。地方法院作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政法单位,其所依赖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上级法院的供给,另一方面来源于司法场域外同级党委的供给,因此,地方法院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主要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以及地方党委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通过在司法裁判中对政策的考量与运用,将政策融入司法审判。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感受和体会,可知:法院执行党的政策不但可以体现为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中观层面地方各级法院对党的政策和司法政策的执行中,而且还体现在微观层面法官的政策思维和裁判行为中。目前,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还是各级法院的法官,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亟需纠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转化为司法政策,还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一是以转化党的政策为要义的某些司法解释缺乏法理基础,有时为了迎合政策或政治需要肆意扩张解释;二是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有时过于突出和强调司法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简单化回应党的政策,消解了司法政策本应具有的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技术的特征。在地方各级法院层面,一是受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甚至党政负责人所谓“大局”的驱动,地方法院及其法官未能正确把握“服务大局”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亦未掌握好地方治理要求与个案处理合法性的平衡。二是受利益偏差、监督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运动式、放大式、选择式执行政策。在一线法官层面,由于缺乏法治理念和政策思维,有些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简单化地运用政策,缺乏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另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引用政策条文作为裁判依据,致使政策与法律冲突,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针对政策司法化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从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三个方面,以提升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其次,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回应政策的能力;最后,加强指导案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之在通过个案解读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层面,通过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矫正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偏差的现象。在法官运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政策的方式,同时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李燕燕[6]（2020）在《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 ——基于供给与采纳的双维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创业就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红利不断减少,高技术引进壁垒增高,中小企业原有的成本发展优势逐渐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知识产权不仅是创新成果的集中载体,更是点燃、激励创新的核心要素,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作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的基础保障,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尤其是对于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现了显着的现实意义。首先,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主体是政府,拥有丰富的信息和数据,以及强大的资源整合、财政资金等支撑,具备面向中小企业供给优质、低价知识产权基础服务的条件。再者,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对知识产权服务中的“市场失灵”进行有效补充,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激活社会资源,实现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全面化、精细化、现代化发展。而事实上,尽管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可以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检索与分析、金融、维权援助等服务内容,但从范围、层次上看都还十分有限,服务体系结构不尽合理。另外,区别于大型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中小企业具备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经营特点及创新需求。然而,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无论是理论研究、政策制定,还是服务实践,都缺乏对各类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服务问题的系统分析与“个性化”探索。因此,加强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推进我国中小企业实现创新转型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现实课题。本文将公共服务置于知识产权的场景且聚焦于中小企业,从供求双维度展开探讨。在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困境与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将中小企业创新采纳、决策与知识产权服务特性系统考量,阐释中小企业的风险顾虑及其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的掣肘等论证,为优化公共服务项目的设计开发与组织实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指导和参考。本文内容包含以下七个章节:第一章,绪论。根据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背景和聚焦问题,对中小企业创新、知识产权及其公共服务等研究进行了综述。之后,对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所采用的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之处进行了概述。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对研究相关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和界定。接下来,对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创新采纳、新公共管理、第三部门及多中心治理等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术观点进行了介绍。第三章,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综合已有研究和文献资料,基于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存在问题及其服务风险与现实困境的研究,对我国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供给情况进行分析,归纳并探讨当前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不足与成因,尝试从现实矛盾出发,初步阐明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症结,为后续进一步从需求侧深入分析奠定基础。第四章,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与采纳分析。基于前述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存在问题及其服务风险与现实困境的研究,运用风险感知、创新采纳、组织决策、知识转移等理论观点,结合调研访谈,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顾虑进行了释义和解构,并以此建立制约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的影响模型,实证检验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中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关系等微观机理。最后,通过实证研究结果的讨论,进一步解释了当下存在的某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现象,为探究中小企业“个性化”“差异化”服务需求提供了参考。第五章,国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实践与借鉴。选择国外知识产权建设较为先进的国家,将其具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创新模式、特色做法等进行研究,总结提炼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启发我国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建设优化。第六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启示与对策建议。结合前述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及国外实践经验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围绕破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中的各类制约,归纳并提出从经营保障、服务质量与能力、国际化及人才文化软环境等方向优化我国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第七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总结全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对研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进行分析和说明,并对有待继续探究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视角方面,针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中缺乏系统性的现状,聚焦服务对象——中小企业,从“供给-需求”的角度,对当下我国面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分析,有助通过宏观指导把控更微观层面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优化,给出的对策建议针对性和实操性更强。第二,内容方面,现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学术成果中对中小企业需求的关注较少,为数不多聚焦中小企业的研究多为某项公共服务的探讨,研究范围和深度有限。本研究创新性地围绕客户感知,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进行解构,纳入了服务情境、企业及个人三方面高相关性因素,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机理进行刻画,得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结论。第三,实践性方面,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较为宏观层面的研究,定性探讨居多,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的实践指导性较弱。针对于此,本研究在分析国内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与中小企业服务需求的实际,从加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保障、提升服务成效、深化国际合作、重视人才培养与文化塑造等方面提出较为具体的策略建议,以期为优化和解决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启发与决策依据。
陈旭[7]（2020）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打造。而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协商构成了基层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协商制度与实践的发展构成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为此,本文关注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问题,试图厘清协商民主如何能够更好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协商治理如何更好地在实际的城市社区环境中运作。从实践进程来看,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创新机制、丰富形式、完善制度、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广泛的实践图景。尽管市民论坛、协商议事会、开放空间讨论、网络论坛等创新形式的协商在现实的运作中都不尽相同,但它们实质都是通过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彼此倾听、理性论辩、相互尊重等要素促进政策偏好反思,并最终产出结果意见的一种以话语交换为核心的治理路径。从既有研究来看,现有关于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问题的研究存在内在逻辑解释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对策建议的笼统性等问题。理论研究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缺乏在系统剖析协商本身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实践发展与困境出路作出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反思。大多数关于协商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某一具体协商事件上,如一次性小组讨论,同一组织或类型议题的一系列讨论。这种研究对剖析一种协商形式是有效的,但也会造成视角的缺失。基于跨学科知识运用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文从以下两个层面对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进行新的探讨:一方面,从“结构——过程”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理路进行剖析,作为后续研究的依据与本文分析框架。首先,对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协商”分别作出解释,并通过整合与推导确定本文中的协商意涵,框定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域。其次,以“话语嵌入”和“体系建构”的划分为标准,对两类既往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考察。了解其整体研究脉络、关键研究方向与未来研究趋势,从而系统反思当前研究的局限。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文分别选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协商体系—能力”框架以及社会学习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而构建得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真实互动、广泛话语以及深远影响等方面,分析城市社区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其次,依据初始情境、联结情境与终端情境逻辑,思考城市社区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行内部机理,探索推动协商常态化发展的实践逻辑。本文基于上述理论框架,透视了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中存在的价值认知、情境供给以及行动推进等三方面的悖论,以权力逻辑、自治逻辑、市场逻辑为视角,整合得出了“真治理”还是“假把式”、“主导式”还是“循环式”以及“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等悖论背后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从“演绎——归纳”角度解析城市社区协商治理问题情境,在理论探究协商之可能的基础上提出现实困局的化解之道。主要采用多案例研究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所选取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创新样本通过NVivo软件进行质性研究、归纳与研判,从而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多层面上展示一副描绘社区协商的全景画面。借由案例回顾的问题情境有针对性地探求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价值认知理性培育、情境塑造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可为性。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作逻辑,提出亟需回应与有待升级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策略。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和实践关怀切入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问题。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直面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实践、新问题、新机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路径的探讨,寻求相关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优化思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可操作性参考。尽管没有一种能够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完美模板”,但是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所可能带来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变革,能够为我国城市社区乃至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也正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吴腾飞[8]（2020）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指的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多样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却自恃“文化中心论”,试图推动文化全球化向“文化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行径正不断引发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较量,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当今中国,已经昂然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不断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奇迹。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而产生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意义。概括而言,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鉴于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问题,对于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全部内容分为六大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现状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这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第一,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确定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第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选择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等五个方面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三,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进行对比和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软性安全”、“隐性安全”、“长期安全”,突显其有别于其它安全类型的特殊地位。这些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述,可以确保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主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为其理论之基;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为其创新之道;以“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萌芽、“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理念、“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政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为其历史之迹;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其他山之石,为后续章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具有立体多维的战略价值,如国家维度,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社会维度,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个人维度,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世界维度,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等。同时,从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社会结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又具备政治保障功能、经济促进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外交导向功能等多重功能,会对国家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价值功能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第五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从战略机遇分析,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化机遇、信息化机遇、经验化机遇、合作化机遇;从全新挑战分析,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网络化挑战、多样化挑战、市场化挑战、国际化挑战。此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存在着一些科技方面、制度方面、观念方面、利益方面、交流方面等深层制约因素。这些现实境遇的具体分析,可为后续章节的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以前文论述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以铸牢思想体系保障来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以健全制度体系保障来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以夯实物质体系保障来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以完善权益体系保障来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以创新网络体系保障来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以加强对外体系保障来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从而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创新之处。第一,可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选择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多为各自领域内的相关性论述。因此,本文坚定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所蕴含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论述,并且有机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多学科融合为辅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角创新。第二,可能在研究框架方面有所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会倾向于遵循“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基本逻辑结构,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路径之上。因此,本文在谋篇布局方面会力求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路向上论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整篇文章的全面性、系统性、学理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创新。第三,可能在研究观点方面有所创新。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具备有别于其他安全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质”;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充分利用好“四大战略机遇”来积极应对“四大全新挑战”;认为可以从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加强对外体系保障等“六大保障”入手,推动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观点创新。然而,受限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能力,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较为宏大厚重的理论实践问题,试图对其在两三年之内用十余万字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是一项较为困难的研究任务。加之“新时代”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较少,这也会导致本文部分内容欠缺准确性、深刻性、学理性,甚是遗憾。但是,若以辩证思维积极看待上述不足,将其视为不断改进、丰富、完善今后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亦可算是本文的写作贡献。
胡歌子[9]（2020）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网络文化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进步衍生出的新兴文化形态,其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点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当前我国面临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复杂化、多样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网络文化安全不仅是网络时代文化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等,是国家安全发展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在深刻把握国际战略环境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开辟了我国国家安全理念的新境界,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根本指引。维护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也需要不断强化新国家安全观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内统筹谋划、全面布局。本文主要由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对相应研究现状作出梳理。第二章,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网络文化安全的理论概述。此部分主要分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网络文化安全的基本理论,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通过论述网络文化安全建设对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意义,以及网络文化安全建设与国家发展多个领域间的密切联系,进而指出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第四章,当前我国网络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与原因探析。按照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内容划分,从网络精神文化安全、网络物质文化安全、网络行为文化安全、网络内容文化安全、网络制度文化安全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面临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并对原因进行分析。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路径。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内,指出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需要坚持的基本理念。同时,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升网络文化产业竞争实力、提高网络主体的网络道德素质、强化网络文化内容管理工作、构建安全高效的网络文化治理体系五个方面对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提出对策。
李可可[10]（2020）在《全媒体传播视角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在传媒领域的快速应用推动了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全媒体的不断发展更加紧密了人类信息共同体、人类生活共同体。但与此同时,全媒体的发展也导致了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给新闻舆论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虽然积极向好,但是依然面临着一些重大风险,尤其是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全媒体传播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管理机制总体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么,改变这一现状便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正确分析全媒体发展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条件。论文通过厘定全媒体传播与意识形态核心概念,阐述相关基本理论形成分析框架,讨论了全媒体发展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有利条件,阐明了全媒体传播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风险,并分析了造成来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着眼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将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划分为来自国际社会的风险与国内社会的风险,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着西方势力长期挤压着我国信息发展空间、西方媒体长期主导着国际舆论格局以及借助媒体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国际风险,面临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本不断增加、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性增强的国内风险。提出防范与化解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有效路径是此项研究的重要目标。本研究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应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提升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制度设计;在创新表达方式方面,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资源,吸收与借鉴优秀的网络文化成果,积极促进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转化;在推动媒体融合方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和规律,打造新型传播平台与主流媒体,建设高素质的全媒体人才队伍,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在健全防范机制方面,增强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识别能力,健全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评估标准,建立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预警机制,提升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控制能力。由此,以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领导力、吸引力、传播力、抵御力四大合力防范与化解全媒体传播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二、李超一项技术化解两个世界制油难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超一项技术化解两个世界制油难题（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主要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理论解读 |
| 2.1 相关概念解析 |
| 2.1.1 话语 |
| 2.1.2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2.1.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
| 2.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结构 |
| 2.2.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体系 |
| 2.2.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体系 |
| 2.2.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体系 |
| 2.2.4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保障体系 |
| 2.2.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评价体系 |
| 2.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功能 |
| 2.3.1 输导功能 |
| 2.3.2 转换功能 |
| 2.3.3 激励功能 |
| 2.3.4 辩护功能 |
| 2.3.5 引领功能 |
| 2.4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特征 |
| 2.4.1 政治性与学术性 |
| 2.4.2 科学性与人本性 |
| 2.4.3 恒定性与动态性 |
| 2.4.4 统一性与多样性 |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背景及意义 |
| 3.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背景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
| 3.1.2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3.1.3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 |
| 3.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归因 |
| 3.2.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存在现实问题 |
| 3.2.2 新媒体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
| 3.2.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困境的原因分析 |
| 3.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 |
| 3.3.1 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3.3.2 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供需矛盾 |
| 3.3.3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实效性 |
| 3.3.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3.3.5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 |
| 第四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资源 |
| 4.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思想 |
| 4.1.1 话语的社会属性理论 |
| 4.1.2 话语的阶级属性理论 |
| 4.1.3 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理论 |
| 4.1.4 话语功能理论 |
| 4.1.5 话语权力与话语传播理论 |
| 4.2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
| 4.2.1 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 4.2.2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
| 4.2.3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
| 4.3 可资利用的中西文化资源 |
| 4.3.1 中华传统教化思想 |
| 4.3.2 西方话语资源 |
| 第五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
| 5.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导思想 |
| 5.1.1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5.1.2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
| 5.1.3 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
| 5.1.4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
| 5.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 |
| 5.2.1 守正与创新相统一 |
| 5.2.2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统一 |
| 5.2.3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
| 5.2.4 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
| 5.2.5 学术性与生活化相统一 |
| 5.2.6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
| 5.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 |
| 5.3.1 突出思想性 |
| 5.3.2 坚定自信心 |
| 5.3.3 提升亲和力 |
| 5.3.4 掌握主导权 |
| 5.3.5 彰显实效性 |
| 第六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联动机制 |
| 6.1 组织领导与引领保障机制 |
| 6.1.1 组织领导机制 |
| 6.1.2 宣传引领机制 |
| 6.1.3 政策保障机制 |
| 6.2 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机制 |
| 6.2.1 舆论监督机制 |
| 6.2.2 社会协同机制 |
| 6.2.3 公众参与机制 |
| 6.3 高校主导与融合育人机制 |
| 6.3.1 全科育人机制 |
| 6.3.2 管理育人机制 |
| 6.3.3 队伍建设机制 |
| 6.3.4 综合评价机制 |
| 6.4 多维联动机制综合分析 |
| 第七章 应用全媒体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 |
| 7.1 培养新型的话语主体 |
| 7.1.1 提高施教者的基本素养 |
| 7.1.2 培养新型主体关系 |
| 7.2 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客体 |
| 7.2.1 掌握话语之“因” |
| 7.2.2 整合话语资源 |
| 7.2.3 丰富话语内容 |
| 7.3 创新话语介体 |
| 7.3.1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载体 |
| 7.3.2 话语表达生活化、生动化、多样化 |
| 7.3.3 拓展话语空间 |
| 7.4 优化话语环体 |
| 7.4.1 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情境 |
| 7.4.2 营造健康雅正的校园语境 |
| 7.4.3 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语境 |
| 7.4.4 优化开放包容的对外语境 |
| 7.4.5 打造绿色活跃的网络语境 |
| 7.4.6 建造温馨和谐的家庭语境 |
| 第八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国际视野 |
| 8.1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思路 |
| 8.1.1 建构由中国人民言说的话语体系 |
| 8.1.2 建构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 |
| 8.1.3 建构为中国人民代言的话语体系 |
| 8.1.4 建构立足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 |
| 8.2 凝聚中国话语优势 |
| 8.2.1 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
| 8.2.2 应对“话语陷阱” |
| 8.2.3 提升文化话语权 |
| 8.3 建构“话语中国” |
| 8.3.1 用中国话语重塑中国形象 |
| 8.3.2 用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 |
| 8.3.3 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特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访谈提纲 (教师) |
| 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访谈提纲 (学生)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 |
| 2.1 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述 |
| 2.1.1 文化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关概述 |
| 2.2.1 文化发展道路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 |
| 3.1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化的启迪 |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 3.1.3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 |
| 3.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立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知深化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式确立 |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发展 |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 3.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丰富 |
| 3.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践行原则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 |
| 4.1 个人层面——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4.1.1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
| 4.1.2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 |
| 4.1.3 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 4.2 社会层面——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
| 4.2.1 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
| 4.2.2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 |
| 4.3 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 4.3.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 |
| 4.3.2 培育高素质文化国民 |
| 4.3.3 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 |
| 4.3.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4.4 世界层面——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
| 4.4.1 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 4.4.2 助力人类文明平等多样发展 |
| 4.4.3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效 |
| 5.1.1 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 5.1.2 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 |
| 5.1.3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 |
| 5.1.4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 |
|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严峻挑战 |
| 5.2.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 |
| 5.2.2 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 |
| 5.2.3 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 |
| 5.2.4 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 |
| 6.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 6.1.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 6.1.3 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
| 6.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2.1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 |
| 6.2.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
| 6.3 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 |
| 6.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6.3.2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
| 6.3.3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 6.4 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
| 6.4.1 事前正面宣传机制 |
| 6.4.2 事中科学引导机制 |
| 6.4.3 事后反思调整机制 |
| 6.5 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 |
| 6.5.1 对内增强文化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 6.5.2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跨区域流域水资源治理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
| 1.3.3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范围 |
| 1.5.1 研究区域 |
| 1.5.2 数据说明 |
| 1.6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补偿机制 |
| 2.1.2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 |
| 2.1.3 公众参与 |
| 2.1.4 逐级协商 |
| 2.2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环境外部性理论 |
| 2.2.3 协商理论 |
| 2.2.4 公平性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研究框架构建 |
| 2.3.1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概念模型 |
| 2.3.2 基本思路 |
| 2.3.3 基本原则 |
| 2.3.4 补偿的利益相关者 |
| 2.3.5 补偿标准 |
| 2.3.6 补偿方式 |
| 2.3.7 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 |
| 2.3.8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保障措施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 |
| 3.1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 |
| 3.1.1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现状 |
| 3.1.2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3.2 国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 |
| 3.2.1 国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现状 |
| 3.2.2 国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对我国的启示 |
| 3.3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及治理现状 |
| 3.4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
| 3.4.1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的重要性 |
| 3.4.2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的可行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及行为分析 |
| 4.1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分析 |
| 4.2 跨区域流域上下游政府间博弈行为分析 |
| 4.2.1 静态博弈分析 |
| 4.2.2 演化博弈分析 |
| 4.3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分析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收集与变量描述 |
| 4.4.2 模型设定 |
| 4.4.3 实证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补偿标准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基于公众参与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上下限分析 |
| 5.2.1 补偿上限-流域下游生态系统服务支付主体的收益 |
| 5.2.2 补偿下限-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受偿主体的成本 |
| 5.2.3 补偿标准-基于鲁宾斯坦恩议价模型的协商标准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下限测算 |
| 5.3.2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上限测算 |
| 5.3.3 基于鲁宾斯坦恩议价模型的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分析 |
| 5.3.4 议价能力、协商阶段对补偿标准的影响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方式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方式理论分析 |
| 6.2.1 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界定 |
| 6.2.2 生态补偿方式的实践经验 |
| 6.2.3 跨区域流域补偿方式逐级协商 |
| 6.3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选择偏好 |
| 6.3.1 变量选择及样本统计性特征 |
| 6.3.2 计量模型分析 |
| 6.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措施 |
| 7.1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优化与建议 |
| 7.1.1 以成本收益双视角作为跨区域协商补偿标准的依据 |
| 7.1.2 跨区域补偿标准应充分体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
| 7.1.3 跨区域生态补偿要关注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
| 7.2 针对其他相关措施的优化与建议 |
| 7.2.1 建立上下游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联盟 |
| 7.2.2 完善跨区域流域治理和补偿相关法规政策 |
| 7.2.3 增强企业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
| 7.2.4 培养跨区域流域保护补偿的生态价值理性 |
| 7.2.5 充分发挥流域内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专业性 |
| 7.2.6 建设跨区域流域的信息交流平台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相关问题研究 |
| 1.3.2 产业融合对传统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
| 1.3.3 民族地区的地域要素特性研究 |
| 1.3.4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族地区概念界定 |
| 2.1.2 资源型产业概念界定 |
| 2.1.3 高技术服务业概念界定 |
| 2.1.4 产业融合概念界定 |
| 2.1.5 资源型产业绩效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融合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2.3 理论分析与概念模型 |
| 2.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基础 |
| 2.3.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绩效影响机制 |
| 2.3.3 民族地区特性及其调节作用 |
| 2.3.4 研究的总体概念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三、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及融合现状 |
| 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脉络 |
| 3.1.1 发展历史 |
| 3.1.2 发展特征 |
| 3.2 民族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 |
| 3.2.1 发展历史 |
| 3.2.2 发展特征 |
| 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现状——基于田野调查 |
| 3.3.1 田野点介绍 |
| 3.3.2 民族地区资源型企业内部高新技术服务融合的现象、成效与问题 |
| 3.3.3 民族地方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方式及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四、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 |
| 4.1 产业融合水平测度方法 |
| 4.1.1 基于专利数据的测度和刻画 |
| 4.1.2 投入产出法 |
| 4.1.3 熵指数法 |
| 4.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 |
| 4.2.2 评价模型构建 |
| 4.2.3 融合评价结果 |
| 4.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评价 |
| 4.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 |
| 4.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融合水平对比分析 |
| 4.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五、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经济绩效影响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结果 |
| 5.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5.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
| 5.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六、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环境绩效影响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 |
| 6.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6.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
| 6.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七、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创新绩效影响 |
| 7.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1.1 研究假设 |
| 7.1.2 模型构建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民族地区的基本回归结果 |
| 7.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7.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创新绩效影响滞后性分析 |
| 7.3.4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7.3.5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的治理水平 |
| 8.2.2 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 |
| 8.2.3 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 |
| 8.2.4 建设实现产业融合的能力体系 |
| 8.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二、关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
| 四、关于“法院执行政策的载体”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党的政策” |
| 二、“司法” |
| 三、“司法政策” |
| 四、“政策司法化”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 |
|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
| 三、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
| 四、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实践基础——中国的政法体制 |
| 一、党中央 |
| 二、地方党委 |
| 三、党委政法委员会 |
| 四、法院党组 |
| 第四节 政策司法化的主体及方式 |
| 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转化政策 |
| 二、地方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执行政策 |
| 三、法官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运用政策 |
| 第五节 政策司法化的载体 |
| 一、司法解释 |
| 二、政策性司法文件 |
| 三、工作性司法文件 |
| 四、指导性案例 |
| 第二章 政策司法化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政策司法化的宏观考察 |
|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梳理 |
| 二、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实践历程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中观考察 |
| 一、地方法院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二、地方法院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三、地方法院行政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微观考察 |
| 一、对法官的问卷调查 |
| 二、对法官的现场访谈 |
| 三、调查访谈的结论 |
| 第三章 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分析 |
| 第一节 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政策司法化的法理基础薄弱 |
| 二、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 |
| 第二节 地方法院执行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执行政策偏差及其表现 |
| 二、执行政策偏差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法官运用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直接将政策作为刑事案件裁判标准 |
| 二、民事案件中运用政策缺乏充分说理 |
| 第四章 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 |
| 一、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 |
| 二、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 |
| 三、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
| 第二节 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 |
| 一、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 |
| 二、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 |
| 三、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
| 四、健全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 |
| 一、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 |
| 二、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政策运用 |
| 三、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政策说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 ——基于供给与采纳的双维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知识产权是驱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
| 1.1.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是中小企业创新的强有力支撑 |
| 1.1.3 知识产权服务的供给不足需要公共服务有效补位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中小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3.2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研究 |
| 1.3.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中小企业 |
| 2.1.2 知识产权 |
| 2.1.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知识产权理论 |
| 2.2.2 创新采纳理论 |
| 2.2.3 公共服务理论 |
| 第3章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 |
| 3.1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困境与公共服务 |
| 3.1.1 知识产权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1.2 知识产权活动的风险来源 |
| 3.1.3 知识产权服务的现实困境 |
| 3.1.4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作用 |
| 3.2 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现状 |
| 3.2.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情况 |
| 3.2.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沿革 |
| 3.2.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相关政策 |
| 3.2.4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成效 |
| 3.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服务范围、层次有限,结构不合理 |
| 3.3.2 与中小企业实际需求的链接不紧密 |
| 3.3.3 相关规制、人才等的配套保障不足 |
| 3.4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体制方面 |
| 3.4.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主体方面 |
| 3.4.3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建设方面 |
| 3.4.4 对中小企业“个性化”分析与探索方面 |
| 第4章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与采纳分析 |
| 4.1 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风险顾虑 |
| 4.1.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感知风险的内涵 |
| 4.1.2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感知风险的结构 |
| 4.2 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采纳分析 |
| 4.2.1 理论依据 |
| 4.2.2 假设提出 |
| 4.2.3 模型构建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3.2 取样与数据收集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样本特征 |
| 4.4.2 样本数据质量与检验 |
| 4.4.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4.5 研究结论和讨论 |
| 4.5.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感知风险及其维度构建 |
| 4.5.2 情境、企业及个人因素对服务风险的影响 |
| 4.5.3 风险感知对中小企业服务采纳意向的影响 |
| 第5章 国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实践与借鉴 |
| 5.1 典型国家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实践 |
| 5.1.1 美国 |
| 5.1.2 日本 |
| 5.1.3 韩国 |
| 5.1.4 新加坡 |
| 5.2 国际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项目——TISC |
| 5.2.1 TISC的基本情况 |
| 5.2.2 TISC与中小企业 |
| 5.2.3 TISC的推广成效 |
| 5.2.4 TISC在华的进展 |
| 5.3 国际实践与经验对我国的启发 |
| 5.3.1 强化知识产权人才保障,引入专家服务 |
| 5.3.2 降低创新成本,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
| 5.3.3 引流知识产权资源,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
| 5.3.4 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 |
| 5.3.5 加快和深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国际合作 |
| 5.3.6 “客户需求”导向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 |
| 第6章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启示与对策建议 |
| 6.1 面向中小企业感知,解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 |
| 6.1.1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核心是经营风险 |
| 6.1.2 企业决策人的心理风险问题值得关注 |
| 6.2 从中小企业实际出发,加强创新经营保障 |
| 6.2.1 加快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创新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 6.2.2 持续加强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
| 6.2.3 加强政策引导与公共服务创新,完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 |
| 6.2.4 优化发展环境,健全知识产权的司法服务与法律监管体系 |
| 6.3 促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质量与能力的提升 |
| 6.3.1 构建和打造高端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 |
| 6.3.2 深化“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探索 |
| 6.3.3 打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项目和机构品牌 |
| 6.4 继续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国际化建设 |
| 6.4.1 加快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国际化合作 |
| 6.4.2 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配套服务建设 |
| 6.5 重视对知识产权文化、人才的宣传与培养 |
| 6.5.1 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知识产权意识 |
| 6.5.2 重视对知识产权文化环境的培育塑造 |
| 6.5.3 加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发展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调查问卷1 |
| 调查问卷2 |
| 调查问卷3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7）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界定 |
| (一)理论层面的“协商”民主 |
| (二)实践层面的“协商”治理 |
| 三、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一)章节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
| 一、文献回顾 |
| (一)话语嵌入向度:抽象把握与制度互动 |
| (二)体系建构向度:通向现代协商的不同道路 |
| (三)总体评价与展望 |
| 二、理论支撑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商体系—能力”框架 |
| (四)社会学习理论 |
| 三、基于已有资源的归纳研究: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一)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 |
| (二)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 |
| (三)协商常态化运行的内部机理:“五阶二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现实悖论:一个两难的话题 |
| 一、协商价值认知:“真治理”还是“假把式” |
| (一)信任尊重的程度不高 |
| (二)社会资本的存量欠缺 |
| (三)协商影响的发挥有限 |
| 二、协商情境供给:“主导式”还是“循环式” |
| (一)强制性话语倾向 |
| (二)竞争性话语贫弱 |
| (三)网络性治理失衡 |
| 三、协商行动推进:“结果论”还是“过程论” |
| (一)话语趋同资源的匮乏 |
| (二)获取结果质量的乏力 |
| (三)协商评估机制的缺失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断裂与合续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理性的培育 |
| 一、内生变量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新的行为习惯 |
| (二)案例回顾:一个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价值共识之可能:协商价值正当性来源的解释 |
| (一)“议题-观点-论辩”的三维真实 |
| (二)“代表-观点-平台”的广泛扩展 |
| (三)双重结果的追求及限度 |
| 三、理性培育之可为:基础理念的主观“自愈” |
| (一)协商承诺内化 |
| (二)公共价值与自愿精神的复归 |
| (三)共同体话语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单一与多元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情境的塑造 |
| 一、空间资源视角下的实践 |
| (一)从政策供给的让渡空间开始 |
| (二)案例回顾:一种前行的过渡状态 |
| 二、场域重构之可能:协商空间框架的释因 |
| (一)话语融合形成的初始情境 |
| (二)媒介渗透形成的联结情境 |
| (三)权力交互形成的终端情境 |
| 三、情境塑造之可为:资源整合的客观“包容” |
| (一)治理资源依赖的网络路径 |
| (二)共营机制的无缝联结 |
| (三)责任延伸与适应性角色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碎片与相依之间: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行动的改善 |
| 一、常态运行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基于分步工作法而设计机制 |
| (二)案例回顾:一种有针对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
| 二、亟需回应之对策:协商活动碎片化瓶颈的破解 |
| (一)“信息--秩序”并重 |
| (二)“论理—产出”并行 |
| (三)“复合—动态”相济 |
| 三、尚待升级之策略:协商内嵌治理的多维建构 |
| (一)明确协商主体与协商内容 |
| (二)设定协商期待并预测结果 |
| (三)强化论据阐释的协商过程 |
| (四)促进偏好聚合的协商输出 |
| (五)实现动态检验的协商结果 |
|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讨论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关于“协商”的典型案例 |
| 附录二 2003年——2017年度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 |
| 附录三 近三年(2018——2020年)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分析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 |
| 2.1 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 |
| 2.1.1 安全 |
| 2.1.2 国家安全 |
| 2.1.3 国家文化安全 |
| 2.2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 |
| 2.2.1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 |
| 2.2.2 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 |
| 2.2.3 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 |
| 2.2.4 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 |
| 2.2.5 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 |
| 2.3 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 |
| 2.3.1 比“硬性安全”更柔和的“软性安全” |
| 2.3.2 比“显性安全”更复杂的“隐性安全” |
| 2.3.3 比“短期安全”更持久的“长期安全” |
| 第3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 |
| 3.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2 列宁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2 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
| 3.2.1 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新萌芽 |
| 3.2.2 建设探索时期:扞卫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新胜利 |
| 3.2.3 改革开放时期:打开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新局面 |
| 3.2.4 新时代时期:标示国家文化安全强盛的新方位 |
| 3.3 历史之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 |
| 3.3.1 “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国家文化安全萌芽 |
| 3.3.2 “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国家文化安全理念 |
| 3.3.3 “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 |
| 3.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 |
| 3.4.1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 |
| 3.4.2 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 |
| 3.4.3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
| 第4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 |
| 4.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当代价值 |
| 4.1.1 国家维度: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 |
| 4.1.2 社会维度: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 |
| 4.1.3 个人维度: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 |
| 4.1.4 世界维度: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 |
| 4.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功能 |
| 4.2.1 政治保障功能 |
| 4.2.2 经济促进功能 |
| 4.2.3 社会整合功能 |
| 4.2.4 外交导向功能 |
| 第5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机遇 |
| 5.1.1 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 |
| 5.1.2 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 |
| 5.1.3 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 |
| 5.1.4 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 |
| 5.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全新挑战 |
| 5.2.1 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 |
| 5.2.2 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 |
| 5.2.3 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 |
| 5.2.4 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 |
| 5.3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深层制约 |
| 5.3.1 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待提升 |
| 5.3.2 文化制度的改革进程有待加快 |
| 5.3.3 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有待开发 |
| 5.3.4 文化权益的现实矛盾有待化解 |
| 5.3.5 文化开放的交流互鉴有待深化 |
| 第6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 |
| 6.1 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 |
| 6.1.1 坚决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
| 6.1.2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1.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 |
| 6.2 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 |
| 6.2.1 牢牢掌握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 |
| 6.2.2 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综合决策管理系统 |
| 6.2.3 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 6.3 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 |
| 6.3.1 促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性生产 |
| 6.3.2 倡导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6.3.3 推动国家文化市场的规范性转变 |
| 6.4 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 |
| 6.4.1 发展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体系 |
| 6.4.2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6.5 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 |
| 6.5.1 加快构建融合式媒体传播体系 |
| 6.5.2 不断健全引导式舆情处理体系 |
| 6.5.3 大力创新综合式网络治理体系 |
| 6.6 加强对外体系保障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 |
| 6.6.1 引进来:促进文化吸收搞好中国转化 |
| 6.6.2 走出去:扩大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
| 6.6.3 新秩序:重塑文化格局做好中国方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9）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难点与创新 |
| 第二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网络文化安全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理论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
|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
|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安全基本理论 |
|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二、网络文化安全的内涵与构成 |
| 第三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逻辑联系 |
| 一、维护网络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意蕴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实现网络文化安全的基本指引 |
| 第三章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 |
| 一、网络文化安全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
| 二、网络文化安全是衡量国家安全的重要标识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紧迫性 |
| 一、满足人民群众发展需要 |
| 二、推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 |
| 三、保障文化市场繁荣发展 |
| 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 五、实现网络空间安全发展 |
| 第四章 当前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 |
| 一、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威胁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
| 二、网络文化产业不正当竞争损害我国网络文化利益 |
| 三、网络主体行为失范危害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
| 四、不良信息肆意传播影响网络空间生态环境安全 |
| 五、制度法规建设不足制约网络文化治理工作 |
| 第二节 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面临威胁的原因剖析 |
| 一、中西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 |
| 二、网络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驱使 |
| 三、网络主体的思想道德意识薄弱 |
| 四、网络核心安全技术发展滞后 |
| 五、网络空间治理经验不足 |
| 第五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基本理念 |
| 一、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主要目标 |
| 三、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的具体措施 |
| 一、积极应对文化渗透危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二、促进网络文化创新发展,提升网络文化产业竞争实力 |
| 三、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高网络主体的网络道德素质 |
| 四、加快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强化网络文化内容管理工作 |
| 五、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构建安全高效的网络文化治理体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及取得的成果 |
（10）全媒体传播视角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内涵 |
| 第一节 全媒体的基本内涵 |
| 一、全媒体的概念 |
| 二、全媒体的主要结构 |
| 三、全媒体的传播特征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相关的基本理论概述 |
| 一、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
|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基本概述 |
| 一、风险与重大风险的概念 |
| 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主要类型 |
| 三、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主要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第二节 传播偏向理论 |
| 第三节 媒介即意识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机遇 |
| 第一节 全媒体传播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员”联动 |
| 第二节 全媒体传播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全程”互动 |
| 第三节 全媒体传播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全息”应用 |
| 第四节 全媒体传播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全效”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及原因 |
| 第一节 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风险 |
| 一、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国际风险 |
| 二、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国内风险 |
| 第二节 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形成原因 |
| 一、社会环境变化引起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
| 二、建设工作滞后造成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
| 三、媒体传播困境导致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媒体传播视角下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防范与化解路径 |
| 第一节 加强党的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力 |
|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
| 二、提升意识形态管理者综合素质 |
| 三、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制度设计 |
| 第二节 创新表达方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 |
| 一、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 |
| 二、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资源 |
| 三、吸收与借鉴优秀的网络文化成果 |
| 四、大力促进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转化 |
| 第三节 推动媒体融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 |
| 一、把握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和规律 |
| 二、打造新型传播平台与主流媒体 |
| 三、建设高素质的全媒体人才队伍 |
| 四、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 |
| 第四节 健全防范机制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抵御力 |
| 一、增强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识别能力 |
| 二、健全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评估标准 |
| 三、建立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
| 四、提升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控制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李超一项技术化解两个世界制油难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 窦星辰. 河北大学, 2021(09)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杨佚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流域为例[D]. 倪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4]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D]. 王延霖.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5]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D]. 刘晓鸣. 吉林大学, 2020(03)
- [6]面向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研究 ——基于供给与采纳的双维分析[D]. 李燕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7]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D]. 陈旭. 吉林大学, 2020(01)
- [8]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吴腾飞. 吉林大学, 2020(01)
- [9]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网络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胡歌子. 重庆邮电大学, 2020(02)
- [10]全媒体传播视角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研究[D]. 李可可.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