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展现伊朗高原的古代风采（论文文献综述）
赖舒琪,丘志力,杨炯,罗涵,郑昕雨,叶旭[1]（2021）在《古代青金石的开采和贸易：基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二重证据的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表明具有浓烈的帝青色的青金石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古中国等多个早期古代文明发源地均有所使用,但因为产地的缺乏以及考古材料的约束,国内对青金石产地源流、贸易及文化交流的认知仍较为局限。本文基于国内外文献及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对青金石的开采、贸易及使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为国内开展青金石宝石学与考古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参考。综合获得以下主要认识:（1）虽然考古发现仍然无法解释部分遗址出土青金石的来源,但地质及考古学证据表明,阿富汗是最重要的古青金石产地;（2）早至4500 B.C.,青金石的贸易活动已有明确的组织,不同时段（4500 B.C.-3500 B.C.,3500 B.C.-1000 B.C.和1000 B.C.-公元初期）可以追溯出三条不同的贸易和运输路线,早期以陆运及河运为主,中期海运发展迅速,晚期则是三者的密切结合,路线变迁受地理环境、城市兴衰、民众需求等多因素控制;（3）考古研究及文献记载显示,古代青金石的用途及角色发生过显着改变,世界各地域古文化的差异使神圣化后的青金石的使用呈现多种表现形式,同时展现出古人对青金石颜色色彩认知的多元性。国际学术界对青金石材料资源开发、贸易及使用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早期玉石开发及流通提供重要的借鉴。
董莉莉[2]（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指出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刘远见[3]（2020）在《蒙古族游艺文化与蒙古族传统体育 ——一个新的融合》文中认为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发展的国家,其文化不仅积淀深厚而且种类繁多生命力顽强。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的历史悠久,而且还得益于我国地域辽阔、地质地貌类型丰富的先天条件,使得各个地区的文化产生与发展过程都各不相同,以及生活在各个地区的民族族群的风土人情也都大相径庭。所以我国的民族文化如星光般灿烂夺目,并且彰显出蓬勃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文化这个“多元一体”的大集体之中,蒙古族游艺文化显得格外醒目耀眼,也为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蒙古族游艺文化是一种与蒙古族的生产生活和历史实践紧密结合的特殊文化形态。它的发展与传承,与蒙古族的语言习俗、节日庆典、宗教信仰、军事战争、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地域特点等密不可分。在没有深入了解它之前,很多人会误认为蒙古族游艺文化就是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这是因为有关蒙古族游艺文化系统且专门的研究可谓是少之又少。蒙古族游艺文化是一个较大的范畴,其歌舞、祭祀、诗词、民间游戏、民族体育均隶属于蒙古族游艺文化的一部分,但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的整体性。其实蒙古族游艺文化是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上位概念,蒙古族传统体育则是更多的体现了具有竞技特点的体育项目,强调的是单一的体育项目,属于蒙古族游艺文化的下位概念,因为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蒙古族游艺中的一些项目逐渐向着竞技性和娱乐性的方向发展并成为了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有关蒙古族游艺文化和蒙古族传统体育有关的资料和典籍进行收集整理,通过宗教、军事、政治结构等方面对那达慕、博克、赛马、射箭、布鲁、赛骆驼、马球、蒙古象棋等项目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同时也对蒙古族游艺文化诞生的基础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此外,将蒙古族传统体育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科学背景下所面对的传承困境视作蒙古族游艺文化的传承发展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问题:一、缺乏强烈的文化自觉与传承意识;二、相关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三、传承方式和渠道单一;四、学校教育传承体系不健全;五、传承的主题流失。针对这五点问题笔者提出了六点解决方向:一、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保护意识;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三、拓展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渠道;四、完善学校教育传承体系;五、构建民间传承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薪火相传;六、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推广。通过对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传承过程中面对的困境的解决,在保护和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蒙古族游艺文化的传承起到保护作用。同时通过对蒙古族游艺文化的良好发展现状和对蒙古族游艺文化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会为蒙古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新的理论基础。
李敏[4]（2020）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交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通过商贸和战争两种交往方式,使两者的文化产生了初步的接触和交往。之后,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从国家界限上,打破了双方交往所受的政治阻隔,为两大民族及其文化在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时期的进一步交往和互动提供了条件。倭马亚王朝时期,为了稳固统治地位,统治者大力实行语言和币制改革,推行了一系列阿拉伯化的举措。许多波斯人皈依伊斯兰教,逐渐适应并融入阿拉伯社会。伴随着波斯人的改宗和皈依,波斯文化日益渗入到阿拉伯文化之中。尤其,其时阿拉伯人开始重视对波斯等民族古代作品的翻译工作,这为阿巴斯王朝时期两大民族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阿巴斯王朝前期,政治上,波斯人凭借出色的政治才能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文化上,历届哈里发大多支持文化发展,奖掖文人学士,波斯籍学者开始在文学、语言学、宗教学以及建筑学等领域发挥所长,成为其时文化事业繁荣的主要推动者。“百年翻译运动”是其时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两大民族文化交融的突出表现。具体而言,一批波斯籍学者将大量波斯语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版本,而不少阿拉伯学者也积极学习波斯语言、研究波斯文化。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以及大量相关成果的涌现,一方面增进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为两大民族消除语言隔膜、展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在此基础上,两大民族日益超越语言、种族以及宗教的差异和分歧,从更高的、对人类文明成果继承和发展的视角出发,对帝国统治下不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日益形成基本的认同,这无疑为帝国统治的稳固和延绵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环境。另一方面,双方对彼此语言文化的热心学习和专研,本身就是两者文化已然深入交融的鲜明体现和有力证据,由此,植根于两大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新的文化成果,成为更具活力、更能满足不同民族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以及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文明结晶。及至王朝中期,突厥禁卫军迅速崛起,巴格达的波斯人势力大为衰落。但波斯人在伊朗高原东部和西部地区日益兴起,建立起几个波斯地方王朝: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和布维希王朝。其时,地方王朝在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于实现“波斯文化复兴”。但此时波斯文化已染上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阿拉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从萨珊王朝覆亡至波斯地方王朝时期,波斯人从顽强的反抗者到顺从的合作者再到独立地方王朝的建立者,从地位低下的被征服者到阿拉伯帝国社会文化的形塑者,再到地方王朝时期波斯文化的复兴者,其地位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文明交往、文明互动的视角来看,波斯人地位演变过程既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社会生活诸领域互动的过程,也是波斯文化在与阿拉伯文化互相交融的前提下,为波斯文化复兴奠定基础的过程。其时,波斯人与阿拉伯人、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互动和交往不仅推动了中东文明的发展,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
姚科敏[5]（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邢云龙[6]（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陈瑜[7]（2019）在《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文中提出“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唐代商业题材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唐诗史料为文本支撑,围绕商业——商人——士人——诗歌这一主线,系统分析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商业与诗歌间的深层关联,综合呈现多元立体的文学生态,重新定位其在唐代诗歌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缘起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再从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两方面论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考论了关涉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分析和肯定的基础上,亦对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论析;最后根据研究目的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考察范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考察了唐代商业与诗歌的内在联系,对唐代国内商业的发展轨迹予以了动态呈现。本章辐射商业中商业店铺和商业市场两个核心要素,择取最具时代新变和商业特色的代表性内容,以唐诗作品为切入点开展镜像分析,一是以“酒肆”一隅管窥唐代的商业店铺全貌,审视与探讨了诗歌的气质风貌与诗歌意象;二是以“坊市”“夜市”“草市”“花市”为例,对唐代商业市场的发展轨迹予以剖析,并深入挖掘诗中展现的时代特色与社会风尚。通过点面结合地论述,将商业题材诗歌的研究从经济考略纵深到人文视野。第三章聚焦于反映唐代国际商贸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商胡”主题,从诗歌入手考述“商胡”的族属来源及来华路线,探寻“商胡”在华的行动轨迹与聚居之地,展现了唐朝国际贸易兴盛发达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共融的景象。本章还着重对唐诗中的“商胡”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阐述,唐代诗人以局部侧写和全景素描的方式诗意渲染了“商胡”的诡谲体貌,新颖艺术的书写模式有助于唐诗题材、内容和技巧的拓展;对“商胡”重利轻身的冒险精神、慧眼识宝的超凡能力、重义好德的美好品德的多角度观照丰富了“商胡”的立体形象;对乡国梦遥的愁闷“商胡”的形象刻画则以思乡为契合点,通过“同化”体验的建构寻求彼此情感上的“同”以弥补胡汉间文化上的“异”,表现了唐人进步的民族观。唐诗中的“商胡”形象书写蕴含对异质文明的诗意呈现、审美体验、文化反思和历史回溯,视角独特,意蕴丰赡。第四章对唐诗中的“士”“商”关系予以重点阐发,通过深入剖析士商关系的嬗变轨迹和心态成因,论述士人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与情感。综观整个唐代社会,“士”对“商”的非难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根源有四:一是义利观下的“士志于道”与“逐利惟是”的价值取向差异;二是士人视角下的“贾雄农伤”的政治忧思;三是封建伦理家庭观标准下的情感批判;四是官商勾连背景下士不如商的激愤。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涨和身迹相合的心路发展,“士”与“商”的联系日渐加强,二者关系有所缓和与松动,“士”能对“商”的生活处境做出复杂多面的反映,“士”关注到“商”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与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在诗歌中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仕宦类商贾”的感叹中又抒发出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与赞扬。第五章着眼于商业发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第一节总结了商业发展对诗歌艺术风貌的影响,一是创作突破得益于关注重点的变换与文风倾向的转变;二是创作群体中妓女与商人成为新兴创作力量;三是创作体式的选择深受歌诗传唱审美导向的影响;四是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第二节以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为例探讨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作为潮流观察员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唐诗中出现的花卉种植新变,深入剖析了唐代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的时人心态,将这些新兴现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表现内容。第三节以“瑟瑟”的色彩转喻为例探讨外来商品对唐诗语汇的影响。“瑟瑟”是波斯、南诏和西域诸国官方进贡与贸易交流的珍稀商品,随着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广泛应用,逐渐被文人纳入到诗歌语汇之中。唐代诗人自白居易而降,有意识地将“瑟瑟”进行色彩转喻,用以代替“碧”所涵盖的青、绿、蓝等不同层次的颜色,将其转喻为江水碧色、茶末鲜色、衣饰丽色、松竹青色等色相,为诗歌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层次和新鲜个性的艺术境界,更创造性地将其与“猩猩红”对比,形成一对特定的意象组合,固化为诗歌中色彩对仗的修辞格式。唐代外来商品凭借诗人敏锐的审美体验、大胆新奇的意象转喻和生动夸张的艺术表现,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接受广泛。
费昕舟[8]（2019）在《黄安伦钢琴组曲《敦煌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文明是中国华夏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融汇了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化。从古至今,以敦煌为创作题材的音乐作品层出不穷,为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财富。当代着名作曲家、指挥家黄安伦,融汇敦煌文化,研究敦煌古谱而创作出钢琴组曲《敦煌梦》,本文以敦煌文化及丝绸之路文化为历史线索,对黄安伦先生的这部钢琴组曲创作进行探讨,分析钢琴组曲创作中所蕴含的宗教、历史等中国传统元素,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以敦煌文化背景为基石,通过对黄安伦生平概述,研究黄安伦钢琴组曲《敦煌梦》及相关敦煌作品背景;二、钢琴组曲《敦煌梦》三首,其中包括《羽人舞》、《伎乐天》、《波斯舞》的选曲来源、音乐本体、演奏技法的研究。主要通过结合作品来源、背景与探讨曲式结构特征,研究每首钢琴曲演奏方法的特点与技巧。三、《敦煌梦》钢琴组曲音乐文化研究,旨在音乐创作中与绘画的结合以及中国传统元素的运用,包含黄安伦在作品中对多种宗教文化、民族器乐以及乐舞元素的运用。
李军锋[9]（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张健波[10]（2017）在《于阗佛教艺术研究 ——以绘画雕塑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于阗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佛教在于阗的兴盛发展有近千年的历史。作为古代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于阗佛教艺术深远地影响了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西藏佛教艺术造型样式的参照系。佛教艺术在于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汉时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初始阶段,魏晋时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发展阶段,唐朝时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成熟阶段。在于阗佛教艺术的形成过程中,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造像样式对于阗佛教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佛教艺术沿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两汉时期于阗佛教题材的木雕、陶雕、壁画与早期犍陀罗艺术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简朴粗犷的造型手法反映出于阗早期的艺术面貌,形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和田艺术模式”。汉至魏晋时期欧亚大陆（Eumsia）的北部文化板块从小亚细亚、中亚及黑海地区延伸至漠北草原地带（Eurasian steppes）,形成为装饰性与程式化的草原艺术;从阿富汗、巴基斯坦与中亚两河地区延伸至塔里木盆地的艺术类型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绘画和雕塑,这种佛教艺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即丝绸之路南道与北道,融合了希腊、印度和波斯等地的艺术样式形成为独特的面貌。尼雅“丰收女神”（堤喀,Tyche）棉布佛画图案中体现的图像程序与造型手法,反映出这一时期丝路南道早期佛教艺术的特点,米兰壁画所具有的独特绘画形式和造型手法与于阗佛教艺术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对其整体风格的形成与文脉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热瓦克（Rawak）佛寺的立佛塑像与秣菟罗造像在风格源流上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其列龛立像的形式则是来源于大夏艺术,这种在壁面上以壁画或贴壁浮雕绘塑列佛像的做法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一大特色。唐朝时期是于阗佛教美术发展的成熟阶段,佛教对这一时期于阗的建筑、绘画、雕塑等领域产生了全面的影响。6世纪左右,泥坯塑像在中亚两河地区的佛教造像中开始出现,至7世纪这种泥塑佛像从犍陀罗样式逐渐转变为西域地方类型并传播至塔里木盆地。达玛沟遗址的唐代雕塑壁画从题材内容、塑造手法和绘画样式等方面均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该时期的于阗壁画加强了二维平面和装饰化的造型风格,同时强化了具有本土艺术元素的画面特征。于阗绘画在吸取外来艺术元素的基础上将“铁线描”和“凹凸法”的造型技法融为一体,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于阗画派”。于阗画派流行于唐代画坛,也深刻影响了日本奈良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它与敦煌、中原及藏传佛教造型艺术体系的营构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二、展现伊朗高原的古代风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展现伊朗高原的古代风采（论文提纲范文）
（1）古代青金石的开采和贸易：基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二重证据的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青金石的产地及开采 |
| 2 古代青金石贸易及运输路线的研究 |
| 2.1 4500 B.C.—3500 B.C.时期的贸易及运输路线 |
| 2.2 3500 B.C.—1000 B.C.时期的贸易及运输路线 |
| 2.3 1000 B.C.—公元初期的贸易及运输路线 |
| 3 古代青金石的使用及角色演变 |
| 3.1 美索不达米亚青金石的使用及角色演变 |
| 3.2 古印度青金石的使用及角色演变 |
| 3.3 古埃及青金石的使用及角色演变 |
| 3.4 欧洲地区青金石的使用及角色演变 |
| 3.5 中国青金石的使用及角色演变 |
| 4 认识及展望 |
（2）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蒙古族游艺文化与蒙古族传统体育 ——一个新的融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前言 |
| (一)研究依据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蒙古族游艺文化的研究依据 |
| 2、游艺的释名 |
| 3、蒙古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界定 |
| 4、蒙古族游艺文化与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关系 |
|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1、研究意义 |
| 2、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历史回顾 |
| 二、蒙古族传统体育类游艺文化概述 |
| (一)“那达慕”是蒙古族游艺文化和蒙古族传统体育发展重要发展途径 |
| 1、“那达慕”的起源 |
| 2、“那达慕”的发展 |
| (二)“男儿三艺”之搏克 |
| 1、“搏克”的起源 |
| 2、“搏克”运动的发展 |
| (三)“男儿三艺”之赛马 |
| 1、蒙古赛马的起源 |
| 2、蒙古赛马的发展 |
| (四)“男儿三艺”之射箭 |
| 1、弓箭的诞生 |
| 2、蒙古族射箭的发展 |
| (五)布鲁 |
| 1、布鲁的起源 |
| 2、布鲁的演变与发展 |
| (六)赛骆驼 |
| 1、赛骆驼的起源 |
| 2、赛骆驼的发展 |
| (七)马球 |
| 1、马球的起源 |
| 2、马球的发展 |
| (八)蒙古象棋 |
| 1、蒙古象棋的起源 |
| 2、蒙古象棋的发展演变 |
| 三、蒙古族传统体育类游艺文化诞生的基础 |
| (一)蒙古高原的地理环境造就游牧生产生活 |
| (二)游牧式的生产方式衍生出与动物高度相关的文化分支 |
| (三)蒙古族对工具的创造和革新促进了蒙古族游艺文化的发展 |
| 四、新时代蒙古族类游艺文化和传统体育的困境 |
| (一)蒙古族传统游艺文化自身传承出现的困境 |
| 1、蒙古族传统游艺文化中文化自觉与传承意识的缺失 |
| 2、蒙古族传统游艺文化传承方式和渠道单一 |
| 3、蒙古族传统游艺文化传承基础-学校教育传承体系不健全 |
| 4、蒙古族传统游艺文化传承主体缺失 |
| (二)世界一体化下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
| 1、中国近代全盘西化的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
| 2、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冲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环境 |
| 3、相关政府扶持力度不足 |
| 五、新时代蒙古族游艺文化的传承 |
| (一)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保护意识 |
|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三)拓展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渠道 |
| (四)完善学校教育传承体系 |
| (五)构建民间传承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薪火相传 |
| (六)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推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4）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交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价值 |
| 一、前伊斯兰至四大哈里发时期: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初步交往 |
| (一)“隔绝”与相知: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历史源流 |
| 1.波斯萨珊王朝的辉煌成就 |
| 2.阿拉伯半岛的文明初兴 |
| (二)贸易与冲突: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初步互动 |
| 1.商贸往来 |
| 2.军事活动 |
| (三)兴替与融合:阿拉伯国家的兴起与萨珊的灭亡 |
| 二、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深入互动 |
| (一)从“统治者”到“麦瓦利”:波斯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
| (二)皈依与融合:波斯人与伊斯兰教 |
| (三)贡献与发展:波斯人与阿拉伯学术文化 |
| 三、阿巴斯王朝时期: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的融合贯通 |
| (一)上升与发展:波斯人地位的提升与王朝政治体制的革新 |
| (二)影响与形塑:阿拉伯文化发展视域下波斯人的作用 |
| (三)成熟与传布:波斯地方政权统治与阿拉伯文化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和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及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特色 |
| 第一章 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 |
| 第一节 明代花卉园艺的发展进程与特点 |
| 第二节 审美风气嬗变与游赏之风的兴起 |
| 一、明代前期社会审美风尚相对保守及其时代文化背景 |
| 二、明代中后期审美风尚的骤变和北京游赏之风的兴起 |
| 第三节 北京花卉园艺及游赏之风的影响 |
| 第二章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
| 一、种花、养花、插花与赏花 |
| 二、赐花、簪花、餐花与赠花 |
| 三、写花、绘花与咏花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状况及其代表意义 |
| 第三章 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主要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 |
| 一、国花长作野蔬看:牡丹 |
| 二、百千新艳一时开:芍药 |
| 三、秋林无日不黄花:菊花 |
| 四、红杏株株间绿杨:杏花 |
| 五、暗香浮室胜芝兰:梅花 |
| 六、花开花落如红雪:其他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主要的花卉游赏活动 |
| 一、雅集结社赏花 |
| 二、岁时节令赏花 |
| 三、园林寺观赏花 |
| 第三节 游赏活动的场所分布及空间布局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特点 |
| 一、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 |
| 二、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 |
| 三、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 |
| 第四章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 |
| 一、前期: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 |
| 二、后期: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 |
| 第二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园林景观及文人创作 |
| 一、明代北京园林中的花卉介绍 |
| 二、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赏花风尚特征及文学书写的时代表现 |
| 一、明以前瓶花与盆景鉴赏风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 |
| 二、明代北京瓶花与盆景观赏及文学创作的繁荣 |
| 三、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时代特征——以袁宏道《瓶史》为中心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创作个案研究 |
| 一、“茶陵派群体”赏花唱和及其政治与文学意义 |
| 二、吴中士人在京赏花赋诗的精神归向和文学旨意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瓶史》在明代刊刻流传及东传日本的“环流”影响 |
| 附录二 :明代“玉堂赏花”诗、词唱和辑录 |
| 附录三 :明代花卉文献(谱录类)汇总及叙录提要 |
| 征引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第二章 唐诗中的商业镜像 |
| 第一节 “笑入胡姬酒肆中”之店铺 |
| 一、空前兴盛的“酒家楼” |
| 二、异域风情的“春酒店” |
| 三、“胡姬当垆”与“青门送别” |
| 第二节 “花市香飘漠漠尘”之市场 |
| 一、城邑“坊市”的变迁 |
| 二、乡村“草市”的繁盛 |
| 三、专营“花市”的勃兴 |
| 第三章 唐诗中的“商胡”印记 |
| 第一节 “商胡”的族属来源 |
| 一、西域昭武九姓商人 |
| 二、周边少数民族商人 |
| 三、其他海外诸国商人 |
| 第二节 “商胡”的行迹探寻 |
| 一、“商胡”的北上行迹 |
| 二、“商胡”的南地留痕 |
| 第三节 “商胡”的形象书写与文化意蕴 |
| 一、“商胡”体貌的诗意渲染 |
| 二、“商胡”品性的多重观照 |
| 三、“商胡”情感的同化体验 |
| 四、“商胡”书写的文化意蕴 |
| 第四章 唐诗中的“士”“商”关系 |
| 第一节 “士”对“商”的非难 |
| 一、义利观念下价值取向的批判 |
| 二、士人视角下贾雄农伤的忧思 |
| 三、伦理精神下家庭情感的背离 |
| 四、官商勾连下士不如商的激愤 |
| 第二节 “士”对“商”的同情 |
| 一、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的关注 |
| 二、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的感慨 |
| 三、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的叹息 |
| 四、形迹相合的同情之源的剖析 |
| 第三节 “士”对“商”的羡慕与赞扬 |
| 一、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 |
| 二、对“商”爱国热情与诚信经营的赞扬 |
| 第五章 唐代商业对诗歌的影响 |
| 第一节 商业发展对诗歌风貌的影响 |
| 一、诗歌创作的动态演变与特色分析 |
| 二、创作队伍中孕育出新兴创作力量 |
| 三、创作体式取决于传唱的审美导向 |
| 四、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 |
| 第二节 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以“花卉新变”为例 |
| 一、花卉诗歌蕴含的时代新变 |
| 二、花卉诗歌展现的社会生活 |
| 三、花卉诗歌书写的价值内涵 |
| 第三节 外来商品对诗歌语汇的影响——以“瑟瑟”诗为例 |
| 一、“瑟瑟”本源考述 |
| 二、“瑟瑟”释义辨正 |
| 三、“瑟瑟”在唐诗中的色彩转喻及意象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黄安伦钢琴组曲《敦煌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的缘由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创新性 |
| 2 黄安伦与敦煌相关作品概述 |
| 2.1 黄安伦生平及其音乐创作特点 |
| 2.2 黄安伦钢琴组曲《敦煌梦》与敦煌相关作品 |
| 3 钢琴组曲《敦煌梦》之《羽人舞》 |
| 3.1 选曲来源与创作背景 |
| 3.2 音乐本体分析 |
| 3.3 演奏技法研究 |
| 4 钢琴组曲《敦煌梦》之《伎乐天》 |
| 4.1 选曲来源与创作背景 |
| 4.2 音乐本体分析 |
| 4.3 演奏技法研究 |
| 5 钢琴组曲《敦煌梦》之《波斯舞》 |
| 5.1 选曲来源与创作背景 |
| 5.2 音乐本体分析 |
| 5.3 演奏技法研究 |
| 6 钢琴组曲《敦煌梦》音乐文化研究 |
| 6.1 音画结合,情景相融 |
| 6.2 多元宗教文化的融合 |
| 6.3 民族传统元素的运用 |
| 6.3.1 传统器乐 |
| 6.3.2 传统乐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概念、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瀛海谈荟:近代之前史料笔记中的西方镜像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史料笔记中的“大秦国” |
| 一、大秦琳琅满目的物产 |
| 二、大秦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
| 三、大秦与汉魏六朝的友好往来 |
| 第二节 隋唐文献中的拂菻景象 |
| 一、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
| 二、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
| 三、拂菻的风俗民情 |
| 四、拂菻与隋唐的交往 |
| 第三节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
| 一、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
| 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
| 三、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
| 第四节 清初樊守义《身见录》及谢清高《海录》——乡土天人观向多元史地观的嬗变 |
| 一、固守传统:明清之际中国人的乡土天人观 |
| 二、亲历欧美:樊守义《身见录》对欧洲都城的多元呈现 |
| 三、放眼世界:谢清高《海录》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照 |
| 第二章 结契海外:近代诗歌中的异域城市抒写 |
| 第一节 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的新体诗与日本城市文化 |
| 一、文化移译:东洋都市所折射的西洋文明镜像 |
| 二、混杂与调适:日本城市民俗风情的独特景观 |
| 三、模仿及开放:大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
| 第二节 康有为“大地环三周”的海外诗与域外城市 |
| 一、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
| 二、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
| 三、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
| 四、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
| 第三节 晚清海外竹枝词与欧州城市风情 |
| 一、伦敦的女性风貌 |
| 二、柏林的民俗风情 |
| 三、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 |
| 四、海外竹枝词城市书写的语言策略 |
| 第三章 乘槎西游:近代游记中的城市面相 |
| 第一节 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城市建构及其文化解码 |
| 一、英伦、法京的物质文明 |
| 二、泰西之城的人生百态 |
| 三、繁华都市的文化景观 |
| 四、文化认同的密码解读 |
| 五、盛世中华的想象建构 |
| 第二节 美国大都会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城市观 |
| 一、异域城市的政治图景 |
| 二、美国都市双面性的揭橥 |
| 三、爱之深与责之切:移民之城的华人群像 |
| 四、从革命到保皇:美国之行对作者思想之影响 |
| 第三节 单士厘游记中的异域城市镜像 |
| 一、俄国城市的社会图景 |
| 二、意大利之城的艺术氛围 |
| 三、域外城市的文化名人 |
| 四、女性城市书写的艺术特质 |
| 第四章 都市叙事:近代小说中的西方城市想象 |
| 第一节 《孽海花》中的海外都市想象及书写 |
| 一、域外城市风情的想象 |
| 二、西方英雄人物的描绘 |
| 三、欧洲城市想象性建构的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与文人的域外情怀 |
| 一、东洋之城建构下的媚日丑态 |
| 二、西洋城市书写中的违和叙事 |
| 三、出洋之旅叙写的众生相 |
| 第三节 《海上尘天影》与中国文人的域外壮游愿景 |
| 一、异域都市的文明气象 |
| 二、欧洲城市之飞地:上海与邹弢西学知识的习得 |
| 三、文人域外壮游的愿景 |
| 第五章 人到海西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欧洲城市 |
| 第一节 “在场”——伦敦、爱丁堡的文化空间 |
| 一、大学、教堂与本土文化的弘扬 |
| 二、博物馆、图书馆与西方文明的呈现 |
| 三、道义之交与人文关怀 |
| 四、娱乐文化场域与民众的开放意识 |
| 五、异域文化空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西洋有美——王韬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
| 一、十九世纪中晚期国人对异域女性的认知 |
| 二、 《漫游随录》建构的新型西方女性形象 |
| 三.理解与认同:颠覆的异域女性观 |
| 第三节 《漫游随录图记》对西方城市的中土化描摹 |
| 一、异域城市景观的古典式呈现 |
| 二、西方人物书写的本土化意识 |
| 三、域外插图中的东方性想象 |
| 四、中土化描摹的文化心理 |
| 总论: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异托邦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近代文学中涉及西方城市着作一览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于阗佛教艺术研究 ——以绘画雕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于阗佛教遗址概况 |
| 四、研究状况 |
| 第二章 于阗原初居民与佛教传入于阗的年代、路线 |
| 第一节 于阗的原初居民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于阗的年代、路线 |
| 一、于阗建国的传说及史实 |
| 二、佛教传入于阗的年代 |
| 三、佛教传入于阗的三条路线 |
| 第三节 中亚贵霜佛教文化艺术的影响与传播 |
| 一、大夏、大月氏及贵霜文化源流诠索 |
| 二、佛 像初创时期的美术流派及其造像样式 |
| 1. 大夏 — — 巴克特里亚美术流派 |
| 2. 犍陀罗造像样式 |
| 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于阗佛教艺术 |
| 第一节 于阗木雕 |
| 一、古代和田艺术模式 |
| 二、佛塔陶雕、佛像壁画与木雕天人像 |
| 第二节“丰收女神”（Tyche） 棉布佛画 |
| 一、“丰收女神”形象考释 |
| 二、棉布佛画的题材特征 |
| 三、棉布佛画的图像程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至唐朝时期的于阗佛教艺术 |
| 第一节 热瓦克佛寺 |
| 一、热瓦克佛寺的建筑形制 |
| 二、热瓦克佛寺的雕塑 |
| （一） 列龛立像形式 |
| （二） 图像特征 |
| 1、通肩右皱样式和U字 形样式 |
| 2、秣菟罗造像因素与磨光式发髻造型 |
| 3、年代及风格问题 |
| 第二节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 |
| 一、佛寺的建筑形态及营造法式 |
| 二、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出土主尊雕塑的年代及风格考析 |
| 1. 托普鲁克墩1号佛塔正殿的主尊塑像 |
| 2.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遗址的泥塑佛像 |
| 3. 托普鲁克墩佛寺雕塑的本土化造型样式 |
| 第三节 达玛沟晋代佛教壁画 |
| 一、达玛沟晋代佛教壁画的题材与内容 |
| 二、达玛沟晋代佛教壁画的画面形式与风格特征 |
| 1. 人物的发式造型及交脚坐姿 |
| 2. 佛典语境下的色彩因素 |
| 3. 壁画风格中的异域特点 |
| 第四节 达玛沟唐代佛教壁画 |
| 一、托普鲁克墩1号遗址壁画的题材内容与风格样式 |
| 二、托普鲁克墩2号遗址壁画的题材内容与风格样式 |
| 三、托普鲁克墩3号遗址壁画的题材内容与风格样式 |
| 四、壁画的文化因素与画面色调 |
| 1. 吐蕃文化因素 |
| 2. 突厥文化因素 |
| 3.三十二相的壁画图式 |
| 4.石绿、白色与红色相间的暖基调 |
| 第五节“于阗画派”艺术手法在达玛沟佛教壁画中的体现 |
| 一、“于阗画派”渊源考释 |
| 二、达玛沟壁画中“于阗画派”的风格样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外文类 |
| （三）期刊类 |
| 致谢 |
四、展现伊朗高原的古代风采（论文参考文献）
- [1]古代青金石的开采和贸易：基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二重证据的研究进展[J]. 赖舒琪,丘志力,杨炯,罗涵,郑昕雨,叶旭. 宝石和宝石学杂志(中英文), 2021(04)
- [2]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3]蒙古族游艺文化与蒙古族传统体育 ——一个新的融合[D]. 刘远见.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交往[D]. 李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5]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6]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D]. 陈瑜. 吉林大学, 2019(02)
- [8]黄安伦钢琴组曲《敦煌梦》研究[D]. 费昕舟.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于阗佛教艺术研究 ——以绘画雕塑为中心[D]. 张健波. 西安美术学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