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世纪的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

一、迈向新世纪的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叶显敏^[1]（2021）在《中国和欧盟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2017年6月5日,中国在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正式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合作倡议。欧盟是中国“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积极响应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正式签署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政府间文件的地区组织,因此详细研究中欧蓝色伙伴关系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等相关议题,对未来继续深化中欧海洋合作,以及为中国日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提供经验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支撑“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理论基础进行探究。发现西方海权理论、中国传统海洋观都难以解释中欧携手缔结蓝色伙伴关系的行为后,本文尝试以中国学派的关系理论、国际共生论和互联互通理论作为解释蓝色伙伴倡议的理论基础,认为蓝色伙伴关系所蕴含的新海洋观是推动中欧迅速达成海洋领域合作共识的关键因素。回顾中欧海洋往来历程,有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互市,也有充满压迫和不平等的炮舰外交,但近年来合作共赢、互惠共享逐渐成为中欧海洋互动的主旋律,2018年中欧蓝色伙伴关系的缔结更是双方海洋合作里程碑式的最新进展。面向未来,中欧将主要从海上安全、蓝色经济、海运航道以及极地治理这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然而,中欧蓝色伙伴关系的继续深化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欧盟整体与局部海洋利益的分歧、中国国有企业赴欧涉海投资将面临更大风险,南海和印度洋问题造成的中欧海上安全合作风险等,这些都对中欧蓝色伙伴关系的深化带来了极大阻碍。面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如下三点建议:第一,贯彻联通性,中欧整体海洋合作规划与次区域重点海洋合作项目齐头并进;第二,协调各方关系,中欧“官方”与“地方”多层次共同参与;第三,增强共享性,中欧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顾超^[2]（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邵建朝^[3]（2018）在《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新贡献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中国的外事工作做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和战略安排,形成了新时期习近平外交思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的外交工作对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外交外事工作的开展情况直接关系着中国人民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今天国家发展的情形来看,我们离中国梦的实现越来越近。五年来中国的外交外事工作不但维护了世界总体的和平稳定局势,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不但实现了自己的发展,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中国不但维持了自己的和平稳定,也为国际社会解决和平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所到之处、所参与的国际事务（包括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联合国、上海经合组织、金砖五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等）所带去无不是和平的愿景和发展的机遇,中国带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是实现共同的发展,是人民利益的基本诉求。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两大支柱和三大特征。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两大支柱分别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习近平提出的所有外交新概念都可以概括进这两大支柱里。习近平提出的新概念包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家利益观、新安全观。这些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框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三大特征是先进性、稳定性和擅于运用五种思维。其先进行性的表现就是新型国际关系和命运共同体这两大理念的提出。开拓性和稳定性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思维上,党中央高度强调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和底线思维中。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展现了中国气象、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此为背景有必要系统梳理一下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做出的新贡献、创造的新理念。为以后中国外交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刘笑阳^[4]（2016）在《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文中研究说明15世纪以后,海洋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人类文明进入了更富开拓性的“海洋时代”。同时,世界海洋强国的历史也呈现出一些普遍性逻辑,即（1）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需求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地位;（2）国家经略海洋的能力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效用;（3）涉海大国都可以超越客观环境而崛起为海洋强国,但海洋强国的衰落也是必然的规律。而这些规律的核心要义便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海洋强国战略,必然能够在海洋时代塑造出一个成功的海洋强国。对于诸如中国一般的崛起大国而言,势必要通过合适的战略走向富强,也势必要走上海洋这条通途大道——它在昔日曾经是一条发展的捷径,而现在却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地区性濒海大国,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皆同海洋息息相关。当前,中国海洋经济总量已连续多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以上,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多数原油进口需要依赖海运,中国业已在海洋渔业、海运业以及造船业等领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海洋上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相较于陆地边界局势的基本安定,中国近年来的外部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海洋疆土。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及其军事盟国、有海洋争端的邻国等构筑的战略围堵态势,国家的海上战略空间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作为全球性贸易大国,尽管中国一直都在参与地区海洋秩序的塑造以及融入全球海洋秩序的进程,然而赢得走向海洋的机会却并不等于“赢得海洋”。可以说,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中国保障国家综合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和塑造新型海洋秩序的必然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无论是在政策和研究领域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设计在战略评估、目标确定和手段选择上多少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将选择“海洋强国战略”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一种创新性的解读模式与设计框架。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对海洋强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将首先总结并归纳研究所需要涉及的核心概念,并将在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西互通、古今互鉴”为原则,结合海洋时代的整体性趋势和阶段性变化,综合考虑海洋强国战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尝试在基础研究层面为海洋强国战略构建可行的分析框架:海洋强国战略分析的主体是涉海大国,其核心问题是国家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即国家摄取海洋战略价值的能力与意愿之间的互动。同时,涉海大国的国内基础必然要受到所处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客观环境所包含的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之间的结构,既可能对国内基础形成积极塑造,也可能对其产生消极限制。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家便依据其国内基础,设计并实施相应的海洋强国战略。随后,本文还将就分析框架中的四个核心要素——海洋的战略价值、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以及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框架分别进行专门阐述,进而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设计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创新。本文的第二章主要介绍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章旨在对新航路开辟以来的西方海洋强国发展进行分阶段的历史梳理,并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海洋战略进行重点分析,从而在追溯西方海洋强国演进逻辑的过程中,寻找到海洋与大国兴衰的内在联系,并发掘出西方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其中,本章节将以1415年的休达之战为时间起点,以刚刚结束的2015年为结点,对西方海洋强国战略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基于全球化的深入程度、国际关系史的阶段分野和西方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笔者拟将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开拓时代（1415-1648年）、殖民时代（1648-1845年）、争霸时代（1845-1945年）和“威慑—合作”时代（1945-2015年）。与此同时,本文将从不同时期中挑选出个别国家作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典型案例,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寻找到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以全球海洋秩序的运转为基础,通过考察核心主导者和强力挑战者在海洋领域的互动,无疑更有利于归纳出西方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逻辑。本文的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与相关实践。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并非新近萌生的国家理念,而是两千年来特定历史逻辑的产物。尽管内陆传统长期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但是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不存在有些学者所主张的主导和支配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海洋强国探索的历史也呈现出周期性演进的趋势,而国家意愿和能力的互动关系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对中国而言,由于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逻辑以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的特殊性逻辑,因此没有如欧洲一样在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三次峰值上实现向海洋强国的转型。以上述核心观点作为历史梳理和分析的框架,本文从古代的缘起、近代的萌芽和当代的探索三个阶段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及其战略实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总结出其中蕴含的历史特点和演进逻辑,即由浅显认知向系统论述演进、由“重陆轻海”向“陆海统筹”演进、由“趋利”向“避害”再向“趋利避害”演进、由探索海洋强国之“术”向塑造海洋强国之“道”演进。本文的第四章主要介绍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本章将以海洋战略价值及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和国内基础尝试就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提出理念性和框架性的建议:（1）海洋强国战略在海洋实力的巩固与提升、海洋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以及海洋秩序的融入与塑造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2）海洋强国战略的主导理念,即以和平主义为宗旨、以防御现实主义为核心、以经济主义为首务、以地区主义为重点和以合作主义为通途。（3）海洋强国战略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四个层面上的核心内容;（4）海洋强国战略的四项实施原则,即国内与国际的统筹、陆地与海洋的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合作与竞争的统筹;（5）海洋强国战略在中观层面可以侧重考虑的五种联动模式,即中央与地方的联动、政府与民间的联动、战略与战略的联动、部门与部门的联动、产业与产业的联动

王琼^[5]（2016）在《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文中指出执政方略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总体政治决策和战略布局,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执政目标,而采取的执政思维和执政布局的总和。执政方略决定着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行动导向,是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全景式展现。然而,执政方略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移易的,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内部状况的改观进行完善。执政方略定位就是基于治国理政内外部条件变化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包括目标的确定、思维的转变和布局的调整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为题（特指全面执政时期,局部执政时期不在本选题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大国博弈作为一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产生的深刻影响,探寻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准确性的重要思路。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是本文主要运用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逻辑的辨析、历史的实证、要素的分析来厘清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最后从认识规律走向运用规律,以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来思索执政中国的重要命题。在执政方略行为系统分析模型中,世情、国情和党情是对执政方略定位产生影响的外部压力源和扰动力,基于环境改变确立的执政方略定位又会“反转”改变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交互与动态平衡中,执政方略定位不断调整,才能够从容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在所有的世情因素中,大国博弈格局变化当属最重要的考量,各国以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获取为导向进行策略选择,形成博弈中的冲突较量。大国博弈合纵连横,牵引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根神经,是纷繁复杂的领土纠纷、军备竞赛、贸易冲突等国际争端背后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明显,国际微小的动向往往会映射到国内,引起执政方略定位的重大变化。历史的实证分析,在两极格局演化期、新旧格局转换期和全球秩序重构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准确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潮中经受住了和平演变的考验,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一系列执政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也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由于对内外部环境压力判断失误或反应过激而形成的“左”倾理论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探索历程,正是那些符合时代特征、国情国力和民心诉求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向前。在从立国、富国走向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自身的转变和提高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考验。基于要素的分析总结,政治摩擦、利益冲突、军事较量、文化渗透和制度竞争是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大国博弈要素。大国博弈要素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单一要素构成的挑战、要素集合体形成的冲击、博弈胜出者的示范效应、博弈失利方的经验教训等。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来予以回应,趋利避害、独立自主和争取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主要行为选择。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的准确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历史和要素的分析梳理总结,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一是要全面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包括执政目标的确定要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执政思维的转变要体现政党现代化的趋势、执政布局的调整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二是理性分析大国博弈格局,既要分析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要分析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三是客观评估自身综合实力,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博弈能力;四是着力构建大国战略观念,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韬光养晦的智慧谋略、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和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实现执政方略准确定位所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而关起门执政。关注全球热点,回应世界关切,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的基本要求。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适应、改变、创新、胜出,是确立执政方略定位的重要遵循。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执政方略定位体现着政党意志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紧密联系。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是从规律层面对国家发展进路的全盘构思,是“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整体计划。虽然不能够选择执政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通过道路的抉择、模式的转换、方略的定位,建立起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架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学礼^[6]（2016）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文中认为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三,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三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三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三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三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郝荣^[7]（2016）在《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亲仁善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重视与周边邻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自古以来中外关系的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开拓外交新局面,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与封锁,而且与周边逐步建立起了睦邻友好关系。但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外交面临诸多挑战: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产业和出口等方面的竞争愈发激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国家盛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更加微妙;从地缘军事而言,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分歧,军事对峙时有发生;从国际关系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周边外交已是中国当前外交的主要挑战和外交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执政之后,审时度势,调整和完善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周边外交”成为继“大国外交”之后最为引人注目的外交方略。但是,在学界聚焦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过程中,对周边外交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无法满足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理论诉求,需学界的及时跟进。基于此,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系统探究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及其实践。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厘清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就理论基础而言,包括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思想的扬弃,对西方外交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承继;就其实践基础而言,主要是对新中国历届领导人周边外交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其次,重点发掘和凝练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角度阐述了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内容,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比较,发现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特色。再次,以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检视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践履情况,本部分选取中国与俄罗斯、印度、东盟这些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外交典型案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情况等,从实践维度观察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实践。最后,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本文认为,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发展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随着习近平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耦合互动,必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体系。

谭泽轩^[8]（2016）在《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外交布局观中,邻国是首要,大国是关键。中国与俄罗斯既是大国,又互为邻国,在国际事务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地缘政治、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中俄关系是中国外交大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在世纪之交的战略环境下,处理好中俄关系既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利益,又符合本地区国家人民的利益,同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借鉴了列宁的和平外交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老一辈外交家的思想和理论,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在对俄外交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对其不断加以完善,最终形成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坚持睦邻友好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将对俄外交进行了广泛而又科学地布局。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进政治互信、积极协调和相互支持；强调安全合作,倡导新的安全观；深化经贸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拓宽交流渠道,增进人文交流。在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苏联解体大大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政府顶住外部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平稳过渡。“互视为友好国家”、“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在短时间内不断进步,不断取得新突破,保持着良好的上升势头,实现了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在经贸领域,中俄两国充分利用优势互补的特点,大力发展能源贸易和军事贸易,不断提升双边贸易水平。在安全方面,双方寻求共同安全,逐渐达成安全互信,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保障了两国所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文化领域,中俄两国在高等教育、大众传媒、跨境旅游等方面加深合作,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除此之外,中俄两国解决了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发展中俄关系所面临的问题。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特色鲜明,包括首脑外交,非意识形态化外交和面向未来,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独具特色的外交艺术,同时也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指导着新时期外交工作。同时在推动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形成等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

邓凡^[9]（2013）在《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2001-2011） ——一种跨层次的研究》文中认为“9/11”后十年是美国安全战略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也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两场（反恐）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美国对外大战略，并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景观。有关这十年间国际关系的研究绕不开以下历史命题：一个实力相对衰退的美国与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在变革的国际秩序中共处？被新保守主义支配的第一任小布什政府曾把对付中国等潜在大国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随着反恐任务淡出，崛起的大国（中国）再次凸显于华盛顿的雷达屏幕之上。小布什第二任和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反思美国专注于反恐期间的“策略失误”，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没有有效应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挑战。宣布结束反恐作战之后，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全面向亚太转移，“崛起的中国”被列入美国战略光谱的核心位置。然而，今天的中美关系毕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也不同于21世纪初的“反恐时期”。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主流战略界逐渐以理性、积极的心态接纳中国崛起。仔细研究后发现，不管指导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以何种思潮为主，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表现出相当的连贯性与整体性，小布什的“两面下注”和奥巴马的“综合平衡”都可视为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这其中既包含若干超越前人的积极思路，也未能跳脱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主要矛盾。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处理方式是把对华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地区性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所构成的框架内，用更多的大国责任和国际规范制约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5-10年对华政策的主要趋势将同时注重软、硬两手，在包括加强亚太军事部署、主导区域经济议程、重拾价值观外交和开展软实力较量等五个方面和中国展开竞争。后“9/11”时代，美国在经济实力和国防开支大幅收缩的同时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外安全战略依然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权为目标。美中这对世界大国的关系令人瞩目。本文认为，西方阐释大国崛起的权力转移理论固然打开了新的冲突窗口，但不能解释中美关系的全部特征，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动态的相互建构过程实现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体系内的共赢。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缺乏创新思维，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稳定机制。作为一组特殊的、少有历史参照物的新型大国关系，现今中美关系的特点是竞争领域与合作领域都广泛而突出，结构性合作与结构性竞争并存（“复合相互依赖”和“确保相互摧毁”都是国际关系学者用来描述这一特殊关系的词汇），两国均拥有稳定和拓展双边关系的意愿，却未能建立一个包容两国利益并整合竞合关系的总体战略架构。这个架构的基本元素是战略互信、双边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三项基本元素兼具且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形成稳定成熟的良性互动，就是高建制化的、理想的中美关系模式。本文将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有机结合，把“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两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并结合这十年间区域和国际体系的权力格局变化深入探讨中美关系的互动结构，从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归纳后“9/11”时代的中美新型竞合关系，指出两国关系业已突破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冲突”象限，目前正处于“共存”阶段，可以往“共赢”的方向努力。文章提出改善21世纪中美关系的建议：增强战略互信基轴的稳固性；对双方竞合交织的利益区间进行再定义；充实双边协调机制的内涵和弹性；共塑能容纳中美新型竞合关系的国际秩序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遵循外交政策理论的跨层次分析构架，通过搭建几组相互观照的理论视角，在透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同时，回答了后“9/11”时代美国对华战略在其对外大战略中的定位问题，并以具体案例说明两国竞合并存的21世纪大国关系有何表现、特征和趋势，点出中美关系与“9/11”后国际体系变迁存在相互建构的内在联系。在国际秩序正面临渐进式转型的今天，在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再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今天，准确掌握美国外交思路和对华政策趋势，有助于我们制订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减少误判，为中国崛起继续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苏颖^[10]（2011）在《区域间主义与亚欧会议》文中指出区域间主义起源于区域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存在的证据。在理论上,区域间主义有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和体系分析等三种研究方法。其产生的动力主要有均势逻辑、复合依赖逻辑、社会文化因素三种;而区域间主义的功能有:制衡、制度建设、合理化、议程设置、认同建设五个。由于区域间主义产生的动力稳定、其功能潜力也很大,区域间主义正成为全球治理中承上启下的一层,重要性将会逐渐增加,“区际关系”将成为国际关系主流。在实践中,目前世界上约有68个区域间合作机制,他们以欧洲‐北美‐东亚三角关系为核心,以非洲、加勒比海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大洋洲国家、南亚及环印度洋国家为周边,相互联络形成了区域间合作的全球网络。亚欧会议是区域间主义的一个重要实践。其产生原因既关乎当时的世界形势,又有欧亚双方的不同考虑。但总体来说,是各方基于自身战略设定做出的理性决策。制衡美国和经济互利是亚欧会议成立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亚欧会议的发展可以分为框架发展、完善期和成员扩充期。经过15年的发展历程,亚欧会议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方面的功能和五层设置科学的合作机制。通过对区域间理论和亚欧会议的考察及两者的结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亚欧会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值得其他区域间合作机制学习、借鉴。同时亚欧会议目前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反映了区域间主义在世界新秩序建立中可能遭遇的困难。尽管笔者预测区际关系将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但是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目标。而是需要先经历多边主义战胜单边主义、区域间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最优选择两个过程才能实现的长期目标。目前尚不能给出明确的实现时间表。而对于亚欧会议本身来说,处理好成员扩大后的“排异反应”,“硬化”机制,并最终改变次优选择的地位是短期内最重要的目标。

二、迈向新世纪的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迈向新世纪的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和欧盟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新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2001-2011） ——一种跨层次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区域间主义与亚欧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四、迈向新世纪的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和欧盟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叶显敏.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3]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新贡献研究[D]. 邵建朝. 大理大学, 2018(12)
• [4]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D]. 刘笑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5]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D]. 王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D]. 马学礼. 吉林大学, 2016(08)
• [7]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研究[D]. 郝荣.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2)
• [8]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研究[D]. 谭泽轩. 东北林业大学, 2016(02)
• [9]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2001-2011） ——一种跨层次的研究[D]. 邓凡.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4)
• [10]区域间主义与亚欧会议[D]. 苏颖. 外交学院,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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