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点滴见闻值得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曲晓燕[1](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指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安汝杰[2](2020)在《《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论》文中研究说明《西游记》的空观亦具有审美意义。西天取经本质上就是取经者通过禅修的本真体验而获得身心的解脱。修行就是从虚妄中发现真心、自性,若能悟此真心,依之而修,即可当体即空、即幻悟真,其次第是因见道而修道,因修道而证道。《西游记》中的取经者因十四余年的苦修而成正果,表明禅修就是于瞬间的顿悟契入空境,彻见真性当下即是、不假言说的本来面目。但顿悟不废渐修,禅修本身也是空性渐显的过程,而顿悟是空义显现的契机,其中内蕴着美的意象、意境的形成。论文以般若类与中国禅宗经典《坛经》的观空法门为中心,从“空”义的历史流变进行寻绎,以《西游记》中“空”的语义解析为基础,得出“空”“有”圆融是《西游记》的空观的本质的结论。《西游记》遵循的是“空”“有”不住、“空”“有”圆融的中道审美观,具体到审美实践即修行上就是“无住”的工夫,成就的是“无相”的审美境界,并通过顿悟瞬间之美的生成与“无念”本体相通约。“心”在取经僧徒的禅修实践中占据关键位置。“空”由心“悟”,“空”是禅修者于自心、本性上悟得的意境,“自心”、“本性”就是“心性修持”的具体内涵,《西游记》的“心性”指的是禅宗“识心见性”的修行总纲。修行在《西游记》中就是禅宗心性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感性显现,这种显现本身由于修行者本真生命的参与而是“空”的审美体验及“相”的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空、有在取经僧徒的心性实践中是平等的,禅诗作为空有圆融之相在《西游记》中形成“幻有”之诗境,“境”由“心”生,诗境是修禅者当下之“念”妄动的产物,是需要否定的心之对境,否定“幻有”,以肯定真空、妙有。“幻有”指的是《西游记》中禅诗意境的当下生成。“当下即住”的“诗境”也念念不住,“诗境”幻有,“诗境”与“空”发生关联的关键在于其与禅者“念”的时间性体验密切相关。承载禅诗和佛经的语言文字也是性空的。《西游记》中文字性空的审美意境的内容是“无字真经”与“有字真经”的空有圆融。既以“无字真经”明“性空”之理,又不碍依此理修行以契入“妙有”而悟“自性”的审美意境。进一步言之,取经僧徒与如来佛祖之间的“有字”、“无字”之争是空有圆融的审美观在经卷文本上的显现,而“美”就在这非言非默的有无之间。
李国亮[3](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瑜[4](2020)在《儒家工夫论引论》文中提出儒学的核心在个人的道德实践,而狭义的儒家工夫论,便是“内圣”的达成,其包括了明显本体以成就道德自我的方式、过程、次第等内容。通过对工夫论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儒学的整体性、包容性、统一性,从而展现中国内含者高度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实证哲学。儒家工夫论可溯源至中国古代人文思想萌发和彰显之过程。三代通过“绝地天通”解决民神杂糅之弊,建立起有序、同心同德的宗教文化体系,发展至周代实现了宗教的理性化趋向。自周以“天”代“帝”成为至上神,取消其绝对支配权,并要求君王在“天命靡常”的天命观下,通过“以德配天”维系天人关系。最终,在西周完善了礼乐教化的德育体系,将“德”的意识投射至民间,使周人有了代表理性自觉的尚文重德的时代价值取向。三代时期,人们开始了对“德”的关注与重视,但刚从宗教意识中剥离出来的德意识,还略显薄弱。故而,在三代时期,个人的道德修养自觉意识还很欠缺,同时也没有对人修身成德有系统性的理论论述。直到先秦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成形,一条明确以个人道德实现为目标的成圣之路便展开了。其将视野聚焦于现世的人文社会,认为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达成生命的价值,并为个人的德修建构了一套理论,也随之奠定了儒家工夫论的基本样态:博学事人的知识研习、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身心一如的气象践形。在儒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工夫论逐步有了一贯的义理建构。儒家围绕理、仁、心、气概念而了其理论基础。第一,儒家之所以要设立天理、理,将其视为统一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定性,又赋予了理绝对、普遍、客观、形上的特性,实际是为社会伦理和人性之善提供了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作为社会伦常规范的“礼”和人先天之性,皆由同一天理所“分殊”而禀受。故而,礼有了理为支撑,便成为人必须遵从的定理。同时,人性禀受了至公至善之理,人便有尽性成圣之义务,而个人道德的实现也就成为了人本固存的潜能。第二,仁为天道流行、通达、感通的“生生之理”。其通过天地之心而能与人心相联,故人心为具有生机又贯通诸德的仁心,能有道德的自发性。也正是天人同源自生生之仁,故仁能表现出“万物一体”之感,而人之所以丧失一体之感,是由私欲之间隔。而要建立起一体之感,便须人能至“仁德”。在儒家看来,仁德为统摄诸德的德性之本,唯有人能力行工夫以至“仁德”,方能由仁德而发诸德之用。第三,儒家由气一元论的建构,将宇宙视为一直处于运动和感通运动之中存在。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作为本体性质的气成为了天地万物的统一,由其气化运动而沟通起了形上形下间的联系,统摄了“万象”之有和“太虚”之无。由此,人因气而能与外界进行沟通,也由气能将人的形神、身心联系起来。因此,人能凭借气的中介作用,改善自身生命力的展现;专注精神而生发智慧;变换气质以趋善成性。第四,儒家将心看做体用相即的一体,对心的工夫便在于寻用入手,而得以“明体适用”。也即是说,通过对心主宰、知觉、思虑、德性之知内容的开发,进而寻得证悟心体之路,进而将心体之无形无限量、虚、灵、神、明、至善、良知良能等难以把捉的内涵彰显出来。在理论铺设的基础上,儒家便建立了更为的深入与细致的工夫修持条目。第一,立志为圣。儒学工夫先立以做圣人、学圣学为目的的志向,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端正其志使自己学有所本,而杜绝散漫无章和因循苟且的学习。因此,儒家要求立大、高、远、深、久和勇猛之志,且专一坚定于其志,时刻坚守其志而不屈挠移改。第二,读书明理。儒家工夫不离知识的研习,故要求人能善择良典,进而困勉勤读,熟读精思、虚心静虑、专一沉入、优游涵泳,使得人能通过读书,得以锻炼思维能力、明得辞章的意旨、收摄存心,最终能明理体究而引导与规整自身言行。第三,深研于理。对于物理,要进行逐一、具体、客观且深入的探究,而寻得综摄众理的“天理”,且在认知物理的过程中,培养不溺于物的无私之德。对于事理,便要在日用间寻得人伦事故之理,进而可执本应事,随事存天理与改过迁善。总的来说,对理的探求,在于对理的贯通无间,旨在能明心的全体大用、明明德。第四,自省克己。对人内在工夫来说,须人对治习性偏颇、煎销习气熏染以化却习心以变化气质。其细化和落脚点,便是诚意正念以存养天理。即要求人“实意”而“不自欺”,严格和真切地护持心体的至善之念,进而落实存善去恶。在修持工夫中,亦须重视其中的核心精义:第一,主静。儒家将主静视为精神收敛、平定心气的入门等工夫。第二,居敬。敬的工夫强调了“敬义夹持”,即居养与穷理工夫的一体性,以及修持工夫无分动静的缜密无漏。第三,执中。人行包涵未发已发、性静等体用的致中工夫,以使“中”可推行至极,而能时刻主顺变化、措时宜、通于经权之变。第四,寻乐。人要寻“孔颜乐处”,即不受名利所扰而以圣学为乐,便能乐在循理遵礼、乐于心体流通无碍而与万物一体,从而可践形洒落的圣人气象。通过工夫的修持旨在开悟以揭示心本体,从而成为不离伦常、道德完满的圣人。而悟须直观体认工夫方可达成:它不同于知识的领悟、不依靠语言亦不落言诠、不同于分析法或逻辑法,甚至不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不是本能和感觉的范畴。直观体认是而是对心体最直接、整体的自证自觉。通过体认工夫,人得以开悟。对悟过程来说,悟又分顿渐,是为不同根性的人设立的权法。但对于开悟瞬间来说,悟只能是“顿”的,因心体揭示之时是无时空、物我等等分别、浑然为一体的状态。整个开悟过程可分三段:第一,初悟。悟前须人修悟不离,着力无间地渐修。进而,可由循理之思而渐入得悟不思议之本体,此时只有隐见本体而不能形成稳定的悟境。第二,圆悟。初悟后须行保任工夫,保任初悟之得而不旋失,又精专接续地加进所得。此时所证得的境界,是能明昼夜、梦醒之道,昼夜皆不会改变本体呈现的状态;又能通达生死之旨,即无形神、人我之分而能一生死、任生死。第三,化悟。此时圣功完满,本体工夫合一,心体可无滞碍运行周流,便能自然发用道德以康济群生。化悟的证得便是超生死,一念反真,体认得心体超越区别义。儒家的开悟学说,亦裹挟着对人有益的效用:通过育德而得以养生;经透悟而得以开智;由臻于化境的工夫而得以善了生死。通过对工夫论的梳理,亦须反思它的时代局限性,和于现代仍具生命力的价值。儒家工夫论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儒家伦理基础建立在私德的社会条件上,这使工夫论在帝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经异化、压制、扭曲后,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契约性”的社会公共性德性难以建立。第二,对社会生产的制约。儒家伦理有重义轻利的倾向,而使传统上重农抑商,压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又因其君子不器、以德摄知的思想,造成了传统重德轻知的倾向,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教育与人才选拔对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忽视。第三,对文艺创造的限制。儒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使传统文化不注重文艺的独立审美性,限制了文学个性表现的可能。儒家工夫论要想在现代发挥其价值,主要有四点:第一,继承五四精神。重新反省和审视儒家文化,对其批判与解构,以对其净化而凸显出真正的价值。第二,儒家优秀文化的认同。我们要认同儒家作为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认同其有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价值。第三,正视中西文化的会通。不可抹煞传统的价值而全盘西化,但也要以开放、包容、进取的态度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各类优秀文化。第四,进行创造性质的转化。将儒学中与现代化不相抵牾,甚至是支持、巩固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肩负起儒家的时代责任和文化责任,在全球文化下,考量其是否能为全人类建立价值;思考如何将“私德”与科学民主等现代化要求相容,以完成儒家的创造性转化。
叶晓兰[5](2020)在《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学者对美的价值定位,主要着眼于美育层面。但从历史来看,中国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来密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的政治就充满了浓郁的美治主义色彩。近年来,随着“美丽中国”“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曾经局限于个体层面的审美价值观,借助国家政治的激励开始发生转变。美的价值已从传统个体层面的“以美育人”转化成为现实政治层面的“以美立国”。由此,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被重新激活。鉴于现代美学理论普遍被西方学者规划的事实,站在中国的立场,研究者一方面要对西方美学的普世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完善中国美学的话语建设,而以礼乐为本位的美学思想研究理应成为伸展民族立场的重要部分。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的考量,本研究最终聚焦于宋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宋徽宗绘画创作的历史语境。通过分析北宋中晚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徽宗的社交轨迹,从身份制度的困境、文化氛围的熏陶、交游雅集的影响三个维度还原其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以便了解其选择绘画素志的深层原因。(二)宋徽宗绘画作品的风格演变。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先分析“代御染写”与“殿上捉刀”的形成原因,并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后形成自己的判断。随后,从文献记载和作品图像两方面考察徽宗画作的题材和风格,揭示其绘画创作的规律。(三)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架构。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宣和画谱》的案例品评,从审美本质、审美功能、审美创作、审美境界四个方面,探讨其绘画美学思想及作品图载的精神内涵。这种表现性的思想认识体系是他对审美对象美的认识和审美评价能力的凝聚,融入了他的思想情感,并充分体现出时代的审美理想。(四)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文化成因。借以外观的方式把个案研究与文化史的研究联系起来,从二元的宗教信仰、人文的审美情趣等外部原因,考察影响其绘画美学思想形成的隐性文化因素。(五)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着眼于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诠释,把美学理论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整合研究,力图切入当代文化语境并服务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时代新范式。本研究通过比对相关文献记载和徽宗现存作品,尤其以《宣和画谱》对宋代当朝画家的品评为主要依据,系统的论述了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并从中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徽宗习画之初衷主要是为了摆脱宗室制度限制与隔绝的压抑,赋予其存在的意义与人生价值,他于绘画领域的努力追求更是为了这一素志,并使绘画等艺术活动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缓冲地带。其二,受朝廷推动的宗室文人化发展的影响,徽宗的画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一方面,作品显现出从严谨写实的设色工笔向情性抒发的水墨写意的完整演变轨迹;另一方面,作品又在形似的极致与笔墨的韵致中努力寻找沟通彼此的桥梁。其三,作品风格的演变不仅意味着绘画从装饰宫室的实用性向陶冶性情的欣赏性转变,更标志着绘画从偏于儒家教化功能向偏于道家审美功能的转变;而理趣与诗意相融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了传统绘画美学思想和即将到来的文人绘画美学思想的新主张。其四,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是时代美学思潮的凸显,它呈现出一种多样的、复合的逻辑结构,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内涵,它可以在代际之间轮回重生,其顺应时代而又推动时代的艺术精神与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血脉相连,并在现代审美价值的重塑过程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还原徽宗绘画美学思想全貌的基础上,本研究有助于整全认知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了解中国绘画思想文化,乃至理解中华美学性格。而在当下的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层面,其绘画美学思想亦有其不可取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代慧婷[6](2019)在《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僧侣行旅诗,是指僧人行旅中所作之诗。僧侣行旅,既有游方、参学、弘法等宗教之因由,亦有访友、省亲、观览等诸多世俗之因素。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目的,致使僧人行旅诗与寻常文人之山水诗相较,除模山范水、书写自然之景物、抒发羁旅之感喟之外,往往还具有丰富的宗教意蕴。僧侣行旅诗,肇始于东晋,至李唐而蔚为大观。本文以一个群体、一类诗歌为研究视角,以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为研究对象,梳理出唐五代僧人49位,行旅诗346首,从古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二方面入手,研究此类诗歌的总体概貌、发展脉络、风格特点,从一个独特角度探索唐五代时期佛教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富有个性的表达,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而差异正在于比较之中。因此,本文在研究僧侣这一文学群体时,亦对不同僧侣之行旅诗的个性差异有所揭示。唐五代时,以贯休所创作的行旅诗数量最为丰富,其集中有行旅诗157首,几占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半壁。形式多样,诸体皆备,五七杂言兼而有之;其内容之广博,山川林木,无不挫于笔端;其创作目的之繁复,游学、避难、交游皆有,集中体现了唐末五代战乱的社会现实;其艺术之特色鲜明,边塞行旅诗异军突起、奇崛的诗风、济世救民的入世情怀,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与儒家仁义思想的异质同构,贯休可谓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代表。此外,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僧之行旅诗亦别具一格,往往记录域外之行的风光,异域风情与佛教文化相碰撞,独具魅力,若新罗僧慧超,日本僧道慈、辨正、空海和西行求法僧玄奘、义净诸人的20首异域行旅诗,在其行止之艰险、其情感之悲痛、其意象之奇特皆久居中土之僧侣所不能到也,其中不少来华僧人,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汉诗,并在创作中展现出求新、求变之特点。唐五代僧侣行旅之目的主要有参方悟道、宣教弘法、避难化缘等;唐五代僧侣行旅之作用与文化意义则突出表现为提升了僧侣修行的质量、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诗歌文化的成果等方面。僧侣行旅诗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佛门衲子积极宣扬“入世”,其生平行止践行了“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双轨,异于寻常文人。故而,唐五代僧侣行旅诗除了在表达“出世”之情的游方求学、明佛证禅、赏山悦水等主题,又体现出唐代僧侣的“入世”情怀,诸如思乡怀人、交友做官、怀古咏史等主题亦是他们所书写的对象,这种行为的动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为“友谊之求”,其二则为“媚俗之态”。在艺术特色上,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突出体现出尚“清”的艺术风貌。具体表现为多用“清词清语”、多选“清景清境”、多含“清神清趣”,并由此而造就了其“清寒幽静”的诗境。出现这一文学现象之因由,主要是因为僧人受“戒”“定”“慧”学法经历之影响,“因定入境”“因慧遣词”,所以僧诗较文人诗更易得“清”之风致。此外,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呈现出“融禅于诗”与“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总体而言属于一个诗歌体系,大部分意象之情韵与文人诗别无二致,然某些特别的意象,若“鹤”“镜”“灯”诸类,以及“锡杖”“袈裟”“囊”“钵”等法器,则潜含着特别的意蕴,这也是僧诗与文人诗别有不同的地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在体式的选择上以近体诗为多,占80%,其中又以律诗占比最大,为73.9%,而律诗中又以五言律尤多,且多有名篇佳构。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联系复杂。一方面,僧侣行旅诗积极向文人诗靠拢,题材、风格多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具自身特点,诗僧总是有意无意标榜其僧人身份,在诗中流露出禅房习气、山林志趣,体现着与文人诗异质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质。唐五代文人和僧侣的行旅诗皆以发隐逸之趣、写自然之美见长。在主题上,文人更为丰富,“游宦”主题突出,僧侣则多以“游方”为目的。在艺术风貌上,文人重“抒情”,僧侣重“明理”。文人行旅诗多铺陈景物,刻画境界,抒发其情感的寄托。僧侣行旅诗则多描摹景物,裁剪山水,抒发出目前之景对心中佛法的启示,多了一种洞然明白之感。“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这一选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本文立足行旅,从僧人的视角窥见中华山川,本自与文人所见不同。同时又是以行旅为题材,释氏文人的眼界、闻见、心理、感悟,亦自与世俗文人不同。这一研究不但拓展了当前僧诗的研究内容,亦可管窥中国古代行旅文学中的别样风貌。此外,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旁及两个创作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文人与衲子的交往亦可有所补益。对僧侣“入世”原因的探析,还将有助于佛教世俗化的研究。文化意义方面,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的整理、研究,不仅可知佛教诗歌在遣词造句、征引典故、宗教意义、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独特风貌,还可以“以诗证史”,对唐五代的佛教地理与文学地理状况有所考察与印证。行旅行为还影响到诗歌的传播方式,大量的题壁、题柱、题廊、题桥、题树诗,以及舟中、道中、途中、马上等诗歌创作方式皆因行旅活动而产生、而流布。此外,从僧侣行旅诗中还可以窥探出僧侣苦行的宗教情怀和济世救民的大乘佛教精神。
崔丹[7](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韩艺宽[8](2019)在《童寯建筑写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童寯(1900-1983)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因此也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然而目前研究大多针对其工程设计实践,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思考和借鉴,关注其长期被忽略的建筑写作文本,具体包括其建筑评论、建筑史写作和园林史写作三种写作产品类型。论文反思了以往研究中过度关注作者生平本身的历史研究范式,转而决定采用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童寯的写作文本与其他建筑学者及建筑师的文本并置,关注它们之间的意义重叠、冲突和交织,进而深入理解童寯建筑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对童寯建筑写作的知识建构与知识生产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关注其写作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观等理论预设,对其历史思考的方式提出发问。并将这种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放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特殊脉络下予以解读。本文共分为六大章节。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内容、方法和意义,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过度关注作者生平事迹的缺憾,并确定了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概括地呈现了童寯建筑写作的特征、分类、分期,以及历史脉络等。第三章是童寯的建筑评论,包括评论内容、写作空间、评论对象、评价的范畴与标准,以及建筑评论与建筑实践的关系。本章还列举了同时期其他团体及个人针对同一对象的评论意见,与童寯的评论进行对照研究。第四章是童寯的建筑史写作,在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对包括西方建筑史、苏联及东欧建筑史、日本建筑史、建筑教育史、中国建筑史等写作文本的分析,指出这些建筑史写作在层次、体裁、义例、程序、文笔等方面的编纂特点,以及历史论述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观。第五章是童寯的园林史写作,与上一章类似,依然在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对《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造园史纲》等代表作的分析,并通过与刘敦桢等其他园林史学者的研究对比,揭示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观等方面的独特特征。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本章除了总结全文外,还指出以上三方面的写作文本大都体现出实践导向、形式主导和现代性追求的特征,这和童寯的建筑师身份关系密切。同时本章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从思想史到观念史研究转变的可能性。
木艳娟[9](2019)在《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中国西南秘密传教。为了方便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从学习各民族的日常语言入手,逐渐扩大到记录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1867年,德斯高丹神父将11页东巴经《抠古鬼的来历2请多格神》寄回法国家中。这种罕见而又奇特的文字随即引起东方学家们的好奇和关注,并自此掀开了法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纳西文字、语言、社会风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序幕。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站稳脚跟后,妄图进一步对华渗透,陆续派出各种类型的考察团,沿湄公河-红河进入云南各地考察。沿途的自然景观、包括纳西在内的各民族风俗文化也进入探险家们的视野和记录中。与此同时,在压力之下,中法间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法国加紧对云南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不平等条约也为探险家、传教士和东方学家们深入云南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有力保障。用“知识”认识和处理东方事务,是法国东方学开创的先河。东方学家们认为,一些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传统,而他们则通过在知识层面做出“同情而明智”的努力,承担起干预这些民族发展的职责。这种优越感和所谓的使命感也被应用到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而巴克和沙畹合着的《么些研究》,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法国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成为西方关于纳西研究的第一本专着。这样的成果,无疑确立了法国在西方纳西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地位。尽管国内外学者公认法国是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甚至在着述中也基本都会提及这一观点,但通常只是简要提及巴克和其着作。近几年来,逐渐出现少数关于法国纳西研究的成果,主要也针对巴克和《么些研究》,而对比巴克更早的法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则几乎无人问津了。这种研究现状与法国在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明学界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有待补充和完善。首先,本文将立足于全面收集1867-1965年间,法国纳西研究的专着、文章及收藏的文献、文物,包括传教士、探险家、东方学家们的游记、书信和与教会有关传教士的档案等法语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材料。新材料的发掘,有利于弥补国内现有相关资料的不足,拓展民族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次,本文将结合法国这一时期国内外历史、政治、宗教及学术背景,尤其是其殖民扩张政策与中法关系的变化,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滇藏交界区域的活动,东方学的发展脉络,全面系统地重新梳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并依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萌芽(1867-1899)、发展(1900-1911)和兴盛(1912-1965)三个阶段。此外,本文亦将在充分收集和正确解读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相关材料辩伪、深度阐释及活态利用,力求客观深入地展示和分析法国研究者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和意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借助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以比较法和归纳法为主,努力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融为一体,重现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探讨其价值及对西方各国和我国同类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力求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热点,推动我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季念[10](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提出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二、印度点滴见闻值得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点滴见闻值得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2)《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一)晚明小说审美阅读的兴起 |
(二)中国小说所受佛学之影响 |
(三)佛教为《西游记》提供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
(四) 《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研究的学术价值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一) 《西游记》与《心经》之关系研究 |
(二) 《西游记》的佛学主题研究 |
(三) “空”的审美范畴研究 |
(四)现有研究反思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一)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重点与创新点 |
(一)重点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西游记》中“空”的审美内涵 |
第一节 审美范畴“空”的形成逻辑 |
一、老庄之“道”的美学范畴 |
二、玄学之“无”的美学本体 |
三、禅宗空观的审美建构 |
第二节 《西游记》的空观 |
一、 “空”的语义解析 |
二、空有圆融:《西游记》的空观 |
三、悟“空”的禅修体验 |
第三节 “空”的审美原理 |
一、 “自性含万法”的“无念”本体 |
二、 “万法自在无碍”的“无住”工夫 |
三、 “万法尽通般若”的“无相”境界 |
第二章 《西游记》中的相:禅修以悟“空” |
第一节 《西游记》中“识心见性”的禅宗思想考释 |
一、 “即心即佛”的文本依据 |
二、 “顿悟成佛”的学理基础 |
三、“无念”的禅修法门 |
第二节 禅宗从“本性论”到“泛性论”的心性思想 |
一、空有相即:慧能南禅的“识心见性” |
二、以有摄空:菏泽宗的“空寂之知”与石头宗的“灵源皎洁” |
三、空有不住:洪州宗的“平常心是道”与“无情有性” |
第三节 《西游记》中“相”的审美意象 |
一、任心为修:“相”的生成契机 |
二、心之虚空:“相”的禅修指向 |
三、顿悟瞬间:“相”的审美生成 |
第三章 《西游记》中的禅诗:即幻悟真的瞬间美 |
第一节 诗境“幻有”的时间之相 |
一、 “即幻悟真”的文本基础 |
二、悟在瞬间的时间之“相” |
(一)“相”为幻有:时间之“相”的哲学内涵 |
(二)时间之“相”的文学表现 |
三、即幻悟真:《西游记》中的“诗境” |
第二节 时间之“空”:诗禅一体的哲学显现 |
一、时间之“空” |
二、藉诗悟禅 |
三、藉禅言诗 |
四、诗禅一体 |
第三节 意象生成:禅诗“美在瞬间”的本真体悟 |
一、时空之“点” |
二、禅诗的瞬间性体悟 |
三、念念相续的生灭瞬间 |
四、瞬间:禅诗意象在时间中的生成 |
第四章 “无字真经”之妙:文字性空的审美意境 |
第一节 禅宗“不立文字”言意观的思想根基 |
一、 “立象尽意”的言说传统 |
二、禅宗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言意观的转变 |
三、禅宗“不立文字”言意观的佛经依据 |
第二节 从意境的哲学基础看其美学内涵 |
一、 “境生于象外”:意境的道家哲学基础 |
二、 “象外”的佛学基础 |
三、象外之象:意境的美学内涵 |
第三节 以“文”悟空的审美意境 |
一、无字真经:“不立文字”的言意观 |
二、本性显现的“无言之美” |
三、有字真经:“真空妙有”的审美意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外文文献 |
致谢 |
作者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3)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儒家工夫论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导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趋势 |
1.3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2 儒家工夫论探源 |
2.1 夏商周时期德意识的初步建立 |
2.1.1 “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 |
2.1.2 “敬天保民”的德政落实 |
2.1.3 “礼乐教化”的道德实践 |
2.2 先秦时期工夫论的基础奠定 |
2.2.1 积学 |
2.2.2 践行 |
2.2.3 践形 |
3 儒家工夫论基本依据 |
3.1 理 |
3.1.1 天地根本之理 |
3.1.2 具体事物之理 |
3.1.3 社会伦理之理 |
3.1.4 人性本质之理 |
3.2 仁 |
3.2.1 仁的本质: 生生之理 |
3.2.2 仁的表现: 万物一体 |
3.2.3 仁的实践: 道德来源 |
3.3 气 |
3.3.1 气一元论 |
3.3.2 气化之道 |
3.3.3 气之于人 |
3.4 心 |
3.4.1 心分体用 |
3.4.2 心之本体 |
3.4.3 心之发用 |
4 儒家工夫论具体修持 |
4.1 修持条目 |
4.1.1 立志为圣 |
4.1.2 读书明理 |
4.1.3 深研于理 |
4.1.4 自省克己 |
4.2 修持核心 |
4.2.1 主静 |
4.2.2 居敬 |
4.2.3 执中 |
4.2.4 寻乐 |
5 儒家工夫论的目的—“悟 |
5.1 “悟”的定义 |
5.1.1 “悟”的传统探源 |
5.1.2 “悟”与体认工夫 |
5.1.3 “悟”与直观体认 |
5.2 “悟”的阶段性表现 |
5.2.1 初悟 |
5.2.2 圆悟 |
5.2.3 化悟 |
5.3 “悟”的效用 |
5.3.1 养生 |
5.3.2 开智 |
5.3.3 善了生死 |
6 儒家工夫论的局限性与现代价值 |
6.1 儒家工夫论的时代局限性 |
6.1.1 以私德为本的局限 |
6.1.2 对社会生产的制约 |
6.1.3 对文艺创造的限制 |
6.2 儒家工夫论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6.2.1 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 |
6.2.2 儒家优秀文化的认同 |
6.2.3 正视中西文化的会通 |
6.2.4 进行创造性质的转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宋徽宗绘画创作的历史语境 |
第一节 “内苑寒梅欲放春”——身份制度的困境 |
一、身份的转变 |
二、制度的约束 |
第二节 “君王笔下春风生”——文化氛围的熏陶 |
一、“右文”的文化政策 |
二、“人文”的文化精神 |
三、“文玩”的文化心态 |
第三节 “独向城西寻隐君”——交游雅集的影响 |
一、端王的交游 |
二、皇帝的雅集 |
第二章 宋徽宗绘画作品的风格演变 |
第一节 “代御染写”与“殿上捉刀”的困惑 |
一、“代御染写”与“殿上捉刀”的形成原因 |
二、“代御染写”与“殿上捉刀”的重新解读 |
第二节 文献记载作品的统计归类 |
一、作品统计 |
二、题材归类 |
第三节 现存传世作品的甄选分析 |
一、作品甄选 |
二、风格分析 |
第三章 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架构 |
第一节 生命之美——审美本质观 |
一、怡情适性 |
二、生命求真 |
第二节 和谐之美——审美功能观 |
一、宣功颂德 |
二、伦理教化 |
三、粉饰天下 |
四、政治隐喻 |
第三节 理趣之美——审美创作观 |
一、格物穷理 |
二、格法明理 |
第四节 诗意之美——审美境界观 |
一、“与诗人相表里” |
二、“得诗人之清丽” |
第四章 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文化成因 |
第一节 二元的哲思体悟 |
一、“格物致知”的理学 |
二、“道法自然”的道教 |
第二节 人文的审美情趣 |
一、“皇家富贵”的画院传统 |
二、“文墨涵濡”的学术精神 |
第五章 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 |
第一节 艺术精神的引领 |
一、凸显:生命精神 |
二、弘扬:家国情怀 |
第二节 美术教育的借鉴 |
一、谨严:办学之道 |
二、性灵:为艺之源 |
第三节 绘画创作的启迪 |
一、继承:文化基因 |
二、构建:时代范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文献记载的宋徽宗绘画作品 |
附录二 宋徽宗的御笔画和御题画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出版的论文和着作 |
后记 |
(6)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僧侣行旅诗的界定 |
三、前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四、研究目标和内容 |
五、研究意义 |
第一章 唐五代僧侣行旅的目的及意义 |
第一节 唐五代僧侣行旅的目的 |
第二节 唐五代僧侣行旅的意义 |
第二章 唐五代僧侣行旅诗概述 |
第一节 唐五代僧侣游踪与相关行旅诗作 |
第二节 文人创作与僧侣创作之比较 |
第三章 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的主题意蕴 |
第一节 “出世”之情——游方求学、明佛证禅 |
第二节 “入世”之情——思乡怀人、交友做官、咏史怀古 |
第四章 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的艺术风貌 |
第一节 尚“清”的艺术风貌——造就“清寒幽静”的诗境 |
第二节 融禅于诗、诗中有画 |
第三节 意象特点与体式选择 |
第五章 个案研究——唐五代僧侣行旅诗冠冕贯休 |
第一节 贯休游踪与相关行旅诗作 |
第二节 贯休行旅诗主题意蕴——写景、交友、避难 |
第三节 贯休行旅诗艺术风貌 |
第六章 个案研究——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汉僧 |
第一节 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汉僧的游踪及相关行旅诗作 |
第二节 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汉僧行旅诗主题意蕴——奇异、艰险之景与悲痛、赤诚之情 |
第三节 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汉僧行旅诗的艺术特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意义 |
第一章 肉体与灵魂——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第一节 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形成背景、动因与界定 |
一、自我身份认同中死亡焦虑的形成与超越 |
二、自我身份认同中宗教焦虑的形成与超越 |
第二节 死亡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一、死亡焦虑的书写 |
二、死亡焦虑的超越 |
第三节 济慈诗歌对宗教焦虑与超越的书写 |
一、宗教思想“复魅”与焦虑书写 |
二、宗教思想“祛魅”与焦虑书写 |
第四节 宗教多融共生书写与焦虑的超越 |
一、希腊神学 |
二、凯尔特泛神论思想 |
第二章 生前身后名——个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第一节 个体身份认同焦虑产生的背景、动因与界定 |
第二节 前辈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一、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与济慈的人文主义精神 |
二、莎士比亚的“宿命论”与济慈的“主体选择” |
三、弥尔顿的“人文主义”与济慈的“人道主义” |
第三节 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一、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与济慈式“崇高自然”的再现 |
二、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与济慈式“想象自然” |
三、柯勒律治的哥特式“想象”与济慈式瑰丽“幻想” |
第四节 浪漫主义同侪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一、拜伦的“现实书写”与济慈式“想象书写” |
二、雪莱式“英雄主义”与济慈式“人道主义” |
第三章 凝视与反凝视——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第一节 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形成背景、动因与界定 |
一、女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二、男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第二节 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一、理想女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二、邪恶女性的“他者”性属焦虑与超越 |
第三节 同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一、男性对峙书写与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二、男性协同书写与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第四章 政治的“逃逸”——族性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第一节 族性身份认同焦虑形成的背景、动因与界定 |
一、族性身份认同焦虑形成的背景 |
二、族性身份认同焦虑的概念界定、内涵与超越 |
第二节 英伦三岛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一、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
二、苏格兰与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
三、英国性建构与苏爱民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
第三节 殖民地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一、美洲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二、东方殖民地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结论 |
文献目录 |
附录 《致济慈》献诗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童寯建筑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意义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意义 |
1.事实层面的意义 |
2.史学理论的意义 |
3.现实层面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一、相关研究文献 |
1.童寯生平事业的总结与评价 |
2.童寯建筑史写作的研究与评价 |
3.童寯园林史写作的研究与评价 |
4.针对其他建筑(园林)学者的文本研究 |
5.广义的建筑历史理论研究 |
6.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
二、研究现状不足与待发展之处 |
1.研究现状的基本矛盾 |
2.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启发 |
3.本文的解决方式 |
三、创新点 |
1.系统梳理童寯的建筑写作文本 |
2.深入解析童寯的建筑写作文本 |
3.重视童寯建筑写作的历史脉络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内容与时空范围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内容 |
三、时空范畴界定 |
第四节 、框架组织及研究方法 |
一、论文框架组织 |
1.童寯建筑写作概述 |
2.童寯的建筑评论 |
3.童寯的建筑史写作 |
4.童寯的园林史写作 |
二、研究方法 |
1.史料搜集 |
2.多文本阅读 |
3.话语分析 |
第一章 图表来源 |
第二章 童寯建筑写作概述 |
第一节 、写作特点 |
一、总体特征 |
1.数量多 |
2.范围广 |
3.周期长 |
4.连贯性强 |
二、历史编纂特征 |
1.层次 |
2.体裁 |
3.义例 |
4.程序 |
5.文笔 |
第二节 、文本分类 |
一、分类方式 |
二、产品类型 |
1.建筑评论 |
2.建筑史 |
3.园林史 |
第三节 、写作分期 |
一、总体分期 |
二、分类型分期 |
1.建筑评论 |
2.建筑史 |
3.园林史 |
第四节 、历史脉络 |
一、民族国家的建立 |
二、学科移植 |
三、思想碰撞 |
四、现代性论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话语竞争:童寯的建筑评论 |
第一节 、建筑评论的内容 |
一、《建筑艺术纪实》 |
二、《中国建筑的外来影响》 |
三、《中国建筑的特点》 |
四、《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 |
五、其他 |
第二节 、建筑评论的写作空间 |
一、《天下》月刊 |
二、《战国策》 |
三、《公共工程专刊》 |
第三节 、建筑评论的对象 |
一、教会的建筑策略 |
二、国民政府的建筑政策 |
三、中国建筑师的“中国古典复兴式”实践 |
四、建国后的建筑政策 |
第四节 、建筑评论的范畴与标准 |
一、民族性 |
1.观点列举 |
2.话语基础 |
二、时代性 |
1.观点列举 |
2.话语基础 |
三、真实性 |
1.观点列举 |
2.话语基础 |
四、经济性 |
1.观点列举 |
2.话语基础 |
五、阶级性 |
1.观点列举 |
2.话语基础 |
第五节 、建筑评论与工程实践 |
一、历史视野下的建筑师职业 |
二、工程实践中的风格妥协 |
三、工程实践中的现代性追求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图表来源 |
第四章 历史操作:童寯的建筑史写作 |
第一节 、西方建筑史写作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童寯西方现代建筑史写作 |
1.层次:“述而不作” |
2.体裁:纪传体/学案体 |
3.义例:突出设计 |
4.程序:卡片收集 |
5.文笔:简练朴素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童寯西方现代建筑史写作 |
1.精英建筑师主导下的现代建筑进程 |
2.进步史观推动下的现代建筑发展 |
3.形式主义美学支配下的现代建筑话语 |
4.设计实践取向下的现代建筑论述 |
三、小结 |
第二节 、苏联-东欧建筑史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苏联‐东欧现代建筑史写作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苏联‐东欧现代建筑史写作 |
1.现代主义价值取向下的历史叙述 |
2.科技基础决定建筑进程的理论认知 |
3.政治干预建筑的历史借鉴 |
第三节 、日本建筑史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日本近现代建筑史写作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日本近现代建筑史写作 |
1.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认同下的历史叙述 |
2.科技基础决定建筑进程的理论认知 |
3.东方民族形式探索的历史借鉴 |
第四节 、建筑教育史写作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建筑教育史写作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建筑教育史写作 |
1.西方建筑教育体系主导的历史叙述 |
2.现代主义价值取向下的教育史论述 |
3.教育实践需求下的教育史选择 |
第五节 、中国建筑史写作 |
一、写作内容 |
1.《北平两塔寺》 |
2.《中国建筑的外来影响》 |
3.《中国建筑的特点》和《中国建筑艺术》 |
二、发展取向 |
三、关于研究笔记 |
四、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图表来源 |
第五章 文人情怀:童寯的园林史写作 |
第一节 、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童寯园林史写作 |
一、《江南园林志》 |
1.层次:“述”、“论”为主,兼有所“作” |
2.体裁:述、记、志、图 |
3.义例:注重历史沿革 |
4.程序:田野考察和文献考证并重 |
5.文笔:繁体字和文言文 |
二、《东南园墅》 |
三、《造园史纲》 |
第二节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童寯园林史写作 |
一、文人主导下的园林史进程 |
二、诗、画、园统一的园林认知 |
三、文化交流背景下的园林史写作 |
四、有所不为的园林实践取向 |
第三节 、对比与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图表来源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全文概括 |
一、建筑评论 |
二、建筑史写作 |
三、园林史写作 |
第二节 、建筑师的写作文本 |
一、实践导向 |
二、形式主导 |
三、现代性追求 |
第三节 、展望:从思想史到观念史 |
第六章 图表来源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童寯年谱 |
附录 B:童寯建筑实践作品 |
附录 C:童寯建筑写作 |
附录 D:访谈资料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9)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资料来源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1867-1965年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背景 |
第一节 1867-1965年的法国与世界形势 |
第二节 殖民扩张和福音传播 |
一、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 |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 |
第三节 法国东方学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萌芽时期(1867-1899) |
第一节 纳西语料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一、安邺的语言记录 |
二、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的研究与意义 |
三、拉古伯里的纳西语言系属关系探索 |
第二节 东巴经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一、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收集和德微理亚的展示 |
二、拉古伯里、德微理亚的纳西文字研究 |
三、鲍楠的东巴经收集及译注 |
四、亨利·奥尔良王子的东巴经收集与译注 |
第三节 族群和宗教的初步研究 |
一、族称和分布 |
二、族群关系 |
三、宗教及其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发展时期(1900-1911) |
第一节 地方史料的法译及史地研究 |
一、宋嘉铭与《南诏野史》 |
二、苏利与《滇系》节选 |
三、夏之时与《法文中国坤舆详志》与《略志》 |
第二节 纳西语言文字研究 |
一、鲍楠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二、玛德罗尔与彭茂美神父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三、高尔蒂耶的词表及意义 |
四、高尔蒂耶的纳西文字研究 |
第三节 纳西社会风俗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史地研究(1912-1965) |
第一节 沙畹与《线路指南》和《丽江史地注释》 |
一、线路指南 |
二、丽江史地注释 |
第二节 沙畹与《木氏宦谱》 |
一、洛克对沙畹《木氏宦谱》评述的考辩 |
二、沙畹与杨慎的《木氏宦谱·序》 |
三、沙畹对《木氏宦谱》的考证、评述及其启示 |
第三节 沙畹与石鼓碑文 |
一、研究目的及方法 |
二、石鼓正面碑文考证 |
三、沙畹石鼓碑刻研究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1912-1965) |
第一节 巴克的纳西语词表研究 |
一、巴克纳西语词表概况 |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采样 |
三、巴克的转写及对应的国际音标(IPA) |
四、巴克词表的意义 |
第二节 巴克的纳西语语法研究 |
一、词法 |
二、句法 |
第三节 巴克与劳费尔的纳西语语言系属关系研究 |
第四节 普鲁斯基的纳西语研究 |
第五节 巴克的文字研究 |
一、巴克的东巴经收藏及译注 |
二、巴克的纳西文字字典 |
三、巴克纳西文字研究的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社会及宗教研究(1912-1965) |
第一节 巴克对纳西族地区的实地考察 |
第二节 纳西族名称、分布与迁移 |
第三节 纳西其它社会风俗 |
一、外貌及服饰 |
二、其它风俗 |
第四节 纳西宗教研究 |
一、多种宗教并存及影响 |
二、纳西人“自己的”宗教及仪式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第一节 对法国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影响 |
第二节 对西方各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第三节 对中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手稿《抠古鬼的来历·请多格神》 |
附录二 :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部分东巴经馆藏 |
附录三 :亨利·奥尔良《从东京湾到印度》中的东巴经手稿及译注 |
附录四 :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藏巴克捐赠的纳西族文物 |
附录五 :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维西纳西语-丽江纳西语词汇对照表 |
附录六 :拉古伯里收录的吉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么些手稿 |
附录七 :德微理亚《中国安南边境》中的东巴经手稿 |
附录八 :高尔蒂耶《麽些》中刊布的巴克东巴经书及纳西白描线稿 |
附录九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方国瑜先生石鼓碑文拓片 |
附录十 :巴克字典与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对应 |
附录十一:巴克“么些人居住的中国西部”地图 |
致谢 |
(10)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选题依据 |
0.1.1 选题缘起 |
0.1.2 选题依据 |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0.2.1 研究对象 |
0.2.2 研究意义 |
0.3 国内外研究述论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0.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0.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0.4.1 研究方法 |
0.4.2 创新之处 |
第1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上) |
1.1 皇帝形象 |
1.1.1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
1.1.2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
1.1.3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皇帝 |
1.2 官员形象 |
1.2.1 外交舞台上的善变者耆英 |
1.2.2 中土西来第一使者斌椿 |
1.2.3 亦商亦官的行商 |
1.2.4 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
1.2.5 地方治理中的官员群像 |
第2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下) |
2.1 军人形象 |
2.1.1 遇战溃逃的中国军人 |
2.1.2 英勇顽强的中国军人 |
2.1.3 唯利残忍的中国军人 |
2.2 百姓形象 |
2.2.1 堕落麻木的中国百姓 |
2.2.2 礼貌友善的中国百姓 |
2.2.3 吃苦耐劳的中国百姓 |
第3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表现艺术 |
3.1 图像与文字的互文 |
3.1.1 图像与文字互释 |
3.1.2 图像与文字互补 |
3.1.3 图像与文字悖离 |
3.2 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 |
3.2.1 新闻观察者的叙述 |
3.2.2 新闻当事人的叙述 |
3.2.3 嵌套性叙述 |
3.3 新闻背景与事实的结合 |
3.3.1 背景阐明新闻事实 |
3.3.2 背景烘托新闻事实 |
第4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
4.1 记者画家亲历中国的印象 |
4.1.1 民间的游历 |
4.1.2 战地的目击 |
4.1.3 传闻的影响 |
4.2 西欧的中国人想象的延续 |
4.2.1 对美化性想象的延续 |
4.2.2 对丑化性想象的延续 |
4.3 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 |
4.3.1 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的博弈 |
4.3.2 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的拉锯 |
4.3.3 中产阶级定位对新闻写实的调和 |
第5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
5.1 历史意义 |
5.1.1 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 |
5.1.2 促进了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 |
5.1.3 提供了研究中国人形象的新参照物 |
5.2 审美意义 |
5.2.1 拓宽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 |
5.2.2 扩展了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 |
5.2.3 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 |
5.3 当代启示 |
5.3.1 为观察当代外国媒介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 |
5.3.2 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 |
5.3.3 为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提供了借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四、印度点滴见闻值得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2]《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论[D]. 安汝杰. 东南大学, 2020(01)
- [3]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4]儒家工夫论引论[D]. 王瑜.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5]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D]. 叶晓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D]. 代慧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童寯建筑写作研究[D]. 韩艺宽. 东南大学, 2019(01)
- [9]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D]. 木艳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10]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