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眼中的“读书前线”

一、我们眼中的《阅读前线》（论文文献综述）

赵晶晶^[1]（2021）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叙事表达始终与诗化现象相伴而行。无论史传文学、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诗化现象或隐或现存在。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简单的表现为文本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意化、意象的抒情化等特征。而是指小说叙事表达之外存在诗性气质的诸多层面,具体表现在文本空间、小说世界、作家及个体追求的精神气质等维度。因此,笔者将诗化书写现象定位为三个层面:1.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意话语的呈现、风景书写等。2.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诗化存在。3.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及人物个体的生命态度与精神气质层面。本文以此贯穿十七年时期小说文本的研究,意在打破人们对十七年时期相关小说的认知惯性,从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视域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探析其中的诗化书写现象。论文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人情、人性的角度上,试图在坚硬的叙事话语中找寻柔软的诗意追求,通过诗化书写探知此时作家的艺术人生如何体现在主流的文学导向中。或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挖掘诗性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让大众从作品表现中体会到独属“十七年”时期的诗意生活状态。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将此时一些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之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诗化品格之走向。新时期初小说的诗化之风,正是作家直接承续十七年文学中或隐或显的诗化追求之体现。如铁凝、贾平凹在新时期初创作中,深受孙犁的影响。铁凝结合自己的特性形成诗化较强的创作风格,将笔下的女性塑造为如从“荷花淀”中走出的淳朴善良女性。贾平凹继承孙犁“简洁、清新”的语言魅力,以及孙犁的艺术人生般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作品的精神支撑。这些作家的创作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诗化书写的传承,也呈现了当代文学诗化追求的路径与走向。论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做大致梳理。此部分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文化来源与流变发展。诗化书写现象源自国内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诗学文化的传承。对诗化书写现象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厘清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诗化书写现象这条发展主线。第二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该部分分别从现实原则、快乐原则、道德原则对“十七年”时期小说中民俗风景的诗化表现展开分析。坚持以现实原则的“自我”表现,描绘“十七年”主流政治下的本真的民俗及生态环境。以快乐原则的“本我”突破“自我”,在民间传统中突出民俗的魅力。以道德原则的“超我”实现诗意的栖居,从而构建“十七年”时期的理想世界。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此部分分别从革命战争题材、乡村变革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方面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日常生活的诗化表现。本文以诗化书写的叙述风格展现革命环境中英雄的另一面,探知乡村“生活化民间”的日常空间。通过挖掘“异质性”写作方式,表达在城市知识分子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寻找家国情怀之外的感情归属。第四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该部分从情感结构的角度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体征。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情感角度构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模式,排除仅就一种静态的情感论述的可能性。该部分将主流叙事中的“异质类”作品,通过个体情感来呈现独特的情感结构。“十七年”小说中城乡之间情感的流动,成为时代情感的体现。第五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此部分主要挖掘“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成长中知识女性、农村传统妇女、“落后”女性等形象并研究其诗化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作用如诗化书写那般淡化或缓解激烈的矛盾,或者中和宏大叙事及男性象征的阳刚之气。知识女性自带独特的诗性话语,以及农村妇女常态化的表现,“落后”女性形象独特的存在,不但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诗意空间。第六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该部分从个体伦理、民间伦理、情爱伦理等方面突出“十七年”时期小说叙事的诗化伦理。文学复杂性生成的个体伦理,与人民伦理形成共存的张力现象。“十七年”时期国家伦理的主导下渗离而出的民间伦理,将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从主流文化中分离而出。“十七年”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带着时代话语的重负,又潜在地表现出情爱追求的个人气质。论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研究,把握其中一些文本的诗化风格,探究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诗性生活状态,并深入理解文本中传达出来的作家及人物个体身上的诗性精神与气质。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诗化追求的美学走向。

孔冲^[2]（2021）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文中研究指明战争是综合了文明与野蛮的人类社会产物,它对于中国这一片古老国度特殊的意义。自传说中的上古黄帝炎帝时期,到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千年来兵戈炮火在中华大地上可谓是“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每一次发展与进步几乎都伴随着一次战争。正因如此,无论古代与现代,战争题材都是中国文学创作一个重要题材类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几乎必然形成一股相应的战争文学创作潮流或者有着相应题材的文学创作,例如抗日救亡时期的抗战文学,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文学等。而本论文关注的迄今为止时间上距离当今国人最近的一次战争,即1979年爆发的中越边境战争的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于中国新旧时代过渡的窗口期,对于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伴随着这场战争国内文坛也形成了一股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文学创作热潮,其中小说这一文体在中越战争文学中创作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广泛,取得成果较为丰硕,是研究中越战争题材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哲学、文学史哲学、史料学、接受美学、伦理学等理论方法,重点使用接受美学、伦理学等方法,将小说文本与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对该题材小说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主要从思想内涵的突破、艺术形式的创新、中外战争传统的借鉴等三个部分对中越战争题材小说进行研究,以求将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文学特色最大程度的呈现出来。第一章主要探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相对于传统主流战争小说的继承与突破之处,本章主要从革命英雄主义的继承与重新诠释、战争伦理的初步探索、战争主题的拓展与深化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内核”转化。第二章关注的是相对于十七年战争小说,作家们在中越战争战争小说的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运用形象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相关理论,本章从人物形象的刻画、叙事艺术、审美格调三个方面入手对中越战争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第三章研究新时期中越战争小说的文学史定位问题,主要从中外战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共鸣、对于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影响、创作的缺陷与不足三个方面入手,力求给予新时期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相对准确而清晰的定位。

张美娟^[3]（2021）在《延安时期中共对日本战俘改造研究 ——以国际友人论着为主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俘的改造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中共提出的优待、教育改造战俘政策不仅使很多日本帝国军人转化为中国八路,加入并推进中共抗战的进程,而且使很多国际友人尤其是英美记者及美军观察组成员对中共改造战俘的成绩持肯定态度,甚至认为这是中共对日本战俘成功实施心理战取得的重大成果。本文将从国际友人的视域下,分析中共对日本战俘的改造工作的情况。国际友人在根据地访问过程中,见到了多个不同形象的战俘。在延安停留期间,国际友人发现在中共与野坂参三共同对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经营下,这两个机构不但发挥了教化、改造日本战俘的作用,而且使中共的战俘改造工作取得了一些显着成绩。被改造的战俘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共各领域的帮手,一些人参与到中共喊话、送慰问袋等反日侵华队伍中,对削弱日军宣传和战斗力都颇有成效。根据国际友人对日本战俘情况、改造方法及取得的成就这些内容的介绍,国际友人视域下中共战俘改造工作的成功应归因于以下几方面:一是从战俘求生的欲望及其他多方面需求出发,把“人道主义”的精神贯穿始终是中共成功改造战俘的根本原因。二是在抗战过程中共在同日本国民的利益切合点的基础上与日本共产党野坂参三的合作直接助推了战俘改造工作。三是中共全面、出色的对日宣传工作对战俘发挥了很大效力。四是中共的战俘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广大工农群众的配合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战俘的改造工作的不仅扩大了中共影响力、促进抗战走向胜利、为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奠定基础,而且为美军对日心理战提供帮助,丰富了战争心理战的内容。通过分析国际友人视域下中共对日本战俘改造的情况,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从“他者”视角再认识中共的战俘改造工作。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乌云苏都^[4]（2021）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与意义研究》文中指出《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经典之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埃德加·斯诺为它的诞生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此着作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它的广为传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也对当代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正文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国民党的封锁、造谣污蔑下,面临着严重的形象危机,急需突破封锁,重构自身形象,使国内外人民了解真实情况;而斯诺经过长期的在华经历,认识到国民党统治下中国人民的黑暗生活,并通过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了解和同情中共,产生了访问红色中国的愿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双方的诉求不谋而合,共同创造了具有深远价值的经典着作,同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部经典得以克服种种艰难,成功出版和传播。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此着作问世后,斯诺、中共和各抗日组织通过人际推广、在报刊杂志刊载书评介绍、并在发行量较多,具有社会影响的报纸刊登广告推广,促进了该书的广泛传播。第三部分主要分析该书成功传播的原因。着作的出版顺应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需求,其文本内容真实可靠成为其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加上斯诺的独特新闻品质和写作技巧,进而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该书成为经典之作。第四部分主要论述《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意义。一是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构建了中共积极抗日、自由民主的新形象,这种全新的形象,吸引了国内外进步人士大力报道和支援中共;二是促进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抗战的顺利进行;三是影响了美国对中共的认知,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鼓舞了亚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此外,它的出版和传播,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借鉴。通过论述《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和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和斯诺与此着作的传播关系以及此着作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同时也可以再现此着作和斯诺在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而能够解读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原因。

刘言武^[5]（2020）在《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文中研究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百余年,这场战争虽然主要发生在欧洲,但却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华工作为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军,帮助协约国集团取得“文明之战”的胜利。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的沙俄政府也招募了约20万一战华工。在这场战争中,数量众多的一战华工代表中国,用特殊的方式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学界对一战华工的贡献和影响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一战华工这段历史的影像资料的运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在向民众传播和宣传华工历史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缺陷。本文以相关的华工纪录片和当时一战时期留下的影像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学、传媒学的理论研究方法,阐述纪录片解读华工历史的优势,并总结纪录片的历史叙事形式和历史社会功能,为解读历史提供更好的借鉴和经验。论文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指出华工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梳理国内外学界对华工问题已有的研究,发现其中有待提升的研究空间和论述,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纪录片对历史真实的建构。本章通过历史纪录片对历史真实的构建、历史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以及一战华工纪录片的发展,来阐明为什么通过纪录片来研究一战华工史。历史文献纪录片是一种历史认知型叙事,其中既包含对客观史实、史料的成效,也包含对历史的认知——即阐明观点。本章通过介绍华工纪录片的资料,来阐述一战华工的历史纪录片如何用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表达形式记录历史事件、书写历史进程,找到历史观念与历史纪录片创作理念的共通之处。华工纪录片同时也代表着纪录片制作人和其所在的国家对历史的政治立场、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与看法。目前的学者研究中大多使用官方文件、政府资料、统计数据等一般性档案,但该问题的研究对象是华工这一特殊群体,是活生生的、具有主体意识和感情色彩的“人”,共情能力十分重要,应该更多要重视口述史料、私人日记、影音视频的史料价值。影像传播的优势在于其叙事性和表现手法更大众化,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段不同于传统的文献史、档案史,它大大降低了历史叙事的门槛。对华工史进行普及和研究方面,现代传媒手段体现出巨大的优势。通过充分利用音像资料等多种形式让一战华工问题可以更加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第二章是纪录片中华工的生活经历。本章将结合历史学视角与社会学方法,研究主要国家（英、法、俄）的招募方式、一战华工作为外来群体与当地社会的互动等问题,其中既包括协约国集团对一战华工的管理和监督,也包括一战华工对当局政策的反应,以更微观的角度分析一战华工的处境、一战华工与当地社会的互相认知。第三章剖析了纪录片视角下的华工问题阐释。本章将利用纪录片中对一战华工形象的描述,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历史学视角和传媒学的方法,对一战华工作为外来群体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协约国各国对一战华工的态度,特别是各国对于中国劳工的“标签化”认知,以及一战华工对当局政策的反应。这些研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以及一战华工身上所包含的多元文化属性——既有东方人的传统特质,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为研究20世纪初海外华人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素材。第四章分析了华工在接受教育后的改变以及民族觉醒。华工所受的教育给这个特殊的群体带来了本质上的改变,也对他们日后回到中国,推动社会改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为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奠定了基础。一战华工军团成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正是受他们的影响法国才制定了对华友好的移民政策,也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未来中国的领袖到法国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战华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地卷入到这场欧洲列强间的战争,但在客观上接受了一场民族主义、民主观念与阶级斗争思想的洗礼,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先锋。一战华工群体在海外成为进步思想的试验场,为国内的思想运动与革命运动提供了间接经验,其中多人也成为革命的参与者。第五章探讨了华工纪录片的价值与功能。纪录片作为一种新型的解读历史的形式,不但是历史的解读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作为纪录片的制作者,他们将文献历史转述成鲜活的历史影像,为观众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新的形式,是历史记忆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传播者。通过华工纪录片解读历史的实例分析纪录片的历史叙事特点和历史社会功能。通过分析一战华工纪录片的影像叙事,我们发现,它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为切入点,以现代历史学家的视角,对华工对一战和中国的影响进行重新解读。同时华工纪录片运用的一战时期拍摄的影像资料来佐证历史,把战争的亲历者与历史相结合,为观众提供可靠的心态史内容。用华工的回忆录和他们后代的采访来作为研究资料,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引起共鸣。第三部分为结论。纪录片作为“记忆消费”极具影响力的形式之一,为人们解读历史提供了一种影像传播的思路。华工纪录片重组影像史料、建构历史叙事的媒介尝试,以传媒记忆的方式让人们更加了解一战华工的历史。同时,华工纪录片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尘封的历史记忆,强调普通民众对历史的作用,实现了提升国家荣誉感、民族凝聚力的传播效果。

张颖^[6]（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李想^[7]（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指出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高爽^[8]（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指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杨静静^[9]（2020）在《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文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它既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文艺的组成部分,又是新中国文艺的基本雏形和未来走向,其文学亦如此。作为革命战斗工具的延安版画展示出一幅幅历史画卷,同样属于延安文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互文理论、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文本分析等理论资源和方法来考察其中的妇女形象,探讨研究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本文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考察,以其文学和版画为中心,运用互文性的研究方法,发现延安文学作品与版画中的妇女形象既有独立、并列的关系,也构成了重复、转移、强调、补充等互文关系。二者在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民间文化、文艺政策、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具有政治文艺的特点;同时,由于文学与版画的形式不同,即“诗与画”在构思与表达上的差异,“诗中的画不能产生画中的画,画中的画也不能产生诗中的画”（莱辛）,以及创作者的生活经历、情感和性别身份等的不同、创作诉求的侧重有别,形成了延安文学与版画在妇女形象“书写”上同质建构下裂隙出的异质效应。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延安文艺对妇女地位的表现。主要论述解放区延安对妇女身份的形塑,使之成为革命参与者、财产拥有者、政治选举者,实现了妇女从无到有的身份认同;在科学文化的启蒙语境中塑造了妇女的新形象——剪发放足、读书识字、讲究科学卫生;具体表现了妇女地位由过去的依附之物到从身体到精神的现在有“权”之人的转变。第二部分: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类型塑造。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进行分类探究:第一类是封建落后型妇女;第二类是英雄母亲型妇女;第三类是革命新生型妇女。封建落后的妇女形象与革命先进的妇女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传统夫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以及新政权对封建落后妇女的改造;英雄母亲送子参军,舍私为公、不惧牺牲,同时,战争中的母子因共同的民族主义价值观超越一般血缘伦理关系,重新缔结了新母子关系;以革命为大义的革命新生型妇女被纳入社会公共空间,一方面知识女性接受革命话语的改造,家庭情感变得公共化、组织化与政治化;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展开新生活,表现其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改造过程。第三部分:延安婚恋题材的互动与悖论。在延安语境下,边区政府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让女性拥有婚姻自主权,妇女获得婚恋自由;文学作品与版画展示的美满婚姻形成呼应,突出表现政治力量对婚姻关系的强势主导作用。文学作品既书写了女性的婚恋自由,也表现了妇女解放的有限性,揭示了男性贞操观对女性身心的桎梏;在革命队伍中,婚配资源自动向男性干部倾斜,年轻的知识女性陷入被组织“分配”好的婚姻关系中,以及男性以“革命”、“进步”为政治正确理由抛弃“落后”的“糟糠之妻”,遮蔽女性的生命诉求。

王哲^[10]（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二、我们眼中的《阅读前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眼中的《阅读前线》（论文提纲范文）

（1）“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论文提纲范文）

（3）延安时期中共对日本战俘改造研究 ——以国际友人论着为主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与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7）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们眼中的《阅读前线》（论文参考文献）

• [1]“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D]. 赵晶晶.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D]. 孔冲. 山东师范大学, 2021(01)
• [3]延安时期中共对日本战俘改造研究 ——以国际友人论着为主的考察[D]. 张美娟. 延安大学, 2021(11)
• [4]《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与意义研究[D]. 乌云苏都. 延安大学, 2021(12)
• [5]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D]. 刘言武. 吉林大学, 2020(03)
•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8]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9]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D]. 杨静静. 华侨大学, 2020(01)
• [10]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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